中西方历史文化论文范文大全

◎《城市史研究的范围与方法——试论历史地理学、古都学及城市史学之关系》，《史林》200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12期以《历史地理学、古都学及城市史学之关系》为题转载，第73－75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09年第12期全文转载。◎《全球史观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拓展》，《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9期全文转载，第63－66页；《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9年第2期摘要转载；《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09年5月20日第3版以《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拓展》为题摘要转载；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编委会编《当代中国辽宁：发展?创新?和谐——辽宁省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获奖成果文集》收录，辽宁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532－537页。◎《中国古都学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简介》，《光明日报》2008年11月16日史学版。◎《漆侠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第一作者），《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以《坚持与发展：漆侠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为题收入瞿林东等主编《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试论先秦巴蜀城市发展的特点与地位》，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秩暨荣休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4月版。◎《反思与创新：赵吉惠先生的史学理论贡献》，《赵吉惠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先秦城市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1期。◎《秦巴蜀郡县城市述论》，《东亚文史论丛》（日本）2007年11月。◎《全球城市史视域中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读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引发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先秦蜀国王权更替考述》，《史林》2006年第4期。◎《从考古发现看杜宇时期蜀国城市的发展》，《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费孝通：学术之树常青——读〈费孝通九十新语〉有感》，《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7期。◎《关于城市起源和形成的理论探讨》，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史念海教授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版。◎《先秦蜀国城市史论略》，段渝主编《巴蜀文化研究》第三辑，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5月版。◎《论中国城市早期发展的阶段与特点》，《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17期以《城与市双轨并进是中国城市演进的独特道路》为题论点摘编；《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4期摘要转载（学术卡片）。◎《城市史学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06年第7期全文转载。◎《巴国城市发展及其特点初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先秦巴蜀城市研究述论》，《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试论城市的起源和形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05年第1期论点摘要。◎《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关系略论》，《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地关系及其特点》，《人文地理》2002年第4期；《中国地理科学文摘》2003年第2期摘要转载。◎《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旧石器时代可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光明日报》2002年7月23日理论版论点摘编；《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2年第4期转载。◎《中国传说时代洪水问题新探》，《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划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黄土高原地区沙漠治理刍议》（第一作者），《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国际会议论文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专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的历史影响》，《文博》2001年第5期。◎《地理环境影响文化发展的理论思考》，《唐都学刊》2001年第3期。◎《地理学思想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作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期。◎《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历史认识的检验与真理标准的历史内涵》（第一作者），《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现代意义》（第二作者），《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9年第7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9年第5期转载。◎《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家之言——赵吉惠著〈国学沉思〉读后》，《孔子研究》1999年第1期。◎《〈晏子春秋〉的成书时间与思想特征》（第一作者），《人文杂志》1997年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8年第2期全文转载。◎《元代历史地理研究的重大收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谈谈史学论著的可读性》，《西安日报》1997年8月5日。◎《自然环境与三秦文化的地域特征》，《唐都学刊》1997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1997年第10期全文转载；《文摘报》1997年9月14日论点摘要；《西安年鉴：1998》（西安出版社1998年6月版）以《经济类型的更新与三秦文化之振兴》为题论点摘编；李炳武总主编、朱士光分卷主编《长安学丛书?历史地理卷》收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三秦出版社2009年9月版。◎《司马迁史学地位论辩》，《史记与司马迁研究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论历史研究中史学家的情感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孔子——中国史学、东方史学之父》，《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6年第12期全文转载。◎《对地域文化研究的反思》，《华夏文化》1995年第4期。◎《试论创造性思维——兼及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方法》，《东疆学刊》1995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逻辑》1995年第7期全文转载。◎《论司马迁史学的继承性》，《唐都学刊》1994年第6期；陈正奇主编《唐都学刊·汉唐研究·史学卷》收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历史学家与历史认识主体》，《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4年第5期全文转载。◎《“榆钱”的由来》，《陕西地方志》1993年第5、6期。◎《司马迁撰著〈史记〉的动机与目的》（第一作者），《唐都学刊》1993年第1期。◎《乾嘉考据史学与中国考据史学》，《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2年第7期全文转载。◎《心理史学及其应用的方法论原则》，《唐都学刊》1992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新兴学科》1992年第2期全文转载。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关于文化的定义,贾玉新指出:“人类学者对文化的界说,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家Goodenough关于文化的定义,更有利于跨文化交际领域的研究。根据Goodenough的观点,文化是‘由人们为了使自己的活动方式被社会的其他成员所接受,所必须知晓和相信的一切组成。作为人们不得不学习的一种有别于生物遗传的东西,文化必须由学习的终端产品———知识———就这一术语最宽泛的意义来说———组成’。概括地讲,文化即是人们所思、所为、所觉的总和。”[1]文化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符号被人们习得和传授的知识;是群体行为规的集合;文化和交际具有同一性,交际是文化的编码系统,也是它的传承和储存系统,对于交际来讲,文化是动态多变的。由此可见,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不同的文化传统孕育和熏陶着不同的文化观念和审美情趣,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正确地理解、领会、鉴赏和翻译优的西方文学作品。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信息的传递。语言的转换只是翻译的表层,而文化信息的传递才是翻译的实质。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必然涉及到语言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在我国当代翻译家和翻理论家中,王佐良先生较早开始提倡将翻译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分别于1984和1985年在《翻译通讯》上发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和《翻译和文化繁荣》两篇论文,指出“翻译理论的研究,包含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在翻译中不仅要重视语言,同时也要重视文化问题,认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中的含义、作用、范围、感情色彩、影响等等都是相当的”。他指出,应该把翻译置于广阔的大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他认为翻译里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头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在他看来,如果不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翻译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其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本身的特性的影响。正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这些性质,使文化因素的翻译不可能在另一个系统中全方位展开,只能是见机行事,见缝插针。文学是语言的最高艺术形式,而文学作品翻译的研究本质上是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研究。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就必须了解西方文化,这样才能真正领悟西方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思想。　　英美国家的价值观是以个人为核心的价值观,而中国文化是群体性的文化,体现群体价值,不允许把个人价值置于群体利益之上。“汉语文提倡天人合一,崇尚中庸之道,有‘枪打出头鸟’之说。”就价值观而言,可以概括为:中国人关心别人在干什么,却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外国人不管周围人干什么,却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注重集体利益和整体价值,往往识大体、顾大局,克制自己的欲望以谋求集体利益。个人应为家庭和社会做贡献,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始终高于个人利益。为了集体利益,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树立起了中国人对家庭、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强烈的义务感和使命感,自觉担负起各种社会职责,形成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的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西方的传统文化蕴育了个人主义,即以个人为中心,个人价值至上,甚至牺牲他人和集体利益以谋求自身价值的充分实现。个人主义是西方人最为推崇的个人独立自主必备气质,也是西方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实质。西方人崇拜依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中西方在价值观上的这种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可以从大量英语词汇中得到验证,如“egocentric”,“ego ideal”,“egoism”,“egoist”,“egopsychology”,“self-control”,“self-confi-dence”,“self-dependence”,“self-esteem”,“self-made”,“self-reliance”,“self-respect”等等。英语习语中也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而汉语中则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　　风俗文化是指贯穿于日常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因而也传递着不同的风俗文化信息。在中国,红色是除了表示物体的颜色外,还被看作是喜庆、吉祥、胜利、好运或受欢迎的象征。汉语中用“开门红”指工作一开始就取得了好成绩;“走红运”指走好运;“大红人”指受器重的人;“事业红火”指事业兴旺。红色也象征着革命和进步。在文学作品中“红”也用于指年轻女性,如“红妆”(女子盛装),“红颜”(少女)。而英语中的“red”除了表颜色外,和汉语中的“红”则有所不同。在英语习语中,“go into red”意为“出现赤”、“发生亏损”,“see red”指“气得发疯”、“大发雷霆”,“paint it red”意为“把某事物描绘成骇人听闻的样子”、“把某事物弄得引人注目”。此外,在中国,从古至今,尊老是我们一直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老”在汉语中可用来表达尊敬,如“老先”、“张老”、“王老”等都是表达对对方的尊敬的称呼。在中国,年长是经验、威望甚至智慧的象征。而在西方,“old”一词常意味着赶不上潮流过时等。在西方文化中,年龄被看作为个人隐私,尤其是女性,她们忌讳别人询问自己的年龄。而在中国,见面互问年龄则和英国人见面先说天气一样习以为常。　　语言是人们交际一个途径,但并非惟一的途径。其他诸如身姿、表情、眼光接触和讲话人之间的距离等,都在人们的交际中起着作用,有时甚至是起着语言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很多时候,中西方的这种非语言交流方式也有很大差别。例如,西方人喜欢拥抱,寻常朋友见面,亲朋好友见面,都会有个热烈的拥抱。而在中国,人们见面或分别时则握手。另外,人们交际中眼光的接触在中西方文化中也有不同理解。在西方,如果在与人交谈交往中,目光不看着对方就会被对方认为是没有兴趣、不专注或甚至是不信任。但是,在中国,眼睛盯住对方则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在跨文中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