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研究杂志的意义和价值

顾颉刚传略 顾颉刚(1892—1980），江苏苏州人。现代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顾颉刚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北京大学本科哲学门毕业。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顾颉刚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二十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箱。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八册，形成了“古史辨”派。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这些观点今天看来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却具有反封建、反对经学偶像的意义。 顾颉刚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正式批准设立国际“孔子教育奖”的消息传开后，一些专家表示，设立孔子奖对传播孔子思想有推动作用，这也是由孔子思想的特质决定的，因为孔子思想本身具备了时代的要求，对当今世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刘示范说，孔子在人类历史上首创私人办学，创造了完整的教育思想。“有教无类”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人人应受教育的主张，充分体现了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因素，开创了文化下移和普及教育的新道路，对推动社会发展具有巨大进步作用。“因材施教”不仅满足了当时社会对各类人才的历史需求，而且从现代教育学的观点看，建立在心理学、生理学和社会学基础之上，是一种追求高效率的教学原则。 曲阜市旅游局局长孔祥金认为，孔子提出的为政之道，对后人也多有启发。孔子提出为政者最要紧的是要有正气。“政者，正也。”怎样才算得上正呢？内心要磊落坦荡，不搞阴谋诡计，还要严于自律。 事实上，伴随着人类所共同面临挑战的增多以及“文明间冲突”的加剧，各种关系变得愈发错综复杂，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转向孔子思想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寻求和谐、和平之道。 1988年，74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召开会议，探讨和平、发展、环境、民族、宗教、信仰等一系列国际问题。物理学诺贝尔奖金得主、瑞典人汉内斯·阿尔文教授在发言中说：“人类要想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000年前，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 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战争、社会矛盾、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等，几乎均属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问题。《孔子研究》主编、山东大学教授蔡德贵认为，孔子提出“和为贵”，“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的建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孔孟的民族观及其当今价值 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孟对中国人的思想有着久远而重大的影响，研究孔孟的民族观对于当今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学界对孔子民族观的研究较多，而有关孟子民族观的研究则较少。因此，笔者试图对孔子民族观中倾向于少数民族的部分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这是前人很少涉及的;同时，笔者会对孟子的民族观进行初步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孔孟民族观的异同，论述孔孟民族观的影响及其当今价值。 一、孔子的民族观 孔子对以周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非常推崇，明确表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以下所引《论语》仅注篇名）然而，孔子并没有因此而歧视少数民族，而是有着较为健康、平等的民族观。学者大多认为，孔子的民族观有如下两个特征。 第一，少数民族和华夏族有区别，这种区别主要是习俗、文化上的，是后天造成的。管仲最主要的贡献是在“中国不绝若线”的情况下，拯救了华夏文明。孔子对此评价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孔子指出，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衣着打扮方面：少数民族披发，汉族束发;少数民族左衽，汉族右衽。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不同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并没有本质区别，是后天的习惯让人们有了不同的样子，少数民族与华夏族的区别也是如此。孔子的文化本位是华夏文化，尤其是以礼乐文化为基本特征的周文化，所以虽然孔子的祖先是商代人，但他还是坚持“吾从周”。 第二，孔子反对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主张通过文化和制度建设来解决纠纷。反战是孔子一贯的主张。卫灵公曾向孔子询问战争方面的事情，孔子很不高兴地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卫灵公》），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一次，季氏要攻打属于东夷系统的小国颛臾，对此孔子强烈反对，还把帮助季氏攻打颛臾的弟子子路和冉有狠狠批评了一顿。“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季氏》）在孔子看来，首先要秉持“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原则，将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让老百姓都过上公平、幸福的生活，这样自然就会让别人对自己有好感，对别人产生吸引力，也就可以和别国、别的民族搞好关系了。其次，仅有物质文明还不行，还要“修文德以来之”，在物质文明之上，要建设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尤其是礼乐制度。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兴盛，一定不是通过武力和压迫别人来获得的，而是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来实现的。 笔者认为，学者们的这些总结是准确的，但过于强调华夏族在文化上的优越性会给人造成一种孔子不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错觉。实际上，孔子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有相当程度的肯定，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少数民族和华夏族有某些共同的道德要求。“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孔子认为，有三件事情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也是要坚持的，即日常居家有礼貌，做事情兢兢业业，与人交往讲求忠心，这是不同人类文明所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并不是华夏族所独有的。很多“大华夏主义”的人认为，只有华夏族才有礼仪道德，进而歧视少数民族，并以此来解释《论语》，这是极端错误的，而且不符合孔子的本意。 第二，孔子对少数民族有一定的好感，多次想要到少数民族地区定居。“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孔子想去少数民族地区定居，有人说那里文化水平不高，孔子说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公冶长》）孔子的“道”得不到施展，想要坐着小木筏子流浪于沿海地区，大概也是指去少数民族地区，他甚至连跟随自己的人都选好了。倘若孔子对少数民族没有好感，倘若孔子认为少数民族不懂礼仪道德，孔子会想去少数民族地区吗？ 二、孟子的民族观 相比之下，孟子的民族观更加系统，影响也更大，我们将孟子的民族观总结如下。 第一，和孔子一样，孟子也认为少数民族和华夏族有区别，这些区别主要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族群的文化都和其所处的环境相适应，因此不能把一个族群的文化盲目照搬到另一个族群。孟子在和白圭讨论税收时曾经提过貉族的情_，认为他们的社会组织没有华夏地区复杂：“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孟子·告子下》）没有可以定居生活的城池，没有大型宫殿等土木建筑，没有祭祀祖先的宗庙，也没有华夏族那么繁琐的祭祀祖先的礼节;不像华夏族的国家那样定期往来，互送礼物，举行宴会;统治阶层人数少，机构简单，不像华夏族那样有复杂的官僚系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当地的生产力水平和生计方式与华夏族不同：“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 （《孟子·告子下》）貉族所在的北方地区降水量稀少，天气寒冷，不适合发展农业，只能从事畜牧业，唯一的农作物是黍。在这种经济水平之上，只能发展相对平等、简略的社会组织，也只能收取二十分之一的少量赋税。孟子认为，不同族群的社会组织方式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是相适应的，因此统治者不能把华夏族的情况盲目照搬到貉族，那样会加重貉族的负担;也不能把貉族的情况盲目照搬到华夏族，那样会让华夏族的礼乐文明无以为继，进而造成“去人伦，无君子”的严峻局面。 第二，判断一个人属于哪个民族，不应该看血缘和地缘，而应该看文化。孟子说，从地缘和血缘来看，舜和周文王都是少数民族。舜的活动范围在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只能算是东夷，周文王的活动范围在西方少数民族地区，只能算是西夷，他们都不是华夏族的人。然而他们“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受到广泛的爱戴，他们走的都是以仁义统治天下的大道。孟子又说，有一个叫陈良的人，从血缘和地缘来看，他是楚国人，不能算作华夏族的人，然而他喜欢“周公、仲尼之道”，来到华夏地区学习，而且学得特别好，很多儒家学者都不如他。孟子对陈良的评价很高，认可他是儒家学者，并认为他是“豪杰之士”。以上都说明，孟子并没有以血缘和地缘来划分族群，而是通过道德和文化来划分。 来源：人文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