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解缙（永乐大典）、纪昀（四库全书）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编制《别录》、《七略》是整理文献郑玄为群经作注，也属整理文献南宋的郑樵《通志·校雠略》现代的话郑鹤声、郑鹤春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33)书中认为:文献学的基本内容是文献的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和刻印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1982)和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1986)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专著
4 历史学一级教授—— 吕思勉吕思勉（27—9），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吕思勉史学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3 “国宝”—— 陈垣陈垣（12-21），汉族，广东新会人。字援庵，又字圆庵，出身药商家庭。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 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2 中国学术界“一代宗师”—— 钱穆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享年95岁），男，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 。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1 百年博学人才—— 陈寅恪陈寅恪（3—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现代国学大师。吕氏治学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即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书籍报刊，借鉴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 。吕思勉视野宽广，著述宏富，其中《白话本国史》具开创之功，《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四大断代史和《吕思勉读史札记》更是久负盛名，现将上述六大吕著史学名著的最新修订版本汇为珍藏套装，奉献给广大读者。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史家严耕望于《治史答问》言：“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并谓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
胡适（1891年—1962年）郭沫若（1892年—1978年）范文澜（1893年—1969年），《中国通史简编》顾颉刚、钱穆《国史大纲》、徐养秋、傅斯年等。
左丘明，《春秋左氏传》的作者。这部编年史，在《春秋》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的丰富和充实，使得这部书成为史料丰富、文字流畅生动的史学名著。司马迁 《史记》的作者。这部史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他的笔下，人物性格、场景、事件无不栩栩如生，绘声绘色。在取材上参考了很多来自皇家收藏的历史文献，以及他还采取了不少古代传说，使得这部著作别具一格。班固《汉书》的作者范晔《后汉书》的作者 这部断代史内容很丰富，取材于《东观汉记》这些比较原始且丰富的文献资料。在传记后面还有非常出色的评论。范晔文学水平很高，能写出很优秀且富有深意的骈文。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作者
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左丘明（约公元前502~约公元前422），《春秋左传》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班固（32年~92年），《汉书》陈寿（233年~297年），《三国志》常璩（大约291年~361年），《华阳国志》范晔（398年~445年），《后汉书》刘知几（661年~721年），《史通》杜佑（735年~812年），《通典》司马光（1019年~1086年），《资治通鉴》郑樵（1104年~1162年），《通志》洪迈（1123年~1202年），《容斋随笔》周去非（1135年~1189年），《岭外代答》赵汝适(Zhao Rukuò 1170年~1228年，《诸蕃志》马端临（1254年~1324年），《文献通考》汪大渊(1311年~ 1350年)，《岛夷志略》李贽(1527～1602)，《史纲评要》张燮（1574年~1640年），《东西洋考》顾炎武（1613年~1682年） 王夫之（1619年~1692年） 《读通鉴论》王鸣盛（1722年~1797年），《十七史商榷》赵翼（1727年~1814年），《二十二史札记》钱大昕（1728年~1804年），《二十二史考异》章学诚（1738年~1801年），《文史通义》
中国十大历史学家及理由 1、 左丘明 2、 司马迁 3、 班固 4、 陈寿 5、 范晔 6、 刘知几 7、 杜佑 8、 司马光 9、 章学诚 10、梁启超 1、理由一，左丘明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学奠基人、先秦史官文化时代第一位有名可考的史学家、相传他所著《左传》与早前的《尚书》相比，应是中国第一部完备的编年史、堪称中国史学形成的标志；理由二，《左传》与五经中的《春秋》有明显的互文性联系，其记人叙事不但更清晰完整，而且史料更丰富，范围远超出一国一地，对社会重大发展变革更加敏锐，典籍专家孔颖达特别指出“传实经虚”以示区别；理由三，《左传》作为纪传史学的最早范本，具有很高史学文学价值，尤擅战争描写，许多场面已成为军事史上的著名战例和家喻户晓的成语典故，人物性格鲜明，夹叙夹议手法简洁，述评公允，对人事的预言精准。 2、理由一，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西汉史传文学泰斗，他的史学地位在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世界上也堪称一流大师；理由二，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的《史记》对汉族与周边多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一视同仁，首开记录社会经济的范例，不但有耿直犯颜的公义勇气、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拨乱反正的调查研究，而且，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叙事的整体构思、对史实因果关系的精辟分析、层次分明而五种类型相融的体例编制所具的原创性，都堪称千古典范；理由三，《史记》既是史家之绝唱，又是无韵之离骚，表现出发愤著书的顽强毅力，其人物之鲜明丰满、叙事之简洁老练、语言之丰富多彩都代表了中国史传文学的最高成就。 3、理由一，班固是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史学家、中国断代史学第一人，传世名著《汉书》作为中国第一部断代史经班氏家族门生四人之手历数十年呕心沥血而成；理由二，班固治史意在追述西汉帝业，“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体例仿效《史记》而有所增删，内容因事命篇，述及五朝70余年大事，开创了以群雄夺权为始，以篡权贼臣被诛告终的断代记述新格局；理由三，班固叙事规模宏大，内容广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内外征战与国际关系、物质生产与文化交流，以五行灾变说来取代司马迁的兴衰规律论，观念有蜕化而体例有改进，对后世官方正统史学影响深远。 4、理由一，陈寿是西晋时代最重要的史学家，也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其史学名著《三国志》属首次撰述的当代史书；理由二，陈寿以天下大事分合有律的史学理念整体观照纷争战乱，魏、蜀、吴三书贯通编撰，既相对独立、各有君臣朝纲，又相互勾连、浑然一体，宏伟地展现了从群雄割据到三足鼎立再到西晋统一的全过程，开创了以帝王年号划分史界的先例；理由三，陈寿治史，首先确保史料的原真性，同时又带入忌讳与美饰笔法，详略主次褒贬取舍合度，力避“讳败夸胜”，编撰特点在于突出英雄的谋略作用，文臣优先于武将，其优美文笔和精彩纷呈的战争权谋描写，直接影响了经典小说《三国演义》。 5、理由一，范晔是南朝首屈一指的史学家、纪传史学的代表作家、种类繁多的东汉史之集大成者和佼佼者；理由二，他“详观古今著述”，自成一格，“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纪传体例虽非他独创，但因他而成熟完备，列传叙事，以类相从，所述广泛涉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许多民族的社会风貌和思想文化；理由三，他的《后汉书》力图“正一代得失”，其主观史学特点鲜明，猛烈抨击外戚后妃干政、军阀权贵暴乱的现实，多有真知灼见，作者自称其文采杰思为“天下之奇作”，但叙事过于简略，引起许多史家为其作注，今本《后汉书》即加入了司马彪《续汉书》志30卷为补注。 6、理由一，刘知几是中国史学走向自觉时代的伟大史学家、唐朝史学泰斗，他打破了学术界独尊皇家正史的局面，私撰《史通》代表了盛世史学的最高成就；理由二，作为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巨著的《史通》，系统而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千年史学的成果，突出了纪传体史学的正统主流地位，其学术范围“上穷王道，下谈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指斥史界弊端，以为鉴戒，为史书规范化和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他最重要的史学思想是“实录直书”与“激扬名教”的对立统一，既注重史料考据核查，又强调公义之名、教理之善，并把义理置于真相之前，他对中国史学方法论和史官制度的成熟具有指导意义，并发展出史学评论分支学科。 7、理由一，杜佑是中晚唐时期最重要的史学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奠基人、社会风俗史的开创者，他的代表作《通典》建立了认识社会结构的新体系和历史编纂的新系列；理由二，他治史的超前性在于率先从政体入手“探讨礼法刑政”，从过去对个人作为的描述兴趣转移到追寻社会制度变革的因果关系，他著名的“理道”说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论发展为对历史兴衰规律的“政理”掌握，堪称史学创举；理由三，他以社会进化观反对是古非今论，力主“随时立制、既弊而变”，启发了经世致用史学思想萌芽，他重视以家庭为细胞的经济基础与礼仪伦常关系的考察，开创了社会风俗史研究的新范畴，预示了史学发展的新趋势。 8、理由一，司马光是西汉以后千年一现的史学大师、不但代表了宋朝史学的最高成就，而且把中国编年体通史发展到巅峰状态；理由二，他的不朽巨著《资治通鉴》 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多人协力的集体智慧，皇帝御赐书名并提供思想指导，其书规模宏伟、结构严整、秩序井然，纵览1362年史实，范围也超越了治乱兴衰，开创了社会文化史学的新思路，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通鉴学派；理由三，它首次将“国家兴衰” 与“生民休戚”并列的先进史学观意义重大，对历次农民起义给与了更多关注与反省，其感慨论评虽为权谋之术，体现了正统保守观念，以资当朝借鉴，但其民本之思、法制之识、和平之意、用贤之策，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朝政及史家。 9、理由一，章学诚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后一位大师、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清王朝盛极而衰时代史学界的领头羊；理由二，他博闻强记、著作等身，30年心血写成“性命之文”《文史通义》,以臻不朽，立意纠正“世俗风尚”之偏颇，校勘文史诸论之讹误，主张文与史互通互义，复兴先秦跨学科融汇的优良传统，并脚踏实地建立起庞大的学术体系；理由三，他以主客观辩证统一的理念发展了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的精神，充分发挥史学叙事论理、经世致用的功能，认为六经诸子皆为史，可通用通变，他在修正整理旧史、考证史书体裁演变源流、提倡方志专修、强化学术基本功训练方面的贡献均直接影响到近代和现代史学。 10、理由一，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之交杰出的学术大师和史学家、史学革命的发动机、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奠基人；理由二，他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在哲学、文学、艺术、教育、比较文化等学科多有建树，是引进宣传西方文化及史学并用以改造国学的旗手，新世纪之初接连发表重要史论《中国史叙论》（1901）《新史学》（1902），终结了近代旧史学，拉开了现代新史学的序幕；理由三，他清算了两千年中国官方史学的弊端，批判“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倡导以进化论为指导的人民史观，他把史学革命推广到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领域，其史学救国论震惊朝野，深刻地影响了五四运动，平心而论，他对史学的破坏性贡献要大于建设性。
有：【梁启超】、【章炳麟】和【王国维】。
安作璋先生，汉族，中共党员，1927年生于山东省曹县。1951年毕业于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山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历史学会副会长和山东地方志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他在秦汉史、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山东地方史，齐鲁文化史、中国运河文化史等领域均有独特贡献。1978年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1988年被山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山东省首批拔尖人才”称号，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荣获首届山东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是5位获此殊荣的著名学者之一。安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从事秦汉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学家，其论著曾受到史学大师郭沫若先生的赞赏，被日本学者誉为“秦汉史之大家”。从20世纪80年代始，安先生践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治史思想，主张治史贵在乎通，其研究范围逐步拓展到通史、地方史、文化史、文献学等领域，筚路蓝缕，建树破丰，终于成为一代史学大家。主要著作有：《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班固评传》、《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秦汉官制史稿》（合著）、《秦汉官吏法研究》（合著）、《学史集》、《秦始皇帝大传》（合著）、《刘邦评传》(合著，后增订为《汉高帝大传》)、《汉武帝大传》（合著）、《汉光武帝大传》（合著）等，其中6部由中华书局出版。主编《中国史简编》（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秦汉史》（合著）、《山东通史》（600多万字）、《齐鲁文化通史》（合编，350万字）、《中国运河文化史》（195万字）、《济南通史》（300多万字）、《经世大典》、《中国通史·秦汉卷》（合作）、《中国吏部研究》、《治国方略丛书》（5册）、《郑玄集》（上下册）、《郝懿行集》（7册）、《山左名贤遗书》（20种）等。此外，发表论文百余篇。获奖代表作：《秦汉官制史稿》被学界评价为“不仅填补了断代官制史方面的空白，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新的开拓，它的出版在中国官制史研究的漫长过程中树立了又一块新的里程碑”，1986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刘邦评传》被学界评价为“不仅是刘邦个人的传记，而且还是一部翔实的西汉开国史”，“其中不少人，可以说是在司马迁、班固为他们作传后第一次对他们作了科学的评述”，1991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山东通史》被学界评价为“地方史研究中的开创之作，是近年来历史研究的突出成果”，1996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安作璋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和生平事迹已被收入《中国名人大词典》、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大词典》等多种传记、词书中，深受国内外学人的尊敬，被誉为“秦汉史之大家”。1989年10月，他应日本关西大学和学术振兴会的邀请，赴日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在“日本秦汉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作了有关秦汉史研究的学术报告。他的精辟的见解和渊博的学识使许多日本学者为之折服，在日本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安老目前除了继续培养博士生以外，仍旧孜孜不倦、笔耕不辍。此外，安老也喜欢书法，其书法典雅隽秀，带有书卷气，日本学者视若珍品，但他从不轻易示人，亦不轻易为人题签，认为自己的书法只是一种自我陶冶，不足为他人道也。虽然他的双腿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但他的足迹却留在了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他登过河南的嵩山、安徽的黄山、四川的峨眉山、青城山以及山东的泰山、崂山。他也到过许多历史名城和古代遗址。这对于一个举步维艰的人来说，当然不是什么游山玩水，而主要是借此开拓胸怀，扩大视野，增长见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历史的格言，也是安老生活中的一种乐趣。2007年“安作璋教授从事历史研究六十周年暨八十华诞座谈会”召开
钱穆先生的弟子、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这一论断正被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接受。陈寅恪 教授之教授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陈寅恪有多传奇？就出身来讲，他的祖父陈宝箴，曾出任湖南巡抚，他的父亲陈三立，是著名的诗人，“清末四公子”之一。就学问来讲，他是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诗人，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就经历来讲，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流学府任教，人称“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就异秉来讲，他的侄子陈封雄说：“他（陈寅恪）通晓十四五种文字。除英、法、德、日、俄、希腊、匈牙利、土耳其、阿拉伯文外还懂梵、巴利、蒙、藏、满、波斯、突厥等文字……以及许多中亚细亚已经死亡的文字”。还有件事，抗战爆发，陈寅恪的参考书全部焚毁于战火，几乎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上千种。陈寅恪还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凭记忆创作了《柳如是别传》和《元白诗稿证笺》等著作。所以，郑天挺称赞他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五六十年代流传过一句话：“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作为教育部长的杭立武，在这树倒猢狲散的时刻，并未忘记那些专家学者，提出了“抢救学人计划”，他懂陈寅恪的价值，多次派人向陈寅恪说请他去台湾，均被陈拒绝。后又劝陈到香港，也被拒绝。杭立武又拉着财政部长亲自上门劝说，说只要陈寅恪去香港，马上送陈一套洋房和10万港币，陈寅恪依然不为所动。他又请傅斯年出面做工作，傅斯年因此多次致电陈寅恪，请他去台湾，只要答应去，马上派飞机来接，故有“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一说。但是，陈寅恪自始至终坚持不出国、不去台湾。陈寅恪先生的为人，全见于他所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说：“（王国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吕思勉 一本书畅销80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说：“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该读一本中国史，那么吕思勉的作品不可错过。吕思勉是谁？他是“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他也是“国学宗师”钱穆的老师。吕思勉通晓文、史、哲，学风严谨，眼界开阔。他的史学作品，总能给出精彩的评论，让枯燥的历史也变得有趣，令人耳目一新。《白话本国史》初版封面1934年，吕思勉为当时的青年学生写了一本《白话本国史》，原名《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顾名思义，是吕思勉先生为当时高中生写的一部中国通史教材，语言通俗易懂，又不失由文言转白话的雅致的民国风韵，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这本轰动一时的著作，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新式通史”。吕先生的这部中国史著作，开了用白话写中国通史的先河，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把厚重的历史讲得轻松有趣。自问世至今，畅销80余年，被海内外读者誉为“一本书读懂5000年中国史”。吕思勉的学术领域，尽管以史学为主，却兼及传统之学诸多领域，包括目录学（《经子解题》等）、文字学（《章句论》等）、文学（《宋代文学》《论诗》《小说丛话》等），他对传统医学（《医籍知津》）也有研究，还创作过新小说（《中国女侦探》等）。盘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师，论涉足之广，少有其比者。而他的史学著述，也涵盖了史学方法论、中国通史、断代史（从先秦到隋唐五代以及近代史）、专门史（涉及社会、民族、文化、学术、经学、理学、政治思想诸分支学科）、史学札记、教科书、通俗读物等诸多领域，无论通贯古今，还是横跨诸界，在同时代史学大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吕思勉著作之富，同样少有其匹，《全集》达二十六卷，超过二陈，而与钱穆相颉颃（《钱宾四先生全集》五十四卷而为三十二开本，《吕思勉全集》二十六卷却为十六开本，考虑到钱穆享寿比吕思勉长二十二年，他们师生著述之繁富应不相上下）。在史学识见上，吕思勉贯彻了“博赡仍是为学大道”的治史取向，故严耕望《治史三书》有《通贯的断代史家》专文平章，说吕氏史学“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所谓“考史”，即章学诚所说的“考索之功”；而所谓“撰史”，应即章氏推许的“独断之学”，也即严氏表彰的“建立新史规模”。在四大家中，吕思勉成就不在其他三家之下，声光却远逊于南北二陈与钱穆。但在民国时期，吕思勉仍获得学术共同圈的高度认同，他是当时教育部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即便1950年代全国教授首次评级时，他依旧是为数寥寥的一级教授之一。上海史学界唯有他与周谷城同为一级（据屈宁《1950年代的教授分级与史学大家》，周谷城初定为二级，官方最终公布时升为一级。尽管不知他是否以丰沛故人而荣膺一级，却也凸显吕思勉史学成就乃众望所归），足见当时评级非学术因素干扰还算有限，远不像近年那样不堪入目。闻知吕思勉逝世，顾颉刚日记即下盖棺之论：“全国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其时，南北二陈尚活跃史坛，同为学术圈内人，这一评断应是经过拿捏掂量的。谭其骧指出：“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纂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海外学者杨联升表示，吕思勉是他“最敬仰前辈学人之一”。业师程应鏐先生也说：“执教光华大学常聆诚之先生讲论，淹博渊深，曾自叹寅恪先生外，并世无第二人。”钱穆 “一代宗师”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陈垣 桃李满天下走进北京师范大学，有两座铜像一东一西，彼此相望，一座是孔子，一座是老校长陈垣。他们在教育史书上一古一今，彼此守望，给这所师范大学树立了为人师表的榜样。陈垣这个名字可能会让现在的人们有些陌生。但在20世纪初，这却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作为一位史学大家，他并不像著名学者胡适、国学大师王国维那样有着广为流传的故事，但在学术界，他的学问是没有人不叹服的。同时，陈垣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一生从事教学七十余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在这七十余年中，他还曾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桃李满天下。在学术方面，陈垣堪称史学泰斗。他的专长除了中国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还有中西交通史、校勘学等等，而且他在每个方面的研究都是开拓性的。他的许多著作都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陈垣与国学大师王国维齐名，而王国维去世后，他又与史学奇才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
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陈寿《三国志》，班固《汉书》，谈迁《国榷》
1、最好的是《东京梦华录》这本书是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创作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是一本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俗人情的著作。如果想要了解北宋的城市局面的生活全景，这是一本最理想的书，第一手资料。2、其他关于宋代历史比较出名的还有《东坡志林》、《容斋随笔》、《涑水记闻》 、《梦溪笔谈》 、《春渚纪闻》、 《四朝闻见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1、最好的是《东京梦华录》这本书是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创作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是一本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俗人情的著作。如果想要了解北宋的城市局面的生活全景，这是一本最理想的书，第一手资料。2、其他关于宋代历史比较出名的还有《东坡志林》、《容斋随笔》、《涑水记闻》 、《梦溪笔谈》 、《春渚纪闻》、 《四朝闻见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宋代比较著名的书籍有：司马光《资质通鉴》、沈括的《梦溪笔谈》、儒学的集大成之书《四书集注》和中国最著名的启蒙书籍《三字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