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出土的文献，主要记载的是一些婚丧嫁娶的礼仪。我认为每一本文献的出土都是有着重大意义。通过上面记载的礼仪内容和流程。我们可以更详细的了解那个时期的文字、音乐、服饰、制度甚至是文化。让我们对历史的分析和总结更直观，更真实。
盖说夫妻之缘，伉俪情深，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幽怀合卺之欢。凡为夫妻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仇隙。若结缘不合，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故来相对。妻则一言数口，夫则反目生嫌。似猫鼠相憎，如狼羊一处。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以求一别，物色书之，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峨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效琴瑟合韵之态。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干秋万岁。于时某年某月某日某乡谨立此书。
镶金兽首玛瑙杯高5厘米，长6厘米，口径9厘米 。选用的材料是一整块世间罕有的带条纹状的红玛瑙，玛瑙两侧为深红色，中间为浅红色，里面是略呈红润的乳白色夹心，色彩层次分明，鲜艳欲滴，本身就已是极为罕见的玉材。此杯为模仿兽角形状，口沿外部有两条凸起的弦纹，其余的装饰重心均集中于兽首部位。兽作牛首形，圆睁双目，眼部刻划得维妙维肖，炯炯有神，长长的双角呈螺旋状弯曲着伸向杯口两侧，双耳硕大，高高竖起。兽嘴作镶金处理，同时也是作为此杯的塞子，双唇闭合，两鼻鼓起，就连唇边的毛孔、胡髭也刻划得细微精确，显得十分生动。这种角杯实际上源于一种被西方称为“来通”（rhyton）的酒具，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的工艺美术中是十分常见的。因此，这件玛瑙杯很可能是由唐代工匠模仿西域传来的器物所制作的。它是唐代与西域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证。就金银器中，饮食器有碗、盘、碟、杯、壶、羽觞等130件，药具有锅、盒、铛、瓿、石榴罐等49件，盥洗器有罐、盆、水器等14件，日用品有灯头、熏炉、熏球、锁钥等32件，装饰物有钗、钏、铃铛等40件。 何家村金银器中有纪年铭记的，最迟是安县开元十九年(731)庸调银饼。但根据唐代花纹及金银器形制的编年，上限可早到7世纪中叶，下限可到8世纪中叶。属于7世纪中叶的金银器，有蔓草龙凤纹银碗、双狮纹莲瓣银碗、海兽纹云瓣银碗、狩猎纹高足银杯、人物八棱金杯、乐伎八棱金杯、掐丝团花金杯、双狮纹单柄金铛等多件。这些器物的装饰面，采用十二瓣划分手法，且多S形或U形瓣；器底有焊接的装饰圆片，尤其八棱形器物的出现，显然受到萨珊银器工艺的影响，反映了初唐金银器的时代特征。金银器制造工艺复杂精细，切削、抛光、焊接、铆、镀等工艺已普遍使用。焊接已有大焊小焊、掐丝焊，技巧纯熟，焊缝不易发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盘、盒、碗等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切削加工痕迹，起刀和落刀点显著，刀口跳动亦历历可见。小金盘的螺纹同心度很强，纹路细密，盒的子扣系锥面加工，子母扣接触密闭，很少有物件轴心摆动情况,证明当日切削加工已趋成熟,这在中国机械工业史上应是比较重要的发现。许多金银器上都用墨书标明每件器物的重量，反映了唐人管理金银器的方法，也为测定唐代衡制提供了条件。经测定,唐代每两平均数值为798克,一大斤为768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唐大斤最精确的测定数据。何家村窖藏出土了一套完整的药具和大量的药物，其中的药物在唐代属名贵药物，例如丹砂、紫石英、白石英、钟乳石等贵重药材，仅朱砂一项就有7种规格；以及炼丹器石榴罐、煮药器双耳护手银锅、单流折柄银铛、单流金锅及许多贮药盒、饮药用具，显示了唐代药物学的发展与成就，反映了唐代炼丹的盛行，是研究中国医药史与化学史的重要证据。这也是迄今为止唐代药具和药物最为系统、完整的一次发现，是中国古代医药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此外，还有几种外国金银货币，如东罗马的希拉克略(610～640)金币、波斯的库斯鲁二世(590～627)银币等，应是当时中外交通贸易繁盛的标志。光里面的钱币就达39种之多，既有唐土流行的开元通宝，又有西域高昌国的高昌吉利、日本元明天皇铸造的和同开尔，还有波斯的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等，时代跨度达千余年，涉及面东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这在钱币史上还是第一次，是钱币收藏史上一次空前的大发现。出土的银铤、银饼、银板上面的文字涉及到年号、地区、赋役种类等，全面反映出唐代的经济制度。22枚银饼中，有4枚庸调银饼，这是庸调银实物的首次发现。经过考古工作者的钻探并对照文献记载，初步判断何家村金银器窖藏所在地位于唐长安城兴化坊内。这批珍宝均为唐宫廷之物。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研究员申秦雁说，何家村金银器的发现在学术发现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西安是唐都长安的所在地，在京城内发现这么集中、丰富的唐代金银器宝藏，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 何家村窖藏珍宝还呈现出浓重的多种文化因素。除上述的异域钱币外，还有由粟特输入的素面罐形带把银杯，西亚的镶金兽首玛瑙杯，罗马风格的狩猎纹高足银杯、仿照波斯多曲长杯制作的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等等。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偶然能出上一两件有关丝绸之路的文物就了不起了，像何家村这么集中的发现十分罕见。申秦雁说，何家村金银器窖藏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宝库，丝绸之路上的很多亮点都集中到了这里。
而且文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前后时代的文化的延续，就像今天习惯于阅读白话文的我们，在阅读文言文时会感到吃力、晦涩一样。当唐朝的人去阅读汉代的文学典籍例如史记的时候同样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对前代的文章进行解释、注释等。而且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古典文献的载体大多是纸质书籍，但是作为文献的载体实则有过众多的变迁，因为纸张没发明之前，古人所采用的记录用品可谓多种多样，例如兽骨、竹简等，这些记录品各有优缺点，而且不易书写，极大的影响了当时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学的传播。古典文献而且文献的发展以及应用一直都是由文人来攥写的，文献越往后期发展则越成熟，越来越标准化，但是也就造成了后面的编纂文献的人不得不按照前人已有的格式来进行攥写，但是有的人却觉得这样过于形式单一，过于单调，反而不愿意采用相同的格式。因此就有着众多的大学者开始想办法自创一种文献编纂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因此在文献的编纂中就出现了众多不同的文献类型。从甲骨文到纸质文献的演变甲骨文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古典文献以及较为成熟的系统文字，迄今为止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以及其上面所刻写的文字多达四千五百个，但是真正可以被解读的甲骨文字却不到一半，由此可见甲骨文的考证之艰难。但是通过已经解读出的文字依旧可以推算出甲骨文上面主要记载的是殷商时期的统治者进行占卜的相关事宜，一大部分是卜辞，有一部分也记载了当时的一些事件，对于研究商代的历史文化有着巨大的意义。之所以称其为甲骨文主要是由于这些文字刻写在龟甲、兽骨之上，主要是龟的腹板以及牛羊的肩胛骨等，这是我国最早的文献载体，而且甲骨相对之后的竹简等便于保存不易腐烂，但是却不容易获得，数量有限。甲骨文十二生肖而在甲骨文之后主要是将文学刻写于金石之上的，金，主要是指当时的青铜器皿，而且上面刻写的也大多是有关祭祀的事件，但是更为详尽，内容丰富；石，则是主要指雕刻于石头上的文字，例如秦刻石鼓文、曹魏时期的"三体石经"等皆是石刻文字，但是金石文字其最大的缺点就是难以刻写尤其是青铜器皿之上的文字，极为耗费人力，而石刻文字又极易磨损，而且重量太大，难以挪动，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风吹日晒中，早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样子。青铜器皿在先秦以及汉代的时候最为常见的书写物品乃是竹简以及帛书，但是其中缣帛作为书写材料极为不便，而且价格昂贵，不易保存，哪怕其质
我们一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原文化部的“古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五辑《出土文献研究》，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出版规划所列的出土文献等，都是用的广义的概念。王国维指出的对中国学术有重大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项发现是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和中国境内的外族遗文，还有内阁档案。这其中，除了内阁档案一般不包括在内，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献。——这是广义的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广义概念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独立的学科，像甲骨文；有的则成为其他学科的一部分，如金文，现在更多的把它作为器物——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像墓志、碑铭，则更多的被纳入传统的金石学的范畴里。可以看出，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概念，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学上的概念。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在古籍方面﹐见到《毛诗关睢序》残页﹐晋人写本《三国志》臧洪及吴主权传残页。又见记有赵王伦与张华事迹的残页﹐当为东晋某家所修晋史之抄本。高昌王国时期的文书以中国所藏为多﹐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文书中也有若干件。中国所藏个别文书用永康年号﹐知是阚氏王朝﹔大量文书属于朝。史籍记载高昌的行政﹑赋税制度和郡城的设置﹐在文书中大体得到证实﹐而且补充了不少史籍记载的缺略﹐纠正了一些错误。大量朝公文书反映的典制﹐可以看到中原政制的强大影响﹐同时还可见到上承汉制﹑下启唐制的十六国以至北朝典制在本地区演变的过程。在赋税方面﹐可以见到自汉朝以来直至南北朝制度的影响﹐但也有其本地区的特点。 高昌王国私文书中﹐租佃契约有较大的数量﹐契文本身的格式化与完整性﹐反映了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某些官府机构的土地也采取这种方式经营。土地﹑房屋买卖契约亦有若干件。在朝晚期还出现了“指节印”在契约上的运用。从买卖契及私人遗嘱中﹐我们还见到一种可以买卖﹑继承的“作人”。文书中反映这时期寺院及其经济活动的发展﹐在使用奴婢﹑雇工﹑土地出租和高利贷剥削等方面﹐均无异于世俗地主。经济生活中﹐银钱铸造及其普遍使用也是一个特点。朝延昌八年(568)写本带注《急就篇》﹑隋薛道衡《典言》等残卷﹐多是今已失传的珍本。在有年款的写经题记中﹐可以看到有萧道成具衔的《普门品》写经残卷。这时还出现有道教符箓。这都表明高昌虽称王建国﹐但在文化﹑宗教上仍同内地保持紧密的联系。唐代公﹑私文书不仅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丰富。就目前所知﹐流散于日本﹑英国﹑苏联﹑德国及其他各国的文书中﹐绝大部分属于唐代。唐平氏高昌后﹐将行之于内地的一套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亦实施于本地区。因而大批官文书不仅使我们得以了解本地区的历史﹐帮助我们了解史籍记载的真实含义﹐而且补充了李唐一代文献记载的缺漏。大量的籍帐文书﹐包括手实﹑户等簿﹑貌阅文书﹑户籍﹑点籍样(见彩图西州都督府屯田文书 新疆吐鲁番出土 )﹑籍坊(库)牒﹑诸乡户口帐等﹐是研究唐代籍帐制度﹑阶级关系以及田制﹑赋役制度的重要依据。各类田制文书﹐如勘田﹑欠田﹑给田﹑退田﹑请田簿等﹐是研究均田制及土地占有的原始资料。文书中大量的差科簿及匠﹑役人名籍﹐以及有关文书是研究差科﹑色役﹑杂徭制度的宝贵资料。唐在西州先后建立前庭﹑天山﹑岸头﹑蒲昌四个折冲府﹐文书中有府兵名籍﹑卫士资装簿﹑领取甲杖文抄。除府兵外﹐还有征发百姓乃至奴婢﹑部曲入军的记载。各处要道﹐还设置了镇﹑戍﹑守捉﹑烽﹑铺等军事机构。许多文书还反映了为维护统一所进行的战争﹐垂拱年间的汜德达告身澄清了文献中关于安西四镇设置含混不清的状况。文书反映镇﹑戍之类军事机构屯田的情况﹐有关白涧屯纳粮帐反映了屯田的组织与管理方式。 长行坊文书及其他馆驿文书﹐反映了交通组织管理情况﹕各种馆驿的分布﹐运输工具的管理﹑使用﹐秣粮供给。我们不仅看到唐代官吏的行踪﹐也见到汉﹑胡商人和行旅的来往。大量私文书中的各类契券﹐形式较前代更为严谨。“指节印记”的普遍施用﹐五人联保的出现﹐都是为了增强契券的可靠性。文书中属于土地买卖的契券虽未见到﹐但借贷等券揭示了地主﹑债主通过高利贷掠夺土地的情况。此外﹐还有互换佃种的契券。大量辞﹑启反映了劳动人民备受官吏﹑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压迫﹐是研究阶级关系﹑赋役剥削的重要资料。文书中反映﹐西州有少量部曲﹑客女﹑奴婢。寺院中除奴婢外﹐还有一种依附者叫“家人”。
1【著作部分】本人著作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三联书店1955年7月第1 版，1978年4月第4次印刷。唐书兵志笺正 科学出版社1957年10月版。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三联书店1959年5月第1版，1978年11月第2次印刷。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中国古代史讲座》（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部分） 求实出版社1987年11月版（1962年在中共中央党校讲授稿）。山居存稿 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3 月第1版主编魏书、北齐书、周书标点校勘（与陈仲安先生合作） 中华书局1971一1974年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 期 内部发行1979年5月版。吐鲁番出士文书1一10册 文物出版社1981年一1990年版（第10册待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3册（修订本） 中华书局1983年1月第2版。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隋唐五代史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9月版。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2论文部分蔑儿乞破灭年次考证 齐鲁学报，第2期， 1941年7月。辽史天祚纪证释 史地教育特刊（国立师范学院史地学会编），1942年10月，《山居存稿》收入。金代行省建置述（一）、（二）、（三） 湖南中央日报史地副刊，1944年3月、4月。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后记 武汉日报文学副刊，1946年12月9日、16日。敦煌所出郡姓残叶题杞 武汉日报文学副刊，1947年3月14日。记阻卜之异译 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1947年5月16日。《山居存稿》收入。论金代契丹文字之废兴及政治影晌 武汉日报文学副刊，1947年6月23日《山居存稿》收入。评《中日经济史纲》（朱伯康、祝慈寿著） 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1947年7月16日。论五朝素族之解释 武汉日报文学副刊，1947年12月8日，经修改后名《素族》，《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收入，第249页一253页。清淡与清淡 申报文史，1948年2月28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收入。红楼梦中的几出冷戏与南府剧本 申报文史，1948年5月1日。 蒙元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 学原，第2卷第7期，1948年11月，《山居存稿》收入。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 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复刊后第9卷第1 号，1948年12月。白衣天子试释 燕京学报，第35期，1948年12月。读《帝日主义与中国政治》（胡著著） 长江日报，1952年10月31日。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 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山居存稿》收入。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 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收入。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西晋田制试释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九品中正制度试释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魏周府兵制度辨疑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魏晋杂胡考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拓跋族的汉化过程 历史教学，1956年第1期，《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收入。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 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9月）转载。西晋占田制的目的和内容是什么？其作用如何？ 历史教学，1957年第1期。南朝士族的衰落 历史教学，1957年第2期。跋西安出土唐代银铤 学术月刊，1957年第7期。西晋户调式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三联书店1959年5月版北魏均田制中的几个问题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三联书店1959年5月版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三联书店1959年5月版南朝寒人的兴起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三联书店1959年5月版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三联书店1959年5月版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三联书店1959年5月版关于评价曹操的几点意见 文汇报，1959年5月8日。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 武汉大学学报，1959年第8期。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 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 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8月，《山居存稿》收入试论魏末北镇慎民暴动的性质（与黄惠贤合写） 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朝，《山居存稿》收入。北魏末期的山胡勅勒起义（与黄惠贤合写） 武汉大学学报，1964年第4期，《山居存稿》收入。敦煌所出唐代法律文书两种跋 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1964年6月。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 文物，1978年第6期，《山居存稿》收入。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 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期，《山居存稿》收入。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期，1979年5月。二秦城民暴动的性质和特点——北魏末期人民大起义研究之三（与黄惠贤合写） 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北魏沃野镇的迁徙 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5期。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 魏晋隋唐史论集，第1辑，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收入。唐肃代期间的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 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山居存稿》收入。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所见的课田与庄田 武汉大学学报， 1980年第4期，《山居存稿》收入。贞观十四年（640 ）手实中的合受田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期， 1980年12月。《汪笺隋唐史论稿》序言 汪笺隋唐史沦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月版。金元之际汉地七万户考（与李涵合写） 文史，第11辑， 1981年3月。魏晋南北朝の客と部曲 （日）东洋史研究，第40卷第2号，1981年9月）川胜义雄译，汉文稿名《魏晋南北朝的客和部曲》，《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收入。跋吐鲁番所出唐代西州差兵文书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期，1981年11月，修改后名《唐西州差兵文书跋》，《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收入。高昌郡纪年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期，1981年11月。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 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11月版，《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收入。隋唐客と部曲 （日）东方学，第63辑，1982年，竹内实译。新出吐鲁番文书简介 （日）东方学报，第54期，1982年3月，《山居存稿》收入。吐鲁番文书中所见高昌郡军事制度 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山居存稿》收入。跋《敬史君碑》 魏晋南北隋唐史资料，第4期，1982年12月，《山居存稿》收入。士族的形成和升降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士人荫族特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北魏和青齐土民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魏晋州郡兵的设置和废罢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史藉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读史释词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唐贞观十四年手买中的受田制度和丁中问题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版。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版。《魏书·杨播传》自云弘农华阴人辨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期，1983年12月。唐代的内诸司使（上）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期，1983年12月唐代的内诸司使（下）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6期，1984年12月。以上两篇修改后名《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山居存稿》收入。跋明张璁书扇 学林漫录，第11集，中华书局，1985年8月版。读《僧○传》论两晋南朝的吏力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期， 1985年12月。读陶渊明赠长沙公诗序论江南风俗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丛刊，1986年。《旧唐书》中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 唐史学会论文集，1986年。王梵志诗校辑偶得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木兰诗》补正 江汉论坛，1986年第9期。晋郭休碑跋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8期，1986年12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役 江汉论坛， 1988年第8期。读李波小妹歌论北朝大族骑射之风 北朝研究， 1989年第1期。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 （日）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玄文社1989年3月版，襄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转载《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序 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哲学研究，1989年第2期转载。北魏南境诸州的城民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唐代的客户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唐代色役管见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唐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与牛李党争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跋唐天宝七载封北岳恒山安天王铭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读隋书札记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吐鲁番文书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 原载《出土文献研究》1985年第1期。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敦煌所出郿县尉判集中所见的唐代防丁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金初皇位继承制度及其破坏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金代收继婚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张万公谏开筑界壕及东北壕堑毕工年月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贞祐南迁后的河北砦寨与九公分封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补元史张易传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唐代宦官籍贯与南口进献 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的西州府兵 敦煌吐鲁番本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唐先天二年（713 ）西州军事文书跋 敦煌吐鲁番本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太平经》与太平道 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3月
自考只到本科啊，没有硕士啊！文学两个字包括的多了呢
出土文物研究属于考古专业。另外，没有历史文献学这个专业，只有古代文献专业，一般在中文系。
出土文献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中基本的史料形式之一，是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文献史料以内容繁富、完备、连续和系统见长，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出土文献的鉴别、择善，我们可以还原一部分真实古代历史，了解古代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知识结构。
（一） 文艺学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学科起步于1959年创办的“文研班”，当时由周扬任名誉主任，何其芳、何洛为主要负责人。“文研班”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理论学术骨干，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体系做出了努力。本学科1984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2001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7年再度通过国家重点学科评估，2001年以来还招收、培养了6届博士后研究人员。经过几代学人的长期努力，本学科立足于自己的传统、特色和风格，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整合学术资源，以文艺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文艺思潮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四大研究方向为基础，以相关学科的比较诗学与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与审美文化两个研究方向为延伸，使整个学科通过优势互补的学术格局达到了新的水准，并在一定程度上居于领先地位。在基础研究方面，本学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将最新的理论发展纳入中国文艺学的学科建构。我们在海德格尔诗学、哲学解释学文论、神学解释学文论、精神分析文论、现象学美学与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文化理论与批评等研究领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同时，我们也着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积极介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文艺思潮研究，并取得了较大拓展。在应用研究方面，本学科参与了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中国文化发展纲要》的起草工作，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也对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学术平台的建设方面，本学科多次举办高规格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学术交流频繁。本学科还长期主办《马列文论研究》、《问题》、《文化研究》等三种学术集刊，并主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两种学术月刊。（二）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人民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由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同志于20世纪50年代亲手创建，并由胡明扬教授长期主持。1981年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后又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形成从本科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著名学者胡明扬、瞿霭堂、郭锦桴、陶沙、林杏光等均在此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本学科自创建以来，培养了一批卓有成就的语言学专门人才，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并与汉语言文字学学科一起主办学术辑刊《语言论集》、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该学科语言学理论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胡明扬《语言和语言学》、《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主编）、《格辨》（译著）、《词典学概论》、《语法和语法体系》、《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集》、《词类问题考察》（主编），郭锦桴《综合语音学》、《汉语声调语调阐要与探索》，瞿霭堂《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与劲松合著），贺阳《从现代汉语介词中的欧化现象看间接语言接触》、《现代汉语DV结构的兴起及发展与印欧语言的影响》、劲松《现代汉语轻声动态研究》，骆峰《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建构》等。该学科方言与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胡明扬《北京话初探》、《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关于北京话语音、词汇的五项调查》、《北京话研究》（主编）、《海盐方言志》、《海盐方言的存现句和静态句》，谢自立《天镇方言志》，郭锦桴《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贺阳《北京牛街地区回民话中的借词》、《北京牛街回民的北京话调查》，劲松《中介语僵化的语言学意义》、《常州话前高元音的舌尖化》，吴永焕《临沂方言志》等。该学科应用语言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胡明扬《对外汉语教学基础教材的编写问题》，瞿霭堂《双语和双语研究》，李大忠《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李泉《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思考》、《基于语体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构建》，罗青松《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研究》、《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的特点和原则》，张卫国《汉语研究基本数理统计方法》、《ICON教程》、《三种意义、三类定语和三个槽位》、《定语类型和槽关系类型的对应及其对名词语义分析的作用》等。该学科目前有在职教授5人，副教授5人，讲师4人。目前承担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项（“汉语国际推广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现代汉语单音形容词句法语义研究”），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1项（“间接语言接触的个案调查与理论研究”），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十五”科研规划项目1项（“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语体研究”）。（三）汉语言文字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是“中国语言文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学科奠基人是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1928年，吴玉章在苏联和瞿秋白、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工作，制订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新文字产生后，吴玉章等用新文字在苏联远东中国工人中进行扫盲。不久，新文字传入国内，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新文字的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吴玉章回国，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和新文字干部学校校长，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用新文字扫盲和提高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了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吴玉章在数十年的汉字研究和文字改革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汉字研究和文字改革理论，在汉字研究和文字改革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0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校属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吴玉章校长一度亲任所长，作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语言文字研究所，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研究所现归属文学院。该学科已形成文字学研究、音韵学研究、词汇学研究、语法学研究四个分支方向：文字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宋永培《〈说文〉汉字体系研究法》，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汉字与历史文化》、《<说文解字>校笺》，冀小军《说甲骨文中表祈求义的“ ”字》、《“刑天”补释》，李禄兴《现代汉字学要略》、《试论现代汉字字素》。音韵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陈复华《古韵通晓》（合著）、《汉语音韵学基础》，刘广和《音韵比较研究》，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 《藏语声母演变的几个问题》，高永安《明清皖南方音研究》， 郑林啸《〈篆隶万象名义〉声系研究》。词汇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宋永培《〈说文〉与文献词义学》、《〈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古汉语词义系统研究》，韩陈其《汉语羡余现象研究》、《汉语词汇论稿》、《汉语借代义词典》，朱冠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新视界》、《从中古佛典看“自己”的形成》。语法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周生亚《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古代诗歌语法》，楚永安《文言复式虚词》，殷国光《〈吕氏春秋〉词类研究》（获第七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二等奖、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上古汉语语法研究》，李林《古代汉语语法分析》（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龙国富《姚秦译经助词研究》等。该学科历年来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还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一起主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月刊和《语言论集》辑刊。（四）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在1998年以后成为独立建制，逐步开始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并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该学科包括两个研究方向：1、传世语言文学文献研究。重要成果有《<说文解字>校笺》、《<太平广记>版本考述》、《吴梅村年谱》、校注本《欧阳修全集（1-6）》、《古籍阅读基础》等。2、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内容包括文献作者、时代、内容、传承关系的研究；出土文献的校勘、标点、注释；出土文献的语言文字研究；出土文献字典、词典和字形表的编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比等。重要成果有《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出土文献文字的整理》、《战国楚简遣策的物量表示法与量词》、《张家山汉简字词释读考辨》、《汉代简牍遣策的物量表示法与量词》、《张家山汉简与<说文>合证》、《吐鲁番文书〈苍颉篇〉研究》等。（五）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学科奠基人是老一代的著名学者谢无量、冯其庸等。谢无量先生的《中国大文学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史著作之一，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冯其庸先生1960年代主编的《历代文选》本来是中文系的教材，出版后风靡一时，不断再版，成为影响几代人的古代文学读本。1980年代以后，该学科先后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建设进一步加强。冯其庸教授的《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石头记脂本研究》、《论红楼梦思想》、《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一批红学著作享誉海内外，奠定了他作为一代红学大师的地位。朱靖华教授则成为苏轼研究界的重要一家，其《苏轼新评》、《苏轼论》、《苏东坡寓言大全诠释》等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此外，李永祜教授点校的百回本新版《水浒传》（中华书局出版）被学界誉为最好的整理本；其论文《水浒成书“嘉靖说”质疑》1987年获中国《水浒》学会优秀论文奖。吴小林教授则在唐宋散文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著有《唐宋八大家》、《柳宗元散文艺术》、《王安石传》等。2000年以来，该学科逐渐完成了学术队伍的新老交替，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中国古代文论”三个日趋成熟的研究方向，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省部级项目7项。该学科“中国古代文论”方向的标志性成果，有蔡锺翔、黄葆真、成复旺历时九年完成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该书获得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蔡钟翔、成复旺等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成复旺的《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中国艺文理论志》、《神与物游》，袁济喜的《六朝美学》、《六朝清音》（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两汉精神世界》，詹杭伦的《清代赋论研究》、《方回的唐宋诗律学》，林湘华《禅宗与宋代诗学理论》等。该学科在“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方向上的代表性成果，有李炳海的《道家与道家文学》（获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的生命意识》、《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获吉林省优秀社科一等奖）、《汉代文学的情理世界》，冷成金的《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文学与文化的张力》、《隐士与解脱》、《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诸葛忆兵的《宋代文史考论》、《宋代宰辅制度研究》、《徽宗词坛研究》，王昕的《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述》、《漫说三言二拍》等。该学科在“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方向上的重要成果，有张国风的《<太平广记>版本考述》、《<儒林外史>试论》、《<儒林外史>及其时代》、《传统的困窘》，叶君远的《吴梅村年谱》、《吴伟业评传》、《清代诗坛第一家》、《中国古代文体丛书·诗》，王燕的《晚清小说期刊史论》等。该学科还主编学术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创立可以一直追溯到蔡仪教授1950年出版的《新文学讲话》，它是全国“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最早的一批文学史教材之一。汪金丁、林志浩两位教授为学科奠基人。1960年，由林志浩教授主编、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教师参与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问世；1979年，经过修订的同名教材再次出版，同唐弢、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被当时国内大学采用最多的教材。经过两代学者的努力，至1980年代，该学科发展成为国内同专业中少数几个专业方向齐全、梯队整齐并具有影响力的学科群体。1981年，该学科获得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共招收了二十余批硕士研究生，包括来自日本、韩国的硕士研究生。2002年后，开始招收“现代文学思潮”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6年后，扩展到“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思潮”三个专业方向。1960-1980年代，该学科较有优势的研究领域是“鲁迅研究”、“文学史研究”。其中，标志性的学术成果是林志浩的《鲁迅传》、《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另外，还有赵遐秋《中国现代小说史》、《徐志摩传》、张慧珠的老舍研究、阎焕东的郭沫若研究、马德俊、王清波的中国新诗史和当代诗歌研究等等。这些成果，都为该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95年后，该学科开始进行新老队伍的交替，在任教师全部拥有文学博士学位。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该学科又增设了“海派文化与海派文学”、“中国新诗史”、“四十至七十年代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学史问题”等研究领域，逐渐形成囊括本学科三个专业方向、且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队伍。1990年代以后，该学科又完成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其中程光炜《艾青传》、《文化的转轨》、《中国当代诗歌史》，李今《海派文化与海派文学》、《三十年代俄国文学“汉译”》等著作，是较具代表性的成果，被许多相关论文经常引用和转述；孙民乐、姚丹和张洁宇等年轻学者的著作《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的变革》、《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学活动》、《荒原上的丁香》等，也引起了学界的较多关注。另外，该学科老师联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几位学者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先后被列入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十一五教材”，成为国内许多大学和多所重点大学中文系的必修课教材和考研参考书，并被日本、韩国、台湾的一些大学列为教材和参考书。王家新教授为全校学生和本系研究生开设的“中外诗歌欣赏”、“新诗的创作与研究”，成为该学科新近增加的“创造性写作”课程中的亮点之一。该学科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基金项目（含重点）4项。其中，获得省部级奖励1项，核心学术杂志“年度优秀论文奖”2项。该学科还主编学术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七）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由缪朗山、赵澧、茅于美、王金陵等老一代学者在1960年代建立，当时是国内最早培养导师制研究生的单位，并于1963年开始招收“外国文艺理论史”研究生，1981年又成为全国高校最早的三个“世界文学”硕士点之一。1996年以后开始招收“西方文艺理论”、“比较诗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方向或专业的博士生；2005年建立独立的博士点；2008年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该学科的“比较诗学与西方文论”、“比较文学与欧美文学”、“比较文化与艺术批评”等三个研究方向已经日趋成熟，并逐渐形成了一支精通外语（包括英、法、德、俄、日、希腊、拉丁等语种）、学有专攻并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队伍。该学科在任全部教师，均有在国外长期学习或从事研究的经历，其中3人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完成的学术成果中，包括英文著作2部、德文著作1部、A&HCI检索论文5篇。同时该学科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项，省部级项目9项，国际合作项目4项；获国家级奖励2项，省部级奖励6项；主办学术辑刊《基督教文化学刊》（已出版18辑并自2005年9月起被列入CSSCI核心期刊数据库）、《对话》（已出版2辑），主编学术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该学科在西方原典译介方面的标志性成果，有章安祺编订的《缪灵珠美学译文集》（四卷），赵澧、徐京安、黄晋凯等主编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意象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等“外国文学流派研究丛书”，章安祺、杨恒达翻译的《现代文学批评史》；以及近些年杨恒达主译的《尼采文集》，杨慧林主编的“西方文学与基督教书系”、“当代诠释学译丛”，王以培翻译的《兰波作品全集》，夏可君编译的《德里达：解构与思想的未来》、《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等。该学科在文学史与文论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赵澧、黄晋凯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章安祺、梁坤主编的《外国文学名著批评教程》，杨慧林、黄晋凯合著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获国家新闻出版署第六届外国文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梁坤《20世纪俄语作家史论》、《末世与救赎——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主题的宗教文化阐释》，范方俊《20世纪中外现代戏剧》，张秉真、章安祺、杨慧林合著的《西方文艺理论史》（获教育部第三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章安祺、黄克剑、杨慧林合著的《西方文艺理论史：从柏拉图到尼采》。在此基础上，杨慧林、章安祺、黄克剑、耿幼壮的“西方文艺理论史课程建设”于2004年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5年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该学科还充分发挥跨学科研究的相对优势，分别从艺术学和宗教学的视角，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专题研究论著系列。如杨慧林《神学诠释学》、《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移动的边界》、《废墟中的记忆》，杨恒达《诗意的叛逆》，耿幼壮《视觉·躯体·文本》、《破碎的痕迹》、《书写的神话》，雷立柏《古希腊罗马与基督教》、《论基督教的大与小》，夏可君《幻像与生命》等。在专题研究方面的外文成果则有杨煦生Immanente Transzendenz: Eine Untersuchung der Transzendenz-erfahrung in der antiken chinesischen Religiositat mit Berucksichtigung des Konfuzianismus（德国 Tubingen University Press, 2004），杨慧林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Work of Yang Huilin（美国 M E Sharpe, I, 2004）、Sino-Christian Studies in China （co-edited, 美国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2006）等。（八）电影学为适应当代影视文化的新发展格局，文学院在原有文艺学学科基础上重新整合影视与新媒体艺术研究力量，于2004年12月成立了影视与新媒体艺术教研室。该学科在2007年2月正式获得电影学硕士学位授予权。从2008年开始面向社会招收电影学硕士研究生。该学科拥有：教授2人、副教授2人、讲师1人。该学科是文学院最具发展潜力的专业之一，拥有一批长期从事影视和新媒体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其中潘天强、许鹏教授等都曾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中青年教师陈阳博士、孙柏博士等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并出版了自己的学术专著。科研究立足于影视基础理论和批评，在坚实的史论以及批评研究基础上，关注并追踪当代高科技传媒手段对视听艺术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关注并追踪以视听媒体为代表的新型艺术形式的传播与发展对社会文化建设的影响。研究上述文化现象的症候、特性并及时从理论的高度上给予深入的总结。该学科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本学科教师出版专著和教材有《新编西方电影简明教程》（教育部审定研究生教学用书，国家十一五重点教材），《新媒体艺术论》（国家十一五重点教材），《电视剧：文学与艺术间的行走——90年后电视剧问题研究》，《丑角的复活——西方戏剧文化的价值重估》等。参加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如：“电影电视批评理论与实践”(国家社科基金),“网络文艺的传播机制与审美特征”（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等。本学科有三个重点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一 电影史和电影理论该方向涉及电影史和电影理论两方面的知识体系，电影史包括中国电影史以及港澳台华语电影各个阶段的发展历史及当代的美学特征，外国电影史包括西方电影史以及国别电影史的各个阶段和当代电影的发展状态，东方电影史及其日本、韩国、印度、伊朗电影的研究作为空白可以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电影理论涉及电影自身的理论阐释和争论以及相关学科对电影理论的美学阐释。* 研究方向二 影视批评与制作研究 该方向一、从美学、文学、思潮、图像、受众等不同视角对电影电视批评、鉴赏作理论和方法上的研究，并探讨其美学标准和审美特性。二、制作理论包括：（1）电影电视的剧作理论如文学性、原创性、叙事性、剧作构成、视像剧作的特性等。（2）影视生产的各个环节的历史和现状的理论研究，包括管理、法规、宣传、策划、生产、销售、统计等。* 研究方向三 影视与新媒体的文化形态文化形态表明该方向以影视为基础关注更高和更广义的研究层面，如意识形态、政治学、历史学、符号学、现象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影视与新媒体表明该方向的研究范围着重以影视的新的传播方式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如网络、数码技术、动漫、游戏、语言转换、双向互动等。培养一流的人才，创造一流的学术——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始终不渝的办学目标。以学生为本、德才并重，以学人为本、知行合一，以学术为本、教学与科研互动——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潜心持守的教育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将永远敞开自己，迎接天下英杰、八方才俊。
过去学术界认为传世的宋玉赋除《九辩》外都不可信,是受了疑古派的影响,而在今天考古发掘发展起来,很多文字资料相继被发现的情况下疑古派的弱点和过失已显示出来。今天我们只有以可靠的材料、科学的方法来重新考察六国之末的历史,才能弄清从屈原到汉赋之间一些作家作品的实际状况,揭示出这个阶段中文学的转变过程,在这段文学的研究上取得大的突破。饶宗颐先生的《唐勒及其佚文—楚辞新资料》(刊九洲大学中国文学会《中国文学论集》第九号),尚未见到但从题目看,饶先生以出土唐勒此残篇为“文”而非“赋”,非常正确。关于该篇篇名,因首简背面之上端有“唐革”二字,罗福颐先生据《诗·斯干》“如鸟斯革”,“革”字韩诗作“勒”的事实,释为“唐勒”,为作者署名,姑题为“唐勒赋”,而慨叹“赋之篇目终不可晓”吴九龙定篇名为“唐勒”。汤漳平认为“篇题似应作《御赋》”,因而称作《唐勒赋·御赋》。谭家健则说,“唐勒”二字“无疑是该作篇题”,因为“从整个临沂汉简看凡单独书写及题于简背者,尚未见有作者署名的例子”。“唐勒”当是书名。先秦时个人著书并无作者所取的专名,最普遍的是作者的姓氏后上“子”、“氏”、“公”等字(如《庄子》、《服氏》、《蔡公》),或作者名后加“子”(如《韩非子》、《尹文子》、《公孙龙子》),或作者尊称后加“书”、“春秋”、“兵法”之类字眼(如《商君书》、《左氏春秋》、《孙子兵法》),还有的只称其名(如《邓析》、《李克》、《宁越》),或一般称谓(如《魏文侯》)。此风气至汉初犹存(《汉书·艺文志》所著录《贾谊》、《晃错》、《曹羽》等是证)以此例之,《唐勒》应是书名所以,以为此篇篇名作“唐勒赋”者未妥或以为包括此篇在内的全书名作“唐勒赋”,似亦未妥因为一则简上只作“唐革(勒)”,并无“赋”字,二则出土唐勒此文并不是赋吴九龙确定为唐勒赋的3561简上只有三个字:“论义御”。罗福颐将它接在首简(018钓之后实则此二断简文意并不连贯。我以为“论义御”三字是本篇篇名,按银雀山出土汉简篇名的一般书写位置,应在篇末。从可以确定的本篇各残简看,本篇中心是论“义御”的。《管子·心术》云:“义者,谓各处其宜也”“论义御”的“义御”正是以驾御之术为喻,说明治理天下应“虚静无为”,使人各处其宜。故我以为此篇应是《唐勒》一书中的《论义御》篇。《论义御》中明显表现了道家思想:第一,《论义御》以形象化的语言宣传“无为而治”的思想,同六国之末某些道家人物言论一致,而同法家貌似而实异。在王良造父之御,是“登车揽替”则“协敛整齐,调匀不挚”,御者之意,“马心喻也”,故“安劳”“乐进”。至钳且大丙之御,则“去衔髻,撤查策,马〔莫使而〕自驾,车莫〔动而自举〕”,御者“嗜欲形胸中,精神喻六马“、“不叱不睹,不挠(挞)”,而车马则“神奔而鬼走,进退拙(屈)信(伸),莫见其尘埃”。同样为楚国道家著作的《文子·道原》中说:“夫法刻刑诛者,非帝王之业也;墓策繁用者,非致远之御也”《自然》篇云:“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去,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拳握而不散。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论义御》的思想与之一致。上面两段话甚至可作为《论义御》的注脚至于六国之末法家,虽同样以车马为喻,而且有时也鼓吹“虚静”的宗旨,实质上却相去悬绝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夫猎者托车舆之安,用六马之足,使王良佐髻,则身不劳而易及轻兽矣今释车舆之利,捐六马之足与王良之御,而下走逐兽,则虽楼季之足无时及兽矣……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夫不处势以禁诛擅爱之臣,而必德厚以与下齐行事民,是皆不乘君之车,不因马之势,释车而下走也。《文子》是主张上无为而顺下之性,《韩非》是主张顺上之意,使下疲于奔命后者是用于推行极端的君主集权思想屈原主张美政,没有君主专制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肯定没有“无为而治”的思想。第二,认为“大虚”与“道”相通。《管子·心术上》(刘节郭沫若考证为宋研、尹文之作,属道家)云:“虚之与人也无间,唯圣人得虚道。”又说:“君子之处也,若无知,言至虚也”甚至说:“虚者万物之始也,故曰可以为天下始。’《庄子·天下》评老子为:“人皆取实,己独取虚。”《论义御》中“大虚通道”的思想同这完全一致(“大虚通道”之说法略同于《管子·宙合》所谓“方明者……旁通于道”和“道也者,通乎无上)。这种思想在可靠的屈原作品中是没有的。第三讲道家的“精神”。《论义御》云:“嗜欲形胸中,精神喻六马。”《管子·内业》(郭沫若考为宋研、尹文之作):“凡物之精,此则为生……藏于胸中,谓圣人。”又说:“物能化谓之神”又说:有神自在身,一往一来,莫之能思失之必乱,得之必治,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得至定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论义御》所表现与此完全一致。第四,以早期道家所说的“义”来概括无为而治、虚静以处的理民之道。《管子·心术》所谓“义者,谓各处其宜也”,同儒家关于“义”的解释是不同的。《礼记·表记》云:“义者,夭下之制也。”又《孟子·公孙丑上》:“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礼记·桑服四制》:“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道家的“义”指的是顺其本性,自然处之;而儒家的“义”是指对本性的约束和规范。告子言,如以人性为祀柳,则“义犹杯圈”(《孟子·告子上》),此所谓“义”,乃指孟夫子的“义”,而非宋研、尹文之“义”。唐勒“义御”,指依马之性顺物之理,不以己意强为,使术达于出神人化的境地作者以此比喻无为而治天下,顺民之性因国之俗,不以政令法术扰之。这不仅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墨家、法家思想也有较大的距离。由以上四点可以看出,《论义御》表现出来的,同楚国的文子、宋国的宋研、齐国的尹文均有相近处,是一种道家的思想这种道家思想上承老子,而下启韩非,不少地方同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相通
我们一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原文化部的“古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五辑《出土文献研究》，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出版规划所列的出土文献等，都是用的广义的概念。王国维指出的对中国学术有重大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项发现是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和中国境内的外族遗文，还有内阁档案。这其中，除了内阁档案一般不包括在内，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献。——这是广义的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广义概念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独立的学科，像甲骨文；有的则成为其他学科的一部分，如金文，现在更多的把它作为器物——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像墓志、碑铭，则更多的被纳入传统的金石学的范畴里。可以看出，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概念，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学上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