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出土文献

1《中晚唐的估法与钱币》，《社会科学》5卷11期，1949年。2《论朔方军》，《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1950年3《专制主义在唐代行会制度上的表现》，《光明日报》1956年2月16日4《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试教工作里的一些经验》，《历史教学》1956年6月5《介绍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历史教学》 1956年7月 46《从西晋到唐劳动人民徭役负担的减轻》，《光明日报》1956年8月30日7《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的基本线索和重点》，《历史教学》1957年3月8《关于唐朝法律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57年4月9《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年12期。10《<唐律>所载“同居有罪相为隐”一语如何理解》，《历史教学》1962年3月11《论魏徵》，《学术通讯》1962年3期，37－42页12《关于唐律疏议中三条律疏的修改》，《文史》8辑，1980年13《唐田令研究——从田令和敦煌文书看唐代土地制度中的几个问题》，《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文集》，1981年14《试论唐前期布的货币职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15《介绍敦煌文书西魏大统十三年记帐户籍残卷》，《历史论丛》2，1981年16《唐天宝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度和其他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1982年17《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唐代土贡研究之一》，《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4期。18《试论勾官――唐代官制研究之一》，《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2辑，1983年19《试论唐代丝纺织业的地区分布》，《魏晋隋唐史论集》2卷，1983年20《七十年来我国敦煌研究文献目录》，《丝路访古》，1982年21《吐鲁番出土范德达告身校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2辑，1983年22《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文史知识》1985年6期23《论唐代前期行政管理的较高效率与法制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3期24《关于唐代均田制中给田问题的检讨——读大谷欠田退田给田文书》， 《中国史研究》1986年1期25《唐代的小自耕农和租佃制及其他》，《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4期26《敦煌写本唐开元水部式校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 1986年27《略谈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清华大学学报》1986年1期28《再论唐代勾检制—唐代官制研究之二》，《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2期29《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唐勾检制资料试析》，《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 1987年30《论唐代的均田制》，《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2期31《论韦皋在唐和吐蕃、南诏关系中的作用》，《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2期32《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3《武则天长安二年西州括田括户中官府勘田支书考释》，《出土文献研究续集》 1989年34《关于唐代门荫制的一些史料校释》，《郑天挺纪念论文集》 1990年35《伯三三四八背文书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 1990年36《关于唐代流外官两点意见——唐流外官制研究之二》，《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2期37《读吐鲁番文书札记二则》，《中国文化》4卷? 1991年38《吐鲁番出土唐代天宝四载十——十二月交河郡财务案残卷考释》，《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5期40《读吐鲁番出土唐代军事文书札记》，《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 1992年41《通典载唐开元二十五年官品令流外官制校释》，《文史》35辑 1992年42《杨隋氏族问题述要》，《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1992年43《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国学研究》1卷 1993年44《论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官府文书中“者”字的性质和作用》，《九州学刊》5卷4期 1993年45《读吐鲁番文书札记》，《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1期46《唐灭高昌及西州庭州考论》，《北大史学》2 1994年47《试论唐代前期的河西节度使》，《国学研究》2卷1994年48《敦煌吐鲁番出土唐官府文书缝背表记事押署钤印问题初探》，《文史》40辑 1994年49《学习柳如是别传的一点体会――柳如是的民族气节》，《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50《陈寅恪史学的渊源和史学思想述略稿——斯文自有千秋业》，《学人》10辑1996年51《读〈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学人》2辑 1996年52《论唐代前期幽州节度》，《学人》11辑 1997年53《从陈寅恪读两唐书札记看他的史学》，《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4期54《论唐代前期的陇右节度》，《国学研究》4卷 1997年55《宋本大唐六典说明》，《一九一一――一九八四影印善本书序跋集录》，中华书局，1995年56《简述陈寅恪先生之学》，《学人》13辑，1998年57《陈寅恪“读书不肯为人忙”述义》，《学人》14辑，1998年58《试论唐太宗对敕勒族的政治军事政策》，《北大史学》6卷，1999年59《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文物》2000年8期60《陈寅恪先生对华夏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述略稿》，《学术研究》2000年12期61《关于敦煌文书研究的两点意见》，《东方》2000年7期62《关于读资治通鉴的一些意见》，《文史知识》2002年1期63《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之作的重大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3期64《学习〈唐代政治史述略论稿〉的一些体会》，《书品》2003年4期65《唐人小说红线的历史背景》，《文史知识》2004年2期，100－103页66《唐人小说虬髯客与唐史研究》，《文史知识》2006年6期，74－76页67《论李靖》，《仰止集――王玉哲先生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5－66页68《读《唐六典》的一些体会》，《文史知识》2009年1期

而且文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前后时代的文化的延续，就像今天习惯于阅读白话文的我们，在阅读文言文时会感到吃力、晦涩一样。当唐朝的人去阅读汉代的文学典籍例如史记的时候同样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对前代的文章进行解释、注释等。而且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古典文献的载体大多是纸质书籍，但是作为文献的载体实则有过众多的变迁，因为纸张没发明之前，古人所采用的记录用品可谓多种多样，例如兽骨、竹简等，这些记录品各有优缺点，而且不易书写，极大的影响了当时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学的传播。古典文献而且文献的发展以及应用一直都是由文人来攥写的，文献越往后期发展则越成熟，越来越标准化，但是也就造成了后面的编纂文献的人不得不按照前人已有的格式来进行攥写，但是有的人却觉得这样过于形式单一，过于单调，反而不愿意采用相同的格式。因此就有着众多的大学者开始想办法自创一种文献编纂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因此在文献的编纂中就出现了众多不同的文献类型。从甲骨文到纸质文献的演变甲骨文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古典文献以及较为成熟的系统文字，迄今为止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以及其上面所刻写的文字多达四千五百个，但是真正可以被解读的甲骨文字却不到一半，由此可见甲骨文的考证之艰难。但是通过已经解读出的文字依旧可以推算出甲骨文上面主要记载的是殷商时期的统治者进行占卜的相关事宜，一大部分是卜辞，有一部分也记载了当时的一些事件，对于研究商代的历史文化有着巨大的意义。之所以称其为甲骨文主要是由于这些文字刻写在龟甲、兽骨之上，主要是龟的腹板以及牛羊的肩胛骨等，这是我国最早的文献载体，而且甲骨相对之后的竹简等便于保存不易腐烂，但是却不容易获得，数量有限。甲骨文十二生肖而在甲骨文之后主要是将文学刻写于金石之上的，金，主要是指当时的青铜器皿，而且上面刻写的也大多是有关祭祀的事件，但是更为详尽，内容丰富；石，则是主要指雕刻于石头上的文字，例如秦刻石鼓文、曹魏时期的"三体石经"等皆是石刻文字，但是金石文字其最大的缺点就是难以刻写尤其是青铜器皿之上的文字，极为耗费人力，而石刻文字又极易磨损，而且重量太大，难以挪动，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风吹日晒中，早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样子。青铜器皿在先秦以及汉代的时候最为常见的书写物品乃是竹简以及帛书，但是其中缣帛作为书写材料极为不便，而且价格昂贵，不易保存，哪怕其质

镶金兽首玛瑙杯高5厘米，长6厘米，口径9厘米 。选用的材料是一整块世间罕有的带条纹状的红玛瑙，玛瑙两侧为深红色，中间为浅红色，里面是略呈红润的乳白色夹心，色彩层次分明，鲜艳欲滴，本身就已是极为罕见的玉材。此杯为模仿兽角形状，口沿外部有两条凸起的弦纹，其余的装饰重心均集中于兽首部位。兽作牛首形，圆睁双目，眼部刻划得维妙维肖，炯炯有神，长长的双角呈螺旋状弯曲着伸向杯口两侧，双耳硕大，高高竖起。兽嘴作镶金处理，同时也是作为此杯的塞子，双唇闭合，两鼻鼓起，就连唇边的毛孔、胡髭也刻划得细微精确，显得十分生动。这种角杯实际上源于一种被西方称为“来通”（rhyton）的酒具，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的工艺美术中是十分常见的。因此，这件玛瑙杯很可能是由唐代工匠模仿西域传来的器物所制作的。它是唐代与西域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证。就金银器中，饮食器有碗、盘、碟、杯、壶、羽觞等130件，药具有锅、盒、铛、瓿、石榴罐等49件，盥洗器有罐、盆、水器等14件，日用品有灯头、熏炉、熏球、锁钥等32件，装饰物有钗、钏、铃铛等40件。 何家村金银器中有纪年铭记的，最迟是安县开元十九年(731)庸调银饼。但根据唐代花纹及金银器形制的编年，上限可早到7世纪中叶，下限可到8世纪中叶。属于7世纪中叶的金银器，有蔓草龙凤纹银碗、双狮纹莲瓣银碗、海兽纹云瓣银碗、狩猎纹高足银杯、人物八棱金杯、乐伎八棱金杯、掐丝团花金杯、双狮纹单柄金铛等多件。这些器物的装饰面，采用十二瓣划分手法，且多S形或U形瓣；器底有焊接的装饰圆片，尤其八棱形器物的出现，显然受到萨珊银器工艺的影响，反映了初唐金银器的时代特征。金银器制造工艺复杂精细，切削、抛光、焊接、铆、镀等工艺已普遍使用。焊接已有大焊小焊、掐丝焊，技巧纯熟，焊缝不易发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盘、盒、碗等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切削加工痕迹，起刀和落刀点显著，刀口跳动亦历历可见。小金盘的螺纹同心度很强，纹路细密，盒的子扣系锥面加工，子母扣接触密闭，很少有物件轴心摆动情况,证明当日切削加工已趋成熟,这在中国机械工业史上应是比较重要的发现。许多金银器上都用墨书标明每件器物的重量，反映了唐人管理金银器的方法，也为测定唐代衡制提供了条件。经测定,唐代每两平均数值为798克,一大斤为768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唐大斤最精确的测定数据。何家村窖藏出土了一套完整的药具和大量的药物，其中的药物在唐代属名贵药物，例如丹砂、紫石英、白石英、钟乳石等贵重药材，仅朱砂一项就有7种规格；以及炼丹器石榴罐、煮药器双耳护手银锅、单流折柄银铛、单流金锅及许多贮药盒、饮药用具，显示了唐代药物学的发展与成就，反映了唐代炼丹的盛行，是研究中国医药史与化学史的重要证据。这也是迄今为止唐代药具和药物最为系统、完整的一次发现，是中国古代医药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此外，还有几种外国金银货币，如东罗马的希拉克略(610～640)金币、波斯的库斯鲁二世(590～627)银币等，应是当时中外交通贸易繁盛的标志。光里面的钱币就达39种之多，既有唐土流行的开元通宝，又有西域高昌国的高昌吉利、日本元明天皇铸造的和同开尔，还有波斯的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等，时代跨度达千余年，涉及面东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这在钱币史上还是第一次，是钱币收藏史上一次空前的大发现。出土的银铤、银饼、银板上面的文字涉及到年号、地区、赋役种类等，全面反映出唐代的经济制度。22枚银饼中，有4枚庸调银饼，这是庸调银实物的首次发现。经过考古工作者的钻探并对照文献记载，初步判断何家村金银器窖藏所在地位于唐长安城兴化坊内。这批珍宝均为唐宫廷之物。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研究员申秦雁说，何家村金银器的发现在学术发现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西安是唐都长安的所在地，在京城内发现这么集中、丰富的唐代金银器宝藏，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 何家村窖藏珍宝还呈现出浓重的多种文化因素。除上述的异域钱币外，还有由粟特输入的素面罐形带把银杯，西亚的镶金兽首玛瑙杯，罗马风格的狩猎纹高足银杯、仿照波斯多曲长杯制作的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等等。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偶然能出上一两件有关丝绸之路的文物就了不起了，像何家村这么集中的发现十分罕见。申秦雁说，何家村金银器窖藏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宝库，丝绸之路上的很多亮点都集中到了这里。

盖说夫妻之缘，伉俪情深，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幽怀合卺之欢。凡为夫妻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仇隙。若结缘不合，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故来相对。妻则一言数口，夫则反目生嫌。似猫鼠相憎，如狼羊一处。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以求一别，物色书之，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峨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效琴瑟合韵之态。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干秋万岁。于时某年某月某日某乡谨立此书。

这次出土的文献，主要记载的是一些婚丧嫁娶的礼仪。我认为每一本文献的出土都是有着重大意义。通过上面记载的礼仪内容和流程。我们可以更详细的了解那个时期的文字、音乐、服饰、制度甚至是文化。让我们对历史的分析和总结更直观，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