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如杨炯的《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 鉴赏唐诗，首先要对“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别有个概要的了解，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更好地领略其妙处。 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 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 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如大家熟悉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是五言绝句，它必须是四句20字。其次它必须依照用韵要选一个韵部的字作韵脚①，这首诗的“流”、“楼”两字就属“十一尤”韵。再次，它用的字必须合乎规定的平仄格式，这样读起来才抑扬间错，和谐动听。这首诗的平仄格式是: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用·标出来的字可平可仄，其余的字不能变通。平——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平声字；仄——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字。按现代汉语说，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字属平；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字属仄。绝句诗上下句之间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这首绝句全首对仗，后两句“欲穷”对“更上”，“千里”对“一层”，“目”对“楼”。 我们举《登鹳雀楼》这首诗来说明近体诗最基本的格律要求，此外五言绝句还有三种平仄格式，共四种格式。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也都各有四种平仄格式。关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只举上例作些提示，不再详细介绍了。如果不想创作这类诗，只是鉴赏前人作品，那么关于格律的要求知道得粗略些，也是无妨的。 七言绝句，我们举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来看: 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 日暮孤帆泊何处? 天涯一望断人肠。 表达了送别友人远行时留恋怅惘的感情。全诗四句，28个字，押的是“七阳”韵，平仄按规则。因绝句允许不对仗，这首诗就没有对仗。 五言律诗，我们看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 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 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 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 这是除夕之夜晚远离家乡亲人独宿逆旅感慨自身遭际的诗。全诗八句，40个字，押“十一真”韵，平仄合规则。律诗的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如这首的颔联“一年”对“万里”，“将尽”对“未归”，“夜”对“人”；颈联“寥落”对“支离”，“悲”对“笑”，“前事”对“此身”。 七言律诗，我们看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 寥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 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这是柳宗元被贬到蛮荒的柳州，送别堂弟柳宗一去江陵时写的诗，情绪极度感伤悲愤。全诗八句，56个字，用的是“一先”韵，平仄合规则，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七言律诗第一句多用韵，也可不用韵，这首用韵。 律诗中还有一种“排律”（延长），即把律诗延长至10句以上乃至百句，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所有出句与对句全要对仗。排律通常为五言。 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
出土文献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中基本的史料形式之一，是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文献史料以内容繁富、完备、连续和系统见长，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出土文献的鉴别、择善，我们可以还原一部分真实古代历史，了解古代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知识结构。
我们一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原文化部的“古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五辑《出土文献研究》，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出版规划所列的出土文献等，都是用的广义的概念。王国维指出的对中国学术有重大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项发现是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和中国境内的外族遗文，还有内阁档案。这其中，除了内阁档案一般不包括在内，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献。——这是广义的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广义概念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独立的学科，像甲骨文；有的则成为其他学科的一部分，如金文，现在更多的把它作为器物——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像墓志、碑铭，则更多的被纳入传统的金石学的范畴里。可以看出，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概念，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学上的概念。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自考只到本科啊，没有硕士啊！文学两个字包括的多了呢
出土文物研究属于考古专业。另外，没有历史文献学这个专业，只有古代文献专业，一般在中文系。
出土文献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中基本的史料形式之一，是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文献史料以内容繁富、完备、连续和系统见长，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出土文献的鉴别、择善，我们可以还原一部分真实古代历史，了解古代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知识结构。
（一） 文艺学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学科起步于1959年创办的“文研班”，当时由周扬任名誉主任，何其芳、何洛为主要负责人。“文研班”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理论学术骨干，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体系做出了努力。本学科1984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2001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7年再度通过国家重点学科评估，2001年以来还招收、培养了6届博士后研究人员。经过几代学人的长期努力，本学科立足于自己的传统、特色和风格，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整合学术资源，以文艺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文艺思潮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四大研究方向为基础，以相关学科的比较诗学与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与审美文化两个研究方向为延伸，使整个学科通过优势互补的学术格局达到了新的水准，并在一定程度上居于领先地位。在基础研究方面，本学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将最新的理论发展纳入中国文艺学的学科建构。我们在海德格尔诗学、哲学解释学文论、神学解释学文论、精神分析文论、现象学美学与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文化理论与批评等研究领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同时，我们也着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积极介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文艺思潮研究，并取得了较大拓展。在应用研究方面，本学科参与了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中国文化发展纲要》的起草工作，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也对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学术平台的建设方面，本学科多次举办高规格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学术交流频繁。本学科还长期主办《马列文论研究》、《问题》、《文化研究》等三种学术集刊，并主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两种学术月刊。（二）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人民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由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同志于20世纪50年代亲手创建，并由胡明扬教授长期主持。1981年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后又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形成从本科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著名学者胡明扬、瞿霭堂、郭锦桴、陶沙、林杏光等均在此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本学科自创建以来，培养了一批卓有成就的语言学专门人才，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并与汉语言文字学学科一起主办学术辑刊《语言论集》、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该学科语言学理论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胡明扬《语言和语言学》、《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主编）、《格辨》（译著）、《词典学概论》、《语法和语法体系》、《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集》、《词类问题考察》（主编），郭锦桴《综合语音学》、《汉语声调语调阐要与探索》，瞿霭堂《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与劲松合著），贺阳《从现代汉语介词中的欧化现象看间接语言接触》、《现代汉语DV结构的兴起及发展与印欧语言的影响》、劲松《现代汉语轻声动态研究》，骆峰《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建构》等。该学科方言与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胡明扬《北京话初探》、《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关于北京话语音、词汇的五项调查》、《北京话研究》（主编）、《海盐方言志》、《海盐方言的存现句和静态句》，谢自立《天镇方言志》，郭锦桴《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贺阳《北京牛街地区回民话中的借词》、《北京牛街回民的北京话调查》，劲松《中介语僵化的语言学意义》、《常州话前高元音的舌尖化》，吴永焕《临沂方言志》等。该学科应用语言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胡明扬《对外汉语教学基础教材的编写问题》，瞿霭堂《双语和双语研究》，李大忠《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李泉《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思考》、《基于语体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构建》，罗青松《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研究》、《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的特点和原则》，张卫国《汉语研究基本数理统计方法》、《ICON教程》、《三种意义、三类定语和三个槽位》、《定语类型和槽关系类型的对应及其对名词语义分析的作用》等。该学科目前有在职教授5人，副教授5人，讲师4人。目前承担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项（“汉语国际推广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现代汉语单音形容词句法语义研究”），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1项（“间接语言接触的个案调查与理论研究”），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十五”科研规划项目1项（“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语体研究”）。（三）汉语言文字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是“中国语言文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学科奠基人是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1928年，吴玉章在苏联和瞿秋白、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工作，制订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新文字产生后，吴玉章等用新文字在苏联远东中国工人中进行扫盲。不久，新文字传入国内，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新文字的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吴玉章回国，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和新文字干部学校校长，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用新文字扫盲和提高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了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吴玉章在数十年的汉字研究和文字改革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汉字研究和文字改革理论，在汉字研究和文字改革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0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校属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吴玉章校长一度亲任所长，作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语言文字研究所，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研究所现归属文学院。该学科已形成文字学研究、音韵学研究、词汇学研究、语法学研究四个分支方向：文字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宋永培《〈说文〉汉字体系研究法》，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汉字与历史文化》、《<说文解字>校笺》，冀小军《说甲骨文中表祈求义的“ ”字》、《“刑天”补释》，李禄兴《现代汉字学要略》、《试论现代汉字字素》。音韵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陈复华《古韵通晓》（合著）、《汉语音韵学基础》，刘广和《音韵比较研究》，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 《藏语声母演变的几个问题》，高永安《明清皖南方音研究》， 郑林啸《〈篆隶万象名义〉声系研究》。词汇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宋永培《〈说文〉与文献词义学》、《〈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古汉语词义系统研究》，韩陈其《汉语羡余现象研究》、《汉语词汇论稿》、《汉语借代义词典》，朱冠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新视界》、《从中古佛典看“自己”的形成》。语法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周生亚《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古代诗歌语法》，楚永安《文言复式虚词》，殷国光《〈吕氏春秋〉词类研究》（获第七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二等奖、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上古汉语语法研究》，李林《古代汉语语法分析》（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龙国富《姚秦译经助词研究》等。该学科历年来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还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一起主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月刊和《语言论集》辑刊。（四）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在1998年以后成为独立建制，逐步开始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并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该学科包括两个研究方向：1、传世语言文学文献研究。重要成果有《<说文解字>校笺》、《<太平广记>版本考述》、《吴梅村年谱》、校注本《欧阳修全集（1-6）》、《古籍阅读基础》等。2、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内容包括文献作者、时代、内容、传承关系的研究；出土文献的校勘、标点、注释；出土文献的语言文字研究；出土文献字典、词典和字形表的编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比等。重要成果有《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出土文献文字的整理》、《战国楚简遣策的物量表示法与量词》、《张家山汉简字词释读考辨》、《汉代简牍遣策的物量表示法与量词》、《张家山汉简与<说文>合证》、《吐鲁番文书〈苍颉篇〉研究》等。（五）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学科奠基人是老一代的著名学者谢无量、冯其庸等。谢无量先生的《中国大文学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史著作之一，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冯其庸先生1960年代主编的《历代文选》本来是中文系的教材，出版后风靡一时，不断再版，成为影响几代人的古代文学读本。1980年代以后，该学科先后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建设进一步加强。冯其庸教授的《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石头记脂本研究》、《论红楼梦思想》、《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一批红学著作享誉海内外，奠定了他作为一代红学大师的地位。朱靖华教授则成为苏轼研究界的重要一家，其《苏轼新评》、《苏轼论》、《苏东坡寓言大全诠释》等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此外，李永祜教授点校的百回本新版《水浒传》（中华书局出版）被学界誉为最好的整理本；其论文《水浒成书“嘉靖说”质疑》1987年获中国《水浒》学会优秀论文奖。吴小林教授则在唐宋散文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著有《唐宋八大家》、《柳宗元散文艺术》、《王安石传》等。2000年以来，该学科逐渐完成了学术队伍的新老交替，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中国古代文论”三个日趋成熟的研究方向，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省部级项目7项。该学科“中国古代文论”方向的标志性成果，有蔡锺翔、黄葆真、成复旺历时九年完成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该书获得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蔡钟翔、成复旺等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成复旺的《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中国艺文理论志》、《神与物游》，袁济喜的《六朝美学》、《六朝清音》（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两汉精神世界》，詹杭伦的《清代赋论研究》、《方回的唐宋诗律学》，林湘华《禅宗与宋代诗学理论》等。该学科在“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方向上的代表性成果，有李炳海的《道家与道家文学》（获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的生命意识》、《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获吉林省优秀社科一等奖）、《汉代文学的情理世界》，冷成金的《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文学与文化的张力》、《隐士与解脱》、《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诸葛忆兵的《宋代文史考论》、《宋代宰辅制度研究》、《徽宗词坛研究》，王昕的《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述》、《漫说三言二拍》等。该学科在“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方向上的重要成果，有张国风的《<太平广记>版本考述》、《<儒林外史>试论》、《<儒林外史>及其时代》、《传统的困窘》，叶君远的《吴梅村年谱》、《吴伟业评传》、《清代诗坛第一家》、《中国古代文体丛书·诗》，王燕的《晚清小说期刊史论》等。该学科还主编学术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创立可以一直追溯到蔡仪教授1950年出版的《新文学讲话》，它是全国“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最早的一批文学史教材之一。汪金丁、林志浩两位教授为学科奠基人。1960年，由林志浩教授主编、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教师参与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问世；1979年，经过修订的同名教材再次出版，同唐弢、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被当时国内大学采用最多的教材。经过两代学者的努力，至1980年代，该学科发展成为国内同专业中少数几个专业方向齐全、梯队整齐并具有影响力的学科群体。1981年，该学科获得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共招收了二十余批硕士研究生，包括来自日本、韩国的硕士研究生。2002年后，开始招收“现代文学思潮”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6年后，扩展到“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思潮”三个专业方向。1960-1980年代，该学科较有优势的研究领域是“鲁迅研究”、“文学史研究”。其中，标志性的学术成果是林志浩的《鲁迅传》、《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另外，还有赵遐秋《中国现代小说史》、《徐志摩传》、张慧珠的老舍研究、阎焕东的郭沫若研究、马德俊、王清波的中国新诗史和当代诗歌研究等等。这些成果，都为该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95年后，该学科开始进行新老队伍的交替，在任教师全部拥有文学博士学位。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该学科又增设了“海派文化与海派文学”、“中国新诗史”、“四十至七十年代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学史问题”等研究领域，逐渐形成囊括本学科三个专业方向、且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队伍。1990年代以后，该学科又完成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其中程光炜《艾青传》、《文化的转轨》、《中国当代诗歌史》，李今《海派文化与海派文学》、《三十年代俄国文学“汉译”》等著作，是较具代表性的成果，被许多相关论文经常引用和转述；孙民乐、姚丹和张洁宇等年轻学者的著作《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的变革》、《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学活动》、《荒原上的丁香》等，也引起了学界的较多关注。另外，该学科老师联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几位学者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先后被列入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十一五教材”，成为国内许多大学和多所重点大学中文系的必修课教材和考研参考书，并被日本、韩国、台湾的一些大学列为教材和参考书。王家新教授为全校学生和本系研究生开设的“中外诗歌欣赏”、“新诗的创作与研究”，成为该学科新近增加的“创造性写作”课程中的亮点之一。该学科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基金项目（含重点）4项。其中，获得省部级奖励1项，核心学术杂志“年度优秀论文奖”2项。该学科还主编学术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七）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由缪朗山、赵澧、茅于美、王金陵等老一代学者在1960年代建立，当时是国内最早培养导师制研究生的单位，并于1963年开始招收“外国文艺理论史”研究生，1981年又成为全国高校最早的三个“世界文学”硕士点之一。1996年以后开始招收“西方文艺理论”、“比较诗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方向或专业的博士生；2005年建立独立的博士点；2008年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该学科的“比较诗学与西方文论”、“比较文学与欧美文学”、“比较文化与艺术批评”等三个研究方向已经日趋成熟，并逐渐形成了一支精通外语（包括英、法、德、俄、日、希腊、拉丁等语种）、学有专攻并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队伍。该学科在任全部教师，均有在国外长期学习或从事研究的经历，其中3人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完成的学术成果中，包括英文著作2部、德文著作1部、A&HCI检索论文5篇。同时该学科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项，省部级项目9项，国际合作项目4项；获国家级奖励2项，省部级奖励6项；主办学术辑刊《基督教文化学刊》（已出版18辑并自2005年9月起被列入CSSCI核心期刊数据库）、《对话》（已出版2辑），主编学术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该学科在西方原典译介方面的标志性成果，有章安祺编订的《缪灵珠美学译文集》（四卷），赵澧、徐京安、黄晋凯等主编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意象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等“外国文学流派研究丛书”，章安祺、杨恒达翻译的《现代文学批评史》；以及近些年杨恒达主译的《尼采文集》，杨慧林主编的“西方文学与基督教书系”、“当代诠释学译丛”，王以培翻译的《兰波作品全集》，夏可君编译的《德里达：解构与思想的未来》、《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等。该学科在文学史与文论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赵澧、黄晋凯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章安祺、梁坤主编的《外国文学名著批评教程》，杨慧林、黄晋凯合著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获国家新闻出版署第六届外国文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梁坤《20世纪俄语作家史论》、《末世与救赎——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主题的宗教文化阐释》，范方俊《20世纪中外现代戏剧》，张秉真、章安祺、杨慧林合著的《西方文艺理论史》（获教育部第三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章安祺、黄克剑、杨慧林合著的《西方文艺理论史：从柏拉图到尼采》。在此基础上，杨慧林、章安祺、黄克剑、耿幼壮的“西方文艺理论史课程建设”于2004年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5年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该学科还充分发挥跨学科研究的相对优势，分别从艺术学和宗教学的视角，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专题研究论著系列。如杨慧林《神学诠释学》、《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移动的边界》、《废墟中的记忆》，杨恒达《诗意的叛逆》，耿幼壮《视觉·躯体·文本》、《破碎的痕迹》、《书写的神话》，雷立柏《古希腊罗马与基督教》、《论基督教的大与小》，夏可君《幻像与生命》等。在专题研究方面的外文成果则有杨煦生Immanente Transzendenz: Eine Untersuchung der Transzendenz-erfahrung in der antiken chinesischen Religiositat mit Berucksichtigung des Konfuzianismus（德国 Tubingen University Press, 2004），杨慧林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Work of Yang Huilin（美国 M E Sharpe, I, 2004）、Sino-Christian Studies in China （co-edited, 美国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2006）等。（八）电影学为适应当代影视文化的新发展格局，文学院在原有文艺学学科基础上重新整合影视与新媒体艺术研究力量，于2004年12月成立了影视与新媒体艺术教研室。该学科在2007年2月正式获得电影学硕士学位授予权。从2008年开始面向社会招收电影学硕士研究生。该学科拥有：教授2人、副教授2人、讲师1人。该学科是文学院最具发展潜力的专业之一，拥有一批长期从事影视和新媒体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其中潘天强、许鹏教授等都曾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中青年教师陈阳博士、孙柏博士等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并出版了自己的学术专著。科研究立足于影视基础理论和批评，在坚实的史论以及批评研究基础上，关注并追踪当代高科技传媒手段对视听艺术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关注并追踪以视听媒体为代表的新型艺术形式的传播与发展对社会文化建设的影响。研究上述文化现象的症候、特性并及时从理论的高度上给予深入的总结。该学科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本学科教师出版专著和教材有《新编西方电影简明教程》（教育部审定研究生教学用书，国家十一五重点教材），《新媒体艺术论》（国家十一五重点教材），《电视剧：文学与艺术间的行走——90年后电视剧问题研究》，《丑角的复活——西方戏剧文化的价值重估》等。参加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如：“电影电视批评理论与实践”(国家社科基金),“网络文艺的传播机制与审美特征”（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等。本学科有三个重点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一 电影史和电影理论该方向涉及电影史和电影理论两方面的知识体系，电影史包括中国电影史以及港澳台华语电影各个阶段的发展历史及当代的美学特征，外国电影史包括西方电影史以及国别电影史的各个阶段和当代电影的发展状态，东方电影史及其日本、韩国、印度、伊朗电影的研究作为空白可以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电影理论涉及电影自身的理论阐释和争论以及相关学科对电影理论的美学阐释。* 研究方向二 影视批评与制作研究 该方向一、从美学、文学、思潮、图像、受众等不同视角对电影电视批评、鉴赏作理论和方法上的研究，并探讨其美学标准和审美特性。二、制作理论包括：（1）电影电视的剧作理论如文学性、原创性、叙事性、剧作构成、视像剧作的特性等。（2）影视生产的各个环节的历史和现状的理论研究，包括管理、法规、宣传、策划、生产、销售、统计等。* 研究方向三 影视与新媒体的文化形态文化形态表明该方向以影视为基础关注更高和更广义的研究层面，如意识形态、政治学、历史学、符号学、现象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影视与新媒体表明该方向的研究范围着重以影视的新的传播方式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如网络、数码技术、动漫、游戏、语言转换、双向互动等。培养一流的人才，创造一流的学术——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始终不渝的办学目标。以学生为本、德才并重，以学人为本、知行合一，以学术为本、教学与科研互动——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潜心持守的教育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将永远敞开自己，迎接天下英杰、八方才俊。
出土文献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中基本的史料形式之一，是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文献史料以内容繁富、完备、连续和系统见长，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出土文献的鉴别、择善，我们可以还原一部分真实古代历史，了解古代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知识结构。
出土文献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中基本的史料形式之一，是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文献史料以内容繁富、完备、连续和系统见长，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出土文献的鉴别、择善，我们可以还原一部分真实古代历史，了解古代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知识结构。
过去学术界认为传世的宋玉赋除《九辩》外都不可信,是受了疑古派的影响,而在今天考古发掘发展起来,很多文字资料相继被发现的情况下疑古派的弱点和过失已显示出来。今天我们只有以可靠的材料、科学的方法来重新考察六国之末的历史,才能弄清从屈原到汉赋之间一些作家作品的实际状况,揭示出这个阶段中文学的转变过程,在这段文学的研究上取得大的突破。饶宗颐先生的《唐勒及其佚文—楚辞新资料》(刊九洲大学中国文学会《中国文学论集》第九号),尚未见到但从题目看,饶先生以出土唐勒此残篇为“文”而非“赋”,非常正确。关于该篇篇名,因首简背面之上端有“唐革”二字,罗福颐先生据《诗·斯干》“如鸟斯革”,“革”字韩诗作“勒”的事实,释为“唐勒”,为作者署名,姑题为“唐勒赋”,而慨叹“赋之篇目终不可晓”吴九龙定篇名为“唐勒”。汤漳平认为“篇题似应作《御赋》”,因而称作《唐勒赋·御赋》。谭家健则说,“唐勒”二字“无疑是该作篇题”,因为“从整个临沂汉简看凡单独书写及题于简背者,尚未见有作者署名的例子”。“唐勒”当是书名。先秦时个人著书并无作者所取的专名,最普遍的是作者的姓氏后上“子”、“氏”、“公”等字(如《庄子》、《服氏》、《蔡公》),或作者名后加“子”(如《韩非子》、《尹文子》、《公孙龙子》),或作者尊称后加“书”、“春秋”、“兵法”之类字眼(如《商君书》、《左氏春秋》、《孙子兵法》),还有的只称其名(如《邓析》、《李克》、《宁越》),或一般称谓(如《魏文侯》)。此风气至汉初犹存(《汉书·艺文志》所著录《贾谊》、《晃错》、《曹羽》等是证)以此例之,《唐勒》应是书名所以,以为此篇篇名作“唐勒赋”者未妥或以为包括此篇在内的全书名作“唐勒赋”,似亦未妥因为一则简上只作“唐革(勒)”,并无“赋”字,二则出土唐勒此文并不是赋吴九龙确定为唐勒赋的3561简上只有三个字:“论义御”。罗福颐将它接在首简(018钓之后实则此二断简文意并不连贯。我以为“论义御”三字是本篇篇名,按银雀山出土汉简篇名的一般书写位置,应在篇末。从可以确定的本篇各残简看,本篇中心是论“义御”的。《管子·心术》云:“义者,谓各处其宜也”“论义御”的“义御”正是以驾御之术为喻,说明治理天下应“虚静无为”,使人各处其宜。故我以为此篇应是《唐勒》一书中的《论义御》篇。《论义御》中明显表现了道家思想:第一,《论义御》以形象化的语言宣传“无为而治”的思想,同六国之末某些道家人物言论一致,而同法家貌似而实异。在王良造父之御,是“登车揽替”则“协敛整齐,调匀不挚”,御者之意,“马心喻也”,故“安劳”“乐进”。至钳且大丙之御,则“去衔髻,撤查策,马〔莫使而〕自驾,车莫〔动而自举〕”,御者“嗜欲形胸中,精神喻六马“、“不叱不睹,不挠(挞)”,而车马则“神奔而鬼走,进退拙(屈)信(伸),莫见其尘埃”。同样为楚国道家著作的《文子·道原》中说:“夫法刻刑诛者,非帝王之业也;墓策繁用者,非致远之御也”《自然》篇云:“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去,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拳握而不散。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论义御》的思想与之一致。上面两段话甚至可作为《论义御》的注脚至于六国之末法家,虽同样以车马为喻,而且有时也鼓吹“虚静”的宗旨,实质上却相去悬绝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夫猎者托车舆之安,用六马之足,使王良佐髻,则身不劳而易及轻兽矣今释车舆之利,捐六马之足与王良之御,而下走逐兽,则虽楼季之足无时及兽矣……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夫不处势以禁诛擅爱之臣,而必德厚以与下齐行事民,是皆不乘君之车,不因马之势,释车而下走也。《文子》是主张上无为而顺下之性,《韩非》是主张顺上之意,使下疲于奔命后者是用于推行极端的君主集权思想屈原主张美政,没有君主专制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肯定没有“无为而治”的思想。第二,认为“大虚”与“道”相通。《管子·心术上》(刘节郭沫若考证为宋研、尹文之作,属道家)云:“虚之与人也无间,唯圣人得虚道。”又说:“君子之处也,若无知,言至虚也”甚至说:“虚者万物之始也,故曰可以为天下始。’《庄子·天下》评老子为:“人皆取实,己独取虚。”《论义御》中“大虚通道”的思想同这完全一致(“大虚通道”之说法略同于《管子·宙合》所谓“方明者……旁通于道”和“道也者,通乎无上)。这种思想在可靠的屈原作品中是没有的。第三讲道家的“精神”。《论义御》云:“嗜欲形胸中,精神喻六马。”《管子·内业》(郭沫若考为宋研、尹文之作):“凡物之精,此则为生……藏于胸中,谓圣人。”又说:“物能化谓之神”又说:有神自在身,一往一来,莫之能思失之必乱,得之必治,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得至定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论义御》所表现与此完全一致。第四,以早期道家所说的“义”来概括无为而治、虚静以处的理民之道。《管子·心术》所谓“义者,谓各处其宜也”,同儒家关于“义”的解释是不同的。《礼记·表记》云:“义者,夭下之制也。”又《孟子·公孙丑上》:“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礼记·桑服四制》:“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道家的“义”指的是顺其本性,自然处之;而儒家的“义”是指对本性的约束和规范。告子言,如以人性为祀柳,则“义犹杯圈”(《孟子·告子上》),此所谓“义”,乃指孟夫子的“义”,而非宋研、尹文之“义”。唐勒“义御”,指依马之性顺物之理,不以己意强为,使术达于出神人化的境地作者以此比喻无为而治天下,顺民之性因国之俗,不以政令法术扰之。这不仅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墨家、法家思想也有较大的距离。由以上四点可以看出,《论义御》表现出来的,同楚国的文子、宋国的宋研、齐国的尹文均有相近处,是一种道家的思想这种道家思想上承老子,而下启韩非,不少地方同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相通
我们一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原文化部的“古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五辑《出土文献研究》，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出版规划所列的出土文献等，都是用的广义的概念。王国维指出的对中国学术有重大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项发现是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和中国境内的外族遗文，还有内阁档案。这其中，除了内阁档案一般不包括在内，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献。——这是广义的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广义概念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独立的学科，像甲骨文；有的则成为其他学科的一部分，如金文，现在更多的把它作为器物——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像墓志、碑铭，则更多的被纳入传统的金石学的范畴里。可以看出，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概念，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学上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