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的碑传观与扬州学派

“文笔说”是扬州学派在文学领域开宗立派的宣言书。自汪中、凌廷堪揭橥于先*刘奕认为“阮元是清代重塑‘文笔说’的旗手,但这个理论并非源自阮元的灵光乍现,它权舆于稍早的凌廷堪和汪中”(刘奕：《清代中期的“文笔说”产生、发展与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经阮元布扬其说，学海堂诸生往返策问，到刘师培以《文章原始》《广阮氏文言说》《文笔词笔诗笔考》接续前贤，这一学脉经久不衰，备受关注。*曹虹：《学术与文学的共生——论仪征派“文言说”的推阐与实践》，《文史哲》2012年第2期。本文试图分析刘师培碑传观的内涵和背景，指出他严格区分碑铭与史传两种文体的态度，源自其对阮元“文笔说”的修正；其晚年反复钻研、发展成熟的“传实碑虚”理论，则成功化解了扬州学派于骈体碑铭创作问题上的诸多分歧，是扬州学派文史观向前发展之必然一环。

一、阮氏“文笔说”的漏洞与刘师培的修正

在对读1820年阮福《学海堂文笔策问》与1913年刘师培的《文笔词笔诗笔考》时，我们常关注刘师培对阮氏“文笔说”的继承与沿袭，却忽视了刘师培对“文笔说”的改订。其实，刘师培晚年反复论述碑铭与史传文体有别的这一看法，正是在修正阮元“文笔说”错误的过程中产生的*刘跃进先生注意到刘师培在教学过程中对“碑”“诔”等文体源流特点的论述，并揭示刘师培于蔡邕碑文研究有精到之处(刘跃进：《刘师培及其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引论》，《文学遗产》2010年第4期)。。

从文体流别来看，碑铭与史传界限俨然，挚虞《文章流别论》、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均持类似看法，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碑铭与史传常并称为“碑传”“传志”。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古文运动后，汉魏六朝骈体碑铭被韩愈所开创的散体碑铭所取代，体式遂与史传渐渐趋同*钱穆先生认为：韩愈碑志乃“刻意以散文法融铸入金石文而独创一体”，“所谓好古之文者，实自有其一种开新之深见”(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4页)。；二是学界对骈体碑铭中“序”的文体属性的认识有分歧。如刘勰以“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其序则传”一句常被解读为“碑序”部分与史传相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淡化了碑铭文的骈体属性。*林登顺认为：由于志序与铭辞文体差异，所以在创作上，一般都遵循“序以记事，铭以颂德”之原则(林登顺：《北朝墓志文研究》，高雄：丽文文化，2009年，第111页)。刘师培对此深不以为然。在多数时候，碑铭与史传相混淆并无大碍，但是在“文笔说”中，碑与传的划分却能左右“文笔说”的成败：骈文碑铭为文，散体史传为笔，若将二者辨析清楚，“文笔说”可添力证。若辨析不清，强以碑铭为笔，只会错误百出，可惜阮氏父子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先看阮元“文笔说”的漏洞。阮元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末有云：

然则今人所作之古文，当名之为何？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志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为文，况名之曰古文乎。*阮元：《揅经室集》，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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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容词、典故用法上，蔡邕以后的碑铭文走入歧途，在“形容之旨”方面日趋僵硬。一则是因为六朝以后形容词等级分明，用法甚严，而汉碑形容词使用非常灵活，常可断章取义，如“克岐克嶷”，用于童稚，亦不违碍*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141页。又如，《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第十五《汉魏六朝之写实文学》：如传状本以记事为主，用表象形容之词即为失体。然《史记·石奋传》“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汉书·朱云传》“蹑齐升堂抗首而请”，并用《论语·乡党》文。实则汉人之衣冠亦未必与周制相同，用此两语，即近粉饰。但施之碑铭则甚调和，此殆沿用当时碑文未加修改，致乖史传之体耳(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151页)。。二则在用典方面，后人不知文字有“实写”与“形容”之别，亦不知有“表象”之法，以“典故”代替“形容”，“典故穷后易以代词，此风自六朝已渐兆其端，唐、宋始变本加厉”*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152页。。

同样是论述《文赋》十体，刘师培已触及碑、铭等文体源流问题，这已为此后发觉碑传文体之别埋下了伏笔。

最先洞察这一缺陷的是扬州学派后学刘师培。虽然刘师培作《文笔词笔诗笔考》，开篇即宣称“此篇以阮氏《文笔对》(即《学海堂文笔策问》，笔者按)为主，特所引群书，以类相从，各附案词，以明文轨”*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补遗》，万仕国辑校，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第1308页。《文笔词笔诗笔考》最早刊于《四川国学杂志》第六号，题作《国学学校论文五则(附文笔词笔诗笔考)》，其后发表的《中国中国文学史讲义》第二课《文学辨体》与此篇同。，但此篇中他在碑铭问题上的论述却有不小的变化，两篇文章所引材料相差无几，案词却别出机杼，稍加比对，便可窥其奥秘(见下页表1)。从表1中阮福案语部分，我们不难看出阮福援引《礼记》“史载笔”、陆机《文赋》，以及史书中“大手笔”几条例证，都是想证明“传志”“碑版文字”为笔。刘师培却将《任昉传》《蒋偕传》《陆琼传》引文的几条案语悉数删去，重新案语曰：“据上六证，是官牍史册之文，古概称笔。”同样是这几则材料，结论却转以强调“诏制”“官牍史册”为笔。推究其原因，应当是刘师培发现阮福强以“碑铭为笔”有诸多不妥之处。

 

表1 阮福《学海堂文笔策问》与刘师培《文笔诗笔词笔考》对读

  

序号引 文阮福案语刘师培案语1《梁书·任昉传》《南史·沈约传》尤长载笔/彦昇工于笔。考《礼记》“史载笔”，任彦昇长于碑版，亦记事之，故曰属。2《唐书·蒋偕传》三世踵修国史，世称良笔。此笔亦记事之属。3《陈书·徐陵传》国家有大手笔，必命陵草之。此笔谓诏制碑版文字。故唐张说善碑志，称“燕许大手笔”。据上六证，是官牍史册之文，古概称笔。盖笔从聿声，古名“不聿”，“聿”“述”谊同，故其为体，惟以直质为工，据事直书，弗尚藻彩。《礼·曲礼篇》曰：“史载笔。”孔修《春秋》亦曰“笔则笔，削则削。”后世以降，凡体之涉及传状者，均笔类也。陆机《文赋》，诠述诗赋十体，弗及传记，亦其明征。4《陈书·陆琼传》讨周迪、陈宝应等，都官符及诸大手笔，并敕付琼。5《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此赋赋及十体之文，不及传志，盖史为著作，不名为文。凡类于传志者，不得称文。是以状文之情，分文之派，晋承建安，已开其先，《昭明》《金楼》，实守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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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彦昇长于碑版”。阮福以“任彦昇长于碑版，亦记事之属”，证《礼记》“史载笔”之论。尽管《文选》收录有任昉碑铭文，但史书未见关于任昉长于碑版的表述。刘师培在稍晚写成的《汉魏六朝专家文》中表示：“至于兼长碑铭箴颂赞诔说辨议诸体者，惟曹子建、陆士衡二人。任彦昇则短于碑铭箴颂赞诔，庾子山则短于论说辨议。天赋所限，不可强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1页。可见他对阮福说法的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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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前之序，虽与传状相近，而实为二体，不可混同。盖碑序所叙生平，以形容为主，不宜据事直书。自两汉以迄唐、五代……未有据事直书，琐屑毕陈，而与史传、家传相混者……彦和“其序则传”一语，盖谓碑序应包括事实，不宜全空，亦即陆机《文赋》所谓“碑披文以相质”之意，非谓直同史传也。六朝碑序，本无与史传相同之作法，观下文所云“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则彦和固亦深知形容之旨，绝不泯没碑序与史传之界域也。*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补遗》，第1572页。

刘师培以更严格的标准来区分碑铭与史传，还体现在行文中严格区分“传志”与“传记”“传状”。在表1中，我们看到阮福、刘师培都引用了陆机《文赋》为论据。《文赋》本有“碑披文以相质……铭博约而温润”诸语，对这一句的解读，刘师培与阮福最大不同在于对“传志”与“传记”用词之差异，阮福的表述是：“此赋赋及十体之文，不及传志，盖史为著作，不名为文。凡类于传志者，不得称文。”阮福使用“传志”一词，应包含碑铭与史传，他认为《文赋》中未提及二体，故不得称“文”。而刘师培的改动则意味深长：“陆机《文赋》，诠述诗赋十体，弗及传记，亦其明征。”同理，前页表1中阮福作“凡类于传志者，不得称文”，刘师培亦改为“后世以降，凡体之涉及传状者，均笔类也”，均可看出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审慎。刘师培将“传志”改作“传状”或“传记”，一字之差，实则在认同阮元、阮福等将史传归为“笔”的同时，又小心翼翼地在规避将“志”(碑铭)误入为“笔”的可能，可谓两全之举。或许有人会怀疑刘师培的修改是否出于有心，然早在1905年写作《文章原始》时，刘师培尚沿袭阮福之说，主张“陆机《文赋》不及传志碑版之文，盖以此为史体，非可入之于文也”*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年，第1646页。，但通检刘师培晚年《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等书，均只有“传记”“传状”而无“传志”，可见刘师培区别对待碑铭与史传态度之坚决。阮氏父子在碑铭问题上一错再错，刘师培从沿袭旧说到悄然修正，亦可见他对乡贤持敬之深。他本人的碑传观也在辨析“文笔说”的过程中更加鲜明。

阮福《学海堂文笔策问》被刘师培删去的两条案语，正是问题多多。

二、传实碑虚：刘师培独特碑传观的形成

刘师培对碑铭文的重视，应是出于本人发自内心的喜好。尹炎武《刘师培外传》称“其为文章则宗阮文达《文笔对》之说，考型六代而断至初唐，雅好蔡中郎，兼嗜洪适《隶释》、《隶续》所录汉人碑版之文，以竺厚古雅为主”*刘师培：《刘申叔遗书》，第17页。。刘师培《甲辰年自述诗》有“我今论文主容甫，采藻秀出追齐梁(予作文以《述学》为法)”*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170页。。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对阮元文学主张的继续阐论，还是对汪中文学创作的模拟，刘师培自身学术爱好的规模格局深受乡贤影响。刘师培对碑铭与史传区别看待的态度源自何时？通过相关文献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刘师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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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05年：沿袭旧说，含混不清

1905年《国粹学报》第1期发表的《文章原始》中，刘师培援引阮福之说，以碑志为笔，“唐张说称大手笔，亦指其善修史及作碑版耳，亦记事之文也”，又曰“韩、柳之文，希踪子史，即传志碑版之作，亦媲美前贤。然绳以文体，特古人之语，而六朝之笔耳”*刘师培：《刘申叔遗书》，第1646页。。这一例证显然源自阮福《学海堂文笔策问》，可见彼时刘师培仍在秉承乡贤之说。不过，与此不同的是，在《国粹学报》第2期发表的《论文杂记》中，刘师培则将碑单独讨论，归为有韵之文：

箴、铭、碑、颂，皆文章之有韵者也，然发源则甚古……碑者，古人记功之文也……推之志铭、诔辞之作，皆起于三代之前，而皆为有韵之文。足证上古之世，崇尚文言，故韵语之文莫不起源于古昔。阮元《文言说》所言，诚不诬也。*刘师培：《刘申叔遗书》，第712页。

《液化烃球罐紧急切断阀选型设计规定》中规定: 当罐区有可靠的仪表空气系统时，应选用气动紧急切断阀；当罐区无仪表空气系统、但有负荷分级为一级负荷的电力电源系统时，应选用电液执行机构或电动执行机构驱动的紧急切断阀。在实际应用中，电动控制阀响应动作慢，且不能实现故障安全状态，因此不建议作为紧急切断阀使用，在无仪表气源的情况下优先选用电液控制阀。当切断阀的执行机构为气动型时，首选故障安全型单作用气缸执行机构；若采用气动双作用气缸执行机构时应配储气罐；若必须采用电动型执行机构时，其电源应采用负荷分级为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的电力电源供电。

(二)1913年：悄然修正，稍露端倪

1913年刘师培任教于成都国学院，《文笔诗笔词笔考》正写作于这一时期。刘师培对自己早年为《国粹学报》所作文章并不满意，1919年他在《陈钟凡〈周礼古注集〉跋》中回忆其学术次第：“清末旅沪，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说多不莹。民元以还，西入成都，北界北平。所至，任教国学，纂辑讲稿外，精力所萃，实在《三礼》。”*万仕国：《刘师培年谱》，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275-276页。这段叙述虽着重强调自己于《三礼》用力之深，但也表明他于《国粹学报》诸稿之后学术的更新。他对“文笔说”的修正亦印证了这一轨迹，《国粹学报》时期，刘师培对阮元“文笔说”多是照本宣科式的引用，而自1913年起，《文笔诗笔词笔考》删去阮福《学海堂文笔策问》中“任彦昇长于碑版”“唐张说善碑志，称‘燕许大手笔’”等案语，将阮福认为陆机《文赋》“不及传志”说改为“弗及传记”，等等，这些蛛丝马迹都透露了这一时期刘师培碑传观念的重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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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17-1919年：辨章文体，阐发新说

1917年至1919年，是刘师培生命的最后三年，作为北大教授主讲中国文学。这三年里刘师培开始反复申说“传实碑虚”的理论，其碑传观日益鲜明。*尽管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二课《文学辨体》中仍全盘沿用《文笔诗笔词笔考》，但在第四课《宋齐梁陈文学概略》再述《文笔之区别》时，刘师培能以《文心雕龙》篇次为证，《诔碑》《史传》分列为有韵之文、无韵之文两部，与《文心雕龙》暗合，成为“文笔说”的有力证据(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110-111页)。

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包括道德教育，有学者也从道德接受的视角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张琼、马尽举的《道德接受论》(1995)、刘云章的《德育接受学》(2004)、李卫英的《德育的接受性研究》(2007)等。

除《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外，学生罗常培所记口义中，尚有《文心雕龙诔碑篇口义》专论碑铭文之写作*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补遗》，第1561-1583页。，足见刘师培对碑传研磨之深。细读《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各章节，碑铭、史传均有细致的分论，论点颇新。与阮元、阮福简单地混碑志与史传为一体截然不同，他认为：

又碑铭叙事与记传殊，若以《后汉书》杨秉、杨赐、郭泰、陈实等本传与蔡中郎所作碑铭相较，则传实碑虚，作法迥异。于此可悟作碑与修史不同。*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123页。相似论述不止一处，第十四节《文章变化与文体迁讹》“绝无以传为碑或以碑为传者”(第148页)；《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绪论》“其体裁讹变，正与后代混碑铭与传状，且复参加议论者，同一不足训”(《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120页)。

“传实碑虚，作法迥异”，这是刘师培第一次明确揭示碑铭与史传之不同。需要补充的是，前文已提及碑铭与史传争议的关键在于碑序的文体属性。历史上多数学人接受刘勰的观点，将碑序等同于史传。但若以“碑前之序”近于史传，不绳以“碑虚”的标准，那“传实碑虚”的适用范围就会大大缩小。刘师培碑传观的一大创获，即是将碑序与铭文视为一体，与史传严格区分。他在《〈文心雕龙·诔碑篇〉释要》中指出：

三是学生动手能力比原来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小组合作学习当中，不论是学习资料的收集，资料的整理，还是实验教学当中的实验器材的操作等等，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学习效率大大提高。

(二)“唐张说善碑志，称‘燕许大手笔’”。《旧唐书》本传称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57页。这本是阮福将“史载笔”与“碑版文字”联系在一起最有说服力的论断。刘师培发表于《文笔诗笔词笔考》之前的《文章原始》中尚引用了这一例证，此处删去令人费解。但考之张说碑志，一则骈散结合，与初唐骈体碑铭相差无几*于景祥、李贵银认为“对于碑志文的创作来说，唐初确实沿袭了南北朝的余绪，仍以骈体为碑志，人物个性不突出”(于景祥、李贵银：《中国历代碑志文话》，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年，第50页)。；二则《新唐书》谓其“为文属思精壮，长于碑志，世所不逮”*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10页。，“属思精壮”与《文选序》为文应“沉思翰藻”近似，与阮福以之为“笔”的意图则相悖；三则刘师培文体观中，专家文体研究也应断自五代以前*刘师培曰：“尝谓五代以前文多相同，五代以后，乖违乃甚。”(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119页)。刘师培在《文笔诗笔词笔考》中删去此条，实则可见其以骈体碑铭为“文”的观点更加笃定。

在刘师培看来，碑序与碑铭是为一体，作法与史传绝不相同。“碑序与史传”的差异在碑体之“化实为空”：“蔡伯喈之碑铭无不化实为空，运实于空，实叙处亦以形容词出。”*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141页。“传实碑虚”具体表现在：首先，“传实碑虚”要求碑铭文“实叙处亦以形容词出”。刘师培推碑铭源头出自《书经·尧典》之首段，但“与《礼经》之不可增减一字者不同”，碑铭“本以‘拟其形容，象其物宜’为尚，而不重写实，秦、汉碑铭全属此体”。碑铭“体尚严重”，所以看重“镕经铸史，乃克堂皇”*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152、126页。，如蔡邕《郭有道碑》开头“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慈笃惠”四句，刘师培指出：“自《尧典》化出，皆表象形容之词。如作《郭泰传》，即应据事直书，不可文胜于质。”*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补遗》，第1573页。同样，“丧事惟约，用过乎俭”一句化自《周易》“传状中不能用”*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补遗》，第1576页。。

嘉庆二十五年(1820)，阮元于学海堂以文笔策问课士，阮福作《学海堂文笔策问》，主张“综六朝、唐人所谓文，所谓笔，与宋、明之说不同而见于书史者，不分年代，类列之，以明其体矣”*阮元：《揅经室集》，第709页。。其对策深契阮元之意，阮元乃命刻于《揅经室集》三集之末，“以为此可与《书文选序后》相发明也”*阮元：《揅经室集》，第715页。。在《书文选序后》中，阮元只略略提及了碑志，在《学海堂文笔策问》中，阮福则欲证史传、诏制、碑版文字皆“记事之属”的“笔”类，然所引例证错漏百出，阮氏父子“文笔说”中失当之处也进一步暴露。

经史百家之文在古文家眼中皆为作文典范，阮元则反其道而行之，以《文选序》为依据，别立“文”之疆域。此处当注意的是阮元对人物传记的分类：历代古文家所看重的“传志记事”，虽为“子史正流”，却已“与文有别也”，被归入“笔”类。阮元的划分固然高妙，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传志记事皆史派”的表述可能略有武断：《文选》尚收录蔡邕《郭有道碑文》等传记作品，可见“志”(碑志)有“文学”的属性。且王运熙先生《从〈文选〉所选碑传文看骈文的叙事方式》一文就曾指出：“《文选》卷五八至卷六十，有碑文、墓志、行状三体……综观这些篇章的传记部分，都以骈文写作……因而与散体文传记(《史记》、《汉书》)……写法迥异。”*王运熙：《从〈文选〉所选碑传文看骈文的叙事方式》，《上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阮元将骈体碑铭与史传等同，归为“记事之属”的“笔”，考虑略欠妥当。

其次，“传实碑虚”体现在对谋篇布局、材料选择上也有不同的要求。对史传文字而言，“凡作纪传之文，但就行状本事，晦者明之，繁者简之而已”，但作碑铭者，“如欲历数生平，宏纤毕备……必至繁芜冗长，生气奄奄，此并不知谋篇之术，而吝于割爱者也”*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122、129页。。换言之，记传当简明扼要地列述行状，而碑铭必须对生平有所取舍。比如，蔡邕《胡公碑》以“七被三事，再作特进”八字消纳胡广屡次之黜陟*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130页。，即是碑铭正体。

再次，在评价史传与碑文的艺术成就上也有不同的标准。记事之文“以善传神者为生”，“善用笔者，工于摹写神情，故笔姿活跃，不善用笔者，文章板滞，毫无生动之气，与抄书无异”，这就意味着史传要追求传神写照，活灵活现地展示传主的风神气韵。对骈文碑铭而言，“有韵及偶俪之文则以句句安定为生”，凡文章有劲气，能贯串，有警策而文采出者乃能生动。东汉一代之文皆能镕铸经诰，但多限于经书之字句组成，“而伯喈能涵咏诗书之音节，而模拟其声调，不讲平仄而自然和雅”，这是蔡邕碑铭异于普通汉碑也。*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136-137、133页。由此可见，碑铭崇尚气脉贯穿，有警策秀句，在镕铸经书字句的同时要涵咏模拟其音节声调。

除此之外，在文章主客观等方面，刘师培均列出了碑铭与史传的区别。他的碑传研究，因为厘清了碑传文体属性，故无论是在研究格局，还是在观念创新上，都与之前学者有较大不同，应当被视作其重要之成就。

三、刘师培碑铭观：扬州学派文史观下的新变

若将刘师培“传实碑虚”理论的提出仅看作是对阮元“文笔说”的修正，那还不能看出扬州学派内部文史观的冲突与调和。刘师培能严分碑铭、史传，实质是清代文章考据之争、骈散之争等诸多学术思潮驱动下，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产物。刘师培正是以“传实碑虚”的主张化解了扬州学派在整合清代文史资源时的内部分歧。

清代朴学兴起后，对古文家传记诟病颇多，史传式传记成为当时流行的写法。历代碑铭文创作为文人提供了丰厚的“润笔”之资，也因其无关乎经术政理的应酬性质而饱受诟病，碑铭之祖蔡邕、韩愈也概莫能外。明清鼎革后，遗老遗少们将明王朝败落的原因部分归咎于有明文人士行不端、文风浮华，故对文人耽迷应酬文字表现出强烈不满。入清以后，经世、考据学勃兴，诸位经史大家对以碑铭文为代表的古文批判甚为用力。清初顾炎武《日知录》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志状不可妄作”，其在与友人书信中更是以谢绝做志状以明“器识为先”的决心。*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华忱之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6页。顾炎武《与人书十八》中以碑铭等“应酬文字”“为一人一家之事，无关乎经术政理”，并惋惜韩愈耗损精力于此，故未成“泰山北斗”，将滥作碑铭的源头直导韩愈，其厌弃志传之心可见一斑。可碑版文字也存在巨大的社会需求*余英时在《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中通过碑铭墓志创作，来考察士商阶层的互动性(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即使不考虑士商互动，墓志铭作为传统丧礼的一部分，也不容缺失。，顾炎武“铭状”不分，未区分碑铭、行状、史传文体功用上不同，一概不作，并非所有士人可为。随着考据学的暗潮涌动，清人考据一派遂从“谢绝应酬文字”转为以史家标准来创作是类文字。清代经史学家试图以“据事直书”等要求来衡量人物传记，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不遗余力排击文人传记，均是史学家与古文家争夺人物传记创作话语权的表现*详见拙作：《章学诚的传记思想与方志理论的关系》，《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10期。。扬州学派虽然亦反对桐城古文，但是在对待传志问题上，内部分歧明显。

肝癌组血清PIVKA-II含量同其他组显著提高(P<0.05),肝硬化患者和其它消化系统肿瘤患者较健康对照组显著提高(P<0.05)。肝癌患者PIVKA-II水平同肝硬化外组显著增加(P<0.05)。相关研究指出[10],随着肿瘤分级提高,患者血清PIVKA-II随之升高。

(一)贬低碑版文字的阮元、阮福。阮元、阮福的“文笔说”将传志统称为“碑版文字”，归为“笔类”，正是延续了清代以来经史考据学家对碑铭文轻视的态度，但与顾炎武、章学诚等人评判标准不同的是：考据学家们以古文家未秉承“据事直书”的史学传统而看低碑状文字，阮元等人则欲依据《文选序》《金楼子》《文心雕龙》等经典论述，将“文”立于经史子之外，独立成为一美文系统，他们看低“碑版文字”恰恰是因为“传志记事皆史派”，不能体现“对偶押韵”“沉思翰藻”的文学特质，虽殊途同归，出发点却截然不同。阮氏父子虽然力倡骈文，但是学海堂师生“文学旨趣较重赋体，追求文有其质”*曹虹：《学术与文学的共生——论仪征学派“文言说”的推阐与实践》，《文史哲》2012年第2期。，并未于骈体碑铭有所创发。按理说，阮元爱好金石、书法，又作有《南北书法论》，对南北朝碑铭文并不陌生，可惜其只重书法，不重文字，未曾想到在此处着力。

(二)反对以骈文做史传的焦循。当扬州学派学人在骈体碑铭创作已取得实绩时，学人们由于各自学术涵养的不同，对骈体碑铭态度也并不一致。焦循旗帜鲜明地反对以骈文做史传。焦循早年曾做《读书三十二赞》，以骈俪之文述其对大儒之敬仰，但此后焦循对骈文传记尤其是骈体史传却持有抵触的情绪，其论四六文曰：“好用冷僻故事，新异字句，往往见之不解何谓，及一一考注明白，而其意又索然无理，是真天下之废文，吾不愿子弟习之。”*焦循：《里堂家训》，陈居渊主编：《雕菰楼史学五种》(下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1038页。焦循以骈文佶屈聱牙，索然无味，不愿子弟习之，似又与他受章学诚史学思想影响有关，“文言”碑志与“质言”碑志中，焦循的趣味更倾向于后者：

平湖陆烜有《陇头刍话》一卷，论四六云：“四六之文，多在影响间，大抵其德不可称而必欲称之，其事不足述而必欲述之，则舍此体其谁？”此言甚有见。乃今则足称、足述之德与事，亦概用四六，何耶？余幼年好为此体，尝以小试为刘文清公所称，后深悔之。处太平之世，有何不可明言之隐？即市井驵侩，岂无一节之可称述？有一节之可称述，何难质而言之？韩、柳诸铭墓之文，其人岂皆可足述者？果一无足称述，虽影响之言，亦在所宜戒，何四六为耶？然既有此体，亦不容废，特不可专一于此，以绮语自饰其拙耳。*焦循：《里堂家训》，陈居渊主编：《雕菰楼史学五种》(下册)，第1038页。

焦循反对以骈体做传状的理由是骈体叙事幽暗不明，难以尽“据事直书”之旨。扬州学派骈文虽盛，上述扬州学人于人物传记创作，却多秉承清初以来史学大家们“据事直书”立场，未曾欲在此以骈文争一席之地。*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曰：我朝儒学，以考核通贯为长。窃谓为诸人立传，宜以《道古》、《潜研》两集所载阎若璩、梅文鼎、万季野、惠士奇、钱塘江永、戴震诸传为式，举长编所录，精之又精，核之又核，或直录其篇，或节揭其要(焦循：《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第217页)。

(三)深好骈文传记创作却以韩柳为宗的汪中。扬州学派另一重要学人汪中对骈文碑铭研摩甚用力，多有心得：其论《张子韶祭文》，“其情旨哀怆，乃过于词，前人所未有此格也”；论白居易所作碑文“予窃爱其简明洁亮”；赞苏东坡拒做碑铭“可印公心”；又赞蔡谟“虽勋德之家请于朝，出敕令书者亦辞之”乃“清介有守”*汪中：《新编汪中集》，扬州：广陵书社，2005年，第278、280、295、293页。；又全录《唐曹因墓铭》，虽未著一字评点，然赞誉之情，不言自明*汪中：《新编汪中集》，第279页。。考之汪中文集，不仅有骈体碑铭，而且有不少骈体史传，可见汪中对骈体碑传的喜好。可惜的是，汪中虽好骈体碑铭，但文体源流上仍将碑铭正宗归为《史》《汉》、韩、柳。其子汪喜孙《汪容甫年谱》云：“今人若作碑版文字，上不规《史》、《汉》，下迸韩、柳，但依仿六朝骈俪之作，可乎？”*汪喜孙：《容甫先生年谱》，《新编汪中集》，第26页。这又让碑铭本该在此时彰显的六朝骈文原始的特性，淹没于韩柳古文的识见之中。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不难看出扬州学派学人在对待骈体碑铭态度的分化：焦循站在明清以来史学家的立场上，反对以骈体做碑铭；阮元虽提倡骈文，却以缺乏沉思翰藻贬低碑版文字，忽视骈体碑铭的存在；汪中虽好为骈文碑铭，但将其源头落在韩、柳古文一头，反而与扬州学派主流史学、文学思想产生抵牾。这一分化的根本原因，既是扬州学派内部对文史、文笔关系的不同看法，也是扬州学派继承、融合清代文史各派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刘师培“传实碑虚”的提出恰恰能化解这一紧张关系，厘清碑传之分，文史学家可各秉一端，各取所需：整合阮元与汪中学说，骈体碑铭源头追溯到蔡邕等人六朝骈文，既能为“文笔说”力添新证，又能抛弃碑铭源头只有韩愈古文的俗见，使扬州学派文论与创作上更加旗帜鲜明；而焦循的朴学家史学观，同样可以在散体史传中延续，各行其道，这或许是刘师培晚年反复申说“传实碑虚”的原因所在。

概言之，清代扬州学派的土壤中，既有史学家求是的精神，又有趋于汉魏六朝的骈体文学观，这使得“传志文体异同”问题不断交织碰撞，刘师培“传实碑虚”理论的提出，或许正是这种兼容并包学说发展的必然结果。从1905年的《文章原始》延续阮氏旧说，到1913年《文笔词笔诗笔考》悄然修正这一漏洞，再到1917年寄身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期间，反复申说碑铭与史传之不同，刘师培逐渐发展“传实碑虚”的碑传文体观。他之所以能够厘清史传、碑铭的源流与体性，是扬州学派文史观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的结果，是扬州学派文史观向前演进之必然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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