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与反思性历史社会学——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属性的思考

诚如柯林斯所言，马克思是所有现代思想家中最具争议的人物*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之旅》，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6页。。这不仅因为他人生经历曲折、社会角色多重(革命家、思想家、科学家等)、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独特，更因他著述宏阔浩瀚且涉及领域广，思想发展复杂。米尔斯因此说，马克思建构了一种真正包罗万象的社会科学；他对现时代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其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和企图解释的范围之广泛。*赖特·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2-33页。不过，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素养和品质不在于此。正如布劳格指出的，马克思“是一位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甚至人类学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科学家”*马克·布劳格：《凯恩斯以前100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0页。；海尔布伦纳等人则说得更明确：“使马克思超出如此众多的其他经济学家的，是他把哲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联结到一起形成统一的整体的能力”*罗伯特·海尔布伦纳、莱斯特·瑟罗：《经济学的秘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8页。。这种跨学科研究所形成的整体视野和整合能力，正是马克思主义洞彻事物本质的重要支撑。然而，这同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马克思可以被视为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等，相应地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学科意义上则涉及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但是，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理论归属怎么把握？在学科界划比较清晰、学科发展相对成熟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影响更大？兹事体大，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本文拟从反思性的历史社会学角度对此进行分析。

一、社会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属和学科支撑

正因马克思思想的综合性、跨学科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其理论是哲学还是经验科学，产生了很大争议。普列汉诺夫1895年在其名作《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但被指定为恩格斯接班人的考茨基在1909年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而是一种经验科学，一种特殊的社会观”*卡·考茨基：《一封关于马克思和马赫的信》，《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三辑)，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251页。。这得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诸多响应。列宁1913年专门指出，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来源，也是其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并强调“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 在1914年专门补充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1、425页。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同时具有社会学、历史学维度。布哈林则公开主张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也就是社会学”*尼·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页。，同期波格丹诺夫把马克思主义建构为“经验一元论社会学”。在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科学的社会学，由此引发了30-40年代的哲学与社会学之争。

面对上述情景，柯尔施奋起反击，在1923年特意争辩说，马克思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它是革命的哲学”*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37-38页。。这得到卢卡奇、葛兰西的有力声援，形成马克思主义阐释史上有名的“柯尔施命题”(即哲学与社会科学之争)。可是到1938年，柯尔施却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新的、革命的社会科学”， 强调其主要倾向“不再是一种‘哲学的’方法，而是一种经验科学的方法”，不需要“哲学基础”*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179、128页。。而在同样反对和拒斥将马克思主义实证化为具体社会科学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表现明显不同。其开创者霍克海默专门新造概念“社会批判理论”来意指马克思主义，高调宣称批判理论“是哲学本身的传人”，但它“必须尊重”和“依靠”社会学等“科学”*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32页。；其后，阿多诺提出有两种社会学，一种是孔德以降所形成的把经验事实奉为至上圭臬的实证的、经验社会学，一种是以“社会总体及其运动规律”为研究对象、“源于哲学”的“辩证的、理论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重新论述哲学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就是后者，是哲学的社会学或社会学的哲学*转引自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67-468页。。马尔库塞同样主张，马克思主义不是纯粹的哲学，它“吸收了哲学的本质内容并把它代入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中”*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338页。，是哲学和社会学的有机结合；及至哈贝马斯，用“介于哲学和科学之间”*尤尔根·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40-310页。的提法来指认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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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有不少哲学学者也不把马克思作为哲学家来看待，比如梯利在其很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史》中对马克思只字不提，雅斯贝斯在《大哲学家》中只在分析康德时简单提到马克思，几近一笔带过。蒙克等人则小心翼翼地指认，把马克思纳入哲学家行列“似乎具有挑衅性”，因为“许多人拒绝给予他作为纯粹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以任何重要地位”*雷·蒙克、弗雷德里克·拉斐尔：《大哲学家》，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导言。。而在当代也有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界定为哲学。如安德森理直气壮地争辩说：马克思没有留下经典意义上的系统哲学著作，其早期哲学论著都是些未出版的手稿，到成熟期他从未再度涉猎纯哲学领域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7页。。詹明信说得更明确：“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可以写在纸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也许在一个非常空泛模糊的意义上我们仍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称作哲学。但我不会在任何实质意义上把它当哲学来看。”*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8页。

其二，要想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单一的传统史学方法不敷使用，跨学科综合研究势在必行。率先倡导“新史学”的鲁滨孙特意呼吁，历史学必须放弃“个体主义”，“精通作为一切社会科学基础与初阶的社会学，以及各个专门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等”*詹姆斯·鲁滨孙：《新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9、231页。；而早在1900年，法国的贝尔创办《历史综合杂志》，批评传统史学封闭、狭隘、支离破碎，代表人类全部经验总结的新史学只能是在和其他学科综合过程中形成；勒高夫等人总结说，新史学一是坚持总体的历史，要求“史学全部领域的更新”；二是跨学科、专业，葆有“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J·勒高夫、P·诺拉等：《新史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5页。。

从理论内容看，马克思主义虽然与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古典经济学有很深的关系，但是，后者关注的“发财致富”的经济学主旋律，恰恰被马克思嗤之以鼻，他要揭开并批判经济面纱背后的社会问题，是古典经济学的离经叛道者；另外，如曼德尔概括的，马克思“与19世纪和20世纪大多数重要经济学家的区别就在于，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家’”，在他那里，经济学“不可能作为一门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完全无关的特殊科学而独立存在，……历史唯物主义试图尽可能地把有关人类的各门科学统一为一门‘社会科学’”。*欧内斯特·曼德尔：《马克思》，约翰·伊特韦尔英、默里·米尔盖特：《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95-412页。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旁人难以企及的综合性、整体性、跨学科性。

西方主流经济学习惯于就经济谈经济，而马克思实现了双重突破，他既坚持从经济角度分析社会、历史，又坚持从社会、历史角度分析经济。特别是前者，影响卓著。吉登斯专门指出，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是有关经济问题的。由于他总是把经济问题与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来加以思考，所以他的著作总是富有社会学的洞察力”*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16页。。马蒂内利和斯梅尔塞进一步分析说，相较于古典经济学，马克思“沿两个方向开阔经济视野”，既建构了“一种可解释经济历史现象的社会变迁理论”，又充分关注了经济及其结果(如阶级冲突)对历史变迁的动力作用，“创造一种几乎是全新的社会理论”。*A·马蒂内利、N·J·斯梅尔塞：《经济社会学》，苏国勋、刘小枫主编：《社会理论的知识学建构》，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8-53页。阿隆为此说马克思是“一个特定形式的社会学家，即经济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94页。，这个指认得到很多人的认同。道宾认为：“马克思开辟了经济社会学的历史方法”，“塑造了历史经济社会学的所有品牌”*弗兰克·道宾：《经济社会学的比较与历史分析方法》，斯梅尔瑟、斯维德伯格：《经济社会学手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36页。。萨缪尔森等也明确表示，“解释历史的经济学是马克思对西方学术界的不朽贡献之一”*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第513页。；还有人直接提出，“清楚地理解和评价经济学和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正是马克思的独到之处”*埃克伦德、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2页。。可以说，马克思研究经济根本上是为分析社会历史服务的，其经济学从属于其社会学、历史学，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历史分析作出了革命性贡献。维拉尔由此强调：“马克思的新观点既不是经济学上的观点，也不是理论上的观点，而是有关社会—历史的观点。”*皮埃尔·维拉尔：《论马克思主义史学》，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09页。布罗代尔同样强调：“社会历史分析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伟大创新之一。”*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99页。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分析固然很有价值，但把他视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同样存在争议。马克思是公认的早期社会学主要创始人，而且，早期社会学的几大巨擘，大都深受马克思的影响。不管是韦伯、迪尔凯姆的“对着讲”(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外，另辟蹊径分析现代社会)，还是席美尔的“接着讲”(其货币哲学与马克思的货币拜物教理论具有重要关联)，背后都有马克思或浓或淡的影子；而滕尼斯直陈自己受益马克思很多*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25页。。吉登斯补充说，马克思“对于社会学来说有着根本的重要性”*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21页。。瑞泽尔尊称马克思提出了“古典时期最崇高、最重要，也最令人赞叹的大理论”*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页。。另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分析，对现代性的辩证思考，对商品拜物教入木三分的揭露，在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思想穿透力，特纳明确承认，马克思“对我们理解当代社会学理论也是有重大意义的”*乔纳森·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2页。。尽管如此，有着“社会学宪章之父”美誉的帕森斯在其成名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经常提及韦伯、迪尔凯姆、帕累托等早期社会学名家，惟独不提马克思。马克思在相当长时期内被排斥在主流社会学之外，科瑟则据此称马克思为社会学的“局外人”，还说用“边缘”来指称其学术身位非常合适*刘易斯·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0页。。

虽然科林伍德认为，马克思对当时的历史学实践没有产生多大的直接影响*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6页。；但是，他对当今历史学的影响却毋庸置疑。有人分析说，缘于“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历史学中的影响“日益增长”*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6-27页。；布罗代尔明确指认：“在今天，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不论其政治立场或哲学立场如何，都躲不开马克思思想的侵袭和困扰。”*引文来自布罗代尔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于1983年3月16日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卡尔·马克思》(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12/3535)。霍布斯鲍姆确信马克思最大的影响在于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对史学的现代化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历史编撰学中占据首屈一指的地位，是任何较为规范的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1、193页。。福柯则高调地宣称，如今在写历史的时候，不可能不直接地或间接地运用到与马克思思想相关的一系列概念，也不可能不置身于其描述、定义的问题域之外，说到底，做个历史学家和做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否有所不同，值得怀疑*杜小真：《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281页。。在印第安纳大学信息学者费立波·曼泽尔(Filippo Menczer)创建的跨学科排名数据库“Scholarometer”中，马克思在历史学领域里H因子是平均值的21.5倍，雄踞第一位。然而纵使这样，古奇在其经典史著《19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中甚至连马克思的名字都没提，以至伊格尔斯在肯定马克思对现代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不得不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与学术性历史研究的主流很长时期处于相互隔膜的状态*格奥尔·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36页。。不少专业史家拒绝把马克思归为同侪，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历史学。

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应该说，前述维拉尔、布罗代尔的定位，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理论归属即社会历史理论，其哲学、经济学从属于社会历史分析。也正因此可以进一步确证，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核心的内容。其次，马克思主义的跨学科性，造成它作为社会历史理论融社会学、历史学、哲学高度一体，具有很大独特性，其独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性很突出，这也是人们谓之社会历史哲学很重要的缘由，这使它和偏向实证的西方主流社会学、历史学都有一定距离；二是社会学和历史学交织渗透。这两个独特性使历史唯物主义无论是作为社会学还是历史学，总有人不置可否。但是，这种独特性恰恰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独特价值、独到魅力的地方，也是我们进一步深入把握它的理论归属乃至学科属性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

二、历史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社会学的兴起成为晚近社会学最令人瞩目的发展之一，有人甚至认为它已成为当今西方学术界一股四处激荡的“湍流”，而柯林斯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声称“历史社会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R. Colins,Three Sociology Tradition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07.。在今天，其阵营蔚为可观，名家云集，有一批声誉卓著、影响盛隆的知识分子侧身其间，如福柯、斯考切波、蒂利、布迪厄、吉登斯、安德森、华勒斯坦等；同时还建构了自己专业性的研究刊物(如《社会科学历史》《历史与社会》《跨学科历史杂志》)、研究文集(如《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历史社会学手册》)、研究组织(如社会科学历史协会)，举办了多次国际性会议。然而，关于何为历史社会学，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进行界定，在其学者群内部，也是歧义丛生。正如蒂利自陈的：它不具备完整的知识一致性，其共同性主要来自所用方法和材料而为世人接受*查尔斯·蒂利：《未来的历史学》，S·肯德里克、P·斯特劳等编：《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页。，其最根本的，是实现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融通汇聚、有机结合。

有史学家指出，约在1870到1930年间，历史学发展成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即“先进的、专业的或学术的历史学之典范”得以确立*L. Ston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Revisited)，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 p.5.。其中，兰克可谓居功至伟，一举确立正统主流史学范式，后人称之为“历史科学之父”。他申明：历史学的任务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如实直书，不惮细微，不究意义。卡尔说这影响了英法德等国整整三代史学家*E·H·卡尔：《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页。。阿克顿在撰写巨著《剑桥近代史》时，几无保留地践行了这一点，宣称历史是“经验所揭示的记录或事实”；而其继承者伯里(J.B.Bury)相信“人类历史中全部最细微事实的集合终将说话”*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8页。。

依据上述研究结论，针对云南大学留学生策略提出的相关建议如下：(1)着力完善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宿舍条件，关注各地域留学生的文化差异，在对留学生的管理上应区别于中国学生，使其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提高其地方满意度。(2)增强中国学生与留学生的文化交流，在策划活动时，给留学生一些更为平等的权利，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和文化冲突，并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与感情，加强留学生对学校的地方依恋。(3)增强学校整体学术氛围，引进更好的人才和师资力量，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在教务管理上应以学生为主体，增进留学生对学校的地方认同。

兰克奠定的科学史学(以史料考据和还原事件为中心)，很快战胜了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历史哲学传统，但在高歌猛进的同时，问题也不断呈现，形成公认的“史学危机”，主要体现在：第一，研究视野过于狭窄，集中于政治史，偏爱政治和军事事件的还原性研究，几成“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成功的历史运动”之史学*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新旧历史学》，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3页。；这既不能充分把握历史的复杂性，也远远跟不上当代的历史变化——如科技和经济日益重要、普通民众日益闪耀于历史舞台等*格奥尔·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9-29页。。第二，对历史事实的痴迷和膜拜，导致了“文献拜物教”(特别是档案拜物教)；史学成了文献堆积和一个个事件深耕细究的“琐碎史学”、机械编排的“编年史学”，沉迷于“迂腐穷酸地追逐细枝末节”而严重“缺乏洞察力”*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8页。。第三，“严谨的事实的陈述”成为其最高准则，再现而不分析，历史学成了单纯的追溯和陈列、叙述，不关注历史事件、现象的起因、结果，甚至不认为存在内在联系或普遍趋势、规律，更不谈及它们在当下的意义和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价值。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麦克尼尔曾总结说，这种琐碎的历史编撰学“与散乱、混杂和无意义渐行渐近”*转引自理查德·埃文斯：《捍卫历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4页。；历史学则由此“使自己脱离了作为普遍规律的科学”*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147页。。第四，归根结底，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历史概念、历史理论的拒斥，缺乏必要的反思性和理论建构。兰克史学除了在事实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何以可能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受到广泛诘疑外，在以上四个方面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促使现代史学发生重大转向。20世纪20年代，呼唤史学新范式逐渐成为一股强劲潮流，30年代以降，各种“新史学”(如年鉴学派、英美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派等)纷纷登场。其核心诉求有：

其一，强调要扩大研究对象、范围，超越传统的政治史、国家史、帝王将相史，其结果一是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历史”即“普通民众史”，二是出现了把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关联起来的整体性的“社会史”。

孔颖达《尚书正义序》称《伪古文尚书》“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北齐书·儒林传序》的记载更为详细:“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业于屯留王总，传授浮阳李周仁及渤海张文敬及李铉、权会，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间刘光伯、信都刘士元始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⑤《伪古文尚书》流传到黄河以北的时间，孔颖达以为晚至隋初，《北齐书》以为在北齐末年，其实均不准确。

显然，把马克思主要视为哲学家或把马克思主义主要视为哲学，存在很多争议；因为就其理论属性、理论表现和学科归属标准来看，存在一些让人难以充分信服的地方；而且其哲学是为分析社会历史服务的，阿多诺的“理论社会学”之说正是据此提出的。国内外有不少学者为此强调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社会哲学、历史哲学，然而如果这样，如何处理其中大量存在(甚至构成主体)的社会科学内容？况且，虽然说马克思主义有重要的哲学思想、有明显的哲学维度没有争议，但这种哲学维度主要体现在哪里却存在不少争议。

不过，西方主流社会学的这一发展路向也遇到强烈的反对。20世纪50-60年代，随着一批具有强烈历史学取向的社会学家如米尔斯、布尔迪厄、本迪克斯、吉登斯等的崛起，这种反对达到高潮。布尔迪厄断言，将社会学和历史学分离开是灾难性的，在认识论上完全缺乏根据*布尔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15页。；米尔斯认为，非历史研究常蜕变为对有限环境的静态研究，“如果不运用历史，不具备心理事件的历史感”，社会学家不可能对研究的问题“进行完整的表述”*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第154、160页。；本迪克斯强调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要依据具体的行为观察和历史证据来进行抽象，不能脱离历史事实*R. Bendix, “Concepts and Generalization in Comparative Sociological Studi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8(4), 1963.；吉登斯多次强调，把历史学和社会学人为地僵硬划分，是一种错误，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是淡化和模糊社会科学内部的划分和界线*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第38-40页。。这些人的努力，促使社会学历史学化。

其四，为此，新史学强调一是要结合必要的抽象理论解释历史现象，二是把历史事件和内在的抽象社会结构关联起来。英国历史学家琼斯明了地说：“理论性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历史学家要使他的著作有深度，“就必须采取非历史学的方法和原则”*G·S·琼斯：《从历史社会学到理论历史学》，蔡少卿：《再现过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5页。；而米尔斯同样直言，“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确实要求发掘细节，但它也鼓励人们开拓眼光，把握社会结构发展中时代的关键事件”*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75页。；布罗代尔甚至吁求以长时段的“结构史”取代传统的“事件史”。显然，历史学转向“新史学”即当代转向，“社会学转向”是其中尤为突出的维度，所谓“跨学科研究”中，首当其冲的是吸纳社会学。这一则表现为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使史学和传统社会学研究领域走向重合；二则表现为史学同样开始关注如历史规律、主要趋势等内在的普遍联系，开始强调整体性研究，关联到传统社会学的立家之本；三则表现为自觉运用传统社会学的强项——社会理论，特别是其关于社会结构、社会规律的抽象理论模型、框架来分析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背景。布罗代尔为此声称，在其长时段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和社会学“简直是亲密无间，融为一体的”，凸显“结构组合的历史”*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第83页。。由此涌现出一批具有明显社会学倾向的著名史学家，如以布洛克、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一、二代的年鉴学派；以汤普森、布伦纳为代表的史学马克思主义，以及摩尔、斯考切波、蒂利、迈克尔·曼等具有师承关系的“回归国家学派”。

社会学在其初创期，尽管知道运用历史材料来追因溯源、探寻规律，但总体上对历史学相当轻视。孔德毫不客气地认定：“历史学家是毫无用处的逸闻趣事的编者”，而“历史资料是稚气的搜集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零碎”*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2页。；斯宾塞颇为轻蔑地说，“历史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对民族生活的叙述，不过是为比较社会学提供素材”，君王传记之类的历史学“对社会科学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启示”*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页。；还说，当掌握了真正的人性理论时，就不需要历史。稍后，对社会学的形成起关键作用的涂尔干，虽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完成《教育思想的演进》等社会史学的典范之作，但其工作核心却是研究当下社会的现状，并批评当时历史学家流连于短暂事件，忽视社会结构和集体表征，炮制了“肤浅的表象”。

到20世纪20年代，社会学主阵地移转到美国，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使社会学的研究重心转向当下社会，大量汲取博厄斯等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法，深入细致地探究诸如当前城市中的贫民窟、失业、移民、黑帮等具体而微的社会热点问题。社会学逐渐走向“对历史的摒弃”*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11-13页。。而到现代社会学之集大成者帕森斯那里，结构-功能主义大行其道，它长于建构“宏大理论”而不太关注细节，自然和历史学很难亲近起来；更重要的是，它偏向于挖掘共时态的社会结构，历时态受到冷落，以致“把模式观或结构观理解为不受时间影响的互动现象”*芭芭拉·亚当：《时间与社会理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页。。正如蒂利所说，这样的研究“没有时间、地点”，社会学家变成了“结构专家”*查尔斯·蒂利：《未来的历史学》，S·肯德里克、P·斯特劳等编：《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第11页。，社会学和历史学进一步疏离。

(1) 换乘方式和换乘点的选择直接影响着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的运能及运量，因而线网的规划应紧跟城市发展的步伐。对换乘站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确保线网规划的科学性和可实施性。为保证远期车站设计的合理性和提高车站的换乘功能，在线网规划及近期车站设计过程中,应综合分析远期车站布置的可能形式及相应的换乘形式。通过分析不同的站位及换乘形式，在近期车站设计中预留充足的条件，以确保远期车站的可实施性及功能性。

帕森斯的宏大理论因其抽象演绎和现实明显脱节，即便其学生默顿提出“中层理论”也无法挽回其颓微之势，其后社会学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发展。美国主流社会学由此走向另一极端，以S.A.斯托福和P.F.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社会学，把帕克等人的经验观察和定量研究结合，使之向定量化方向发展，社会学家喜欢使用各种计量、统计方法来研究一些细枝末节的现实小问题(时间、空间、人群三种意义上的)。这既疏远了抽象理论，也与历史学越发疏离。关注行为科学化的社会学发展，加重了这一点。斯通总结说：“社会学陷入静止的社会观这种状态中，部分是因为它对社会调查技术的过度青睐，部分是因为它对功能主义的迷信” *L. Stone,The Past and the Present(Revisited)，p.9.；布罗代尔进一步分析说：这些社会学家专注于对似乎停滞于某处的问题之解答，或不属于任何时代的重复现象，几乎一直回避社会时间*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第88页。；以致吉登斯慨叹:“在正统共识占主流地位的时期，社会学与历史学实现了最彻底的全面分离。”*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其三，强调历史学不仅是对事实的陈列、叙述和还原，更是分析、解释和探掘，关注历史事件的起因、结果及其当今意义。卡尔的名作《历史是什么》公开声称历史学就是现在与过去永无休止的对话，要理解过去以“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穷究到底”即探寻主要原因或第一动因至关重要，因为“历史研究是一种因果关系的研究”*E·H·卡尔：《历史是什么？》，第115、146、186-189页。；年鉴学派元老布洛克坚信，历史学绝不能是事件的简单罗列，而是要“合理归类”，探究“未来的可能性”，“寻找原因之流”*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63页。；年鉴学派干将布罗代尔直截了当地提出，历史学“是一种关于现在的研究”*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1页。；勒高夫等人则辩证地宣称，新史学“注重现在与过去的关系”，既“通过过去理解现在”，也“通过现在理解过去”*J·勒高夫、P·诺拉等：《新史学》，第14页。。

由此，卡尔提出的历史学社会学化、社会学历史学化，进而布罗代尔从历史学角度张扬的、米尔斯从社会学角度倡导的“历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的英文为“Historical sociology”、法文为“La sociologie histoirique”、德文为“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直译是“历史社会科学”。日渐成为显学。实际上，早在正统史学刚形成和社会学刚诞生时，就有人反对把社会学和历史学人为割裂开。如韦伯认为二者“都是研究行为的经验科学……都关注被视为整体的社会，关注全部人类行为，显然他们是学术上的近邻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页。，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名作是两者有机结合的典范。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迪尔凯姆的《教育思想的演进》亦是同样的典范。其中，马克思尤为特殊，其思想成熟期的主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及《资本论》及其手稿，晚年的《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等，无不体现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双向互动。斯考切波为此主张，正因“托克维尔、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历史社会学的主要议程也因此得以首次提出”*斯考切波：《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3页。。史密斯也认为，是马克思这些人推动形成了“持续时间很长的”历史社会学的“第一次浪潮”*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页。；拉赫曼认定，当今的历史社会学就是要恢复并光大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所开创的那种社会研究传统*理查德·拉赫曼：《历史社会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一章。。

前述的汤普森、安德森、霍布斯鲍姆、华勒斯坦等左翼学者则坦言，其历史社会学直接受惠于历史唯物主义；而前述的蒂利、斯考切波等人也不讳言自己获益于马克思的历史分析。科卡强调，马克思为历史社会学提供了具体工具*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页。。卡尔霍恩概括说，“多数‘学统’都将马克思视为第一位伟大的历史社会学家”*克雷格·卡尔霍恩：《为什么是历史社会学》，杰拉德·德兰迪、恩靳·伊辛：《历史社会学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84页。，2003年出版的《历史社会学手册》第一章就是凯利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与历史社会学》。

其一，唯物史观立足于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劳动来理解历史，“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13页。，这种“劳动史观”同时强调了物质生产主体——人民群众的重要性，亦是群众史观。它宣称：“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历史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7、286页。由此，马克思“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J·勒高夫、P·诺拉等：《新史学》，第35页。；以劳工史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史、日常生活史，亦即屈威廉在其名作《英国社会史》中提出的“告别传统政治人物的人民的历史”*Trevelyan, G.M.,English Social History：A Survey of Six Centuries-Chaucer to Queen Victoria，London: Orient Longman Limited，1944，Introduction.逐渐形成气候，社会史由此兴起。其中一些代表性人物，如早期的G.S.琼斯、汤普森、埃内斯特·拉布鲁斯斯(Ernest Labrusse)等都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可见，历史唯物主义的确为社会史学的诞生“作出独特贡献”*格奥尔·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91页。。

这里所说的“真正实证的科学”，不仅与孔德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德语中的“科学”(Wissenschaft)一词，宽泛比较意义；英语中的“科学”(Science)一词，意义更狭窄，也更明确。有根本的不同，而且有其独特性，即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坚持经验事实对科学研究的前提性和优先性。马克思在《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进行能动活动的“现实的个人”，他们及其现实活动是可以用“纯粹经验方法”来确认的。马克思还总结道：“只要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9、528页。《资本论》则强调：“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页。胡克据此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对理解过去与现代的历史作出很大贡献，缘于“它是以大量的经验材料做为推论基础的”*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3页。，这和历史学基本要求吻合，缘此判断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维度，当然成立。恩格斯专门说过，《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是对“现代历史”进行说明的初次尝试，而《共产党宣言》则概述了“全部近代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页。；《形态》指出在唯物史观诞生之前，德国人“从未拥有过一个历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页。，马克思后来还据此批评了“文化史家”对鲁滨逊故事的误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这意味着他在某种程度上自认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与此同时，马克思虽没有自诩为社会学家，但其以《资本论》为代表的作品，一是重视客观社会现象、社会事实，二是更为关注当下资本主义的社会现象与社会事实。这也符合社会学的经典形象。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停驻于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其对历史学基本要求和社会学经典形象的超越。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未名生科一号”采用联想深腾X8810超级计算机系统建设，由150个节点组成，共计4688个CPU核心，28块GPU卡，总体计算能力理论峰值为587.8TFLOPS，其中CPU节点计算能力为343.4TFLOPS，GPU等其他节点总计算能力为244.4TFLOPS，存储容量为10.2PB。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在历史社会学中处于这么高的位置，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社会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定位，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著作来论述，但留下不少亟需认真分析的重要论断。比如，标志唯物史观初步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而唯物史观就是“人类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519页。，即关于“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的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8页。，同时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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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和吸引水务建设与管理的社会参与。但是水市场的作用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部分水资源和水服务的有限领域能够进入市场并且受到水的流动性、多用途性和公共性的诸多限制。世界银行曾经对国际水市场经验做了总结，发现水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较为苛刻，至少有9个方面。很多学者的研究也佐证了该结论，如卡尔·鲍尔的研究指出：水市场的运作相当复杂，其发展受制于法律规则、政治选择、制度安排、经济和地理条件、以及文化因素，所以对水市场应持谨慎和适当的预期。

此外，重点关注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重要维度，这种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是正统史学比较欠缺的。与此同时，马克思明确提出，社会就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是由这些关系“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3、604页。，这决定了必须把社会历史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分析观察。卢卡奇为此提出了一个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大的观点：“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6页。。长时段、整体性视野以及前面提及的跨学科研究，都使马克思被公认为“新史学的大师之一”*J·勒高夫、P·诺拉等：《新史学》，第35页。；而新史学的萌生则是历史社会学复兴的重要支撑点。

有研究报道,NSCLC患者的TGF-α、CA21-1水平异常高于健康人群[12]。TGF-α由表皮细胞产生，具有促进细胞癌变的作用，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结合后会增加相关基因的表达，促进细胞增殖，从而导致细胞恶性病变。CA21-1广泛存在于肺泡细胞，其血清含量会在癌细胞存在时升高，若CA21-1出现持续升高，则可反映出癌细胞出现转移，水平降低代表患者得到有效治疗[13]。EGFR及其信号传导通路可与其他癌性细胞因子起到协同作用。本研究中，单孔组患者的TGF-α、CA21-1、EGFR水平显著低于三孔组，说明单孔胸腔镜治疗的疗效更为显著，可更进一步降低上述各指标的水平。

把历史事件和社会结构结合起来进行描述和分析的过程，同时也是和抽象理论结合的过程，因为社会结构只能借助抽象理论才能把握。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正是这样做的，他不但“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而且将之与生产方式理论以及由之产生的社会结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对事变、时事“卓越的理解”和“透彻的洞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68-469页。。正因如此，诸如沙夫、布哈林等人反对把历史学与社会学人为割裂开，主张两者结合是历史唯物主义极为突出的优点，这正好可以解决帕森斯以后实证社会学变得琐碎的问题，米尔斯因此说，对于美国日益繁琐偏狭的社会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当是一种特别吸引人的挑战*赖特·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3页。。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视角和跨学科研究方法。这是人们为什么把马克思视为历史社会学重要的开拓者、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经典历史社会学的根本缘由所在。

鄂麦398是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通过阶梯式聚合杂交选育的高产多抗的小麦新品种，2018年8月通过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鄂审麦2018001。现将鄂麦398选育过程汇报如下。

对于孔德，马克思“评价很低”，认为他最多炮制了“实证主义的破烂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57、239页。。虽然较之兰克，孔德更关注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规律，强调“科学能利用的只是那些互相联系的，至少假设性地包含某种规律的观察”，它研究的是经验事实之间“不变的先后关系”或“自然的相继关系和相似关系”即规律*转引自赵修义、童世骏：《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11-312页。。但是，孔德和庸俗经济学的问题如出一辙。马克思指出，在以萨伊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中，“粗俗的经验主义变成了虚伪的形而上学，变成了烦琐哲学，它绞尽脑汁，想用简单的形式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者巧妙地使经验现象去迁就一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页。，其核心在于“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82页。，“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9页。。总之，孔德的社会学虽以反形而上学为名，但却陷入了一种经验的肤浅形而上学，没有抓住社会现象的根本和本质联系。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为兰克史学指明了出路，提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们及其活动“是受他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他们的物质交往和这种交往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的”，所以“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提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524、524页。；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背后总是有或明或暗、或强或弱的结构因素的影响，有因有果，有内在联系；历史既是事件史，更是结构史。研究历史要牢记，“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4页。。对此，伊格尔斯中肯地评价说：“马克思对现代史学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强调了社会作为一个各种因素相互关系的整体而运动的思想以及力图找到历史现象在其中发生的结构要素”*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5页。；拉布里奥拉也同样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就是“用构成历史事实的基础的经济结构来归根到底解释每一个历史事实”*安·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8页。；而熊彼特则说，“用穿透乱七八糟不规则的表层深入历史事物的宏伟逻辑的眼光抓住这些事实”是马克思“最伟大的个人成就之一”*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2页。。

关于孔德社会学的问题，马克思指出：第一，那些抽象的理论、模型“本身离开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孔德著名的“三段论”问题正在于此。第二，孔德虽提出了分析社会历史演变的“社会动力学”，但最终只提供宏大的抽象推论和理论悬设，制造一些所谓“自然的”“永恒的”规律。*马克思认为，孔德和黑格尔压根不能相提并论，因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普遍性的社会理论必须与具体的历史事实有机结合，要有历史意识和历史感，这是解决社会学问题的要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这样做的，它是建立在对欧洲近代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历史通透理解的基础上，既强调其“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29页。；又强调《资本论》“用了很大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立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页。。此外，还有价值形式发展史、剩余价值形成和演变史等。因此，《资本论》无疑是社会理论和历史事实、历史感有机结合的典范。

这一点得到广泛认同。熊彼特认为，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家的主要手段就是“广泛掌握历史和当代事实……不仅使用巨大的历史图景而且也能使用种种历史细节来说明他的社会见解”，在这方面高于“他那个时候其他社会学家的水准”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1-52页。。米尔斯强调，马克思认为要有效地研究人类和社会，就绝不能脱离历史，他运用历史材料的技巧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正因此，他的理论模型不仅显示出整个社会的结构，而且展现了那个结构的历史变动情况*赖特·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4-35页。。对于这种结构与历史、抽象社会理论与具体历史事实的有机结合，布罗代尔高度评价说：“马克思的天才及其影响的持久性秘密，在于他第一个在历史长时段的基础上构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第55页。什托姆普卡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和历史变迁的最复杂理论”，是一种“社会变迁的社会学”。*彼得·什托姆普卡：《社会变迁的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8页。应该说，以帕森斯为代表的正统社会学的主要问题在于，既建构了抽象的“宏大理论”，又制造了静态的社会模型。针对这个问题，米尔斯吁求关注历史事实意义上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呼唤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学中的归位。

兰克史学和孔德社会学的共同问题是，要么拘泥于把历史事件孤立化，要么流于事物的表面联系，忽视了本质和内在的联系；对此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925页。，因此真正科学的历史学、社会学研究绝不能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同时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即要以真正的科学方法和理论、概念为指导，来观察、整理、分析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

其二，马克思左右开弓，既批评兰克，也批评了社会学创始人孔德。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认真读过兰克的《法国史》并在《形态》中指出，“客观的历史编纂学正是脱离活动来考察历史关系”而具有“反动的性质”，进而成为把历史变为“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的“抽象经验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6、525-526页。，矛头直指兰克史学；后来更明确地指认兰克这位“手舞足蹈的矮子”把历史贬低为“收集趣闻轶事和把一切重大事件归为琐碎小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23页。。这种抽象的经验主义，马克思称之为“粗浅的经验主义”，并指出斯密采用了这种方法而“立即产生了糊涂观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12页。，因为它过于迷信可以直观的经验事实，超越直观经验的本质、原因、目的概不认许，它“只诉诸实际经验。而理由和原因仍然是秘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4页。，这正是兰克正统史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三、反思性历史社会学：进一步的分析与思考

综上，不难发现，马克思确实对当今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此方面的思想史、学术史的地位不应被疏漏；反过来说，历史社会学确系历史唯物主义不应缺场的重要维度。问题在于，仅此就够了吗？

红河特大桥元阳侧主塔位于二叠系下统茅口阶（P1m）细晶白云质灰岩分布区，综合地形坡度40～50°之间，覆盖层厚度小于2m，下伏基岩为细晶白云质灰岩，钻探揭露岩体以中风化为主，局部分布有强风化、强溶蚀夹层，浅表部局部溶蚀发育外，深部岩芯上基本未见溶蚀现象，岩溶弱发育，深部中风化岩体呈块状，较为完整，强度高，岩层陡倾坡内，工程地质条件较好。

前面提过，把马克思视为哲学家或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哲学，存在不少争议；但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哲学维度，则没有问题。然而，仅仅这样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维度，进而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学，是远远不够的。当代社会学名家绍科尔采提出了一种越来越有影响的说法：“反思性历史社会学”，主张它是社会理论与历史社会学的“交叉点”，一是与当代社会学的著名转向即“反思性转向”(the reflexive turn)有关，二是与哲学的关系尤为紧密*阿尔帕德·绍科尔采：《反思性历史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导言。。这意味着，理论性、哲学、反思性在它那里具有高度的统一性。笔者以为，反思性社会学有两层基本指向：“对社会的反思”之学和“反思性社会”之学。前者的反思是一般、常态意义上的，主要指主体思维的特殊形式、特殊的主观精神活动；后者的反思则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特殊性，源自吉登斯、贝克等提出的“反思性现代性”，意指：现代的人们是在一定知识下进行规划和活动的，可社会知识又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获得的，社会本身的运行又有自己内在的某些趋势(如社会结构)，它在运行中总是与人们起初的预期、欲求、规划有所偏离，甚至背道而驰；人们为此要运用新的知识进行调适(吉登斯称之为“反思性监控”)，可调适的结果又会形成新的偏离。这样一来，现代性的反思性标志着一种客观的自悖、矛盾、偏向、背离的演进过程(吉登斯称之为“非意图性的结果”，贝克为之提出“风险社会”)，不少人建议将此意义上的reflexive译为自反性、反身性，确有道理。前种意义无疑最基本、最重要。所以，吉登斯在彰显后者的同时不忘强调社会学的反思“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即主观、传统意义上的反思，“社会学则是用最普遍化的方式反思现代社会生活”*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3-34、12页。，而这种反思主要源自哲学。绍科尔采因之强调反思性历史社会学与哲学之间的密切关联。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已提过“对思想的思想”，但反思作为一个影响很大的概念，是在近代哲学那里渐获明确而又丰富内涵的。洛克明确说它就是“人心对自己的活动所做的那种观察”，可称为“内感官”，即对与外物发生直接关系的感官的“再感觉”*洛克：《人类理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4-75页。，在经验主义立场上把它作为“思之思”确立起来；经过斯宾诺莎、康德等人的推进，在黑格尔那里以德语词Nachdenken获得了相对完整的意蕴*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64-275页。：第一，反思首先是一种“后思”，因为它是“思之思”，是对已发生的思维、意识的思考；第二，反思是折返、反向性思考，一般的自然认识是对外在于人的事物的正向、直接认识，而反思是对内的，是对认识的再认识，是“自我认识”；第三，反思是对“初思”“前思”的改造、升华，甚至是对直接意识、表象的颠倒，经过反思，“最初在感觉、直观、表象中的内容，必须有所改变”，反思就是哲学思维、更高抽象思维乃至思辨思维；第四，由此，反思就成了“揭示出事物的真实本性”“获得对象的真实性质”的深层思考，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普遍性的真知、真理；第五，为此，黑格尔又彰显了反思的另一重含义，即反复思考、多次思考、重思和再思，“意指跟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8、78、74、7页。。

黑格尔之后，反思作为获取真知、通往真理的澄明性、厘清性思维方式，被广泛接受，特别是其理性的深思熟虑、周密思考、反复探究之意蕴，已超越了哲学领域。卡西尔说：“反思或反省的思想是人的这样一种能力：即人能够从混沌未分、漂浮不定的整个感性现象之流中择取出某些固定的成分，从而把它们分离出来并着重加以研究”*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51页。；杜威将反思表述为:“对于任何信念或假设性的知识，按其所依据的基础和进一步结论而进行的主动的、持续的和周密的思考”，是“对其经验范围之内的事物愿意做出认真周密的思考”。*约翰·杜威：《我们怎样思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5-16、37页。在此基础上，其怀疑、批判的意蕴也不断被凸显。因为厘清、澄明、辨别“前思”，要发挥笛卡尔“我思”中的怀疑、批判精神和能力，真知、真理在“前思”中不会自动显现出来。黑格尔为此提出，“批判即需要一种普通意义的反思”*黑格尔：《小逻辑》，第7页。。在今天，反思意味着一定的怀疑和批判，已成共识。所以吉登斯认定，很早就提出社会学应具有反思性的米尔斯，其倡导“社会学的想象力”，实质是建设“作为批判的社会学”*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第10页。，两者同质。

除吉登斯、贝克等人以“自反性”拓展反思的意蕴外，布迪厄等社会学家也大大拓展了反思的传统含义。布迪厄强调“反思性社会学”，这首先意味着社会学家“将他的工具转而针对自身”，即“一种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学家的自我分析，以及对一种有关社会的科学之所以可能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思”，但其“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学者”，而是大家习以为常的集体性“社会无意识”，所以反思社会学必须是“一项集体事业”，“反思性主体最终必然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布尔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6、37、41页。由此，反思成了社会学家集体对其共同研究基础(指共同接受、习以为常的指导理论、权威范式等所构成的“集体科学无意识”)的“反思”。

不过，绍科尔采在介绍反思性历史社会学代表人物时，重点以韦伯、埃利亚斯、博克瑙、沃格林、芒福德、福柯等人为例，而把马克思视为“作为反思性历史社会学主要背景的人物”来看待。*阿尔帕德·绍科尔采：《反思性历史社会学》，导言。这大大值得商榷。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最具反思性；反思性是其哲学维度的主要体现，哲学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就是展示出彻底的和激进的自我反思的力量”*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3页。，历史唯物主义是最典范的“反思性历史社会学”。

首先，对反思作为“后思”的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多次指出，他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是一种反思性研究即“从后思索法”，它是“事后开始”和“思维再现”的统一：“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页。；“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5页。。

《云中行走》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一部电影。我印象最深的场景是有一次帕特在湖上表演，当时湖里有人在泛舟钓鱼，看到他在高空行走，就挖苦嘲笑他，结果他掉进了湖里。电影最后，帕特成功在双子塔上走了若干来回。世贸中心双子塔有110层楼，约416米高，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直到两边守候的警察都为他担心，他才下来。这是最好的关于“技术重于心态”的案例。

其次，对反思作为揭示事物本质的方法的运用。马克思认为，事物的表现形式和其本质不会直接合而为一，科学需要“抽象力”，所谓抽象力，关键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形成“具体总体”，“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也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反思的产物，它是人类专有的而又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即自然的、非反思的掌握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5页。。

再次，对反思作为“反复思考、深思熟虑、周密分析”意蕴的理解和认同。这又分几种情况，第一，反对直观，认为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不是依据直观一下子就通达的，马克思既反对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即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也反对标榜看出事物“真正本质”的“高级哲学直观”即某些老年黑格尔派的抽象直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8页。，因为直观不可能触及诸如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等社会的本质结构；第二，提出“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作为抓住事物本质的反思，其实质就是科学抽象，“从抽象到具体”是运用必要的概念图式去“看”，但在此之前还要完成“从具体到抽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4-25页。，前者以后者为前提，科学的认识和反思实为抽象和具体这两种方法的相互影响、反复作用。泽勒尼为此说，马克思的科学认识路线不是一条“从现象到本质”或者“从本质到现象”的“简单直线”，而是现象和本质之间的“来回波动”*转引自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91页。。

最后，对反思作为怀疑、批判性思维方式的高度彰显。批判一词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标题中出现最多的概念，其许多经典著作冠有批判一词，批判性是唯物史观的根本理论特性。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立志于创建“批判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0页。；《形态》则称唯物史观为“真正批判的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0页。；《资本论》第二版跋明确提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马克思一生先后完成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人类学批判，并同时对兰克史学、孔德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就是一部反思、批判史。

在放假的前一周，盛旦老师冲大家做了鬼脸，然后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我会更喜欢哪一种学生呢？是用了扑克牌的，还是把扑克牌保存起来的？”

更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充分彰显反思的多维内涵、贯彻反思方法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反思的革命性突破，将其推向更为激进和彻底的高度。这对今天社会学、历史学的“反思转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一，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那里，反思主要指个体对自己“前思”(特别是与外物发生关系所形成的感觉、表象之类直接意识)的“思”；而马克思认为，这是不彻底的，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真正的反思必须回溯到归根结底的东西，知道“前思”何以产生；人们的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524页。，人们的意识是主体在社会活动(实践)中与客体(各种社会存在)相互作用的结果。彻底的反思必须把思维指向最根本的社会现实。黑格尔没有坚持这一点，所以他的辩证法和反思最终走向概念的辩证法和泛逻辑论的神秘主义，恰恰背离了反思的目的。马克思严肃指出，当时的德国哲学炮制了各种各样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其哲学反思与“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德意志的各种意识形态大肆喧嚣，“只不过反映出德国现实状况的可悲”，它们正是德国工业不发达状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6、510页。阿尔都塞因此提出，马克思科学的辩证法、反思成功之处就在于“重新退回”，“从意识形态的大踏步倒退中重新退回到起点”——德国的现实*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3页。。马克思也因此成为默顿所说的“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成为曼海姆创建知识社会学、提出社会建构论的重要支点。

讲文言文要做到“文言并重”。所谓的“文”，就是字词句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文化底蕴等人文因素；所谓的“言”，是指字词句本身的意义或作用。“言”是“文”的基础，“文”是“言”的提升，可见文言文教学要做到“文言并重”。然而课堂教学中，部分教师自身的文言功底不深，对最基本的文言实词的意义、虚词的用法以及重点句式的掌握不到位，这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作为传统哲学反思对象的“意识”其实是“社会意识”。首先，它是对社会存在(特别是人们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及其客观产物)的能动反映，不存在纯粹对自然的意识；其次，它是社会性的意识，不存在纯粹个体意义上的“我思”。因此，反思不应只局限在个体自我意识的领域，更应是对群体意识的反思；科学意义上的反思，不仅是个体的事业，科学的解放理论是整个无产阶级(及其思想家)共同反思的结果。马克思在介绍、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时，经常用“我们”一词，意指整个先进阶级。这样一来，整个人类活动及其产物即社会和历史，都是反思的对象，所以马克思说“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7页。；深受马克思影响的沃勒斯坦列举说，诸如“人类本性、彼此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各种精神力量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创造并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制度”都应该受到“理智的反思”*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3页。。以上两点对布迪厄等人建构“反思社会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布迪厄明确提出：“我们用来思考历史的所有观念、词汇、概念，都是在历史中建构的”，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总有些人“他们用当今通行的词语去阐述历史现实，而这些词语在当时尚未出现或另具他意”，鉴于此，社会学的反思“极为重要”*皮埃尔·布尔迪厄、罗杰·夏蒂埃：《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页。。很大程度上，这是继承马克思当年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寻根究底式的反思与批判；在他们对哲学反思概念进行改造的背后，马克思的影子清晰可见。

第三，马克思把反思与批判紧密结合起来，使反思更为激进。比如马克思对当时德国哲学中思辨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孔德以实证科学名义标榜“价值中立”的虚伪性、保守性的批判，都彻底而激进。深受马克思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直接把马克思主义称为“社会批判理论”或“辩证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其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在为马克思主义存在哲学维度辩护时说：“哲学的社会功能首先不是研究社会问题，而是发展批判的和辩证的思维”*霍克海默：《哲学的社会功能》，苏国勋、刘小枫：《社会理论的政治分化》，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3页。。历史唯物主义常将批判和革命并列使用，阿格尔为此称马克思是“革命的社会学家”*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0页。，这里的革命，固然主要指“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无疑也包括对“前思”“往思”等既有意识、思想、理论的反思与革新。总之，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就是针对问题(现实问题或意识问题)，结合人们的实践活动进行寻根究底的澄清，对一切遮蔽的、虚假的东西进行无情的批判，在反复探索中达致彻底的解蔽并揭示真相。

社会学界一般公认《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很早具有“反思性社会学”意识的作品，米尔斯不讳言，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反思是该书重要的理论参照；古尔德纳最早明确提出“反思性社会学”*A.W. Gouldner,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pp.483-490.；波洛玛则认为，古尔德纳怀疑价值中立的可行性，是在提醒社会学家们要认识到他们的理论假设和社会利益之间的深层关系，反思性社会学实质上是“批判的解放社会学”，这“比功能主义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玛格丽特·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18、304页。。这得到吉登斯的响应，他认为反思性社会学就是要像马克思那样，“不把任何社会世界看作是既定的事物”，主张“批判的社会学”*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第120页。，当代反思社会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对社会学研究者本身及其学术实践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P. Baert,Social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31.。即使是贝克、吉登斯意义上的作为“反思性(自反性)社会”之学——当代社会学必须研究现代性社会中由人类主观反思活动、反思能力推动社会不断调适所形成的自悖、自反现象——历史唯物主义同样成立。因为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二律悖反，抨击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设想在现实中落空并沦为意识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的理论目标和贡献。可以说，马克思是反身性社会理论最主要的建构者之一；而反思性历史社会学是我们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有机融合在一起、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参照，也是我们今天思考它的学科归属、理论特质不能忽视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