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教育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他的思想通过《韩昌黎文集》而流传至今，其教育伦理思想内涵丰富，对于我们今天发展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韩愈教育伦理思想的缘起

韩愈的教育伦理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所著的《韩昌黎文集》中，他的教育伦理思想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一定缘由，主要体现在：

二是从中央与地方、部门之间利益关系的角度对政策冲突进行分析。一些学者认为政策冲突是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或各部门之间受到权力、利益的驱使，“争夺对分工并不明确的某项工作的管辖权”。在中央向地方分权的过程中，一旦缺乏有效的制度机制或法律体系来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就会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地方保护主义等政策利益博弈行为愈演愈烈。

(一)家世背景。韩愈教育伦理思想的形成与他的家庭密不可分。据资料记载，韩愈出生于一个中下级官僚家庭，韩愈的祖辈、父辈、亲戚都有在朝为官，祖父韩睿素为唐桂州都督府长史，父亲韩仲卿官至秘书郎，叔父韩云卿做过监察御史、礼部郎中[1]。在这样一个封建家庭里长大，他自幼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正统的儒家教育熏陶。韩愈家也是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家庭，重视学习，这为其后来的教育伦理思想形成打下了基础。

(二)成长经历。韩愈人生经历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他幼年时期。韩愈童年历尽坎坷和磨难。虽然他出生仕宦之家，但并不是在衣食无忧之中度过。其父韩仲卿早逝，家道随之中落，虽育有四子，仅存下二子。其母出身卑微，按封建传统规矩不能承担起抚养韩愈的责任，但这位母亲未因丧夫而抛弃孤儿改嫁，而是选择以乳母的身份留在韩家抚养韩愈。韩愈三岁而孤，自小受兄嫂抚育长大，随着兄长职位变动、病疫而家庭变迁，很早就感受流离困顿之苦。在其兄病疫后，陪同嫂嫂回到家乡，家里全靠嫂嫂支撑全家生计，生活清贫。嫂嫂牢记韩家“家训”，从小教育其不缀学业。第二个是他青年时期。韩愈读书始于7岁，13岁能文，19岁时赴京赶考三试不第，22岁回到家中。在宣城期间，韩愈和嫂嫂一起在乡间躬耕劳作，培养了吃苦耐劳、热爱生活、坚强独立的品质。他在年少时就走进了社会，了解到一般农家的清贫生活和辛劳状态，了解到官府与朝廷对百姓的沉重压迫，他内心对劳动人民境遇的同情在其教育伦理思想形成中得到体现，如他提倡的“破门第规”“平民教育观”等。第三个是他从政时期。25岁至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就职于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并在此期间内进行文化复古运动。后回京任四门博士，在教育上有自己的想法，倡导改革、倡导崇道、倡导尊师。36至49岁，任监察御史期间，因上书减免赋税，惩戒宦官，得罪权贵，被贬阳山令。50至57岁时，从裴度征吴元济，立下战功，随即着迁刑部侍郎。后因谏迎佛骨，言辞尖锐，触犯君威，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唐穆宗即位，召其先后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韩愈的政治人生道路，充满坎坷，但不难看出其正直、不屈的精神品格[2]。

3.培养有用人才。韩愈终其一生都在为人才的培育尽心尽力，他在《请复国子监生徒壮》里说：“右，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今圣道大明，儒风复振，恐须革正，以赞鸿猷。今请国子馆并依《六典》，其太学馆量许取常参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门馆亦量许取无资荫有才业人充；如有资荫不补学生应举者，请礼部不在收试限。”[3]657韩愈在唐穆宗即位后被任命为国子祭酒，他看到了太学的混乱和积弊，国子监不能发挥其培育人才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他意识到自己作为国家教育机构首长的职责，对国子监实行整顿，目的是为了办好太学，为唐朝中兴培养更多有用之人。有用之人对于韩愈来说，落脚点在学生上。他要求学生具有勤学、深思等特质。《进学解》一开篇就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具体体现在“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3]50。告诉学生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劳，荒疏在于嘻戏。一个人想要有所成就就必须口勤、手勤、脑勤；勤学不等于一味地死读书，“行成于思，毁于随”指出了思考与勤学同样重要。

(三)社会背景。韩愈所处的社会是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国势由盛转衰，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5个皇帝先后执政。中唐时期政治动荡，国家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专权。唐朝经历安史之乱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都处于一片混乱。政府虽平定叛乱，但元气大伤，已经无力驾驭盘踞着河北各镇的节度使。他们均是子袭父位，血脉相承，“有土地、有人民、有甲兵、有财政”，称霸一方，名义上服从朝廷，实际上是封建割据势力，总是制造内乱[1]2。且安史之乱后，皇帝基于历史为鉴，越来越信任、依赖宦官，宦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步步地把持朝政，独断专行。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下，人民赋税严重，民生苦困，越来越多的人为逃避赋税，逃离“世俗苦海”，前去修佛。在这样的状况下，为加强中央君主集权，维护封建国家统一，韩愈提出了道统思想，主张恢复儒学的正统思想。他认为中唐危机日渐加深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佛教对国计民生的危害，和尚和道士数量多且不事生产，造成生产者寡而白食者众。且佛教文化讲究出世伦理与儒家尊君重孝世俗伦理相排斥[1]2。

据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土壤微生物博士后芦晓飞介绍，我国有3.6万公顷耕地土壤重金属超标，由此每年造成的粮食污染高达1200万吨，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我国目前的土壤现状可以用“病入膏肓”来形容。

二 韩愈教育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韩愈清醒地意识到先王施教，教育是手段，要通过教育使人们懂得仁义道德，以儒学道统思想服务于封建统治，中兴唐朝。他的教育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原性》《原道》《师说》《进学解》等诗文上，体现在对尊师重道、培养人才、兴办教育等诸多教育问题的深刻思考上。

(一)韩愈教育思想的价值取向

1.德育为先。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家的仁义之道。韩愈一生弘扬儒学，倡导先王之道。他虽然忠于君主集权统治，但是他没有尚武而是崇德，主张德治，把教育作为首要的政治工具。他在《潮州请置乡校牒》说：“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礼，则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3]771唐朝中后期，德育内容日渐沦丧，智育内容也变得僵化、单一。韩愈认为要重视道德教育，要通过教育发挥人固有的内在属性，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诗》《书》《易》《春秋》则是他认为辅助于教育的最好教本。但是在他看来，德育和智育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德育应排在智育前，这点在其《师说》中可以体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3]47。他将“传道”放在“授业”“ 解惑”的前面，表明注重仁义道德，把教学做人比教做学问看得更为重要。另外德育具有教化功能，承担着灌输伦理道德意识的使命。通过教化，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是一个将外在的“他律”转化为内在“自律”的过程。这种教化功能使“德育为先”思想有利于社会稳定，是值得提倡的治国理念。

2.师与生的关系。韩愈认为圣人无常师，师傅和弟子的关系可以相互转化。他在《师说》里这样写道：“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3]49就是说师傅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人人都可以为师，师傅不一定贤于弟子，弟子不一定不如老师。这在当时，是对老师与学生关系的全新的解释，弱化了其封建性，把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平等化了。

[26]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ailand,“Policy Statement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http://www.mfa.go.th/main/contents/files/policy-20150205-103332-009818.pdf, 2014年9月12日。

4.服务国家政治。韩愈在《原道》里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3]19韩愈着重提出“仁、义、道、德”四字，作为“先王之教”的中心内容。这四个字载之于文字则为《诗》《书》《易》《春秋》；施行的方法则为礼、乐、刑、政；施行的对象则为被统治者的士、农、工、商。究其实质，他的主要目的，无非要使大家明白人伦中“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五常”的道理，以巩固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和地位[3]74。韩愈以儒学为基础，主张国家一统，倡导古文运动，排斥佛老思想，让人们遵守道德。他用博爱解释“仁”，认为要以“亲亲而尊尊”[3]282为基本原则，地主阶级内部要互相尊重，自爱爱人，也要对平民有“同情”之心，反对残民弊政，坚持赎放奴婢。韩愈所讲的“义”在这里，主要是指君臣、父子之道，即臣民要忠于君王，子女必须孝顺父亲。韩愈坚持君孝亲之道，对于克服当时由于佛、道蔓延而出现的封建国家内部离心倾向，削弱拥兵自立的藩镇割据势力，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保障百姓安居乐业，有着积极意义。

3.因材施教。从古至今，关于教育的观点有很多，不同时期形成的教育观点，会产生不同的教育效果。孔子在教育上提出“有教无类”，主张人无贤愚，一视同仁。韩愈提出了因材施教、用材使能等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他在《进学解》里是这样说的：“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馀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3]53他以形象的比喻指出，好的木匠，无论木材长短大小，材质如何，都能根据不同情况，物尽其用。教育人也一样，要因材施教，这样才能培养出不同用处的人才。尤其是为师者，要想教好学生，必须自己有着广博的知识，然后才能对学生因材施教。他认为不同天赋的人，需要接受不同的教育，成为某一方面的人才，使学生“术业有专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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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愈的 “师道观”

自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史上良好的师道关系就初步形成，对中国古代文化、先进技术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孔子立师门、收弟子，使他的学说得到广泛传播，形成儒家学派。魏晋以后，师道传统渐被淡化，唐代更甚。因唐代门第观念深重，门第之家的子弟，不须依靠科举考试，便可以进入仕途，致使道德学术不被重视反被轻视，越来越多的人不肯虚心从师学习。久而久之到了唐朝中后期形成了一种“惑而不从师”的可悲局面，为师者被人讥笑斥骂，从师者自以为耻，这极大阻碍了文化的传播，也阻碍历史发展。“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就来自于韩愈的感叹。处在这样一个重门阀、轻教育、耻为师的时代，韩愈并没有屈服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压力与世俗偏见，为了排除陋习，他敢为人先，勇于为师，始终不渝地收招学生，兴办教育。由于他的努力，开创了中唐教育的新局面，培养了一批有作为的人才，同时创立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并自成体系。

1.师与“道业惑”的关系。在韩愈看来，老师的作用不仅仅是传授书本知识，还与传授道德修养、传授先王之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在《师说》里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3]47。他充分肯定了老师的地位，认为老师自古以来对任何社会任何人都是十分必要的，并且对老师的职责和要求作出了重要的阐述。韩愈认为，老师的基本职责是要承担起传道授业解惑三位一体的任务。首先，要传道，这是老师的首要职责。传道就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思想素质和道德情操，最终使学生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在韩愈看来，如果老师只授业不传道，那就称不上是真正的老师。老师之为老师，根本的在于他能否传道，即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其次，要授业，这是对老师的基本要求。韩愈认为，老师首要任务是传道，但仅有传道还不够，还必须同时对学生授业，即传授古文六艺之知识给学生，以提高学生的知识技能和水平。在韩愈看来，“道”和“业”都很重要，两者本身并不对立与矛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再次，要解惑，这是老师的重要任务。针对唐朝中后期“惑而不从师”的不良风气，韩愈大声疾呼“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3]47。他一方面强调学生有疑惑要随时向老师请教，另一方面主张老师要主动为学生释疑解惑、指点迷津。

2.教育公平。劳动人民共同的智慧凝结可以助推国家发展，而发挥劳动人民的智慧则需要通过教育的作用，因为只有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才能有更多的才能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从长远看，教育的引导对百姓知礼明德、社会长治久安、国家稳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韩愈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把“兴办教育”作为复兴儒学中兴唐室的一个重要手段。因其幼年生活贫困多舛的曲折经历，他深知劳苦大众的不易，所以不管是其办学要求、选任老师和接收学生上，他都会对底层人民倾斜一点。他在《请复国子监生徒壮》里说：“其四门馆亦量许取无资荫有才业人充；如有资荫不补学生应举者，请礼部不在收试限。”[3]657意思是说要破除门第陈规，放宽学生入学门槛。八品官员的弟子也可就读过去五品官员子弟才能就读的太学；只要有才能艺业就可以就读过去须文武七品以上之子就读的四门学。他以实际才学为标准来挑选老师，推荐校书郎张籍为国子博士，认为他“学有师法，文多古风，沉默静退，介然自守，声华行实，光映儒林”[3]702。据李翱在《韩工行状》中记载，他对因其貌不扬的学官受排斥的现象不耻。如“入迁国子祭酒。有直讲能说《礼》而陋于容，学官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讲来，与祭酒共食。’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1]23。他用自己的行动表达对学官的尊敬，扭转了不良的风气。韩愈提倡的教育是大众化的教育，他的教育观是其崇德思想的表现，具有重要进步意义。

(三)韩愈关于教师素质培养的思想

本文认为与Grice的话语意义包含所言和含意的二分假说相比，Bach的三分说似乎更加合理，即话语意义由所言、隐意和含意三个独立层面构成。所言指话语明示表达的语言确定意义，涉及指派、解歧及句法省略的加工等一些语用元素;含意指话语间接表达的、完全分离语言形式进行全局语用加工的说话人的意图意义;隐意则指对话语所传递的隐含内容进行局部语用加工的充实意义。与所言不同的是，隐意传递的充实概念不对应于话语的任何语言成分;与含意不同的是，隐意产生的命题是基于所言的扩展命题，并非脱离所言的额外命题。换言之，隐意是所言的发展和含意的输入。

1.道德高尚。首先，韩愈认为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教师必须是道德高尚的人，合格的教师首先应该是品性高洁，注重做一个以德施教、以德立教的楷模。“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木，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3]772体现其重视教育和体恤百姓的高尚情操。其次，韩愈主张身体力行践行教育工作，热爱教育事业，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韩愈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潮州办校期间，破格提拔了出生浅薄、埋没乡土的赵德为师。他认为赵德有德有才，通圣人之道。“沈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3]772，是对此最好的描述。

韩愈主张以身立教，作为教育的倡导者、践行者，他认为教育者的威信来源于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为了做好教育工作，教师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知识、行为等各个方面力求成为学生的表率。

2.博学多才。“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说的是人并非一生下来就具有知识，而是不懂就要问，要向有学问、有知识的人虚心学习、求教，受到教育。只有这样，人才能由不懂到懂，由不知到少知到多知，成为有知识、有才艺的人。韩愈认为，身为师者，要博学多才，如要精通古文、掌握“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教师只有知识丰富、见多识广、博古通今、思维敏捷、才华出众，学生才会“亲其师、信其道”。知识渊博、思想前沿、多才多艺是做好教师的重要前提。作为教师，要学富五车，而不能腹中空空。要身负多种才能，而不能手无一技之长。正所谓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

自2016年“学科核心素养”概念的提出，语文教学从“知识教学”转向“素养提升”，教学指向学生的终生发展，锻造必备品格，培养核心能力。部编新教材更加鲜明地以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统领教学。曹老师将低年级阅读教学的核心素养概括为“阅读兴趣的激发”“阅读习惯的培养”“流畅朗读的练习”“基本的阅读方法和策略的学习”“鼓励自主思考和个性表达”等五个方面。书中还特别整理了新教材每单元的“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让读者清晰了解每单元需要培养的核心素养，教学设计能从整体上把握应该“教什么”，每篇课文具体“教什么”。

4.识材任贤。要想人才被发现，把人才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上，这就需要伯乐精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一种值得盛赞的精神，就是禅让制，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体现了圣者识材并重用人才的伯乐精神。正是由于对人才的尊重和赏识，才能使贤才脱颖而出，使国家兴旺发达。韩愈对此精神很欣赏，他在《杂说四首》之四“马说”里，写出了伯乐的重要性。“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3]39。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教育上，就是要发现贤才，重用贤能。

三 韩愈教育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韩愈的教育伦理思想不仅对唐朝中后期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我们当代教育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强化教育强国思想。韩愈一生重视教育，他充分认识到教育对培育人才、振兴国家的极端重要性。他重视教育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实施“教育强国、人才兴国”战略具有积极意义。“仁、义、礼、智、信”是我国古代的核心价值观，其中的“智”是一个重要方面。唐朝思想家李筌在《太白阴经》中指出“国愚则智可以强国，国智则力可以强人。用智者，可以强于内而富于外；用力者，可以富于内而强于外”。可见，以智强国是我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而要做到以智强国，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大力培养优秀人才。在当代，我国领导人也很重视教育，看到教育对国家发展起到的基础性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教育是一个民族发展最根本的事业，要搞好中国四个现代化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并强调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教育强国的思想并指出：强国必先强教，要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二)有利于形成浓厚尊师重道的社会风气。知识就是力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知识的传承和创新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知识传承、传播和创新的主体是教师。因此，教师无论是对学生个人的成长成才，还是对于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古人曰，“天地君亲师”，把“师”与“天地君亲”并列并重，充分体现了对教师的尊重。《师说》开宗明义称:“古之学者必有师”、“孰能无惑，如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韩愈提倡虚心向老师求教的尊师重道的思想对我国今天浓厚尊重教师、关爱教师的社会风气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为了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明确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建立教师节，标志着教师在我国受到全社会的尊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并逐步浓厚。二是不断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通过评选和奖励优秀教师，帮助解决教师工资、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改善教学条件等，大大提高了广大教师从事教育事业的积极性。

(三)有利于培育良好的师德。韩愈在《师说》中指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师”和“道”不可分，如果教师没有一定的“道”就不能称为教师，充分肯定了师德的重要性，具有深厚的时代价值。教师作为教育的推行者，是一个有爱心的职业。仁爱之心，既是对教师的要求，也是对教师的挑战。要想有仁爱之心，必须热爱教师这个职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只有身肩其责，真心诚意地去关爱每一名学生，才会产生教书育人的动力，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四有”好老师。否则，只能是对教育敷衍了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百年大计，教师这个职业是繁累而崇高的。只有心怀理想，出于爱心，乐于奉献，耐心细致对待学生，才能与学生融洽相处，把学生培养成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同时要求教师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四)有利于培养优良的学风。学风是否端正直接影响学习进程和结果。首先，韩愈认为作为一个学生要尊重老师，虚心好学。如果学习中有疑惑又不及时向老师请教，那么学习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即所谓“孰能无惑，如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因此，学生要勇于好问，不懂就要问老师，加强与老师的沟通联系，让老师了解自己，这样方便于老师在适当的时候点拨自己。韩愈的这个观点对今天的教育，对于当今的学生学习仍然是普遍适用的。其次，韩愈认为学习中要处理好勤与思的关系，做到两者并重，不可偏废，即所谓“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的这个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其意义在于，作为学生，一是要勤奋学习。俗话说: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任何学有所成者，都是沿着勤奋之路走向成功；二是要善于思考。爱因斯坦认为，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谈空话。这里讲的正确方法指的是要善于思考，体现在学生身上，就是意味着不能死读书、读死书，而是要在学习方法上有所改进，有所思考，通过勤学善思到达成功的彼岸。总之，要做到勤与思紧密结合，防止出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现象。第三，韩愈认为要勇于立志。韩愈从小立志读好书，作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今天的学生也应该学习韩愈勇于立志的做法，这样可以为自己人生尽早规划方向。只有志向远大，为自己制定一个崇高目标，才会产生强大动力，才会一直为了这个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为了生成正确的答案(最基本的目标)，自然问答模型需要从候选事实集合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事实。给定问题Q和主题实体e，首先从知识库中检索出候选集合Ce={(e，p，o)}，(e，p，o)∈KB，并利用问句事实匹配模块选择最合适的事实定义基于神经网络模型的匹配函数fQ(s，p)(考虑到问题一般只包含主语和谓词的信息，因此在计算问题与事实匹配得分的时候不考虑宾语部分)计算问题Q和事实三元组(s，p，o)的匹配得分，最终的匹配三元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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