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P.4660邈真赞专集与悟真的都僧统之路

敦煌归义军时期高僧悟真出任都僧统长达近30年(869—895)，成为晚唐五代敦煌历任都僧统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现存敦煌遗书中一些文书作品即抄写于悟真出任都僧统时期，成为解读悟真及敦煌历史的重要文献。P.4660卷(以下简称本卷)作为一部邈真赞专集，共收录邈真赞作品39篇，末尾落款处多有“恒安书”，表明为敦煌灵图寺知藏(图书馆馆长)恒安本人负责抄写。其抄写时间当在悟真出任都僧统期间，是对都僧统悟真学习、创作的邈真赞的一次系统整理。依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作品，这四类作品不仅集中反映了悟真在都僧统任内的出色才干，而且见证了悟真通向都僧统的学习与成长历程。

一、敦煌陷蕃作品与悟真早期成长

第一类是敦煌陷蕃时期作品，共计7篇。郑炳林先生指出，P.4660卷的年代排列顺序，呈现倒序排列的特征，作品“逾往后年代逾早，逾往前年代逾晚，往往不标明年代的，其写作年代与后边相邻年代相同”*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55页。。这一规律按诸原卷，可以得到充分证明，是颇有道理的。这样的排列顺序，可能与抄写者有很大关系。按照古代文书归档整理的自然顺序，先归档的被置于底部，后归档的在上部，抄写者抄录时，依其自然顺序，先抄上面的，后抄下面的，所以出现了倒序排列的年代顺序。这7篇作品，被抄于卷末，出现的时代顺序却是本卷中最早的。这7篇作品，可以分为四组，均作于吐蕃统治敦煌后期。

第一组是1篇作品：敦煌名僧惠苑《都毗尼藏主阴律伯真仪赞》，杜牧有《敦煌郡僧正惠苑除临坛大德制》，可见惠苑在当时官至都僧政，*同上，第220页。名气大。

第二组是2篇，均为报恩寺禅池所写的赞文，一署名“沙门善来”，一署名“弟子比丘利济”，前者盖为同辈，后者为其弟子。

第三组是3篇，由洪辩、李颛、善来三人分别为报恩寺都教授李惠因所写的赞文。洪辩赞文全称《敦煌都教授兼摄三学法主陇西李教授阇梨写真赞》，署名“释门都法律兼副教授苾蒭洪辩”，从题名与署名比较来看，洪辩当为下属、晚辈，洪辩称誉李惠因“间世英首”，“两邦师训，一郡归投”，仰慕之情，溢于言表。据考，吐蕃统治河西陇右时，每州皆设一都教授(又称之僧统)。*同上，第215页。因此，李惠因都教授一职，相当于洪辩、悟真担任的都僧统职位，掌僧尼事务，从上述5篇作品来看，赞主禅池、李惠因均为报恩寺高僧。禅池赞文，题署为“报恩寺王法阇梨讳禅池”，此处理解上出现歧义，一种将“王”校录作“主”*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五)，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49页。，一种认为“法”后疑夺“师”字。*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216页。按前一种理解，禅池姓法，为报恩寺主。法姓是稀姓，《后汉书》有《法雄传》。按后一种理解，禅池姓王。结合本卷名人名僧的整体情况来看，前一种理解，似乎更契合当时实际。细审敦煌原卷，“王”上部似乎有“、”，而书写时与“寺”下部有所重叠。据此大致可以推测，在吐蕃统治敦煌后期，报恩寺在敦煌寺庙地位较高，因为有李惠因出任都教授。李惠因之后，都教授一职主要转移至灵图寺，从宋正勤到到洪辩，再到悟真，都是灵图寺高僧。这5篇作品，反映的是都教授一职未曾转移至灵图寺的情形。

其二，悟真作为张淮深倚重的重要助手兼文士，也是撰写这类文章最合适人选。咸通八年，张议谭卒于长安，张议潮应召入京，张淮深主政河西，内外交困，悟真成为其主要助手。咸通十年，张淮深在给朝廷的奏章中说：“悟真深开阐谕，动迹徽言，劝导戎惑，实凭海辩。今请替亡僧法荣便充河西都僧统，裨臣弊政。”(P.3720)P.4660苏翚《都僧统唐悟真邈真赞并序》描述悟真协助张议潮、张淮深：“赞元戎之开化，从辕门而佐时。军功抑选，勇效驱驰。”同年，张淮深击退回鹘，收复瓜州，吊死扶伤，安定人心，正是悟真本职所在。因此，这篇《张议广邈真赞》就是当时击退回鹘后，表彰忠义、凝聚人心的代表作品。

2.1 3组麻醉苏醒时间比较 A组、B组、C组麻醉苏醒的平均时间分别为(7.60±2.51)min、(7.75±2.50)min及(8.98±2.53)min。A、B两组的麻醉苏醒时间明显短于C组(F=3.6300，P=0.029 5；tAB=-0.3775,PAB>0.05；tAC=3.4726,PAC<0.05；tBC=3.0951，PBC<0.05)。

纵观这7篇作品，从赞主到作者，都是当时敦煌影响力较大的僧俗名士。他们作为悟真之前的敦煌地区重要的僧俗官吏，与悟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吐蕃统治敦煌后期，悟真已经逐步崭露头角，上述僧俗名士所熏陶的敦煌文化氛围，为悟真的成长提供了极好的环境氛围。以洪辩为例，悟真作为其门下弟子，当受其教诲不少，而此时洪辩还只是“释门都法律兼副教授”，其人生和事业也都还处于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这7篇作品的出现，为后世展现了洪辩、悟真师徒二人共同成长的历史现场，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二、早期悟真与张球的文学切磋

第二类是张球作品，共计5篇。张球是敦煌归义军政权初期的重要作家，其文学成就仅次于悟真。张球在《张禄邈真赞》末尾署名“题于真堂”，过去学术界较长一段时间内都将“真堂”误以为是张球的书斋堂名，从而将本卷及其他敦煌遗书中凡落款有“真堂”的作品，一律判定为张球所作。其实，这是一种误读、误判。真堂，即灵堂，是悬挂死者遗像以供祭奠的场所，而并非书斋堂名。关于真堂及其功用的研究，以郑炳林《敦煌写本邈真赞所见真堂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关于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研究之一》*郑炳林：《敦煌写本邈真赞所见真堂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关于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研究之一》，《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一文最具代表，从而破除了过去将真堂误为张球堂名的判断。

PLC控制技术的工作流程，包括了输入采样、执行以及输出刷新等阶段。首先是PLC的输入采样，在这个过程中，PLC控制系统自动采集和获取电气设备的运行数据，并且将所获得的数据输入到系统中，从而便于后期进行分析和处理。其次，在执行环节中，主要是对之前所输入的数据进行处理，利用梯形图模式对电气设备的程序和逻辑结果进行分析和扫描，从而保证采样数据的准确运输。在执行阶段完成后，输出刷新数据，从而实现PLC控制系统对所有电气设备的控制与管理，如果执行环节中分析结果存在问题，将会直接影响到最终的控制结果，由此可见在PLC控制技术之中，任何一个过程和环节都十分重要。

从这5篇作品署名表明，这是一组张球的早期作品。将仕郎，为唐代文散官，从九品(《旧唐书·职官志》)。“守”，犹言暂时代理，古代多指官阶低而署理较高的官职。张球以将仕郎从九品的身份，先后暂时代理监察御史、监察御史上柱国，后来由暂时代理，升任“兼监察御史里行”，从“里行”一职看，虽然去掉了临时代理(“守”)的身份，但“里行”也不是正官。之后，张球从将士郎升任宣义郎，官升两级，宣义郎是从七品(《旧唐书·职官志》)，但仍“守”监察御史。敦煌文书中可考的，张球最后任职为“节度判官宣德郎兼御史中丞柱国”(P.3288V)，时为乾宁三年(896)，悟真已于一年前去世。宣德郎，为文散官，正七品。从将仕郎(从九品)到宣义郎(从七品)，再到宣德郎(正七品)，在长达三四十年，张球始终在文散官的职位上徘徊，职位也仅至正七品。他的一生，成为当时敦煌底层文士生活及奋斗的一个历史缩影。

他的这5篇作品为何被收录本卷，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究。或许源于他与早年悟真的密切关系。从张球乾宁三年的作品判断，他应该出生比悟真稍晚。他们不仅同时经历了吐蕃统治敦煌、归义军政权初期两个重要历史阶段，而且同时是这个历史时期两个文学成就最高的人。悟真第一，张球次之。根据上述官衔考证，这些作品都是张球于咸通十年(869)之前创作的。咸通十年，张球《大唐敦煌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题署：“节度判官朝议郎检校尚书主客员外郎柱国赐绯鱼袋”，而同年悟真出任都僧统。

换而言之，本卷收录的张球这些作品，都创作于悟真任都僧统之前。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似乎是早年悟真与张球文学切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记录了悟真早期文学创作、学习、交流的历史进程。

在胶澳总督府邸旧址室内地面铺装中，陶瓷地砖主要用于地下室、门厅、花房和卫生间等辅助用房，品牌为德国梅特拉赫(Mettlach)产品.壁炉、窗台、洗手池等处镶嵌的瓷砖则是由德国的希尔德海姆(Hildesheim)宫廷用品商提供[4].花房和卫生间的地面铺设拼贴经过防滑处理的马赛克或彩色釉面砖.地下1层次入口门厅及走廊使用网格压纹八角形地砖结合黑色马赛克组合菱形块的铺装形式(图2).18世纪这种八角形结合菱形的地砖形式在欧洲最为流行，在青岛也很普遍，一般深浅两色形成对比，比如德华银行旧址入口处地面就采用八角形地砖结合黑色菱形地砖的釉面砖铺装形式，在边界处使用红色方形釉面砖组成条带分隔(图3).

三、追忆师友与《禅和尚赞》

第三类是悟真师友作品，共2篇：惠苑《宋志贞律伯彩真赞》、窦骥《吴和尚赞》。《宋志贞律伯彩真赞》赞主为灵图寺高僧宋志贞，宋氏卒于咸通八年，惠苑为之作赞，恒安手书，惠苑题署“门徒”、恒安落款“弟子比丘”，均反映出宋志贞的辈分。悟真、恒安同辈，年龄略长，自然也是“弟子”之列。惠苑在赞中称颂说：“一郡轨仪，四方钦雅。”宋氏为敦煌名门望族，在当时敦煌势力、财力极大。从本篇题名“彩真赞”，可以窥见一斑。除本篇外，本卷其他篇名或曰邈真赞、或曰图真赞、或曰写真赞。可见它们之间，应该有所区别。即使在今天的艺术条件下，“彩真”画像的艺术效果，明显应优于一般“写真”画像。更何况是在技术条件相当有限的一千多年前的古代敦煌。所以说，这篇宋志贞的“彩真赞”，可以让我们管中窥豹，想像宋氏家族财势雄厚的情形。

《吴和尚赞》赞主为悟真的老师吴僧统洪辩，在P.4640中也有两篇洪辩的碑铭，作者都是窦骥。所不同的是，本卷与洪辩《吴和尚赞》同时抄录的还有一篇悟真作品《禅和尚赞》。这两篇作品一前一后，抄录于同一时期。《吴和尚赞》题署“扶风窦良器”，这个窦良器与P.4640《吴僧统碑》《先代小吴和尚赞》作者窦良骥，是同一人。《吴和尚赞》虽然没有交代吴和尚的具体姓氏，但揆之文意，应为吴僧统洪辩无疑。*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200-201页。《禅和尚赞》虽然也没有直接交代赞主是谁，但是诸多信息显示，它与《吴和尚赞》的赞主，是同一人。一是这两篇作品前后连抄，创作时间大致相同。二是这两篇作品中的这位高僧都以坐禅出名，连坐禅方式、坐禅地点也都一致。*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204页。《禅和尚赞》也没有作者署名。不过，从其文辞、语气推断，作者应是悟真无疑。其开篇云：“卓哉我师，万德来资。”末尾又说：“体质灰烬，神识云飞。千秋不朽，有耳感知。天生圣力，赞美若斯。劫石将尽，功名不坠。”大中七年，敦煌刚刚光复，洪辩便离开人世，悟真在悲恸欲绝之中，创作此文。悟真回忆往事，洪辩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涌入眼前：“百行具集，精苦住持。戒如白雪，秘法恒施。乐居林窟，车马不骑。三衣之外，分寸无丝。衣药钵主，四十年亏。郃(阖)寺花果，供养僧尼。”作为至亲至近之人，在这篇赞文中，他将都僧统洪辩和尚亲昵地尊称为“禅和尚”，以一“禅”字尊呼之，其他所有的题署都显得多余，似乎唯有这样，才能无限近距离地表达他们情同父子的无尽哀思。所以，尽管这两篇作品，都没有写明具体的赞主，甚至也没有署名作者，但是倘若我们细细读来，从它们的字里行间，从那份情感深处，我们还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位赞主的身份、这位作者的身份。

“我”经过一片树林，面前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而“我”斟酌之下选择了人烟稀少的那一条。同时为不能同时涉足两条路而感到遗憾；“我”虽乐观地想到，另一条未踏之路可以留给以后去探索，然而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on to way，Idoubted if Ishould even comeback.又体现出人生选择的单向性——每个人面临生命中的分岔路，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对于诗歌来说，意象往往是诗歌写作中很重要的代表事物，是诗人的主观意念和客观事物的统一。

四、佚名邈真赞与都僧统悟真的密切关系

第四类是与悟真直接相关的作品，共计25篇，除苏翚《悟真邈真赞》外，其他24篇均为悟真作品。上文所述第一类7篇作品(主要是都教授李惠因赞)之后，紧承以悟真为两位都教授撰写的作品，一篇为都教授张金炫：《沙州释门都教授炫阇梨赞并序》，另一篇为都教授洪辩：《禅和尚赞》。据郑炳林先生考证，敦煌都教授一职，李惠因之后为宋正勤，之后为张金炫，之后为洪辩。张金炫卒于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同年洪辩继任；《沙州释门都教授炫阇梨赞并序》作于同年。原卷没有署名作者，不过，据文中内容推断，应为悟真无疑。一是文中称“此寺同餐，如同兄弟。念其情厚，略述本事，并赞德能”、“希哉我师”，表明作者与赞主亦师亦友，关系非同寻常。张金炫任都教授在洪辩之前，“阐扬禅业，开化道俗，数十余年”、“传灯不绝，柄一方教主”，悟真与其朝夕相处，定然多受教化、开导，故悟真尊为“我师”。二是本文的语言风格与其他悟真作品相近，尤以“鹅珠谨护”一句最为鲜明。本文的“鹅珠谨护”，又见于悟真《前沙州释门故索法律智岳邈真赞》(P.4660)。同卷悟真《沙州释门故阴法律邈真赞并序》作“鹅珠尚护”，仅改动一字。

其余22篇作品，有14篇作品署名为悟真，*有《阴法律邈真赞并序》《阎英达邈真赞并序》两篇未署“悟真”撰，但根据“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题署，都公认其作者是悟真无疑。有8篇是佚名作品。在这8篇作品中，已有4篇作品(《令狐公邈真赞》《张兴信邈真赞》《王景翼邈真赞并序》《张僧政邈真赞》)经徐志斌考证，确定作者为悟真。*徐志斌：《〈河西都僧统唐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系年〉补四则》，《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2期。考证颇有道理，兹不赘述。以下笔者将重点探讨剩下的这4篇佚名作品：《索公邈真赞》《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伊州刺史临淄左公赞》《张议广邈真赞》。

(一)《索公邈真赞》

《索公邈真赞》全称《唐河西节度押衙兼侍御史巨鹿索公邈真赞》，索公名字不详；P.3703V《释迦牟尼如来涅槃会功德赞》：“厥有信士巨鹿索公讳，趋庭受训”，叙述的是同一人，可惜文中以“讳”的形式将索公名字隐去了。笔者推断《索公邈真赞》的作者为悟真，有四个方面的证据。

一是本篇的一些词汇，多见于悟真其他作品。本文开篇：“间生英杰，颖拔恢然。”与前一篇《索法律智岳邈真赞》开篇：“间生仁贤，懿德自天。”作为夸耀赞主的开篇之语，二者形式一致，内容相近，都用“间生”起句，其余意思相近。又本文：“松筠秉节，铁石心坚。”与前一篇《索法律智岳邈真赞》：“寒松比操，金石齐坚。”表述也相似。而《索法律智岳邈真赞》作者署名是悟真。又，本文“位忝衙(牙)爪，敕赐衣冠。鼎鼐俄缺，掩归夜泉”，与悟真《梁僧政邈真赞》“名传帝阙，敕赐勋功。俄然示疾，今也云薨”，表述也相近。《梁僧政邈真赞》署名“都法师都僧录赐紫悟真”。

《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创作时间在前，其末尾题署云：“时咸通十年白藏中月蓂凋一十三叶题于真堂。”唐耕耦先生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说：“白藏指秋月，中月即八月。蓂凋一十三叶，即二十八日。”*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五)》，第129页。颇有道理。《尸子·仁意》：“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此处“白藏中月”即秋八月。又，蓂为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瑞草。它每月从初一至十五，每日结一荚；从十六至月终，每日落一荚。所以从荚数多少，可以知道是何日。一名历荚。《竹书纪年》卷上：“有草夹阶而生，月朔始生一荚，月半而生十五荚；十六日以后，日落一荚，及晦而尽；月小，则一荚焦而不落。名曰蓂荚，一曰历荚。”此处“蓂凋一十三叶”，即二十八日。据此可知，《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作于咸通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又据上引P.3720《沙州刺史张淮深奏白当道请立悟真为都僧统牒并敕文》，翟法荣于同年八月十四日病亡。这两个日期之间，相差仅十四日。所以，题署说“写于真堂”，即在翟法荣灵堂匆忙写就。所以既没有题署作者，也没有题署赞主姓名。

二是本篇文辞讲究，如“良木冀秀，逝水潺湲”、“元戎轸悼，士卒哀缠”，对仗精工，颇符合悟真的行文特色。

收入本卷这5篇张球作品，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拥有一个几乎共同的署名：军事判官兼监察御史。从《翟神庆邈真赞》中的“沙州军事判官将仕郎守监察御史”，到《凝公邈真赞》《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中的“军事判官将仕郎守监察御史上柱国”，再到《张禄邈真赞》中的“沙州军事判官将仕郎兼监察御史里行”，最后到《敦煌阴处士邈真赞并序》中的“归义军诸军事判官宣义郎守监察御史”。这是依本卷倒序排列的自然顺序。梳理这些署名的官衔，可以发现：它们倒序排列的自然顺序，竟然合乎当时创作时间的实际顺序。据此可以进一步证实本卷依时间倒序排列的年代特征。

本篇既不署作者，也不署赞主姓名，确实给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不过，据郑炳林先生的考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72页。结合P.3720《悟真告身》第四件及前一篇悟真所作的《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本篇赞主应为翟法荣，即悟真的前任都僧统，其说颇有道理。根据P.3720《悟真告身》第四件文书《沙州刺史张淮深奏白当道请立悟真为都僧统牒并敕文》记载：“右河西道沙州诸军事、兼沙州刺使(史)、御史中丞张淮深奏：臣当道先有敕授河西管内都统赐紫僧法荣。前件僧去八月拾肆日染疾身死。今请替亡僧法荣便充河西都僧统，裨臣弊政。谨具如前。”张淮深上报朝廷，奏请悟真接任翟法荣都僧统。

四是悟真为索公故妻杜氏作邈真赞。龙纪二年(890)，悟真作《京兆杜氏邈真赞并序》(P.4986+P.4660)，题署为“巨鹿索公故妻京兆杜氏邈真赞并序”。此处巨鹿索公，与《唐河西节度押衙兼侍御史巨鹿索公邈真赞》，应是同一人。据郑炳林先生考证，巨鹿索公卒于咸通十一至十二年间(870—871)，*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68页。而其妻卒于龙纪二年(890)。时隔二十年后，悟真仍为索公故妻杜氏作赞，足见悟真与索公交情匪浅，既然能为索公妻子作赞，那么为索公本人作赞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因此，综上诸多因素，本篇的作者应是悟真。

钻孔轨迹安全是钻孔轨迹空间形态对钻杆柱在起下钻、钻进等孔内作业过程中的屏障问题，当屏蔽作用达到一定程度时，将导致起下钻遇卡、钻进过程难掌控等复杂情况，严重时将导致无法正常起下钻和正常钻进等问题。

实际上，企业的管理活动是一项系统化的工作，如果对企业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往往在很多的时候，多数企业的管理活动还是一种比较机械和不够灵活的活动。所以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如果想要寻找到自身发展的机会，就需要找到一些文化上的素材，通过必要的文化创新，让企业来适应目前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如果脱离了必要的文化建设以及市场诉求，企业发展的需要将很难得到满足。当然就企业的管理机制创新来说，也需要明白这样一个核心道理，就是企业的文化建设不能够只去考虑经济效益，同时也要考虑到其所带来的社会效益。

(二)《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

《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一直以来被误为张球的作品。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根据本篇“题于真堂”的题署，将真堂误为张球的堂名，从而将本篇作品径直归为张球的作品；*姜亮夫先生《莫高窟年表》说：“真堂乃张球堂名。”又于《沙州释门故张僧政赞》云：“真堂一名，见于张球所撰各文，故即以此赞归之球也。”颜廷亮先生《张球著作系年与生平管窥》根据姜先生的这一判断，径直将本篇归入张球作品。另一种是否定了“真堂乃张球堂名”的看法，但却又根据前一篇已经为悟真所作，故本篇“只能是张球所撰，别无他人”*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73页。。第一种情形，郑炳林先生等已经否定，真堂实际是灵堂，是悬挂逝者遗像以供祭奠的场所，不是张球堂名，不能简单据此推断本篇为张球作品。第二种情形，需要仔细与前一篇进行对比后，才能见出分晓。

2、结合企业生产任务和职业能力训练要求，设计相应的项目任务，制定符合行业企业需求的职业标准能力训练模块的考核标准、考核方法；

三是赞主身份显赫，战功卓著。文中称他“阀阅贵流，毅勇军前。文武双美，荣望崇迁。横铺八阵，操比苏、单。功庸阜绩，名播九天。位忝衙(牙)爪，敕赐衣冠”，地位功绩，非同常人；他还深得众人的爱戴，其去世后，“元戎轸悼，士卒哀缠”。为如此身份地位的人写赞，对作者的要求自然也是比较高的，除拥有较高的文学才华外，还应拥有较高的的社会地位。而在当时敦煌，能够具备这样双重条件的显然只有悟真。根据前篇《索法律智岳邈真赞》署名，当时悟真的题衔是“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都僧录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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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牒文，翟法荣于咸通十年八月十四日染病身亡。《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与前一篇《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都写于翟法荣去世之后。《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有时间题署，《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没有时间题署，笔者根据这两篇作品内容推断，它们的作者都是悟真，在时间创作上，有一定先后。

她会忘记的事越来越多，忘记关上冰箱门，忘记微波炉里热好的鸡蛋羹和洗衣机里的衣服。她还会在超市里给我打电话，因为把购物清单忘在鞋柜上。

《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创作时间偏后，从其题署“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都僧录兼教喻归化大师赐紫沙门悟真”来看，应作于悟真任都僧统之后。据P.3720《沙州刺史张淮深奏白当道请立悟真为都僧统牒并敕文》，其落款为“咸通十年十二月廿五日牒”，所以，悟真正式出任都僧统应在咸通十年的年尾了。此时距离翟法荣去世已经四个多月了，很明显，这篇邈真赞，不是作于翟氏去世之际。至少在牒文时间“咸通十年十二月廿五日”之后。但从下一篇《索法律智岳邈真赞》“庚寅年(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三日题记”来看，又应在此之前。因此，《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创作时间，应该介于这两个时间之间：咸通十年十二月廿五日之后，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三日之前。赞文开篇云：“兹绘像者，何处贤良？”据此推测，这幅绘像，有别于翟法荣去世时悬挂于灵堂的画像。悬挂于真堂(灵堂)的那幅画像，很可能是翟法荣生前所画；而这幅绘像，是翟法荣去世后，时人追忆的画像。悟真所作的《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即为此次绘像而写。所以赞文结尾说：“邈生前兮影像，笔记固兮嘉祥。”首尾呼应，交代作文的缘起。而《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不一样，是为翟法荣去世时供奉于真堂的生前画像而作。

因此，这两篇作品，虽然作者都是悟真，虽然创作对象都是翟法荣，但却是不同时期的翟法荣画像，创作时间也并不相近。

为什么说《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作者为悟真呢？主要是本篇的一些词汇，多见于悟真其他作品。本篇“挺资惠海，德爽智山。三教通而礼乐全，四禅辟而虚空朗。秉安远之德，蹈罗什之踪”，与悟真《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幼挺英灵，壮志昂藏。五篇洞晓，七聚芬香。南能入室，北秀升堂”，行文相同，句法相似，内容相近，倘若不是同一个作者，很难想像有如此巧合或摹仿。又本篇“威稜诫奢”、“紫衣宝袟”、“每谕三车”，与悟真《翟家碑》“威稜侃侃”、“敕赐紫衣”、“诱驾三车”，用语相近。这三篇作品，都是为翟氏所作，而《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翟家碑》作者都是悟真，《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与这两篇作品的相同相近之处又较多，那么它作于张球之手的可能性很小，而很大程度上仍然与其他两篇一样，也出自悟真之手。

(三)《张议广邈真赞》

《张议广邈真赞》全称为《唐河西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侍御史清河张府君讳议广邈真赞》。本篇粘连于咸通十年悟真《索义辩和尚邈真赞》之后，咸通八年惠苑《宋志贞律伯彩真赞》之前，郑炳林先生据此推测“本篇当撰于咸通八年至十年间”*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84页。。按，揆之文本及史实，本篇撰于咸通十年可能性更大。

从赞文内容来看，张议广为一员武将，最后战死沙场，这篇赞文为其死后而作。文中说“门传将相，家处军容”，称赞他出身将相世家，家风军纪极好；又说“武经三略，矢穿九重”，赞扬他文韬武略，智勇全才；又说“剑舞居妙，堂习弯弓”，赞扬他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非一般将才可比；又说“殊功已立，身殁狂凶”，称赞他建立丰功伟绩，可惜身殁狂凶；又说“丈夫志操，宣籍雕龙。千秋之后，谁与我同”，称赞他志节忠贞，誓死不降，赢得青史留名。据荣新江先生研究，在咸通十年左右，回鹘假装归附于张淮深，诈言纳款投诚，却趁归义军不备，一度攻陷瓜州，张淮深组织敢死队等精锐力量，予以反击，夺回瓜州。*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页。P.3451《张淮深变文》“早向瓜州欺牧守”、“初言纳款投旌戟”、“敢死残破回鹘贼”等，说的就是这桩事情。P.2709《唐懿宗赐张淮深敕》：“敕沙州刺史张淮深有所奏，自领甲兵，再收瓜州。”朝廷诏敕予以表彰。本篇赞主张议广，文韬武略，武艺超群，很可能就是这次张淮深组织敢死队的中坚力量，奔赴瓜州退敌，最终战死沙场，而瓜州赖其死力，得以收复。故赞文说“殊功已立，身殁狂凶”，狂凶，结合上述史实来看，应指当时进犯瓜州的回鹘。

如上文所分析，本文叙述层层推进，用词讲究，文采精美，四言骈文，两句一韵，气势铿锵，连贯而下，一韵到底，将一代名将渲染而出，非名家手笔，不能作此文章。这是笔者推断作者为悟真的依据之一。

最后一组是李颛《都法律氾和尚邈真赞》，与上一组《故沙州缁门三学法主李和尚写真赞》是同一作者，只不过在署名上后者多“从兄”二字，表明李颛与李和尚(李惠因)为同宗同族同辈，其署名还有“宰相判官兼太学博士”，根据本卷的写作时间推断，这些官衔应是吐蕃官方授予的。仅从官衔上看，吐蕃对待李颛还是很优渥的。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既重视高僧，又重视汉族知识分子，这两点在本卷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这些笼络手段仍然很难让他们忘怀大唐王朝。在缅怀都教授李惠因的赞文中，无论是洪辩的“两邦师训，一郡归投”，还是李颛的“两朝钦德，一郡含悲”，都深切地寄托了这“一郡”(敦煌郡)与“两邦”“两朝”(大唐、吐蕃)的复杂关系。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虽然敦煌沦陷了，但他们仍然翘首中原、心系大唐。《新唐书·吐蕃传》记载，敦煌人“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实为这番情景的真实写照。

其三，本文篇幅短小精悍，意蕴无穷，文辞匠心独运，颇具特色，语言风格与悟真其他作品相似。尤以“孤贞守节，如筠若松”，与上文所提及的悟真《索公邈真赞》“松筠秉节，铁石心坚”、悟真《索法律智岳邈真赞》“寒松比操，金石齐坚”，表述相似。

师：同学们，老师觉得作者很了不起，广玉兰树形比较高大，我们平时看它只看到叶子，四季常青，感到冬季给我们带来生机。但是陈荒煤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藏在叶子里面的花更有生机。因此他着意来描写它。一株树上的花数世同堂，生生不息。有四种形态，其实作者也是有所侧重，写出了别人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你觉得他想突出哪种形态是最有生命力？

此外，本文开篇称张议广：“彬彬秉直，济济仁风。衣冠盛族，声振寰中”，特别称赞张氏的郡望或家族，也是悟真行文的一大风格。

(四)《伊州刺史临淄左公赞》

《伊州刺史临淄左公赞》全称《故前伊州刺史改授左威卫将军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殿中侍御临淄左公赞》。这篇作品，应与《张议广邈真赞》作于同一时期。据郑炳林先生考证，按P.2962《张议潮变文》记载，大中十一年八月前后，伊州刺史是王和清，左公当继王和清于大中十一年之后出任伊州刺史。*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83页。伊州在归义军疆域最西端，S.3329+S.11564+P.2762+S.6161+S.6973悟真《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淮深)德政之碑》(简称《张淮深碑》)记载，归义军领土“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众，六郡山河，宛然而归”。但归义军并没有控制伊州全境，伊州城西纳职县却被回鹘等占据。P.2926《张议潮变文》：“敦煌北一千里镇伊州城西有纳职县，其时回鹘及吐谷浑居住在彼，频来抄劫伊州，俘掳人物，侵夺畜牧，曾无所安。”自归义军成立伊始，伊州边境始终成为一个困扰的难题。后来回鹘还一度攻陷伊州。P.5007《诗集》在《寿昌》之后题写两行文字云：“仆固天王乾符三年(876)四月廿四日，打破伊州。”因此，笔者认为本篇与上篇《张议广邈真赞》作于同一时期，是鉴于回鹘攻陷瓜州后，伊州形势紧张，伊州刺史地位枢要。故朝廷(主要是归义军政权)给伊州刺史加官进爵，加封改授左威卫将军等实职，也应该就在这一时期。赞文称誉左公：“嘉谋济代，承旨阶墀。封疆受土，典郡西陲。四方使达，君命应期。尽忠奉国，尽节众推。名高凤阙，玉塞声飞。蒸哉古往，赫矣今时。”联系当时史实，这段虚夸的评价，并不为过，它适应了当时边关形势紧急、笼络人心的政治需要。

之所以说它的作者是悟真，原因大致与上文相同。

一是悟真作为张淮深倚重的重要文士，无疑是撰写这类文章最合适人选。这样一篇《伊州刺史临淄左公赞》，足以笼络伊州民心，胜抵十万精兵。张淮深奏章中说：“悟真深开阐谕，动迹徽言，劝导戎惑，实凭海辩。”本篇即是精彩体现之一。

二是本文开篇称伊州刺史“临淄左公”，以中原郡望呼之，又称其“金方茂族，间生一枝”，特别称誉左氏家族，这也是悟真行文的一大风格。

三是本篇的一些词汇，也多见于悟真其他作品。本篇“金方茂族，间生一枝”，与后一篇悟真《索义辩和尚邈真赞》“龙堆鼎族”、“联支胤玉，间生兹息”，表述相近；本篇“膏盲遘疾，俄谢而痿”，与后一篇悟真《索义辩和尚邈真赞》“俄然示疾，无常湍速”、同卷悟真《梁僧政邈真赞》“俄然示疾，今也云薨”等，表述也相近。

总之，这4篇佚名邈真赞，都与悟真有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伊州刺史临淄左公赞》《张议广邈真赞》这两篇作品，笔者通过钩沉史迹发现，虽然悟真仅为一介文弱之士，但其通过邈真赞作品的创作，散发出无穷的艺术魅力，发挥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政治效果。

数据：以三大殿为中心，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内有大小宫殿70多座，房屋9000余间。

综观本卷悟真创作的24篇作品中，除7篇外，其余17篇均作于悟真出任都僧统时期。这7篇作品分别作于此前的四个时期：一是最早创作的2篇，作于他担任都法师时期，分别为两位都教授而作，一篇为都教授张金炫：《沙州释门都教授炫阇梨赞并序》，另一篇为都教授洪辩：《禅和尚赞》；二是《梁僧政邈真赞》，作于他兼任都法师都僧录时期；三是《阴文通邈真赞》，作于他兼任都僧录和副僧统时期；四是《伊州刺史临淄左公赞》《张议广邈真赞》《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这3篇作品，作于代理都僧统时期。即咸通十年八月至十二月间。当时，前任都僧统翟法荣于八月十四日病逝，到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朝廷诏敕文书颁发之前，前后四个多月，悟真以副僧统代行都僧统之职。所以，上述3篇作品，都没有署名，与当时悟真代行都僧统的尴尬身份，也有一定关系。本卷中悟真正式出任都僧统期间所作的17篇作品，有两种题署内容：作于咸通十一年前后的2篇作品《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索义辩和尚邈真赞》，题署“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都僧录兼教喻归化大法师赐紫沙门”；其余15篇作品均题署“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这些题署官衔的变化，集中体现了悟真地位与身份的变化。

总而言之，本卷所收录39篇作品，尤其是悟真本人所创作的24篇作品，集中展现了他从都法师到都僧录，再到副僧统，尤其是都僧统任期内的邈真赞作品创作。在这一段长达近六十年的人生岁月中，*本卷收录最晚的作品是龙纪二年(890)悟真《京兆杜氏邈真赞》，本卷收录最早的是吐蕃统治敦煌后期的作品，以都教授李惠因去世(832)为可考时间，前后时间相距59年。他以邈真赞的学习与创作为纽带，担负起敦煌政治、宗教、文化事业的诸多重任，成为归义军政权初期的核心人物之一，为归义军政权建设、敦煌地区的民族团结、敦煌归义军政权与大唐中央政权的外交往来等诸多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