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向西方学习”到贡献“中国方案”：中华民族的伟大飞跃

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多场合谈到“中国方案”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更是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然而，回顾历史，中国自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向西方学习”的艰苦探索。* 此处的“西方”泛指外国模式。“西方”普遍指位于西半球、北半球的国家。包括欧洲全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除了地域上的意义，“西方”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有五个共同基本要素：(1)希腊的法制自由、科学和学校；(2)古罗马法律、私有财产、“人格”和个人主义观念；(3)圣经的伦理学和末世学革命；(4)中世纪教皇革命的人性、理性将雅典、罗马和耶路撒冷三要素融合；(5)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改革。([法]菲利普·尼摩：《什么是西方：西方文明的五大来源》，闫雪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引言”第3页)。日本地域上虽处于东方，但其日本化了“西学”，追本溯源仍是西学。从“向西方学习”到饱受争议的“中国模式”,再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认可的“中国方案”，这是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的伟大飞跃。

一、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模式的学习

1840年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用重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作为落后国家，学习西方国家走向富强的“长技”，甚至按照西方模式来谋求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抗击外来入侵、争取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在此过程中，学习西方渐成共识，学界、政界的主要分歧体现在学习什么？向谁学习？以及如何学习？围绕这三大问题，有识之士展开一系列探索。

首先，在学习什么的探索中，一般经历了从器物——制度——文化渐次推进的过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无论是林则徐还是后来的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西方的学习都停留在器物层面，即主要是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魏源第一个明确提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具体的向西方学习的方法。例如在军事上，学习外国的财(资金)、才(人才)、材(材料)，三者缺一不可。* 魏源：《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二十四。不仅如此，同林则徐一样，魏源对西方的“三占从二”的民主政治也是憧憬的。* 夏东元：《近代史发展新论》，澳门：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2003年，第82页。但正如夏东元先生所言，此时“西学的范围很广，再大要不外乎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学说两个方面。中国学习西学最早的内容当然是前者，因为这是当时的现实的迫切需要，尽管后者也涉及一些。”*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页。此后，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来对中国进行某些改革的主张”。*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9页。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逐渐形成，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从理论和实践上均大大拓展了向西方学习的范围，“中体西用”的藩篱被打破。然而，面对中国封建统治基础的强韧，包括政治制度层面在内向学习西方的努力显得不堪一击。于是，在继器物、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的实践后，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尝试从文化层面学习西方而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将救亡图存的最后希望寄托于文化启蒙。至此，“中国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科学”。*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98页。

在这个边缘小镇，除了县剧团偶尔来一次外，没有什么可以娱乐的节目。看热闹是小镇的一大特点。现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别说人，就连蜜蜂都飞不进了。大家一边看一边议论。有说镇里欺负人的，有说牛皮糖的不是的。有人凑热闹，也将点燃的鞭炮扔进人堆，引起一阵骚乱。

其次，在向谁学习、模仿谁的选择上，中国最初是沿着谁打我就向谁学的屈辱历程演进的。这种被动的学习实属多次战争失败，屡遭践踏的不得已。典型例子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将近二十年，两次败于英国，清政府内部才兴起洋务运动，甲午后，中国迅速学习起日本。然而，英国模式、日本模式均未能使中国的发展有所起色。进入20世纪，中国人在向谁学习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问题上仍然争论不休，资本主义世界却自1900年后，又先后发生1907年、1914年、1921年经济危机。除了英国模式、日本模式、美国模式，苏联模式也成为可供选择的西方发展模式。由此，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对于不同国家模式的选择中形成了三种建国方案，并泾渭分明地形成了对立的两大阵营。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经过无数次挫折和探索，中国才逐渐形成了“本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原则，充分吸纳借鉴当代人类社会有益文明成果”的学习理性。

最后，在关于怎样学的问题上中国经历了复杂且反复的探索过程。如前文所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十年中，“怎样学”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始，经历一个从部分学习到全面学习，最后全盘西化的发展历程。魏源的“师夷长技”和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均属于部分学习。洋务派将学习的内容严格限制在经济层面，这只是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应对西方文化挑战的防御性选择。全盘西化固然不可取，但当时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清政府的腐朽，引发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多重危机是中国积贫积弱的主因。对于“中体西用”的理论漏洞，激进思想家钟天伟、维新派志士谭嗣同均予以猛烈抨击。* 李双碧：《从经世到启蒙——近代变革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年，第161-163页。洋务运动30年遭遇甲午之败，刺激着中国人走上全面学习西方的道路。辛亥革命后持续的社会动荡，终于迎来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全盘西化。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西方的道路则与此前知识分子的截然相反。最初，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发展模式的追求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但全面学习或全盘接受西方模式的思维惯性却保留下来，这使得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难以克服向西方学习的痼疾——教条主义。多次左倾错误即为明证，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仅有的社会主义建设范例，中国共产党仍不得不在国家建设、科学技术、经营管理，乃至思想文化方面展开对苏联的全面模仿。“照搬”使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一系列挫折，党内一度对向西方学习、向苏联学习产生质疑。历史的教训并没有令中国共产党因噎废食，在西方学习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断深化。邓小平在1987年4月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时曾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我们搬了几十年，效果不好。”“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是生产力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23页。至此，学习西方模式回归到部分学习。

二战后，最早探讨中国发展模式的是美国和以色列学者。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玆曼的《中国的现代化》、以色列代表学者艾森斯塔德的《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是为代表。除此之外，关注中国的发展模式的国家主要是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由于此时中国自身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因此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提醒那些关注中国发展模式的国家，“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邓小平论中共党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417页。事实上，此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尚在摸索之中，中国仍然是西方模式自觉的学习者，区别于过往的是，中国已然明确学习西方决不能走“照搬”的老路，更不能全盘西化。

其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突破点便是打破对理论或实践的单向度偏颇，“中国模式”本质上与此相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雷默试图为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验做出明确的归纳，概念化它的存在。但他也同时指出“北京共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国内否定“中国模式”的学者也反对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化，2010年，李慎明等人在《“中国道路”的六个内涵》中指出，“中国模式”给人有完成式和不再发展的固定之印象。* 李慎明、何成、宋维强：《“中国道路”的六个内涵》，《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11年第2期。而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总结与调试中发展的，它既不会止步于哪一阶段的探索，更不会模式化，否则必然种下了教条主义的隐患。

二、21世纪以来“中国模式”的提出及争论

“中国模式”又称“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经验”等。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结合，走出的一条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实行双调控，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首先是由外国学者提出，并经历了从中国的模式到——“中国模式”的嬗变。尽管，“中国模式”一经出现便饱受争议，但它却是中国从输入走向输出发展模式这一质的飞跃的分水岭。

由此可见，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中国经历从科学技术到文化，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到社会主义新政权，从部分学习到全面学习、全盘西化，再到部分学习的复杂历程。在此过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但中国的客观现实却要求向西方学习不能走上教条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正如薄一波所言：“我们的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全靠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完善，不断地前进。”* 《薄一波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47页。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拿出有说服力的绩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发展需要中国理论和中国道路。

中国经济社会高歌猛进，西方发达国家却面对着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的挑战。* 《新华社社评：贡献中国方案，共筑未来之桥》，2016年9月2日，来源：新华社，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02/c_1119498453.htm.面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治理遭遇空前危机和质疑，以及世界范围内人们对于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发展的诉求，中国反而成为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引领。国际社会开始期待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此时，站在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新起点上，中国有了信心和能力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主要国家领导人多场合提到“中国方案”。2013年9月6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结束后。外交部部长王毅说，新形势下，中国正站在更高、更广的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我们将为世界奉献更多的中国智慧，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 《王毅谈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2013年9月7日，来源：新华社。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渐进式”的改革不断取得阶段性的成功，这与解体后走上“西化”道路却不见成效的俄罗斯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的发展模式开始引起关注。1998年《洛杉矶时报》记者亨利·朱发表文章，文中指出，在全球陷入经济动乱之时，中国模式看起来是十分明智可取的。* 徐崇温：《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改革和中国模式的讨论述要》，《新华文摘》2010年第2期。当然，亨利·朱所提之“中国模式”仍然是中国的模式的范畴。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效应全面显现。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中国模式”横空出世，有关争论也甚嚣尘上。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源自于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 于 2004 年 5 月 11 日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报告在全面总结了中国 20 多年改革开放经验的同时，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 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页。他认为，“北京共识”不仅适合中国，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可借鉴的模式。雷默的这一概念一经推出便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英国《卫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世界各国提供出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 程伟礼、戴雪梅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第463页。美国学者福山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

与此同时，就“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概念是否科学、成立，学者们展开一系列追问。然而，无论是媒体还是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始终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 高建：《“中国模式”的争论与思考》，《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3期。

相比较“中国模式”的体系化存在，“中国方案”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中那些解决人类发展问题，乃至全球治理中具有共性的经验。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随着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

2018年8月24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这既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直接体现，也是协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崭新开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要求：“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完善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约束机制。”这一指示，鲜明确立了法治政府建设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工程性质，也为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明确了重点任务。

事实上，“中国模式”之争主要围绕以下症结。

其一，中国经济的发展尚存诸多不确定性，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彼时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20多年，中国在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协调发展以及民族复兴等问题上固然形成相对系统的思路、理论和实践，且可圈可点。但正如李君如在其文《慎提“中国模式”》中提出的，“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 李君如：《慎提“中国模式”》，《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不仅发展目标远未达到，发展不足仍然困扰着中国社会，步入转型阶段后，中国社会也面临急剧的变动，需要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革，这一过程本身存在诸多变数。

其二，中国的发展道路是适应中国实际的特殊产物，其个性大于共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了30年的高速发展，但人口多、底子薄的特殊国情长期存在。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人口老龄化，社会矛盾聚集等问题一一出现，中国需要不断地调整发展方式。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基于中国国情而采取的具有高度个性化的系列实践，中共也“始终认为，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1页。理论追求共性，但实践体现出的更多是个性，难以模式化。

信息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已经和新媒体相融合，因此，必须重视对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研究，明确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事、时、势”，通过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对大学生政治教育带来的有利条件，化解消极影响，引导学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使他们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西方主流媒体竞相探讨“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模式”将对世界各国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2009年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中国模式”一度成为国际热词，俄罗斯学者也频繁使用这一提法，以区别于“苏联模式”。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仍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模式”尚处在发展和探索中，自身还存在不确定性。同时，“中国模式”一经问世，便与“华盛顿共识”等西方模式并列甚至对立起来，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将其过度政治化解读，使得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更加严峻。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在2009年12月7日集中刊发了李君如、赵启正、施雪华、邱耕田的文章，且前两人的文章属于再刊，为“中国模式”降温的意图不言而喻，而中国国家主要领导人也从未公开使用过“中国模式”的提法。

由此可见，无论以社会主义建设正在进行中否认“中国模式”，抑或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去模式化取向而慎用这一提法，都反映出此阶段中国自身发展面临复杂的困难和压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基础还不足以为中国形成明确的制度自信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以及制度均须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

对于Z向位移，0#承台1号、2号角点Z向最大位移约为-0.37 mm，3号、4号角点Z向最大位移约为-0.35 mm。承台的沉降差为0.02 mm，转角为0.0002°。1#承台1号、2号角点Z向最大位移约为-0.36 mm，3号、4号角点Z向最大位移约为-0.35 mm。承台的沉降差为0.01 mm，转角为0.0001°。承台沉降最大值约为-0.4 mm，转角最大约为0.0002°，左线隧道两侧的承台沉降差为0.02 mm。

三、新时期“中国方案”的推出

2）耕地的重心向北偏移，由庐江地区转变为肥东地区，结合巢湖流域土地利用类型分布表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巢湖流域北部的部分草地被开垦为耕地，而南部的耕地开垦已接近饱和，变化不大；

习近平使用“中国方案”的提法是在2014年3月访德时。他指出，“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 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6页。此后，在当年7月，2015年10月、12月，以及2016年5月、7月的不同场合，习近平同志均多次提到“中国方案”。* 秦宣：《构建人类美好制度的“中国方案”》，《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9期。2016年9月，习近平在G20杭州峰会上正式对外提出了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提法。

木雕艺术家要将传统符号“消化、吸收”，并重新将其生命注入新颖的形式构造里去，令传统雕琢技艺与新颖塑造观念并存，突出个人的内心愿望，从而引发观者的共鸣。在探索的过程中，他们尽管会面对很多困难与问题，但也会不断开启更新的空间，看到更美的风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具备了有说服力的实践基础。五年中，中国各项经济指标取得巨大的提升，贸易额的第一，GDP的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30%左右，* 《欧洲时报发表社论：“十九大”开启中国“新时代”、“复兴”新航程》，2017年10月19日，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1019/c1002-29596053.html.持续了近40年的高速发展。不仅如此，即使经历了金融危机，中国发展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在世界现代经济史上也堪称奇迹，经济方面的卓越表现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正日益获得认可。这些都在时间和实践上雄辩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有效性和优越性，中国的发展模式与制度安排，具有巨大优势。

相比较“中国模式”，“中国方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那些被实践所证明了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验。早在“中国方案”出炉之前，中国便将其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不断将其付诸实践。近年来，中国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高度出发，从理念、机制、战略等三个方面，为人类共同发展探索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一带一路”战略。该战略既符合中国走出去，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 戚义明：《为人类共同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学习时报》2017年8月2日。也顺应了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是我国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

援助来自于斯图加特的Sicos BW有限公司，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和斯图加特大学于2011年夏天共同创立了这家公司，旨在为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提供模拟仿真、高性能计算、大数据和智能数据方面的咨询。由于得到了合作双方以及巴登符腾堡州科学、研究和艺术部（MWK）的大力支持，该公司持中立立场并免费提供服务。来自德国各地、对高性能计算感兴趣的模拟用户可从Sicos BW公司获得有关应用和工具的所有必要信息，模拟仿真专家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可行的工作方案，其中包括访问高性能计算机。目标是：企业最终能够独立或通过Sicos BW公司合作网络中的相应合作伙伴将高性能计算机上的模拟仿真集成到产品开发过程中去。

包括“一带一路”战略在内的诸多“中国方案”的成功实践，更坚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说，“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 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2016全国两会记者会实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7页。同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14页。2017年10月18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与以往的各种提法相比，“中国方案”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亮点在哪里？

用Visual C++c 软件编写TCP协议的服务端程序，界面如图5所示，并将所有数据存入数据库。然后用基于MatLAB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建立土壤水分盐分补偿模型[7-8]，其中EC-5的输出和盐分作为向量机的输入信号，TDR-3和EC-5输出地差值作为输出信号，并采用交叉验证法得到最佳正规化参数和RBF函数的参数。

首先，“中国方案”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广泛的实践基础。中国自近代踏上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就逐步以海纳百川的天下胸襟和气度，不断吸收、融合不同民族的文化因素，不断以其强大的包容性为自身民族文化注入活力和养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世情、国情实际出发，不断探索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发展的答案，形成一整套理论体系、治理体系，并经历了时间和实践上的充分检验，不断发展完善。例如减贫上，中国是世界上减贫做得最好的国家。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习近平指出，“经过中国政府、社会各界、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以及国际社会积极帮助，中国6亿多人口摆脱贫困。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基本实现。”“中国方案”正是基于此类成功实践和检验才被推出的，“中国将发挥好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等国际减贫交流平台作用，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更加有效地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交流分享减贫经验。”* 习近平：《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2015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9-10页。除此之外，面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治理和“人类问题”，中国在形成自身更加稳健成熟的发展思路、道路的同时，还关注人类共同体命运，积极探索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并最终提供了中国答案、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其次，“中国方案”是为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解决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而提出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推出一系列广受关注的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务院研究室编写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第415页。换言之，“中国方案”是中国政府在探索中国问题和人类社会治理问题上业已经受实践检验并引发广泛国际认可的系列成果。包括“完善全球治理”，“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反腐败治理”的“中国方案”；包括“为解决人类问题”或“破解人类发展难题”，“推动国际发展事业”，以及“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所贡献的“中国方案”；还包括“国际减贫”、“全球气候治理”等“中国方案”。总之，“中国方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洞察时代风云，把握时代大势，站在人类发展前沿引领时代潮流，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为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解决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而提出来的。*刘云山：《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日第2版。

最后，“中国方案”无意于示范，更不是强权，其目的是实现公平共享与合作共赢。尽管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更是当今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强国，同时也有国家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看作是可以模仿的范式，但中国无意于主动，更不会打包推广这些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方案”不同于任何“模式”或“共识”的特别之处在于：中国在面对人类共同的难题时，既勇于担当，又不搞什么优先，所推出的“中国方案”显示了中国着眼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格局，将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作为自己崇高使命的大国担当。与此同时，“中国方案”的推出仅意味着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将以更加负责任的大国态度应对当前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方案”既不是示范，更不是强权。它坚持弘扬公平共享与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宗旨，因此，它虽源于中国，但惠及世界、造福全世界人民。

100多年前，魏源因无法推动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而弃世绝俗。1956年，毛泽东曾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60多年过去了，今日之中国以其举世瞩目的巨大发展成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贡献“中国方案”。170多年艰苦卓绝的探索，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终于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