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孝道对家庭旅游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

0 引言

江西卫视打造的“带上爸妈去旅行”节目,携程网推出的“带着爸妈游三亚”旅游产品,搜狐网发布的“30个适合带着家人去的目的地”推文,江苏省建设的“中华孝道园”项目等各类与“孝”相关的旅游活动、产品不断涌现。火热的“带上爸妈”不仅体现出家庭旅游消费的价值与潜力,更是中华民族孝道文化在当下社会的弘扬与体现。

作为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孝道”观念是中国千百年来维系家庭和睦的基础,为子女与父母日常心理与行为互动提供了基本准则(韦宏耀 等,2015)。伴随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转型,传统单一的“权威”孝道结构正在被新型的“相互”孝道结构所取代,孝道不仅是一种“勉强支持父母的态度与行为”,更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叶光辉 等,2009)。通常,权威性孝道观念一定程度上影响子女在经济上对父母的资助;相互性孝道观念一定程度上影响子女在情感上对父母的支持(郝明松 等,2015)。那么,当面对那些非必须、经济与情感支持互动交织,且具有一定享受性质的家庭消费(如家庭旅游消费)时,“权威”与“相互”孝道观念是否也发挥同等作用？相关研究并未给出明确结论。

为了进一步探讨对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延续性护理的临床效果，选取2015年1月—2017年12月年收治的60例2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延续性护理对2型糖尿病的临床使用价值。

基于此,本文聚焦家庭旅游现象,实证探讨相互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对家庭旅游决策的影响与作用,以期研究结论能为企业开发家庭旅游产品提供理论参考,并能适度拓展家庭旅游行为研究的本土化视域。

1 文献综述

1.1 家庭旅游决策

作为大众旅游时代的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家庭旅游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引起学界的关注(Jenkins,1978)。对其分类而言,有研究者认为,应当分类聚焦,从广义与狭义两方面来解读家庭旅游。广义的家庭旅游涉及家庭多数成员,包括父母(岳父母)、夫妻、子女及兄弟姐妹,而狭义的家庭旅游活动仅包括夫妻及子女(特别是未成年子女)在内的旅游活动(白凯 等,2011)。家庭旅游的核心功能是其对家庭成员的积极作用与影响。Kelly(1994)从家庭旅游结构界定的层面出发,意图归纳家庭旅游对个体的功能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旅游对家庭互动、关系改进、情感建立、儿童认知等具有促进作用。而在Lehto等(2009)看来,家庭旅游的基础功能在于情感联结,但其纵深层面的作用在于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互动。他们认为,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家庭活动,家庭旅游会让家庭成员产生一种独特的感受,一方面将他们从日常家庭生活中解脱出来,获得不一样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使他们通过旅游互动完成从“我者”到“我们”的建构,从而巩固已有的家庭亲情,进一步衍生家庭认同与情感归属,以诠释“我们”的家庭意识与亲近感。本文主要聚焦成年子女和父母、岳父母(以下统称父母)的家庭旅游活动。

作为家庭全体或多数成员参与的活动,家庭旅游过程可以增强家庭情感联结,最终推动个体完成从“我者”到“我们”的主体建构。但家庭旅游决策过程可能涉及孩子、家庭收入、家庭生命周期、夫妻冲突与互动等因素(Jenkins,1978;Wolgast,1958;Horna,1989;Sellers,1989;Fodness,1992;白凯 等,2011),“因素复杂+主体多元”的决策过程必然引发群体旅游复杂化现象,进而导致归一化决策协调与整合相对困难的问题。因此,该问题的初始化研究主要涉及家庭旅游决策过程中成员决策的协调分配(Jenkins,1978)。随后,研究者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特定类型的家庭旅游决策,经典的家庭旅游决策模式就是在这个时期总结和提出的(Myers et al.,1978)。而在我国,家庭旅游决策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原创性理论研究成果相对有限(崔痒 等,1995;王红兰,2008;向文雅 等,2008),但探索性研究时有出现,如有研究者从本土化视角提出了家庭旅游研究的思路(白凯 等,2011),有研究者从代际视角分析了家庭旅游决策行为(郑晓丽,2012),还有研究者从成员参与的视角研究了家庭旅游决策行为(马莹莹,2009)。伴随中国社会的不断“分化”与“变迁”(白凯 等,2014),中国的家庭也在发生相应变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婚姻自主化、家庭关系民主化、家庭功能多样化等趋势不断加强(胡亮,2004)。上述变化是否影响了家庭旅游游前、游中和游后的3个决策阶段,有待探索。

1.2 孝道观念及其双元结构

H2:相互性孝道正向影响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

(1) 相互性孝道与权威性孝道之间无显著关系。

综合而言,随着社会现代化、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传统孝道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其如何变化、如何与现代社会对接等问题一直为学界重点关注。作为中国伦理文化的核心,无论是传统孝道还是现代孝道,对中国社会、中国家庭乃至每个中国人的影响都是基础且深刻的。因此,我们认为,成年子女与父母在进行家庭旅游决策时,必然也受到孝道文化的影响。子女往往将父母的旅游需求作为决策前提,通过家庭旅游活动来提升父母的幸福感、满意度,以实现自己“尽孝”的责任与义务。在“尽孝”的过程中,子女的孝道观念对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的影响程度如何,值得进一步探讨与分析。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

双元孝道,即当代中国社会人们的孝道观念所呈现的两个基本维度,包括权威性孝道和相互性孝道(叶光辉,2009)。其中,权威性孝道强调传统社会中父母对子女的伦理期待和伦理权威,要求子女压抑个体自主性来满足父母的期待,与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尊尊”原则相映衬。而相互性孝道基础在于亲子间产生的情感亲和状态,重视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交互。与强调身份、规范及标准的权威性孝道相比,相互性孝道强调的是代际在情感互动上的平等性,与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亲亲”原则相映衬。对于权威性孝道和相互性孝道来说,一个要求顺从阶级规范,一个重视亲子互动,是概念内涵及运作基础完全不同的孝道观念。故,提出以下假设:

H3:权威性孝道正向影响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

H1:相互性孝道与权威性孝道之间相关性不显著。

相互性孝道重视家庭情境下的人际互动,以儒家伦理思想中的“报”与“亲亲”为运作基础。相互性孝道首先强调的是子女对父母养育教导恩情的回报(叶光辉,1997),以父母的需求和偏好为前提,重视子女对父母的关爱。另一方面,相互性孝道重视亲子间的“父慈子孝”,即强调父母与子女相互关爱,父母与子女之间情感互动(叶光辉 等,2009),以及情感互动上的平等性。父母也会体谅子女,不会要求子女无条件地一味向父母的需求和偏好妥协让步,最终子女会和父母共同协商决策,达到子女和父母双方整体满意。在家庭旅游过程中,子女对旅游目的地、出行方式、住宿地点等的选择与决策多以父母的旅游需求为考量前提,使父母获得便利与愉悦,促进家庭情感互动。所以,相互性孝道观念会促进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故,提出以下假设: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核心,孝道文化是中国家庭制度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个体社会行为需要遵循的道德准则。与西方以“尊重”为核心前提的家庭孝道观相比,中国传统孝道观认为,孝道观念包括4个层面,即善事父母、追念祭祀、对君事孝以及扬名立身,其核心是“敬”和“爱”。但随着时代发展,传统的孝道观念在概念与意涵上都发生了变化(郝明松 等,2015)。上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部分研究者在西方经典家庭现代理论影响下,认为传统的孝道观念应当被现代的孝道观念所取代,人们应该以新的价值观念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上世纪60年代之后,后发展国家的家庭变迁路径逐渐呈现出与西方经典家庭理论预测不一致的倾向,尤其是在中国,其孝道观念展现出一种承接、调试的特征,既承接传统又体现现代。由此,研究者们认为,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与现代性的孝道观念是不可分离的,并存于社会结构当中,且相互影响,为社会现实提供合理解释(Whyte et al.,1984;古德 等,1986;唐灿,2010)。

咣当一声，我心里豁然开朗。原来如此啊。原来我是在替这个刘铁头顶缸啊。李老黑啊李老黑，你狗日的是真黑啊。

H2a:相互性孝道正向影响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前);

H2b:相互性孝道正向影响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中);

H2c:相互性孝道正向影响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后)。

真是不能小瞧女孩子们八卦的天赋啊，好好的一朵家国牡丹，任由她发挥成为上元夜巡游御街时的情人节礼物。会有一个晚上，东方宇轩领着方碧玲来到这里，将牡丹花指点给他的心上人看吗？唉！人家东方谷主弃家修道，开辟桃源，以领悟宇宙天机为己任，哪里还会沉迷人间情事，不能自拔于裙钗女色？可是上官星雨这样一说，李离等三人又觉得与我心有戚戚，那朵石室中央的红牡丹，好像也被跳闪的火光缥染上了伤心色。

本研究涉及的研究对象为中专起点的高职护生，他们以前系统学习过护理学基础理论和专业课程，绝大多数（94.64%）已经通过了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在学习目的上更多是提高学历和学习新知识理论。护生多数有过临床经验，在教学方法方面接受案例教学的护生占100.00%，体现其对能力锻炼的要求；也有71.43%的护生接受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可见护生在临床实践中，充分认识到基础知识的扎实程度直接影响工作成果，对系统学习新方法技术的要求很迫切。这一点也提示我们要在日常教学中分析不同教学内容，选用适合的教学方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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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增强学生的抗挫折能力，就得培养学生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中学生的心理挫折主要源于成绩不佳和同学关系不好。教师要对学生的不良心理给以指导和帮助，这样就可以形成良好的班级作风。刚上初中时，很多学生不适应初中阶段的学习，会产生厌学情绪，内心严重受挫。对于这类情况，就要让他们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和用远大的理想来激励学生。要及时有效地告诫他们，有远大的理想是件好事，但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和汗水。通过名人成功的案例教育和激励他们，增强其抗挫折能力，帮助其克服学习中的一些困难，学习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学习成绩也提高很多，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

H3a:权威性孝道正向影响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前);

H3b:权威性孝道正向影响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中);

综合假设H1～H3,并细化假设问题,得到本文假设模型(见图1)。

H3c:权威性孝道正向影响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后)。

  

图1 假设模型图

2.2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研究问卷由3个部分组成:(1) 双元孝道测量维度;(2) 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前、游中、游后)测量维度;(3) 测试对象(成年子女)的人口结构特征。问卷前两部分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分别为1分(非常不同意)、2分(不同意)、3分(有点不同意)、4分(一般)、5分(有点同意)、6分(同意)、7分(非常同意)。问卷第三部分采用单项选择以及填空的方式设问。

双元孝道测量上,主要采用Yeh等(2003)开发的双元孝道量表。结合以往研究对家庭旅游决策阶段、决策内容、成员参与等问题的分析(Mühlbacher et al.,1988;申葆嘉,1996;黄志良 等,1998;邱扶东 等,2005),我们将家庭旅游决策过程分为家庭旅游决策前、中、后3个阶段,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的量表参考上述研究成果整合而成。由此,我们编制了本文初始问卷。为检测问卷的适用程度,在2017年4月1日—5月1日,我们选择西安市长安区两处超过1000户的小区(小区规模较大,档次较高,喜欢家庭出游的住户较多),以随机偶遇方式发放调研问卷150份,剔除无效问卷,共收回问卷130份,有效率达87%。对收集到的问卷进行预分析,其中,KMO值为0.889,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3300.515,自由度df值为465,显著性水平p值为0.000(小于0.05)符合相关指标要求,但对于有两个载荷值都大于0.4的问项,应予以剔除。因此,在预调研的基础之上,我们剔除受质疑或者不合理的问项,进一步改进初始问卷。之后,我们将改进的问卷交给旅游管理专业的2位硕士生导师和2位博士生进行问卷合理性评定,最后确定了16个测项。

正式调查问卷结构包括双元孝道量表、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量表以及测试对象人口结构特征3个部分,被访者的人口结构特征包括籍贯、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带父母旅游次数、家庭结构以及最近是否有带父母旅游的经历等。2017年7月1日—8月1日,我们在西安市北郊、南郊、市内各选择1个超过1000户的小区(小区规模较大,档次较高,喜欢家庭出游的住户较多)实施正式调研,问卷以随机方式发放,共投放问卷265份,收回问卷230份,剔除无效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217份,有效率达81.9%。其中被调研群体性别分布为:女性126人,占58.1%,男性91人,占41.9%;被调研群体年龄分布为:18～24岁占1.6%,25～30岁占7.8%,31～35岁占49.8%,36～40岁占32.3%,41～45岁占6.5%,46岁及以上占2.0%;被调研群体教育水平分布为:高中/中专/职高以下学历占1.4%,高中/中专/职高学历占1.4%,大专/高职学历占7.8%,本科学历占57.6%,硕士学历占25.8%,硕士以上学历占6.0%。相对而言,样本数据比较合理。

3 结果及分析

3.1 探索性因子分析

将问卷的调查数据录入SPSS20.0软件中,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主要依据以下3个标准:题项无应答率大于10%者,不可靠,予以删除;旋转因子后载荷值小于0.4或同时在两个因子上的载荷值都大于0.4时,题项予以删除;一个因子只包含一个题项者,题项予以删除(阳翼 等,2007)。依据此标准,经过3次因子锤炼,量表最终保留16个题项。因子分析指标结果显示为:KMO值为0.88,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2045.11,自由度df值为120,显著性水平p值为0.00(<0.05)。各项指标合格,适合进一步进行因子分析。提取的5个因子均值均超过1,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75.87%,已经超过了60%的提取界限,说明提取的5个因子可以接受。

3.2 信度效度检验

本文主要通过内部一致性、收敛效度以及区分效度对问卷进行信度、效度检验。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0.86,大于0.70,表明数据可靠。相互性孝道、权威性孝道、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前)、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中)以及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后)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1、0.79、0.82、0.92以及0.71,满足提取因子测试标准,说明问卷具有内部一致性。我们使用Amos软件对问卷进行效度分析,其中,相互性孝道(AVE=0.68,CR=0.90)、权威性孝道(AVE=0.70,CR=0.87)、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前)(AVE=0.56,CR=0.80)、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中)(AVE=0.62,CR=0.83)及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后)(AVE=0.54,CR=0.78)的收敛效度均超过最佳标准,可进行下一步分析(见表1)。区分效度通过AVE值的平方根和相应构念间的相关系数的大小来检验,若AVE值的平方根高于该构念与其他构念之间的相关系数,则表示该构念与其他构念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经验证,该问卷各构念AVE的平方根均高于与其他构念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各构念间具有很好的区分效度(Fornell et al.,1981)。

3.3 研究假设检验

假设检验部分主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假设结果。采用绝对拟合、相对拟合和精简拟合指标来检验模型拟合情况。绝对拟合指标中,χ2=160.885,CMIN/DF=1.712,GFI=0.914,AGFI=0.875,RMSEA=0.057,TLI=0.957;相对拟合指标中,NFI=0.924,CFI=0.966,IFI=0.967,RFI=0.902;精简拟合指标中,PNFI=0.723,PGFI=0.631,RMR=0.119。这些指标中,RMR接近最佳标准,其他指标也均符合模型拟合结果(Bentler et al.,1980;吴明隆,2009;Carmines et al.,1981),可进一步检验假设。结构模型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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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变量信度与收敛效度分析

  

变量测量题项因子载荷Cronbach’s α、AVE、CR双元孝道相互性孝道权威性孝道我会多留心父母的身体健康0.877我会奉养父母使他们的生活更为舒适0.837我会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心存感激0.858我会在父母忙碌时,主动帮助他们0.799当自己与父母意见不合时,我会顺从父母的意见0.809为了顺从父母,我可以不遵守对朋友的诺言0.853我会放弃个人志向,达成父母的心愿0.842Cronbach’s α=0.91AVE=0.68CR=0.90Cronbach’s α=0.79AVE=0.70CR=0.87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前游中游后我关注父母的旅游需求0.668我愿意带父母一起出游0.819我愿意为父母考虑旅游目的地的选择0.798我以父母的身体条件与意愿为前提,考虑交通工具的选择0.699我考虑父母的旅游购物需求0.782我考虑父母的旅游娱乐需求0.792如果父母对旅程满意,我会产生带父母重游旅游地的想法0.792如果父母对旅程不满,我会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弥补父母0.649我会通过博客、微博等网络媒介向其他人传达父母的旅游感受0.746Cronbach’s α=0.82AVE=0.56CR=0.80Cronbach’s α=0.92AVE=0.62CR=0.83Cronbach’s α=0.71AVE=0.54CR=0.78KMO=0.88 df=120 p=0.00<0.05 Cronbach’s α=0.86方差累积贡献率=75.87% Bartlett 球形检验值=2045.11

  

图2 双元孝道对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影响结果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由图2可知,相互性孝道与权威性孝道不存在相关关系(γ=-0.04,p=0.958),假设H1成立。相互性孝道正向影响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前)(γ=0.45,p<0.001),假设H2a成立;相互性孝道正向影响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中)(γ=0.57,p<0.001),假设H2b成立;相互性孝道正向影响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后)(γ=0.48,p<0.001),假设H2c成立。因此,假设H2成立。权威性孝道对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前)影响不显著(γ=-0.03,p=0.704),假设H3a不成立;权威性孝道对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中)影响不显著(γ=0.04,p=0.652),假设H3b不成立;权威性孝道对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游后)影响不显著(γ=0.19,p=0.051),假设H3c不成立。因此,假设H3不成立。

4 结论与讨论

4.1 基本结论

孝道文化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协调中国家庭成员关系的规范与标准,在个体心理与社会行为方面起到了基础性指导作用(李启明 等,2011)。本文立足传统孝道文化,通过理论梳理和实证检验,分析了孝道观念对家庭旅游决策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传统孝道观念与现代孝道观念是兼容并蓄的过程,传统不仅是传统,还含有很多现代的特质与要素。也就是说,传统孝道观念是现代孝道观念发生、发展的基础,孕育并不断催生现代孝道观念。该论断很好地体现在叶光辉等人的研究当中,其研究路径是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基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将孝道观念分解为两个概念完全不同的维度——权威性孝道与相互性孝道。权威性孝道强调对长者的顺从与自我规范,以儒家文化中“尊尊”原则为文化建设基础,更多体现传统特质;相互性孝道重视亲子间的“父慈子孝”,以儒家文化中的“亲亲”及“报”为文化建设基础,强调关爱与互动(Yeh et al.,2003),蕴含更多的现代文明特质(叶光辉,2008;叶光辉 等,2009)。

孝道观念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陆洛 等,2006),一直以它“传统性”的思想内涵影响着“现代性”子女的心理与行为。作为孝道观念的“传统性”构成维度,权威性孝道以标准、规则、制度等伦理规范约束子女的心理与行为,忽视子女的个体自主性与能动力,强调子女对长者的服从与归顺,以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尊尊”为基础运作原则。而作为孝道观念的“现代性”构成维度,相互性孝道则强调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交互,重视代际在情感互动上的平等性,以儒家“亲亲”原则为基础运作原则(Yeh et al.,2006)。与强调伦理服从的权威性孝道相比,相互性孝道更加重视亲子交互的平等性,要求子女与父母以更加亲和的状态参与家庭互动。故,Yeh等(2006)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之后,根据概念意涵以及运作基础将权威性孝道与相互性孝道区分成了两个完全差异且彼此无影响的概念。从现代生活实际来看,虽然持有相互性孝道观念的子女也会“顺从”父母的意见与愿望,但这种“顺从”多是积淀在“爱”与“交互”的基础上,以期自己的“顺从”会使父母满意与家庭情感升华,而并非受权威性孝道的影响。同理,持有权威性孝道观念的子女也会以“爱”为前提与父母进行交互,但这种“爱”往往带有对父母的“敬畏”,也是建立在对父母“敬畏”与“顺从”的基础之上,而并非受相互性孝道的影响。

权威性孝道以“尊尊”为基础,强调社会角色的规范与阶级制度的归顺(Lee et al.,2005)。规范化社会理论强调: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会逐步学会如何根据社会规范的要求来行动(Simmons et al.,1991)。因此,受传统权威性孝道的影响,在家庭情境中,子女会根据传统孝道规范来约束自己的心理与行为,以父母的需求与偏好为标准做出个体或集体决策。所以,当子女带着父母一起出游的时候,他们会考虑到父母是尊者和长者,受“家长权威”的影响,他们会要求自己顺从传统“尊尊”孝道,使父母的旅游需求贯穿整个家庭旅游决策过程,迁就自己的需求以使父母获得最大的满意度(Hazel,2005)。所以,权威性孝道观念会促进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故,提出以下假设:

(2) 强调相互支持以及代际平等的相互性孝道对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影响显著。

除此之外，公路养护单位还要引进新型检测技术，对养护过程进行实施监督，针对公路养护过程中遇到的质量难题，及时解决，并确定最佳的公路养护时间，保证公路路面更加符合道路行车标准。新型检测工艺的大力应用，能够帮助公路养护人员更好了解公路性能转变情况。公路养护单位还可以制定完善养护质量体系，并定期开展监督工作，结合质检部门提供的报告，准确判断公路养护制度。

“当前，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消费结构逐步升级，人们休闲旅游的需求更加旺盛。随着消费观念的转变和带薪休假制度的逐步落实，休闲度假将会成为大众化的消费方式。与此同时，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更加完善，乡村的好山好水好风光更有魅力，城里人到乡村养眼洗肺、解乏去累的愿望更加强烈。”韩长赋分析说，当前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相互性孝道以儒家思想中“亲亲”原则为运作基础,强调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交互,重视亲子间产生的情感亲和状态,是“现代性”孝道的典型体现(叶光辉,2008)。在“现代性”孝道观念中,人们之所以尽孝,原因一方面是子女要通过尽孝来回馈父母,另一方面是子女要通过亲子间的亲密情感来完成“家”意义的建构。而家庭旅游一向被现代社会视为能够有效促生家庭亲密情感,完成“家”意义建构的有效路径(Lehto et al.,2009)。因此,子女为了行孝而带父母出游,一方面意图使父母在旅游过程中获得愉悦感,另一方面期待旅游活动可以有效促进家庭互动,提升家庭亲密情感。可以说,在“现代性”孝道观念的指导下,子女打破了传统“一味服从”的家庭格局,与父母建立了一种更加平等的家庭关系。于父母而言,他们也突破传统孝道观念的局限,不再以“权威制”要求子女实现自己的伦理期待,而希望子女能够充分发挥个体自主性,期待与他们以一种更加亲和的状态相处。归总而言,相互性孝道使子女与父母脱离了传统“角色扮演”的关系,而旅游这个“非惯常环境”进一步拓深了这种“脱离”意识,让父母和子女彼此都以更加真实的情感相处,使他们在旅游互动的过程中建构起“家”的意义。

(3) 强调权威顺从关系的权威性孝道对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影响不显著。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社区服务点是以服务于区域生活、商业中心为目的的快捷、便利的银行服务场所。作为余额宝服务的延伸，社区服务点将承担起未来开拓零售业务市场的重任。站在余额宝的业务经营角度，社区服务点的发展将成为余额宝改变传统业务模式，从“坐商”走向“行商”的重要一步。

权威性孝道以儒家伦理思想中“尊尊”原则为运作基础,强调社会角色的规范及对阶级制度的归顺(Lee et al.,2005)。“尊尊”原则指的是个体应该尊重社会网络中地位较高的人,而不在乎地位较高的人如何对待他们,这表明亲子关系是建立在父母与子女不平等的权力与资源条件下的。在这种条件下,子女压抑个人需求,以满足父母的伦理期待。但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权威性孝道因父母掌握资源与权力的消减而不断式微(叶光辉,1997)。在人们生活的很多方面,权威性孝道观念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在现代社会中,当子女为“使父母获得愉悦”以及“增强家庭互动”而带父母出游的时候,他们脱离了以往“权威者-服从者”的关系,更加强调亲子关系的亲和、平等,重视旅游过程中家庭情感的建构。对于父母来说,他们也不再以“传统性”的孝道观念要求子女顺应规范,压抑个体自主性来满足自己的伦理期待,转而要求子女个性自由与独立发展,鼓励子女询问“什么是孝”,并与子女共同协商“这样尽孝是否合适”,以一种更加亲和的互动状态与子女以及家庭其他成员共同参与家庭互动过程之中。

4.2 研究启示

相较于西方个体消费行为分析,东方集体主义行为具有本土化意涵,而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更具探索意义。在中国本土情境之下,扩展性家庭出游现象*扩展性家庭出游现象一般是指父母(岳父母)、已婚子女、儿童集体出游的现象。突出,其中蕴含的孝道文化值得我们关注。本文从本土化视角解释了孝道观念在带父母旅游的家庭旅游决策中的影响作用,研究结论对旅游实践应用领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旅游者角度来说,本文可以指导子女更好地带父母出游,以提升家庭旅游的整体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权威性孝道对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影响不显著,而相互性孝道对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的旅游决策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也就是说,在现代家庭中,子女脱离了以往尽孝“绝对化、标准化、权威化”的状态,转而开始询问“什么是孝”“这样尽孝是否合适”“如何尽孝才能获得整体满意”等问题,开始以一种更加亲和的互动状态与父母相处。因此,当子女明晰了相互性孝道对亲子交互更为基础与关键,他们在带父母出游的时候会以一种更加亲和、平等的状态与父母共同参与家庭旅游决策过程,以提升家庭旅游的整体满意度,主要体现在:(1) 脱离了以往传统家庭决策概念下的“权威者-服从者”的状态,而建立家庭旅游决策“共同参与”的状态;(2) 以父母的旅游意愿与旅游需求为决策前提,使父母在家庭旅游过程中获得愉悦与满足;(3) 在考虑父母旅游意愿与旅游需求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家庭其他成员的旅游意愿与旅游需求,同时与父母共同协商家庭旅游决策,以实现家庭旅游决策的有序进行,从而提升家庭旅游整体满意度。

从旅游企业的视角来说,本文可以指导旅游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发家庭旅游产品。研究结果显示,相互性孝道对子女行为的影响更为基础与关键。也就是说,在企业开发家庭旅游产品的时候,不应“迎合市场而开发市场”,而应该关注“中国式家庭旅游热”背后的文化意涵、情感意涵,理解“因孝而旅游,通过旅游而立孝”的本土化释意。细化而言,企业应该:(1) 立足家庭群体,明确“自助游”与“跟团游”模式下的家庭需求差异,理解不同类型家庭出游背后的人文意涵,对接中国式家庭,把普通自助游与跟团游产品改造成适应特定家庭需求的自助游与跟团游产品,并根据客户需要,分类型推荐适合家庭出游的旅行方式;(2) 理解“中国人的家庭出游,不是为了去到某个目的地,而是为了和谁游”。因此,企业应具备结构分析意识,明确家庭旅游群体包括哪些个体,比如“父母+子女”“父母+子女+儿童”等,厘清不同结构组合的家庭旅游群体需要什么、旅游目的是什么等,打破以往“一篮子全包”的家庭旅游产品开发思路,分类型推荐适合“A+B”的家庭旅游产品;(3) 立足中国旅游市场现实,辨识子女“现代性”行为背后的“传统性”家庭文化本底,回归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来打造家庭旅游产品,即以“孝”为产品组合的前提,以“家庭互动”贯穿产品的体验过程,以“亲情”为产品核心吸引力,摆脱传统“游山玩水类”的家庭旅游产品开发理念,推出适合不同家庭需求的家庭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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