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古村)知性美学品格初探——基于田野调查的思考

0 引论:何以为“知性”？

“知性”,在古汉语里,通常顾名思义,被解释为“知道人的本性”。如《孟子·尽心上》中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朱子语类》卷六十中“人往往说先尽其心而后知性,非也……知性,然后能尽心。先知,然后能尽”;王守仁的《传习录》卷上中“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

使用范围很广的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版《现代汉语词典》并未收入“知性”一词。在现代社会交际时,经常会以知性形容内外兼修、美貌端庄、娴雅聪慧且善解人意的女性;而说“这衣服穿上显得很知性”时,其所形容的是不俗的品位。

作为哲学外来语,知性的德文原文为“verstand”。该词在国内美学界使用得比较多。据有关研究称,知性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理论世界中的基本术语之一,作为认识能力的知性,比感性高一个层级,包括形式逻辑的推理、分析和综合,但只能把握现象部分,难以达到透过现象窥探整体和无限的理性认识高度(朱立元 等,2009)。鉴于此,知性一般被理解为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一种认识能力。

关于德文“verstand”在中文当中被翻译成“知性”,有研究者提出商榷意见:verstand是动词verstehen的名词形式,后者的字面意思是“理解”;作为理论研究上的薪火相传,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论及的“verstand”,与洛克的《人类理解论》,莱布尼兹德的《人类理智(解)新论》,以及休谟的《人性论》中所说的“理解”(understanding),乃是相同的东西。 因此,将“verstand”译为“理解”可能会更好*王路.是“知性”还是“理解”?[N].社会科学报,2018-02-08(005).。

其实,康德所说的“verstand”被译成“知性”已经被学界认可,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一仍其旧更为妥当。当然,商榷者从“信达雅”的翻译视角对“verstand”的德文内涵作界定和说明,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至少,能从特定学术概念的生成发展历史上,帮助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坊间所说的“知性”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认识能力。

声符是形声字中示音的部分，但是这不意味着留学生们一定能通过声符推测出汉字的准确读音。如，“测、侧、恻”的声符虽然都为“则”，但是读音却与声符都不同。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研究声符的数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留学生可以根据形符推测出整字的模糊含义，掌握到共同属性；然而每个汉字都有其固定的读音，因此声符的情况较为复杂。如，以“分”为声符的字“芬、纷、粉、份”，“芬、纷”和声符的读音完全相同，但是“粉、份”的声韵母与形符相同，声调不同。现代通行字中的一部分形声字的声符不与整字的读音完全一致，只是部分相同或相似，如以下这五种情况：

笔者以为,知性(verstand)对于世界的认知(理解),更多借助于一种包含“意念领悟”(庄志民,1984)因素的高级直觉,透过现象直观,以类似于妙悟和灵感方式,在一刹那间,将直观中的对象之内在本质了然于心,但未形诸于口。心中有数,但却没有将对于世界的理解,通过严格意义上的理性方式表达出来,正因为如此,知性化的理解,与诉诸明晰的概念、准确判断和雄辩的推理有了区别。以知性作为拟代的女子,往往具有对于生活“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直觉洞察力。犹如知性美女般的小镇(古村),往往包含着美不可言的情愫思绪。如此小镇(古村)作为审美化的旅游吸引物,足以招徕人们纷至沓来的,是那些“好看”且“耐看”的东西,超凡脱俗但又家常亲切,直叩人心中蕴涵的理性深度。设若我们可以借用坊间那句“理解万岁”做发挥,知性小镇(古村)不是简单的琐碎生活的堆积,不是让人望而生畏的礼教说辞的图解,而是供人们在逍遥游的过程中去感悟和体验,在如此理解中得到曼妙享受的审美对象。如此这般,从眼睛到内心,被渐次深入地溶解在主体“灵与肉”之中的对象世界。知性小镇(古村)就像为孔子所赞誉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韶乐”,文化生命力是相当长久的。

鉴于此,我们不妨从审美文化层面做出概括:知性介于感性和理性的中间,指的是那种比来自于生活现象的纯感性多一层内在底蕴,隐含理性深度;对照来自于形而上的天国理性,则又多一层人间烟火味,使得家常亲切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能够洋溢着或朴实淡薄或娴雅逍遥的生活气息。在经度(纵轴)上“不偏不倚”的知性美,足以体现人生纬度的褒义“中庸”。

由是观之,便可以大致明白,如今颇为世人关注的小镇(古村),以“知性”作为前置修饰(定位)的审美文化意义之所在——不无中庸况味的“知性”小镇(古村),比当今中国大地上已成滚滚洪流的城镇化(感性语境)要超脱一点;但比尽善尽美的“天堂”之喻(理性语境)又要生活化一点。

基于作为修辞手法的“互文”*互文修辞,是古汉语中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法,即互文见义,是指在有意思相对或相关的文句里,前后两句词语互相呼应,互相交错,意义上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使文句更加整齐和谐、更加精炼的一种修辞手法。例如,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泉香而酒洌”,亦可解作“泉洌而酒香”;“老北京,新奥运”亦可解作“新北京,老奥运”。同理,小镇古村也可以理解为“古镇小村”。,本文分析所指向的小镇和古村,也可以理解为古镇和小村。

从市场潜能分析上看,倘若能挣脱战略管理理论所指出的“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窠臼,“中庸之道”恰好居于“左右逢源”的有利区位。中国人、中国心,潜藏着崇尚“不偏不倚谓之中庸”的文化集体无意识,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知性(及其文化衍生品)或可成为激活这一心理需求的“热键”。

从西洋文明和人类心理解析着眼,知性与审美相关。德国美学家席勒早就指出,若要把感性的人变为理性的人,唯一的路径是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审美是感性(下接地气)与理性(上承天意)的统一。至少在理论推演层面,我们可以这样说,具有审美知性意味的文化产品在西洋也可以大行其道。

就休闲的文化属性而言,笔者非常认同奥登伯格教授的分析;但,拓展思考又引导笔者作更进一层的探索:居住与工作场所的休闲化问题(留待未来解答);作为旅居目的地的“知性”小镇(古村)的休闲化问题。我们不妨就后者进一步展开论析。

从文化的精气神提炼上看,知性与不无中庸意味的优雅有关,上承天意但并非遥不可及的天堂,下接地气但超逸于平庸的世俗。这是“知性”禀赋中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然后,生发而形成一系列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二级范畴,比如,除了上文已有提及的感性与理性之外,还包括自然与文化、南方与北方、西部与东部、本我与超我、过去与未来,如此等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此构成小镇(古村)的特色(个性)。知性小镇(古村)有着很多落到实处的个性化表现方式。

笔者结合多年的田野调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也许会很有争议):知性,唯在泛江南(历史形成的文化意象——与“骏马西风冀北”相对的“杏花春雨江南”……)的小镇(古村)上,最有可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审美展现;此外,具有知性特性的文化产品,必须首先顺应大众旅游趋势,但其更为适销对路的市场是我国正在崛起的、力量不可小觑的中产阶级。当然,如此结论还需要做细致论证,这将留待后续研究中再做分析。本文主要想通过多维透视,即,从全域旅游、社会生态圈以及休闲时代的旅居目的地等视角,结合田野调查所得,来阐释小镇(古村)的知性之美是一种怎样的审美况味和文化境界。

1 全域旅游视角下的“知性”小镇(古村)之美

景区社区化,社区景区化,如此景区与社区的无缝对接,如今也成为小镇(古村)休闲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就审美对象而言,形而下的社区主要体现的是生活美,形而上的景区理应展示的是艺术美。设若我们的小镇(古村)能左右逢源,上承天意追求艺术美,下接地气抵近生活美,顶天立地,就能达到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知性境界。如此理想境界,正是全域旅游发展愿景所推崇的重要内容。

与“门票经济”模态下的“围栏式”景区(特区式)旅游不同的所谓“全域旅游”,如今国内对此有着颇多诠释和定义。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社会全息旅游方式。一旦景区拆了围墙,向全社会开放,原本为管辖部门所有的吸引物系统转而变成了公共游憩资源,变成外来访客和当地居民共享的美妙社会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也就华丽转身,成为内涵和外延都得到极大拓展的泛旅游目的地系统。当年的杭州环西湖诸多小景区就是如此。有些城市,比如上海、香港、纽约、伦敦乃至于更多欧美风情小城,本身就是没有围栏的开放式全域旅游目的地。对小镇(古村)而言,鉴于人文地理环境绝佳,拥有天造地设的丰富自然资源、特色鲜明的深厚人文传统,坚持不以门票作为主要产出支撑,吸引异域访客纷至沓来,这在国内也不是个例。

在这样的小镇(古村)里,于“人文山水”的怀抱中,景区本来就是当地“土著”的生活环境(真正的“诗意栖居”之家园),友好的外来访客融入其中,能真切地感受到异域风情,这是一种与“真善美”密切联系的人文关怀;而原本为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环境的社区,则按照“美的规律”来创设,以符合物性平衡的细分科学之“真”,彰显“高技术”的魔力,从深谙人性圆融的社会伦理之“善”,展示“深厚感情”的温馨。

2016年8月17日,笔者参加上海非官方教授志愿者咨询团访问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在富宁县,我们深入乡野至坡芽古村,与“坡芽”人面对面,聆听当地农民歌手演唱用竹签沾着熟透的仙人掌汁书写的情意绵绵的“坡芽歌书”。由这个例子得到的启发是,假如作为旅游吸引物的小镇(古村)有着如此作为当地“土著”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民俗文化遗产,千万别轻易放过,只要精心组织加上巧妙设计,社区立马华丽转身成景区。此等镜像,虽然距离形而上的“天堂”尚远,但比过于寻常的“人间”却有着超越性的！当然,已经成为文字符号(以及歌谱)的“坡芽歌书”,除了歌词和曲调洋溢着浓郁的民族风情,歌手演唱本身也颇具艺术性,这样的吸引物(作为文化产品)能赢得游客青睐是顺理成章的事。

有时候,非常生活化的异域风情,虽说未必是绝佳好风景,但却因其高度真实,超越受众日常生活经验所涵盖的范围,是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也能成为旅游吸引物。如,2016年8月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笔者驱车前往麻栗坡县(老山),经过西畴县八嘎乡时,看到在当地其实是很平常的街肆镜像很有意思,便用手机抓拍。小街釆风,配图上传到微博,竟然引起朋友圈的很大兴趣。其中好几位,均属于当年走出大山来到大都市且定居下来的新上海人,都说,现在难得看到如此家常亲切的镜像,久违了,让人有“好想家”之叹。如此“围城”心态,值得我们从事特色小镇(古村)规划的机构和专业人员重视;作为个中人的当地“土著”,需要超越自身视域和认知局限,为远道而来的外乡人(作为游客)计,从本乡本土的镜像与他们的经验积累之间的反差,看到商机,看到用“四两拨千斤”的轻资产运营方式打造旅游吸引物系统的绝好机缘。

于此,我们必须提出一个从人类审美文化视角来看待百姓日常生活图景之美的问题。以乡村为例,因为历史原因,“乡”已成愁,“绅”近绝迹,因而呼唤了解乡愁的“人文山水”、倡扬重续历史华彩的新乡绅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但笔者并不赞同将“小农”完全放在乡绅的对立面。中国乡村社区的景区元素,很大一部分是由千万小农构成的。关键在从哪个角度看、如何组织和引导。这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1957)的名言“美是生活”*围绕“美是生活”的定义,车尔尼雪夫斯基(1957)进一步阐发其内涵:“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面看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应该在于“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被记取。这里所推崇的,是存在于“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之中,是一种将“真”与“善”做前置限定的“美”,因此,就不能过于迁就生活中的不和谐音,对寻常百姓家可能出现的某些陈规陋习、不文明秉性(诸如,不讲卫生、脏乱差的生活环境、缺乏居所日常审美意识等),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予以必要管控。因为社区景区化不是一句空话,其间需要做很多基础性的工作。行政命令式的整治也许不可或缺,但整治之后更具持续成效的是标杆式引导,以及培育内在精神文明的人性化熏陶。

文王适逢商周改朝换代大变革时代，他在囚牢里演绎《周易》而被后人冠以“圣人”。传说在周朝初期，《周易》为周天子的家藏密传书，是传给子孙后代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学。孔子说他五十而研易，大约在孔子时期，《周易》开始从官家流落到民间，孔子才得到接触《周易》的机会。孔子的《十翼》是对《周易》阴阳消长对立统一哲学内核的挖掘和重要诠释，在易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然而只是在《卦序传》中留下了遗憾的缺陷。本文为《易经》最新研究成果，修改后的《易经》64卦卦序，符合文王卦辞／爻辞内容的排序逻辑。比干八宫揭示：

不仅是城市,乡村更是如此。诚如有研究对现代性进行解构时所说:“现代生活被瞬间性所主宰,分裂成偶然的碎片,构成一个缤纷的永不枯竭的印象之流。”(汪民安,2012)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碎片化生活,乍一看,并无诗意;但如此芸芸众生,却蕴含着社会变迁、向善向美的绝大潜质。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看似琐屑的“印象之流”,正因为在“永不枯竭”之中闪现社会的七彩“缤纷”,才拥有无限的可能。即便是小农,也是具有可以得到提升的文化潜质;城市里犹如汪洋大海般存在的“小市民”,不也在社会正能量的熏陶中,变得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具有共和国公民的“范儿”吗？廿年前上海提出 “都市旅游”建设,笔者曾以《都市旅游与社区文化》为题,就以国民素质为支撑的社区文化何以能够成为都市旅游产品系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分析。当时的设想是,当外地访客一到上海下火车立马出站,被车水马龙弄得晕头转向,怯生生地问当地人“到南京路乘几路车(怎么走)”时,得到的再也无“乡下人,拎不清”之类的非礼和粗莽,大城市中心优越主义的小市民心态彻底绝迹,都市旅游(其实就是当时的上海“全域旅游”)就能得以建成……俱往矣！时光荏苒,如今怎样？越来越多的上海人正从小市民变成大市民,变成与文明牵手的公民。城市如此,乡村也一样！

浙江省台州市的仙居县,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首次踏上这块土地,一见钟情,由此而结缘并难以断舍,近廿年来,先后主持编制过该县的永安溪漂流规划、县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公盂岩控制性详规等。于此,笔者特别要说说公盂岩。公盂岩是当年仙居180余平方公里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所辖的五大景区之一,生态环境良好,乡居农耕风情浓郁,多年来,已经变成热衷户外的“驴友”热爱和向往的“天堂”,网上昵称“华东最后的香格里拉”。

2016年,笔者随队再度前往釆风,风景和风情依旧,但因“驴友天堂”声名远扬。公盂岩下坪村,被誉为“香格里拉”的这个“土得掉渣渣”的村落,户外氛围浓郁,各式户外旗帜,被不事雕琢地披挂在诸多院落里。厕所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无排污专用管网和处理设施,有的泥地污水让人有无处插足之叹。当地百姓依旧那样热情纯朴,但在户外旺季,疲于应付,鲜见科学管理的筹划。原先的正宗土鸡已经供不应求,价格上去,品质却有下降。因为短缺的土鸡虚位,如今常由釆购于山下的本地鸡上山经短期“进修”后来填补……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但,作为过来人,我们真的很怀念十数年前,那片相对寂寥的公盂岩山地,以及镶嵌在丛林绿野里的山村。这足以提供有益的启示:对于有点历史积淀的小镇(古村),不排斥与时俱进的创新,但,文化传统精粹的薪火相传,就是吸引力！

总之,任何新技术、新工艺都有自身的局限性,都需要经历很长的一段发展历程,需要经历大量的科学研究与实践。随着人们对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将这些非热加工技术或与其他技术联用,用于食品中类黑精物质的提取分离是必然趋势,也会在提取分离领域展示出光明的应用前景。

这的确是个矛盾:平平淡淡才是真,原生态的社区,对于久违了的人们,或喜欢在异域他乡探奇览胜的人们,会被当做风景来看,从中汲取涵养自身的生活诗情;但对追求精致生活品位的访客,有可能会被一丁点脏乱差的环境要素,影响整个游览的勃勃兴致。必须化解这个矛盾,才能使得小镇(古村)的全域旅游,催生与全方位质量管理相关联的、游客高峰情感体验的、知性文化图景的交付价值。我们的旅游小镇(古村)的规划及其实施,必须对这个问题予以充分考虑。

19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宣称：“解放自己，调转方向，退出体制。”为此，他号召服用致幻剂。我们也的确因此而看到了很多“画得不像自己老师”的所谓现代艺术家。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不像”里，有着害人的致幻剂成分。

“三农”经由特色小镇(古村)搭建的平台,变得知性起来之时,就是农村、农民和农业由“问题”转化成“卖点”乃至于“热点”之际。这方面,宁波东钱湖在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三用”经验值得借鉴,那就是:用景观的概念建设农村;用旅游的理念经营农业;用人才观念培育农民(朱至珍 等,2012)。如此全域覆盖地化解“三农”难题之道,关键是基于一个非常知性的审美主题,即如记叙东钱湖经验的案例性著作《难得湖途——休闲旅游业的东钱湖之路》的封底短诗所说:

至此,以“和谐”为核心的荻港旅游社区,其社会生态圈的内容进一步丰富了。于是,对我们的规划,无论是“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还是“脚踏实地”的旅游软硬件设计(将直接为个中人所感知和体验),都相应提出更高的要求。

现在需反省的是,通常的业界、甚至学界,鲜有将“人态和谐”作为旅游地之规划套路(及其实施方略)指向。这就像釜底抽薪,在社会文化心理建设的基础的层面存有过多缺项,由此而潜藏着诸如“自私”“冷漠”甚至“仇视”等社会心理问题发生的高概率可能性。试问,谁愿意到这样的地方旅游？

2 社会生态圈中的“知性”小镇(古村)之美

20世纪末,笔者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为旅游管理专业的本科生讲授《旅游美学》课程,基于旅游美学的本体论思考*旅游美学的本体论包括旅游的三大美学意义:建构起人与自然的和谐;沉浸于无所为而为的美感过程;回归自然中的人生超越。(庄志民,1994),居高临下,围绕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自然风光、人文风物和社会风情)的审美关系展开分析。也许,由于本来很理论的内容配以实例的多媒体展现,因而带有“神游”的意味,内容很容易受到学生的欢迎。并且该课程有机结合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以及来自西洋的社会生态学理论,注重倡扬“三大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安徽美学家郭因先生倡导绿色美学,推崇“三大和谐”(郭银 等,1995),笔者当时作为热爱美学的青年,深受郭先生此观点的影响。,因此听课的学生多少受到感染和启发。

社会生态圈,首先涉及的是生态圈。有关生态学理论告诉我们(金以圣 等,1988):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边缘科学,生态学吸取各种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地理、气象、海洋、湖泊、动植物、微生物、遗传以及有关工农业生产的应用科学)的有关知识,重点研究由英国植物群落学家坦斯利(Tansley,1935)首先提出的生态系统,其理论基本点在于强调系统中各成员之间(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以及环境各因素之间)功能上的统一性。因此,生态系统主要是功能单位,而不是生物学中分类学的单位。该理论认为,生态系统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任何生物群体与其所处的环境组成的统一体,都是生态系统。可见,生态系统的范围可大可小。生物圈是地球表面最大的生态系统。地球在长期演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大气圈、水圈、土壤岩石圈等不同的圈层。在地球表面,大气圈、水圈、土壤岩石圈这3个圈层互相重叠,互相渗透,互相作用,形成水中有气,气中有水,土中有水有气的适合生物生存的环境。生物依靠3个圈层提供的物质和太阳辐射的能量,生存发展,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地改造各圈层的成分和性质。

显然,这位学生的丽江游后感,内在的文明度量之标尺,实际上就是以“和谐”为主核的“社会生态学”:用生态和谐与否来审视自然环境,用人态和谐与否来审视社会环境,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与否来审视丽江的社会生态圈的质量高低。

有位学生给笔者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暑假期间,她自助游到云南,去了丽江,那里的美景让她流连忘返。回到上海,开学后,她向笔者介绍自己的丽江见闻,不忘结合所学的旅游美学理论。自然风光很美,尤以玉龙雪山为最,但她有点忧郁地说,据了解,玉龙雪山的夏季雪线,近年有抬升现象,或许与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有关。笔者于2007年夏季在古城中的一处制高点所摄的玉龙雪山下丽江古城几近全貌的相片,山上积雪不多,但因初访摄得,无从与同季历史照片相比较。丽江的民族特色风情浓郁,纳西古乐给人美的享受,但,现在古城里的游客比原住民要多得多。当然,在丽江,社会氛围祥和,反客为主的游客间,彼此都很客气。笔者曾在丽江游走中抓拍了不止一幅这样的照片:丽日下的丽江,广场上、小巷中,熙熙攘攘的人群,几乎每一个体,脸庞都显得很阳光……(庄志民 等,2011)

生态学作为一门非常专业的学问,即便外行,亦可从中瞥见两个关键要点:其一,生态圈的系统构成有其内在规律,此乃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强调和推崇的自然之“道”,天“道”不可违,任何对生态系统的人为粗暴干涉(以至于扰乱其固有的天“道”运行轨迹),都有可能遭受自然力量的报复！其二,生态圈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圈赖以生存、发展乃至于“诗意栖居”的真正家园。这就涉及自然与人的和谐了。

萍萍不明白我的话，我向她解释：“我出门的时候，向我的父母编造了你和林孟打架，你把林孟打得头破血流，林孟也把你打得头破血流……结果你们还真的离婚了，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先知。”

无论如何,对于作为旅游目的地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小镇(古村),其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就是自在地体现天之“道”的“生态圈”,其自然系统构成越是处于“本真”状态越好;即便有人为因素介入其中,也要尽量做到“虽为人作,宛如天成”！

根据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通过杂交育种可以将优良性状组合起来，因此一定有其中任意两品种杂交，然后子代再与另一品种杂交，再经过自交选育出纯合。不过此题中已经有了“PCR方法可以将样本中的R1、 r1、 R2、 r2、 R3、 r3区分开”的信息，所以这个育种步骤如图1。

以浙江南浔的荻港古镇为例。现如今,对这片荻港版的华夏文化国土的新一轮开发,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在荻港巡游,笔者首先关注的是这个滨水古村的“绿”色:蓝天白云笼盖下,那岸边的绿树与荡漾的绿水……绿(以及由此拟代的生态系统)应成为荻港开发得以健康走向未来的逻辑起点。

旅游地产也许是荻港未来的核心“利润区”。但要使其作为“卖点”达到效果最大化,当务之急的抓手是激活荻港作为特色小镇(古村)的旅游生产力。如何使得荻港小镇(古村)的旅游建立在特色而睿智的定位基础之上？肩负重任的开发公司老总懂得“取法乎上得其中”的道理,下定决心要作高品质的定位,而荻港存量资源系列当中,唯一能与世界级牵手的就是“桑基鱼塘”。这是一片植根于过去(农耕社会文明,亦称第一浪潮文明),但又以“老树新花”的方式获得“凤凰涅槃”式重生,走向螺旋式上行型“回归自然、回归传统”的后工业/后现代之未来(被认为是第三、四浪潮文明),前途真可谓无可限量。有文化头脑的精明企业家,自然会特别留意并关注桑基鱼塘将会产生的世界性影响。

技术至上的工业化时代(第二浪潮)已经将游牧(畜牧业,比如奶牛养育)和农耕(种植业,比如五谷生产)现代产业化了,高度倚重于自然之“道”(民间所谓“靠天收”的农业)的传统生产方式已经被改变,生产效率极大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石油开采带来现代化工的革命性腾飞,由此而引发我们这个孤独而伟大的地球之“三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的翻天覆地的变迁,积极意义有目共睹。然而,消极影响也越来越凸显于人类的视阈中。

曾记否,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爆发疯牛病,严重危及人类的健康。在追究其成因时,英国科学家坦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疯牛病”的病因就在于今天对牛的饲养方式。曾有肩负神圣的社会责任感的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牛之不为牛是大地之不为大地,自然之不为自然,牧野之不为牧野的集中体现。牛之病从而也是大地之病、自然之病、牧野之病的集中体现;而病根是:牧人发疯了……(李章印,1996)

如此生态圈的系统危机,早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活动的罗马俱乐部发布的研究报告当中,就有精辟的预测和分析(佩奇,1985)。他们指出,现代人类掉进了自己不断取得的更加光辉灿烂的成就所设下的陷阱。这些成就掩盖着流沙,人越是向前迈进,就陷得越深。而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知道现代人是否能够认识到自己已进入了恶性循环,是否能够在没顶之前做出最大努力而获得自拔。为了在自己创造的新条件下生存,现代人必须在文化方面来一个质的飞跃。

在生态学滥觞之后生态文化观念应运而生。因为环境问题,反向倒逼,促使人类价值观念变革,大家开始呼唤并簇拥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从此在大地上竖起了一面醒目的生态文化大旗(余谋昌,1997)。基于对自然生态危机和人的精神生态危机的关注,有研究特别指出(王茜,2007):“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类社会文化内部的多元关系一起,共同构成了生态文化的内涵”;对生态审美精神进行理论建构的内容,除了个体的身心和谐关系、自我与他者的和谐关系,还包括“多元文化之间的科学共生关系”。

(1)位置选择。轨道巷为矿井辅助运输系统，为在施工支架组装硐室同时保证矿井辅助运输，选择在轨道巷双道车场段施工硐室；车场段有井底爆破材料库，且上部有空巷穿过，最终选择在距离轨道巷出煤巷30 m位置施工支架组装硐室(距离空巷、火药库距离较远)，如图1所示，将硐室对附近设施、巷道的影响降到最低。

夯实了理论支点,然后,让我们再来反观荻港。新一轮开发,启动区在小镇(古村),自不待言,但却不宜“见木不见林”,需要从“鸟瞰”视域协调把控其与旅游地产和桑基鱼塘的关系,力求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收到“左右逢源”之功效。就小镇(古村)与桑基鱼塘的关系而言,首先必须夯实生态圈作为系统架构的内在(合乎自然之“道”)的耦合协调基础,桑基鱼塘(其实是一片如今很被看好的“湿地”,当然,其比大名鼎鼎的杭州西溪湿地,更多一层生态文化麾下的生产功能)的绿色意象,必须使其获得衍生辐射效能,借运河及水网,渗融到滨水小镇(古村)的自然-文化机体当中,在生态圈上得到统筹规划、治理和运营管理;其次,桑基鱼塘之“象”系统内蕴的生态文化之“意”(理念、精神),必须借助作为启动区的荻港小镇(古村)得以发扬光大(毕竟,这里将使纷至沓来的游客产生至关重要的第一印象),进而西向递进,影响和制导着旅游地产的开发(否则,这类地产开发将成为通常套路上的城镇房地产开发的平庸组成部分,毫无特色和优势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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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然生态圈,我们的审视目光会旁涉它迁而顾及人文社会圈。显然,荻港小镇(古村)的旅游开发并不釆取“腾笼换鸟”的方式,老街建筑、商铺也许会因“传统时尚化”的新设计而华丽转身,变得更好看、更耐看,但是,原住民基本不动。当游客到访时,就会在原来的乡里乡亲关系之外,产生新一层社会关系——外来访客与原住民的关系,进而,产生萍水相逢的游客群之间的关系。

慢慢地 走近你/哪怕树叶的飘落/都会惊扰你的幽寂/默默地 注视你/哪怕瞬间的移动/都会错过你的绮丽/轻轻地 抚摩你/哪怕一丝的用力/都会扭曲你的涟漪/深深地 眷恋你/哪怕片刻的疏离/都会失去你的慰藉*作者为徐文新,因为东钱湖之美所感动,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写此诗时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

2.目前人们使用的测谎仪的全称是多道生理心理描记器，或多道心理生物记录仪。现代科学证实，人在说谎时身体会发生变化，如呼吸速率异常、脉搏加快、血压升高等。这些生理参量一般不由人的意识控制，测谎仪就是通过对脉搏、呼吸和皮肤电阻三个方面的测定，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在说谎。

压力传感器。由于表压传感器更通用且比绝压传感器容易标定，在压力高于0.15MPa时，推荐选用表压传感器；当压力低于0.15MPa，推荐选用绝压传感器［2］。

举例来说,有些已经达产、顾客盈门的著名古镇(村),年游客量号称数百万计,营收状态极佳;然而,殊不知,其间却潜伏着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类审美危机:彼此的空间距离很近,但心理距离极远。君不见,摩肩接踵的小镇(古村)客流,每个人,仅仅作为19世纪美国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美国浪漫主义思潮时期的重要成员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所说的“人群中的人”而存在,犹如“沧海一粟”,此时此刻,彼此虽在碰面,却形同陌路(汪民安,2012)。爱伦·坡将人群看做是可怕的威胁,“人群中的人”同人群是简单而直接的关系。其实,“人群中的人”(无数个体)也是作为芸芸众生的“人群”的组成部分。“人群”对于个体是陌生的存在,而个体自身也是陌生世界众生相的一员。值得深思的正是在这里。

的确,生活中存有坊间所说的“我们相距遥远,但走得很近”之现象,这里所说的“走得很近”,除了空间距离,还暗寓心理距离。人气爆棚,是许多旅游地(尤其是门可罗雀的旅游地)的梦想,但,对于“知性”小镇(古村),首要追求的并非如涌之“人群”,而是怎样让游客容量适度的“人群”,彼此的心理距离,随着人际空间距离的拉近而缩短,最好能缩短到“知音”的境地,这就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了。退而求其次,也需要彼此以礼相待,相互友好相处而生成文明礼貌的社会风尚,能够如此亦属不易。

于是,熟人结伴出游的,在人流如潮的环境里,人际关系的关注重点仍囿于熟悉的亲友(同事)圈内。如属意欲通过出游,逃离过于“熟悉”(亲和)因而倍觉“陌生”(疏离)环境的,在如上所述的情境里,面对扎堆的人头,却看不见一张可以激活自己互动交流之动能的脸。此时,形单影只的孤独感丝毫没有得以消解;相反,越是置身于热闹非凡的人群当中,个体越是感到自己的寂寥和焦灼。

于是,“人态和谐”的社会,就变成一种极为炽烈的人性审美化需求。能够满足这样的需求之小镇(古村),自然而然,就成了不无形而上意味——与人生的终极追求(比如,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所昭示的:巧遇知音,三生有幸;知音已绝,死不足惜)相联系的旅游目的地。

风景(以及风物和风情)如诗。诗作的虚幻情愫植根于实实在在的福泉山下之东钱湖畔。笔者多次到访东钱湖,亲身游历使得自己对此诗的知性境界有着丝丝入扣的深切感悟。的确,全域旅游的空间无比宏大,但并不表示我们可以放任自流,忽视知性所必需的细腻情思。全域开放的小镇(古村)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少不了东钱湖那样的举重若轻的知性之催化作用。

关键是,包括人际关系和睦在内的社会生态圈构建,恰恰是知性小镇(古村)的题内之意！

VDI3926标准下进行VDI测试，通过排放和压差的对比结果表8可知，PPS无基布滤料相对于PPS含基布滤料排放质量浓度更低，稳定阶段后，相当于正常使用粉饼层形成，由于同样克重下，无基布滤料的纤维数量多，纤维比表面积大，滤料表面过滤面积增大，显著提高了滤料的过滤性能，同时由于PPS无基布滤料整体孔隙率大，孔径小，避免了PPS含基布滤料中的基布粘附粉尘现象，故整体压差低于PPS含基布滤料。

需要特别指出,自然与社会好像生态这枚硬币的两面。中国古代文论当中的“情景交融”之说也在启迪我们,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互生互融,达到格式塔心理学术语的“异质同构”境地,其实,是小镇(古村)知性之美之所以由可能变成现实的关键之所在。这同样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索。

3 作为休闲时代旅居目的地的“知性”小镇(古村)之美

与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托夫勒,1985)和《第三次浪潮》(托夫勒,1983)等著作的研究相呼应,另一位美国未来学家甘哈曼(1984)在其所著的《第四次浪潮》一书中进一步指出,第三次浪潮以刚出现的后工业化经济(可看成服务性质的经济)为特征,重视支撑第一次、第二次(浪潮)经济活动项目中的运输、金融、经营活动和许多政府活动、教育、训练等服务性质的经济。同时,甘哈曼做了睿智的未来展望:“我们预测在21世纪会转变为特种的服务性经济,也就是被称为第四次的经济活动或后工业化经济”;“第四次(浪潮)的经济活动多多少少是以我们目前视为休闲活动者为中心。”更进一步,他枚举出在以“休闲活动者为中心”的第四浪潮文明社会的13种活动类型,诸如,特别为自己所进行的读书、著作、绘画、演出、作曲、音乐、美术、工艺;再如,观光、游戏,竞技、仪式性行事、展览会、公演;又如,美食主义者到处品尝佳肴、贵族形式主义者的生活样式、享乐主义者以家族为中心的价值观(包括访问、招待、小型聚会),如此等等。

从甘哈曼所列举的十数类活动中看出,休闲并非高不可攀,其实,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即便不是唾手可得,也是极易获取的一种与情趣相关的生活资源。比如,一日三餐、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被当作了无趣味的生活琐事,换一种心态,换一个视角,换一套做派,就有可能变成休闲,可以成为自我实现的机缘(美厨),也可以成为审美理想展现的舞台(美食),亦可以成为引发文化共鸣的气场(茶道),当然也可以成为社群交际的情境(派对聚会),如此等等。

因此,休闲的意义开始受到迎接第四次浪潮文明社会到来的智慧人士关注。我国学者马惠娣于21世纪初主编了一套“休闲研究译丛”*“休闲者译丛”除了杰弗瑞·戈比的《你生命中的休闲》,还包括托马斯·古德尔的《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卡拉·亨德森的《女性休闲——女权主义的视角》、杰弗瑞·戈比的《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约翰·凯利的《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等。,其中,有杰弗瑞·戈比所著《你生命中的休闲》(2000)以情理交融的笔触,讴歌人的生命中之休闲,那种无尽的曼妙况味。

何为休闲？杰弗瑞·戈比教授从时间的角度、心态的角度、生存状态的角度、行为的角度来定义休闲: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休闲能使个体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使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基础。全书的视角集中于社会和个人生活两个层面,他告诉我们,休闲是复杂而非简单的概念和现象,是人的存在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休闲行为不止是寻找快乐,也要寻找生命的意义。从根本上说,休闲是对生命意义和快乐的探索。戈比教授关于休闲的定义,在肯定其感性魅力之外,更多带有西洋文化传承中的形而上思辨烙印。

通过以上环节教学，学生在动眼观察、动手操作、动脑思考、动口叙述等多种感官参与活动后，思维的闸门继而被打开，学生在活动中感悟、在感悟中发现、在发现中思考、在思考中创新，体现了动中有学、学中有思、以动促思、以思促新的教学理念。

从甘哈曼到杰弗瑞·戈比,在理论探索层面,我们大体上可以捉摸到休闲的“知性”禀赋了:休闲是一种生活方式,就生活本相而言,它是感性的,可以触摸的,形而下的;就休闲生活的表现方式而言,却蕴含着人类所追求的自由(中国传统文化将“自由”表述为“逍遥”)价值,以及涵盖人类精神的功效,这就涉及形而上的范畴了。

有关英文词义学考证的材料表明,英文“leisure”(通常被译为“休闲”)一词来源于法语,法语来源于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希腊语中“休闲”为“skole”,拉丁语为“scola”,意为休闲和教育,认为发展娱乐,从中得益,并与文化水平的提高相辅相成。这种精华涵义以一定的受教育程度为前提,至今还存在,并将有社会价值的娱乐区别于其他娱乐。可见英文中“leisure”休息的成分很少,消遣的成分也不多,主要是指“必要劳动之余的自我发展”,由此表明,“休闲”一词深含着独特的文化精神。“在拉丁语中,我们同样能找到这种排斥关系,因为,otium(休闲、闲逸)的反意为neg-otium (字面意为事务、商业、劳动)” (苏,1996)。

如今的世界,已经开始跨入“休闲时代”。在我国,对休闲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休闲是什么？休闲在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境界;休闲是一种特定的生存状态,或曰特定的生活方式;休闲时,人们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可以自主地选择从事某些个人偏好性活动,并从这些活动中享受到惯常生活事务所不能享受的……诸多此类的探究渐趋广泛深入。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独领休闲之风骚。楼嘉军等的《中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研究报告》(2017)以及相关蓝皮书和张建的《休闲都市论》(2009)均对建设“休闲都市”提出系统构想。

汉语中,“休闲”的本意如“人倚木而休”,是一幅感性的图景。“闲”通“娴”,具有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的意思,有理性超越的意味。人倚木而休,使精神的休整和身体的颐养活动得以充分进行,使人与自然浑然一体,赋予生命以真、善、美,具有了价值意义。所以,我们认为,休闲将感性与理性联袂而成就圆融,是一种“知性”意味的中庸生活方式。

也有些关于休闲的研究,表现出别开生面空间观。比如,认为人的日常生活主要分布于3个生活空间,即第一场所(居住空间),第二场所(工作空间),第三场所(休闲场所)。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奥登伯格教授在其著作《非常美妙的场所》(The Great Good Place)中阐述了“第三场所”的重要性:“假如没有第三场所,人们就不可能进行交往,也不能相互作用并产生影响,这样的场所对城市来说是必需的。当这种权利被剥夺时,人就会感到孤独”(Oldenburg,1999)。

在人类文明演化的现实语境中审视,小镇(古村)理想生活图景理应是“知性”的。也许唯有如此,在作为审美对象的小镇(古村)与作为审美主体的社会受众,彼此才能处于不即不离的关系。对象之于主体,前者在被后者“间离”(借用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的术语)的合适距离感中被欣赏,因此,成为类似于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所说的那种“熟悉的陌生人”。社会大众与小镇(古村)的认知关系,处于“似曾相识”和“人生面不熟”之间,因而,保持必要的心理张力。如此“左右逢源”,有可能使小镇(古村)所产生的综合绩效达到相对最优。从旅游吸引物的市场营销效果上看,则因为直抵“中庸”而兼及两端,从而足以激活更具覆盖宽度的积极影响力。

以自己亲历亲为的田野调查经验为例。我们几位在沪上高校旅游专业工作的教师朋友有个共识,就是知行合一,不单纯坐而论道,做口头休闲派,而是先让自己的生活先休闲起来。于是,有了结伴自驾古镇逍遥游的提议,且落到了实处。我们约定好时间,去了新场古镇,去了朱家角,2015年9月7日,我们又去了南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浔古镇百间楼76号的一家滨水民宿。我们一行四人进得门去,在绿意浓郁、生机盎然的天井里、古亭下、小桌边,悠闲地喝起茶来。民宿主人拿出上好的白茶招待我们,间歇着与我们聊天,笔者等职业旅游人也乘此良机,做社会调查……关键是,环境上佳,氛围温馨,我们四人谈兴甚浓,乐不思蜀。

如上所提及的,奥登伯格教授将休闲环境推崇为除居住和工作之外的“第三场所”。在有次朋友聚谈时,我们曾在交流中谈及这样一个设想,从时空一体上将休闲与旅居和工作结合为一体,并将这种结合,变成现实的实操平台,这就是:距离中心城市不远(50公里～300公里)的小镇(古村)中相对闲置、性价比较高的乡居民宿。通常而言,不少乡居民宿的入住率,呈现周末高(高到一房难求)、周一至周五相对较为空闲的状况。在商机无限的大城市,有星如棋布的小公司,甚至更多以项目为纽带构成的工作团队,其“双创”(创业+创新)的资本,就是互联网+智力+商机,这样的小公司或项目团队,人数不多,如同一支精干机动的小分队,设若他们把工作场所(第二空间)从大城市转移到小镇(古村)的休闲乡居民宿(第三空间),周日晚入驻,周五下午撤离(在工作期间,休闲场所的居住功能构成第一空间)。乡居民宿利用“互联网+”精准营销,将并非周末的闲置休闲生产力,以实惠价格,适销对路地卖出去,以较高性价比获得奥登伯格教授所提出的三大场所一体化的“双创”乐园。如此“双赢”乃至于多赢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关键是,第三场所的休闲性所蕴含的形而上的自由(逍遥)而优雅(从容)的况味,正是这些来自城市的“创客”所迫切需要的自由创造氛围。休闲小镇(古村)所具有薪火相传、与自然人性相通的生活方式,又将会对大机器生产程序雕塑出来的城市品格,起到不无裨益的纠偏作用。如,乡里乡亲自然熟,会让人感到生活的滋润和温馨,多少会促成团队合作精神的养成。这样的知性休闲文化,非常有利于人们实现“诗意栖居” “让劳动成为诗”的梦想。

由此,自然会让人想到有关景区与社区互动而生成的问题。与目前很多中国古村被“腾笼换鸟”不同,如前所提及的湖州荻港(至少到现在)仍然基本上是当地“土著”的天下。多少年来 “小桥流水人家”的古村依旧,游客把荻港当景区,诸多视点的景感度可以入画,间或,可以看到在这里写生的美院学生,但稍做深入观察,荻港是中国新农村乐园中悄然素颜绽放的社区花朵。笔者看见了,傍(运)河的亭子美人靠上,老人倚木而休;看到了,古村临水街肆的廊棚下,访客餐后围桌打牌;也看到了,街头有些斑驳的白墙上涂刷的发廊美颜广告,时尚被定格在十数年前(色彩营养倒膜,时尚空气感烫),岁月的钟表在荻港是滞后的……笔者特别留意的,是那家兼做理发生意的“一元茶馆”。这家店的掌门人老潘不可小觑。他作为理发师的形象,已经被专业摄影师定格,很有“型男”模样的肖像摄影作品,被主人很郑重地装进画框,挂在店里引人注目的位置。

暑去秋来，热闹两个多月的龙泉村漂流渐归平静。“农家乐”老板杨强盘点夏季收入：“除去开支，净收入15.6万元。”

人生如梦茶如歌。作为社区的荻港古村,一元茶馆只是个不无文化象征意味的缩影,“土著”就这样,以淡然的态度在过活;当我们作为访客介入其中,圆融其内,与“老潘”们打成一片时,会感到,这非常感性的生活图景,潜藏着很有“人间天堂”意味的知性休闲底蕴。在这里,我们至少会暂时把功名利禄抛在脑后,会于刹那间变得胸中纤尘毫无,哪怕饱经沧桑,都会在刻上皱纹的脸庞绽露天真的微笑,彼此间,会变得亲近、亲切甚至亲密起来。

该茶馆的人均茶资由“五毛”翻倍成“一元”。蓦然间,笔者顿悟到,也许属无意,也许是天作之合,作为感性生活图景的茶馆,以“一元”作为原点,从大地扶摇直上,触及形而上的境界,由此构成形神兼备的审美意象:太一生水……(李零,2007)这是何等“上承天意、下接地气”的知性休闲文化大境界啊！

其实,小镇(古村)的休闲文化设计,重在创意导入后的“四两拨千斤”,以便于规划实施过后的轻资产运营。休闲,可以走极奢主义路线,但,有些“就地取材” “就汤下面”的休闲环境,其知性品质的凸显,并非注定需要大动干戈,有时,只需要个“说法”(故事)做点化,如上所述的“一元茶馆”,其主人老潘和他朋友的故事,是值得做拓展和开掘的大文章的。有时,则需乞援于巧夺天工的设计,花费不多,却可以做到低成本的“野奢”程度。这是很需要有些文化设计功力的。

更多国内外田野调查(休闲游)经历,因为篇幅关系,于此不赘,但这类经验给我们的启迪值得做小结,以便引起进一步关注。

第一,美是生活,休闲之美的源泉也在生活当中,在社区里,在超越景区围栏的全域化吸引物系统架构当中。有时候,花重金打造的专属休闲地未必会比多姿多彩的生活情境更好玩。

第二,美在积淀,休闲之美的况味需要别开生面地文化发掘及体验。就如同人倚木为休,逍遥(自由)为闲,这感性之“木”所拟代的是整个“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大自然环境,人为的任何设施与自然本性相牴牾,最终将因失却自由逍遥的文化意味而不受待见。因为,这等闲雅境界所指向的是人类形而上的终极追求。你的休闲你做主,你可以不去想这一层。但,若与此根本不搭界不沾边,则你“休”而并未“闲”(娴),到头来,还是休闲门外汉！

第三,美在知性,休闲之美的主核,就是在“上天入地”间获得人性逍遥的自由。这自由,基于感性大地,但却需要挣脱窠臼生活束缚,超拔于大地之上,要脚踏实地,然后往上蹦蹦跳跳;这自由,作为生命过程,与善之理性相关联,却拒绝喊口号,拒绝理性说教。

第四,不尽知性休闲,尽在小镇(古村)。知性休闲之美视角下的小镇(古村),以与城市休闲呈“双峰对峙,两水分流”之势,展示自身的审美魅力。小是美好的,“简一”更是至美之境。也许,小镇(古村)的返璞归真、道法自然,使其拥有比其他地方更多的系乎本心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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