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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两有——荀子对孔子义利观的新开拓

更新时间:2009-03-28

荀子的义利观主要表现为“义利两有”“以义制利”和“均遍而不偏”。这是对孔子的“义以为上”、义利两分、以义谋利的义利观的继承与改造、开拓。以下对此问题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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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义利观小议

义利观就是人们关于“义”与“利”的总体认识。“义”的繁体为“義”,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義,己之威仪也,从我从羊。”段玉裁注:“义,礼容各得其宜。”义的含义有三个层面:(一)《中庸》云:“义者,宜也。”因此,“义”,就是“宜”,是说人应当如此行动,才合乎正义。因此,是否做到“宜”,这是由客观规律与主体认识决定的。人们只有认识到客观形势发展的规律与方向,才能做出合乎时宜,也就是合乎正义的行动。因此,义的实质就是人们所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即正义性原则。故《孟子·离娄上》云:“义,人之正路也。”这也就是政治方向及人们的态度问题。(二)义就是人们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论语》之《里仁篇》,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颜渊篇》,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荀子》之《大略篇》:“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这都是说正确处理各方面的道德关系都属于“义”的范畴。所以,《强国篇》曰:“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这更明确地指出“义”的道德规范和教化作用。(三)“义”具有价值判断的功能,具有公平、公正、公允、合理的内涵。“义”又有调节内外上下关系的作用。《强国篇》:“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这种调节作用是与“义”的价值判断功能分不开的。

“义”与“利”是密切联系的,二者是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一般所说的利,就是以物质利益为主的所应得到的各种权益。“利”不仅限于物质的具体利益,也包括政治、文化上的各种正当权益。当然,这些权益最终是会与物质利益挂钩的。

张岱年先生曾说:“所谓利,即是能维持或增进人之生活者,亦即能满足人之生活需要者。”[1]386前人把这种“利”,又分为“私利”与“公利”。私利如个人的俸禄、收入等。公利如《论语·尧曰》子曰:“因民之利而利之。”其中“民之利”就是公利。又如《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所主张的给农民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以为“恒产”,虽在个体农民为私利,但在主张者孟子看来却为公利。

关于“义”与“利”的关系,宋代理学家程颢曰:“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2]137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3]1082另一位理学家陆九渊说:“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弊。”[4]470事实上正是如此,先秦时期诸子皆积极参与义利关系的论辩,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断,为今人研究和正确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

二、孔子的义利观

孔子的义利观,如果用几句话来概括,这就是“义以为上”,义利两分,以义谋利。这是一个含有内部矛盾的观点。

第一,是“义以为上”。由于孔子处于“礼崩乐坏”的时代,他的理想是恢复周礼的一套制度,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不是“从诸侯出”,更不是“从大夫出,陪臣执国命”,在他看来,这就是大义。所以,在“义利之辨”中,他首先强调“义”必须在“利”之上,在利之先,而不是相反。《论语》之《阳货篇》,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5]190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义以为质”。《卫灵公篇》,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5]166“义以为质”就是以义为其根本,君子处世要以义为根本,那么“利”自然就在“义”之下了。

第二,孔子强调如果得到了什么好处,一定要想到如何坚持大义,而不要沾沾自喜于一利之得。这就是“见利思义”“见得思义”,而不可“放于利而行”。

说明 选取本例意在突出“所求线段与已知线段间数量关系”的多样性,其实除了相等关系与倍数关系外,还有可能通过比例和方程等构建相等关系.

《宪问篇》,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5]149

又,《季氏篇》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5]177

又,《里仁篇》:“放于利而行,多怨。”[5]38这就是说,不坚持“义以为上”“见利思义”“见得思义”,而是让某些人放手追逐利益,必然会造成新的纠纷,使人们怨言纷纷,这是不可进行的。

第三,在“义利之辨”中,孔子明确提出了“义利两分”的主张,即守义与逐利应属于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39其中,“喻”,定州简本作“踰”。“喻”一般作“通晓”解,实际上,在这里也有追求、追逐的内涵。即言:君子通晓和追求的是大义,小人通晓和追逐的是利益。

因此,荀子的“以义制利”,也就是以礼义制约利益。他所说的“义”都与“礼义”具有同等的效能。他在《荣辱》《礼论》等篇中指出解决纵欲与纷争、混乱等矛盾时都强调用“礼义”(制礼义以分之)的力量去解决。因此,提出用“礼义”解决义利纠纷是荀子比之孔子、孟子在义利观方面的新开拓与发展。而随着“礼”的观念在人们心中逐渐深入,礼义的效能会越来越大。

第四,孔子并不完全否定人们对利的追求,特别是对民众利益的追求。实际上,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也不是完全反对。这就显现出了他的义利观的矛盾之处。

孔子是关心民瘼的社会改良家。他对“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篇》)的肯定,对“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篇》)的提倡正表现了他关心民众的共同利益。《尧曰篇》记其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还有《子路篇》所记孔子到卫国时与冉有的谈话,提出对民应该“富之”“教之”,这正表现了他重视民利的思想。

孔子对民利的重视与他的重民爱民思想是分不开的。据《孔子家语·正论解》记载,孔子曾说过:“苛政猛于暴虎。”这正表现了基于爱民而产生的重视民利的思想。

实际上,对于个人的谋利,孔子也并不一概反对。例如,《述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但是,孔子认为谋求个人的经济利益,必须以义谋之,也就是要用正当的、合法的,也就是符合道义的手段,“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5]36凡是不以道义得来的财富,孔子宁可饭蔬食饮水,亦不染指,并视之如浮云,毫不动心。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推论,如果坚持以道义的手段谋得利益,孔子是不反对接受的;但是,这无疑与其所谓“小人喻于利”的论断是矛盾的。

孔子的义利观为孟子所继承与发展。孟子在“义以为上”的基础上提出并坚守了“非义勿取”,义利两分和舍生取义的主张。孟子同样重视民众利益的争取,提出了要使农民都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恒产”的主张。孔孟的这种“义以为上”、重义轻利,但又重视民利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深刻而又久远的影响。

三、荀子对孔子义利观的继承与发展

荀子在战国晚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义利观方面,继承了孔子重视义坚守义的思想;明确承认人们物质欲望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义利两有”“以义制利”的思想;同时把“礼”“法”引入“义利之辨”中,用礼与法的力量保证了义对利的制约。因而荀子的“义”与孔子的“义”已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功能。另外,对于民利的重视,在荀子那里已发展为衡量治国情况的重要指标之一。

首先,荀子打破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成见,《荀子》之《大略篇》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6]330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环保问题将会越来越被社会各界所重视,国家也会出台更加详细的环保政策来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淘汰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机械自动化也会向绿色,健康的方向发展,例如在生产过程中会采用一些可降解的原料,生产的过程也会尽可能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生产废物也会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转化成可以二次利用的材料。这样不仅会解决工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问题,也会降低生产过程中因环境问题而带来的不必要的成本。

荀子这种人人都是“义利两有”,而且无论是尧、舜,还是桀、纣都无法改变这种客观情况的判断,在当时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使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这无疑是思想史上的一个进步。

这种正确的判断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建立在承认人的物质欲望具有合理性的基础上的。《非相篇》指出:“饥而欲食,寒而欲煖(同‘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6]50又,《性恶篇》中说:“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6]291又,《荣辱篇》曰:“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6]42

既然这种对于各种物质需求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或说是一种“自然需要”,那么,人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也就是合理的了。因而也就不需要回避或加以掩饰了。所以,公开而明确地承认任何人都有追求“利”的一面,这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最后,荀子主张“以义制利”即以礼义制约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使之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物资分配上的“均平”,即协调与合理。

除这样加强自身修养以外,荀子还特别重视接受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他要求人们要“隆师亲友”“尊师重教”。因为“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修身篇》)[6]20荀子认为,只有在老师教导下,把闻、见与行结合起来,一步一步努力下去,才能掌握礼义,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成为真正的贤人君子。

由于AKT的激活经常与细胞生存和抗癌治疗有关,因而认为PF-4708671作用下的AKT激活也会减弱PF-4708671的抗肿瘤作用。因此,本研究首先证实PF-4708671对AKT的反馈激活可被PI3K和mTOR双重ATP竞争性抑制剂NVP-BEZ235所阻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联合用药的策略。研究结果证实,在PF-4708671和NVP-BEZ235联用时显著增强PF-4708671单用对肿瘤细胞的抑制作用。因此,对于PI3K/AKT/mTOR信号通路异常激活所导致的肿瘤,可通过联用S6K1抑制剂和PI3K/AKT抑制剂来增强靶向性治疗的效果。

同时,荀子提出“义利两有”的义利观,与他善于汲取其他思想家的正确观点也有一定关系。

《周易·乾卦·文言》提出“利者,义之和也”(要得到利益,就要讲求与道义的统一)的论断,对这句话可以作多种解释,但无论怎样解释,它表明了“义”与“利”二者是紧密联系着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又如,管子在《管子·禁藏》中曾曰:“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9]1015这可以启发人们认识到,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因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法是片面的。应该说,以上这些论断对荀子是有启发意义的,从认识论来说,这些应该是“义利两有”论断的认识来源。

《左传》成公十六年记申叔的话:“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这里的“义以建利”也表明“义”与“利”的统一关系及“义”对“利”的某种制约作用。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晋臣赵衰的话:“《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其中“义,利之本也”亦见《左传》昭公十年。)这里的“德、义,利之本也”,意思就是“德义”是谋利应该遵循的标准,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已认识到德、义对于利既是联系在一起的,又具有某种制约关系、标杆作用。

其次,荀子的义利观表现为:他提出了“以义制利”的主张;同时,对如何实现“以义制利”,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案。

荀子承认人们物质欲望的合理性,因而提出了人人“义利两有”的论断,但他反对放纵物质追求,主张以礼义制约人们的物欲,以道德规范制约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反对“纵情”“纵欲”。

他在《荀子》之《礼论篇》中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6]231人们“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王制篇》)[6]96《荣辱篇》又指出:“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執(同‘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6]44在这里,荀子反复说明的就是,欲不可纵,纵欲必然引起社会的混乱。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荀子在《荣辱篇》中指出:“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慤(当作“穀”)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6]44简言之,就是按照礼义,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名分,使人人有自己的职位俸禄,各有其职,各得其利。这里关键的就是“制礼义以分之”。

为了说明问题,荀子反复阐明只有用礼义制约物欲,国家才会平治,社会才会安定,他在《大略篇》中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6]330“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荣辱篇》)[6]36同时整个社会必须反对“唯利之求”与“保利弃义”,而坚持“以义制利”(《正论篇》)[6]221

怎样才能做到“以义制利”,这不是单凭主观愿望就能做到的。荀子提出了一套方案,简而言之,就是:

应该加强垂直价值链。要做到与供应商和分销商协调,改善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和供应商搞好关系会减少许多关于价格的分歧。假如双方信息的流转足够迅速,及时反映市场的需要,就可以很快的设计出大家都满意的最终产品,并分享利润。对水平价值链的管理也是不可忽视的。企业必须管理纵向和横向的价值链。这是基于价值链不一样的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在上位的君主首先要以身作则,恪守礼义,起到表率作用。他指出:“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又说:“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君道篇》)[6]154“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君道篇》)[6]152又谓:“上一则下一矣,上二则下二矣。辟之若屮(古‘草’字)木,枝叶必类本。”(《富国篇》)[6]124又,“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富国篇》)[6]116“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大略篇》)[6]330这些都说明君主对臣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只有君主本人首先尊崇和践行礼义,臣下才能恪守礼义;如果连君主都不遵守礼义,那么,臣下也就会放任自流,弃礼义于脑后,荀子为此举出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而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乱的例子,说明为君者以身作则,遵守礼义的重要。

(二)要做到“以义制利”,荀子认为单凭在上位者的带头作用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加强对民众的教化,引导他们学习礼义,认识礼义的重要,自觉遵行礼义。

关于礼义对于治国修身的重要性,荀子用大量的篇幅予以论述。例如,他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修身篇》)[6]14“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王制篇》)[6]97关于“义”,荀子指出:“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强国篇》)[6]204荀子认为,对于礼义的这些重要作用,必须引导人们(包括下层民众)去学习、去掌握。他说:“学不可以已。”他特别强调要学习孔子整理的《六经》,认为学习礼义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学习应坚持高标准,“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劝学篇》)[6]11。故在学习上应追求既“全”又“粹”。

荀子认为应把学习礼义与加强自身修养联系起来,他指出人人都要做到“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讖然必以自恶也。”(《修身篇》)[6]12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对照自己,检查自己,并从中受到启发,以不断进步。他又要求人们:“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非十二子篇》)[6]63这就是说,要根据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时时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7]31后来,恩格斯又以更明确的语言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8]1002因此,“义”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利”之上的,“义”与“利”无法完全分开。应该说,荀子的认识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这一论断的。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分级质量管理。由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统一领导,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牵头组织,陕西、黑龙江、四川、重庆、海南五大直属局作为任务承担单位,分别分工负责。

义者,宜也。义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应采取的适合时宜的言行。是否能真正实行,全看本人的政治态度、道德水平。当然,一个时期的政治趋向、道德要求,对一个人也是有压力的。但却没有非如此不可的强制性,最终还是由个人决定。《荀子》一书中,谈到“义”时,在许多情况下,使用了“礼义”一词。据统计,全书出现116次。这就把“礼”与“义”结合到了一起,使“义”具有了新的内涵,实际上,同时也使“礼”增加了新的内涵。

如《荀子》之《不苟篇》曰:“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故君子者,治礼义者也,非治非礼义者也。”《非十二子篇》:“今之所谓士仕者,汙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執(同‘势’)之嗜者也。”《富国篇》:“故先王明礼义以壹之。”《君道篇》:“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礼论篇》:“制礼义以分之。”“礼义之法式也。”

《强国篇》:“道也者何也?礼义、辞让、忠信是也。”“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

在《荀子》全书中,使用“礼义”一词最多的是《性恶篇》,出现次数高达42次。在《荀子》一书中,“礼义”完全成了一个结构严谨的词语。从形式上看,礼义是一个并列结构的词语,而实质上,“礼”与“义”二者在词义上是互相渗透的。礼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关于礼的产生,《孔子家语·问礼》和《荀子·礼论》都指出,礼的产生最初与解决先民们的饮食、祭祀纠纷有直接关系。荀子云:“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篇》)[6]231这说明,礼就是为了解决矛盾纠纷而产生的,因而它的任务就是规范人们的行为,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当然,本段中,荀子仍习惯性地使用了“礼义”一词,其侧重面仍在研究礼的产生与作用上。

二是转基因农产品。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条规定,农产品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而转基因农产品是指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导入特定的外源基因,所获得的具有特定性状的改良生物品种[1]。

而义者,宜也。义的侧重点在于人们自觉采取适宜于一定环境中的行为,因而它不具有规范性与强制性。

而由于荀子把礼与义二者结合为一个词,就使“礼”的词义中的规范性与强制性成分转移到“义”的内涵中,同时使“义”本来具有的自觉性与适宜性也向礼的内涵转移。这样“义”就由原来的道德概念向制度性概念转移。

孔子在这里十分明确地把“义”与“利”划分为两个不同的范畴。义,属于君子一类人追求与践行的目标;利,成为小人追逐的目标。这里的“小人”,既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划分的,也是指道德卑污者。因此,孔子用义与利为君子与小人划分了一个标准,“喻于义”的是君子,“喻于利”的是小人,这就使义与利完全割裂开了。当然,这样是不符合实际的,只是孔子的主观认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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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王霸篇》)[6]139又,“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王霸篇》)[6]144

这里两次提到“天下莫不平均”,主要意思是物质利益的分配方面要力求做到协调、合理,而并非平均分配。

《君道篇》:“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又,“故君子之于礼,敬而安之;……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这里的“均遍而不偏”,包含对人的政治待遇问题,但同时包括物质利益的分配问题,特别是“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这主要是指利益的分配方面。同样,这里的“均”仍是协调、合理的意思。

又,《成相篇》:“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这种“泛利兼爱德施均”也是荀子在“以义制利”的主张下,对于利益分配的原则。

荀子在《荣辱篇》中已对分配利益的协调、合理原则作了说明,他说:“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執(同‘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慤(当作‘穀’)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这一段大体上说明了在“以义制利”的原则下,“均遍而不偏”的大体状况,即:根据人的贵贱、长幼、智愚与能力大小分为不同的等次,使他们都从事一定的职业而各得其宜。然后根据各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分配与之实际情况相称的物质利益,使他们和谐相处,同心同德。应该说,这就是荀子开出的“以义制利”“均遍而不偏”的方剂。

以上,我们对义利观的有关问题,孔子的义利观的主要内涵,荀子义利观对孔子义利观的继承与开拓作了简要分析。应该说,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义以为上”“义以为质”的思想,使之发展为“以义制利”的思想。而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论断,则为荀子所改造开拓,使之成为“义利两有”的思想,而只有这样才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被荀子发展为“天下莫不平均”的协调、合理思想。此外,荀子的义利观中还包括大力提倡和推行礼义,大力提倡公利和反对私利等内容,本文不再赘述。

孔子的“义以为上”,荀子的“以义制利”“义利两有”的思想,在我国当前的内政外交中,仍未失去其理论价值,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意义。我们应该认真学习这一份遗产,处理好内政外交中的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再次,荀子在义利观方面对孔子的开拓发展还表现在他把“礼”与“法”,特别是“礼”与“义”结合在一起,组成“礼义”一词,使“义”由本身的纯道德概念发展为具有了一定的制度性内涵。

1.2.2 RT-PCR检测CCR9、TLR4在核酸水平的表达 提取结肠组织RNA后RT-PCR检测CCR9、TLR4的表达,95℃ 3 min,95℃40 sec;54 ℃ 50 sec(β-actin),59 ℃ 50 sec(CCR9、TLR4);72℃ 50 sec共30循环;72℃ 10 min。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计算积分光密度。

水功能区划是依据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结合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和社会需求,将河流、湖库按照不同的使用功能划分为不同的水功能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开展长江干流水资源保护规划工作中就提出了按水功能区划分水域的思路,形成了早期水功能区的概念。1998年,按照水利部要求,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开展水功能区划分技术研究工作,研究成果由水利部印发作为指导全国水功能区划的技术文件。在2002年《水法》中将水功能区管理制度作为水资源管理的基本制度,2003年出台的《水功能区管理办法》对水功能区管理制度进行了细化。

[2]朱熹.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3]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农村经济正处于不断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我国政府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农业经济管理可以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充分的理论基础、有效的解决方案、良好的经济利益及切实的技术支持,希望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与支持。

[4]陆九渊集[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本)[M].北京:中华书局,195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六年后,音乐老师又回到大学教学,人们惊奇于他无大变化,问他怎么熬过来的?他说:“我铡草都是按四分之四节奏,劳动是在欣赏音乐……”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管子校注[M].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

(3)机械设备租赁管理。施工管理中,严格执行租赁管理。在设备租赁以前,对市场情况进行充分调查,在多方询价的基础上选型,以机械设备性质为依据,确定租赁的相关事宜,签订合同予以保证,而在使用中应做好经常性抽检,使机械设备始终处在良好使用状态。

 
王春华,于联凯
《临沂大学学报》 2018年第02期
《临沂大学学报》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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