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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与生态危机——基于人的主体性的视角

更新时间:2009-03-28

一、文明的进步与生态问题的衍生

文明是人类在适应自然界的基础上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独立承担历史命运的主体,是一种开化的行为和状态。文明表征着人类生产发展的进步。自人类产生以来人类就不断经历着旧文明形态向新文明形态的更迭,这种更迭使人类的生存发展方式、生产力状况在前一文明阶段基础上产生历史性的飞跃。但是,进步不总是乐观,当理性主义者高歌今胜于昔的同时,危机已悄然而至。“在人们的忽视中,一个狼狈狰狞的幽灵已向我们袭来,这个现象中的悲剧可能会很容易的变成一个我们大家都将知道的现实”[1],一部《寂静的春天》敲响了关于生态危机的警钟。生态问题不是人类文明的某一阶段造成的,它产生并存在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迄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文明对生态的破坏于原始文明开始,在农业文明时期显现,在工业文明时期达到顶峰,在生态文明的进程中得到反思。

(一)原始文明时期:大自然有不可违抗的律令

原始文明时期的自然以“纯粹自然”的状态存在,即自然未经人类活动的改造和影响。这一时期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是完全受限于自然的存在物。囿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人类只能通过采集和渔猎维持生存,生活范围也仅限于自然提供的适合生存的有限地域。为了更好地保存自身,人与人之间结成平等互助的集体,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在这一阶段,人类只是利用自然,顺应大自然的规律。由于对大自然的无知,原始文明时期的人类比起现在人类对于自然界要更虔敬。总之,在这一阶段,自然对于人类是一种神秘的异己的存在,人类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依赖于自然,人类对于自然是敬畏与服从,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生活活动引起自然中的变化,从而维持生存。在这一生产方式与自然环境直接统一的肯定性阶段,几乎不存在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即使因为人类在采集渔猎过程中对自然造成破坏,生态环境自身也能较快恢复,反而人类不定期受到自然的侵害,人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云南某露天采场属大型露天矿山,是一个生产多年的老矿山,具有剥采比大、剥离岩石量大、边坡高差大等特点,加上多年以来重采矿、轻剥离,造成矿山剥离欠账严重,工作面分散且落差较大,矿山开拓运输复杂。矿岩石运输均采用公路—汽车运输开拓,车辆拥挤,安全隐患较大。排土场设置较远,矿山岩石运输成本较高,按矿山目前外包承包价计算,排土场6.3 km的平均运距,每立方岩石采剥成本需要37.8元,其中运费就占到了25.20元左右,占采剥成本的66.7%,明显不合理。

(二)农耕文明时期:天变不足畏

在经历原始文明之后,人类逐渐由听天由命的被动性采集活动发展为依循自然气候节律而进行农耕劳作。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革新转变了人类关于自然可畏的意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从开始的完全受限于自然发展到能动的改造自然。人类开始“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把固有尺度运用于对象”。人类的实践活动不再像原始文明时期只寻求合目的性,而是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之间寻求统一,“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人类陶醉于自身对自然控制力的增强,浑然没有意识到文明的进步及人类对文明的追求是以对自然的索取和破坏为代价的。为了自身欲望的满足,人类开垦土地、砍伐森林,建立起越来越多的人工自然群落,一些地域文明开始遭受大自然的报复,人与自然的矛盾出现,生态问题初现端倪。但是这一时期人类总数相对较少,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活动范围较为有限,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并未威胁到自然的功能,人类的生存,人类与自然环境仍是高度统一的。

绿色线路是指以绿色环保为主要特征的绿道慢行系统,主要包含沿线的绿道节点、绿道标识、绿道小品和绿道基础设施。青山湖绿道在“低碳生态”理念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场地地形、废弃材料以及场地原有构筑物,打造低碳绿色的慢性系统。

(三)工业文明时期:自然为我而存在

农耕文明的长期积淀加快了工业革命的步伐,工业革命一声炮响,给人类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思想。这些技术与思想如同法术一般唤醒了长期以来缓慢发展的生产力,也塑造了以资本逻辑为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它“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机器大规模的运用,自然被疯狂的掠夺,对利益的追求甚至驱使人类将自身作为掠夺的对象,人沦陷为机器,异化为普遍的存在。伴随着今胜于昔的理性观及全新的生产方式的推进,人类坚信“自然为我而存在”,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自大和高傲带来了人口的迅速膨胀和自然破坏。同时“人类好像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这场全球性危机程度之深、克服之难,对迄今为止指引人类社会进步的若干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在这一时期,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全面激化,人类饱尝着自身制造出的苦难与罪恶,生态危机及由其造成的人类的文明危机和生存危机呼唤着人类自身的觉醒。

人类行为的普遍觉醒是生态危机得以转向生态文明的实践动因。人类意识到人与地球关系的根本转变,警觉环境破坏的惊人图景是生态危机的一个症状,生态危机正在挑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基于生态恶化、生态危机的不断加重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态觉悟的不断提升,绿色、循环、低碳式的可持续发展正迅速成为当今时代的新趋向。[9]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只有一个地球》《人类环境宣言》两则报告,呼吁人类重建地球上的秩序,保持和改善人类环境,这两个报告构成了人类迈向可持续发展的第一块基石,揭开了环境保护运动由群众性活动上升为政府行为的序幕。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均是其在21世纪正确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和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共同发展战略,是全人类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唯一途径。正式界说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所有国家应采取的新方法。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将推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人类生态觉悟的提升与国际组织的倡导推动环保运动由群众性活动上升为政府行为,法国把发展可再生资源与核能放在首位,英国倡导发展绿色能源,德国着重发展生态工业,美国推行“绿色新政”节能增效,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促进生态危机的文明转向。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力电子器件对多电平逆变器的电平数目的要求也越来越多[3-4],这使得逆变器内部的主电路的功率半导体管数量不断增加、电路的内部结构复杂、控制方式繁琐,极大地提高了其发生故障的概率,降低了电源系统的可靠性[5-7]。因此会引起一系列的电源故障问题,如会造成变电站中电源的损坏,导致区域性停电、部分电网瘫痪等,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企业正常生产,这将直接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构成重大的威胁[8]。因此,为了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不仅要提高逆变器的生产质量,还要对其进行相应的故障建模以及对出现的故障进行诊断和研究。

(四)生态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具有一体性

文明的进步通过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而实现,文明的提升也加强了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和控制程度。工业文明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的欲望,同时也带来了人类想象不到的危机,人类开始意识到人类文明精神中对自然的忽略,意识到人类文明的进步实质是对自然全面而深刻的依赖。“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人与自然具有一体性,对现实困境的深刻反思促使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生态文明阶段。在这一文明起始,人类更加注重理解和运用自然规律,并有目的的能动认识人类自身行为对自然界干预所造成的较近较远的后果,调节生产方式变革社会制度。力求建立“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3]。在这一阶段初期,危机与文明共存且危机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存在,但随着人类的觉醒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否定之否定的回归,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趋向乐观。

二、生态危机的根源:人的需要

自然环境由最初的自身内部平衡至出现生态问题,再到演变为现在的生态危机,有着多种促成因素。生产方式不合理、产业结构存在问题、法律法规不健全、制度规范不到位等都是人与自然关系劣变、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但究其根源,危机是由人的需要的异化造成。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以自身需要为出发点并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是维持自身生存的物质需要。由于人的物质需要是同生产实践耦合在一起的,是由生产不断满足和不断更新的,因此是处于不断生成和发展之中的,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4],这些层级的需要在满足了人们的一个欲望之后又产生新的欲望。异化的需要、难填的欲壑,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增加、危机增加。

(一)人的生存需要的满足:生态危机的潜伏期

资本逻辑是一种社会关系逻辑,指资本家这一资本人格化的代表,在利益观念的支配下,极力将有利于自己的生产关系变成永恒的理性规律。资本逻辑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内容都抽象为交换价值,个人受抽象统治,个人与个人之间分裂;资本逻辑把利润增长放在首位,驱使人类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甚至驱使人类剥削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在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是拙于对事物保护的”,资本主义的无限生产导致生态效益的牺牲。破除资本逻辑,首先要变革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协调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益的关系,发挥人的主体性,使经济活动的开展以正确认识与尊重生态规律为前提;探索并建立新的协调型运作机制,使经济增长限定于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规模上。其次,普及生态伦理。生态伦理是以正确对待自然,尊重自然万物的权利,要求促进自然多样性统一的伦理观,可以从道德的高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在人类生产发展中,唤醒人们保护生态的道德责任感,唤醒人们的敬畏中心与社会良知。人与其他存在物一样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要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必须转变对自然肆意盘剥的态度,重建人类道德观念,普及生态伦理。

(二)人的发展需要的推进:生态危机的迅速长成期

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人类的需要得到极大的满足,消解了人类在物质层面的贫困。但在利润的诱惑下,工业生产不断扩大规模,人沦陷为机器,“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6],物的异化引发人的异化,逐利成为人们的唯一目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物质生产过剩,为维持经济的继续增长,资本家将消费作为新的生产力,并鼓吹不消费经济就会衰退,以鼓励消费为目的不断扩大人的基本需要,制造虚假需求,将奢侈品转化为必需品强迫人们消费,人成了商品的奴隶。这种不再来源于人的内心而是由外部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作为新的推动力应用在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社会关系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变得利欲熏心。这种可以带来巨大利益的发展模式从发达国家迅速辐射到发展中国家进而成为全球公认的理想模式。为了满足异化了的人的虚假需要,人们破坏自然环境的力度更加猖獗,生态系统发展“最大保护”的目的性与人类行动“最大产量”目的性矛盾激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一种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贪婪地消费这一切,吞噬这一切,世界成了填充我们胃口的巨大物品,我们则永远在期待,永远在希望,也永远都是失望。”[7]

(三)人的虚假需要的泛滥:生态危机的全面迸发期

马克思立足于物质生产的历史发展,把需要区分为:“历史的自行产生的需要和社会需要。历史的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5],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人的不同发展需要为基础的社会分工出现,社会分工又使不同体系的新的需要产生。在这一时期,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物质需要及其产品的匮乏是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人们所面对的主要任务是在同自然抗争的过程中适应自然的历法以求得生产和发展,因此,基于发展的需要对自然统一治理就成了人们的共同需要。“它是共同体中每个人的共同需要,是表现为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即个人不是作为社会中的单个人而是同其他的人共同消费和共同需求的需要”[5]。如以单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兴修水利等大型工程,发展手工纺织业、小商品经济等。生产方式渐渐改变了,一切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随之改变,物质需要逐渐被满足,扬弃自然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新需要应运而生,运用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成果与野蛮对待自然的现象并立。生态问题与人的发展需要满足的矛盾不断加剧,生态危机悄然而至。

三、生态危机的转向:人类的觉醒与生态文明的到来

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但是物质层面的繁荣并没有使人类进入高枕无忧、世界大同的“理想国”,社会的现代化正把人类带入一种充满危机的“风险社会”。西式现代化过程中累积的各种病症正在高频发作,危机层出不穷,生态上如此,经济政治上如此,人类心灵也是如此。“现在的危机不是正常的而是超常的。它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的或政治的失调,而是主导了过去四个世纪的西方文化和社会基本形式的崩溃”[8]。深入反思今天所处的危机与困境,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尤为重要。人类开始觉醒,这种觉醒由最初的生态觉悟的提升逐渐渗入到人的行为觉醒,生态危机出现向生态文明的转向。

(一)生态觉悟的提升是生态危机转向生态文明的思想先导

人类生态觉悟提升表现在多个方面,这里主要是指生态方面的学理觉醒。学理觉醒指的是透过工业文明的繁荣表象看到发展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并引起生态危机的实质,呼唤生态文明的理论觉醒。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主要有生态中心论、现代人类中心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中心论认为地球是一个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每一部分都相互依赖,人类只是这一共同体中与其他部分平等无差的一个成员,生态环境不仅具有与人相关的经济价值,还具有不依赖于人类而自为存在的内在价值与系统价值,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保障生态系统的稳定是人类所负有的义务,主张生态危机只有通过确立有机论的价值观,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才可以得到解决。现代人类中心论认为任何物种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是因为人类过度满足自己的“感性偏好”,因此要用“理性偏好”修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中的“感性偏好”,以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克服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集中体现,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人与自然的矛盾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生态危机实质是人与人关系的危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方法是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反映出人类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生态危机的觉醒,为生态危机何以能转向生态文明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我中心主义是一种以自我目的、自我利益为轴心处理人与外部世界关系,支配人的活动的价值观念。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在自我中心主义的支配下最大限度地追求与自我相关的直接利益,征服并暴虐掠夺自然而忽略自身行为对自然环境较近或较远的影响。生态危机这一人与自然的困境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困境,要克服自我中心主义,解决人类困境,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人的和解。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一步吸取了恩格斯“两个和解”的思想,提出“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人类文明起步至今都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的探索,人类对自然由盲目敬畏到征服支配无不是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使自然服从人的需要,这种控制自然为我所用的心理使人类忽略了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从属于自然界的事实,人类因此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因此要克服生态危机,人类必须摆正对待自然的态度,与自然和解。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把建设自然生态文明与社会生态文明统一起来,既做到合规律性又做到合目的性,把握好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实现人与自然界本质的统一。其次,必须实现人本身的和解。人同本身的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要实现人本身的和解,必须解决好这两类利益冲突,在扩大生产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使人成为自己社会的人。

(二)人类行为的普遍觉醒是生态危机得以转向生态文明的实践基础

式中,Fe为单位用水量支撑的农业经济规模(元/m3);Wd为农业用水总量(万 m3);Gn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

四、实现生态危机与文明和解的路径探索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象征,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精神等成果的总和。生态危机是在社会进步过程中人类不合理行为引发的问题的累积爆发。文明与危机总是相伴而生,从这一层面理解,生态文明本身具有对立的特点:文明是通过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实现的,文明的形成总是建立在征服自然和破坏环境的基础上,以破坏生态为发展代价;生态则要求遵循自然规律,以“最大保护”为目的对抗着文明的进程。在人类文明的原始时期与农耕时期,生态保护良好但文明进步缓慢;在工业文明时期,文明迅速进步但生态危机频发。生态与文明对抗没有较好的“互利共赢”,这种文明与危机共存的历史阶段并不是人类理想的生存阶段,因此要实现危机与文明的和解,推动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必须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人的和解;必须在发展中克服资本逻辑,普及生态伦理。

(一)实现生态危机与文明的和解,必须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实现人本身的和解

1)城乡规划人员通过对海量数据信息的整合利用,以计量的方式对以往难以捕捉的社会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并以显性的知识表达出来,从而实现城乡规划社会领域的计量化;

永磁联轴器是通过永磁体的磁力将原动机与工作机联接起来的一种新型联轴器,它无需直接的机械联接,而是利用稀土永磁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利用磁场可穿透一定的空间距离和物质材料的特性,进行机械能量的传送[5]。磁力联轴器的出现,彻底解决了某些机械装置中传动密封存在的泄漏问题。这种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镀、造纸、制药、食品、真空等行业的密封传动机械上。

(二)实现生态危机与文明的和解,必须克服资本逻辑,普及生态伦理

人具有多种层面的需要,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人的需要具有不同的内容,其中最为根本的是人的生存需要。“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生存需要是人类其他一切需要的基础,对于个体来说,首先是生存,保存自己的生命才能进行其他历史活动,才有可能产生并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对于生活于最初文明形态中的人类来说,生存需要是其全部的生活目的,为满足生存需要而进行的感性活动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人类个体以不同的方式结成群体,为了种族繁衍和群体的存续,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开始利用外部自然界,为了获得耕地,人类开始砍伐森林;为了获得牲畜,人类开始捕猎。这些以满足生存需要为目的的活动所关注的是自然的使用价值,主要是人与自然的直接交换。起初这种人与自然之间基于地缘的狭隘交换带给人类的是有益于人类预期的结果:人类生存需要的满足。但这也埋下了生态问题的祸端,如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地区的森林至今仍是不毛之地。

[3]兰青.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与生态文明建设[J].贵州社会科学,2015,(08).

[1]R.卡逊.寂静的春天[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1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0.

参考文献: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6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9-25.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9.

[7]埃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8]Pitirim A.Sorokin, The crisis of our age[M].London:One world publications(UK),1992.

[9]傅守祥.生态恶化、生态危机与生态文明的转向刍议[J].学习与探索,2015,(10).

人工气道吸痰方式改进让机械通气治疗患者口咽部的细菌增加,分泌物会滞留在人工气管上,增加了吸入的危险,清除气囊上的分泌物,能够降低该并发症的发生率。

 
杨玲
《临沂大学学报》 2018年第02期
《临沂大学学报》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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