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对广州城市遗产保护制度建构的影响——以《新快报》为例

1 城市遗产保护制度建构的“广州现象”

在跻身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32年后，广州名城保护的“三把宝剑”①在2014年相继出台，2000多年的城市遗产终于有了护身剑。次年，“确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入选广州2014年十件大事。

在广州城市遗产保护制度建构的过程中，除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意志，社会多元力量自下而上影响公共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是一个独特的“广州现象”，其中新闻媒体发挥了显要的作用。时任市长陈建华在2015年的广州市“两会”上说：“值得庆幸的是，广州市民对于文物的保护意识可以说是空前的高，在这方面新闻界的朋友更是一马当先，为城市文脉保护，为城市的文化的守望与延续做出了努力[1]。”

广州本地媒体对名城保护的推动始于十年前，其对公共决策、公共政策、地方立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推动重大项目规划的改变，以第一个旧城改造试点项目恩宁路改造规划为代表，摒弃了就地平衡、大拆大建的思路，增加了保留的历史建筑，开先河确立了旧城改造以历史文化保护优先的理念与原则；推动处理1038宗历史遗留项目中与名城保护相冲突的问题，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出台扫清障碍；推动《广州市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区保护办法》制订并逐步完善，填补制度空白；推动和参与广州市历史建筑名录的制定；推动广州最大规模的文化遗产普查。

遗产保护涉及多元利益、多元共治，需要社会多元力量共同推动。在这一过程中，媒体作为社会沟通与整合的重要系统，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借助其特有的功能建构起一种让社会多元力量发挥作用的机制？

下文将以广东新快报社为例，结合作者长期的实践与探索，剖析新闻媒体在广州城市遗产保护制度建构中的作用，阐述城市遗产保护公共政策、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媒体功能与机制。

2 城市遗产保护观念与公共治理方式转变

新闻媒体近年来所以能在广州城市遗产保护制度建构中发挥显要作用，首先是因为新时期城市发展、城市遗产保护观念、媒体生态、公共治理方式发生了转变。

在城市发展上，一方面，“三旧改造”②使安静多年的老城又开始动土。另一方面，本土文化意识觉醒，保护城市文脉、集体记忆、城市特色、社区文化的观念萌发、勃兴；政府层面对城市遗产保护的对象范畴也在扩

① “三把宝剑”是指2014年2月1日《广州市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区保护办法》施行；2014年12月18日，历时11年编制的《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正式实施；2014年12月25日,广州第一、二批478处历史建筑名单公布。

② “三旧改造”，是广东特有的旧城改造办法。广东省人民政府在2008年与国土资源部签订《国土资源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建设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省合作协议》，并于2009年8月发布《关于推进“三旧”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若干意见》（粤府[2009]78号文）。“三旧”指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展。“三旧改造”与保护产生的尖锐矛盾，导致公共事件频发，遗产保护议题密集出现于新闻媒体中。

从西方的公众参与理论与实践看，按程度不同可分三个阶段：知情、咨询、协商参与[9]17-18。从上述广州城市遗产保护制度中公众参与的实践看，由新闻媒体发起、动员、组织的公众参与处于第二与第三阶段之间。

广州有全中国最多样化的媒体类型、最发达的市场化媒体和最宽松的舆论环境，媒体在传播信息、引导舆论方面有利于公众与政府的互动；而市场化媒体相对自主与独立，遵循客观、中立的新闻专业主义原则，服务公众利益，注意倾听公众呼声，初步具备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体特征，成为公众表达、讨论公共事务、参与公共决策的重要平台。

城市遗产保护涉及多元价值观与利益，是城市治理中矛盾高发领域。在公共决策和进行治理过程中如何解决高度多元社会的矛盾冲突？

3 新闻媒体推动公众参与，影响公共政策

在公共治理上，广州位处市场经济发展前沿，也是公民社会发育最早的地区，市民的权利意识、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强烈。政府部门相对于大陆其他地区更为开放、民主，更愿意接受舆论批评、听取公众意见、回应公众的诉求，将公众议程纳入政府议程，影响公共决策与制度构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欧美国家，公众参与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强调公民在平等、理性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讨论、审议达成共识，是一种协调平衡各方利益的有效手段，也是一种保证决策合法性与执行有效性，以及提高决策质量的决策机制和民主治理模式。作为城市公共治理中最复杂的领域，城市规划、城市遗产保护也是公众参与的先发领域之一。

儿童多动症在临床并不少见，且本类儿童日益受到各界重视。 本类儿童的行为明显异常，学习、行为及情绪方面可异于正常儿童，对患儿的生活、学习及其他方面均造成不良反应，因此对多动症儿童的治疗干预需求较高[1]。而对于多动症发生发展的原因分析作为诊治的重要基础，其疾病相关指标的掌握与研究则是必要前提。有研究[2]显示，神经递质的异常在本类儿童中较为明显，而微量元素作为与神经中枢及认知、运动均密切相关的方面，对其表达的研究也十分必要。本文中就血清神经递质及微量元素在儿童多动症中的检测价值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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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自上而下的、由政府发起、组织公众参与的动力不足，公众参与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安排，普通公民参与渠道不畅，公众参与也多流于形式，缺乏双向沟通与反馈互动。而一个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不仅需要公共权力机构主动发起参与，且要有组织与专业的教育、指导。在现有的体制环境下，上述种种缺失可以通过媒体得到某种程度的弥补。

媒体在监视环境、议程设置及意义构成上的功能使其具有发起、组织、动员、引导公众参与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具有“公共领域”功能的新闻媒体是公众表达的平台和与政府决策部门沟通不可替代的渠道。

媒体通过对公共事件、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发现制度、观念层面的问题，通过舆论监督报道敦促公共权力机构启动公众参与；或通过公共事件报道设置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发起、动员、引导公众针对这些问题展开公共讨论，提出建设性意见与对策，指向制度性的解决，使政府从中吸取建议，进而影响公共决策与制度建设。由此，一种自下而上“媒体驱动”（media-driven）[3]352的公众参与机制生成。

3.1 舆论监督驱动政府信息公开、规划公开，实行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的前提是信息公开，政治学家查斯珀 · 斯特龙巴克（Jesper Strömbäck）对商议民主模式中大众媒介所承担的角色和功能提出了几点规范性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大众媒介能够起到信息传递和告知的作用，使社会成员对现实情况和政治运作有基本了解[4]。而满足公众知情权也是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责。

但是，目前各种与市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规划信息并未能及时公开。2006年恩宁路改造启动，直到2009年都未公开规划，期间拆迁纠纷风波迭起，业主、专家都曾通过《新快报》呼吁公开规划、实行公众参与。但是，200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城乡规划法》，也仅规定在规划报送审批前公告并征求公众意见。

2009年12月15日和16日，《新快报》连续两天以《恩宁路拆迁为何不公开》《恩宁路改造规划不能偷偷摸摸进行》《规划编制前期要听取公众意见》等共4个版面，独家调查、曝光市文化局建议保留的历史建筑被拆、拆迁计划悄然变更、拆迁后的空房出租等问题（图1）。这一次，首先是新闻媒体作为“公众监督的代理人，代表公众监督政治进程的守门人[5]199”，以调查来监督公共权力运作，再通过专家、业主质疑恩宁路历史建筑能否得到保护、是否没有规划就拆迁，以及改造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要求政府公开规划，实行公众参与。报道后不到一周的2009年12月21日，荔湾区政府通过媒体公布了《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规划方案》，并公开征询社会意见。

公众参与制度是指公共权力在立法、制定公共政策、决定公共事务或进行公共治理时，由公共权力机构通过开放的途径，从公众和利害相关的个人或组织获取信息、听取意见，并通过反馈互动对公共决策和治理过程产生影响的各种行为[2]。

  

图1恩宁路改造规划不能偷偷摸摸进行（图片来源：《新快报》2009年12月15日A10版报道）

舆论监督能“促使当局对其声明的目标及其他公开达成的目标负责。发挥其公众探照灯的力量[5]202”。在这一事件中，新闻媒体是通过决策程序的合法性、改造的公共属性等政府必须回应的问题，倒逼政府公开信息、实行公众参与。

3.2 新闻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形成公共事件、公共议题，塑造公众议程，发起、动员并组织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取决于参与的人群是否有足够的代表性，以及其参与的数量。因而公众参与首先要使现实问题引起包括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公众关注，成为公众议程，进而产生相应的参与行为。

新闻媒介在设置公众议程方面起着中心作用，“它决定了人们谈论与思考什么”，议题设置是影响公众对社会与政治议题关注的最重要的媒介影响力之一。不仅引导公众关注什么议题重要，而且影响其态度与意见，并影响其行为[6]154。媒体的议程设置也被看作公众参与的发动机[3]391。

在城市遗产保护领域，新闻媒体聚焦矛盾争议，通过冲突“框架”引爆公众关注，使某些事件、问题成为地区性的、全国性的公共事件或公共议题，通过多视角、持续性的报道，或直接策划、发起保护行动，动员并组织各方参与。

上述2009年12月公开的《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规划方案》，是恩宁路自改造以来的第三版规划。这一版规划采纳了广州市规划局于2008年5月编制的《恩宁路危破房改造地段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规划》的成果，在第二版保留恩宁路骑楼街的基础上，增加保留了三个区域的历史建筑；但市文化局于2007年8月《恩宁路改造项目文物及历史建筑保护方案》中建议保留有价值建筑的四片区域仍是全拆。

2013年6月17日，《新快报》以《强拆金陵台民国建筑事件应作何检讨？》（图6）为题，组织专家建言如何在牵涉到开发商利益的纠纷案上妥善解决问题，在制度安排上平衡不同利益矛盾，最终促使《保护办法》增加了对因历史建筑预保护对开发商利益补偿的规定（《保护办法》第23条）。

12月22日、23日，《新快报》围绕规划引起的争议，以业主、专家、省政协常委的质疑和建议发起了这一议题的公众参与，提出应对除重点保护文物、骑楼街以外的众多历史建筑进行保护，指出不能过度商业化，应保留原住民和传统文化，呼吁规划要经专家论证。

在广州最突出的事例是有关遗产保护的三大新闻事件对正在制订的《广州市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区保护办法》（下称《保护办法》）的影响。

  

图2触摸恩宁路的灵魂（图片来源：《新快报》2010年1月6日A14版报道）

“通过媒体来获得信息、形象与观念，是了解共同的过去及现在社会方位的主要来源。它们是记忆的蓄水池，是确定我们在何处、我们是谁的地图，并可以为走向未来提供指导[7]66。”媒体不仅能影响公众的态度与意见，更进一步，根据舒德森关于媒体“对想象的共同体的报道”的阐释——“在推动大众关注共同的故事方面，新闻媒体建构了一种现场感、宗教感和民族意识[8]254”，“为公众建构了自我、共同体和民族的特殊的影像 [8]83”。

在上述报道中，媒体帮助公众建构了以恩宁路为符号的一种身份认同、文化归属与地方意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形成了公众参与的情感基础和意义诉求。使得关注恩宁路改造的人群从居民、专家扩展到市民、学生、专业人士等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从那时开始，恩宁路“拆迁主题公园”的名声不胫而走，多个保护恩宁路的非政府组织（NGO）成立，市民在各种网络媒体上建群或创建专栏表达意见。媒体成功动员了公众对恩宁路改造的关注与参与，激发起市民保护广州老城的热情。

这一公众参与的成果是：荔湾区政府在报道推出当月即邀请专家对恩宁路的建筑进行评估，最终通过审议的恩宁路旧城更新规划增加了上述四个片区要保留的历史建筑。

提升工程的重点是教师能够将信息技术应用到教育教学实践和自身专业发展中，如果没有将教师实际能力和教学情境的关系联系起来，仅通过创建试题库使用孤立的问题来测评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而不是在真实情境中考察教师教学能力的变化，评价者很难得到客观准确的评价，也就无法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科学有效地支持。

但是，公共政策的演化往往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次恩宁路改造从专家对建筑进行评估到规划最终出台历时一年半。持续的、多视角的议题设置，保持公众关注、参与的兴奋度，营造舆论氛围，是促成公众议程向政策议程转化的关键。

有效的参与还应该是一种有组织的参与[9]22。在此后的大半年内，《新快报》以《深读》栏目推动利益相关人并动员对决策有影响力的人士直接与政府互动、对话。业主上书，政协委员提案，人大代表建议，公共知识分子关于恩宁路保护的行动、呼吁、建议都同时呈现在公众面前，并以2010年8月24日起推出的《恩宁路拆迁“烂尾”》系列的报道达到高潮。

这一轮公众参与的成果是：在报道推出后的两天，2010年8月26日，荔湾区政府回应上述报道，通过媒体表示将成片保护恩宁路历史街区。2010年8月29日，时任市长赴恩宁路现场视察，指出：“恩宁路改造，首先要保护历史建筑，要保护文物！”[10]

2.迁移实践：病房里爸妈之间是怎样互相关爱的？课后自主阅读课文，画出自己所能关注的细节，并在画出的句子旁简要地写出自己的感受。下节课，我们继续交流、分享。

至此，通过持续大半年的反复报道、议程设置、动员和组织公众参与，恩宁路旧城改造事件完成了从媒体议程到公众议程再到政策议程的转化。

作为公众参与的组织者，传统媒体因其公信力、公共服务属性，容易获得不同人群的信任。组织的方式，一是最常见的——如上所述征询、收集居民、专家等公众意见，或动员利益相关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制度性的渠道反映意见，通过报道呈现意见；二是围绕调查发现的问题，策划发起、组织活动，通过活动形成公众舆论，影响公共决策。这些活动包括展览，座谈会，联合社会知名人士、人大代表或政府参事等向市领导递交建议书、投票、征集方案等。

“岭南现代建筑保护行动”是在2012年6月《新快报》报道《第一二代建筑大师作品多遭不当改造或拆除》《专家呼吁：要像巴塞罗那重建德国馆那样修复水产馆》调查的基础上，由广东新快报社策划、组织保护行动，呼吁抢救保护与修复20世纪50—80年代岭南现代建筑。媒体策划组织的公众参与，如能找到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牵头，并与专业机构结盟，能加快议题建构的速度，更具号召力与说服力。这一保护行动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著名建筑师林兆璋等牵头，与岭南现代建筑研究的重镇华南理工大学联合发起。2012年8月25日, 在中国第一个岭南现代建筑——广州文化公园水产馆，广东新快报社、华南理工大学与多个政府部门及机构合作举办了“其有其无：岭南现代建筑作品选展”（图3，图4）。展览历时一个月，参观者达上万余人次。3 000多名观众在留言板上签名，支持保护。多位专家、人大代表联名向市委书记和市长发倡议书，呼吁将岭南现代建筑优秀作品列入保护目录，并修复文化公园水产馆。当年9月21日市长批复原貌修复水产馆的计划，一批岭南现代建筑经典最终被列入《广州市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单》（图5）。

  

图3岭南现代建筑作品展现场（图片来源：何姗提供）

  

图4岭南现代建筑作品展观众签名（图片来源：同图3）

  

图5华南植物园水榭（图片来源：同图3）郑祖良设计，“岭南现代建筑保护行动”倡议保护的岭南现代建筑精品，被列入《广州市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单》

3.3 新闻媒体通过专业解释，实现观念启蒙，帮助公众理解，引导参与

由于城市遗产保护和旧城改造专业性、政策性强，新闻媒体在设置议程、组织动员公众参与后，在信息传递与告知的过程中，还要重视对议题的专业与法律解释，观念的启蒙，帮助公众理解并具备参与的能力与知识。迈克尔 · 舒登森认为，帮助公众对公共议题产生足够理解是新闻媒体的使命，应当提供条理分明的框架来帮助公民理解复杂的政治世界[5]193。这在实践中大多通过专家评点或解释性报道完成。

本文以多中心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为基础，提出关于“双11”电子商务治理的合作框架，并运用该框架解释各主体间合作过程，推动电子商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实现融合发展、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在恩宁路旧城改造报道中，最早引起公众关注恩宁路街区内历史建筑的，是《恩宁路最后留影》报道。报道邀请对恩宁路有研究的著名岭南建筑研究专家现场踏勘点评，从恩宁路的历史、建筑风格、结构、材料、工艺、装饰，到历史文化街区如何遵守相关法律恢复历史原貌、保留街巷格局与原住民，进行讲解，启蒙了公众的文化保护意识，使公众了解城市遗产保护的对象已从文物扩展到历史建筑、街巷格局、街区历史风貌的整体性保护，从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政治性纪念性建筑扩展到包含集体记忆的日常性的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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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I(to be entrepreneur, to be innovator)” is the new engine of cosmetics industry upgrading 2 4

在“岭南现代建筑保护行动”的展览期间，《新快报》还开辟了专栏，集中介绍不同年代有代表性的四位岭南现代建筑大师及其作品，向市民普及“岭南派”建筑知识。

3.4 新闻媒体提供公众参与的意见平台，引导理性讨论，提出解决方案

公众参与最重要、也是当下最缺失的，其实是参与的平台和渠道。

在ICP-AES中干扰效应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光谱干扰和非光谱干扰。减免光谱干扰的措施通常是选择无谱线重叠干扰或谱线干扰量可以忽略不计且S的标准溶液一起配制；As标准溶液独立配制。

商议民主理论来源的代表人物之一，“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者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公共领域是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对于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11]。

哈贝马斯还认为，媒体作为非组织化的舆论形成的“弱公共领域”，必须把问题压力放大，“不仅仅觉察和辨认出问题，而且令人信服地、富有影响力地使问题变成讨论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并且造成一定的声势，使得议会组织接过这些问题并加以处理[12]”。即媒体不仅担负使“弱公共领域”活跃的功能，同时应实现“弱公共领域”与“强公共领域”之间的顺畅沟通。

媒体作为公共领域的意见平台，实现“弱公共领域”与“强公共领域”之间的顺畅沟通，在目前官民沟通渠道未畅通、公众常无法直接与政府沟通的情况下，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公众参与中发展出一种替代性的公民与政府之间双向沟通与协商的机制。

2010年1月6日起，《新快报》又推出三期影像版，以“恩宁路最后留影”为题，以形象化的图片报道手段和一个岭南建筑专家的视角，带领读者进入正在拆迁的恩宁路现场，发掘濒临毁灭的有价值建筑，钩沉街区的历史，刻画老街原住民的不舍与坚守，唤醒恩宁路所代表的广州西关文化与集体记忆（图2）。

  

图6强拆金陵台民国建筑事件应作何检讨（图片来源：《新快报》2013年6月17日A05版《深读》栏目报道）

在恩宁路改造事件之后，广州市开始逐步建构名城保护体系，随着相关政策的实施，多元价值观、利益博弈渐趋白热化，新闻媒体没有对反保护事件进行简单的批判性报道，而是以事件深度调查切入，多角度展现各种矛盾，从矛盾中“觉察和辨认出”事件背后制度层面的问题，揭示出《保护办法》的缺陷与漏洞，更重要的是客观、平衡呈现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引导各种利益主体通过媒体“公共领域”理性表达其利益诉求，“使问题变成讨论议题”，进而针对这些问题引导专家“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指向制度性的解决。各种利益主体的诉求及专家的相关建言，最后都作为新增内容写进了正在制订中的《保护办法》。

2013年6月11日凌晨发生的金陵台民国建筑被强拆是轰动一时的公共事件，其成为广州历史文化保护的里程碑，正是因为媒体的“放大”，揭示出广州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保护制度上的严重滞后，并密集发起公共讨论，引起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加速了《广州市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区保护办法》《广州历史建筑名录》的出台，并启动了最大规模的文化遗产普查。

2013年6月13日，《新快报》率先独家调查事件真相，连续一周进行多角度、全方位调查与制度层面的追问、反思。

2013年6月15日，《新快报》通过调查事发当晚至凌晨市民向城管热线举报深夜施工，城管直至早上7时才到现场，以《居民投诉深夜拆楼，城管部门有无监管》的报道引出市民、法律专家的批评与建议。关于对现场保护责任的建议促使《保护办法》最终增加了建立名城保护联动机制（《保护办法》第5条）。

规划公开后，媒体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追问，开始聚焦恩宁路改造中遗产保护这一属性。媒介构建恩宁路旧城改造的议题开始从拆迁纠纷向历史文化保护的视角转向，从社区居民的局部利益转向更多市民关注的公共利益，增强了议题的公共性、相关性，并通过多形式、多角度、持续性的报道将事件放大、升温。

2013年6月20日，《新快报》以《广州173个已批地块有建议保留历史建筑》为题，报道政府在出让土地后才发现有历史建筑需要保留，造成被动，专家建议必须在审批建设项目规划条件与设计方案时就要有历史保护专章，促使《保护办法》最终增加了征收房屋前实行历史建筑普查制度（《保护办法》第13条）。

在涉及多元利益主体、矛盾复杂的事件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运作通常是媒体主动征询利益相关人意见，引导专家建言，媒体平台呈现，决策者吸纳意见，通过媒体做出反馈，完成“弱公共领域”与“强公共领域”的连接沟通。

影响淬火冷却时间的主要因素为淬火冷却介质浓度、压力或流量。为防止零件因为冷却速度过快而产生裂纹，本试验使用的是浓度为0.3%的聚乙烯醇水溶液，预冷时间0.5s，淬火冷却介质压力0.05MPa，冷却时间5s。

2013年9月25日，《新快报》以《12村民上书反对自家列入历史建筑》为题，报道沥滘经济联合社12名村民因担忧保留老房会失去拆迁补偿。报道深入了解并表达了这些村民的担心、村委会的顾虑和专家的建议，促使《保护办法》最终增加了对城中村改造要保留建筑的征收补偿方案（《保护办法》第13条）。

2013年10月8日《新快报》以《一边公示保护一边拆除重建》报道两栋列入文化遗产线索的房屋被不知情的业主拆除。报道调查、征询利益相关者业主、村民、街道办的意见，通过专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市规划局马上召集专家讨论完善《保护办法》，并即开媒体见面会，实际上起到了公众参与中政府获取信息听取意见后的反馈、互动作用。这些意见最后体现在：《保护办法》增加了告知制度，专项资金用于非国有历史建筑修缮补助，确有困难的非国有历史建筑修缮补助和文化遗产线索保护等内容（《保护办法》第8、12、18、26、27条）。在第14届92次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审议的《保护办法》草案注释稿中，都提到了《新快报》独家报道的这些案例。

这种“弱公共领域”与“强公共领域”的连接有时候是通过媒体开辟固定的专栏，建立公众、媒体、政府三方合作关系来进行。如2012年广州开展首次历史建筑普查，是委托专业机构推荐，由文物保护、建筑历史、规划专家评审。此前不少专家及文保志愿者都呼吁推荐历史建筑来源应更广泛，普通市民也可推荐。2012年7月起,《新快报》独创性策划、开辟了《广州历史建筑普查 ·民间版》专栏，向社会公众、民间组织征集历史建筑提名,由专家点评，《新快报》向负责普查的专业机构推荐，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与认可。

在这一合作中，媒体以其公信力、可接近性、公共服务属性、政府关系的优势，建立起一种制度化、常态化的民间与官方的合作，推动了公共政策的公众参与。在广州已公布的五批721处历史建筑中,由新快报社提名推荐的有119处。这一创意也引起同城媒体效仿。一年之后，《广州日报》《南方日报》也开辟了类似的专栏。

4 公众参与深入与推广的可能性

“国学”指的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它属于中华民族的瑰宝。让学生对国学经典进行诵读可以使他们的整体素养得到提高。教师在开展语文课堂教学时将国学经典引入进来，不但能够让学生受到熏陶，还可以全面提升他们的个人素养。应该怎样将国学经典渗透到语文课堂教学中呢？

“议程设置效果——显要性从媒体议程到公众议程的成功转移——可以发生于任何政治系统与传媒系统相对开放的地方[6]43。”广州有相对开放的官媒生态，《新快报》的报道并未受到主管部门或市领导的管制与禁止，政府相关部门对媒体报道反应也较为积极，是基于媒体功能的公众参与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

这种模式的公众参与能否进一步深化，能否推广到国内其他地区，将取决于地方政治系统与传媒系统的开放度，以及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

根据文献[15]，邯郸强膨胀土相对应的膨胀力在40.9 kPa～101 kPa范围内，根据离心模型试验的制模含水率，下文计算时取膨胀力为50 kPa。

5 结语

正 如 丹 尼 斯 · 麦 奎 尔（Denis McQuail）所言：“如果只把媒介当作是一个单独的事物是没什么意义的，媒介是无数不同的信息、图像和观点载体。绝大多数的媒介资料不是产生于媒介本身，而是来源于社会，通过媒介又反馈给社会[7]374。”

因此，本文论述新闻媒体在广州城市遗产保护制度建构的作用，并非是一种“单独”的作用，从“监视环境”到“议程设置”再到“公共领域”，媒体是公众参与的发起者、组织者、动员者；也是公众参与的引导者、沟通者（“载体”、“平台”与“渠道”）。

媒体的作用是依托其公信力、公共服务属性、专业能力、政府关系，以媒体特有的功能建构起一种让社会多元主体发挥作用的机制：不仅有专家、规划师，而且有利益相关人包括业主、居民、市民、开发商等，探索出一种自下而上推动制度建设、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模式，使公共决策更民主、更科学，并建构起城市遗产保护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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