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书院教学思想特色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既是教育和教学的机构，又是学术研究、学派交流的场所，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古代书院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普及于明清。朱熹一生钟情于书院教育事业，他不仅修复了全国著名的江西白鹿洞书院和湖南岳麓书院，而且在福建亲自创办了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后改称考亭书院）等极具影响的书院。他在长期书院讲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书院教学思想，不仅为我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当今的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一、朱熹书院教学思想的形成

一切思想都来自于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朱熹书院教学思想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影响下，结合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活动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历史背景

教育具有一定的传承性。我国自古就极为重视文化教育，从先秦开始就有私人办学的优良传统。历代私学的教学实践，积淀出丰富的教育理论和经验，诸如，重立志笃学，重学问思辨，重践履躬行，重启发诱导，重个体自修，重人伦教育，重因材施教，重循序渐进等等。这些经典的教学主张为朱熹书院教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

随着南宋社会经济的繁荣，书院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制度之完整皆是空前的。［1］福建地处东南沿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在这个时期都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福建书院籍此而繁荣。这为朱熹开展书院教学以及形成书院教学思想提供极为有利的环境。同时，在当时许多著名书院教学中呈现出的自由讲学，自由择师，自由探讨和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为朱熹书院教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来源。

此外，朱熹书院教学还吸收许多官学优秀的教学经验，诸如，教学以儒家经学为主，同时也兼及文史、治事，实行分班教学，采取“有讲有读”、教师指导与学生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以及注重教材建设、加强教学组织管理等思想，并在组织形式、学规制度以及教学活动上借鉴了佛教禅林讲学制度［2］。佛教寺院教育对书院教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结合学术的研究型教学、兼容并蓄的开放型教学、自学为主质疑问难的自由型教学、陶冶心性的美感型教学、尊师爱生的融洽型教学等五类。［3］所有这些都对朱熹书院教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设投资之轮是最根本的内容.没有投资就没有产出，没有效益.城投公司，顾名思义最核心的就是投资.任何城市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及扩大城市建设有效投资，必须有一个实施主体，政府赋予城投公司担当了城市建设主力军这个角色.只有投资才能使城投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城投的使命和优势在建设投资，城投的利益在建设投资，城市建设是所有城投公司的核心经营业务.

2.现实背景

朱熹在自己数十年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精心总结出许多有价值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的教学思想对现代教育仍有极大的借鉴价值与启示作用。

官学式微，科举腐败，私学不兴，士无所学的现状是朱熹书院教学思想形成的内在动因。受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国家财政拮据，无力办学，官学教育出现式微之势。而且，当时无论是中央官学还是地方官学都成为追名逐利之所，教学尽为科举，内容空疏。朝廷虽有心改革，但因积蔽甚多，回天无力。［5］官学的没落和科举的腐败增强了朱熹对书院教学的执着探索。他认为必须通过构建新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模式来改革科举制度，于是，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基础上创建书院，收徒讲学，力求清除积蔽，“匡救教育”。兴复白鹿洞书院便是实践自己教育主张的一次重要试验”。［6］

此外，家学渊源和求学问道的经历，也为朱熹书院教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朱熹与书院的关系可追溯到他的父辈。朱熹的父亲朱松在福建省政和县做县尉时，就创办了云根书院和星溪书院。在泉州安海石井镇任监税官时，曾讲学于鳌头精舍，这为其子朱熹的书院情结种下了前缘。朱松去世后，少年朱熹秉承父愿，师从父亲的同门好友刘勉之、刘子晕、胡宪三位大儒。成年后，朱熹又拜延平先生李侗门下习理，成为程门四传弟子。在导师李侗的指点下，朱熹继承理学道统，尽得理学真传。一脉相承的弘继，使朱熹能够深化和发展其理学研究，并将其应用到其书院教学之中，形成自己颇具理学特色的书院教学思想。［7］

 

二、朱熹书院教学思想的特色

朱熹书院教学思想是在其躬身践行朱子理学的根抵上凝炼而成，其内涵丰富，教学成效显著，且富有鲜明特色。

1.书院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朱熹作为书院的创建者或主持人，在书院积极开展学术研究。他与同门弟子深度探究理学、经学、史学等问题，为慕名而来的莘莘学子开坛授课，通过“百家争鸣”的讲会、会讲、著述等，宣传其研究成果并应用于书院的教学之中。尤其是朱熹的三次会讲打破了古代书院传统的“门户之见”，为不同学派在书院自由讲学开了先河，这不仅促进了书院学术研究的繁荣，也扩大了书院教学范围与影响。教学与学术并重，教学过程与研究过程相融，不仅提升了学子的学术研究能力，也有效地发挥了书院保存与传播文化的功能。浓厚的学术氛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子慕名前来求教，朱熹书院很快就成为了当时教育活动的中心和著名学者探讨学术的胜地。

朱熹认为，德育是育人之本，故将“明人伦”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朱熹在书院教育教学活动中，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认为教人为学就是让学生明义理、会做人，注重学子的道德完善和人格培养。朱熹说，“修德是本，为要修德，故去讲学”［10］，在他看来，道德教育是知识教学的终极目的，“讲学”与“修德”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手段过程与目的的问题。［11］因此，朱熹将书院生徒所要遵循的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世之要和接物之要［12］，都明确地制订在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之中。朱熹还教授给学生如何修德的具体方法，如主敬、涵养、克己、格致、力行等等，这与“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的理念相契合。朱熹持重“尊德性”又不轻“道问学”，他认为，读书以穷理，明德以治人，只有把知识传授与品德修养相结合，将学问研究与人格完善相结合，才是真正的教育。

朱熹书院以培养人才为宗旨，以繁荣学术为已任。学术研究是朱熹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的有效途径，二者相辅相成，共生互动，实现了研教一体。这是朱熹及其学派区别于当时其他学派最突出的特点。

2.自主学习与适时启发相结合

迄今为止，临床中以手术为肺癌治疗的首选方案，作为一种有创治疗方式，虽然效果显著，但术后容易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肺不张、肺炎等[1]。因此，有必要通过有效的手段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改善患者预后。目前，人们已经习惯应用微信获取自己想要了解的健康信息。此次研究中对新媒体延续护理对肺癌术后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将分析结果总结为以下呈现报告形式。

 

3.知识传授与道德教育相结合

3.3.2 LJ评价指标。在美国，并非所有公共图书馆都可以参加星级评价，只有总运转经费在10 000元以上、服务人口数量在1 000人以上，并且被IMLS定义的公共图书馆才有资格进行星级评价。星级评价共有4个人均指标，分别为人均访问量、人均流通次数、人均参加图书馆各种活动的次数和人均公共计算机网络使用次数。这4个指标具有相同的权重。各公共图书馆将本年度本馆4大指标的相关数据上报于IMLS，星级评价在进行评价时所依据的数据便来源于IMLS。

4.读书穷理与躬行践履相结合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理应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教学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与技能，更要培养学生高尚的品德和健全的人格。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教育往往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放在提高“升学率”上，大搞“题海战术”和“填鸭式”教学，往往忽略了对学生如何做人的基本素质的教育。尽管学校也开设了与思想品德教育相关的课程，但它们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仍然处于附属地位，导致学生的道德素质普遍下降，具体表现为，有些学生荣辱观混淆，公德心缺失，责任感淡化，个人行为失范等等。朱熹将道德教育作为理学教育的核心，在书院教学实践活动中，以“德”为本，通过环境熏陶、游学访友、德行示范等隐性的教学方式，提升学生内在品格。而且，朱熹还强调德育必须从基础抓起，从小学抓起。他认为，如果小时候没有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长大后再补救就来不及了，“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朱熹以德为本，德智统一的教学思想对克服当下重智育、轻德育的不良倾向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总之，目前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大多只是理论上的探讨，缺乏实际的操作性和针对性，对于教师核心素养的再发展并没有太多的深化研究及探讨。这也给我们一个广阔的空间进行研究。

三、朱熹书院教学思想的启示

南宋时期，金人举兵南侵，宋室南迁偏安一隅，外有金兵步步进逼之扰，民族矛盾尖锐；内有农民起义之困，阶级矛盾激化，陷入了“外患”“内忧”之境。正如朱熹在《戊申封事》中所言，当时的南宋王朝犹如一个患重病的人，“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4］。如何挽救日益严峻的统治危机，重整纲常，巩固中央集权统治，不仅是当时统治阶级也是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朱熹紧紧抓住书院这块文化阵地，论道讲学，著述立说，以培养“明人伦”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挽救统治危机，实现其抱负和理想。可见朱熹书院教学思想是同当时的政治现实紧密相连的。

1.重视道德品质的培养

 

朱熹继承了儒家关于笃行的思想，主张书院师生在求学问道中，既要“致知”又要“力行”，知行并重。朱熹认为，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虽知行之间有所偏重，但却“如车两轮，如鸟两翼”［13］，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列，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14］。朱熹总结其教学经验认为，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礼义，须反来就自身上推究，“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不行而不可，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理，则所践理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15］。意思是说，要探寻真知，最终还得落实到实践上，通过躬行，探明知识的源头活水，才能加深理解巩固新知，进入圣贤之域，即“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16］。

朱熹认为，教学是师生互动融合的双边活动，应以学生读书穷理自学为主，教师答疑解惑引导为辅。也就是说，教学活动在发挥教师指导作用的同时，更要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朱熹明确指出，“事事都由你自己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己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8］。教师“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应该是点拨启迪者，只需要提举纲领，引导督促学生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己”［9］。因此，在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以及武夷精舍和考亭书院讲学时，朱熹一方面积极鼓励学生深钻细虑，熟读精思，独立思考；另一方面又适时指点，注重对学生自学顿悟、读书穷理之法的传授，诸如读什么书，怎么读，如何学以致用等等。通过师生问难商榷，有疑共析，激发了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获得真知的能力，使学生“鱼”“渔”兼得。

2.重视综合素质的教育

新课程改革的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但是反观当下，在应试教育指挥棒的驱使下，许多学校仍然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生综合素质的唯一标准。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只是单纯地传授知识，忽略了对学生能力与素质的培育，结果培养出来的是高分低能、德智分离的“残缺的人”。而朱熹早在几百年前就猛烈抨击过扼杀人才的科举应试教育，并将自己对素质教育的真知灼见付诸实践。譬如，在书院教学中，他的教学内容极为丰富，包括修身、为学、处事和接物等，以期通过教育改善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朱熹的思想为我们当前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示范作用。

评定两组术后髋关节的恢复情况,采用Harris髋关节评分法,满分100分,90分以上为优、80-89分为良、70-79分为中,70分以下为差。

 

3.重视学习方法的指导

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加强对学生的学法指导是非常重要的。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不仅要研究怎样教，还要研究怎样指导学生学。教学追求的目标是不仅让学生学会，还要让学生会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可是，在今天的中小学教育教学中，仍然有一些教师只重视向学生传授知识（鱼），却很少教会学生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渔），学生“死读书”“读死书”的状况一直得不到明显的改善。朱熹作为书院的导师，一直将书院教学方法的改革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他在书院教学活动中，非常重视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让学生在获得“鱼”的同时，也学会“渔”，即学会高效捕捉更多的“鱼”、更大的“鱼”的手段。他所提倡的学习知识要“循序渐进”“熟读精思”“博学专精”“学思并重”“切己体验”“专静纯一”，以及“居敬（严肃认真）持志（明确具体目标）”等教学原则和方法，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

4.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现代教育提倡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苍白的，因此，需要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效对接，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验证理论的可行性。早在七百年前，朱熹就意识到了这个道理，他说书院教育有两件事最重要，即“理会”与“践行”。所谓“理会”，是指对传统文化知识的认知（理论）；“践行”，是指对社会文化知识的实际运用（实践）。朱熹认为，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中，始终是以实践为重点。他还提出“学即行”的主张，强调只有在社会实际的践行中才能学到真本领。目前，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如何在教学中进一步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强化实践性教学，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已成为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关于教学既要“致知”又要“力行”，知行并重的思想，依然可以为当今的教学改革提供一份有益的经验。

总之，作为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最有影响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朱熹在继承和借鉴前人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积累了丰富的书院教学经验，并将其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了完整的书院教学思想体系。挖掘、继承和创新朱熹的教学思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由图4可知，当集装箱运输需求量小于90 TEU时，集装箱拖车经济性更好，集装箱运输需求量等于90 TEU时两者经济性相当，大于90 TEU时水上“巴士”优势更明显.

 

参考文献：

［1］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73.

［2］丁钢.中国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144.

［3］胡双喜.佛教寺院教育对宋代书院教学的影响［J］.教育学术月刊，2009(8).

［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四部丛刊本.

［5］［6］李国钧.中国书院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131，188.

［7］徐晓望.闽北文化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403.

［8］［9］［10］［13］［14］〔宋〕黎靖德 .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张传缝.中国教学论史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214.

［12］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270.

［15］〔宋〕朱熹.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3012.

［16］〔清〕黄宗義.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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