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墙（之七）

O:得马水关上的巡检司

一

成化二年（1466年）的秋天，当王玺的马蹄第一次踏入这处飘满落叶的得马水时，回首仰望这座久负盛名的关城，他突然想到一个同样魁梧的背影也曾在这条河里纵马扬鞭，也曾像他这样装着一腔壮志凌云而驰骋于边疆之上。

这座关城就是得马水关，那个纵马扬鞭的背影便是唐朝名将尉迟敬德。

一些损伤严重强行保肢的患者，虽经过多次手术勉强保留了肢体，但后期功能很差，甚至无功能、无感觉，又影响假肢的佩戴，不能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保肢的最终目的是保存或重建无痛、有功能并有一定保护性感觉的肢体[4]。因此，血管吻合成功、建立了血液循环不等于再植成功，更不能说明保肢成功，后期并发症的处理、缺损创面的修复、功能的重建、正确的心理疏导更为重要。

是时，王玺征调几千名士卒修筑的沿河边墙，已经由河会的黄河滩涂直抵得马水关下，在这里，边墙将随着黄河的流向，由东南一转九十度的大弯，向西南的石梯子方向修去。“千年的黄河向西流，百年的清官不到头！”远远地从得马水关的城头上飘来一阵稚嫩的童谣，歌声清脆而悠扬，却让这位久久凝视关城的山西镇总兵不免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得马水因唐朝名将尉迟敬德在此获得良马而得名，也因地势险要，通衢山陕和塞北大漠而为历代兵家争夺之地。尉迟敬德自小生活的下木角村 （今山西朔州平鲁区下木角村），就在老营东南的山沟里，距此不过百里之地。据唐代谱牒《元和姓纂》记载，尉迟敬德是西魏平东将军尉迟说的第八代玄孙，父亲尉迟枷为隋代乌程镇将军。尉迟氏是北魏鲜卑族尉迟部落的姓氏，西魏宇文泰恢复鲜卑旧姓时，命令汉族部将资历高者袭主将的胡姓，以此胡化汉人，尉迟一家从此以胡姓为氏，但仍旧沿袭汉人的生活习俗。到尉迟敬德这一代，隋唐交替，天下大乱，尉迟敬德便沦落为重操祖业的打铁汉。隋大业十三年（617年），马邑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起兵反隋，闻听尉迟敬德勇猛，便任其偏将。武德三年（620年）唐军大败刘武周，刘武周被迫放弃晋阳，逃往北部突厥，尉迟敬德收拢残兵，仍坚守介休、永安二城。李世民知其武勇出众，便派人说服尉迟敬德归唐，任其为右一府统军。

相传，尉迟敬德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建立奇功无数，正当唐军势如破竹收复各地割据势力之时，军中战马甚是短缺，军队的战斗力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尉迟敬德自小生活在胡汉杂居的塞外，自知马邑（今山西朔州）自古以来盛产良马，便自告奋勇到马邑征集战马。据说，尉迟敬德在家乡征集马匹颇为顺利，山村乡野凡是健壮的良马，不管驯服与否，都在他网罗的范围之内。一天，一位老人为军中送来一匹枣红马驹，听老人说这马是当地的骒马与塞外草原上的野马所生，还不足三岁。尉迟敬德仔细端详马驹，且见马驹虽说还未完全长成，却体格均称，毛皮光滑，四肢粗壮，一看便是宝马良驹。他喜由心生，从老人手中接过缰绳，便想纵身上马，谁知这匹枣红马是匹烈马，还未等他靠近，就又踢又咬甚是狂野不羁。马儿越是这样，越激起了尉迟敬德征服的欲望。就在他连拉带拽，一次次准备飞身上马时，枣红马一下子从他手中挣脱缰绳，撒开蹶子飞奔而去。尉迟敬徳见马儿奔跑的身影若似一团飘浮的红云，腾起的尘土有如疾风吹沙，再听铿锵有力的马蹄声，仿佛骤雨急至，空灵而有力。一匹良驹岂能让它这样白白跑掉，尉迟敬德也未多想，撒腿便追。枣红马真正变成了一匹脱缰野马，一路撒欢朝西奔跑，尉迟敬徳正值壮年，不管不顾一直狂追不舍。马和人大约跑了半天的时间，直至跑到黄河东岸。滔滔大河挡住了枣红马的去路，马儿便停下来，在大河岸边的一条小河里饮水。尉迟敬德追到河岸上，趁其喝水之际，还是再次拽住了缰绳。也许是马儿跑乏了，这回却没有再踢再咬，乖乖地任其摆布。尉迟敬德这才感到腹中饥渴，恰逢一位往地里送饭的老妇担着酸米稀饭走来，他便向老妇讨饭果腹，老妇问清原由，早闻尉迟敬德是他们关塞一带的英雄豪杰，便以酸米稀饭款待。尉迟敬德口干腹空，只觉这酸米稀饭有若甘露琼浆一般，甚是可口，连连夸赞不已。后来当地人就将黄河岸畔这条支流叫作得马水，以尉迟敬德的威名壮其声势，也以“得马”之名赞其为福地。据清道光版《河曲县志》记载，后来得马水有歌传唱，歌曰：唐皇圣帝生姓李，殿头元帅无可比。胡汉敬德尉迟恭，铁鞭到处尘烟起。龙池捕马至河曲，方得回头心内喜。妪婆担水送琼浆，地名唤作得马水。

歌中所唱“胡汉敬德尉迟恭”，便是当年尉迟敬德一族被鲜卑人胡化，是胡化了的汉人。而“妪婆担水送琼浆”，其“琼浆”为黄河岸畔种植了几千年的“稷”发酵后所做的酸饭，其味道酸甜甘冽，能去暑生津，在干旱少雨的黄河岸畔可比古代的“琼浆玉液”。

得马水在唐宋时期是辽宋两国的分界线，辽国北部的五花城与宋朝的火山军在此形成对峙，在得马水沟北和东部分别建有元太捕寨和虸蚄寨。到元代，这里的关寨及其地名均被蒙古人废止，得马水从此变为河东路河曲县清泰乡。直至明洪武年间，这处关寨才被恢复为得马水关，洪武九年（1376年）朝廷在此设立得马水关巡检司。据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扬免堡在县（火山军旧址）北，南去石梯子十里，堡北十里为得马水营。大约在宣德年间，朝廷在黄河东岸大规模修筑守御的营堡，得马水才真正建立兵营，与五花城互为犄角。

得马水关自古以来就是通往山陕和漠北的要塞，在洪武永乐年间，明朝的北部边疆卫所均在黄河以北，东胜卫（今托克托县境）、云州卫（今和林县境）、官山卫（今卓资县境）、宣德卫（今凉城县境）、玉林卫（今和林县境）等卫所成了拱卫大明帝国疆土的前沿阵地，而得马水所在的黄河东岸便成了连接这些卫所与中原大地的重要通道。

“上悉许之”就是皇帝一应照准。陈讲提到的神池、八角、利民、三岔、镇西卫（五寨）都是黄河东岸的营堡，对于拱卫沿河营堡和关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五门楼寨和沿河的边墙从建城之日起到嘉靖十九年（1540年），历经七十多年的战火洗礼，应该说此时的楼寨和边墙大都已经枯朽和残破。而朝廷重新将目光投向山西防务，对于沿边备战仅仅是拉开帷幕。

唐峪河属于海河流域永定河水系桑干河上游浑河支流，发源于黄花滩乡北花峪一带，由浑源县南部山区自南向北在唐家庄村处出峪口至仁和号村汇入浑河。流域面积164 km2，干流长度31.6 km，河道平均纵坡2.9%，河床糙率0.03。唐峪河分为左、右支沟，左沟为龙蓬峪，右沟为正峪沟。龙蓬峪流域面积74 km2，植被较好，森林覆盖面积12 km2，其余为天然灌木和杂草覆盖，水土流失较少。正峪沟流域面积90 km2，流域内沟壑纵横，河道宽浅，岩石风化严重，土质松散，水土流失严重。

他征调这几千人的队伍沿河筑边，看似备边防患，可实际他无时无刻不在提防惹祸上身。尤其是当他看到得马水关城上的巡检司衙门，心中更有一种头悬利剑的感觉。远的不提，就说当下这几千名士卒，按照朝廷的军户制度，他们大都生长于千里之外的南方，又到几百里以外的卫所服役，最后才被统一征调到边关修筑边墙。他们在这里水土不服，劳役繁重，加之思家心切，时不时地便会逃跑失踪。按照洪武三年（1370年）颁布的律法，凡小旗属下逃亡士卒3名，小旗降为军士；依次类推，上至总旗、百户、千户各级官员，都要按照逃军的数量减俸降职。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律法又新增规定，凡千户的逃亡士卒达100人以上，千户每月减俸1石，在逃200人减俸2石，百户所有逃军达10人，百户每月减俸1石，逃军20人，减俸2石。这种处罚还是轻的。早在宣德三年（1428年）七月，太原左卫清点军士，15076名军士中有1713人逃亡。都察院下文缉拿，将带头逃跑的士卒戴枷示众一月，依律杖责之后，连同家小一并发配甘肃充军。其他士卒都被杖责后遣回原来的卫所继续服役。朝廷下严旨规定，各省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其所属镇守官员如有疏忽遗漏，让军士逃亡者，一并追究治罪。而这些逃亡的士卒恰恰是在路经巡检司关卡时被盘查抓捕的。就在三年前的天顺八年十一月，朝廷又采纳代州守备兼提调雁门关山西都指挥同知张怀的建议，在戍边士卒中实行“五人连坐法”，即以五人为一伍，一人有功五人同赏，一人退缩五人皆罪。以此使士卒畏将而不畏敌，安心守边克敌制胜。

仿佛是布下了天罗地网，在边为将为卒，无法防备强虏入境者要被朝廷问罪，逃跑懈怠者也要被朝廷问罪，而且遇上贪生怕死之徒退缩逃跑，自己也将被株连。身在得马水关巡检司的关城下修筑边墙，王玺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懑和忧伤。

想来当年尉迟敬德跋扈嚣张，也能为唐太宗相容，而大明帝国的朝廷在对待他们这些出生入死的将士却非逼即防，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安固边疆。得马水关以尉迟敬德而威名远扬，一个原本为兵家争夺的煌煌关道，自洪武九年巡检司衙门的设立，却成了所有边将士卒无不畏惧的地方。

第一，同情认同同情认同强调说话者与听话者产生共同的情感认知而建立彼此认同的关系，说话者希望听话者与自己产生共鸣，从而实现规劝目的。例如，习近平在关于“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讲话中提到“古丝路的起点就位于我的家乡中国陕西”，作为外交致辞人习近平将个人的故乡与“一带一路”这个议题相联系，这就拉近了与沿线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心理距离，产生共情并达成同情同一。同情认同是人与人之间基于共同感受或共同体验认同而实现劝说目的。它与古典修辞学中的“规劝”最为接近，但其所涉及范围与意义较之更广。

二

朱元璋设立巡检司于关塞要津，为的就是查访过往行人中的作奸犯科者，以此形成威慑，维护社会秩序和朝廷法度。而且在洪武年间巡检司作为地方兵防的补充，制度尤为严苛。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曾敕谕天下巡检说：“朕设巡检于关津，扼要道，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万历《大明会典》又载：关津，巡检司提督盘诘之事，国初设制甚严。”

城头上的歌谣让王玺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尤其是那一句“清官不到头”的歌谣让他着实有点心惊肉跳。

得马水营和得马水关巡检司时期是黄河边墙之上双珠合璧的重要关塞，由此也让这里出现了人丁旺盛，商贾云集的景象。从后来人口聚集于此的族姓看，这里主要以任、樊、韩三姓为主，其中任姓一族支脉繁杂，人口众多，应该是定居此处较早的人家。

在王玺的筑边大军还未到来之前，近百年的时间里，得马水关巡检司由于承担着盘查边疆奸细、拘捕逃逸军士的重要职责，在几次全国大范围裁撤的过程中，均被保留了下来。洪武十三年（1380年）二月初六日朱元璋派遣使臣到各处视察巡检司，再次传达皇帝谕旨，重申各巡检司的主要职责是使士民乐业，商旅无艰。可是不久以后，朱元璋又下令将巡检司改为杂职，以此扩大巡检司的职责，对县署鞭长莫及的管理杂务，由巡检司帮办料理。到十月十六日，朱元璋命令吏部裁汰巡检司，非要冲之地，全部罢除。全国共裁撤354处巡检司。到弘治年之后，各地巡检司又被大量裁革，而得马水巡检司在历次的裁撤中被保留了下来。

从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第一次在广西设立巡检司起，各地设置巡检司的原因便是多种多样的。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年九月，广西行省以靖江、平乐、南宁等府，象、宾、郁林等州汉瑶壮各民族错居，奏请“其关隘冲要之处，宜设巡检司以警奸盗。从之”。洪武六年初，浙江“温州府民周党三等相结为盗，据瑞安万里林，守将领兵掩捕，尽获之，遂即其地置淡洋巡检司”。又据《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三年五月，以“山深路僻，盗贼出没，去县遥远，卒难制驭”，设江西高安县阴岗巡检司。宣德四年正月，以“路通川陕，而山岭深险，林木茂密，盗贼所聚，往来未便”，设山西汾州黄芦岭巡检司、泽州沁水县东乌岭巡检司，“领兵巡逻，庶几盗息民安”。宣德六年七月，设汉阳府汉川县刘家隔巡检司。“刘家隔去汉川县远，而与云、孝、应城三县相连，土著之民止有九户，而各处客船往来贸易驻泊者常三五千艘，亦有结屋安居不去者，虑有逋逃军民杂于其间，或至相聚为盗。”到成化初年，设河南内乡县全斗山巡检司、陕西洛南县三要巡检司，“以其地产银砂，军民盗采构患故也”。

记录切口长度、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等围手术期资料和并发症等，采用Constant评分评价临床效果。行X线片检查，观察肩锁关节复位情况，比较两组间差异。

这些巡检司的设立大都是出于盗贼四起，为患乡邻，官军又无力顾及，才以巡检司的力量震慑贼寇，而唯独得马水关的巡检司作为黄河边墙之上与得马水营共处一处的衙门，成为了边疆军事监督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的巡检司，对于身系边务重要职责的总兵官来说，的确是心有余悸。而且从明代流传下来的正史来看，得马水巡检司被史学家多次提到，可见一个小小的巡检司对那一代人的心理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明史》云：保德州洪武七年降为县，八年十一月属岢岚州，九年正月复升为州，西滨有大河，东北有得马水巡检司。《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志》云，县有得马水巡司，万历中裁。

其实巡检司的建制在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中，秩品是相当低的。其属于县府统领，设置有巡检和副巡检，皆为九品官秩。据万历《郧阳府志》所说：“至于巡司，虽系兵防，然府县所属，故并不入纪事，固各有统类也。”可见，巡检司虽具军事武装性质，却属于地方行政辖属。也正因为如此，地处军事重镇的得马水巡检司，看似微乎其微，实则却对边将和军士有着较强的约束力。这也是明朝分而治之的重要治国之策。总兵官秩品再高，只属兵部管理，而巡检司秩品再低，却可远通锦衣卫，近通按察使御史，因而军士一旦有违朝廷法令，被巡检司查捕，总兵官却无法插手调停。据《明宣宗实录》记载，洪熙元年九月又有“各处巡检司官吏兵牌职专巡捕，今后敢有纵容境内军民人等之家隐藏逃军不行擒拿，许亲临上司并巡按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严加稽考惩治。一岁之间，若被人盘获十名之上者，拿问如律”。得马水关的巡检司如果盘查逃军不力，自然也要受到上级责罚。

这就是边墙之上的巡检司，有如一把利剑整日悬在所有士卒的头上。而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里，从老牛湾到石梯子，一百多里的边墙能在陡峭山岗或黄河滩涂修筑成功，也许那个小小的巡检司也在悄悄地起着作用。

也正因为如此，从成化三年起，王玺屡屡受到朝廷表彰和重用，这让王玺日后成为了彪炳史册的人物。据《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三年（1467年）冬十月，巡抚山西右佥都御史李侃奏请朝廷表彰王玺等几位边将的勇敢。奏曰：古人有倡勇敢之说，盖以天下之将，三军之众怯者恒多，勇者恒少。两军相对，莫敢先动，而三军之士，属目于一夫之先登，一夫倡于前，虽怯者，亦莫不鼓行，而进虏见我军有如此之勇，必相惊惧而自退矣。今如宣府游击将军许宁、大同游击将军秦杰、偏头关守黄河七堡署都指挥佥事王玺，奋勇杀虏，人所共知，此三人者今边将中之勇敢者也。皇上诚用此等之将，阴厚而激发之时，加慰勉，彼将感恩思报，而凡将士中，有勇力者，莫不思效法而兴起，而贼不足平矣。成化六年（1470年）八月虏寇入河套潜伏，声言待耕种时，来抢掠。朝廷调集诸将分兵御边，其中山西都指挥王玺等诸将统兵于延绥，往来截杀强虏。此外王玺的兵将皆于黄河七堡备御。《明史》又载，成化九年（1473年）王玺以将才与周玉同荐。十二年（1476年）擢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多与当地番人共处，立石画界，与樵牧土著互通马市，消除边患，得到成化帝的赞扬。成化十七年进署都督同知。时玺以都督佥事为总兵官。二十年（1484年）移镇大同。玺有复哈密功，官不进，陈于朝，乃实授都督同知。玺习韬略，谙文事，勇而有谋。廷臣多称之。在边二十余年，为番人所惮。

王玺由统领黄河七堡起家，因修筑黄河边墙为朝廷所瞩目。当他带领士卒小心翼翼地从得马水巡检司的关城下走过，也许注定将成为一代叱咤风云的人物。

历经岁月风尘，到万历年间，当边墙上的营堡里都以“客兵”为主，从山西潞泽卫所调来防河的士卒冬来春回，再也没必要中途逃跑，得马水关上的巡检司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于是在万历后期，存在于黄河边墙之上二百余年的得马水巡检司最终被朝廷裁撤。

三

大明帝国的军户制度，让南方军户都要到千里之外的卫所服役，卫所的士卒又要到百里甚至千里之外的边关戍边。军户所需盘缠路费均须自备。士卒在卫所服役的月饷仅一担的仓米，以此养家糊口。而卫所营堡内的官员多有克扣盘剥，若遇士卒出差，其妻小到营关领取饷米，却要支付挑运费用，一月饷米实际领取仅仅七八斗，士卒持家艰辛。又且南兵水土不服，却要承担繁重差役，致使卫所营城内的士卒大量逃亡。据《明史·兵四》记载，自吴元年 （1367年）十月到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全国逃亡士卒达47900余人。面对卫所军事流失难以控制的局面，洪武九年（1376）年，朝廷按照以往惯例在此设立得马水关巡检司，隶属保德州。专门盘查拘捕逃逸士卒和流寇盗贼。

据清朝乾隆四十八年《巡检司任氏考》记载：“本村之北，有任氏古坟，内石碣二，字多剥落……今将石碣原文祥录于左，以示后之观之者。东碣：维大元国时，至正十年五月二十一日，河东北路河曲县役河乡任家村任玉……就于祖坟起立新坟一座，建立石碣。西碣：维大元国时，至正十年，岁次庚寅五月建，壬午甲寅相，二十一日甲戌，河东北路河曲县清泰乡任君旺，就于祖坟起立新坟一座，修茔愁砌，石碣完备……”可见，任氏一族在元朝至正十年（1350年）前就定居得马水，相传由山西洪洞碓臼圪坨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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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地方性武装力量，尽管在洪武年间，按照朱元璋的本意，是为了缉拿盗贼、搜捕逃军、盘查贩卖私盐等作奸犯科者，以此达到“士民乐业，商旅无艰”的治理效果。但到永乐以后，随着明朝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巡检司在这种大背景下，也日益成了与京城五城兵马司和锦衣卫遥相呼应的最基层的地方军事机构，也将触角悄悄的伸向了刺探边将忠奸、报告边疆细作、监视朝廷要犯等秘密警察所做的事项之中。

五城兵马司最早是在洪武初年设立，主要是派兵昼夜巡逻京畿重地，负责京城社会治安。最初仅设一处兵马指挥司，隶属于中军都督府。据《明史》记载，永乐元年，朱棣定都北京，始正式设东、西、南、北、中五城兵马司。各设指挥一人，副指挥五人。巡察的范围，南抵海子，北抵居庸关，西抵卢沟桥，东抵通州。所辖官军人数逐渐增加。宣德初，京师多盗，增军百人，协助五城兵马司巡捕。不久，又增夜巡候卒500人。成化时，始命锦衣卫官校参与巡捕，并由锦衣卫官同御史督之。成化末年，加拨团营军200人。弘治年间又加拨三千营军士120名。同时，令锦衣卫官五人，旗手等卫官各一人，持专门腰牌，率兵分地巡警。弘治末年，逻卒增至4000人。万历以后，军额倍增，达10018员，马5000余匹。随官军人数的增加，官员也逐渐增置。设提督官1员，中军官1员，左右参将2员，城内分地设把总12员，又有统率500精兵的尖哨把总6员等。官员各分信地，设立界牌。士兵们夜持巡牌，“核城门扃鐍及夜行者”。据《万历大明会典》又载，及盗贼、妖言、街道、沟渠、囚犯、火禁等事。孝宗时，里甲之法极严，家给悬牌，悬于门上，上书籍贯丁口名数。外地口音及服色有异者，均在摘发之列。皇帝出宫及朝审、录囚等，逻卒还需列队街巷，以壮声势。明初捕盗在京师以外各州县则无专官，弘治以来，在外添设捕盗通判、州判、主簿等官，由此使巡检司成为最基层的巡捕组织。

《明史》又载，洪武二十六年，朝廷下诏定制：各处巡检司，任务是盘诘往来奸细、贩卖私盐犯人、逃军、逃囚，以及无文引、面生可疑之人。同时规定军民人等往来出乡百里者，即由巡检司按验文引。运船马快商贾等船，经由津渡巡检司者，也要按验文引。巡检司执役之人由乡兵充任。乡兵是由丁粮相应人户内佥点，一年更替。一些地方的巡检司还可以拨囚犯应役，亡故后勾其家人补役。巡检司盘查抓获的内外卫所逃军、囚徒、无文引之人，及贩卖私盐者，送到刑部审问，在逃囚军刺字，原伍旧军及余丁亦刺字。若系在京军人，则调发外卫，在外卫所军人，仍发原卫著役。盐贩充军，财物入官。

可以想到，当年巡检司与在京的五城兵马司，各州县衙门的捕盗通判、州判、主簿构成了明代的“警察系统”，他们与直接服务于皇帝的锦衣卫和东西厂相互勾连，其势力不可小觑。难怪至今的得马水巡检司（巡镇）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任樊韩，打死人，不偿命！

在“隆庆议和”以后，得马水关北部的水泉口，黄河对岸的麻镇、皇甫川堡都成了蒙汉两地互通商旅的马市，由于巡检司设卡盘查过往行人，这对得马水关人口聚集影响颇大。为沿边营堡运送粮草的客商，拿着从官府里领出的盐引，到盐库购买食盐，然后在各个通商的关口贩卖，而得马水关城成了他们必经的要道。应该说，此时的得马水关成了商贾准备通关歇脚的地方，由此而引来了大批沿河两岸的土著乡民前来采办交易，这应该是得马水集镇的最早雏形。到万历以后，巡检司被朝廷裁撤，但得马水营还存在。边墙营堡里除了冬季居住着大批南来的“客兵”外，营堡里的“主兵”也因天下太平，人口繁衍迅速加快，自然家居采办日常用度和钱物交易也日渐增多。北边的五花城、夏营、河会，南边的五门楼、曲峪、阳沔、石梯子，及其东山上的乡野居民，都一齐涌入这处曾经设卡盘查人来人往的关城，一个小小的集镇，在边墙之下慢慢形成。

到清代以后，沿河边墙的营堡，除桦林堡、楼子营、焦尾城、河保营、唐家会、河会营六处营城留守兵马外，其他营堡隘口均被裁撤，得马水营也同当年的得马水巡检司一样成为渐行渐远的历史，而这处曾经的巡检司的名字却被意外地保留了下来。得马水再次就像当年元代更改为“清泰乡”一样，再次被更改为“巡检司镇”，当地人直呼其为“巡镇”。道光版《河曲县志》载，到道光年间之前，巡镇已经形成了逢农历三、八的集场，不止沿河乡民前来赶集，就连附近县份的商贾也云集于此。有俗语云：三个重庆，比不上一个巡镇。虽为戏言，且也见繁荣。

得马水关自唐朝尉迟敬德捕马而得名，历经元、明、清三代，只有在明代才恢复得马水的称谓，其余像元代称之为“清泰乡”，清代称之为“巡镇”，多少让人觉得，似乎是元清两代有意避之。这种地名沿革的现象，成为中国北方民族交融对抗的历史见证，也是黄河边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在触摸古老边墙的时候，总能慢慢地感受到“铁马冰河入梦来”的那一份远古的浑厚与沧桑。

P:边墙冲口上的楼寨

一

成化二年（1466年）二月的穿河风依旧寒冷异常，黄河滩上大块的冰棱还是白花花一片。风刮在人的脸上，刺啦刺啦地作响，仿佛是用坚硬的冰棱在脸上剐蹭，那种刺痛的感觉，也许只有站在黄河畔的山岗才能真正体会的到。这应该是气象学上称之为“明朝小冰河期”开始的年份，大明帝国的冬天骤然间变得异常寒冷，就连往年“大雁北归，九九河开”的季节，也从不见雁阵飞翔的身影，更别说冰封已久的河道了。

白家嘴子矿区整合采矿权范围内，主要矿体为Ⅱ-1、Ⅱ-2、Ⅰ-24、Ⅳ-1、Ⅲ-1号矿体，这5大主矿体地质勘探时期的镍金属量累计约546万t（表1），占全矿区的90.55%［5］。目前，开发该矿的矿业公司保有矿产资源储量急剧减少，矿区深边部地质勘查工作也未取得较大成果。随着该矿业公司的不断发展，对铜镍资源的需求将不断增长，矿产矛盾日趋凸现，资源危机迫在眉睫。面对这一现状，须通过地质找矿，力争探明新的铜、镍资源量，以缓解该矿业公司快速发展带来的保有资源锐减的矛盾，为该矿业公司长盛不衰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此时，总兵官王玺正一身戎装站在黄河东岸的山岗上。眼前的黄河滩已经是冰棱和浅滩纵横交错的图景，曾经海海漫漫流淌的河水，在封冻后已被裸露的浅滩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冰棱，远远地看去，这些杂乱的冰棱在阳光的照耀下，就像将士盔甲上的胄钉，更让人有一种彻骨的寒意。王玺无意于眼前的寒风，令他心中寒意更浓的就是黄河滩上封冻已久的河面和那些裸露的浅滩。就在刚刚过去的腊月，火筛部落就从扬勉堡踏冰过河，要不是朝廷紧急调遣都指挥使康锐统领三千京兵援助，恐怕到现在这里仍旧是鞑靼兵的天下。而那些坚硬的河面和裸露的浅滩，正是鞑靼兵纵马驰骋进入黄河东岸的跳板。惊蛰已过，如果河面还不消融，一旦败退的火筛部再次卷土重来，这里必将会迎来又一场厮杀，作为统领沿河防务的总兵官，王玺确确实实感觉到一种痛彻身心的寒意。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的研究提示儿童生长痛的发生与钙的缺乏有一定关系，可能是由于小儿骨骼发育，神经肌肉紧张而导致牵扯性疼痛。另外，钙对神经兴奋有抑止作用，缺钙可以使神经肌肉兴奋性增高，从而引起肌肉疼痛或肌肉痉挛等。

嘉靖十九年（1540年）十二月，嘉靖皇帝眼见蒙古部落数次轮番攻入山西，急忙召集兵部文武大臣商量对策。兵部官员和时任山西镇雁门等关提督右副都御史陈讲认为，山西镇驻兵较少，是导致虏寇数次入侵的直接原因，因此建议在山西镇的各个关口要塞处增加兵力，设置将官，以此来加强兵备，提高防御能力。陈讲巡察山西多年，自然更加熟悉山西沿边防务的情况。他毫不讳言地指出，帝国的沿边九镇，唯独山西镇每每遭受强虏入侵，是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当年明成祖远征大漠，建立东胜卫，三关一带实属内地，因此兵力分布较少。自从“土木堡之变”以后，东胜卫裁撤，帝国边关内迁，致使三关中偏关二边（偏关北边和沿河边）之外就是虏巢，而此处兵力仍旧是当年明成祖时布置的力量，因而强虏窥伺，借机入侵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这处黄河滩涂就是五门滩和曲峪滩，它所紧紧相连的地方就是北边的得马水和南边的扬勉堡。《山西通志》记载，曲峪滩在（河曲）县西北二十五里黄河洲中，广八十九亩；五门滩在（河曲）县西北三十里黄河洲中，广二顷八十亩。五门滩和曲峪滩都是黄河里裸露的沙洲，而且是面积较大的沙洲。黄河从得马水营下侧转向西南流去，在这处滩涂上肆意流淌，淤出了大大小小的沙洲。沙洲与西岸的地势基本齐平，让原本据河为险的地方成了可纵马渡河的极冲隘口，冬季姑且不说，就是在春秋之季水量较小的时候，蒙古铁骑依凭五门滩和曲峪滩也会轻而易举渡过河来。这也是王玺决意要修筑沿河边墙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前所述，后来的事实证明，王玺修边拒虏，就当年大明帝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绝对是顺势应变的策略。从成化年间开始，全球气温又进入了新一轮下降，地球平均气温降低，气象学界称其为“明朝小冰河期”。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北方的冬季奇冷无比，就连南方也大雪频降，河流封冻。整个帝国被夏季相继出现的大旱与大涝频发所困扰，不仅南方粮食欠收饥馑连年，就连北方游牧民族也难以找到一块水草丰茂的牧区，南北两族因物质匮乏而剑拨弩张已成为必然。北疆之上黄河封冻时间延长，河冰结实坚硬，以往靠士卒打冰防冻守河御敌的办法显然已经再无能为力了。这种危机直接促进了沿河边墙的修筑，正如当年山西巡抚李侃急切地上书朝廷，建议抽调屯田的士卒修筑边墙。可以想象，整个帝国的焦点都一下子落在了北部边疆之上。也正因为如此，这处极冲之处的五门滩与曲峪滩才由河中沙洲变为边墙内的陌上田园，由此也让这里筑寨修楼，成为黄河冲口上重要的关隘。

王玺重新修葺的这处营寨当地人称其为虸蚄寨。虸蚄寨最早为何人所修，在历代就被兵家争夺的黄河岸畔，实在无法说清。从有史可考的北宋沿河六寨看，在黄河东岸的沟沟岔岔里修筑一座藏兵屯粮的山寨，是再司空见惯不过的事情。而且这些山寨在历代的战事中，都是随时修筑，随时利用，也随时被废弃。虸蚄寨从名号上看，就是信手捏来的名字，也许当年这里虸蚄成群，当地土著便信口以虸蚄命名；也许因为北方有供奉虸蚄神的习俗，这里最早有一座虸蚄庙，因而起名虸蚄寨。种种可能虽莫衷一是，但当大明帝国的总兵官重新修葺这座营寨，显然虸蚄寨已经无法表达一个帝国对这处山寨所寄托的希望了，于是在五行八卦被尊为至宗至强的年代里，“五门”便趁势而生。在古代的大哲眼里，“五”是一个极致的数字，由此“五门”便成了一个哲学范畴而被广泛应用。皇帝的宫殿要按照“五门三朝”的礼制修建，中医针灸要遵从“五门十变”的法则，将军布阵要吸纳五行八卦瞬息万变的精髓，大摆“五门八花”阵。由此与上游的五花城遥相呼应，这里的山寨被冠以“五门楼寨”的称谓。《山西通志》又载，五门楼寨在县西北三十五里，险峻可守。

五门滩和曲峪滩有五门楼寨把守，可从建寨那一天起，这里就大小战役不断。黄河对岸是陕西的黄甫川，黄甫川由南向北纵深几百里，由此可直达内蒙古西部的东胜和包头等地区，是当年蒙古铁骑一路南下的重要通道。延绥镇在黄甫川临近黄河的隘口上修筑了黄甫川堡，与黄河东岸的营堡遥相呼应互为犄角。而正是这条通道，让蒙古铁骑能轻而易举地由河套地区直达内地，每每在攻击黄甫川堡后，便趁势过河入侵山西。在这条川道上，除了这处五门楼寨险峻可守外，一路几乎都是易于攻破的要冲之地，黄甫川里的黄甫川堡、麻镇、古城等关塞，以及黄河上的五门滩和曲峪滩。要冲之地就是极易被敌人冲上来的关塞要道，为了守卫这些地方，戍守边将除了在此修筑关城营堡等工事外，还绞尽脑汁使用各种防御办法。在王玺还未修筑沿河边墙前，天顺八年（1464年）五月，府军前卫百户马真就向朝廷献计，在要冲之地招募当地土著训练一批自己的弓箭手和神枪手，以此达到对抗蒙古铁骑的目的。他在奏折中这样写道：

当有两个或多个可信度值满足改进后决策原则时，选可信度值最大的一个作为优先的决策结果，其他满足条件的可作为备选结果。

虏之长技在射与冲。射籍弓矢，冲凭马力。其所耴胜，往往以此。为今之计，莫若于队伍兵仗中，添设起火义枪、九龙神筒、一窝蜂弹及用喷枪神铳等器。间列神机，次第施用，前列刀牌，后张弓矢，止则为篱，出则为阵，远则以火伤贼，近则以义拒马，如此则胡骑不能冲突矣。今言陕西、辽东、大同边城官舍军民之家，或有十数丁，或五七丁，平居学习武技，以射猎为生。请敕遣官于此三边，量加招募，给与盔甲、弓箭等器，复其徭役俾供给之，秋冬操练备边，春夏放归生理，遇有功次，优加升赏。盖其生长边方，习其山川，耐其寒苦，临敌必能效死立功，则边境有备，而民皆获安矣。

马真的建议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并迅速在北部边疆施行。如此一来，在边境的要冲之地，一批能骑会射的土著青壮年一时成了戍边守御的民间兵力。他们平素屯田狩猎，战时则为乡勇，在要冲之地能冲能射，与蒙古铁骑奋力拼杀。

五门楼寨的兵力除戍守的官兵外，土著的王家应该是最早拿起火器和弓箭守御这处极冲之地的乡勇。王家和大多数沿河居民一样，均是在明代早期由南方迁徙而来，其最早屯田戍边的地方应该是在黄河东岸的山坡上。永乐年间，当沿河烽台烟墩筑成以后，他们开始把守烽墩，沿边预警。等五门楼寨和沿河边墙修筑完毕，他们才陆续定居到黄河滩上。可以想象得到，在河水流淌的河滩上修筑一道夯土边墙，应该是一件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筑边大军不仅要修筑边墙，还要先治理河道，将肆意流淌的河水都汇聚到主河道里，这样曾经河水漫流的整个五门滩和曲峪滩才最终变成了王家繁衍生息的陌上田园。

成化六年（1470年）二月，当王玺再次站在五门楼寨的高台上，远眺河岸上的边墙蜿蜒游走，近观四百余亩的河滩平坦开阔，曾经一身寒意的他定然会有另一番滋味涌上心头。是时，他已接到朝廷旨意，虏寇窥知陕西、大同、宣府游兵各回本镇，已入河套潜伏，声言待耕种时，乘虚前来抢掠。朝廷令其带领官军协同延绥镇一万官军合力杀贼。

那一刻，王玺听到五门楼和曲峪边口上的鼓铮号角正呜呜作响。

二

五门楼寨真正迎来大战的是在嘉靖年间。

从嘉靖初年起，鞑靼小王子、俺答部落就对明朝边境发起疯狂抢掠，致使边关战事吃紧。到嘉靖十九年（1540年）甚至到了边将退避佯攻，不敢与鞑靼军正面接触的地步。是年八月十五，蒙古右翼三万户吉囊入侵山西，山西副总兵魏庆率领守备高泽泰、雷泽带兵阻击，明军一触即败，遂不敢作战，仅佯装尾追。鞑靼乘势入侵河曲、岢岚、兴县、岚县、静乐等处。从十月到第二年五月，朝廷派山西巡按御史连矿追查此事，魏庆、高宗泰、雷泽三人被革职，遣返回原所在卫所服役。同时，山西巡按都御史陈讲追查遭受战祸波及的县份正官的责任，革除了岢岚、保德、忻州、代州及其河曲、兴县、岚县、静乐等州县正官之职。连地方州县知府知县之职都被朝廷革除，可想而知，那一场大战肯定震动了朝野上下，而河曲作为与蒙古部落仅一河之隔的边塞，自然在防御上难逃其咎。尽管河曲知县李相也许在这次大战中被牵连很不服气，自认为蒙古部落入侵各州县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边将怯战，与他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地方墨吏没有多大关系，但当他看到县内被烧毁的村庄，看到沿河一带横尸遍野的场景，作为地方长官，他也许只能在痛心疾首之后而任凭朝廷处罚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玺在成化二年初春的那次沿河勘察，直接决定了黄河边墙的修筑，而他所久久站立的那处山岗，在日后被重新恢复为一处兵寨，让这处在历代兵家的眼中，是为极冲之地的黄河滩，成为大明帝国历次修边都不得不重视的地方。

那一天，应该是嘉靖皇帝主政以来，金銮宝殿上讨论山西边关防务最为激烈的一天。就连《明世宗实录》在记载这件事时，也费了不少笔墨。特别是山西镇雁门等关提督陈讲，发表长篇大论，从历史谈到现实，从增兵谈到兵力分布，又从地形谈到布控要害，可以说谈得纵横阖闾，洋洋洒洒，应该说连嘉靖皇帝都颔首赞许。而陈讲发表的中心观点就是围绕偏关的北边和黄河东岸的西边如何布置兵力和设置将官。不妨摘抄一段：

盖大同者山西之藩篱也，三关门户也，岢岚一道庭除也，藩省诸郡堂室也。老营堡之界东长峪者，去大同最远，故常忽之。而虏每从之入，平虏参兵远莫能至，两镇受祸厥有由矣。今宜遣六千人戍之，以山西之兵守大同之障，粮饷不增，而两镇皆利，如此而后藩篱可壮也。三关地利，以宁武为中路莫要于神池，以偏关为西路莫要于老营堡，以雁门为东路莫要于北楼诸口，由神池迤西则利民堡亦通贼之径。计偏关之界，则八角所实适中之区，宜将中路参将设于神池，西路参将设于老营堡，东路北楼诸口增设把总指挥。其神池守备移置利民堡，改曰利民守备。老营堡游击移置八角堡罢，其守备改曰八角游击。如此而后门户可固也。藩篱北门户固，则庭除之兵可省，而三岔守备又当议罢，所以节浮费也。设中路参将于神池，宜增其军至三千人，与利民堡守备一千五百人，宁武守备二千二百余人，共为中路一大营，则自阳方口至野猪沟一百二十余里，可画地守矣。老营堡宜增军至三千人，与偏头守备五千人，共为西路一大营，则自野猪沟至黄河七堡三百余里，可画地守矣。雁门守备三千一百人，而北楼口稀阔之所宜增五百人，设一把总领之，则东路十八隘口四百里可守矣。镇西卫有卒千人，警至则守天沟，冰合则守黄河，而庭除庶亦有备矣。八角堡游击增军至三千人，则东西往来旦夕可至，而应援亦有人矣。计增募军五千人，费银二万五千两，马亦五千匹，请太仆寺给二千不足，捐五台及代州□税充之，其岁费宜比宣大例，召中淮盐及田。老营堡、水泉营诸处流下。兵部覆如其言，上悉许之。

在悬浮架采集的4路间隙信号中取两端的间隙信号2、间隙信号3进行分析，并根据4路信号计算求得折角。由图7的轨缝折角变化仿真图可知：悬浮架通过轨缝折角过程中，首先，前两个监测探头进入折角区段，折角值先变为负值；接着，后两个探头进入折角区段后，折角值归零；而后，前两个探头通过轨缝，进入折角反向区段，折角值达到峰值；最后，随着后两个探头、前两个探头离开折角区段，折角值依次归零、变负、归零。

昨天朝廷的邸报送到他的大营，里面赫然记着，大同左卫城都指挥同知范斌，因为蒙古铁骑冲入边境，防御无备，被降职为指挥同知。范斌是他任太原左卫指挥同知时就共赴沙场的老友，此人在边关为将多年，不仅有勇有谋，而且是一位守廉有义的君子。朝廷只为强虏犯边，就降其官职，实实地印证了这句“清官不到头”的童谣，让他们这些戍边屯田的将领如履薄冰。

洪武九年（1376年）设立得马水关巡检司时，任姓人家已经在此子孙延绵安居乐业，成为了得马水的土著。据《明宪宗实录》载，洪熙元年闰七月，因各地流官巡检不服当地水土，朝廷允许各地巡检司副职由土人兼任。由此可见，得马水关巡检司，无论副巡检，还是招募的弓兵，最早均应为任姓男儿担任。

对于大型综合体式的校园，往往招生规模都比较大，招生年级范围广，所需整合的功能也比较多。所以在密集的城市有限环境里要容纳很多的人和很多的功能，建筑体块就容易集聚增大，因而形成了巨构建筑[8]。大型综合体式校园结构模式属于联合发展模式，类似城市中的购物中心或综合大楼，建筑物集中在一起以减少占地面积，降低使用时间和移动频率。大型综合体式校园相较环形内院式用地没有那么紧张，但其建筑容量大与功能空间类型更加复杂。大型综合体式校园具有复杂的流线及相当多的不同功能分区，如何在庞大的建筑内部做出适当的整合变化，并留出学生的活动空间，这也是大型综合体式校园建筑的难点[9]。

也就是在嘉靖皇帝 “山西议边”的第三年，即嘉靖二十一年（1541年）润五月，朝廷根据山西巡抚都御史刘臬提议，依次分类修筑山西边墙，同意修葺老牛湾至扬勉堡的沿河边墙。至此黄河边墙又开始了大规模修葺，当然五门楼寨自然在修葺之列。这一次修边，由山西巡抚刘臬和兵备赵瀛亲自组织和监督，他们沿着当年王玺修筑的边墙，一路重新加固修葺。其中，从桦林堡到唐家会，再到扬勉堡，共修筑边墙7973丈，约合52里。在各个营堡隘口等重要地段修有望楼48座，铁木栏水口18个，暗门100个。如此大规模的修边，可见当年朝廷的重视程度。尤其是边墙上重新修建的望楼、铁木栏水口、暗门等设施，更是针对当时河对岸驻牧的蒙古部落。《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边口有曲峪等处为最冲，边外正对山西焦家坪、弥罗胡同、冯家会等处，直接敌巢。东北泉子沟系酋首剪哑气，西北柴关儿坌系酋首袄儿都司、霸王庙系庄秃赖等驻牧。这些驻牧的强虏随时可能从河对岸冲将过来，因而望台、铁木栏水口、暗口自然派上了用场。五门楼寨修在高高的山岗上，是拒敌的险峻之处，但有宽阔的五门滩和曲峪滩横在楼寨与黄河之间，对于远远眺望敌情还是有些不便，因而在曲峪滩和五门滩上修建望台驻兵监视敌情应该是再所难免的，而那些铁木栏水口和暗口则是对付蒙古铁骑横冲直撞最好的工事。

尽管如此，大战仍旧是难以避免的。据《三晋古近代战典》记载：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一月，蒙古瓦剌部自石梯子入犯，又数日，瓦剌由贾家湾踏冰入犯，抢至前川乡等处，人烟尽绝。隆庆元年（1567年）十月，瓦剌至河曲、保德，入犯汾石。在仅仅三个月的时间里，蒙古部落从曲峪等边口踏冰过河入侵三次，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入侵范围一次比一次广，自然在五门滩和曲峪滩上发生的激战一次比一次多。由此让五门楼寨下尸骨遍野血流成河，成了蒙汉士卒葬身于此的孤魂滩。这里每每山洪暴发或狂风乱吹，总能看到白生生的骨殖裸露在河滩之上。《河曲县志》又载，五门楼东北土山乡民称寨子圪蛋，传言曾有大战，死伤甚众，寨下地名曰：骨石坪，因埋尸骨众多而来。寨子圪蛋，就是五门楼寨所在的旧址。

据 《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一月 ，朝廷降职原任延绥总兵赵岢为事官，并调大同任副总兵，以立功赎罪。此前赵岢因黄甫川失事等候朝廷处罚，总督王之诰称其骁勇，可观其后效，因而只作降职调任处理。瓦刺人从黄埔川直入黄河东岸，延绥镇总兵赵岢受到了朝廷处罚。

柳红躺在竹榻上玩着红丝巾，突然想体验一下戳瞎双眼的感觉——当然，她是不会这么说的，而是用这条红丝巾将自己的双眼蒙了起来，非要她公公在前面带路，她在后面跟着，在家里走个来回。谁知她没走两步，一只脚刚跨过门槛，整个人就跌进屋里去，幸亏前面有她公公挡着，她才没有跌倒地上，而是跌在了苏长河的背上。

一般合理的饲养密度是：断奶仔猪0.5～0.8 m2/头；育肥猪1～1.2 m2/头；繁殖母猪1.5～3.2（带仔母猪） m2/头。种公猪应依据实际情况稍大一点，以创造宽敞的活动空间。

那一年，天气异常干旱寒冷，整个冬天未飘一粒雪花，因服食丹药中毒的嘉靖皇帝在腊月的一个早晨呼出最后一缕气息，在紫禁城驾崩。新立储君隆庆帝朱载垕面对父亲的遗体哭哭啼啼，还未擦干眼角的泪痕，就被几个大臣拉到天坛祈雪。当法器的悠扬声从天坛的上空飘起时，当隆庆帝虔诚地合掌闭目祈祷上天怜悯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叫“明朝小冰河期”的天灾，正一步步将一个王朝逼向绝路，它和这道边墙正一点一点勒紧一个王朝的脖子。

三

五门滩和曲峪滩上再次响起工匠叮叮当当的斧凿声，是在万历年间大修边墙的时候。

为此对焊枪进行定位，将焊枪(定位套筒)固定，如图3示意。定位套筒与焊枪螺纹连接，定位套筒通过C型爪，固定于气动导轨上。焊枪通过气压作用，在垂直方向上，仅可以通过导轨活动，焊接时，仅需提供在垂直方向的下压力，以此保证焊枪与工件的垂直关系。

从隆庆年间开始，朝廷就在北部沿边一带推广蓟州总兵戚继光筑墙建堡的经验，在边墙上大兴土木，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城要穿衣，山要戴帽”。不仅将边墙和烽台全部用青砖包裹起来，还在各个关塞隘口上修筑大量的楼台和空心敌楼，使昔日的夯土边墙和营城都变成了青砖包裹的砖石建筑。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三月，时任太原知府的赵彦升任山西副使，五月，赵彦由雁门道兵备副使调任岢岚道任兵备副使，成为兵备道辛志登的副手，开始着手负责修筑沿河烽台、空心砖楼和望台。

应该说当时沿河边墙的重新修葺，是由时任河曲参将林桐、岢岚道兵备辛志登、兵备副使赵彦分别负责分段实施来完成的。如上文所述，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起，林桐和辛志登就负责勘探沿河边墙的情况，并于万历二十五（1597年）年开始着手修筑潞泽营、拓展河保营。据《明神宗实录》记载，赵彦出任岢岚道兵备副使，是由宣大山西督抚萧大亨向朝廷奏请的，可见赵彦的到任，无疑是督抚萧大亨为了尽早完成沿河边墙设施的修葺任务调来的帮手。赵彦没有辜负朝廷和督抚的重托，在那一年他就一口气完成了西关河口楼、石城铺楼、土沟楼、楼沟堡等楼台营堡的修葺任务，当然还有边墙隘口上的望台、烽台等较小规模的建筑，他也组织工匠一应等全部修葺一新。

五门滩和曲峪滩上的边墙在那一次大规模修边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赵彦不仅重新修葺了五门楼寨，还实地勘察了五门滩和曲峪滩的地形，在曲峪滩的东南部修筑了烽台，在两滩之间的河道上修筑了望楼。这样一来边口之上一旦出现敌情，五门楼寨就能和南边的扬勉、北边的得马水营堡通过烽台和望楼遥相呼应，及早得到预警信号。

据戚继光编撰的《练兵实录杂集》记载，戚继光在隆庆年间制定的楼台修筑规划为：台广12丈，最大有16丈，连同望楼高4丈到5丈；下用方石实砌，上用砖垒墙体，墙厚4尺5寸至9尺；中层空豁，四面有箭窗，上面建楼橹，环以垛口。这样的建筑不止在冷兵器时代能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守御效果，就是放在现代战争中，碉堡的建筑除了建筑材料有钢筋混凝土外，其形制也不过如此了。《车步骑营阵解·敌台解》评价这种楼台为“内卫战卒，下发火炮，外击寇贼。寇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

赵彦按照戚继光定制的标准，在边墙之上修筑的空心楼、铺楼、望（楼）台大致有以下种类。

第一种是护城楼，这种建筑一般修于营城与边墙之间。在沿河边墙与河保营之间修筑有护城空心楼一座，用于守护营城。城楼为单体建筑，砖石结构，座北朝南，楼内砖，中空九洞，高与城齐。是长城建筑上典型的“九窑十八洞”结构，以拱券的九个大窑洞和外墙上十八个小窑洞相互支撑，形成中空面积较大的砖石建筑。为三层结构，底层实心，与边墙的墙体齐高，二层空心，外门与边墙相连，由此可入。门额石匾刻有“镇虏”字迹。三层为顶部，上筑女墙，女墙均设有垛口、箭孔。清乾隆三十一年顶部建有楼阁，兵神共处。

第二种是铺楼。一般修于边墙路经的河道之上，为边墙河道两边的连接部分。先后修有河湾铺楼、五花城铺楼、土沟铺楼，赵彦修有石城铺楼。铺楼下部为桥涵，中部为可以通行的墙体，上部为用于守护和瞭望的楼台。

第三种是空心敌楼。修筑于边墙之上的空心砖楼，一般都骑墙而筑。赵彦在沿河边墙上修筑了大量空心敌楼，在焦尾城与河保营连接的边墙上修筑有北园空心敌楼、四旦坪空心敌楼。楼体下部与边墙齐平，为墙体的一部分，宽为15米左右，长约16米左右，以地势而定。楼高约10米左右，6米以下为夯土实心，顶部逐渐收缩，宽约为9米左右，宽约7米左右。上部为砖券空心楼，四壁皆有窗洞、望口。

第四种是望楼（台）。在边口附近修筑的砖木结构的楼台，用于驻守士兵进行眺望远处敌情。底部为砖石垒砌，上部为木质楼阁。这种望楼和铺楼由于多用木质材料修筑，大都毁于战火。

应该说五门滩上的五门楼就是第四种形制的望楼。五门楼王姓后裔一直对自己村庄名称的由来有诸多猜测，有一种说法是王家祖上有弟兄六人，其中一人迁到东山上的上榆泉村，村内留下弟兄五人，五人分别盖五处院门，故名“五门楼”。这应该是王姓后裔的一种推测，他们也许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居住的村庄曾经是令大明帝国的皇帝和大臣们寝食难安的地方，别说五处普通院落的门楼，就是用于打仗的楼寨和望楼也不知道修筑过几次，何况“五门”所蕴含的深意，他们也许仅会停留在普通院门的理解之上。

据 《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九月，兵备副使赵彦因修筑烽台营堡有功，被朝廷奖赏黄金白银若干。也就是在那一年前后，山西巡抚魏允贞亲自到偏关和河曲勘验沿河边墙完成情况，在兵备副使赵彦和河曲参将林桐的陪同下，魏允贞带领自己的文武大臣走遍了黄河岸畔的崎岖山道，虽说有点劳累，但每每晚酒宴都精神百倍，意气风发，信手提笔作诗抒怀。其中一首《由偏关至河曲营时赵宪副林副将同在》的七律，让我们有如观看四百多年前的照片一样，真实地看到了朝廷大员在黄河边墙下“立此存照”的身影。诗曰：鸟道襜帷尽日攀，晚来呼酒一开颜。黄河分领华夷界，紫塞前驱文武班。劳剧几年增白发，功成何日返青山。却输范蠡先机在，湖上扁舟一夜还。

黄河边墙最早为胶质红泥所筑，色如紫铜，故名“紫塞”。这处紫塞安固与否，让大明帝国的皇帝忧心忡忡，让明朝的文臣武将劳身伤神徒添白发，可他们哪里知道这巍巍边墙和滔滔河水本身就是泥沙混杂 ，包容万象。就在曲峪的王家从数百里外的南方迁来戍边时，裹杂他们队伍中就有一支悄悄逃亡的郭姓人家。据说他们就是被朱元璋钦点的“民初四大案”之一的“郭桓案”中郭桓的后人，他们隐姓埋名混杂在王家迁徙的队伍里一路北上，恰巧王家次子夭亡，郭姓男丁便顶了王家老二一支，算作王家的二门。至今曲峪王家二门里的后人称呼父亲不叫 “大大”，而是称为“爹爹”，一字之差的神神秘秘中，有想不尽的历史变故，看不透的世道人心。还有那座毁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五门楼寨，据说上面曾有魏忠贤的生祠，在战马嘶鸣的边关要塞，也有想依附权贵的臣僚，可见边墙之下尽管硝烟滚滚，但那种人心不古欲壑难填的世俗之风依旧飘然而至。想当年朱元璋也许根本就不会想到在他移民的队伍里会裏杂着朝廷的钦犯，那位活剐了魏忠贤的朱由检也不会想到，这个阉货的生祠冷不丁会从北疆的边墙上冒了出来。

历经五百多年岁月风霜的磨砺，昔日的五门滩和曲峪滩早已经是王姓人家安居乐业的陌上田园，那处五门楼寨也变成了光光秃秃的山丘，只有被人称为“寨子圪蛋”和“骨石坪”的地名还能让人仿佛想到这里曾经是一处战场，曾经有几位朝廷大员迎着“明朝小冰河期”的寒风对着这条黄河惆怅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