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红楼梦》西译和《堂吉诃德》汉译看中西文学交流的不对等

近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是极不对等的交流。就文学作品而言，外国文学汉译远多于中国文学外译。这里所指的中西文学交流，主要是中国和西班牙语国家，而不是泛指西方国家。

前不久，我将《堂吉诃德》汉译和《红楼梦》西译做了个对比，结果令人震惊。1987—1989年，我应邀到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翻译《红楼梦》，每当报刊介绍《红楼梦》时，都说这是中国的《堂吉诃德》，以此说明《红楼梦》在中国和世界文坛上的地位。但是迄今为止，在整个西班牙语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西班牙文版《红楼梦》只有一个版本。

依据受采掘破坏或者影响的含水层及水体、矿井及周边老空水分布状况、矿井涌水量或者突水量分布规律、矿井开采受水害影响程度以及防治水工作难易程度各项指标，一矿目前水文地质类型综合评价为中等类型。现阶段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地表水、大气降水、小窑水已构不成对矿井的水害威胁，我矿主采丁、戊煤层，距含水层层较间距较大，底板含水层水对我矿的采掘活动不构成突水威胁。目前我矿的主要水害威胁为本矿的老空积水，本矿采空区面积、标高、采高等水文地质资料清楚，根据地质资料能够针对性地编制探水设计、探放水安全技术措施，能够有效防止水害事故的发生。

再看看《堂吉诃德》在我国的出版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自1922年，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魔侠传》问世，至杨绛先生直接从西班牙语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1978），这期间就有蒋瑞青、伍光建、温志达、傅东华、张慎伯、范泉、桂慈、瞿秋白、伍实、陈伯吹、刘云、萧章、朱昆等人翻译或改写的十余个不同版本的《堂吉诃德》。此后至2010年，据不完全统计，《堂吉诃德》在我国的版本竟达八十多种。仅从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间，就出版了64种不同版本的《堂吉诃德》。缩写版、改写版、译写版、少儿版、少年版、初中生珍藏版、高中生珍藏版、少年必读版、青年必读版、青少年必读版、青少年速读版、彩绘版、插图版、动画版、漫画版、连环画版图咏版、彩色插图精读版、彩绘世界文学名著专家导读版、杜雷插图典藏名著版、大语文丛书语文新课标名著读书系外国文学高中版，诸如此类，名目繁多，层出不穷。我虽然是讲授和研究西班牙语文学的教师，但也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我们从童年到少年、青年、成年的各个年龄段都要读《堂吉诃德》吗？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空前提升，这种不对等的情况正在改变。原因很简单：不仅中国要了解世界，世界也要了解中国。但是，要将中国的文学经典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发行，要靠国外的汉学家，而培养一位高水平的汉学家，不是一蹴而就的。目前，尤其在非通用语种国家，高水平的汉学家如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几点建议。

首先，重新审定和出版“文革”前外文局出版的文学经典。据我所知，“文革”前外文局翻译出版了不少文学经典名著。但当时情况下，这些作品在海外传播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此外，译者的水平参差不齐，不少作品是外国人从英文转译的，无中国学者校订，质量无法保证。对这些作品重新进行评估和校订，然后再版发行，一定会收到与从前不一样的效果。由此，“文革”前中央编译局曾聘请诸多国内外专家联袂翻译《毛泽东选集》。他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据我所知，西班牙文版《毛泽东选集》受到国内外读者的一致好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将《毛泽东选集》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文章结集再版，在国外发行呢？我们花费了那么多人力物力翻译出来的作品，理应在国外得到广泛传播。我认为，这不仅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外国友人和学界所期待的。

常规护理指的是医护人员通过基础的护理措施,配合医嘱对患者施予护理干预,存在目标不明确等问题,由于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使得患者的心理、生理都难以达到最佳的治疗状态[4]。而对患者采取优质护理措施,增强了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的交流,使得医护人员能够及时、充分的了解患者的病情,并通过健康教育提高患者对疾病知识的了解,提高患者治疗的信心,有益于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长,从而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5]。对患者予以优质护理措施,有效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患者的预后效果,改善其生活质量[6]。

其次是与国外高校联合培养高水平的汉学家。如前所述，培养高水平汉学家非一日之功。目前，在国外虽有数百所孔子学院，但基本是在普及初级汉语。因此，我国的重点高校应积极开展与国外名校合作，根据它们的需要和意愿，帮助它们创办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如同我国综合性大学的外语语言文学系科一样。否则，每周上几小时课，是培养不出汉学家的。

最后，由于目前国外高水平的汉学家很少，尤其是非通用语种，因此，中国文学经典的外译，很难由国外汉学家独立完成。鉴于这种情况，以西班牙语为例，建议采取“转译加审校”的形式：首先遴选出大家公认的国学经典的英译本或法译本，然后请西班牙语高水平译者译成西班牙文，再由我国的西班牙语学者根据原文逐字逐句审校。这样，既可保证译文质量，又可避免误译，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这只是目前的权宜之计。等到译介国有了高水平的汉学家，也就无须我们越俎代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