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石窟寺院中的连通建筑

古龟兹国佛教盛行时期（3—10世纪）的中文文献记载了都城中有众多佛寺，却没有提及处于僻静峡谷间的石窟寺院。如此看来，古人认为如今没有留下遗迹的地面寺院和伫立在西门外90尺高的佛像非常重要，而现存佛教遗迹主体的石窟寺院，文献中却只字未提。古龟兹国范围内现存750余座洞窟，主要集中于8处大型石窟寺院遗址以及若干小型的石窟寺院① 龟兹古都北部有苏巴什、东部有夏合吐尔和乌什吐尔两处大型地面寺院遗址。另有一些尚未发掘的地面寺院遗址，但自早期“洋鬼子”的勘探之后便没有受到学界充分的关注。。

一百多年来，这些洞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对象。目前学术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单体洞窟、某一类洞窟或只是针对一些局部尤其是壁画部分进行专门讨论，却鲜有学者将石窟寺院遗址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和研究。然而，从最根本意义上来考虑，石窟寺院是一个宗教遗址，更具体地说，是一处古代宗教聚落，因此也需要在这方面展开研究。石窟寺院最基本的功能是为僧团提供一个合适的场所，用于居住、礼拜和禅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每座石窟寺院作为龟兹佛教聚落网中的节点，与其他石窟寺院和地面寺院彼此相连、相互作用，共同营造了龟兹佛国的氛围。在最重要的宗教功能之外，石窟寺院也与其他社会、政治机构相互结合而发挥作用。例如，有的寺院像商旅驿站，为旅客提供庇护场所，因此也成了丝绸之路沿线贸易设施的一部分。大多数石窟寺院位于却勒塔格山的要塞处，因此自然会有寺院位置紧邻军营的情况，而这两种机构之间的关系还有待相关的专题研究。

研究石窟寺院的多层次功能及其相互关联，不仅有助于重新理解其职能，同时也为研究佛教时期龟兹国的社会组织形态提供了线索。在此前提下，本文将着重阐述石窟寺院中各个建筑单元之间的具体关联。

石窟寺院乃是有合理组合关系的建筑群，并非随意开凿于崖壁间，在其建造之初便依据特定区段的功能进行规划。一座石窟寺院唯有将之置于适当的连结关系中时，才能发挥其功能。由于缺乏准确适用的术语，连接石窟寺中各个部分的建筑结构在此可归类成“连通建筑”② 此处借用30多年前MacDonald研究罗马城市时所使用的概念（connective architecture），用于分析石窟寺院中的特定建筑结构 （MacDonald W.L.，The architecture of the Roman Empire：An Urban Appraisal.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P.32—73）。。连通建筑不仅是石窟寺院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而且比起由它们连接的各座洞窟，连通建筑本身对于解读石窟寺院遗址的结构具有更加核心的意义。正是因为其内部各个单元之间相互沟通、关联，石窟寺院才得以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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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甄别和归类，可进一步研究连通建筑所表现的联系，从而揭示其连接目的，探究其如何在石窟寺院构成实质性和象征性的连通以及如何串联起礼拜的路径。此外,石窟寺院中存在的空地也有其意义，它们与各个开凿的单元之间关系密切。从整体的空间布局来说,未曾开发的空地与洞窟及地面佛寺同等重要。

石窟寺院中的单元

对各类连通建筑进行描述和归类之前，首先要对龟兹石窟寺院的整体结构进行概述。目前，一些带有装饰的洞窟对游客开放参观，大多数学者的偏好其实也与此类似，即选择有壁画装饰的石窟进行细致研究。但龟兹地区的750余座洞窟中，有装饰的石窟数量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从考古学角度来看，无论是否带有装饰或归为何种类型，每个洞窟都被视为一个考古单位。话虽如此，实际上洞窟极少单独开凿，每座洞窟都是洞窟组合的一部分。洞窟组合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的洞窟组成，开凿于同一高度，且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共有的前室辨识③ 关于克孜尔洞窟组合的相关研究，对石窟寺院及其内部宗教活动的探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洞窟组合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其研究意义仍未有系统完整的综述，关于洞窟组合的复杂性及其丰富内涵的研究，参见G.Vignato，‘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Kizil-its groups of caves， districts，chronology and Buddhist schools’，East and West，2006，56（4）：359—416。。洞窟组合也可视为一个考古单位。

田野调查表明，单个洞窟或者洞窟组合通常有意地开凿于指定区域内，此处称之为区段。每个区段都是一个有特定功能的单元，各区段互相补充、相辅相成，从而共同维持寺院整体的和谐运作。区段可以看作石窟寺院内的一个单元，同时也是其中最大的单元，它可以进一步细化为更小的单元，即洞窟组合或者单个洞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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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龟兹石窟寺院中还有其他元素也尚未得到系统研究，如多数石窟寺院中的地面佛寺建筑，也是整个宗教聚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地面建筑在某些石窟寺院中有迹可循，但多数仍属未知，此类地面建筑的属性和它们与石窟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研究中的一个盲点，这也是石窟寺院研究中的一大不足之处。另外，石窟寺院中的空地作为洞窟和地面建筑的辅助结构，在僧人日常生活中也起着重要功能。

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各个单元都需要相互连接，才能真正使石窟寺院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此处“连通建筑”这一术语，可以用作形容任何用于连接不同单元的建筑结构，因为只有当单元相互结合时，才能构成一个石窟寺院。在这些连接关系中，有的起到实质性的结合作用，有的则属于象征性，起到精神层面的功能。本文着重讨论有实质性作用的连通建筑。

一个典型实例

图1 库木吐喇五联洞（第66—72窟）

为理解龟兹石窟寺院中的连通建筑，试以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库木吐喇五联洞 （第66—72窟）这一洞窟组合进行说明。如今，参观者可通过螺旋式阶梯进入通往洞窟甬道的入口。在甬道左侧的外墙接近入口处，凿有一个不规则的小室。窟内后墙有一窗户，让人可以看到通往寺院中这一僻静区域的来路。此处是通往洞窟的必经之路，很可能是守门人的住所。甬道半途有一间小型暗室，可能是储藏室（图1）。窟开凿的时间略晚，均拥有单独的前室。三个前室侧壁被打通，使前室同时成为可供各洞窟之间通行的通道。三窟相互紧邻，加之洞窟之间连通结构的内聚性，都表明进入洞窟应存在着特定的次序，这组洞窟只能通过位于甬道末端的门口进入。五联洞被凿成一排，进入各个洞窟的顺序是唯一的，即从第68窟至第72窟，离开则反之。这种序列极有可能与礼拜的路线有关。由于洞窟内的装饰已被破坏，无法获得表明各个洞窟内的装饰及其内涵的线索，但这里不排除在五座洞窟中存在一个统一的图像系统的可能性② 目前相关的图像研究所针对的仍然是单座洞窟内的图像或者单一主题。对于洞窟组合，其图像主题可能具有相互补充的关系，因此也应当作为整体进行考察。大多数洞窟组合经历了长期发展，考古学则可以为其演变历程提供有力的物证，而图像研究将有助于揭示宗教教义及艺术风格的发展。。

龟兹石窟寺院的连通建筑可以不同方式进行分类。上文关于五联洞的分析已经归纳出洞窟之间不同类型的连结建筑：内部阶梯、甬道、前室和门道等结构，它们均由岩石雕凿并保留着原始形态。除石质结构外，还存在木质的连通结构，虽然已无现存实例，但山崖表面的椽眼是它们曾经存在的证据。木结构的建筑通常有门廊、悬挑结构以及木梯。另一类连通建筑是通过重塑和平整周围环境而形成的小径和广场。相较于以材料或者技术手段为标准的分类，从功能角度对这类连通建筑进行分类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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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建筑的最后一种类型是广场，即位于洞窟前或者洞窟之间的大小不等的空地。该区域可容纳庞大的人群，同时也作为连通建筑使用，人们通过广场实现在不同区域之间的移动。克孜尔尕哈是一个典型例子（图5），中区有一处宽敞无碍的大型广场用于大规模的宗教集会。从克孜尔尕哈石窟寺院仅需一天便可往返龟兹国首都，信徒们可在节庆日来到此处，距离上的便捷甚至会吸引社会各阶层加入庆典活动。节庆时中心广场被用作庆祝的场地，平日则用作不同区段之间的连接区域。

这一组合的若干特征表明它经历了长期的发展。第68窟中心柱窟和第69窟讲堂窟是最早开凿的部分，但并未按照原定计划竣工① 魏正中《区段与组合——龟兹石窟寺院遗址的考古学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3页；何恩之、魏正中著，王倩译《龟兹寻幽——考古重建与视觉再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9—108页。。这两座洞窟构成了典型洞窟组合类型。该类组合也见于其他龟兹石窟寺院中，它们通常被开凿于山崖高处，且共用一个宽敞的前室。第70、71、72三座中心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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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建筑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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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凿前室、木制门廊、悬挑结构的功能相同，不仅构造出一处带有窟檐的活动空间，同时连通各相邻洞窟。石凿前室多见于高大山崖处的石窟寺院遗址，前室和洞窟的开凿往往是人们的首选，其原因不仅出于无需使用其他材料的经济因素的考虑，同时开凿前室和洞窟的开凿可一同纳入整体规划进行考量。石凿前室常常比主室更宽敞。天长日久，位于岩体外部的巨大空室使山体变得脆弱，最终导致坍塌，这也解释了前室往往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甚至完全坍塌的原因。

克孜尔石窟组合第110—111A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图2）。三个洞窟分别凿于前室的左壁和后墙，构成了一个位于崖壁高处的组合。通过内置阶梯可前往共用的前室（图3）。前室布局特殊，即第111窟僧房窟和第111A窟储藏窟之前空间较大，而带装饰的第110方形窟前则较窄。克孜尔其他洞窟组合中也可见类似现象，暗示着在居住区域前留出较大的空间或许有特殊用意。考虑到洞窟的采光，前室前壁原本必然凿有窗户，正如库木吐喇五联洞所示。在类似的前室中，窗户都是唯一在外可见的部分① 并非所有石凿前室是共享型的或者提供洞窟之间的连接。 有的前室独立开凿，如克孜尔第 176、177、178、179、180、181、192、193、224 窟。。

前室

大面积山体坍塌对前室和内部阶梯造成的损毁清晰可见。事实上，在僧侣使用洞窟的早期，坍塌便已发生。若干痕迹表明洞窟曾被修复以便继续使用，前室内现存的地栿槽、后墙上方的一排椽眼均表明曾通过搭建木构悬挑结构以恢复组合的使用。修复后的前室与原来的石凿前室在规格与功能上大同小异② 关于木构建筑搭建的详细叙述，可参考魏正中《克孜尔石窟前的木构建筑》，《文物》2004年第10期，第75—83页。。

上述几类连通结构构成了一个公共活动空间，并实现了洞窟之间的连结和沟通。反之，各个洞窟将难以到达、互相分离且暴露在自然环境中。多数情况下，前室带有彩绘壁画和用于放置塑像的壁龛（如五联洞所示）。

遗憾的是，在石窟寺院遗址中，仅有极少部分连通建筑存留至今。因为大部分连通建筑通常作为崖壁最外部的结构，极易因崖体的塌陷而损毁。大多数连通建筑已经彻底消失，少数则被掩埋在山脚下的残骸之中。然而，针对目前仅存的连通建筑遗迹和实例也仍缺乏充分的研究。在这些实物资料因侵蚀、坍塌甚至人为修复工作而彻底损毁之前，本文拟对其进行归类和讨论，以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关注。

在处于相对低矮崖壁的遗址中，可开凿的空间极为有限，因此不可能开凿前室。这种情况下，通常搭建几个洞窟共用的木结构门廊。克孜尔尕哈第11—16窟窟前是一处典型的例子（图4）。门廊的木结构部件现已不存，但可以通过遗留在崖壁上的凹槽和柱眼进行复原。在门廊所连接的洞窟中，第11窟在其他洞窟左侧拐角处，与其他洞窟的朝向不一致。第11窟表明门廊延伸的深度，其高度则可通过第12、13窟上方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大型凹槽进行测算。

图2 克孜尔第110—111A窟平面及立面示意图（包括阶梯、前室的复原）

这一洞窟组合是在原有建筑结构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最初的组合由第13、14两个中心柱窟构成，这两处早期洞窟有共享的小型门廊，在扩建过程中门廊也进行了相应的扩大。在洞窟组合发展的最后阶段，门廊与位于第16窟大像窟前更高的木结构相连接。试想这处洞窟组合的原貌，它应与目前可见的情形全然不同。通向单个洞窟的门道并不可见，因为被壮观的门廊所遮挡。如果进一步联想位于中心区对面的第27+28窟到第32窟窟前的建筑结构，可以推想其外部也曾有类似的大型门廊 （图5）。最后，两处门廊以北为拥有大型木构前室的第23窟，两侧门廊显示出它的显著位置。

类似的门廊也可见于其他遗址，比如在森木塞姆第24—30窟和库木吐喇第35—38窟。门廊构成了几个洞窟窟前一个宽敞的、带有窟檐的公用活动区域，从而实现了组合中各个洞窟之间的连通，同时也将它们与其他洞窟相区分。当时这种雕梁画栋的建筑无疑会吸引人们的注意① 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收集的木构建筑元件目前收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大多数零件来自洞窟或地面佛寺，均带有雕刻和彩绘装饰。该博物馆近期举办的关于吐鲁番高昌地区石窟寺院木制建筑零件的展览，也可以作为在视觉上复原龟兹石窟寺院遗址中木结构零件的参照。相关展览图录将对此研究有所裨益。 L.Russell-Smith and I.Konczak-Nagel（eds.），The Ruins of Kocho：Traces of Wooden Architecture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Berlin，Staatliche Museenzu Berlin，Stiftung Preuβischer，2016.。

图3 克孜尔通往第110—111A窟的阶梯

阶梯

如前文所述，只有通过阶梯才可以登上处于崖壁高处的洞窟组合或单个洞窟。龟兹石窟寺院中存在着山梯和内部阶梯两类石凿阶梯。

另一类典型的连通建筑为甬道。人们开凿甬道为的是不用通过攀爬或者绕行山体就能到达对面的洞窟。有的甬道非常短，比如克孜尔尕哈第42窟的甬道，虽然大部分已经被毁，但从目前留存的遗迹来看，甬道的高度足以允许一个成人相对自如地穿越通行，这条甬道作为通向位于山崖背面禅定窟的捷径，其最大深度约4米。

图4 克孜尔尕哈第11—16窟（注意墙面上的凹槽）

阶梯的功能显而易见：将低处活动面与高处的洞窟相连接。内部阶梯的典型例子见于克孜尔第110—111A窟组合，它原本凿于山崖中，但山体坍塌使其裸露在外。第一段较短的梯段与山崖垂直，通向低处的中央平台。由于崖体坍塌，这部分阶梯已基本损毁（图2）。上方较长的梯段自平台右侧一直延伸到前室，坍塌导致这部分完全暴露在外，阶梯经过精心的雕凿，曾涂以灰泥并且定期进行维护，是典型的内部阶梯。前文已述，库木吐喇五联洞同样由内部阶梯连结（图1）。目前整个龟兹地区第36窟僧房窟的阶梯结构最为复杂。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清理了第35—50窟前方的区域，所幸他们保留的发掘现场的照片记录，成为理解这片区域原始面貌的关键资料（图6）。除了现存上方的两梯段，照片还显示了目前看不到的下方两梯段，表明原活动面远低于现在的地面。最低处梯段垂直于崖体，并通向第一处平台，第二梯段始于平台左侧，与崖壁平行，一直延伸至第二处平台，这一平台大致与目前的活动面处于同一高度（图7），此处也是典型的内部阶梯。上方两梯段仍有遗存，但厚重的修复水泥使其损失了许多重要的数据。第三梯段是其中最长的一段，共16级，一直通向第37窟窟前的宽阔平台。第四段即最上方梯段阶梯仅有3级台阶。虽然阶梯被水泥覆盖，但是古人的修复痕迹仍然清晰可见。

图5 克孜尔尕哈石窟分布示意图

（橘色标注部分为大型中央广场，右下角照片为龟兹古都，拍摄于第23窟前室）

阶梯连接着通向第36窟僧房窟的甬道。甬道外壁凿有两处门道，本可通向一个石凿前室，但该前室在僧人们使用期间因塌陷而损毁，随后以悬挑木结构进行了修复。两处门道使阶梯与甬道获得了必要的采光。阶梯的长度表明其结构的复杂性，其建造需要精密的构思设计。建造阶梯所花费的时间甚至要多于开凿洞窟本身① 完整的楼梯提供了理解位于第33—40窟前区域原貌的重要依据。这些洞窟原来的位置比现在的高，这也解释了为何第33—35窟前曾有的木制悬臂结构目前位于地平线等高处，可参见格伦威德尔《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0—112页。。

图6 克孜尔通往第36窟的阶梯（Photograph B 1305Staatliche Museenzu Berlin，Museum fürAsiatischeKunst）

山梯巧妙地开凿于坚硬的山岩脉络间，其功能与内部阶梯相同，但开凿山梯却远比开凿内部阶梯省力，因为只要将山岩打造成适宜的形状便足以使人易于攀爬至洞窟。最典型的例子是位于托乎拉克艾肯石窟寺院遗址的山梯。石窟寺院遗址中央有一处山丘，其上有被围墙包围的地面建筑。陡峭的山体难以攀登，其东部开凿山梯通向山顶，其中一部分梯段至今仍然可见（图8）。库木吐喇也保存了一段通向较偏远的第78窟禅定窟的山梯。该窟开凿于高耸的峡谷外壁，由于崖壁陡峭，需要通过山梯才能到达洞窟。相较于内部阶梯，这类山梯更易风化，且一般不留痕迹。由于其开凿相对省时省力，在攀登过程不太危险的情况下，山梯应该是一种常用的通向高处石窟的方法。由于现存山梯遗存远远少于内部阶梯，目前还很难通过现有遗存痕迹判断其曾经使用的程度。

融合这两种视角，本文将制造业产业升级定义为：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传统低技术型和低附加值型产业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高新技术型和高附加值型产业升级的过程。

图7 克孜尔通往第36窟的内部阶梯

（根据格伦威德尔《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人民大学2007年，第110页，图121改绘。）

图8 托乎拉克艾肯遗址中央通往山丘顶的阶梯

阶梯也有木制的，但正如其他木制构件一样已无现存实物。残存的装置痕迹以及石窟的改造痕迹表明木梯也是相当常见的类型。克孜尔第162窟僧房窟和第163窟中心柱窟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共用石凿前室的小型洞窟组合，其前室平面与第110—111A窟类似（图 9）。它处在第164—165窟上方的高处，且与左右相邻洞窟之间的位置相互隔离，由此可以判断最早的石凿前室应该是由内部阶梯到达的。崖面坍塌使得前室大部分被损毁，也造成了第164—165窟的严重损坏，且未经修复。从椽眼和地栿槽的痕迹可知，第162—163窟的前室曾通过搭建悬挑式木结构进行过修复。这便造成了如何进入洞窟的问题，因为已经没有空间可用于开凿新的内部阶梯（图10），而克孜尔第225窟僧房窟的情况或许可以回答这一问题。此窟前原有大型石凿前室，坍塌后通过悬挑式木结构进行修复。在靠近右侧墙壁的地面上凿有两道相距约1米的地栿槽，地栿嵌入槽中时，其内端末尾插入前室正壁，另一端与木梯连接，从而起到固定的作用。这也证明了在修复过程中，有时会发生按需改造洞窟结构的情况，即当崖壁表面发生坍塌时，原本通过内部阶梯连结的各洞窟，由于开凿的内部空间不足，需要通过建造木梯重建连结。

库木吐喇五联洞中的第68—69窟的情况相似。最初，这两个洞窟构成了一个组合，其建造年代早于同一组合中其他三个中心柱窟。对应第68窟前室的前墙带有一扇大窗，这与第69窟略有不同。第69窟的窗户和门道合并开凿，呈倒凸字形，门道下沿延伸至地面，门道对应的地面处有两道相隔1米的地栿槽与第225窟中的情况相似，必然都是用于安置木梁的（图1）。这两处保存较好的例证说明，通过在前室开凿地栿槽，可以建造坚固的木梯，这也是替代石凿山梯的一个常见方案。第162—163窟或许采用了同样的方式。

甬道

1.2.2 临床生化指标的测定 测量研究对象的体质量、身高、腰围、臀围、颈围，并且计算身体质量指数（BMI）（BMI=体质量/身高2）。在睡眠呼吸监测当日清晨起床后测量收缩压（SBP）和舒张压（DBP）。采集空腹外周静脉血送至生化室，同一组专业检验师利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肝肾功能、空腹血糖（GLU）、甘油三酯（TG）、胆固醇（TC）。

社区自治的路径强调社区治理的本位是社会自治，主张社区治理体制改革，推动“政社分开”，例如实行社区的“议行分设”体制、“一会两站”模式等。社区自治应当基于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和诉求，尤其是业主对于自身物权维护的需要。鉴于现实中居民自治的衰落和业主自治的兴起，近年来社区自治研究开始偏重业主自治，并有逐步取代居民自治研究的趋势。但是，研究者也指出了当前社区自治的局限及其原因，即受制于国家结构性约束的偏态自治和居民主观态度的无序自治与低度自治。⑨

更长的甬道见于托乎拉克艾肯第16窟，约20米长，贯通了东区洞窟和山背面第13—15窟。该甬道有圆形的拱顶，雕凿的粗细程度不一。大面积的损毁致使甬道竣工与否无从判断。甬道前方残留几级阶梯，这里可能曾有一座小型前室。

在克孜尔，第24窟僧房窟前室正壁左侧低处最初也有一条甬道，一直通向第 25、25A、25B、25C窟，这四个禅定窟凿于山体的同一区域，其朝向与第24窟不同（图 11）。这条甬道不太典型，因为在其中央位置有一处向右的拐角，甬道非常低矮，最低处仅1米多，只能爬行通过。

图9 克孜尔第162—163窟平面图及立面图

图10 照片中央为克孜尔第162—163窟 （photograph B 1826Staatliche Museenzu Berlin，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小径和广场

前文所述的连通建筑需经过精巧的设计，有的则需耗费巨大的工程量，小径和广场则与此不同，仅需对地面景观略作调整。它们使各个洞窟之间有了通路，或使遗址的各个区段有所联系。它们对地面的改造最为轻微，也无怪乎成为了毁坏程度最为严重的连通建筑。虽然有时已经难以辨认，但仍然可以通过合理的推测猜想其存在形式。

通过铺平、改造或移除部分山岩前的堆积物形成小径，可便捷地到达指定地点。铺设小径不需要花费很多人力，这应是最常见的连通建筑。托乎拉克艾肯提供了一处典型实例。此处有一条小径可以到达凿于崖壁斜面的30个禅定窟，这组禅定窟被分为4排（图12），每一排都有可以通行的小径，僧人们可以由此登至专属的禅定窟。由于大部分山崖和洞窟已经塌毁，目前遗留下来的小径非常窄，但如果试着重构洞窟的原始面貌，便会发现这些小径宽度超过1米，僧人们可以借此较为轻松地到达禅修地点，否则禅修功课就无法完成。

但哥们儿朝洛蒙想错了。搬家那天就被冰箱砸着了脚趾头，肿得像个白萝卜。到诊所点了药水，缠了些绷带，耽误了半天工，上班时一只脚上还穿着塑料拖鞋，走路一瘸一拐的像装着假肢。

在托乎拉克艾肯仍然可见类似的小径，但其他地区的情况只能依靠推测。克孜尔第175—180窟是一排大致等高的中心柱窟，同一高度处还凿有一个壁龛。通向洞窟最简便的方式就是经过一条沿山小径或攀爬阶梯，或两者结合。每个洞窟都有各自独立的、遭到不同程度毁坏的前室，它们之间已无结构上相互联系的痕迹。在洞窟高处必然曾经存有一条宽阔的小径，起沟通相邻洞窟的作用。一旦缺乏这一连接区域，洞窟就无法使用。

五联洞组合证明了门道、内部阶梯、甬道和前室具有系统的连接功能，从而使参拜者能够攀登并利用所有的洞窟。如不借助连通建筑，五联洞中相对较高的洞窟将难以到达。以此为铺垫，下文将系统分析龟兹石窟寺院内的各类连通建筑。

上述不同类型的连通建筑，可将其理解为为了有效连结区域中的各部分而有意规划和建造的实体结构。在进一步扩展连通建筑的概念、提出与其建造目的和功能的相关理论模式之前，还需要系统的实地调查研究，以勘明这类建筑的产生和存在情况。目前，资料的不足使这一领域的主干研究仍然不够深入，基于现存资料，下文尝试归纳初步的研究成果。

图11 克孜尔第25、25A、25B、25C窟（注意左侧甬道）

可行的理论发展

图12 禅定窟托乎拉克艾肯北区

上述连通建筑遗存反映了石窟寺院各个单元之间相互连通的方式。辨别和描述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石窟寺院是如何运作的。本文提及的大部分连通建筑——门廊、前室、悬挑结构、甬道、阶梯，都属于三维木构或石凿结构。对三维连通建筑的研究也引发了新的疑问。前文已经阐明几种连通建筑如何在通达各个洞窟组合时发挥作用。例如，在五联洞中，门道、阶梯、甬道和前室互相结合构成了一种明确的序列，这应当是一种固定的礼拜路线，当然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森木塞姆第48—50窟是位于悬崖高处的洞窟组合（图13）。山崖前部的坍塌使石凿前室已不可见，以木构悬挑结构进行修复的痕迹也已基本消失，但内部楼梯依然存在，表明参拜洞窟的顺序只有一种可能：先通过第49窟讲堂窟，然后进入第48窟中心柱窟。库木吐喇窟群区第22—32窟是一处相似的组合，同样是通过内部阶梯进入木构悬挑结构（图14）。在进入第23窟中心柱窟之前必须经过第22窟讲堂窟，这与森木塞姆的情况相一致。克孜尔尕哈也有一处同类型的洞窟组合。第27+28窟讲堂窟和第30窟中心柱窟开凿在接近地平面处，人们通过一处低矮的山坡即可到达洞窟（图15）。此处礼拜路线无从判定，但前两个例证可为礼拜顺序提供有力的线索，地势地貌的特征也与这个假定相符合。前文述及的多处例子表明，利用洞窟间具体的连接形式有助于理解宗教仪式的相关顺序。这种方式应进一步沿用到对所有连通建筑的解读，通过比较、对照相同或者相异的情况，总结不同类型的连通建筑之间的关系及其原因。深层次的分析可以提供更加完整、系统的新资料，以对石窟寺院的宗教职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小路和广场属于二维建筑结构。这类建筑结构通常仅需要对外部自然环境做出细微改造，它们的形式受到周围自然环境与建筑的制约，因而需要细致的规划才能充分利用周边环境，使之发挥应有的功能。二维建筑结构也能显示礼拜的路线。前述托乎拉克艾肯的30座禅定窟由一条小径相连接 （图12）。进一步观察会发现，第18窟中心柱窟紧邻禅定窟下方，通过这条小径，参拜者首先从邻近的区段进入第18窟，进行礼拜后再进入禅定窟，这一方式一直沿用至今；修禅后仍通过同一条小径前往中心柱窟。

图13 森木塞姆第48—50窟及通往洞窟的内部阶梯

图14 库木吐喇第22—23窟

（内部阶梯现已被水泥覆盖）

图15 克孜尔尕哈第27+28窟讲堂窟以及第30窟中心柱窟

三维和二维的连通建筑由建筑材料界定，并由此进行辨别和校验。但这种方法无法沿用到另一类“一维的”连接结构中，它不使用任何材料，而是通过不可见的线性结构连接各单元。例如，森木赛姆礼拜中心的中央佛塔 （图16），虽然现在已严重损坏，但塔基处的遗迹足以表明其位置和巨大规模。寺院中所有早期开凿的石窟都围绕着佛塔，这样无论从哪一座洞窟中都能看到中央的佛塔，反之从佛塔处也可以看到各个洞窟① 中央区域的几个中心柱窟建造在地面建筑附近，因此从石窟能够即刻到达这些建筑。此处中心柱窟排成一列，而在北区和南区，中心柱窟与方形洞窟按规制形成洞窟组合，表明中心柱窟在不同区域的用途有所区别。。这种联系不受外部环境影响，无需攀爬移动，因为它由意识中理想的直线构成。因此森木塞姆的所有早期石窟都象征性地与中央佛塔相互连接，这种有意的、并非存在于实体的联系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该遗址。

克孜尔尕哈石窟寺院有一处极具特色的大型广场，与开凿于遗址北端、寺院中最大的洞窟第23窟相连。第23窟前方除了高耸的木结构之外，也有通向崖壁东部和西部的门廊。该处遗址明显以第23窟为中心，站在第23窟前向南即可遥望一片绿洲，即古都所在的位置。得益于空旷的广场，这一景观在视野上毫无障碍。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针对主佛像和古都的位置进行的有意布局和巧妙设计而产生的象征性联系。这样的视线关系使几千米之外的现世都城和神圣的遗址之间有了互动，似在暗示佛祖将保佑整座城市及其子民。

数学解题有五种境界：正确解题、一题多解、多题一解、发现规律、自己编题．我们的教学大多数时间都在前三种境界里徘徊．而为了这三种境界，学生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从而难得能有时间去深入探究、发现规律，更谈不上欣赏把玩、动手编题．但“纸上得来终觉浅”，学生的一次动手实践比解百题还要有收获，因为他需要随时调动知识与方法，是对知识掌握娴熟的重要表现．课前教师设计让学生选题，学生是在限制下的自主，他需要对所选题目有较为深刻的理解，重点考查什么，解决关键是什么，解后有什么启示等等．如此，势必“逼”着学生深入学习，深入理解，深入体悟．

图16 森木塞姆石窟分布示意图

（中心带有黑点的方框代表大型佛塔位置）

石窟寺院开凿于悬崖，崖壁可被视为支撑洞窟的天然基础设施，这种非人为的“建筑”被选用的原因是其结构符合且能够适应建造寺院的需求。山体的走势、雨水的流向、主次位置之间的平衡取决于该区域的地理结构，换而言之，石窟寺院地理方位的选择也必须基于对地形特征的缜密考虑。这样一来，这些基础条件就像自然的馈赠，而人力则用于开凿后天所需要的不同类型、规模的洞窟，这一项工作有时会持续几个世纪。此外，人们可以根据崖壁的具体情况和建造目的，选用各类连通建筑去构建洞窟之间所需的联系。

实体建筑和周围空地之间的关系很少被谈及，对于虚实之间的交互作用有必要再行思考。空地不仅用作连接和活动区域，通过修缮和扩建可优化寺院的宗教功能。空地原本由环绕的自然山体构成，并随石窟寺院的建设发展而逐渐有了人气。如对一处聚落遗址进行综合考量，必须对实体建筑和穿插其中的空地给予同样的关注。试看克孜尔尕哈石窟寺院中央的大型广场（图5），并非因为无石可凿而不造洞窟，地面建筑缺少也不能简单归因于存在被雨水侵蚀的危险。空地可能是信徒们进行宗教集会或者朝圣者举行庆典的理想场所。如果该推测成立，那么空地也可被看做是石窟寺院内的基本单元，因此应被赋予与实体建筑相同的重要性。某些情况下，这类空地的适宜与否可能是石窟寺院选址过程中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

最终，实质性和象征性的连接所形成的体系，以鲜明的指向性体现了石窟寺院构造先进性的一面。可见实质联系或者不可见的象征性关联总是交汇在一个中心，即大型礼拜窟或中央广场。当然这之中也存在边界，石窟寺院的入口区分了神圣的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一旦进入石窟寺院，不仅意味着由世俗世界进入佛教世界，同时也是通往其他宗教世界和整个世俗世界之路的起点。

余 论

本文通过连通建筑的几种基本类型的辨析，分析其在龟兹地区目前留存的情况，为研究石窟寺院提供了新的视角。而对该地区的连通建筑进行更为彻底、系统的调查研究是当务之急。不同于单个的洞窟，连通建筑串联成的建筑网络显示了石窟寺院作为精心设计且功能完备的宗教聚落的特质。上文列出的几个连通建筑的例子表明，必须进一步收集这类资料以加深对龟兹石窟寺院的理解，并揭示其对宗教仪式的意义及其本身的象征意义。

虽然本文仅探讨了龟兹地区的石窟寺院，其实连通建筑的概念同样适用于印度、中亚以及中国其他石窟寺院。具体到每一处的连通建筑，其类型可能有所不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分类，但其基本原理应该是一致的。

大部分有关翻转课堂的研究采取了课堂内以小组为基础的互动教学活动形式，这一运用是建立在Piaget 1967和Vygotsky[2]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而这些教学活动的本质在不同的研究中相差甚远，这就容易产生一些认识误区，导致翻转课堂的标签经常被用在一些课程当中，这些课程也会使用提前录制的以网络为基础的录像讲座和封闭性问题与测试，而在许多传统课程中，这些就是学习者得到的全部学习指导。因此，翻转课堂不是指单纯的教学活动重组，而是指课程安排的拓展。其简易的表述见表2。

连通建筑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常被疏忽的外部建筑结构再次成为研究石窟寺院时所需要考虑的问题。虽然因为多种原因被忽略，但它们其实是石窟寺院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旦被发现，通过现存的遗迹、相关旧影像资料、考古发掘以及合理的推论，便可将之置于石窟寺院整体的构造中加以考虑和评估。此外，也可考虑连通建筑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选择合适的山崖进行洞窟开凿固然至关重要，但石窟寺院周围交错的道路网络、它和城镇、军营及其他石窟寺院之间的关联也不容忽视。这些关联有助于深层次理解当时居住在寺院中的僧侣是如何与周边社会机构产生联系的，或可对石窟寺院在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有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