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窟第16窟叙利亚字回鹘文景教徒题记

一前言

最近在中亚史研究领域，东方叙利亚教会（即景教）受到了高度关注① 仅最近的专著和论文集，其代表作就有Wassilios Klein著Das nestorianische Christentum an den Handelswegen durch Kyrgyzstan bis zum 14.Jh.（《十四世纪吉尔吉斯斯坦商路上的景教》），Turnhout，2000 年；Tang Li（唐莉）著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Nestorian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Its Literature in Chinese（《中国景教史研究与景教汉文文献》），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2004；Roman Malek 和 Peter Hofrichter编 Jingjiao：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景教： 中国和中亚的东方教会》），Sankt Augustin，2006 年；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Dietmar W Winkler与 Tang Li编 Hidden Treasures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秘藏与跨文化交流》），Wien，2009 年 ；Tang Li 和 Dietmar W Winkler 编 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从乌浒河到中国东南海滨地区》），Berlin，2013 年；Pier Giorgio Borbone 和 Pierre Marsone主编Le christianisme syriaque en Asie centrale et en Chine（《中亚和中国的叙利亚基督教》），包括其中收录Mark Dickens“Le christianisme syriaque en Asie centrale”（《中亚的叙利亚基督教》） 第 5—39页，Paris，2015年；Tang Li与 Dietmar W Winkler 编 Winds of Jingjia（《景教之风》），Zürich，2016 年。。

在这一方面，用叙利亚字和回鹘字书写的突厥语景教文献值得更多关注，因为它们进一步揭示了突厥景教信徒的历史。其中多数是墓志铭，发现于楚河沿线（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中国天山山脉的阿力麻里、内蒙古和东南沿海的泉州地区② 关于景教碑铭文献，可参考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Mark Dickens，“Syriac Gravestones in the Tashkent History Museum”（《塔什干历史博物馆中的叙利亚文墓碑》），载于Tang Li与Dietmar W Winkler，Wien编 《秘藏与跨文化交流》，2009年；MCMRQ=Samuel N.C.Lieu等编Medieval Christian and Manichaean Remains from Quanzhou （Zayton）（《泉州中世纪景教与摩尼教遗迹》），Turnhout，2012 年，第 151—154 页；MarkDickens，“Lechristianisme syriaque en Asie centrale”（《中亚的叙利亚基督教》），见Borbone和Marsone编《中亚和中国的叙利亚基督教》，Paris，2015；Mark Dickens，“More Gravestones in Syriac Script from Tashkent， Panjikent&Ashgabat”（《出自塔什干、片治肯特和阿什喀巴得的更多叙利亚文墓碑》），见Tang Li与Dietmar W.Winkler编《景教之风》。。在新疆吐鲁番盆地有几处景教遗址，那里出土了带有景教教会和世俗内容的纸质文书③ 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Traces of Christian Communities in the Old Turkish Documents”（《寻找古突厥文献中的景教社区》），见张定京编《突厥语文学研究：耿世民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08—425页；Peter Zieme著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n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中亚出土东方基督教会古突厥文文献》），Piscataway，2015 年。。同样内蒙古呼和浩特白塔内壁上发现的若干叙利亚字回鹘文题记也颇有助益：这些题记是名为撒吉思（Särgis）的景教传教士及其同事书写的，显然是为纪念他们造访该佛教遗址而作的④ Pier Giorgio Borbone，“More on the Priest Saärgis in the White Pagoda”（《再探白塔传教士撒吉思》），载于Tang Li与Dietmar W Winkler编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Berlin et al，Berlin，2013 年；Pier Giorgio Borbone 和 Pierre Marsone编Le christianisme syriaque en Asie centrale et en Chine，Paris，2015年。。

众所周知，敦煌不仅是佛教圣地，也是景教徒的活动基地，在11世纪时封藏于敦煌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中的汉文、粟特文及景教文献证实了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从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新的景教文物，特别是叙利亚文圣经残页，也证明了蒙元时期景教徒的存在⑤ 关于莫高窟发现的景教材料，参考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第9—11页；关于日本收藏的敦煌汉文与景教文书的最新信息，参考岩本笃志《敦煌景教文献と洛阳景教经幢》，见《唐代史研究》第19卷，第77—97页。。

然而，敦煌没有发现突厥文景教文献：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我们只在粟特文古代信件中发现了将突厥人名和景教徒人名并置的现象⑥ 辛姆斯-威廉斯（Nicholas Sims-Williams）著，陈怀宇译 《从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看操粟特语和突厥语的基督教徒》，《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第138—146页；DTSTH=Nicholas Sims-Williams和James Hamilton著Documents turco-sogdien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敦煌 9—10 世纪的突厥文和粟特文书》），London，1990 年，文书 F 和 G。，或者在古回鹘佛教文献附带的后记中发现有“救世主弥赛亚（tngri mixa）”的称呼⑦ Peter Zieme，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n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Piscataway，2015，P.24，39—40。。

不过，在敦煌石窟实地考察洞窟墙壁上的古回鹘文题记时，我有幸发现了一则新的叙利亚字回鹘文题记（图1），下面就此题记作一介绍① 松井太著、白玉冬译《蒙元时代回鹘佛教徒和景教徒的网络》（见徐忠文、荣新江编《马可·波罗扬州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9—290页）及白玉冬、松井太著《フフホト白塔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呼和浩特白塔的回鹘文题记》）脚注22（见《内陆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31卷，2016年）已经提到了这件铭文。我也以日文发表过关于该铭文的初步考释，见松井太《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語·モンゴル語題記銘文集成》（《敦煌石窟回鹘文与蒙古文题记铭文集成》），收录于松井太、荒川愼太郎编《敦煌石窟多言語資料集成》，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所，2017年，第197号。。

图1 叙利亚字回鹘文景教徒题记 榆林窟第16窟前室甬道南壁（敦煌研究院提供）

二 标音、转写

这则叙利亚字回鹘文题记书写于榆林窟第16窟前室甬道南壁。具体来说，是在一位男性供养人像旁边红色题榜的西（右）侧。该供养人像绘制于通往第15窟的内甬道西（右）侧。实际上，这则题记不是从右至左，而是从上往下书写的，与呼和浩特白塔中的叙利亚字回鹘文题记以及敖伦素木（Olon Süme）与中国南部的墓志铭的书写方式一样。

从古文字学的角度来说，可以注意到，以起源于叙利亚字粟特文的特殊字母X表示软腭音q[k]的使用② Peter Zieme著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n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Piscataway，2015 年，第 20—21 页。，还有三笔画的 alaph（1’y，1’wn，4’yky，5’yn，7’p’mwg’）与单笔画的 alaph（随处可见）的共存现象，而这种现象是年代相当晚的叙利亚文的特征，比如说13—14世纪的蒙元时期③ 高橋英海著 《大谷探検隊將来資料中のシリア語断片》（《大谷探险队收集品中的叙利亚文书残片》），载于入泽崇和橘堂晃一编《大谷探検隊収集西域胡語文献論叢》，龙谷大学，2017年，第182—184页。。即使没有明确的证据，我们仍然可以暂时将这则题记的年代定为蒙元时期。

叙利亚文标音：

1 py yn yyl pyyn ’y ’wn py ’pyz

2 w lwg pwy’n ymwr ntn’yl yw nn

3 pw x’ w nyng t’k pwx’r yng’ kylyp

松井太 《敦煌石窟回鹘文与蒙古文题记铭文集成》第63号：莫高窟第256窟主室甬道北壁的回鹘文题记：

4 ’yky kwyn t yskynyp’wyswrm’

5 pyr xwyn ’yn swykwnwp yyn’ y’[n]yp

6 p’rtymyzy’t pwlswn’myn

7 ’p’mwg’ t ygy’myn

回鹘语转写：

1 be in yïl bein ay on be-tä biz

2 xa u-luγbuyan temürnatanayelyannān

总而言之，我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推广了十几年，这项制度对高校财务管理造成了较大影响，有利于高校财务管理体系的构建。从当前情况来看，很多高校在财务管理系统方面仍不够完善，在未来的发展中，高校领导要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优点、注重高校内部预算管理的科学化、优化财务管理组织机构、建立完善的财务信息管理系统、拓宽办学资金来源，以高校国库集中支付给财务管理制度带来的变化为出发点，强化自身财务管理体系的构建，实现高校的正常运行和教育目的。

3 bo xau-nïng taγbuxar-ïnga kälip

4 iki kün tezginipüsorma

5 bir xoyn aïn sökünüp yenä ya-［n]ïp

对于“高峰”“高原”学科用户来说，资源需求方面主要集中学科评估型资源及新兴学科资源上。因此，在建设思路方面则需要通过深入分析用户需求，进行学科资源的查漏补缺，实现基础型、研究型和评估型资源全面保障。

松井太《敦煌石窟回鹘文与蒙古文题记铭文集成》第169号：榆林窟第12窟前室北壁蒙文题记：

7 abamuγa tegi amin

汉文翻译：

（1）申年五月十五日。我们（2）瓜州的普颜帖木儿、纳丹因、岳忽难（3）来到这个瓜州的山寺，（4）两天游历（石窟），以三（瓶？）酒和（5）一只羊餐食跪拜，返回（6）出发了。愿人们怀念吧！阿门！（7）直到永远！阿门！

本研究采用初始峰值载荷Pmax、平均压溃载荷Pm、总吸能E、比吸能SEA、压溃力效率CFE、单位面积吸能S、行程利用率SE，综合评价正多边形纸瓦楞管的缓冲吸能特性[16，21]。

词注：

（1）幸福的未年六月二十（？ ）日

2b：在三个朝圣者名字中，Buyan-Temür（普颜帖木儿：意为“福德-铁”）是普通的突厥名字，甚至还包含有佛教起源术语，buyan对应的梵文为punya；但另两个人名是典型的景教徒名字。在此我还是要感谢彼得·茨默教授（柏林）和高桥英海教授（东京大学）在证明景教名字 ntn’yl=natanayel“Nathaniel”方面给出的建议① Robert Payne Smith著Thesaurus Syriacus（《叙利亚语词典》2卷），London，1879—1901年，第 2482页。。 至于景教名ywnn=yōannān “Johannes”（回鹘文yoxnan和中文名岳忽难、月忽难或岳合难等），我们有很多用例② Peter Zieme，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n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Piscataway，2015年，第 187、192页。。

3：xau-nïng taγ buxar， 回鹘文 qacu-nïng taγ buqar，即“瓜州山寺”，显然指的是位于瓜州古城（今锁阳城）之南的榆林窟。在敦煌石窟的回鹘文题记中，我们也发现榆林窟被称为qacu-nïng taγ süm（瓜州山寺）或被简单称为 qacu süm（瓜州寺）的称呼③ 松井太《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語·モンゴル語題記銘文集成》第 160，176，198 号。。

与榆林窟的这些命名类似，在回鹘文中，莫高窟和东千佛洞也经常被称为 taγbuqar～taγ vrxar～taγ sümä（山寺）或 taγ aranyadan（山上的阿兰若）④ 松井太 《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語·モンゴル語題記銘文集成》第 30，49，109，114，145，169，175，196，197，207，218，229，248，280号。，而且这些术语应该源于中文的“山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了这一名称在蒙文或西夏文题记中对应的名称：在蒙文中为aγula-yin süme，在西夏文中为 1shyan2miq，2，yen⑤ 松井太 《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語·モンゴル語題記銘文集成》第230号；荒川愼太郎著《敦煌石窟西夏文題記銘文集成》，见松井太、荒川愼太郎编《敦煌石窟多言語資料集成》，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所，2017年，第267页。。

4a：tezginip，动词 tezgin-～tägzin-，意为“旋转，在周围游历”。从题记语境来看，应该是表明三位景教徒确实“造访”了榆林窟的很多石窟；在呼和浩特白塔的回鹘文题记中，该词意为“（在走廊内）右绕巡礼”⑥ 白玉冬、松井太 《フフホト白塔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内陆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31卷，2016年，第40、45页。。

秦安县位于秦岭之北，地理位置独特，属陇中黄土高原梁峁沟壑区，气候条件优越，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是北方果椒最适宜生长的地区之一。目前，全县花椒面积达1.12万hm2，挂果面积0.93 hm2，产量1.05万t，产值12.6亿元。秦安花椒以颗粒大、色泽艳、麻味醇、绿色营养，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

4b：sorma 为回鹘文 sorma（～soma）“小麦啤酒”，这已经在吐鲁番出土的世俗文书中得到了很多用例⑦ Peter Zieme 著 Alkoholische Getränkebei den alten-Türken，载 A.Berta 编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Interaction between Inner-Asia and Europe（《亚洲内陆与欧洲在历史与语言上的互动》），Szeged，1997 年，第 441—442 页。。这个词语在元明时期传入汉地，并相当流行，比如汉文文献中的速儿麻、速鲁麻和咂鲁麻⑧ 关于用例，参见马建春、马磊磊《元代流行宮廷与民间西域饮品辑述》，《丝路文明》2016年第1期，第165—166页。尽管以波斯语或撒拉语sarma为速儿麻、速鲁麻的词源会被摈弃。我们还可以提出新证据，即圣彼得堡收集品中的黑水城出土元代汉语文献（TK 195A和TK 195B），其中有“速鲁麻酒”一词。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第3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407、409 页。。明代《高昌馆杂字》收录了回鹘文词条sorma“琐儿麻”，汉文意思为“酒”⑨ Louis Ligeti，“Un vocabulaire sino-ouigour des Ming”（明代《高昌馆杂字》），载于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匈牙利学士院东方学报》）第19卷，1966年，第307页。。

（2-3）我 ，鲁 班 （Luqpal）、 沙 加 班（Šakyapal）、朵儿只班（Dor ïpal）三个人来到（这里），礼拜这个圣寺，出发了。（4）这个（我们的）福德就是众生。又（后人们）发现（这个题记）。这样说了。（5）我，……沙弥做了记录（铭文）。

5a：xoyn，回鹘文为 qoyn，意为“羊”。

4 bo taγ [s]üm-lär-kä kälip barïr-ta

6-7：y’t =yad是出自中世纪波斯的外来语’y’d[ayyād]，意为“回忆”，在词组 yad bolzun“愿此成为回忆”或“愿此事被铭记”频繁出现在叙利亚字突厥文的墓志铭中⑩ 参考Mark Dickens“More Gravestones in Syriac Script from Tashkent，Panjikent&Ashgabat”，见 Tang Li与 Dietmar W Winkler 编 Winds of Jingjiao，Zürich，2016 年，第 110 页，脚注25—28。。然而，在墓志铭中将被“铭记”的是死者，但这里无疑是记载三名景教徒造访佛教圣地这一事实的题记本身。佛教中的回鹘文题记经常使用（ür ke）ödig bolzun“愿此（永远地）成为纪念！ ”⑪⑪ Tibor Porcioó， “Some Peculiarities of the Uygur Buddhist Pilgrim Inscriptions”（《回鹘佛教徒铭文的特点》），见Chr.Cueppers和M.Deeg编Searching for the Dharma，Finding Salvation（《访求佛法，寻求解脱》），Lumbini，2014 年，第165—166页；松井太《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語·モンゴル語題記銘文集成》词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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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

毫无疑问，叙利亚字回鹘文题记属于基督教（景教）。题记里的三人中有两人的名字，即natanayel“Nathaniel”和 yōannān“Johannes”为景教徒的名字。因为题记称三人都 “来自瓜州（xau-luγ）”，所以瓜州应该是他们的出生地或当时定居的地方。因此可以认为蒙元时期在瓜州附近存在一个回鹘人景教徒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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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叙利亚字回鹘文题记提供了下列信息：1.年月日（第1行）；2.朝圣者的人名与出生地（第2 行）；3.在石窟中礼佛（第 3—6 行）；4.祈祷这一纪念性的铭文得以保存并为后人发现（第6—7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实，即这样一种文献格式与佛教朝圣者的题记格式十分相似，兹列举如下：

利用采样点集SAB、SBC、SDE、SEF,对公式(4)应用最小二乘法,可获得k、bAB、bBC、bDE、bEF的估计值,得到以上4条直线在世界坐标系中的直线方程。

1 quluγ qoyn yiïl ald iïn ay yägrmi[ ]

选取2016年我院收治的老年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80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40例。其中，研究组男25例，女15例，年龄55～79岁；对照组男24例，女16例，年龄55～79岁。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和年龄以及各个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

2 biz qur？ buq-a[……]K（taγ）buq-a elig？

3 tüz tämür balap k（im）？ kun’’LD（……）-（t）ay（……）

式中：V2：滴定试样消耗的氢氧化钠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V0：滴定空白消耗的氢氧化钠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c2：氢氧化钠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0.210：辛烯基琥珀酸基团的毫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毫摩尔（g/mmol）[M（C12H18O3）=210]；m2：待测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w0：待测样品实际测得的干燥减量，%。

5b：a，为 a（食物）和 ïn（具格）构成。

5 män taγ buq-a kenki-kä körgü bolzun tep

新时代已然到来，新机遇悄然而至。会上，云图控股总裁宋睿诠释了云图控股的未来战略布局。他表示，今年以来，尿素、磷肥、钾肥等原料价格均迎来上涨行情，但是农产品价格依然持平或下跌，这就需要格外关注种植户种植效率和效益的提高。“只有掌控了资源、原料，才能更好地控制成本和价格。而我们在近年来不断加强打造的全产业链布局已经成形，这大大加强了云图对于资源的掌控力，这也将是云图控股现在乃至未来无可替代的竞争力。”他说，“截至2018年11月，云图已经成功实现了复肥销售187.5万吨。同时，云图目前已经掌控煤、盐、磷、硫等上游资源，产业资源协同产生的巨大优势，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各环节的效率和效益。”

6 bir （ik）i käzig biidim

汉文翻译：

2a：xau：回鹘文qacu及蒙古语γau的变体；源于汉语瓜州。

（2）（我们） 忽鲁不花（Qur?-Buqa）、[……]K、塔不花（Taγ-Buqa）、也里（Elig）、（3）禿思帖木儿（Tüz-Tämür）等……（4）来到了这个山寺，出发时，（5）我，说：“愿为后人观的纪念吧！”（6）写了一两行（题记）。

松井太《敦煌石窟回鹘文与蒙古文题记铭文集成》第147号：榆林窟第4窟主室北壁回鹘文题记① 这里我省略了第4行和第6行的最后一部分，该部分为他人所著。见松井太《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語·モンゴル語題記銘文集成》第79页。：

至于“知音而不知形”这种类型一般不会出现在语文教材中，但是在学生写日记时却频繁出现，学生由于只知读音，不知其字，就无法有效记录感闻。此时，利用音序查字法就可以找出所需文字。

1 quluγ taqïγu yïl beinay on be-tä

2 män luqpal akyapalorïpal üägü kälip bo ïduq buqar

3 -qaykünüpbardïmïzbobuyanï alqu qurulmaq ol

4 yana tapmaq-lar-ï bolzun teptedi

5 män （……） （abi） ödiglädim

（1）幸福的未年五月十五日

对从事快递业已有6年的中通快递员李师傅来说，“双11”就是一场拼体力的战斗。从早上8点到网点取货送货，一直要忙到晚上9点多，“高峰期要送大约300个件，是平时是2到3倍。”李师傅说。

6 bartïmïz yad bolzun amin

1 morin il doluγan sara-yin γurban sinede

2 yung ang vuu-aa iregsed bi dori en-e

3 süm-e-ür mörgüü au-yin süme-

4 -ür odbai qoyin-a üeküi boltuγai

（1）午年七月初三日

（2—4）从永昌府来的我朵儿只（Dori），礼拜了这个佛寺，向沙州的佛寺出发了。（4）愿（这个题记）为后人观吧！

回鹘和蒙古佛教徒朝圣题记通常比较个性化，因此没有明确的格式。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所引用的题记都有一些基本要素：1.年月日；2.朝圣者姓名，通常与出生地地名在一起；3.在寺庙礼佛；4.希望后人能找到纪念性的铭文② Tibor Porció著 Some Peculiarities of the Uygur Buddhist Pilgrim Inscriptions，见 Chr.Cueppers和 M.Deeg编Searching for the Dharma，Finding Salvation，Lumbini，2014年，第165—174页。。很容易看到，叙利亚字回鹘文题记与佛教题记都有这些要素，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即回鹘景教徒与回鹘佛教徒有共同的文字文化。

同样，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日期，即第1行的“五月十五日”。我们发现，很多回鹘人、蒙古人、汉人和西夏人倾向于在五月十五日这一天书写纪念他们朝圣之行的铭文③ 松井太 《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語·モンゴル語題記銘文集成 》 第 97，110，111，121，138，141，142，145，146，147，275，56 等号；山本明志《敦煌石窟モンゴル時代汉文墨书、刻文集成》，见《敦煌石窟多言語資料集成》第395—401页；荒川愼太郎《敦煌石窟西夏文題記銘文集成》，《敦煌石窟多言語資料集成》第325页。，这表明他们的朝圣应该与在那天举办的佛教斋会或仪式相关① 敦煌归义军时期的汉语文献表明，在阴历五月十五日那天会举行佛教官斋及其他宴会等活动，如S.8720《甲辰年（944）某寺得麦历》，P.4908《某年某寺诸色破用历》，P.3231（5，7）《癸酉年至丙子年（974—976）平康乡官斋籍》，P.4640《己未年至辛酉年（899—901）归义衙内破用纸布历》，S.4642《某年某寺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残卷》等。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3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136—137、234—235、243、245、256、554页。元代时期的敦煌石窟汉文题记也表明，当时官方在五月十五日那天频繁举办礼佛活动，似乎与任何宴会都有关联。参见山本明志 《敦煌石窟モンゴル時代漢文墨書、刻文集成》，第Y03-MChin-02，Y06-MChin-02，Y12-MChin-02，Y13-MChin-06，Y34-MChin-01条。还有纪念榆林窟修复的第Y15-MChin-01条也是在那天书写的。实际上，五月十五日被设定为夏安居之前的最后一天或夏安居的第一天。。

而且，第4—5行题记文字表明，回鹘景教徒“以三（瓶？ ）小麦啤酒（sorma）和一头羊（xoyn）礼佛”，显然酒和羊都是作为祭品献给榆林窟佛教僧院的。这使我想起《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一则消息，即蒙元时期沙洲的“偶像崇拜者”或佛教徒将“养一头羊来礼拜佛像，并且在新年或佛教的开斋节那天，他们和孩子们带着羊参加盛大的佛像礼拜仪式。他们将请人屠杀羊并烹调，然后将其放在佛像面前虔诚礼拜，并留在那里，同时虔诚地诵读他们的礼拜文或祈愿文，希望佛祖保佑孩子们”② Henry Yule和Henri Cordier著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2 vols ，《马可波罗游记》（2 卷），London，1903 年； 松井太《榆林石窟回鹘文题记重考》，《民族古籍研究》第1辑，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研究所，2012年，第39页。。而在远早于此的宋朝，据被金朝扣留的宋代使者洪皓（1088—1155）的记载，12世纪时在西夏王朝统治下举行有类似的回鹘佛教徒的仪式：“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毎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为亲敬。”③ 洪皓著，翟立伟标注《松漠纪闻》，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5页。这则叙利亚字回鹘文题记应该就是马可波罗和洪皓所记载的这样一种仪式，而回鹘佛教徒朝圣者的题记既没有宰羊、也没有以酒饮料作为供养的记载；似乎这样的供养品被称为odpa（藏文 mchod pa，即“恭敬供养”）④ 松井太 《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語·モンゴル語題記銘文集成》第83页。。

其次，水和土壤是花卉正常生长的必备条件。为更好的维持土壤的质量，在浇水后需及时对花卉植物进行松土，以免水分流失。多数观赏性花卉处于旱生植物和湿生植物之间，即为中生植物，例如茉莉、桂花、月季等，对于中生植物而言，其土壤中含水量应掌握在50～60%之间。而被栽植在水边或空气湿度相对较大的植物，例如垂柳、水仙等，其具备耐湿性，需遵照宁湿勿干的浇水原则。另外，因为夏天降水量相对较大，花卉周边会长满了杂草，对花卉养料吸收、光合作用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此时管理人员需及时去除杂草。

总而言之，写下这则叙利亚字回鹘文题记的瓜州回鹘景教徒，与回鹘佛教徒共享诸种文化；书写了同一格式的纪念题记，参加了榆林窟的佛教斋会，并为佛教僧院供奉了祭品。

四结论

马可波罗记载东天山地区信仰景教的回鹘县“与偶像崇拜者通婚频繁”时⑤ Arthur Christopher Moule和Paul Pelliot著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Vol.1（《马可波罗对世界的叙述》），London，1938 年，第 156 页。，尚无直接证据证明这两种宗教间的日常关系⑥ 参照Peter Zieme“Notes on the Religions in the Mongol Empire”(《关于蒙古帝国宗教的札记》)，见 A.Akasoy，Ch.Burnett，R.Yoeli-Tlalim 等编 Islam and Tibet（《伊斯兰教与西藏》），Farnham/Burlington，2011 年，第 179—180 页。。即便有几位回鹘景教徒确实造访过呼和浩特的佛教圣地白塔，并在那里留下了题记，我们仍然无法确信他们与佛教有任何宗教姻亲关系⑦ Pier Giorgio Borbone “More on the Priest Saärgis in the White Pagoda”（《再探白塔传教士撒吉思》）， 见 Tang Li与Dietmar W Winkler编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 (《从乌浒河到中国东南海滨地区》)，Berlin，2013 年，第49—53页；白玉冬、松井太《フフホト白塔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第49—53页。。

现在，这则题记明显表明，在佛教圣地敦煌附近的瓜州曾经存在一个回鹘景教徒的社区，他们遵从佛教徒的信仰，并时不时地享受佛教盛宴。

敦煌石窟共有800多个洞窟，本文介绍的这则题记是我在实地调查近150个敦煌石窟时偶然发现的。因此我们仍能期望发现新资料，以阐明敦煌周边的回鹘景教徒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