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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隋初供养人服饰研究

更新时间:2016-07-05

敦煌莫高窟第303、304、305窟在位置上左右相邻,且都存有明确的开窟纪年题记,洞窟内容和壁画风格一致,是明确而典型的隋代初年洞窟,而且这三个洞窟内的供养人像丰富、画面相对清晰,是研究隋代初年供养人服饰很好的标本。

一 洞窟年代

第303、304、305窟都开凿于隋代初年,其中第305窟内有三处建窟纪年:南壁龛下残存发愿文一方,前行墨书“□(开)皇四年三月十五日清信士宋显云香……等”;北壁龛下东侧残存发愿文一方,首行墨书“□(开)皇五年正月……”;北壁龛下西侧残存发愿文一方,首行墨书:“□(开)皇五年正月……”此外,窟内西壁北侧供养人之间有榜题数条,中间两条墨书:“大业□(元)年八月十六日……者伏羲氏之□天下□尽(画)师之书。”前述三方开皇发愿文笔法工整有力,而此大业题记却甚草率,题记周围的壁画并无重绘痕迹,看来似属后人补写,并非建窟纪年 此洞窟中的发愿文目前已漫漶不清,此录文摘自《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00页。。第305窟当建在开皇四、五年(584、585) 参见《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00页。

第303窟内没有纪年题记,但与其相邻且洞窟形制基本相同的第302窟,其中心塔柱北向面座身发愿文中墨书题记有 “开皇四年六月十一日”。由此可推断第303窟建窟也大概在隋开皇四年。而位于第303窟与305窟之间的第304窟,洞窟形制上“具有北周同类石窟的特点”,其塑像“造型特点接近于北周……塑像的衣饰基本因循北周样式”,故其建窟时代也系隋代初年[1]

二 洞窟形制与供养人像位置

第303窟主室平面呈方形,面积约14平方米。主室中心塔柱为须弥山状,上部作圆形七级倒塔,下部作方形两层台座,上层四面各开一龛,下层座身绘男女供养人和狮子、力士等;四壁上方绘天宫伎乐、栏墙、垂幔,中间绘千佛,下方绘男女供养人、山林动物等。中心塔柱座身及窟内四壁下方所绘男女供养人共计146身:中心塔柱座身东向面南侧女供养人7身,北侧男供养人7身;南向面女供养人7身,北向面男供养人7身;西向面北侧女供养人3身,南侧男供养人3身;南壁东侧男供养人9身,中部女供养人14身,西侧男供养人14身;西壁男供养人22身;北壁西侧女供养人23身,东侧男供养人8身;东壁门北女供养人4身、马夫等男供养人6身;门南存女供养人12身。

第304窟平面方形,面积约3平方米,覆斗顶中央绘藻井,四披绘千佛、天宫伎乐,东南角绘一大头仙人;西壁中部圆券形龛内塑佛、弟子、化生;龛外两侧各塑胁侍菩萨,绘弟子;龛下南侧绘女供养人及婢女8身,北侧绘男供养人及童仆共7身,共计15身。

其中,xj为j的属性值,wij表示i与j间的空间影响程度,n是样本总数.为均值,S为标准差,当计算出的统计量z值为正时表示热点区域,值越高表示热点聚集就越紧密;反之表示冷点区域,z得分越低,冷点的聚集就越紧密.

第305窟主室平面呈方形,覆斗顶中央绘藻井,四披绘东王公、西王母(帝释天、帝释天妃)、摩尼供宝、飞天等;四壁绘千佛,西、南、北壁中部各开一圆券形龛,龛内各存隋塑清修一佛二菩萨二弟子;四壁下部绘男女供养人138身,中心佛坛坛基四周围绘供养人41身,共计179身。其中男供养人93身,女供养人57身,比丘和比丘尼29身。这些供养人画像,和第303、304窟一样,继承了北周传统,均以发愿文为中心,分左右两侧排列,前有比丘、比丘尼引导;人物不作肖像处理,立姿排列整齐,服饰色彩错落美观。

三 男供养人服饰

1.首服

此三窟现存的男供养人画像,虽人物头部漫漶严重,但尚能辨识出首服四种:合欢帽、卷裙风帽、幅巾以及供养车马图中马夫所戴的尖顶帽。

第303窟中心柱台座东向面供养人行列比丘身后第一身男性头戴合欢帽(图1)。合欢帽曾流行于两晋时期,是用织金锦罽制成的暖帽。晋陆翙《邺中记》:“季龙猎,著金缕织成合欢帽。 ”[2]“合欢”一词是汉魏时期流行于民间的吉语,通常用来形容两相交互、左右对称之物,取和合欢乐吉祥之寓意。以两片或多片织锦缝合而成的暖帽,就称为“合欢帽”。束晰《近游赋》:“老公戴合欢之帽,少年著蕞角之巾。”[3]这种帽式在南北朝时期的文物图像中也有反映。如莫高窟出土的刺绣残片中,鲜卑王族广阳王之母、妻和二女[4],均戴合欢帽(图 2)。陕西西安草厂坡北魏墓出土的陶俑以及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仪仗俑,所戴之帽均由两片合成,合缝处于正中;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陶俑,所戴之帽由四片合成,每片织物大小相等。不论是采用两片还是四片,合欢帽颅后都有“垂裙覆带”,属于风帽范畴。北朝北地少数民族喜“著乌皂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靴”[5]。所谓突骑帽,也是缚带的风帽。风帽是北朝一种最常见的暖帽,因戴在头上能御挡风寒,故以名之。风帽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帽身后和两耳有帽裙垂下,戴时可以兜住双耳,披及肩背,这样在野外骑行时就可以障蔽雨雪风沙。河北省磁县北齐高润墓出土的陶俑即戴这种式帽(图3)。《隋书·礼仪志七》:“后周之时,咸著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又文帝项有瘤疾,不欲人见,每常著焉。相魏之时,著而谒帝,故后周一代,将为雅服,小朝公宴,咸许戴之。 ”[6]这说明风帽在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的流行,不仅有防风保暖等的实用性,还因统治阶级的引导使之有了礼仪服饰的功能。

2)浙江省的观光采摘节在年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淡、旺季之分,由此分析得出浙江省的观光采摘节庆在开发上具备了开发面广、重点突出的特征,提出应多借鉴宁波、绍兴的模式、注重桃、蜜梨这些果树资源的重点开发。

2013年扬州发现的隋炀帝墓中有一条十三环蹀躞金玉带,从已发表的图片观察可知,此蹀躞金玉带由玉质带扣(扣环和扣针)、玉质扣身(或称为扣柄)、镂空柿蒂纹玉方2枚、附环玉方13个、尖拱形玉2个、偏心孔玉环13(扣眼)个、玉尾所组成(图 14-1)[18]。 扣身、柿蒂纹方、尖拱形、附环方背面均有金衬板,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等级最高的十三环蹀躞金玉带[18]。《隋书·礼仪志七》载:“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省。高祖朝服亦如之,唯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盖取于便事。及大业元年,炀帝始诏吏部尚书牛弘、工部尚书宇文恺、兼内史侍郎虞世基、给事郎许善心、仪曹郎袁朗等,宪章古制,创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皂,服章皆有等差。若先所有者,则因循取用,弘等议定乘舆服,合八等焉。 ”[6]262《新唐书》和《旧唐书》的《舆服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文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 百官常服,同于匹庶。 ”[19]“初,隋文帝听朝之服,以赭黄文绫袍,乌纱帽,折上巾,六合靴,与贵臣通服。唯天子之带有十三环……”[20]这说明,隋代不论是帝王还是贵族官员,凡是地位较高的男性,在着袴褶或袍服时,均会系蹀躞带,而这种腰带上镶嵌有一块块的小玉片。地位高低是用腰带上嵌缀环数的多少来区分的,如北周若干云墓出土的八环蹀躞带(图14-2)。这就解释了莫高窟隋代男供养人壁画腰间为什么残存的是点点白色痕迹,而不是一条连贯的腰带的痕迹。在隋代稍晚一点的第394窟,男供养人的白色袴褶上也残存蹀躞带的点点痕迹,还可看出腰带侧面有长长垂下的带子或物品。

此外,在敦煌西千佛洞、天水武山水帘洞的北周洞窟以及上海博物馆藏的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岐法起等造佛石像”上,均出现了佩戴此首服的男性供养人(图5)。这么多分布在不同地域的北朝服饰遗存资料说明此款首服在北朝时期十分流行,且穿用范围很广。可惜壁画和石刻像都没有十分明确地交代此首服的形制。

河北磁县漳湾北朝大墓出土的鼓乐俑上又出现了类似的首服,且形制较为清楚。从标本131(图6)可见,此首服为圆顶,顶部有十字线,似为几块布料连缀而成,帽裙下垂后向上卷起至顶部成筒状。学者宋丙玲将此款首服归类为卷裙风帽[10],笔者也认为,此首服为风帽的变形。在风帽流行开来以后,时人对其垂裙做了多种多样的改制,如南齐永明中“萧湛开博风帽后裙之制,为破后帽”,建武中“帽裙覆顶”[11]。此处的帽裙覆顶,很可能就是指这种卷裙风帽。而莫高窟等处所见的“山”字形首服,从画面表现的形制来看,与尧峻墓和漳湾墓陶俑所戴略有不同:莫高窟等处供养人佩戴的首服,横向两个边缘并不是如北朝墓中所见那样由后向前卷起,而是两边向上翘起后并不闭合,侧面呈U字型。这说明此款首服很可能是由卷裙风帽变形而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卷裙风帽。此处卷起的垂裙已经符号化,变成了向上翘起的硬质帽檐,不再展开披下。从佩戴此首服的人物身份和穿用场合来看,有供养人、鼓乐俑、仪仗俑,这些人物所着服饰应当属于较为正式的礼服。因此,此款首服显然已脱离了风帽防风保暖的实用价值,而更多地被赋予了冠的特性,是某种身份的象征和礼仪的需要。

图1 合欢帽 莫高窟第303窟北壁中心柱台座东向面

图2 北魏刺绣合欢帽莫高窟出土

(《新发现的北魏刺绣》,《文物》1972年第2期图3。)

图3 陶俑之垂裙覆的风帽 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出土

(《河北磁县高润墓》,《考古》1979年第3期图5。)

第303窟北壁下侧,依稀可见男供养人行列中有头裹幅巾者(图7)。幅巾亦称缣巾,通常以缣帛为之,裁为方形,因长宽与布幅相等,故称幅巾,使用时包裹发髻,系结于颅后或前额。汉初本为贱者之服,东汉时贵贱均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傅子曰: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豹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12]六朝时期其制大兴,尤以士人所用为多,喜其轻便。北朝晚期,后周武帝改易其制,将四角加长,遂成幞头[13]。在北齐娄睿墓的出行图壁画中,就可以见到和莫高窟隋代供养人像非常类似的头扎幅巾的人物形象(图8)。这说明,男子扎巾在北朝时期无论南方北地,都是十分流行的,这也为后来幞头的出现打下了广泛的基础。

第303窟东壁北侧的供养牛车和马车图中,牵牛的男供养人头戴顶部凸起的帽子(图9)。仔细辨识此人的面部,虽五官已褪色不清,但从侧脸的轮廓线和变色后的皮肤晕染来看,其面部为深目高鼻,也许是头戴尖顶帽的胡人。然而这顶帽子和后来唐代壁画等中身份明确的胡人所戴尖顶帽又有区别,帽筒没有后者那么高,且帽檐稍显大。实际上,此帽更接近于莫高窟北周故事画中出现的猎人、渔人等所戴之帽。故此人的胡人身份只是猜想,也许他只是个头戴遮阳帽的车夫。以往经常把佩戴尖顶帽当做是胡人的特征,更有细化者认为佩戴者很可能来自中亚。唐书中所谓“织成毡帽虚顶尖,细叠胡衫双袖小”,即指中亚各国人物服饰[14]。但从莫高窟壁画中出现的种种人物形象来看,尖顶帽的具体形制高低不尽相同,也许是因为不同画师表现技法不同的缘故,抑或是这些帽子确实形制相异。而佩戴类似帽子的人物,大多出现在故事画、经变画中,就算是供养人,也没有能明确指明其胡人身份的榜题留下来,所以无法仅凭佩戴尖顶帽一项来判断人物的身份是胡人。

2.袴褶、襕袍

图4 卷裙风帽莫高窟第303窟

图5 男供养人岐法起等造佛石像侧面

(作者拍摄)

图6 鼓乐俑卷裙风帽 河北磁县北齐漳湾墓出土

(宋丙玲《北朝世俗服饰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4月,图5。)

图7 幅巾 莫高窟第303窟北壁

图8 幅巾 北齐娄睿墓出行图

(《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图20。)

图9 男供养人之尖顶帽莫高窟第303窟东壁

此三窟中的男供养人大多身着袴褶。袴褶,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一款衣服,而是指一种上短衣、下长裤的搭配组合。衣裤的具体形制,在各个朝代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人群穿用时各有不同 具体论述,参见武琼芳《从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管窥袴褶的流行与演变》,《艺术设计研究》2013年第4期,此处不再赘述。。袴褶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广泛被穿用,《隋书·礼仪志三》中也有“齐制,季冬晦,选乐人子弟……一百二十人,赤布袴褶,执鞞角”[15]的记载。莫高窟北朝供养人画像中所见袴褶多为小圆领、窄袖褶衣,下身搭配小腿袴,和同时代北方地区的袴褶形制及穿用人群一致,中原部分地区及南方地区常见的交领大袖褶衣搭配宽腿缚袴的样式鲜见。

袴褶在隋代更为流行,文武百官也经常穿着。《隋书·礼仪志六》载:“袴褶,近代服以从戎。今纂严,则文武百官咸服之。车驾亲戎,则缚袴,不舒散也。中官紫褶,外官绛褶,腰皮带,以代鞶革。”[16]隋炀帝定服制后,由于频繁出巡亲征,“百官行从,唯服裤褶,而军旅间不便”,大业六年(610)开始,“诏从驾远涉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袴褶上身褶衣的长短与所着者的身份、所处场合等有关。一般来说,王公贵族所着的褶衣长及脚踝,而庶民百姓等劳动者所着的仅长及膝盖;文官所着的褶衣长,武官所着的短。特殊情境下,譬如射猎时的国王、太子等所着的袍服也是以短为主,以方便骑射。

[10]宋丙玲.北朝世俗服饰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8:27.

过去学者们多认为莫高窟隋代洞窟中男性供养人所着的红色袴褶与北朝时期,特别是北周时期的完全相同。但当笔者仔细辨识隋代壁画男性供养人时,发现了一些与北周不同的特点。如隋代第303窟的男性供养人,虽然其站姿、服装轮廓和颜色等都和北周时期的类似,但在服饰款式细节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男性供养人上衣红色面料上依稀存有墨线,可能是服装的款式分割线。特别是在上衣的下摆上部,有一条明确的分割线 (图10)。从画面来看,这条线有可能是和门襟饰边一样的下摆边饰,但似乎过于宽了一点,它很可能是一条功能意义上的款式分割线。这样的分割线叫作“襕”或“下襕”,是官吏、士人袍衫膝部的横线,通常用同色布料镶滚一周,以象征衣裳分制的古代服制。它制出北周,唐代以后各朝沿用[13]258。《隋书·礼仪志六》:“保定四年,百官始执笏,常服上焉。 宇文护始命袍加下欄(襕)。 ”[16]250也有说襕制出于晋,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1:“晋处士冯翼,衣布大袖,周缘以皂,下加襕,前系二长带,隋唐朝野服之,谓之冯翼之衣,今呼为直裰。”[17]这样看来,上衣下摆加襴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袴褶,而是从袴褶到襕袍的一种过渡款式了。如第389窟北壁男供养人服装的颜色已经退去,只剩下勾勒底线时的土红线条,服装的结构线看得更加明确,上衣腰线至下摆的下三分之一处确有一条分割线(图11)。莫高窟隋代第62窟就出现了身着红色、绿色襕袍的供养人像(图12)。

图10 男供养人第303窟西壁

图11 男供养人 莫高窟第389窟北壁

图12 男供养人莫高窟第62窟北壁

男供养人在穿着的红色袴褶外还腰间系带,也就是 《隋书·礼仪志六》中所说的“腰皮带,以代鞶革”[16]235,位置在正常腰线略下一点,如第303窟北壁东侧的后几身男供养人 (图13),可以看到有白色的小点在腰间围成一圈,前左侧是双匝,还有两条垂下的带子。从残存的痕迹判断,这很可能是史料所载的蹀躞带。蹀躞是指从腰带带的穿孔引出的下垂小带。蹀躞带,即指有蹀躞的具有特殊形制的腰带,以皮革为鞓,端首缀,带身钉有数枚带上备有小环,环上套挂若干小带,以便悬挂各种杂物,如小刀、针筒、囊带、磨刀石等。

图13 男供养人蹀躞带莫高窟第303窟北壁东侧

第303窟有身着袴褶的男性供养人头戴外轮廓似“山”字形的首服(图4);北周第428窟和第290窟的男性供养人也有戴这种首服的。曾有学者将这种首服称为“卷檐毡笠”[7],“尽因西北风沙弥大,用之以为障蔽风尘”[8]。 “这种毡帽又叫‘白题’,是少数民族的‘首服’。由于西北地区多民族聚居,民族风俗相互影响,往往胡帽汉装,互相混合,这在河西魏晋墓画中是屡见不鲜的”[9]。但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得知,卷檐毡帽是明代的一种帽子,而所谓“白题”是一种毡笠,是唐代胡人舞者所戴的帽子。故这两个称谓都不是这种山字形首服在隋代的名称。

3.白氅

我喜欢画面中有些绿色,所以你总是能见到树的存在,不管是一棵树,还是一片小树林。树,总是带着一种意向性,希望、依靠、内敛、奉献、坚守、生命力……诗人们也很喜欢用树来表达对爱的立场,席慕容说:“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舒婷说:“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黎戈说:“很希望自己是一棵树,守静、向光、安然”;三毛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而我也希望把这美好的寓意和祝福放在婚纱照里,送予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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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氅于身体正前方开襟,内有黑色衬里,正面右侧(也有左侧的,如图15第303窟中心柱台座东向面男供养人)为三角翻领,襟袖等处有红色镶边。此三窟壁画中出现的均为白氅。第303窟北壁前部二佛并坐图下东侧男供养人所着为小圆领白氅,第304窟西壁龛下北侧男供养人身着似斗篷式的圆领白氅。白氅的领型从画面上看有两种:圆领对襟的和一侧翻出三角形领、另一侧自然搭下的。其实这是同一种服装形制的两种不同状态,其实它们均为小圆领对襟,当把这样的领子打开外翻时,自然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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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蹀躞金玉带复原图

这种服装在北周时期的壁画中也能见到,但稍有不同。北周时期大氅的衣领型只有小圆领,且并不外翻。特别是第290窟佛传故事画中,骑马出行的国王所着大氅与众不同 (图17)。此衣为对襟,披肩翻领,领间系带,衣长及地。合身袖垂于衣侧,衣长至膝下。门襟、袖口、下摆均有镶边装饰。大氅的衣领边缘绘成了有别于其他部位的曲线,笔者认为这很可能是为了表现衣领是由不同于衣身的材料制成,比如毛皮。这样更符合国王高贵的地位和正要骑马出行的场合,也更接近大氅最初的形制。

图15 男供养人 莫高窟第303窟中心柱台座东向面

图16 男供养人莫高窟第303窟南壁

图17 佛传故事画中的国王莫高窟第290窟

四 女供养人服饰

1.发式

由于壁画年代久远,画面漫漶,大多数供养人的头部发饰不得见。据少数相对清晰的画面可知,女供养人头顶原本是发髻高耸的。如第303窟中心柱台座南向面下侧的女供养人,均可隐约看到头顶发髻的轮廓(图18)。发髻上平而较阔,如戴帽子,或作三层平云重叠、额部鬓发剃齐,承北周以来“开额”旧制,洛阳出土隋俑多见此发型。

这种发髻很可能为“盘桓髻”。晋崔豹《古今注》“长安妇人好为盘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绝”[21]即谓此。这种发髻的特点是集发于顶,盘旋堆砌,层层相叠,顶部做成平形。在隋代三十多年间,无论在京师长安城内,还是在远离国都的僻壤边陲,很多妇女都喜欢梳这种髻式。陕西西安、安徽亳县开皇二十年(600)王幹墓、湖北武昌等地隋墓出土的陶俑,都可见梳挽这种髻式的妇女形象。

第305窟北壁西侧也有一身女供养人发髻高耸,轮廓清晰(图19),但其与第303窟女供养人发髻的外轮廓明显不同,仅凭轮廓线无法判断具体为何髻。同窟,东壁南侧的女供养人发髻已不可见,但在头顶后方残存一个小点,很可能是发髻后面装饰品的残迹(图20)。类似形象在第389窟也有出现,其头部发髻轮廓更为清晰,脑后有两根红色饰带后扬,灵动美观(图21)。这些女供养人的发式还有待今后结合比照更多材料做进一步的研究。

市场的基本特性之一是具有自发扩展性,市场机制的运作必然导致向一切资源配置领域的拓展,包括自然资源配置领域。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其中特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提出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在此背景下需要认真研究如何理顺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使政府和市场在水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2.高腰掩乳女装

在此三窟的供养人行列中,紧跟在僧人后地位较高的供养人常比其余供养人在最外面多穿一件衣服。有学者称其为“大袍”或“大氅”。笔者认为称其为袍略有不妥,因其衣袖又窄又长,始终垂于身体两侧,未见胳膊穿入其中,它的形制和穿用方式都与通常意义的袍有很大区别。氅本是指鸟类羽毛缝制的外衣,后也代指一般的外套大衣。《隋书·礼仪志七》中有提到宫中侍卫着“赤氅”“青氅”[6]279, 想必是与此类似的披风类服装,故且称此衣为大氅。

对于隋代这种形制特殊的女装,裙带系缚在乳房以上部位,这样高的位置是否还可以称为腰线,包铭新教授在《传阎立本〈步辇图〉与隋唐高腰掩乳女装》一文中已做过讨论 参见包铭新《传阎立本〈步辇图〉与隋唐高腰掩乳女装》,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年,第27卷,第5期。。史料中不见此种服饰的固有称谓,故笔者暂称其为高腰掩乳女装。其实这是长袖交领短上衣和高腰及地长裙的一种搭配组合。

(1)上衣的袖型分为窄袖和宽袖

三窟所见女供养人均着交领长袖短上衣,但衣袖宽窄有所不同。地位较高的女供养人着宽袖衣(图22),地位较低的着窄袖衣(图23)。女供养人站姿均为双手于胸前笼于袖中,宽袖下垂的袖袂从胸下垂至膝下,宽度超过50厘米,袖一般与衣身异色;窄袖为合体型,宽度大约15厘米,袖长超过手臂,袖口未见异色袪。一般供养人行列前面地位较高的妇人着大袖衣,最后的体型较小的侍女或幼女着窄袖衣。想必是宽袖承袭了褒衣博带的魏晋风度,更能显示出贵妇的雍容华贵;而窄袖更方便于活动,适合地位较低的侍女或年轻女性的生活实际。同样的情形在同时代的墓葬人俑着装上也有体现,如隋开皇十五年(595)的安阳张盛墓、三门峡市的隋代墓葬,地位较高的女俑均着宽袖襦,侍女着窄袖衫。

以组建联勤保障基地和联勤保障中心为支点、符合新时代特点的装备保障模式的逐步形成,对加快建设一体化联合保障机制提出了迫切要求。

与男供养人类似,位于供养人行列最前部的女供养人有在裙子外披窄袖大氅的,袖子细长,胳膊不穿入其中,袖子自然垂落于身体两侧。大氅的穿用类似前文所述男供养人的情形,此处不再赘述。

女供养人身着的裙子多数是至少两层,如第303窟北壁下部女供养人,双手笼于胸前窄袖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她的间色裙外还有一层上掩胸部、下至膝上的白色罩裙(图23)。有的画面因内外裙子的颜色一致或被宽大的袖袂阻挡,使观者误以为是一条长裙。当笔者仔细辨识图像时,发现很多女供养人胸部以下裙子的颜色和下摆处的不同(图24),这说明她们其实是叠穿了两条长短颜色不同的裙子,顶层的裙子长度从胸部至膝上,底层裙子的长度盖过了脚面。少数几名女供养人只穿一条间色长裙,她们均为地位很低的侍女或年龄较小的青少年女子。如第304窟西壁龛下的女供养人,上身着白色窄袖小衫,高腰间色窄裙长及脚面(图 25)。

3.外搭

地位较高的女性供养人上衣外面还有外搭,主要分为大氅和披帛。

(2)裙子多为两层叠穿,地位低者一层单穿

图18 女供养人发髻莫高窟第303窟

图19 女供养人发髻莫高窟第305窟北壁

图20 女供养人头部莫高窟第305窟东壁

图21 女供养人发髻莫高窟第389窟

图22 女供养人宽袖莫高窟第305窟西壁

图23 女供养人窄袖莫高窟第303窟北壁

1.男供养人地位最高者,头戴合欢帽,身着红色袴褶或襕袍,白色小脚裤,外加长袖大氅;地位次之者,头戴卷裙风帽,身着红色袴褶或襕袍,白色小脚袴;侍从或年幼男子,头裹幅巾,身着红色袴褶,白色小脚袴。褶衣或襕袍外均腰系蹀躞带,位置在腰线略下。据史料记载和其他考古发现,着袴褶时,足蹬小靴,但莫高窟隋代壁画由于底部漫漶,不得见鞋履的具体形制。北周时期褒衣博带的汉式交领袍服已不见。

图24 女供养人莫高窟第303窟中心柱西向面

图25 女供养人莫高窟第304窟西壁龛下

图26 青铜女供养人像上海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五结论

通观这三个隋代洞窟中的男女供养人服饰,借以管窥隋代初年敦煌地区不同阶层身份的世俗男女在正式场合的服饰形制和搭配方式,现总结如下:

多数女供养人肩上披一条长披帛,有的从身体两侧自然垂落,长及小腿中段;有的从肩部外侧披下,在肘部转至小臂内侧,直下垂于裙子正前面中间。披帛,又称帔子、帔帛、披巾、领巾、帔巾、奉圣巾、续寿巾,是古代妇女披搭在肩背、缠绕于双臂的长条帛巾。刘熙《释名·释衣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22]其制始于秦汉,多用于嫔妃、歌姬及舞女,唐开元以后传至民间,遂演变为广大妇女的常用服饰。“披帛”之名出现较晚,大约在晚唐以后,在此之前称“领巾”,这从当时的文献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例证。如汉扬雄《方言》卷4“帍裱谓之被巾”,晋郭璞注:“妇人领巾也。 ”[23]北周庾信《春赋》中有“镂薄窄衫袖,穿珠帖领巾”的诗句。《北史·隋房陵王勇传》也载:“前簿王世积,得妇女领巾,状似矟幡,当时遍示百官,欲以为戒。今我儿乃自为之。领巾为矟幡,此是服妖。”[24]这说明当时女性使用帔子并不是十分普遍。北朝的画作如《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等中,虽女装所作襳霄飘飞状,但无施披帛者。莫高窟北朝菩萨多有披帛式的天衣装扮,但女供养人像中基本不见披帛,到了隋初,女供养人普遍肩披披帛,这很可能与丝绸之路上中西方交流的日益频繁有关。因为从现有材料来看,披帛很可能源于中亚、西亚一带,随着佛教艺术传入了中国。根据画面判断,隋初女供养人所使用的披帛垂感很好,质地应当比较厚实,否则没有任何系缚的话,不可能搭在肩部而不滑落。现藏上海博物馆的隋代阿弥陀佛铜像下的女供养人也是这样身着窄袖小衫,裙腰掩乳,肩搭披帛,和敦煌隋初的女供养人服饰如出一辙(图26)。这种披帛的披搭方式仅见于隋朝一代,在后来唐代的形象资料中再无实例,取而代之的是轻薄柔软的披帛,从肩部垂下后绕臂一周或塞于腰间。

图1为煅烧后高岭土的SEM与FTIR谱图.由图1(a)可知,煅烧高岭土是由大量的纳微米级管状和条状颗粒组成,呈疏松的堆积态,这种物态使高岭土具有高分散性.图1(b)显示,谱图中3552 cm-1处为结构配位水和层间吸附水的H—O 键伸缩振动峰,说明煅烧后的高岭土没有完全脱水,仍含有少量结构水;1620 cm-1处为Si—O 伸缩振动峰,1097 cm-1处为高岭土的Al—O—Si振动峰;469 cm-1处附近为Si—Al振动峰.这些官能团说明煅烧高岭土主要是硅铝化合物,具有水化活性.

2.女供养人根据地位高低和年龄长幼衣着有所不同:地位最高的女供养人一般着宽袖交领襦衫配及地长裙,外加窄袖大氅;地位稍低的女供养人身着窄袖交领襦衫搭配长裙,肩搭披帛;地位较低或年幼的女供养人身着窄袖交领上衣配间色裙,外搭披帛;地位最低的侍女着交领衣配间色高腰裙,不加披帛。女子所用的披帛,质地厚重挺括,悬垂性好,且与后代的围系方式完全不同,仅搭于肩部,两端自然垂于体侧,长度至小腿中段,这种披搭方式仅见于隋代。

3.《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三○三窟》画册中,有一部分供养人画像的图版说明只笼统介绍

不能以貌取人的道理你知道、我知道、拿石头打小鸟的死小孩也知道,所以我喜欢的女生不一定要长得漂亮,只要让我有感觉就好。只不过让我有感觉的女生总是长得很漂亮。

① 参见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三〇三窟》,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101、102页。是供养人,却没有提及性别。因为这些供养人画像头部漫漶,看不清发式或是否佩戴冠帽,很难从首服区别男女。敦煌壁画的供养人行列中,一般男性供养人身后跟着男性侍从,女性供养人身后则是女性侍从。侍从的服饰很容易识别男女,据此就可以判断前面供养人的性别。而这些供养人身后又没有跟侍从,也无法根据身后的侍从性别推断他们的性别。通过对其服饰的对比分析研究,笔者判定这些供养人均为女性。

注:文中图版未注明出处者,均为敦煌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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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布了不少涉水法律法规。但现行的中国水管理体系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法规体系,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水资源法规体系仍存在较大差距。如何建立完善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政策法规体系是贯穿本次会议始终的讨论热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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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镜检查方式在消化系统疾病诊断方面的应用,能够精确的确认患者的病灶位置、病灶范围、病灶类型等基本信息。胃镜检查方式会对患者产生一定的影响,患者在接受胃镜检查之前,可能由于对检查方式了解较少,而出现不良反应,如紧张和焦虑等,进而产生应激反应,不利于检查操作的顺利进行[9-13]。为了解决和避免上述现象,我院决定应用无痛胃镜检查方式,具体是在检查之前通过静脉注射的方式向患者注射部分镇静和麻醉药物,以此来缓解患者的疼痛感,并提高患者对检查操作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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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统计,中国大蒜出口约占世界大蒜贸易量的90%,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1]。大蒜的使用价值使得人们越来越重视大蒜的种植;但是,由于大蒜不规则的外形,使得蒜农很难实现大蒜的种植要求。我国大蒜的播种还是以人工为主,主要采用锄头或者犁开浅沟、人工点播蒜种和覆土等播种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有利于大蒜的生长,但是劳动强度大、效率低,需要耗费大量的工时,生产成本大大提高,达不到农民的合理收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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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琼芳
《敦煌研究》 2018年第02期
《敦煌研究》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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