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较文字学的研究方法的再认识

一、比较文字学的界定

我们在研究比较文字学时，首先要将比较文字学与普通文字学区分开来。

由表2可知，低温不利于反应的进行，随着反应温度的升高，邻甲基苯甲酸-1，1-二氰基邻甲基苯甲酯的产率逐渐增大。一般来说，温度升高使得反应速度会加快，主要原因是反应体系中，活化分子的个数增加，分子运动速度加快，分子间的有效碰撞增加，从而使反应容易进行。相反，温度降低，分子运动速度减小，分子之间的有效碰撞减少，反应不易进行。本反应温度为室温时，邻甲基苯甲酸-1，1-二氰基邻甲基苯甲酯的产率达到最高84.2%，之后再继续升高反应温度，产率基本保持不变。所以本反应的最佳温度选25 ℃。

周有光（1998） 《比较文字学初探·总论》中将比较文字学定义为：“比较文字学主要比较各种文字的形体和结构，传播和发展，应用功能，历史背景，从而得到人类文字的发展规律。比较的目的不仅是阐述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更重要的是阐明相互之间的共同性。”周有光先生这样的解释，明确了比较文字学的目的就是要“得到人类文字的发展规律”，这与普通文字学的基本目的一致。

王元鹿（2001） 《比较文字学》一书中提出，广义地说，比较文字学与普通文字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王元鹿认为，普通文字学是以学科的研究目的命名的，而比较文字学是以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命名的，二者之间是属于界定角度的不同。在此，我采取王元鹿先生的观点。普通文字学重在“求同”，基本方法是“综合”或称“归纳”，即把世界一切文字与文字系统集合起来，抽取它们之间或它们中的某一群之间的共同点。比较文字学的目的是“求异”，首要方法是“比较”，即把世界上某几种文字系统或某些文字抽取出来，进行性质等方面的比较。

王元鹿先生将比较文字学定义为：“比较文字学是在世界上古今各民族所有的文字系统或文字之间进行多个角度或某一个角度的比较，从而发现它们的共性和共同规律，发现它们的个性差异和个别规律差异，并进而对这些发现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的学科。”

进入大学后，交往范围比以前有所扩大，学生渴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但由于缺乏应有的经验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会有交际困难，容易产生自闭偏执等心理问题；再加上目前社会人才竞争激烈，就业市场不景气，生活节奏快，人际关系复杂等，导致许多大学生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缺乏安全感，精神负担加重，有的甚至会产生烦躁、恐惧、无助、焦虑、自卑等心理；另外，人格不完善导致的特定阶段心理素质的脆弱和个性缺陷是造成大学生心理亚健康的又一诱因，情绪不稳定、自制力差、对挫折和失败缺乏心理准备等使大学生陷入不良的心理状态[10]。

由此，对比较文字学的界定：比较文字学就是以对比分析为基本手段，通过不同文字系统的比较，总结共同性和差异性，从而探讨人类文字的发展规律。

二、比较文字学的研究方法

语言学领域，有比较与对比的区分：“比较”，是指那些在历史上同源的语言，或者说在发生学上同源的语言之间的比较，重在求同。“对比”，是指历史上不同源的语言的比较，重在求异。

历史比较语言学，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和方言亲属关系的历时发展，就是通过寻找不同语言中的基本词汇以及语音对应规律、语法结构，即一些系统性比较强的才容易找出其共性和差异。从而来探寻他们的共同母语和谱系分类，使语言学摆脱了其他学科，从而进入了科学的独立的领域。历史比较语言学由此带来了汉语研究的变化。

此外，王元鹿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致力于东巴文与汉古文字的比较研究，对古汉字与东巴文字的进行系统比较，从不同角度阐释其共性与差异。先后发表了《纳西东巴文字黑色字素论》 （1986）、《纳西东巴文字与汉古文字假借现象的比较及其在文字史上的认识价值》（1987）、《纳西东巴文与汉形声字比较研究》（1987）、《纳西东巴文字与汉字不同源流说》（1987）、 《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研究》（1988）、《由若喀字与鲁甸字看纳西东巴文字流播中的发展》 （2001） 等论著。特别是《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一书，从对两种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文字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符号的体态三个角度深入探讨，既反映了同属意音文字的共性，又反映了属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个性和各自的差异特性。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文字比较探索，丰富了比较文字的理论意义。这是对两种文字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尝试，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两个民族古文字的比较研究专书”。该书主要从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文字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以及文字的符号体态等方面对汉古文字（特别是甲骨文、金文、小篆）与东巴文作了系统的比较研究。这一研究不但揭示了这两种文字的共性，而且对两种文字的个性及差异也作了较为成功的探索，并进一步充实了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的理论宝库。

周有光（1998） 《比较文字学初探·前言》一书中提到：“比较引起分类，分类形成系统，比较、分类、系统化是知识进入科学领域的重要门径……语言学是从比较开始而发展的，文字学也只有从比较开始而发展。”从周有光先生的说法可以看出，比较文字学最基本、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比较”。

王元鹿先生（2001） 《比较文字学·绪论》中说：“从汉字学研究的方法论角度看，正如比较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业已证明孤立地在汉语中研究汉语的方法已行不通，至少已不够完善一样，孤立的在汉字圈子里研究汉字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已走到了尽头。”①

创新是当前教学的重点，同时也是教学的难点。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习惯于进行模仿，因此在出现一种答案的时候学生会下意识的进行学习，而不是同时自己的思考，另辟蹊径，以另一种方式进行问题的解答。教师在数学的教学过程中，应该打破学生的这种惯性，选取合适的“一题多解”的题型，让学生以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答案的阶段，鼓励学生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解答，从而促进学生思维方式的转变，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加强学生创新力的发展，进而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促进学生发展。

《比较文字学》一书中，王元鹿先生将比较的顺序总结为三个阶段：

第一，全面、深刻、准确地占有材料。尽可能地多搜集材料，对材料尽可能的细致了解。我们不仅要搜集文字材料，还要考察与其有关的语言、社会和文化背景，从而挖掘文字本质的内在的东西。

比较的方法是“六书”原理提出的关键。分析字形是许慎《说文解字》的基本方法，他当时已经注意到对同一字的不同字形进行比较，从而总结出了“六书”原理。“六书”就是对汉字字形的比较，从而进行分析归纳得出的。《说文解字·叙》中说道，“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它就是以小篆字形为主体，比较了古文和籀文。对不同字形的比较有利于许慎解字的准确，从而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共性、差异，前后的继承性。

全面的比较主要有以下途径：第一，两种（多种）的整体的文字系统的比较；同一文字系统的某些现象的比较。比如，汉字与东巴文的起源和性质的比较；早期关注甲骨文和东巴文共性的比较；形声字的比较；假借字的比较等。第二，比较既可以考虑文字内部的比较，也要涉及其外部材料的比较，从而也可以更加全面地考察文字的发展变化。本质的比较是在表面观察之下，要深入要比较的本质，甚至是某些重要的细致之处进行比较。历史的比较，是要考虑不同的历史时期下的不同的状况，进行纵向地梳理。

第三，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推演，从而找出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在总结被对比的文字系统和文字现象的共性、个性和关系的基础上，推演出文字领域乃至文字领域之外的问题的新结论。人类在创造文字时，存在共性。比如，甲骨文和东巴文的“日落”表达是类似的，人们看到的自然现象是一致的，日出日落都是根据太阳的运行推算时间。但是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在创造文字时，也会结合本民族特有的从而创造出有个性的文字。

王元鹿（2012） 《王元鹿普通文字学与比较文字学论集》收入其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关于普通文字学与比较文字学的论文54篇。其中有“文字的起源与发展”以我国以及世界民族文字为参照，对汉字的发生与起源进行探索；“文字性质与构造”，是对汉字与世界、我们民族的多种文字系统性质的比较研究；“文字关系与传播”，探讨汉字与我国各种少数民族文字以及各种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文字比较研究”，运用比较的方法，对汉字、民族文字进行比较，归纳出文字系统的异同，对文字的个性得出新的结论等内容。王元鹿先生就是将普通文字学与比较文字学的方法和思路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归纳出共性与个性，从而能够更好地窥探到文字的发展规律。

城市，作为现代国家的文明之光，其城市治理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治理水平，其城市法治化程度也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国家法治化程度。可以说，法治城市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领域，法治政府是法治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法治城市建设的前提和保障。

三、比较文字学方法的产生与应用

（一）早期的比较研究

汉字研究从一开始就已采用了比较的方法。

第二，进行全面的、本质的、历史的比较。

唐宋以来，商周青铜器和碑碣等不断出土，形成了金石学。铭文的考释，便是以《说文解字》为基础，通过与小篆等古字形的比较考证，从而得以释读，补充和发展了对汉字的认识。

清末甲骨文出土，大量的甲骨字是许慎所未见到的更早的汉字字形。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和于省吾等研究甲骨文的大家，对甲骨文的考释无不是以《说文解字》为基础，通过与小篆、金文等古字形的比较考证，往上倒推进而逐步解读。

通过上述学者对不同历史时期字形比较，解读，能够使得文字形体演变的脉络更加清晰。早期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前人已经自觉地应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只是比较文字学在当时还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唐兰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综合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他在《中国文字学》一书中写道：“现在各种文字，几乎都有专家在研究，还没有人做综合比较的工作。但我相信将来总可以发展成为文字学一门新兴的科学。”

（二）比较文字学的探索时期（20世纪初以来）

李天根《中西文字异同考》一书，可以看作是我国文字学史上第一部涉及比较文字学的专著。书中对古埃及文字、楔形文字、印第安文字、希腊文字、腓尼基文字及汉字等几种东西方文字作了介绍，并对它们的性质进行了初步的比较。书中“西文之六书”一节，用“六书”对美洲印第安文字的结构进行了分析，虽然深度有限，但很有新意，对后来的研究方法也有影响。

由此，在比较文字学的探索阶段，将甲骨文与纳西东巴文进行比较的研究成果是非常丰富的。对甲骨文和纳西东巴文的比较研究，不少学者之前就有提出设想。比如，章太炎先生曾嘱咐方国瑜要“结合殷周古文字多做研究”。②董作宾先生在《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序》从六个方面论述了甲骨文和东巴文比较研究的意义。③裘锡圭先生利用东巴文解释了甲骨文中“某些表意字往往随语言环境而改变字形”④的现象，并以此来探求甲骨文的原始性，推测汉字产生的时代，为汉字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董作宾（1944）为李霖灿《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作序：“我之所以注意么些文字，不在音而在形。拿这种象形字来比较汉文的古象形字，或可以帮助我们对于古文字得到更真切的认识和了解。”两种文字比较具有“可以反映汉字演进之久”，“可以反映汉字起源之古”，“可以对证造字的地理环境”，“可以对证造字的社会背景”，“可以见造字心理之同”，“可以见造字印象之异”六个功用。总的来说就是可以反映造字的差异，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差异等。

李静生先生（1983） 《纳西东巴文与甲骨文的比较研究》一文，分象形、形声、假借三个系统对两种文字进行了特征上的比较。虽然该文存在着进一步商榷的空间，但通过比较作者确实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而且作为第一篇东巴文与甲骨文相比较的文章，是很可贵的。

首先，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包括：思想、操作方法、技术方案和实用功能、事实及对事实无独创性的汇编、官方文件和正式译文等。⑰ 王迁著：《著作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74页。因此，只要未经许可演绎成果不属于上述情形即可。

刘又辛先生（1998）曾提出：“我们在研究汉字发展史时，首先考虑到用纳西文字同汉字作比较研究。因为除汉字外，纳西象形文字是现在仍在应用的古老文字。这种文字虽然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就文字的性质来说，却同商周的古汉字属于同一个发展阶段，比商周文字更具原始性。经过比较，发现这两种文字有许多共同点，也有明显的差异。”⑤

方国瑜（2005） 在《纳西象形文字谱·绪论》中说：“盖这两种文字，异时异地所作，虽无渊源关系，而造字的方法则基本一致；许慎所说汉字的创始与结构以及后来研究的成绩,可以参证研究纳西象形文字,而纳西象形文字也可以参证汉文字，推而广之，这两种文字，又可作研究所有人类原始象形文字的参考。盖人类所有象形文字，有其共同性，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然各种文字之产生与演变，又各有其具体情况。”⑥可以说，方国瑜先生所提出的观点和方法，实际上已触及比较文字学的学科性质。他既对纳西象形文字和古文字的共性研究做出了贡献，又挖掘了纳西象形文字的特性。方国瑜先生的观点和成就，对后来比较文字学研究有了深远的影响，后大都是沿着此路线开展研究的。

但是，裘锡圭认为，甲骨文的数目字和纳西文中的数字是一样的，认为仰韶文化中的数字符号有可能是汉字数目字的起源。

（三）比较文字学的形成和发展

综上，比较文字学就是从语言文字本体来出发，结合社会文化，利用出土、书面和口承文献。通过占有材料，对材料进行分析比较，从而进行分类。站在不同角度阐释不同的规律，总结其共性，分析个性。结合神话学与民俗学等学科，掌握其起源，挖掘与其有关的信息，进行类推，总结出一般规律。将文字进行比较研究，挖掘文字之间的特殊性，由此来总结共同的发展规律，寻找文字之间的差异，从而更好地探求文字的发展规律。

周有光（1998） 《比较文字学初探》一书，是国内一部比较系统的多种文字系统比较的比较文字学著作，其中对不同时期文字规律进行了总结。比如，他根据自己的文字分类法将常见的文字基本类型分为形意、意音、音节、辅音和音素文字五种，并按类型分别进行了介绍和比较。从此书可以看出，周有光先生比较重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材料的搜集和比较，由此也丰富了比较文字学的研究。

王元鹿（2001） 《比较文字学》一书，对比较文字学的学科定义、学科定位、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等作了论述，试图建立起比较文字学的基本框架。根据文字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和文字符号体态等方面，将人类文字的阶段分为早期文字、表词—意音文字和表音文字三种类型、三个阶段，并对其进行了比较。此外，本书把比较方法引入世界文字的研究领域，全面地对汉民族文字，中华民族文字与世界各种文字进行了系统上的综合比较研究。在建立比较文字学基本框架，探索文字共性与揭示各系统文字个性等方面，该书均显示了相当的独创性。

在此之前，比较研究工作要属在文字形成发展过程中与文字形成的形体比较相对常见了。比如，将结绳、刻符与文字关系的比较等。

1.散见于文字学论著中的文字现象的比较

与两馆相比，进入国子监的要求就比较低，假冒比较简单，因此更加泛滥。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请复国子监生徒状》中记载：“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 ”〔9〕(p589)太学中有工商子弟，这与“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4〕(p34)的规定有悖。 说明德宗时，假荫在国子监中泛滥，甚至工商子弟都可以进入国子监。国家政策中规定进入学馆的条件已经完全被破坏，而真正贵胄子弟已不愿进入学馆学习。

M元智能天线阵有M-1个自由度，其中一个自由度用于使方向图最大值对准有用信号的来向，剩下的M-2个自由度则用来在M-2个干扰信号方向上形成“零点”用以抑制干扰信号。当干扰信号个数超过M-2个时，将无法形成零点，而是自适应地调节方向图使干扰信号[2]功率在输出中最小。为使智能天线系统正常工作，必须通过一定的控制规律和算法选择合适的一组加权值。

裘锡圭（1978） 《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以纳西文字和哈尼族契约符号、傈僳族刻画符号与原始社会晚期的仰韶、马家窑、龙山和良渚等文化记号，以及甲骨文的数目字等进行比较，探讨汉字的起源。裘锡圭在比较之后发现，这些刻画符号是有一定的记事功能。大多都是单个的出现，组合符号不多。组合后能表达一定的意义，但是这些意义又是不确定的，由器物制作者定义的。所以它们还不具备文字的特征，还不是文字。

近年来，比较文字学在我国有了较大发展，继王元鹿先生在《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研究》 （1988） 出版后，周有光 （1998） 《比较文字学初探》和王元鹿（2001） 《比较文字学》等关于比较文字学的著作也相继诞生。

宋均芬（2005） 《汉语文字学》讨论汉字起源问题，汉字起源是研究汉字的第一问题。

（1）结绳记事，以南美洲的秘鲁印第安人复杂的记事结绳，傈僳族记录账目的结绳，哈尼族买卖土地的结绳，并将其与甲骨文、金文的数目字进行比较。

甲骨文的特征是直、瘦、硬，多方折；金文是肥、厚、多圆润，多突实的图块状的符号。甲骨文中，结绳记事不明显，是因为甲骨文是用刀刻的，不易刻画出结绳的特征。比如“十和二十”在甲骨文中的表达：

金文是浇铸的，较容易有涂块的表现，比如“十的倍数”在金文中的表达：

由此得出，表数目字是结绳记事的遗迹，而结绳记事对汉字的起源有影响，结绳记事有一定的记事功能，但与文字还有一定距离，其本质上不是文字。因为结绳的共性是，不是当事人做过的记录，就丧失了它的记事功能，说明其记事功能是有限的，不能跟文字等同。但是，结绳记事对文字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影响。

（2）契刻记事，是将其与少数民族契刻做了比较。

（3）图画记事，是将大汶口图形符号，青铜器族徽图形与纳西族经典残存图画记事，新疆裕民崖雕放牧图，云南沧源崖画，内蒙狼山崖雕战争图和广西花山崖画等进行比较。

2.两种文字系统的比较

裘锡圭（1978） 《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又通过甲骨文与纳西东巴文比较，来分析早期汉字的特征，对甲骨时代汉字可能存在多异体，一字读多音节和行款较乱的特征做了推测和论证。由此，标志着两种文字间系统上的比较研究已开始。

李静生（1983） 《纳西东巴文与甲骨文的比较研究》一文，是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两种文字系统比较的首篇论文。该文通过对二者象形、兴盛、假借三个系统特征上的比较。

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建设已得到很多国家认同，但仍有一些国家存在一些片面的解读和认识。因此，开展“一带一路”法学研究时，不能仅进行政策分析，还要从法理的角度、法治保障的高度去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及其国内国际影响和推进路径。同时，要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增强现有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增强沿线国家共识。如果沿线国家对彼此的法治建设及法治化水平不了解、不信任，其相互合作就困难重重。增进沿线国家共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增强法治互信，增强法治互信的有效途径包括法学研究成果转化、法治文化交流、法治人才培养等。

周有光《世界字母简史》 （1990），《世界文字发展史》 （1997） 对其进一步扩充，将世界文字的历史分为原始文字时期、古典文字时期和字母文字时期，以更为丰富的文字史料，对各个时期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说明和分析。书中提供了230多幅图表，有早期刻符、岩画、文字画和图画文字，又有多种文字样品及不同文字的对照和同一文字不同时期的对照。周有光先生的这两本著作材料非常丰富，为我们进行文字的比较提供了基础。

但是，语言的谱系与文字系统并不一致。周有光先生说过，“语言的谱系主要决定于血统的传承。文字的谱系主要决定于文化的传播。”

“馒头山”，很为它有这么形象有趣的俗名而开心。这让它更多了点未来佛弥勒大士“大肚能容、开口常笑”的喜性劲。特别是，傍晚时分从下榻宾馆处回头望去，来路远景中诸调皆暗，唯此山金光明亮，仿似灵现佛堂，心色澄明。草原小镇达日罕此刻也已渐暗渐凉，带着黄昏草气的风撩动着熟稔且陌生的一串串情愫，也像风一样在记忆的“窗口”处飘进飘出宛若时光，忽然间觉得，在这也许两天之后就将离开的草原晚景里，真的让你不愿错过草原此地每一口清香每一股凉意，亿万个毛细孔都张开来在这草原风光与熏陶中，尽情浸泡与畅享，无思无欲且勿助而勿忘，每一秒的感受都变得清晰珍贵而不肯浪费，沉下心来，向着记忆深处峡谷溪流般默默奔淌，汩汩浇灌。

此外，还有一些论著也对东巴文与其他文字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比较研究。如喻遂生先生在致力于纳西东巴文的深入研究的同时，还从多方面对东巴文和甲骨文进行比较，其中，《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 （2003） 一书，收录了《甲骨文、纳西东巴文的合文和形声字的起源》 （1990）、《汉古文字,纳西东巴字注音式形声字比较研究》（1993）、《纳西东巴字、汉古文字中的“转意字”和殷商古音研究》 （1994） 等23篇论文。不仅关注东巴文与甲骨文的比较，更注重东巴文本身的研究。作者从多个角度来细致地将东巴文与甲骨文进行比较研究，挖掘两种文字的特殊性，由此来总结共同的发展规律，寻找两种文字之间的差异。

1)地名本体是从人的思维出发，受到内部的人的因素(思维、语言、文化传统等)影响，外部的历史、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使得地名本体构建相对困难，此外，目前指导地名本体构建的规范性的方法和技术手段还没有，虽然大家认可了地名本体在GIS中发挥的重要性，但是在地名本体的实际构建中，还处在自编自建的阶段。

刘又辛（1993） 《纳西文字、汉字的形声字比较》一文，将以注音式为主的东巴文形声字与甲骨文、金文中的形声字比较，发现两者具有相同之处，又有很大差别。通过比较，发现东巴文还呈现的是形声字的最初阶段，加提示符是提示读音；而甲骨文中的形声字已经脱离了注音阶段，是渐趋成熟的形声字了，其中的形符不是直接描绘事物的形象，而是表明事物的类别或关联，声符不仅能够提示语音，还有区别意义的作用。

甘露《甲骨文与纳西东巴文农牧业用字比较研究》 （2000）、木仕华《纳西东巴文与藏文的关系》 （2001）、陈年福《纳、汉形声字声符形化比较》 （2002）、〔日〕山田胜美《纳西文与甲骨文比较研究》、〔日〕山田龙雄《汉字的六书与纳西文》等将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的比较，让我们更好地认识甲骨文的象形、假借、形声特征，对文字不同发展阶段规律的探索有积极作用，对比较文字学学科理论的建立有很好地实践作用。

此外，还有将东巴文与尔苏沙巴文的比较。王元鹿《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中认为东巴文与尔苏沙巴文二者有系统的关联，但是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通过比较，可以从尔苏沙巴文中可以看到纳西东巴文字的早期面貌。孙宏开《尔苏沙巴图画文字》 （1982），《关于尔苏语与尔苏文的研究》 （1983），通过将尔苏沙巴文与纳西东巴文比较，从两者的造字方法和字形结构的相似特点判断，发现沙巴文大概与东巴文的历史相仿或稍晚，沙巴文具有与早期纳西文字相类似的性质，是十分珍贵的研究文字起源的资料。何丹（2003） 《图画文字说与人类文字的起源》一书中，也将沙巴文与东巴文作了比较，并在总结喻遂生等人关于东巴文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语言—文字类型学出发，对东巴文与甲骨文系统进行了比较。

场地无全新活动断裂、地裂缝及滑坡等不良地质作用存在，场地覆盖层厚度大于60 m，可忽略发震断裂地面错动的不利影响。场区土层分布连续，厚度及高差变化较小，均匀性较好，承载力及工程性质较好，不会产生较大的差异性沉降，无液化及软弱土层存在，综合评价为稳定地基。

3.多种文字系统的比较

[苏]B.A伊斯特林（1987）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一书，论述了世界各主要文字体系的产生、发展和相互间的影响，及文字的类型，与其它人文学科的关系等。书中大量的史料和各方面的资料，为多种文字系统的比较提供了基础。

早期的比较是相对粗浅的，从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体态的初步探讨，但对后期研究还是很有启发性的，只是没有涉及文字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的比较研究。

聂鸿音（1998） 《中国文字概略》一书中对中国各民族文字进行的综合研究。该书以文字类型学为基础，从原始文字、词符文字和音符文字三个方面对中国古往今来各种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论述，其中必然涉及文字比较。

经过早期的文字材料积累和学者们的探索工作，最终以周有光（1998） 《比较文字学初探》和王元鹿先生（2001） 《比较文字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字学的诞生。

注释：

2019年社会信用仍将偏紧，不太会重演“一收就紧、一紧又松、一松就乱、一乱就收”的历史。此外，稳资产价格将是明年稳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而稳投资或稳增长与之相比都不太重要。

①臧克和,王元鹿.比较文字学[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3.

②方国瑜，2005:4

③董作宾.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序.载于郭大烈、杨世光主编《东巴文化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476:479.

④裘锡圭.汉字行程问题的初步探索[J].中国语文,1978(3).

⑤刘又辛.关于汉字发展史的几个问题(下)[J].语文建设,1998(12):34-37.

⑥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3版)[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参考文献：

[1]李静生.纳西东巴文与甲骨文的比较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1983(6):108-117.

[2]喻遂生.《纳西东巴文与甲骨文比较研究》质疑[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3):69-72.

[3]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4]刘又辛.关于汉字发展史的几个问题(下)[J].语文建设,1998(12):34-37.

[5]臧克和,王元鹿.比较文字学[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

[6]李霖灿.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J].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

绿色矿业和绿色矿山两个概念有着相互联系但不完全相同。对于绿色矿业，21世纪初时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的寿嘉华，针对西部大开发中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较早提出了“绿色矿业”的概念，即在矿山环境扰动量小于区域环境容量的前提下，实现矿产资源开发最优化和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化[14]，形成了“绿色矿业”概念的雏形。朱训认为绿色矿业是既能为当代人提供物质资源，又不影响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矿业[15]。

[7]喻遂生.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精)[M].成都:巴蜀书社,2003.

[8]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3版)[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9]宋均芬.汉语文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王元鹿.王元鹿普通文字学与比较文字学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