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研究动态论文范文高中语文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翻译学概论》（全国翻译硕士研究生教材），译林出版社，2009。 《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在美国》，苏珊·桑塔格著，译林出版社，2003。 《当代英国翻译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0。 翻译规范与研究途径, 《外语教学》，2009年第1期。 跨越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东方翻译》，2009年第1期（创刊号）。 胡适译诗与现代翻译规范的构建，《译苑新谭》，2009年。 《域外小说集》与翻译规范，《外语研究》，2009年第6期。 五四文学翻译对“信”的重构，《中国翻译》，2008年第4期。 论谢天振教授的翻译研究观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2期。 翻译学学科报告, 《外国语言文学及相关学科报告2007》, 重庆出版社, 2008年5月。 翻译研究，《外国语言文学及相关学科报告》，2007年7月。 导读，《跨文化侵越——翻译学研究模式：历史与意识形态问题》，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月。 从政治模式到文学模式的演变——论清末民初的诗歌翻译，《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现代诗歌翻译的“独行之士”——论苏曼殊译诗中的“晦”与价值取向，《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1期（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 第5期全文转载）。 论马君武译《哀希腊》中的“讹”， 《中国翻译》，2006年第4期。 梁启超与《哀希腊》的本土化，《外语研究》，2006年第3期。 翻译研究的趋势与中国译学现代化，《中国外语》，2006年第2期。 胡适译诗的平民化倾向，《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1期。 胡适译诗与新诗体建构，《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交叉与融合：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2期。 文本功能与地名译写，《上海翻译》，2005年第2期。 多元系统，《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 胡适诗歌翻译与传播媒介，《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3期。 胡适译诗与经典重构，《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 秘密的分享者——论庞德与胡适的诗歌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2期。 译者意图与文本功能的转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庞德与胡适——翻译策略的文化思考，《外国语》，2003年第6期。 历史的重构与艺术的乌托邦，《外国文学》，2003年第5期。 论胡适诗歌翻译的转型，《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 硬币的另一面——胡适诗歌翻译转型中的主体性，《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1期。 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中国翻译》，2001年第5期。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D Eugene N《外国语》，2000年第3期。

拜托。。。才30分。。。你拷贝谁的不是拷贝，别人的和我们自己写的都不是你的，有什么区别么？。。。再说是选修你根本不用这么重视，别说我自己写200字，老师20字基本都不会仔细看你的。安啦

急求古典诗词鉴赏论文（范文仅作为参考）：范文（一）:古代诗歌是文学作品中文字最精练,内涵最丰富的艺术形式之一,好的古诗能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的精神修养，下面我从两个部分来谈谈如何鉴赏诗歌。 一．抓住意象，把握意境，弄清基调，分清类型。 鉴赏古诗词，首先应当明确，作者是通过什么意象来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意象，即被赋予了特定意义的事物，如杜鹃，往往代表着思乡；柳与留谐音，与留恋有关；月亮与思乡念家、思念亲人、盼望团圆有关；雁与乡愁有关，了解通过这些意象所创设的生活图景；知道作者是如何将思想感情和生活图景相融合的，从而从整体上把握诗歌的感情基调是明快高亢还是阴暗低沉，是喜悦欢愉还是凄苦悲凉，是豪迈壮观还是闲适淡雅„„最后根据诗词内容将其大致分为五类： 咏物言志诗 这类诗歌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借景物来表达自己高远的志向，一种是表达自己高洁的品质。如唐·李忱的《瀑布》“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这就是一首典型的托物言志诗。诗中描绘了冲决一切、气势磅礴的艺术形象——瀑布，作者就是借瀑布的形象，表达出自己一往无前的豪情壮怀。又如陆游的词——《卜算子·咏梅》，其中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要香如故”，也是借梅花来表达自己的高洁的品格。还有，如袁枚的《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诗人也是借苔不为环境所限依然青春焕发、乐观向上的精神和苔不为自己弱小而自暴自弃、敢于争先的品格，寄托了自己自适其乐、不甘示弱，高雅俊洁的人格精神的。 送别诗 送别诗或是叮咛对方、劝慰对方，或是表达一种依依不舍之情，或是表达别后的思念等等。如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我们知道，“折柳”原是指“折取柳枝”。相传长安东有一桥名为灞桥，汉人送客到此折柳赠别，因此后世就习惯用“折柳”来作为赠别或送别之词。本诗中的“折柳”是一首曲子，即“折柳曲”的省称）诗所描写的是：春宵人静之时，作者忽然听到一阵悠扬的笛声，仔细一听，这笛声乃“折柳曲”。作者由“折柳”想到，此时正是折柳的季节了，春天已到而自己却还漂泊在外，不禁更引起了思乡之情。诗人正是通过“折柳”（即“折柳曲”的省称，柳又与留谐音）来表达惜别怀远之意，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的。 怀古诗 这类诗主要是凭吊古代的人和事。对人，表达缅怀之情；对事，抒发昔盛今衰的感。 慨。如著名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此诗以清新秀丽的笔调，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江南春景图：树茂花美，娇莺长啼，水村山城，酒旗斜矗、庙宇楼台、烟雨凄蒙，这都是典型的江南春色。而在莺啼之前冠以“千里”更写出春色无边的气势。明人杨慎认为“千里”不合情理，妄改为“十里”，实在是不懂艺术真实的荒唐之论，而在寺前冠以“四百八十”，字样，更突出了江南寺庙之多。这种描写还有一种暗示作用，南朝的寺庙虽然留下来了，但是南朝政权不是早已化为乌有了么，它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也许正是它太崇奉佛，建的寺庙太多了的缘故吧。细玩结尾一句，从“多少”二字还是能体会到诗人的感慨的，意思是当年建造寺院者是何等显赫，而今又在何处？诗人面对江南的春光，自然会有今昔盛衰之感。 战争诗和思乡诗 一般来说，战争诗中除了有一些表现英勇作战，保家卫国这样壮阔主题的少数诗词外，大多表现对战争的厌恶，或是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前者如“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后者如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闺怨诗和羁旅诗 这类诗大多与妇女有关，有的是通过写对出门在外的丈夫的思念，表达女子的离愁别绪，忧郁伤感，如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有的是写妇女对在前线丈夫的思念，表达对战争的厌恶，如辛弃疾的《鹧鸪天》：“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栏干不自由。” 二． 赏析语言，辨明风格，分清抒情，理出手法。 我们知道，不同的作家，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清新壮丽，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空灵和“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含蓄等等。正是这些体现了作家卓尔不群的风格，如李白的飘逸豪放，杜甫的沉郁顿挫，白居易的通俗平易，杜牧的清新俊拔，李贺的奇谲险怪，李商隐的精工绮丽„„读唐诗就要分清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社会政治不同导致的诗风的巨变，同时还要注意田园诗和边塞诗的差别；读宋词就要弄清柳永和苏轼在词的发展中的地位，知道辛弃疾是一位文武全才、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不能驰骋疆场、因而词作中充满着悲愤之气的爱国志士；要知道李清照的词分为前后两期，还要知道婉约派和豪放派的区别。 不同诗作风格迥异，那么作者是用什么方式来抒发情感的呢？其实很简单，抒情方式主要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种。像“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的就是直接抒情；类似“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就是间接抒情。间接抒情还包括借景抒情和寓情于景等。 这些只是我个人对古代诗歌鉴赏的一些浅见，毕竟中国古代诗歌博大精深，还需要我们好好学习和深刻挖掘。范文（二）:涉江采芙蓉　　（无名氏）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作以终老！　　初看起来，似乎无须多加解说，即可明白它的旨意，乃在表现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诗中的“还顾望旧乡，第路漫浩浩”，不正把游子对“旧乡”的望而难归之思，抒写得极为凄惋么？那么，开篇之“涉江采芙蓉”者，也当是离乡游子无疑了。不过，游子之求宦京师，是在洛阳一带，又怎么可能去“涉”南方之“江”采摘芙蓉？而且按江南民歌所常用的谐音双关手法，“芙蓉”（荷花）往往以暗关着“夫容”，明是女子思夫口吻，岂可径指其为“游子”？连主人公的身分都在两可之间，可见此诗并不单纯。我们不妨先从女子口吻，体味一下它的妙处。　　夏秋之交，正是荷花盛开的美好季节。在风和日丽中，荡一叶小舟，穿行在“莲叶何田田”、“莲花过人头”的湖泽之上，开始一年一度的采莲活动，可是江南农家女子的乐事！采莲之际，摘几枝红莹可爱的莲花，归去送给各自的心上人，难说就不是妻子、姑娘们真挚情意的表露。何况在湖岸泽畔，还有着数不清的兰、蕙芳草，一并摘置袖中、插上发际、幽香袭人，岂不更教人心醉？－－这就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两句吟叹，所展示的如画之境。倘若倾耳细听，你想必还能听到湖面上、“兰泽”间传来的阵阵戏谑、欢笑之声哩！　　但这美好欢乐的情景，刹那间被充斥于诗行间的叹息之声改变了。镜头迅速摇近，你才发现，这叹息来自一位怅立船头的女子。与众多姑娘的嬉笑打诨不同，她却注视着手中的芙蓉默然无语。此刻，“芙蓉”在她眼中幻出了一张亲切微笑的面容－－他就是这位女子苦苦思念的丈夫。“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长长的吁叹，点明了这女子全部忧思之所由来：当姑娘们竞采摘着荷花，声言要将最好的一朵送给“心上”人时，女主人公思念的丈夫，却正远在天涯！她徒然采摘了美好的“芙蓉”，此刻能遗送给谁呢？人们总以为，倘要表现人物的寂寞、凄凉，最好是将他（她）放在孤身独处的清秋，因为那最能烘托人物的凄清心境。但你是否想到，有时将人物置于美好、欢乐的采莲背景上，抒写女主人公独自思夫的忧伤，正具有以“乐”衬“哀”的强烈效果。　　接着两句空间突然转换，出现在画面上的，似乎已不是拈花沉思的女主人公，而是那身在“远道”的丈夫了：“还顾望归乡，长路漫浩浩。”仿佛是心灵感应似的，正当女主人公独自思夫的时候，她远方的丈夫，此刻也正带着无限忧愁，回望着妻子所在的故乡。他望见了故乡的山水、望见了那在江对岸湖泽中采莲的妻子了么？显然没有。此刻展现在他眼间的，无非是漫漫无尽的”长路“，和那阻山隔水的浩浩烟云！许多读者以为，这两句写的是还望“旧乡’的实境，从而产生了诗之主人公离乡游子的错觉。实际上，这两句的“视点”仍在江南，表现的依然是那位采莲女子的痛苦思情。不过在写法上，采用了“从对面曲揣彼意，言亦必望乡而叹长途”（张玉谷《古诗赏析》）的“悬想”方式，从面造出了“诗从对面飞来”的绝妙虚境。　　这种“从对面曲揣彼意”的表现方式，与《诗经》“卷耳”、“陟岵”的主人公，在悬想中显现丈夫骑马登山望乡，父母在云际呼唤儿子的幻境，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诗中的境界应该不是空间的转换和女主人公的隐去，而是画面的分隔和同时显现：一边是痛苦的妻子，正手拈芙蓉、仰望远天，身后的密密荷叶、红丽荷花，衬着她飘拂的衣裙，显得那么孤独而凄清；一边则是云烟缥缈的远空，隐隐约约摇晃着返身回望丈夫的身影，那一闪而隐的面容，竟那般愁苦！两者之间，则是层叠的山峦和浩荡的江河。双方都茫然相望，当然谁也看不见对方。正是在这样的静寂中，天地间幽幽响起了一声凄伤的浩叹：“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这浩叹无疑发自女主人公心胸，但因为是在“对面”悬想的境界中发出，你所感受到的，就不是一个声音：它仿佛来自万里相隔的天南地北，是一对同心离居的夫妇那痛苦叹息的交鸣！这就是诗之结句所传达的意韵。当你读到这结句时，你是否感觉到：此诗抒写的思无之情虽然那样“单纯”，但由于采取了如此婉曲的表现方式，便如山泉之曲折奔流，最后终于汇成了飞凌山岩之急瀑，震荡起撼人心魄的巨声　　上文已经说到，此诗的主人公应该是位女子，全诗所抒写的，乃是故乡妻子思念丈夫的深切忧伤。但倘若把此诗的作者，也认定是这女子，那就错了。马茂元先生说得好：“文人诗与民歌不同，其中思妇词也出于游的虚拟。”因此，《涉江采芙蓉》最终仍是游子思乡之作，只是在表现游子的苦闷、忧伤时，采用了“思妇调”的“虚拟”方式：“在穷愁潦倒的客愁中，通过自身的感受，设想到家室的离思，因而把一性质的苦闷，从两种不同角度表现出来”（马茂元《论〈古诗十九首〉》）。从这一点看，《涉江采芙蓉》为表现游子思乡的苦闷，不仅虚拟了全篇的“思妇”之词，而且在虚拟中又借思妇口吻，“悬想”出游子“还顾望旧乡”的情景。这样的诗情抒写，就不只是“婉曲”，简直是奇想了！

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鉴赏 推荐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诉诸感性的，它们总是借助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通过艺术的感染力量和美感作用影响读者。离开形象就没有文艺；离开对于形象的感受，也就没有文艺的鉴赏。文学本身的特性要求文艺鉴赏必须从作品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这是鉴赏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古代有些诗歌评论，是重视形象与感受的。它们不仅为诗歌创作总结了可贵的艺术经验，也对诗歌鉴赏的规律作了有益的探索。譬如严羽的“别材”“别趣”说，尊重诗歌本身的特点，尊重形象思维的规律，接触到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的一些核心问题，就颇有可取之处。但是也有一些诗歌评论，完全不顾诗歌的特点，脱离作品的艺术形象和形象给人的感受，根本违背了文艺批评和文艺鉴赏的规律。下边我将举出两种有代表性的评论方法，并加以简单的剖析。附会政治，是古代正统的解释诗歌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从原则、概念出发，比附历史，牵合政治，千方百计地到诗中寻找寄托、象征或影射。用这种方法读诗，无不是词隐语，微言大义，可以任意穿凿附会、深文周纳。汉儒对《诗经》的解说，便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他们主观地认为，《诗经》是为圣道王功而作的，是先王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诗大序》)。他们戴着这副有色眼镜看《诗经》，其中许多作品都被曲解了，就连一些民间的情歌也成了政治教化的宣传品。例如，《关雎》明明是一首情歌，他们却硬要说成是政治诗。申培《鲁诗故》说：“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诗人叹而伤之。”认为这首诗是讽刺康后的。后苍《齐诗传》说：“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愿得周公妃以窈窕。”薛汉《韩诗章句》说：“诗人言关雎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隐蔽于无人之处。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也。”(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则又认为是讽刺康王的。《毛诗序》曰：“后妃之德也。”则说是赞美后妃的。解释虽不相同，其牵强附会荒谬不通却是完全一样的。随着经学地位的提高，汉儒的诗论也取得了正统诗学的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人陈沆的《诗比兴笺》，就是用汉儒解释《诗经》的方法，来笺释两汉至唐代诗歌的。陈沆讲诗注意联系写作背景和诗人的生平思想，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是由于他先抱定了“比兴寄托”的观念，常常离开诗歌形象给人的感受，主观地猜测诗中的寓意，所以也有不少穿凿附会、迂腐可笑的地方。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中的《上邪》和《有所思》本是两首著名的情歌，他却硬要拉扯到政治上去。关于《上邪》，他说：“此忠臣被谗自誓之词欤!”关于《有所思》，他说：“此疑藩国之臣，不遇而去，自抒忧愤之词也。隐语假托，有难言之隐焉。”这两首诗显然都被他曲解了。清朝常州词派的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论词，重视作品的现实意义，对词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但是他编的《词选》以汉儒说诗的方法说词，有些评语也不免牵强附会窒碍难通。如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显然是写一个深居简出的孤独少妇的迟暮之感，张惠言却评曰：“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不顾全诗的艺术构思，把诗的意思一句句割裂开来，比附《离骚》，牵合韩、范，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显得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对这类作品的鉴赏，当然应该透过表面的词句揭示其中的深义。但是也必须从诗歌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如果离开形象和感受，任意往政治教化的大题目上拉扯，根本不可能理解其中的真意，更谈不到艺术的鉴赏。黄庭坚说得好：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记》)不顾诗歌特殊的艺术表现方法，拘泥于生活的细节真实，对诗歌进行纯逻辑的分析，是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评论诗歌的方法。以这种方法论诗的人，总是拿生活的细节去衡量作品，要求处处落实。一些很有情趣的诗，往往就这样被糟踏了。譬如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一首富于艺术想像的好诗。杨慎《升庵诗话》却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我看任何一个有鉴赏力的读者都不会同意杨慎这段话的。“千里”本是想像夸张之词，极言千里江南，到处是大好的春色。题目叫“江南春”，正是着眼于整个江南。若改为“十里莺啼绿映红”，既不切诗题，也失去了诗意。宋蔡绦《西清诗话》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王安石写了一首《残菊诗》，诗曰：“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折得一枝还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见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五十七所引)欧阳修读后笑道：“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于是写了两句诗嘲笑他：“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吟。”王安石闻之曰：“是岂不知《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欧九不学之过也。”欧阳修当然不会没有读过《楚辞》，他的文学鉴赏力也一定是很高的。但他对这首诗的评论，恐怕是犯了拘泥执著的毛病。菊花究竟落不落呢?史正志《菊谱后序》说：“菊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花瓣结密者不落，……花瓣扶疏者多落。”由此看来，王安石也许并没有错。退一步说，即使菊花完全不落，写诗也不妨写落英，兴之所至不一定要找出植物学的根据；读者吟咏欣赏之际也不必以科学的眼光在细节上苛求于他。古代的诗人中，写落英的何止一人?屈原、左思、苏轼、陆游，都有诗在。如果用科学的眼光一一落实，还有什么诗歌鉴赏可言呢?又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此诗虽佳而“理有不通”，“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此后，王直方《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范温《诗眼》都引了别人的诗句，证明唐代确有半夜打钟之事。《诗眼》还引《南史·文学传》，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钟、五更钟，丘仲孚读书以中宵钟鸣为限，以证明张继的诗无可指摘(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三所引)。明胡应麟更进一步说： 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诗薮》) 胡应麟的话不免有点过分，它的精神却是可取的。诗歌创作固然要符合生活的真实，但不应对生活作机械的模仿。诗人可以对生活本来的形式加以改变，以求反映生活的本质。对于抒情诗，尤其不能以细节的真实来要求它。齐白石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话揭示了艺术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也适用于诗歌创作。一般地说，诗当然不可碍于事理，有时却又允许不合事理。“白发三千丈”(李白《秋浦歌》)，合理吗?但表现诗人乍对明镜看到白发时的惊讶之情，是再传神不过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合理吗?但表现对远方朋友的思念，是再真切不过的。“思牵今夜肠应直”(李贺《秋来》)，合理吗?但表现那种迷离恍惚的幽思，是再恰切不过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木兰诗》)也不合理，但是合情，真实地表现了木兰准备出征时那种忙忙碌碌的气氛和焦急的心情。以上这些诗，如果仅仅用生活的细节去衡量，用逻辑的方法去推断，而不顾诗歌形象给人的艺术感受，还谈得上诗歌鉴赏吗?从形象出发，鉴赏中国古典诗歌，还应该充分考虑它们创造形象的特点。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短小的抒情诗，并没有塑造什么典型人物。因此，我们不能用分析戏剧、小说的方法，从诗里寻找典型人物形象。中国古典诗歌的形象，是借助客观物象(如山川草木等等)表现出来的主观的感情形象，我姑且称之为“意象”。鉴赏这类作品，不仅要着眼于它们所描写的客观物象，还应透过它们的外表，看到其中注入的意念和感情；注意主客观两个方面融合的程度。只有抓住诗歌的意象，以及意象所包含的旨趣，意象所体现的情调，意象的社会意义和感染作用，才能真正地鉴赏中国古典诗歌。

哈哈，我告诉你，不会有人给你写的。顶多是搜。不信你看着。

心理障碍的表现纷繁复杂,其成因也是多方面的,尤其出于生理心理急剧发展时期的青少年学生,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由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涉及遗传基因、生理条件、身体状况方面的原因,这里不准备讨论,只简单的分析以下四种因素,供研究参考。 ①家庭因素。一个人从小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对其心理发展关系甚大,这是第一影响源。家庭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文化教养、成员间的关系乃至家庭氛围对孩子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国内外离异家庭子女心灵受到创伤的大量报告都说明了这一点。诸多事实也论证了家教的观点、态度、方法上的失误都可能造成孩子心理畸形,甚至成为青少年犯罪的温床之一。孩子在家庭中长期扮演小太阳、小皇帝或无足轻重、默不作声的角色,都可能造成日后他们的心理障碍,因为在他们心中过早地埋下不良的种子。 ②实践因素。一指个人经历、突发事故可能造成的心理挫折,譬如犯了错误受到批评,亲人去世受到刺激等,尤其粘液质、抑郁质的人往往经受不住过于强烈的意外打击;另一指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人际关系、习俗风尚等对人的影响。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青少年学生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当今时代动荡,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信息量剧增,商品经济发达,中外交往频繁,大众传播媒介深入到各个角落,这些无一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发展,一旦发生严重的不适应,就会造成心理不平衡。有些学生善于思考,提出一些应予心理咨询的问题,这里仅举一例:“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过程——人在年纪很轻的时候,性格激动多变,并且自己往往把这种廉价的冲动看成真正的热情,一旦冷静下来,而又没有什么可以支持的力量加以补充,比方说信仰,便会逐渐消沉?”如果我们对这类问题置若罔闻,设想会有什么后果呢? ③学校因素。中小学十一、二年是人一生发展的奠基时期,他们在学校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将影响他们一辈子。中小学生向师性很强,教师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人物。教师的德才学识、情感人格,对于年轻的心灵来说,是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的有益于发展的阳光和雨露。课堂教学、校园活动、整个学校环境风气无不对学生心理发展产生巨大作用。可惜的是,由于我们的办学水平不高,没能创造出有助于他们健康发展的心理环境,甚至因为干部教师教育思想不够正确,教育素养不高,教育方法不当,而伤害了学生,如讲课乏味、负担过重、突然袭击、疲劳轰炸、处事不公、待人不平、甚至打击报复、变相体罚等,这些无疑都可能给学生带来心理压力,公正的说相当多的孩子的厌学症是我们造成的。特别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指挥棒摧残了不少学生的聪明才智,使学校变成毫无生气的书院。诚如郭沫若先生指出的:“活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读书可以把人读死。”尤其毕业班学生死读书者不在少数,那里还谈得上身心健康发展呢? ④心理因素。处于青春期前后的中小学生,生理发展与心理发展冲突加剧,心理学家称之为“思春期”、“风暴期”、“心理断乳期”、“第二反抗期”、“自我觉醒期”、“精神饥饿期”等等,虽然名目不一,但都尖锐地指出这一阶段的年龄特点,是心里矛盾激烈,集社会性、封闭型、动荡性、过渡性于一身。尤其性觉醒、同一性与角色混同的冲突(即自我认识与社会评价是否统一)这两个问题常常困扰着他们,想当“大人”而实际还是个“孩子”,有独立要求而缺少独立能力。因此若不及时加以疏导、引导、指导, 听凭自由发展,他们的心理能量就得不到正确释放成为前进的动力,他们往往会吸收东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的不良成分,或接受西方现代派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而不能自制,产生过度兴奋或过度抑制或盲目冲动,造成本不该发生或本可避免的心理障碍。(作者:吴昌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