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研究动态论文范文大全

罗小凤现执教于 。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南宁市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桂学研究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网特约记者。参与编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中国诗歌年选》等选本；著有《中国新文学史一百年》教材与“作品导读”各1本（合著，任副主编）。目前主持教育部课题一项，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获广西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奖项；八十余篇论文见诸《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民族文学研究》《文艺争鸣》《南方文坛》《诗刊》等，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等转载。业余时间从事诗歌、散文创作，数百篇（首）诗歌作品、散文、随笔等见诸《诗刊》《诗选刊》《星星》《诗歌月刊》《文艺报》《羊城晚报》等各种报刊；作品入选《中国诗歌年选》《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2011中国年度优秀诗歌》《中国诗歌选》《大诗歌》等各种选本。获“中国‘80后’诗歌十年成就奖入围奖”，被收入“湖南籍最具代表性十大80后诗人”“中国80后诗人名录”“中国80后诗歌的脸”等。著有诗集《或远或近的距离》（合著）、《空心人》（收入西川主编“中国80后诗系”）等。 1980年腊月出生于湖南武冈。2003年9月考入广西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2006-2008年于广西梧州学院从教，担任写作教研室主任；2008年9月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王光明教授，201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7月入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担任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语文学科教学两个专业的硕士生导师。 参与编写《中国新文学史》教材与作品导读各1本（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任副主编；参与编选《九博士联合编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中国诗歌年选》等选本 （1）主持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倾向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C751057；2013年度广西教育厅教育改革项目“驻校作家制度：当下高校文学教学改革的新路径之研究与实践”。（2）参与项目（4项）：广西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广西70后女性小说家作家群研究）（已结题，项目批准号：06FZW009，主持人：费振刚、邓玉莲）；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广西形象”（在研，项目批准号：11BZW005；主持人：李仰智）广西教育厅课题“文化生态视野下的西江文学研究”（在研，项目批准号：201106LX572；主持人：钟世华 ）；广西梧州学院“2008年度院级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在研，项目批准号：wyjg2008A002；主持人：邓玉莲） 获第十二次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获奖论文：《被遮蔽的承传——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探察》（省部级，授予单位：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获广西第九届文艺评论奖三等奖，获奖论文：《被遮蔽的承传——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探察》（省级，授予单位：广西文联）获广西妇女联合会“先进性别文化建设”征文赛三等奖，获奖论文：《“超性别”：女性诗歌话语新策略——当下女性诗歌的一种性别策略》（省级，授予单位：广西妇女联合会）。 《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1930年代新诗的一种倾向》，《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3年第2期全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13年第4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13年第4期“论点摘编”。《被遮蔽的承传——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探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第1期全文转载（原载《江汉大学学报》2010年9月）《从非个人化到“感觉”——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中“感觉”的再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4．《姿态美学的建构——何其芳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5．《“来自灵魂最本质的声音”——吉狄马加诗歌中灵魂话语的建构》，《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追踪诗的精灵——诗学家吴思敬浅论》，《文艺争鸣》2012年5月刊《论壮族作家冯艺的散文艺术》，《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2期8．《“晚唐诗热”现象的诗学启示透析》，《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9．《新世纪以来广西的新诗发展倾向与困境探察》，《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10．《震出来的诗潮——从《诗刊》“抗震救灾诗专号”及“地震诗潮”看诗歌的社会功能与艺术功能之关系》，《诗刊》2009年5月上半月11．《穿行于现实与虚幻间的精神轨迹——李轻松近期诗作浅论》，《诗刊》2009年3月上半月12．《广西“70后”女性小说家话语方式探究》，《南方文坛》2009年6月刊13．《在现代与非现代之间——被诗歌史忽略的诗人李小雨诗歌之探》，《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新世纪以来的“生态诗”景观透视——兼论“生态诗”之我观》，《南方文坛》2013年第1期《废名话语系统中“诗的内容”新解》，《学术论坛》2013年第2期《诗意瞬间的潜水采珠人——庞白诗歌浅论》，《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17．《论郑愁予的孤独感》，《名作欣赏》2010年11月刊18．《灵魂叙事视阈中的“我们”》——读周庆荣散文诗《我们》，《青年文学》2010年11月刊19．《安琪的词语实验》，《诗刊》2009年11月上半月《切近舒婷诗歌的精神层面——〈神女峰〉赏析》，《青年文学》2011年12月下旬刊21．《70后诗歌的重量》，《青年文学》2012年5月刊22．《令人“朦胧”的朦胧诗——朦胧诗命名的再思考》，《星星》诗刊2010年1月（下半月理论版）《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精神的再发现》，《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废名对含蓄传统的再发现》，《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边缘之边缘的“突围”——新世纪十年散文诗发展态势探察》，《诗探索》2010年第5期《灵魂话语缺失的迷途——当下诗歌病症之浅窥》，《艺术广角》2011年第6期 谢冕评语：罗小凤是一位创作、评论和学术研究同时并举的全面发展的新学者，以突出的创作成就和富于个人“发现”的学术成果成为“80后”中成绩突出的优秀者。吴思敬评语：她的现当代文学，尤其是现当代诗歌研究与创作，已取得可喜的成就，并开始被学术界所瞩目，这是很难得的。费振刚评语：“80后”博士罗小凤不仅研究与评论诗歌，自己也创作诗歌，以其数十篇公开发表的论文、评论和数百篇的文学作品显示了其多方面的杰出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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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地主家庭。杜甫是一个创作天地很广阔的诗人。现存诗一千四百多首。他善于表现重大的主题，也善于描写细小的事物，题材是多方面的。无论五言、七言、古体、近体，都特别出色，又能融合前人艺术的各种长处，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杜甫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他有“致君尧舜上， 杜甫像轴[2]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做出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190。 　　杜甫虽然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众所周知，1917年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带来了动力与契机。而以新文化运动为背景的五四文学革命则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开始的标志。“文学革命既是文学发展自身孕育的结果，是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的产物，而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外因。”①　　“‘象征主义’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最早的一个流派，它的出现，是欧美传统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一个分界线。”②它首先兴起于19世纪中叶的法国，后来波及欧美诸国，兴为一代诗风。象征主义运动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19世纪中叶到世纪末，主要代表诗人有魏尔伦、马拉美和韩波。1886年，法国青年诗人让·莫雷阿斯正式提出了“象征主义”这个名称，并发表了《象征主义宣言》。前期象征主义主要兴盛于法国，体裁则主要是诗歌。后期象征主义始于20世纪初，到20年代繁盛一时，并由法国传播到欧美各主要国家，这一时期的象征主义同意象派合流，且吸收了同期其他一些现代主义流派的表现手法，呈现出新的特点。此时的象征主义也由诗歌扩展到了戏剧等其他领域。主要代表诗人有：瓦雷里；艾略特、庞德；叶芝；里尔克等。爱伦·坡·波德莱尔被认为是象征主义文学的先驱。梅特林克是最有名的象征主义戏剧家，他的代表作有《青鸟》等。　　象征主义的基本主张是诗歌应当表现自我的“内心梦幻”，反对再现现实，并强调要努力捕捉一瞬间的感受和幻觉。在表现方法上，他们反对直陈其事和直抒胸臆。他们善于运用象征、暗示和自由联想，以构成一种朦胧、银灰、谜语般的艺术风格。　　象征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后，因其手法与中国传统诗歌有着明显的一致之处，所以更易被中国作家接受。如周作人就认为“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③兴、隐喻与象征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因此，“除了大城市节奏、工业性比喻和心理学上的新奇理论之外，西方现代诗里几乎没有任何真正能叫有修养的中国诗人感到吃惊的东西。他们一回顾中国传统诗歌，总觉得许多西方新东西是似曾相识。这足以说明为什么中国诗人能够那样快那样容易地接受现代主义的风格技巧。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能够有所取舍，能够驾驭和改造外来成分，而最终则是他们的中国品质占了上风。”④　　按象征主义对中国诗歌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早期象征诗派　　早期象征诗派以李金发出版于1925年的诗集《微雨》为起点，活跃于20年代中后期，主要代表诗人有：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以及姚蓬子、胡也频等。　　李金发的《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三部诗集都可视为象征主义力作。李金发将诗视为“个人灵感的记录”，主张写诗“不怕人家难懂”，“不希望人人能了解。”“只求发泄尽胸中的诗意就是。”正因其诗歌语言的晦涩难懂，读他的诗如同“猜谜”。　　他的诗歌比喻奇特，“记忆”有着粉红色的颜色，甚至会发出奇臭。“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我的灵魂是旷野的钟声”……他还创造出了一系列独特的意象，并致力于这些意象的奇特组合和其暗示的力量。如；能溅出血来的死叶，夕阳之火等等。　　总之，李金发的诗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形式新奇、怪异、突兀。　　王独清的《圣母像前》以“漂泊、颓伤、死亡、坟墓”这些象征主义的母题作为其诗歌的基本主题，更多地渲染了病态感情，抒写了异国情调。　　穆木天、冯乃超则注重追求声音与颜色的朦胧美，讲究音乐与形式的美感，视其为情绪和心灵的形式。蓬子的《银铃》、胡也频的《也频诗选》等诗集都带有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　　（二）“现代派”诗歌　　1932年5月，施哲存创办文艺刊物《现代》，诗歌在这一杂志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刊发了戴望舒、施哲存、李金发、何其芳、徐迟等人的大量诗作。这些诗在题材选择、审美趣味、语言风格及艺术表现手法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以刊物为中心，形成了一支以戴望舒为领袖的较稳定的诗人群，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诗派”。现代派诗人主要受到了前、后期象征派诗歌的影响，追求隐藏自己和表现自己相结合的朦胧美。在表现方法上注重隐喻、象征、通感等手法的运用。诗歌意象繁复、内涵丰富、组合奇特，有“意象抒情诗”之称。　　戴望舒的诗作吸取了象征派的某些表现手法，与李金发的过分晦涩与难解不同，他的诗虽也同样注重暗示，但并不难理解，反而具有一种朦胧的美，委婉地展现了诗人的主观心境。《印象》与《古神祠前》都将不确定的复杂的主题隐含在各式意象里，读起来回味无穷。《我的记忆》中的意象都取自日常生活，如烟卷、笔杆、酒瓶等，拉近了与读者间的距离。从《我的记忆》后，戴望舒着重于描写感觉的复杂性，并赋予感觉以丰富的心理内涵，写出了自己的微妙感受。即如他曾评价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果尔蒙的诗“有着绝端的微妙——心灵的微妙与感觉的微妙、他的诗情完全是呈给读者的神经，给微细到纤毫的感觉的。”⑤　　此外，何其芳的《汉园集》、《预言》往往通过一个客观的象征体来抒写主人公的内在情感，且还有法国象征派追求音乐美的特质。后期的《古城》、《夜景（二）》以后，则具有了艾略特诗歌的某些相似特点。从卞之琳的《鱼目集》、《汉园集》中我们也可看出他同样也受艾略特的影响较深。　　（三）“九叶”诗派　　“抗战爆发后，现代诗人群急剧分化，现代诗潮就越过了‘黄金时代’而走向衰落，其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则为40年代的‘九叶诗人’所继承和发展。”⑥“九叶”派的主要诗人有：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　　他们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刊物为重地。他们的诗歌更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反对一味地主观抒情，倾向诗歌转向内心。如穆旦的《活下来》，唐祈的《三弦琴》等，都展示了人的精神世界。　　在艺术上，他们致力于新诗的“现代化”建设，努力使诗成为现实、象征、玄学的融汇体。在语言上，他们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技巧，增强了诗歌语言的韧性和弹性，丰富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表现力。“九叶诗歌的出现，使中国新诗中现代主义诗歌进入了一个总体成熟的阶段，大胆地借鉴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同时大胆消化和创新，则是他们成功的内在机制。”⑦　　“九叶”诗人有共同的思想艺术倾向也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独特风格。穆旦是其中风格最浓烈，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位诗人。他先后有《探险队》、《穆旦诗集》、《旗》等诗集问世。“穆旦对生命意识的自觉感悟与理性沉思中，又交织着他对人类命运、历史沉浮和民族忧患的沉思，使他的诗以痛苦的丰富和感情的严峻著称。”⑧郑敏偏爱描写静态，从中体会生命情趣，如《金黄的稻束》。陈敬容则长于动态描写。杜运燮在《滇缅公路》中赞美了坚忍的民族精神。　　总之，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我们一再研究，从中汲取营养。不管是对过往创作成果的研究、经验的总结，还是对今后的创作、理论方面的指导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②陈慧西方现代派文学简论花山文艺出版社 　　③周作人《扬鞭集》序周作人散文第2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④王佐良风格和风格的背后人民日报出版 　　⑤戴望舒西莱纳集·译后记戴望舒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 　　⑥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1997（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⑦⑧陈维松论九叶诗派与现代派诗歌文学评论第5期　　参考文献:　　⑴吕周聚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探寻文学评论第4期　　⑵陈慧西方现代派文学简论花山文艺出版社　　⑶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1997（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⑷吴中杰吴立昌中国现代主义寻踪学林出版社1995　　⑸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　　⑹唐正序陈厚诚尹鸿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四川人民出版社　　⑺赵乐甡车安成王林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艺术时代文艺出版1986　　张红，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

道家提倡自然无为，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有那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佛教传入我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宋朝以后程朱理学兴起，独立的道家思想基本上不复存在。道家虽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 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先秦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用“道家”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这时，道家也被称为“道德家”。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加之司马谈也是道家思想信徒，所以他给予了道家最高评价。他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家之长，同时避免其短处。用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效果。汉代淮南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挑战，使道家思想逐渐走向没落。之后道家思想渗透在中国文化各个方面，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先秦各家内部，一般都可以区分出众多派别，道家也不例外。东汉班固所作《汉书‧艺文志》共列有道家著作37种、933篇，大多作于先秦时期。道家思想的主要流派有：老子、庄子、黄老学派，此外杨朱思潮可能受了老子和庄子影响，同时又融会于两者中。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刚刚相反，道家主张“顺其自然”，认为法律是对人类的束缚，要全部舍弃；法家则主张要用法律去惩治人，认为人类本性顽劣，要用权威去治天下。道家虽然学派上有所区别，但就其主旨来说是相通的：以“道”为本，自然无为。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曾在其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老子提出“道”是宇宙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这一观点被后来所有道家所有流派支持，成为道家最基础核心。在各派之间对“道”的理解有一定差异，通过“道”的概念对世界万物本源进行了第一次探讨，开辟了中国讨论形而上学传统。“道”与万物的关系，就静态而言，“道”是一切人、物共同存在的最终保证，是最高的价值，是终极性的价值根源。就动态而言，道是秩序的凝构及其动力，是“造化”或“造化力”，是使万物得以相生、相续、转化、发展的实现性原理。道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其本源上相同，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人们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个人与社会也是共生互存关系，修道不仅要“度己”，而且要“度人”，以各种适宜的方式，图世界共同的利益。“无为”被道家认为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不是指不作为，而是指不经过深思熟虑，无目的地行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道家认识到任何有目的的行为都可能使行为本身产生偏差。“六亲不和有孝慈。”表述类似观点的语句在道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根据处理问题不同，“无为”的态度既可用于政治，也可以用于修身。道家各派在坚持“无为”本质的前提中，通常给予了“无为”更丰富的内涵。老子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身，不迷名、货。其后各个学派都提出轻物重身的观点。而庄子，列子将“内圣”的观点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庄子具有非常显著的悲观主义，其思想主要关注在生命上，以修身为主旨，“内圣”的观念被庄子发挥到了极点。庄子的人身哲学被后世用来倡导艺术精神的培养，打破小我与天地自然合一的超越精神，以审美的意态体悟世界，对中国的诗歌、绘画等许多艺术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庄子》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代表作《逍遥游》是先秦散文的颠峰作品之一。在《庄子》中记述了许多庄子好友惠施所提出的问题。先秦时期，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引发了中国古代语言危机的高峰。田氏代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人才、巩固政权，便创立了稷下学宫，并四处延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其代表人物是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 司马谈曾这么总结黄老学派：“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由于黄老学派将“道”作为一种工具，那么这种和“无为”具有相抵触的概念的“道”必然和老子、庄子之“道”存在其不同之处。道家在中国史上时间不长，且很快被道教所代替，但道家思想在各个方面融入了社会中。道家思想在西方也传播很广，不论是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生活态度还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存在主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关于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也被很多西方人所接受。道家在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过极短暂的辉煌。庄子以“虚无”论“道”，将“无”解释为纯然无有，突出地发展了老子的虚无思想。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无”即是“无有”。又说：“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知北游》)“无有”就是纯然一无所有。《齐物论》说：“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认为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分清，一切都是相对的。庄子还提出“无无”概念否定了一切，认为只有连 “无”也没有，才能达到绝对虚无的境界。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有无” 问题讨论的最高阶段。“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汉杨雄《太玄·玄摘》说：“玄者，幽摘万类，不见形者也。”魏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危页、郭象等。魏晋玄学以辩证“有无”为中心。战国后期至西汉，黄老道家试图从理论上超越“道生一”和“有生于无”，因此他们讨论的重点不在“有与无”，而在“无为与有为”。魏晋玄学重新把“有无”问题提出来，并作为本体论范畴研究，出现了何晏、王弼“贵无说”与裴頠“崇有论”的对立，随之又出现了郭象的 “独化论”。何晏、王弼的基本论点是“以无为本”，“以无为体”，把“无”当做世界的根本，当做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当作“有”的存在根据。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会杂乱无章，无以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必须依赖本体“无”。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又说：“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老子注》)这是说，万有是无的外部表现和作用，天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本。但是，无也离不开有，因为无不可以无“明”，必明于有。所以，要“崇本”，也要“末”。贵无派关于“有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诠释了老子、道家所谓的“无形无象”即现象的本质。魏晋玄学从本体论的高度讨论“有无”问题与理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魏晋玄学是以思辨形式表达的魏晋时期门阀士族集团的世界观，以崇尚老庄、和合儒道为特征。先秦的老庄学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儒家礼教)。而魏晋玄学，除阮籍、嵇康外，总的来说是以调和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为根本目的。玄学家们奉《老子》《庄子》《周易》为经，称之为“三玄”，并以《老子》《庄子》为“玄宗”，以《老子》《庄子》注《周易》。如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用援道释儒的方法注《周易》，把儒道两者调和起来，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作。从儒道兼综、无本有末的基本原则出发，王弼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本于自然，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统一而不可或缺，并明确提出“崇本举末”的主张。阮籍、嵇康在政治上与司马氏集力处于政敌地位。为了揭露其虚伪的名教外衣，他们强调名教不合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他们的“自然无为”以元气一元论为基础，脱离了玄学本体论“有与无”的轨道。他们公开蔑弃儒家的“礼法名教”，痛斥“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更加违背了玄学思潮的主旨。因而，他们的哲学批判在思想实质上表现出玄学异端倾向。但是，他们的“任自然”的片面观点被引向极端。西晋开国后的门阀士族贵族子弟坐享特权，清谈放荡，“任达”、纵欲之风恶性膨胀，乃至危及门阀士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于是有了裴頠、郭象的纠偏之论。裴頠特著《崇有》《贵无》二论，提出“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强调自然不离名教，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在理论上应当更好地统一起来。在裴頠崇有论的基础上，郭象以他的《庄子注》完成了这一任务，论证了名教和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综合贵无与崇有的主张，认为名教即是自然，一切“尊卑上下之序”本来就合乎“天理自然”，从而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把玄学理论推向了顶峰，为西晋门阀士族垄断政权暂趋稳定所形成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柱。魏晋玄学关于有与无、自然与名教的演变过程，曲折地反映了门阀士族集团由夺取统治权力到巩固统治权力的现实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发展。由贵无论的“名教本于自然”，到崇有论的“自然不离名教”，再到郭象的独化论综合二者，论证了“名教即是自然”。东晋僧肇的佛教玄学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发展的三段式过程，即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从永嘉丧乱开始到东晋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士壤。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便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佛教，于是产生了佛教玄学。其中，以僧肇的思想影响为最大。僧肇著有《不真空论》与《物不迁论》等文，对当时的佛学，尤其是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他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各执一偏的理论，真谛应当是合有无为一。他说：“虽有而不有”，“虽无而非无”，“有无异称，其致一也”。认为万物既是有，又是无，是有与无的统一。僧肇所谓的有与无，以佛教的“真谛”“俗谛”而言，即“真谛”为无，“俗谛”为有。唐末五代以来，以内丹说理解《参同契》的流派逐步压倒外丹派，成为仙学的主流。著名内丹学家钟离权、吕洞宾、崔希范、陈朴、陈抟、施肩吾、刘玄英、张伯端等以内丹仙学度人，奉《周易参同契》为丹经之祖，《参同契》作为仙家修炼秘典的价值被社会所公认。当时内丹仙学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开始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门派。这些内丹门派皆远溯黄帝、彭祖、王乔、赤松，依托老子。 一派自称传自关尹子，故称文始派。另一派自称传自东华紫府少阳帝君王玄甫（汉代人），故称少阳派。文始派以虚无为本，以养性为宗，法本《老子》、《庄子》、《文始真经》，属最上一乘虚无大道，虚极静笃，大彻大悟，盗天地虚无之真机，顿超直入，齐是非，同人我，进入无天无地的混沌境界，修性而兼修命。少阳派主张性命双修炼养阴阳，以有为法而至于无为法，分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诸步骤，次第分明，门派繁衍甚广。 自唐末五代以来，少阳派有钟离权、吕洞宾、陈抟、麻衣道者、火龙真人、刘操、张伯端等大开法门，历经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逐渐形成南宗、北宗、中派、东派、西派、青城派、伍柳派等门派。因而内丹仙学中有以文始派最高，以少阳派最大的说法。另有元、明间张三丰真人，综合了文始派和少阳派之所长，创三丰派，既不执于有为，又不执于无为，于阴阳栽接中创一清净法门，兼具南宗和北宗的特点。 汉魏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道家也随之以魏晋玄学的形式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作为道家的另一支，道教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然而从理论贡献来看，它远不及玄学。魏晋玄学以复活老庄思想来取代汉朝的谶纬神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玄学家们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并称为“三玄”，以他们理解的老庄思想来注释儒家的经典，形成了儒道兼综的思想格局；同时，他们用恬淡自然的人生态度去拯救被儒家名教压抑的人性，力图摆脱儒家所崇尚的繁文缛节的束缚，追求一种超脱放达的人生。可以说，道家思想从它的产生到魏晋时期，经历了无数次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许许多多的考验，表现出一种遇险不惊、临危不乱、从容处世的生活态度。到了唐宋时期，统治者给了道家更高的地位和荣誉。因老子姓李，与唐代皇室同姓，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便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先是唐高祖规定了三教的次序，把道家排在儒、佛之前。紧接着是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下令贡举人士必须兼通《道德经》。唐玄宗更是不遗余力，他直接把道士当作皇族宗室的本家，又是在全国兴建玄元皇帝庙，又是接二连三地尊封道家名士，建道院，设玄馆，置生徒，习老庄，并亲自注释《道德经》，诏令百姓必须家藏一本，以推广道家思想，不断提高道家学说的地位。唐武宗刚刚即位，就把二月十五日老子的诞辰定为"降圣节"。更有甚者，唐代不少帝王都热衷于服食道士所炼的金丹，以求长生不老，到头来反倒因服食金丹中毒而过早地结束了性命，唐太宗、唐武宗和唐宣宗等皇帝都是如此。宋代统治者也仿效前朝做法，想方设法与道家联宗，宋徽宗甚至还令僧尼改穿道服。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像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这样的明君，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田骈、慎到、环渊、接子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说，因发明序其指意。” 又载：“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在人物绘画上，改变了以描写人物道德的主题，而是以个人风采个性代之，顾恺之主张的“传神写照”的画风兴起。在山水绘画上，以“自然”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在用色上，水墨之风压倒了以青绿山水成为主流。古代山水画家几乎都未脱离道家思想的影响，山水绘画兴起的本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在绘画技艺上，注重用墨的虚实相间，精神自由。将“以技进乎道”作为画家毕生最高境界。老子的“淡兮无其味”、“大音希声”形成了中国古琴的重要审美品格。老子的“淡”与儒家的“和”相结合，形成了“淡和”的观点。清朝汪绂在《立雪斋琴谱》中以儒释道，将“淡”定义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消极的影响。“大音希声”以有声之乐为参照，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强调了弦外之音的重要性，成为了历代琴人所追求的至境。明朝李贽以庄子的“法天贵真”出发，对典型儒家美学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琴者，心也”的本质是将音乐定义为一种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之各种感情的观点对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戏剧美学也受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以“尚真”作为中国戏剧灵魂。中国戏剧本质上表现一种人格境界、真我境界，常带有一种平民气息。在创作手法上，以庄子的寓言手法为基础，取材于生活又提炼于生活。在创作性和演出上以不自觉性作为最高境界。汤显祖以庄子的“一汝神，端而虚”作为对演员的演出要求。

戴望舒就是主要的影响对象，而其成为了中国新诗史上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