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外交的文献资料

文献调查的对象是文献，这就需要对文献的种类和来源有深入的了解。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有关市场信息的文献种类包括；① 国家统计局和各级地方统计部门定期发布的统计公报、定期出版的各类统计年鉴，这些都是权威性的一般综合性资料文献。② 各种经济信息部门、各行业协会和联合会提供的定期或不定期信息公报。这类文献或数据定向性较强，是市场调查中文献的重要来源。③ 国内外有关报刊、杂志、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这些传媒提供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市场信息，它们是文献调查中主要的查找对象。④ 各种国际组织、外国驻华使馆、国外商会等提供的定期或不定期统计公告或交流信息。⑤ 国内外各种博览会、交易会、展销订货会等营销性会议，以及专业性、学术性会议上所发放的文件和资料。⑥ 工商企业内部资料，如销售记录、进货单、各种统计报表、财务报表等。⑦ 各级政府部门公布的有关市场的政策法规，以及执法部门有关经济案例。⑧ 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发表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等。

新中国外交史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又称当代中国外交史。关于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历程、特点、动向、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极少有学者关注，科研性的学术文章只出现过一篇由章百家先生写的“中共对外政策和新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起步与发展”。整体综合的研究新中国外交史研究历程的阶段、特点、动向、问题的文章还没有。本文将做一尝试，并就教于国内外学界同仁。 一、有关新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术界定 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的时间起点是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之日起一直到今天。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世界各主权国家中央政府以及由世界各主权国家中央政府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在此会碰到新中国对外关系和新中国外交史两个学术名称的准确界定问题。过去这两个名称经常交叉混用，确实存在一个认识和实践中的变化问题。准确地确定和把握研究角度是正确开展学术研究的前提，对外交研究来说同样如此。外交研究角度首先可定位在国际体系研究之中，属于国际关系包容的范围之内，并以其中的外交关系为主派生发展出“外交学”学科。站在超越国家以国际体系为整体的高度来看待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的关系就称之为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可分为全球性国际关系、大国间国际关系、地区性国际关系、国家间关系。如以两个以上国家关系的数目为界来划分，国际关系又称之为多边和双边国际关系。 若是从一个国家内部立场向外观察和研究，是一个国家和其它国家的关系，就称之为对外关系。以中国为例可分为总体性的中国对外关系（如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关系、中国和某些地区的国家的关系等）和具体的中国和某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等）两类。但应注意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都是总称，细分起来可在总称之下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具体领域的关系。 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都是在历史长河中，由具体年代的具体关系汇流而成，这样才有了我们今天研究的以往发生过的国际关系史和对外关系史，并据此研究正在发生的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推论判断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变化。 我们所谈的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研究中有一个历史时间上的说明。从国际关系角度看这是近代资本主义从欧洲扩展到全世界后才名副其实的。所以讲国际关系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时间也就是300多年。 对外关系则因各个国家的历史不同而不同，有的新独立的国家对外关系几乎刚开始有，有的历史古老的国家则非常丰富，如欧洲的一些国家、中国、伊朗等国家都有上千年的对外关系史。 从学科界定来看，一国对外关系可列入国际关系的范围。但作为一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内容的外交关系又属于政治学学科范围内的外交学的领域之中。因为政治学就是研究国家公共权力的形成及运作规律的科学，外交学也是研究国家公共权力对外行使及运作规律的系统知识的科学。从这一界定推定，各国的外交和外交关系我们把它归入外交学而把各国对外关系放到国际关系，好在这两个学科在中国都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属于相邻相近的学科。但这是今天的认识，过去不是这样。在旧中国时期也有外交史的研究和教学，一般是归入历史学，也有放在政治学和国际法学中。那时也没有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的划分。新中国成立后，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高效的、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政权体制。从政治学的社会功能来说应该有用武之处。然而当时进行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盲目地根据苏联的高等教育体制的蓝本，于1952年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学科，政治学在新中国作为大学中的独立系科有近30年不存在。关于中国外交史的学科划分在很长时间里也不明确、一般都是放在历史学中。 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学术界一般只以中国对外关系来涵盖中国外交史，而不突出中国外交史。这里有这样几个原因：对外关系是指一国的所有的对外的关系、外延广泛、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关系的代表——外交关系，讲对外关系离不开外交关系，所以对外关系史也是外交史，二者混同使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关系较少，为打破西方的封锁，强调从民间关系入手，特别强调新中国的对外关系都要服从于国家的总体外交战略，全国所有的对外关系都处于大外交大外事的框架之中，对外关系和外交基本一致；中国学者受过去传统和历史的影响一直都主要从政治角度研究问题，所以一般讲对外关系史都是指的对外政治外交史。而其它领城的对外关系还需要专门注明，直到现在有时还在二者还在混用。至于在新中国为什么逐渐的把研究范围集中、清晰、明确，会在后边的论述中加以说明。 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可分成通史、专题、双边史等几类，在本文中主要以新中国外交通史研究为例展开。 二、关于新中国外交史研究历程的分析 综观新中国55年外交史的研究历程，我认为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加以分析。这三个阶段时间上并不相等，特点也不同并且可以看出明显的加快扩大的趋势。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历程基本上反映了新中国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折射出时代的制约和时代的进步。 1、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1949年10月～1978年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内百废待兴、千疮百孔、民生凋蔽，如何进行国内的经济建设保持社会稳定成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考虑的首要问题。众所周知，新中国外交的最主要决策者是毛泽东，主要决策者和实际指挥者是周恩来。当时围绕新中国的国际环境并不好，建国初期即面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遏制，不到一年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被迫卷入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所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特别重视在处理国家关系时外交所起的作用。他们认为对新中国这样的即是新兴国家又是一个弱国的国家来说，外交更是特别重要，和大国相比新中国外交更容不得半点闪失，需要外交为未来的国内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他们在冷战时代就预见到，国际间的事务不能光靠武力或武力威胁，还要靠国家间的和平共处要靠外交去协调。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他们构思外交战略的同时，认识到培养外交人才的重要性。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创办中国人民大学。9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设4个教研室：其中设有“中国外交史教研室”，但这个教研室主要是进行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近现代外交史的研究和教学。当时系里开设三大类课程：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国际法、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东欧国家）对外关系。在教学指导上建立了一个大外交方向的框架，当时的理解是把国际关系史、国际法、外交史熔于一炉一个教学体系。其中开设有国际关系、国际法、东方外交史、西方外交史、中国对外政策、领事业务等近30门课程，以人大外交系为培养基地，先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培养人才和初步进行一些学术研究工作。但新中国外交工作发展极其迅速，1949年10月外交部成立时，只有180多人，后虽经增加，还是感到人员不足。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中国代表团去了180多人，正是在新中国参加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后，周恩来总理鉴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回国后，认真讨论了如何更好地培养外交人才问题。1955年6月，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提出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为基础，办一所独立的外交学院，专门培养外交干部和研究国际问题的干部。这个提议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经过第一代领导人的决策，。由毛泽东主席批准，周恩来总理题写校名，决定成立新中国第一所专门性的培养外交人才的高等学府——外交学院。1955年9月10日，外交学院正式成立并开始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这样，中国及外交部就有了专门的外交人才培养基地。周恩来总理对外交学院的工作非常重视，陈毅副总理亲兼外交学院院长长达8年之久。 第一代中国外交领导人在从事着外交实践过程中也感觉到需要对这段不长的历史进行总结，把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方面的创新创造认真地予以归纳，把成功经验和教训记录下来利于以后外交工作的开展。1957年，外交部决定在外交学院成立中国对外关系教研室。外交学院副院长何戊双兼任教研室主任。当时张闻天副部长亲自组织外交学院的科研活动。1957年12月，他主持召开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会议。从这时起，外交学院集中了一批专家潜心钻研、集体合作。外交部领导给予重视，乔冠华等高级外交家参加了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65年以前陆续写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960）一、二册，《中国近代外交史》（1840～1919）上、下册，《中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二、三册，这几本著作都是内部讨论稿，白色封面铅印，也没有正式署上创作者的姓名，但毕竟是开创性工作。由于当时的限制，这几本书未能得到公开出版，影响也十分的有限。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研究就是从中国外交学院中国对外关系教研室的研究和这几本书的写作开始的。通过这些探索，毕竟有了开始，并积聚了一批人才，为以后的发展做了积极的准备。 在这个期间，外交部所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公开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按编年史体例，每一年或两年一本，从1949年10月一直编到1963年，共出了10集，最后一集的出版时间为1965年。每集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签订的条约协定、重要的照会、外交方面的重要讲话，书后附有新中国外交活动大事记，非常详尽。迄今为止，仍是研究新中国初期外交史的重要资料。 从以上史实的考证追溯可以看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从缘起就受政府主导，有着强烈的政治性；还可以看出，最初的研究设计是比较宽泛的，在重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时，还考虑写出有新中国时代特色的旧中国对外关系史。以后中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外交史研究和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一样遭到严重的破坏，没有任何的进展。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1978年的两年时间里，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和其它社会科学相比，由于该研究的局限性较强也没有得到恢复。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30年时间里，中国没有公开出版一本新中国外交史著作。 2、从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结束（1978年12月～2000年底）。 这是新中国外交史研究兴起和普及阶段。以1978年底为标志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社会发展翻天覆地。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获得了新生，真正发展起来。从全国对新中国外交史这一领域的研究实力和实际情况看，我按研究力量和成果分成三个部分来叙述。 （1） 外交部内的研究： 外交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国家外交事务的行政权力部门，一直非常重视对既往外交实践的研究总结。在这个阶段，外交部内人员对新中国外交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出版了一批由外交部首长主持编写的新中国外交史著作。如由外交部前副部长韩念龙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从1949年写到1986年，这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新中国外交通史。（当代中国丛书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持编写了由裴坚章、王泰平任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现在已出了三卷，时间上写到1978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外交部前副部长田曾佩主编出版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外交部还组织出版了由外交部部长唐家旋主编的《中国外交大辞典》和《中国外交50年》大型画册。 在这个期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恢复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的《世界知识年鉴》，以后按年出版至今。该社还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条约集，至今已出版了几十集。到八十年代中期由外交部组织编写了《中国外交概览》白皮书，从1987年起每年出一本，公开定期向国内外宣传中国外交政策和工作情况，这已经实现和国际惯例接轨。后《中国外交概览》改名为《中国外交》，其它都不变继续出版至今。这期间，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周恩来外交文献》（1990年版）和《毛泽东外交文献》（1994年版）这两部重要著作。从九十年代起世界知识出版社等出版社陆续推出了一些外交官回忆录，如《新中国外交风云》丛书、《当代中国外交使节生涯》丛书、《新中国大使回忆录》丛书。还出了第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1949～1956》、1997年版。 （2） 北京的中央级院校和研究机构： 外交学院1980年复校立即重新成立了中国对外关系教研室，教研室主任谢益显。该院首先在院内开设了中国近代外交史1840～1911；中国现代外交史1911～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79这三门课。并按以上三个历史阶段成立教研小组撰写各段的教材。当然，这三段教材的编写人员大多是文革前原编写组的成员或以原讨论稿为基础。1982年外交学院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招收国际政治专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方向硕士研究生，[1]学制三年，持续至今。经过十年的努力，1990年由外交学院编写的中国外交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分别为王绍坊著《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吴东之主编的《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谢益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稍后在1995年又出版了谢益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79～1994》。[2]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出版的第一套从中国近代史开始后到20世纪末期150多年的完整的中国外交史，因为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该套外交史被韩国翻译出版。 从20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高等教育界对新中国外交史的关注大大增强，各高校纷纷开设新中国外交史课程，在这种需求推动下，外交学院中国对外关系教研室在第一套教材的基础上，由谢益显任主编集体重新编写了《当代中国外交史——1949～1995》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出版。[3]该著作先后4次印刷，销量上万本。谢益显教援还出版过几本相关著作。1999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庆，外交学院和中央教育电视台合作，拍摄曲星、杨闯、张历历任总撰稿的大型电视记录片新中国外交风云录、片长600分钟、共30集。2000年外交学院中国对外关系教研室的曲星教授的《中国外交5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评论为是一本研究水平较高的专著；该室张历历教授的《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第一次把20世纪一百年的对外关系作为一个时间段来研究，在体例上有创新，并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影响。 除外交学院外，北京大学的石志夫教授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1949～1989》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宝俊教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200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内有部分高校选用该书作为授课教材。 （3） 京外其它地区： 在中国对新中国对外关系或外交史感兴趣的单位和个人很多，也有一些成果出现。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教师窦辉曾出过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简史》。山东青岛大学的孙勇胜老师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听说上海复旦大学也出版了这方面的著作。但因为和外交活动中心舞台的距离、外交史料、学术梯队和需求等原因，除北京外的全国其它地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通史的学术影响不大。 3、21世纪初期（2001～2004年）。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研究继续发展，并有了一些新特点。外交学院谢益显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史作为一本教材受到年轻学子的欢迎和学术界好评。但时间过的很快，需要补充新的外交史实。经增补《当代中国外交史1949～2001》在2002年7月底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已加印了两次。 这段时间通史虽出版不多，但有关通史的研究出现了以前未出现的新特点：和外交史有关的高质量回忆录出现，代表性有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的《外交十记》，22万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0月初版，到11月己印刷5万册以上，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因为这是高级外交领导人在退休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出版的，时效性很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档案首次解密，对社会开放允许查阅。2004年2月，外交部档案馆首次将外交档案解密，第一批解密的是从1949年10月至1955年的档案，面向社会开放，允许个人查阅。这一决定为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并标志着在外交档案的管理上也和国际接轨了。 外交资料整理更细致全面。有代表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的出版。自第一本出版后间隔了4年。2001年10月出了第二本1957～1964，2002年10月出了第三本1965～1971，2003年12月出了第四本1972～1978。 同时关于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大型化：外交学院组织编写《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丛书分八个双边关系来写20世纪一百年的双边关系，已经经过了五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二是专门化：如写一个专题或从一个角度来论述中国外交，如：王逸舟的《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探索新的视角与解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陈向阳的《中国睦邻外交——思想、实践、前瞻》，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三是普及化：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的全国外交外事干部考试题库中，新中国外交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还新出现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加入新中国外交史的内容。 三、 关于新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动力、特点、趋向和问题 通过以上的勾勒描述，新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历程基本清楚。这门学问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可以说己成显学，近二十多年来发展迅速，近十年来又备受国内外媒体关注，在民众中知名度提高很快，社会需求较大。究其原因主要有： 首先是得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不断发展，得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和外交事业的不断兴旺，得益于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的正确。得益于国家各项政策的支持。 其次，这门学科有它自身的特点：这是一门政治性很强和现实联系很密切的学问。这门学问的发展要解决外交路线方针政策的科学性问题，要研究外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情况，要能总结出对外交工作有帮助的经验教训。因而这又是一门和现实联系密切的学问。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对外交史的深入研究。 第三、这门学问是中国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链条，一个不可缺少的学术环节。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和世界上其它民族主义交往的历史。有代表性的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已有二干多年的中外交往史。中国的学术研究传统也很重祝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如过去舆地史、中西交通史、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我们研究新中国外交史也是学术连贯性的需要。 第四、国民素质提高的需要、国家政权建设中干部素质提高的需要、中国改善国际形象加强对外宣传的需要、发展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关系的需要。这些需要都涉及到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和教学，这也是它受到重视欢迎的国内外社会基础。 当前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趋向，这主要是面临着深化、细化、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加强科学性、学术性等问题。 从第一部新中国外交史问世到现在己经有十几年时间了，普及的任务基本完成，应该有所进步和深入。从研究角度讲应该进一步深化和细化。过去有些重大问题和事件都己论述过，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应该用新的眼光视角再深入研究下去。而不是再停留在表面的评述。过去有很多未被人注意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留意的因素应该进行细化研究，如新中国外交中的人民因素、自然资源的因素{中国和世界上的产铜国关系都挺好}外交实践中有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影响的礼仪形式、物品选用、珍稀动物的采用等等人和物品及人和场地的结合。还有新中国外交有没有自己的特色特点，外交风格的形成和变化等；外交是非常鲜活的，外交史也应该写的生动好看吸引人。在写法上也可考虑变化，过去的书都是以历史纵线为主，竖写横排。再写外交史，可以采用其它的写法如横排竖写、专题论述等，总之无论内容形式都要推陈出新、不断进步。 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视角要更新拓展。外交的政治属性强是历史传统，几百年如此是事实。 但外交要随着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变化而发展、过去有些不被重视的因素开始影响外交，如经济、文化、舆论非政府组织，过去的刚性原则有些弹性了如国内社会的界限、国家主权的界定、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互相影响……。这些新的课题的解决需要中国学者的努力，也期待和日本等国际学者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