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通的文献资料

文献收集法是指收集、分析、研究统计资料和报道资料是获得情报信息的一种方法。如利用图书馆、信息机构、国内国际的信息联网，收集政府和企业的各种统计资料；各国年鉴类资料；各种相关专业报纸和杂志资料；有关的广告、产品目录、产品样本等资料。这种收集法要具备文献检索技能，包括检索策略的确立，计算机和检索工具的使用。商业企业为了获得经济情报，市场情报，企业情报，资金情报和商品情报等，应广泛收集国家和上级主管机关发布的各种政策，法规，通知，计划以及统计类、年鉴类、期刊类，报纸类的有关资料，还应收集各种行业出版物、各种经济分析数据及各种订货会、展销会，物资交流会等会议资料、产品目录样品和使用说明书，科技会议记录等。文献资料的收集可以采取以下途径：(1)采购。它包括对所需的文献资料进行现购，邮购，代购和订购等方式。(2)交换。交换文献资料是收集情报的主要途径。由于企业所需的资料大部分属于内部交流或者是限制流通的出!版物，因此，只有通过交换彼此的经济、技术资料才能得到对方的有关情报。(3)索取。直接用通讯联系或派人联系以取得有关资料也是收集情报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尤其是对于特定的企业产品情报，往往厂商乐于免费赠送。(4)复制。它是用来解决充分利用有限文献资料的常规办法。特别是对于收集那些与情报课题有关的少量资料，复制是非常有效的。　文献收集法的优点在于节省时间、人力和物力，很多中小型企业多采取这种方法来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其不足在于，已经形成的调查结果可能针对性不强、信息过时等，企业在参考时应做适当调整。

中国古代交通与文化传播　　中国古代交通建设　　“车同轨”与“书同文”　　从张骞的驼队到郑和的云帆　　中国古代的外来文明　　交通史是历史总进程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几乎都可以看到交通进步的轨迹。交通条件决定着历史上文化圈的规模，也影响着各个文化圈相互之间的联系。　　古代的文化传播与交通状况是分不开的。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有赖于交通。没有丝绸之路的开辟，葡萄、胡萝卜就无法来到中原；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玉米、马铃薯就不能成为欧亚大陆的食品。同样，没有玄奘西行和鉴真东渡，大量佛教典籍就无法从印度传到中国本土和从中国传到东瀛日本，“唯识”“因明”等学问也就不可能渗透到中国。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处处与交通密切相关。　　一 中国古代交通建设　　人们所熟悉的“愚公移山”的故事，“五丁开道”的故事，“夸父逐日”的故事，都依稀透露出远古先民们发展交通事业的艰苦努力。　　中华民族的始祖皇帝，被后人称为“轩辕氏”或“轩皇”、“轩帝”，实际上就是对他在交通方面创制的赞颂。《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释名）说，黄帝是车辆的发明者，因此而号为“轩辕氏”。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各地诸侯都尊奉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从者，黄帝则予以征抚，“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的事迹，反映了传说时代交通发展的实际情形。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而“行不迷”；大禹治水，“开九州，通九道”，“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人”（《史记·夏本纪》），他们圣王地位的确立，也与交通行为有关。　　在河南安阳、郑州和辉县的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原产于新疆的玉和原产于南海的贝。《尚书·酒诰》中有“肇牵车牛，远服贾用”的说法，表明殷人的交通贸易关系已经扩展到非常广阔的地域。殷墟卜辞中已经多见象车之形的“车”字，结构多有不同。大型墓葬多附有车马坑并随葬车马器，车马同时又被作为奉献于先祖的重要祭品之一。当时战车还是体现军队实力的主要军事装备，而这种以车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又对交通道路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甲骨文中结构多样的“舟”字，说明当时的木船已经有多种形制。卜辞中所见“凡”字作“帆”的象形，反映当时借用风作舟航动力的水运形式已经出现。　　周王朝在各地分封诸侯，利用所建置的政治军事据点以为藩屏，来维护中央政权的统治。这种政治体制要求各地与周王室保持紧密的联系。当时以车兵为军队的主力，也要求各地有平阔的大道相通。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当时的文献，把周王室所主持修筑的连通各地的交通干道称为“周行”或“周道”。《诗经·小雅·大东》中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形容“周道”如同磨石一样平整，如同射出的箭一样端直，体现了这种交通干道规划设计的合理和修筑施工的严谨。　　春秋时期，交通建设有了新的进步。大致在这一时期，太行山、秦岭等险山峻岭都已经开始有车路通行。《国语·周语中》记载，周定王时，单襄公奉使自守前往楚国，途经陈国时，看到道路不修，馆舍不整，于是预言陈国将要灭亡。可见，以交通道路为主体的交通设施是否修整，当时已经是体现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晋平公当政时，晋国道路馆舍失修，也曾经受到郑国政治家子产的批评。　　以交通干道的建设为基础，相应的交通设施也得以进一步健全。《周礼·地官·遗人》说，贯通都市和村野的交通大道上，每隔十里，设置有“庐”，“庐”可以提供行旅饮食；每隔三十里，有可以止宿的“宿”，“宿”设有“路室”，并且有服务于行旅的粮草储备；每隔五十里有“市”，“市”有住宿条件更为优越的“候馆”，行旅消费品的储积也更为充备。当时，中原各国政府普遍沿交通干道设立交通站，置备车马和专职管理人员，遇到紧急情形，则乘传疾驰，次第相继，使军情政令能得以迅速通达。孔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就是说，德政的流行普及，比邮驿系统传达政令还要迅速快捷。可见，当时驿政的发达，突出表现为信息传递的神速。　　《左传·哀公九年》记载，在这一年的秋天，吴国在“邗”地构筑城防，并且完成了“沟通江、淮”的工程。邗沟的开通，是中国古代运河建设史上的创举。邗沟通航，实现了南北水路的连接，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此后，吴王夫差为了引舟北上，称霸中原，又把邗沟向北延伸，进一步沟通了淮河以北的水路。《国语·吴语》说他起师北征，深凿运河，使宋国和鲁国之间有航道相通，沂水和济水，也都由这条人工运河连通到一个水路航运体系之中。大约开通于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的鸿沟，是继邗沟之后又一条著名的运河。鸿沟沟通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进一步便利了南北往来。　　安徽寿县曾经出土战国时期楚王颁发给鄂君的免税凭证，即著名的“鄂君启节”。从铭文中车舟所经过的城邑看，车节经过9个城邑，舟节经过11个城邑。所通行的水路以长江、汉水水系为主，东至邗沟，西至汉江上游，南则循湘、资、沅、澧、庐诸水，也分别可至上游。可见，在当时的水路交通体系中，运河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学名著《禹贡》中，有关于各地风土物产以及贡输道路的记述，说明当时陆运和水运的范围、货流方向和运输能力，都已经初步形成规模，并且已经被人们所认识。　　交通事业在秦汉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秦王朝和汉王朝都将发展交通作为主要行政任务之一。秦汉交通的主要形式为以后两千年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秦王朝交通建设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成就，是驰道的修筑。“治驰道”，是秦始皇统一后第二年就开始进行的宏大工程。对于驰道的形制，西汉人贾山曾经有这样的记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所谓“道广五十步”，就是说，路面的宽度达到五十步（相当于今69米左右）。“三丈而树”，一种解释说，是在路面中央三丈皇帝专行的车道特别做出标示；一种解释则说，是在道路的两旁每隔三丈植一棵树。“厚筑其外”，是指路基的构筑务必要求坚实，两侧又形成宽缓的路坡。“隐以金椎”，是说用金属工具夯击以使路基坚稳。“树以青松”，是说道旁行道树的树种主要选用松树。贾山还说，秦王朝修筑的驰道，东方通达燕地和齐地，南面行抵吴地和楚地，江湖之上，以及海滨的宫观，都可以一一连通（《汉书·贾山传》）。驰道，当时实际上已经成为全国交通网的主纲，是区别于一般道路的高速道路。驰道的路面分划为3条，是最早的具有分隔带的多车道道路。　　

先秦时期，我国古代交通初具规模。早在3000 多年前的商朝，我国古代　　交通已有所发展。根据甲骨文、金文、出土实物及古籍记载，商朝不仅有了　　“车马”、“步辇”和“舟船”等交通工具，而且开始建立“驲〔rì日〕传”　　制度，进行有组织的通信活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又修筑了许　　多通行战车的道路。中原各国陆路交通纵横交错，还沿途设立了“驲置”，即　　驿站。水路交通不仅利用长江、淮河和黄河等天然河道，而且相继开凿了胥　　河、邗〔hán 寒〕沟、菏水和鸿沟等人工运河。　　秦汉时期，水陆交通形成全国网络。全国性交通网的形成，始于秦代。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车同轨”的法令，把过去杂乱的交通路线，加以　　整修和联结，建成遍及全国的驰道，车辆可以畅行各地。同时又设置驿道，　　颁布有关邮驿的法令，建立起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邮传系统。汉朝开　　辟了经西域通往西方的道路“丝绸之路”。汉朝在秦朝原有道路的基础上，　　继续扩建延伸发展了以京都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的交通网。秦汉时期水　　运事业有了较大发展，秦朝挖掘的灵渠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起来，汉　　朝则开辟了沟通世界两大帝国——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的海上航　　线。　　隋唐时期，我国水陆交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隋朝时完成了贯穿　　南北的大运河工程，这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　　唐朝时海上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开辟了新的海上航线，加强了东西方的交流和　　联系。唐朝京都长安发展为国内外交通的重要枢纽和中心，变成世界上最大　　的都市之一。唐朝在各水陆要道上，广设馆驿，每30 里一驿，构成了以京都　　长安为中心、遍布于全国的驿路系统。条条大路通向长安。　　宋元时期，古代交通进入鼎盛时期。宋朝将指南针应用到海船上，使航　　海技术大大提高。宋朝已把帆船作为海上交通的重要工具，从广州、泉州等　　地出航东南亚、印度洋以至波斯湾。元朝沿海航运事业最发达。元朝除继续　　开挖运河，使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外，又开辟了以海运为主的漕运路线，从　　海上最多时年运粮达360 万石。元朝的幅员之大，盛于前代；驿路分布之广，　　也为前代所不及。在全国水陆通道上，遍设站赤（驿站），构成了以大都（今　　北京）为中心、通向全国及至境外的稠密的驿路交通网。　　明清时期，我国古代交通日趋衰落。明代造船业的规模最大，出现了造　　船高峰。这一时期在交通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从公　　元1405 年到1433 年先后七次渡洋远航，把我国古代航海活动推向了顶峰。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以后明清两朝相继实行了海禁，航海事业从此就一蹶不　　振了。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纷纷侵入，近代交通工具火车、轮船　　和汽车相继兴起，铁路、航线和公路不断开辟，遂使我国以帆船为主要工具　　的古代水上运输业，以畜力车、人力车为主要工具的古代陆路运输业和以邮　　驿为主要方式的古代邮政通信业，日趋衰落并逐步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