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考试卷子

著作1、《敦煌音义汇考》（合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2、《敦煌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5年3、《敦煌经籍叙录》，中华书局2006年4、《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合著），中华书局2008年。主要论文1、《伯三六Ο二残卷作者考》，《文史》第40辑，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2、《唐写本〈礼记音〉著作时代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3、《唐写本〈礼记音〉所见方音考》，《俗语言研究》第4期，1997年，京都：禅籍俗语言研究会编。4、《北图藏殷42〈论语音义〉残卷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中古碑志与大型辞书编纂》，《唐研究》第3卷，荣新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唐刺史考〉阙误补正》，《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1999年。7、《〈汉语大词典〉义项阙漏举例》，《古汉语研究》第3期，1999年。8、《〈日藏宋本庄子音义〉校证》，《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第1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9、《〈淮南子〉补笺》，《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10、《敦煌本〈尚书〉叙录》，《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郝春文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11、《碑志释词》，《汉语史学报》第2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2、《北敦14681号〈尚书〉残卷的抄写时代及其版本来源——与王煦华先生商榷》，《敦煌学辑刊》第2期，2002年。13、《BD14681〈尚书〉残卷考辨》，《新世纪敦煌学论集》，项楚、郑阿财主编。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14、《BD09523〈礼记音义〉残卷跋》，《敦煌研究》第2期，2003年。15、《敦煌出土〈尚书〉写卷研究的过去与未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季羡林、饶宗颐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6、《敦煌〈诗经〉卷子研读札记二则》，《敦煌学辑刊》第1期，2004年。17、《法藏敦煌〈毛诗音〉“又音”考》，《中国俗文化研究》第2辑，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18、《跋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诗经〉写卷》，载《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19、《唐写本〈周易经典释文〉校议》，《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中国文物研究所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20、《跋国家图书馆藏〈春秋谷梁传〉集解残卷》，《敦煌研究》第1期，2006年。21、《关于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周易正义〉写卷》，《甘肃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甘肃省博物馆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22、《试论法藏敦煌〈毛诗音〉写卷的文献价值》，《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23、《英藏敦煌〈毛诗音〉写卷所见〈毛诗〉本字考》，《敦煌学辑刊》第3期，2007年。24、《从敦煌写本〈礼记音〉残卷看六朝时郑玄〈礼记注〉的文本》，《文史》第4辑，2009年。25、《〈毛诗〉文字探源四则》，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由于敦煌古藏文卷子I．O．750《吐蕃大事系年》于兔年（763）以后轶失，因此无法于原始史料查阅墀祖德赞的确实生年。但吾人仍可透过汉史料与唐代以后的西藏文献比较获知。按唐代以后的西藏文献在记载墀祖德赞的生年时，口径完全一致，均记载于阳火狗年出生。藏历阳火狗年相当于汉历丙戌年，是为806年。虽然唐以后的西藏文献在纪年上极不可靠，每多错误，但仍有可能在其中找到可信的资料（见下表）。特别是与汉史料作比较研究时，常有所发现。按《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记载，刘元鼎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于吐蕃首府逻些，与吐蕃君臣会盟。刘元鼎亲见赞普，刘元鼎研判当时赞普“年可十七八”。若墀祖德赞于806年出生，至与刘元鼎于822年会面时，按藏人虚岁计法，墀祖德赞恰为17岁。在二史料记载比较之下，似乎刘元鼎阅人可谓准确，唐代以后的西藏文献记载墀祖德赞生年，似属可信。《西藏王统记》记载：（墀祖德赞）12岁时，王父逝世，遂即王位。《布敦佛教史》则云其18岁即位。《拔协》载其10岁践祚执政。其余诸西藏文献均与《西藏王统记》同样主张。若按墀祖德赞生于806年，其12岁时当817年。然而，在康穆宗时期唐蕃双方的会盟，因盟约押有日期，吾人得以比对获得墀祖德赞确切的登基年。《唐蕃会盟碑》背面碑铭载：“大蕃年号彝泰七年，大唐年号长庆元年，阴铁牛年仲冬（十月）十日，双方登坛，由唐主盟。”文中的康穆宗长庆元年，为821年。印证藏历阴铁牛年，相当于汉历辛丑年，亦为821年。由彝泰七年（821）往前推至彝泰元年（815），是为墀祖德赞登基之年，亦即墀德松赞于815年去世，其子墀祖德赞于同年登基，时年10年。此在《资治通鉴》的记载得到印证。《资治通鉴》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二月记载：“西川秦，吐蕃赞普卒，新赞普可黎可足立。”上引文指出四川遣人于816年2月抵长安报讯。由吐蕃传递讯息抵四川，再由四川往长安的路程，在时间的耗费上，当超过2个月以上。又《旧唐书·吐蕃传》载蕃帅尚绮心儿（按应系尚塔藏），对赴蕃立盟的唐使刘元鼎云：“回纥，小国也，我以丙申年逾碛讨逐，去其城郭二日程，计到即破灭矣，会我闻本国有丧而还。”依引文所述，尚塔藏于丙申年（816年）越过居延沙漠讨逐回纥，因获赞普死讯还师。尚塔藏所率蕃军之位置在居延水沙漠以东，今蒙古西境，距吐蕃首府日程当超过四川。据此，吾人可以确定墀德松赞确于815年去世，墀祖德赞就在当年即位。此证实《拔协》记载墀祖德赞于10岁登基，属正确无误。而助亦证实了墀祖德赞确于阳火狗年（806）出生。吾人于确定墀祖德赞的生年与即位年，并以之作为起点，讨论墀祖德赞的卒年。按有可靠明确纪年的汉史料《旧唐书·吐蕃传》记载了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吐蕃赞普卒的讯息，往后直到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另载赞普卒的讯息。其间对于继位的赞普名及两位逝世赞普名号均缺载。《新唐书·吐蕃传》则记载元和十二年（817）赞普死，可黎可足立为赞普。但未载可黎可足卒的时间，不过却将可黎可足逝世的讯息，置于文宗开成四年（839）之前，然后再提及武宗会昌二年（842）另一赞普死。显然《新唐书》指可黎可足之卒年，应在839年之前。《资治通鉴》主修司马光为厘清新、旧《唐书》二书《吐蕃传》记载之差异，谓《新唐书》疑《文宗实录》所载：“丁卯，吐蕃赞普卒，遣使告丧，废朝3日。赞普立仅30余年，有心疾，不知国事，委政大臣焉。命将作少监李璟为吊祭使”有所阙略，而依据《补国史》补述武宗会昌二年（842）所亡之赞普为达磨，在达磨之前仍有彝泰。据此，《资治通鉴》遂将彝泰之卒年定于文宗开成三年（838）。在比较《旧唐书·吐蕃传》与《新唐书·吐蕃传》之记载时，吾人不宜因《旧唐书》未于838年记载蕃使赴唐告丧之事，就以为此事未曾发生。因《旧唐书》与《新唐书》相较之下，《旧唐书》漏载太多史料，诸如弃宗弄赞以前之部分世系、可黎可足之名号、唐蕃盟书“策署彝泰七年”、可黎可足之弟达磨，以及达磨之作为，达磨身后蕃国内乱景况等等，均属极为珍贵的史料。此意味着《新唐书》作者参考了许多史料，系《旧唐书》作者所阙漏者，因此《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颇值深入探讨。其一：考《新唐书·吐蕃传》之“赞普立几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国，边候晏然。死……”之载记，应系源于《文宗实录》。《通鉴考异》引《文宗实录》之记载为：“丁卯，吐蕃赞普卒，遣使告丧，废朝三日。赞普立仅三十余年，有心疾，不知国事，委政大臣焉。命将作少监李璟为吊祭使。”上引《文宗实录》，在武宗会昌二年（842）十二月丁卯蕃使来告丧，与命　李璟为吊祭使之间，简述了已丧赞普之事迹。上引文虽未述明已丧赞普之名号，但按其所述情况研判，应指有宿疾的可黎可足卒于842年。距可黎可足即位年817年（唐廷以蕃使来告者为准），计有26年。《文宗实录》所云“赞普立仅三十余年”的在位年数，与前述之“二十六年”无法吻合，且有数年之差距。其间是否有漏失其他赞普的在位年数？而且就唐朝而言，每位皇帝在位时间，相较于吐蕃赞普都较为短促。除高宗、玄宗外，李唐皇帝在位未有超过30年者。若可黎可足在位30余年，怎可用“仅”字形容？上述均属《文宗实录》记载有所缺漏及不合理之处。因此笔者推测，《新唐书·吐蕃传》作者可能因上述谬误，致启疑窦，遂参考《补国史》作补述与修正。将“赞普立仅三十余年”，修正为“赞普立几三十年”，并补述可黎可足的相关事迹、死讯及其弟达磨嗣立后的状况等，并将上述纪事置于文宗开成四年（839）之前。显然其不同意可黎可足卒于842年，而以为卒于839年以前，但又无法确定，是以没有明载可黎可足的卒年。其二：《新唐书·吐蕃传》记载：“（武宗）会昌二年（842），赞普（达磨）死，…．无子，以妃綝兄尚延力子乞离胡为赞普，始三岁，妃共治其国。大相结都那见乞离胡不肯拜，曰：“赞普支属尚多，何至立綝氏子邪？”器而出，用事者共杀之。”按教法史料记载，朗达玛（达磨）被刺身亡后，其次妃生遗腹子欧松（vod-srung），长妃则以他子名为永登（yum-brtan）者，冒充赞普子，两者相互对立倾轧，致吐蕃大乱。《新唐书·吐蕃传》所载情节虽与之有些出入，但同样指出在达磨亡后蕃廷的内乱。且在敦煌古藏文卷子P．T．999记载：“鼠年（844）夏六月初八日，王后赞蒙彭母子欧松宫殿之功德，沙州两部僧伽为沙州地方在俗人作回向功德，举行修福供养法会。”引文证实了次妃子欧松（vod-srung）的存在，而且是由其母后护持。欧松（vod-srung）继位后，按例其赞普号为khri-vod-srung，赞普号前两字之汉语对音是为“乞离胡”。可见《新唐书·吐蕃传》对于达磨身后的记载，绝非空穴来风，必有所本。设若墀祖德赞于会昌二年（842）卒，嗜酒且好猎的达磨继位，吐蕃虽因此而政益乱，但仍然维系政权统一，蕃廷并未分裂，仍会按例遣使赴唐。然而检视《资治通鉴》及《册府元龟》，在记载842年蕃使论普热来告丧之后，就不再有蕃使赴唐，或唐使赴蕃的记载。可见唐蕃双方在842年以后就不再互派使节，原因无他，就在于吐蕃于842年以后陷入分裂内乱。是以会昌二年（842），蕃使来唐报丧者，应为达磨非可黎可足。吾人另有一力证。当时李唐重臣李德裕为唐武宗撰拟《赐缘边诸镇密诏意》一文，文中云：今吐蕃未立赞普已是三年，将相猜携，自相攻击，缘边兵马，颇已抽归，想其城镇皆空，守备多阙……国家河西陇右四镇一十八州，皆是吐蕃因中国有难，相继陷没，今当其破灭之势，正是倚伏之期…．非是不守和明…．．故令刘蒙专往，亲谕朕怀，卿宜选练师徒，多蓄军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该文并未注明写成时间。但在《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四年（844）三月条记载：“朝廷以四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乃以给事中刘蒙为巡边使，使之先备器械糗粮……。”比对上引二文得知，李德裕系于武宗会昌四年（844）三月撰拟《赐缘边诸镇密诏意》一文。密诏所提及：“吐蕃未立赞普已是三年”，应为842年，正是达磨赞普死讯传抵唐廷之时。由此可以确定唐廷所获知的讯息，为吐蕃自达磨赞普卒后，一直未立赞普。实际上，吐蕃自达磨赞普被刺后，王室分裂，长后与次妃之子嗣争立，相持不下。倘若可黎可足之死讯，于842年传抵唐廷，其继立者为达磨赞普，则唐廷重臣如李德裕者，于844年为皇帝所拟之密诏，会云“今吐蕃未立赞普已是三年”？因此，吾人可以断言，武宗会昌二年（842）唐廷所获得“赞普死”的讯息，是为达磨，绝非可黎可足，而且再扣除吐蕃王室丧葬礼俗所耗之时间，及赴唐报丧的交通时间等，达磨赞普卒于841年，确为不移之论。由此亦证明了《文宗实录》记载的粗疏阙略，导致《旧唐书·吐蕃传》及他书皆因而错误。也证实了教法史料所载墀祖德赞12岁即位，执政24年，于阴铁鸡年（841）遇弑，享年36岁，全属错误的记载。吾人既已排除841年为墀祖德赞的卒年，则《资治通鉴》所载墀祖德赞座年为838年的可能性增高。如《新唐书·吐蕃传》将可黎可足卒之讯息，置于文宗开成四年（839）之前，但未述明究为何年。《资治通鉴》则依据《补国史》，将黎可足之卒年定于文宗开成三年（838）。按唐蕃双方互动情形研判，吐蕃赞普逝世的讯息，传递至唐廷时，经常比实际死亡时间要迟一年至数年。吾人据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系年》及汉史料，对墀祖德赞以前之历代赞普卒年之记载，汇集作一比较表如下：由上表各栏之差距年数看业，《资治通鉴》近载可黎可足卒年838年，应为蕃使赴唐告丧的时间，并非可黎可足真正的卒年。按墀松德赞时期唐蕃关系融洽，双方信使互通，未有外交中断的情况，故应排除上表所列因唐蕃外交中断，致延误报讯达六七年之久的可能性。因此，可黎可足真正的卒年，应由838年上溯1-3年，而助李唐凤翔节度使李听于文宗太和八年（834）春正月，进吐蕃赞普贺正表。此意味着在834年时吐蕃赞普墀祖德赞仍存。如是，墀祖德赞卒于835或836或837年均有可能。按《资治通鉴》引《文宗记录》所载：“赞普立仅三十余年”，仍留有些许讨论的空间。若将上引文中之“立”解为“立位”，则“在位仅仅有三十八年”之意，与史实不符。设若将“立”解为“成立”，“立仅三十余年”换句话说，似可解为“成立仅三十余年”，言外之意为卒年30余岁。因30余岁死亡，算是早亡，故用“仅”字形容。亦即《文宗实录》所载，可能指可黎可足仅活了三十几岁。据此，由其生年806年算起，838年时值33岁，但838非其卒年，不计。835年时正为30岁，也应去除。余836年的31岁及837年的32岁，较有可能。由于西藏文献在纪年方面极不可靠，颇多谬误，因此绝不可单独引用，必须参酌其他文献共同使用。另方面，敦煌古藏文卷子及吐蕃碑铭，不是缺轶就是记载有限，苦无线索。是以对墀祖德赞的卒年，仅能在汉史料中，爬梳推敲，结果仅能得出不是836年，就是837年。虽然目前学界有部分倾向于836年的看法，但系本于《青史》、《红史》等教法史料的观点，极不可靠。因此墀祖德赞的卒年，目前只能定于836或837年，至于要确定究为上述两年中之何年，只有留待后日。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首先捡了几件自认为值钱的东西，送给敦煌知县汪宗瀚，请他鉴定，也希望能换点钱。汪毕竟对古物有些知识，就索取了一些文书和经卷，作为官场交结的"礼品"。1902年，苏州人叶昌炽当了甘肃学政，汪知县便送给叶昌炽宋乾德六年（966年）的水月观音像一幅和写经卷子、梵叶本各两件。叶昌炽是清未著名的金石学家，对此十分珍视，遂建议甘肃藩台，将这些遗书如数运解到省城兰州保存，但藩台认为这些"废纸"无甚价值，遂以五六千两白银的运费难筹为由，下令就地封存。1904年3月，王道士乘封存之机，私藏遗书若干，或馈赠官绅，以趋炎附势；或私卖于世，以中饱私襄。至少有安肃道道台廷栋、迪化（今乌鲁木齐）将军满人长庚、文人恒介眉、张筱珊、张友履等人也拿到了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流传至民间，莫高窟秘藏古代手稿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当时中国的目光都在渤海湾，不会有任何人向这渺无人烟的荒漠与阴冷黝黑的洞窟望上一眼。但是，这些宝物却使外国的"考察家"、"探险家"和文物间谍垂涎三尺，他们纷纷将魔爪伸向了莫高窟。从1905年到1924年，不到20年的时间内，先后有俄、英、法、日、美等国的"考察家"来到了敦煌，盗走了三、四万卷经书及许多珍贵的壁画、雕塑，给莫高窟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灾难。 1905年，德国考古学家阿尔波特在哈密从土耳其商人口中听到藏经洞的消息，这对他充满诱惑，但又由于时间紧迫，于是他以抛硬币决定是否前往。"正面朝上，会满载而归；背面朝上，则空手而回"，他写道。结果是背面朝上，于是他备马打道回到了喀什干，失去了他的"应属于我的难以置信的宝书"。可是，同时10月，沙俄帕米尔地质考察队的勃奥鲁切夫来到敦煌，仅以6包俄国日用品为代价，取敦煌遗书两大包。 1907年3月，为英国服务的匈牙利人斯坦因爵士伪装成玄奘的信徒，随带中文秘书兼翻译蒋孝琬，从英属印度经新疆来到莫高窟，经过3个多月的周密谋划，在高达10英尺，整堆500立方英尺的手稿中，花了37夜的功夫，恣意桃选了他需要的东西。一翻讨价还价后，他仅用40块马蹄银(合200两)贿通王道士，走六朝至宋代的经卷、写本共7大箱约万余卷，以及5大箱装有仔细包扎好的绘画绣制品等艺术古物，约500余幅。6月13日，斯坦因的运输队启程，可是，10月份，斯坦因又委托蒋孝琬和另一个中国人潜回莫高窟，又诱取了230捆手稿。再约10个月后，这批文物被偷运至伦敦博物馆。 1906年6月，法国人保罗·伯希和率领考察团，在新疆寻访探古时，在乌鲁木齐偶遇一个被流放的满清某宗室的兰公爵，看到一份他拿的敦煌手稿，方知千佛洞发现秘密手稿的消息。伯希和与助手瓦兰博士、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三人于1908年7月到达敦煌。他漂亮的中国话迷住了王道士。8月3日，伯希和进入藏经洞后，"惊得呆若木鸡"，遂决定检查一下整个书库。他用整整3个星期，以每天1000卷的阅读速度，紧张而有条不紊地翻看了所有写本和绘画的每一张纸片，将卷子分为两堆，一堆为精品，一堆为凡品。然后和王道士秘密会谈，最后仅以500两白银为代价，走了6600卷精品中的珍贵文物，其中古藏文卷子2700卷，其它类3900卷，装满十辆车后偷运回法国，与查尔斯·努埃特在莫高窟拍摄的数百幅黑白照片，现皆收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 1909年，日木人大谷光瑞组织探险队，到敦煌掠取了大量经卷，仅大谷大学就收编7000多号。同年，清政府北京学部拨付库银6000两，下令敦煌县令陈藩交出剩余的遗书。王道士早已将许多私藏于两个大转经筒中。 转年，由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上交时又被雁过拔毛，层层剥夺，最后只有劫后残存的8697卷送到北京，收存在京师图书馆中(今北京图书馆)。 1911年10月，大谷探险队第三次在丝路"考察"时，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又从王道士手中买写经469卷，精美唐代彩塑两尊。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足足四大箱，600多卷经卷。两次共盗图书、经卷、写本、刻本达11，604号，及绣刺品、绘画多件。1915年，当斯坦因取道喀什走出中国时，45头重载骆驼满载着141箱中国文物，排成长长的一队，远看就象沙漠上的一列火车。其中一头骆驼背上四个古怪的大木箱，装的就是敦煌文献。 1914至1915年，俄人鄂登堡盗去写经在3，000件以上，另有丝织艺术精品150余方，壁画500余幅。 直到1919年，甘肃政府耳闻民间常有人向外国人兜售敦煌写本的消息后，下令敦煌当局查找流散的敦煌遗书时，再次把藏经洞打开，里面竟然还藏有94捆。

敦煌写卷，即敦煌下寺窟“藏经洞”的手抄本经文，诗歌等手写文物书卷。“写为卷”与“印为本”，合称为“书籍”。当代人统称“敦煌遗书”。敦煌写卷是研究“藏经洞”晋，十六国，北宋书写风格的实物依据。敦煌写卷的字体，绝大多数为楷书(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