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献综录

佛山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 陈恩维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数量统计方法和人文地理学理论，考察佛山文化在广府以及岭南文化中地位，认为无论是历代人才的量与质，还是遗留文献的多与寡，佛山均在岭南各地中占首要位置，这决定了佛山在岭南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而佛山文化之兴盛，则取决于佛山地域环境、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关键词：佛山 广府文化 地位作者简介：陈恩维（1975-），男，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中文系副主任） 屈大均在论述广东文化及其兴起历程时说：“广东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嗟夫，一国之人文，天下之人文也。知天下于一国，知一国于一人。……广东者，吾之乡也，一桑梓且犹恭敬，况于文章之美乎。文者道之显者也，恭敬其文，所以恭敬其道。道在于吾乡之人，吾得由其文而见之，以为尚友之资，以为畜德之本，岂非吾之所以为学者乎。”[[1]]在这里屈大均阐明了广东文化的兴起取决于广东地理的学术观点，提出了人——文——地——国的地域文化的考察视角和地域文化研究的意义。本文拟继承并发展先贤对于乡土地域文化的考察方法，运用数量统计方法和人文地理学理论，考察佛山之“人”“文”、“地”，以图科学准确评估佛山在岭南（广府）文化中的地位。 一、佛山为岭南人文渊薮在封建时代，一地文化之盛，可从朝廷从地方选拔的人才数来考察。为此本文根据《广州府志·选举表》，制定《广州府历代乡贡、进士地域分布简表》，以了解佛山在广府文化中的地位。（1）佛山在广府文化中居中心地位。广州府历代乡贡进士总人数为1283人，其中番禺为260人，占20．3%，南海357人，占8%，顺德238人，占6%，东莞193人，占0%。佛山所辖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四县历代的乡贡和进士人数占广州府历代乡贡进士总数的7%，几占半壁江山。佛山在岭南文化中的中心地位，由此可见。（2）佛山区域文化以南海和顺德为中心，其发展是不平衡的。南海所提供的乡贡、进士人数居第一，占广州府总人数的8%。显然是广府文化的中心地。晋代郭璞称：“南海盛衣冠之气”。清代吴荣光也指出：“国朝制科，广东九郡举人中额七十有二名，每科广州郡几居其半，广州十四属，南海又居其半。”[[3]]顺德占6% ，论比例似乎逊于南海，但是明代以来顺德从南海分离、单独置县后，文化崛起的速度是惊人的，尤其是清代，其进士人数竟然超越了南海、番禺而跃居第一。相比之下，三水仅占0%，高明仅占1%，这与它们建县较晚、文化开发较迟有关。《高明县志·列传序》承认：“高明本广肇错壤，半山半泽，风气朴茂，自画疆开县曾不数十年，而人才继起，德行文学载在通志、郡志者不一书。”[[4]]高明进入选举的人数，历代仅有一人，因此县志编纂者，只好强调记载在《广东通志》中的德行、文学之士，其文化相对落后是不争的事实。从广东全省来看，佛山文化也是居领先地位的。这一点可以从《广东历代状元、榜眼、探花分布简表》中看出。从上表可以看出，广东历代状元远远有9人、榜眼8人、探花9人，佛山在这个排行榜中无论是状元、榜眼还是探花，数量均是第一，所占比重也有三分之一多。2007年广州市越秀区建成南粤先贤馆，首批入馆56位对岭南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南粤先贤，佛山入选10人，占17。8%，居各地之首。[[5]]这也说明了佛山在岭南文化的地位。以上主要从文化人才的数量分析，就人才质量而言，佛山历代涌现了方方面面的人才，成为了广府文化的丰碑。在经学方面，佛山自明清以来出现了方献夫、郑毓、庞嵩、区大伦、何维柏、曾钊、桂文灿、温汝能、简朝亮等人，或通一经，或兼通数经，皆为岭南著名经学家。史学方面，周克明、黄衷、邝露、梁廷楠、李文田、汪兆镛等人，皆学有专攻，自成名家。文学方面，明代初期南园前五先生开岭南诗派，五子中佛山人居其二，顺德孙蕡被誉为“岭南诗宗”；明代中叶，南园后五先生继起，引领粤海诗坛，其中顺德欧大任、梁有誉影响遍及全国。明末清初，“南园十二子”中佛山人占一半；顺德陈邦彦与南海陈子壮、东莞张家玉并称“岭南三忠”；陈邦彦之子陈恭尹与番禺黎遂球、南海邝露并称“岭南前三家”。清中叶，顺德黎简与同县张锦芳、黄丹书、番禺吕坚因擅画被誉为“岭南四家”；顺德胡亦常、张锦芳与钦州冯敏昌因善诗并称“岭南三子”。晚清至近代顺德黄节与番禺梁鼎芬、曾习经、罗瘿公以诗文并称为“岭南近代四家”；吴趼人开近代谴责小说之先河，康有为成“诗界革命”之代表……。上述历史文化名人，“风节可仰而思也，德业可考而法也，论议可诵而服也，……后贤继兴，将亦藉声光以自壮矣。表南海者着，其在于兹。”[[6]]他们生于佛山、长于佛山，建设佛山，奠定了佛山在广府文化中的中心地位，是佛山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名”片，也是佛山“文化名城”建设的文化资源。例如，我们今天讨论佛山人精神，我认为历史文化名人身上的风节德业，治学精神、重文传统，完全可以成为其重要内涵。 二、佛山为岭南文献之邦我们讨论一地文化的地位，最为重要的依据是当地所遗留的文献典籍。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刘御史集”条云：自韩昌黎入粤，粤之人士与之游，而因以知名于世者，在海阳则有赵德，在南海则有区册、区弘。于时昌黎于德有牒，又有诗以别之，于册有序，于弘亦有诗送之，至今粤人以为荣。……若汉之时，吾粤文始于西，为陈钦、陈元父子。唐之时，吾粤文始于北，为张文献(九龄)与君（刘轲）。文献与君，其又为粤北之终而南之始者也。[[7]]汉唐时期，岭南文献中心分别在粤西之广信（封开）和粤北曲江（韶关），至唐宋以来，以番禺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迅速崛起，成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佛山岭南也随之发展为最为重要的交通重镇，文献也随之累计发展。，逐渐成为岭南的文献中心。罗志欢先生曾制《岭南作者及文献分布简表》，目的在于反映岭南文献分布，我们借此以观察佛山地区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1．自汉至清，佛山有作者258人，占总人数692人中的37%，高出广州的21%；惠阳的12%；佛山历代见于著录的经史子集四部著述592种，占29%，高于广州的22%、惠阳的16%。无论是作者人数，还是著述数量，佛山都是毫无争议的第一，佛山在岭南文化中的中心地位，由此可以见出。2．从佛山文献遗存的类别来看，经、史、集部文献数量均居岭南第一。就各部在所占比例而言，经部占佛山总文献数量的13%，史部21%，集部56%，子部占10%。由此可见，佛山文化中文学与史学尤为发达。3．从历代作者分布的朝代来看，佛山自明清时期才成为岭南的文献中心。明清两代，佛山共有作者248人，占佛山历代总人数96%，占岭南作者总人数的35%。由此可以推出，佛山文化的崛起时期是明清两代。佛山历代的文献遗存中，史部文献数量较为可观。而史部文献中地方志的数量所占比重最大。据统计，佛山地区历代地方志著录43种，现存58种，现存数量在整个岭南地区居第一，著录数量居第二。[[9]]地方志是记录一定行政区域自然和社会风貌、历史与现实材料、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综合性文献。因此，地方志的制作与保存，实际是对地域文化的一种自觉构建。一个地域的人们基于某种文化认同——种姓、方言、风土、产业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和荣誉感，出于对地域文化共同体的历史求知欲，会有意识地运用一些手段来构建和描写传统，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历史编纂，因为“历史编纂的任务是确立和完善关于过去的形象。批判的或科学的历史编纂所探究的，是已为人们所接受的、或是传统的过去之形象，并且对他们进行考证和加以完善。”[[10]]这从清代中叶著名史学家顺德人梁廷枏对广东地方史志的研究可以得到验证。梁廷枏曾著有《顺德县志》、《南越五主传》、《南汉书》、《广东海防汇览》、《粤秀书院志》等一批地方史志。在这些著作中，他一方面通过精细的史料考证，试图准确再现地方历史，另一方面则结合自身对于岭南文化的体认，自觉参与对广东文化特质的构建。如《南越五主传》记南越政权的开创者汉人赵佗 “和集百越”[[11]]、北通中原；《南汉书》中，记烈宗父子“所招应多中朝名士”[[12]]，提升了岭南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水平。这实际上是作为历史学家的梁廷枏在刻意凸显岭南文化的兼容性特质，这种著述行为，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构建。[13] 三 佛山为广东之聚佛山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岭南占据中心地位，取决于佛山的地域环境、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明陈洪谟、张瀚《松窗梦语> 卷二载:　自南安逾梅岭，岭高路隘，路盘旋而上，亦不为险。过岭，登舟。经黄塘，平圃，路多奇峰怪石，而清流旋绕其下，良可娱目。至韶州，有白塔堤，英德有观音洞。洞在江中，石山高峙，水浒壁立，而岩洞深奥。过江口横石矶飞来寺，寺在山上，奇峰耸秀，回渚呈澜，一胜概也。历清远，三水，时值潮长，水势湍急，缓缓拽牵而进。登小金山，昔名灵州山，寺曰宝陀，有东坡遗像，前有超然台。登山而望，四面皆水，若登金山观大江，但广狭不同耳。自此经官窑，抵广东之会城，为古南越。城有七门，城东北隅有粤秀山，西北有九眼池，为一方胜概。天气甚暖，乃阳泄阴盛之地，冬不雪，花不谢，草木不凋，民人多湿疾，亦风气使然。其俗贱五谷而贵异物，然珠翠牙玳与五金诸香皆产自交南海岛，非中国所有。[[14]]佛山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腹地，东倚广州，西接肇庆，南连珠海，北通清远，毗邻港澳，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确实可以看作是广东各地的辐辏之地，为广东地理之“聚”。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佛山乃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江西、广西数省进入广州的门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交通环境和气候条件，使佛山物产丰富，贸易发达，成为物资与人员的聚散之敌之。唐宋年间佛山的手工业、商业和文化已十分繁荣，至明清时更是发展成商贾云集、工商业发达的岭南重镇，与湖北的汉口镇、江西的景德镇和河南的朱仙镇并称中国的“四大名镇”，曾为中国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商贸重镇，被列为全国“四大聚”(北京、佛山、苏州、汉口)之一。可以说，佛山的地理交通位置之“聚”，使之成为了物资之聚，人才之聚，从而也成为了广东的人文渊薮、文献之邦。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佛山汇集各方物资、人员的“聚”，其实是一种文化的聚，即“兼容”，而这乃是广东文化的典型特质之一，这也可以看作是佛山对广府乃至岭南文化的贡献之一。康熙《南海县志》卷十一《人物列传序》曾不无自豪的总结：“南邑惟时都会，十郡辐辏，岭海灵气于滋郁蟠，故其上下古今，千有余年，发为人文，实冠全粤。或以勋名传竹帛；或以著述流休美；而且殉节封疆；而且高蹈岩穴；下至笄袆闺媛，亦砥砺捐躯，与丈夫等烈。煌煌缃帙，不啻盛矣。”[[15]]佛山文化之所以兴盛，直接取决于佛山的经济发展水平。叶石洞云：“广东好诗辞，缙绅先生解组归，不问家人、生产、惟赋诗、修岁时之会，粤人故多高致乃尔。”[[16]]正是因为广东富饶的地方经济，可以解决退休士大夫生活之忧，故而可以放心进行文化生产。温汝能论顺德云:“顺邑处羊城西南，境接南、番、香、新之交，无地非水，所居山庄村舍，悉水绕其旁，而舟楫往来随潮上下，一望而波光四合，景物超然。故其人士多潇洒出尘，能文章，工吟咏，而其所著见亦无涯无尽，一寓其汪洋浩瀚之势，论者谓地之灵有以钟之也。”[[17]]可以说，自然环境以交通条件，影响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为文化发展奠定基础。佛山经济发展对文化的推动作用，还可以从直接从当地出版业的发展来考察。金武祥《粟香三笔》卷四指出：“广东刻工，在顺德县之马冈。均以书板多者为富，嫁女常以书板为奁资。”[[18]]咸丰《顺德县志》卷三《舆地略·物产》也记载：“今马冈镂刻书板，几遍艺林，妇孺皆能为之。男子但依墨迹刻界画线，余并女工，故值廉而行远。”正是因为有便利的刻书条件，咸丰《顺德县志·艺文略》才可以自信宣称：“吾顺本南海离明地，夙号人文渊薮。大手著作，卓有可观，自来俗尚声诗，操觚家既不可数计，而悠游林下者，往往假吟咏以自娱，故诗集之镌，几等南渡兰亭。”[[19]]佛山之所以成为岭南文献之邦，与明清时期佛山的出版业发达不无关系。 如果说佛山历史名人是佛山文化的“纪念碑”，佛山所遗留的文化典籍是建筑这座纪念碑的“沙石”，那么承载这一座座文化纪念碑的则是佛山之“地”。鉴古可以知今，佛山今天要建设历史文化文化名城，就研究而言当从历史文化名人研究和文献整理入手，就现实发展而言，则取决于以环保、交通和文化产业为基础的经济的振

《文献通考》是以《通典》为蓝本，兼采经史、会要、传记、奏疏、议论等多种资料，扩大和补充内容。在内容上比《通典》更加广泛，在分类上比《通典》更加精密。 对于《通典》的体例和内容，马端临都有深入的研究。马端临认为《通典》条目设置未为明备，史料取舍颇欠精审，留下了许多缺陷失误和遗憾。 在《文献通考·自序》里他对《通典》做了详尽的分析。取其得，补其失。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体例设计首先在思路上，他就不同于《通典》，《通典》是为了对行政事务有所助益，始终围绕这个中心展开。作为亡国遗民，马端临考虑更多的是宋朝为什么会灭亡。潜心探索历代典章制度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渴求找出规律，掌握历史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