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议论文

《试论中国电影在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化定位问题》，金鸡百花电影节研讨会论文，1万字，2001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获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论文奖，获第二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21世纪中国美学学理发展框架之我见》2004年4期《人文杂志》（收入2004年人大复印资料美学板第9期）。《电影美学：从思考方式到理论形态》2005年1期《文艺研究》。（收入2005年人大复印资料影视版第4期）《世界电影110年：期待与向往》2005年1期《国际广播影视》。《第五代电影对中国电影的主要贡献》2005年3期《当代电影》。《迟到的反驳——对高调艺术论及艺术终结论和剥夺论的质疑》2005年5期《文艺争鸣》。《电影的语言化前景之我见》收入2005年出版的《和而不同——全球化视野中的影视新格局》一书。《试论现代科技发展背景下的电影产业发展前景》2005年双奖会议论文。《如何理解夏刚电影中的非理性》载《当代电影》95年5期，9千字《论夏刚电影中的非理性问题》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95年1期，4千字《谢飞的创作道路》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95年2期，1万字《论调侃电影》载《电影创作》1995年5期，5千字《我看“文化就是力量”说的依据》，4千字，载《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6年3期。《关于媒介批评的定位》，3千字，载《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6年3期《论女性美中的非道德因素》载《中国妇女》1996年2期，5千字《电影与高科技》收入《21世纪影视展望》一书，9千字，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关注空转的电影》5千字，载《电影创作》96年第1期。《少数民族电影含义的界定》（金鸡奖百花电影节研讨会论文，9千字，1996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再谈“文化就是力量”说的依据》，见《现代传播》1997年2期，4000字。《从麦茨理论谈电影批评观念》，见《电影艺术》1999年第3期，4000字。《由电视电影所想到的》，见《现代传播》1999年6期。《网络时代我们更需要人文关怀》，见《时代潮》2000年1期。《电影高科技对传统艺术观念的挑战》，见《音乐与表演》2000年第3期。《从形而下到形而上——黄建新电影述评》，见《中国电影报》2001年7月19日第2版。《从电影教育看先进文化与先进生产力的关系》，见《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1年增刊，5000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金鸡百花电影节研讨会论文，4万字，1998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面向21世纪中国电影美学的回顾与展望》，金鸡百花电影节研讨会论文，3万字，200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试论夏衍先生电影艺术活动中的现实主义导向》，1万字，《纪念夏衍先生100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论文，由中国电影出版社于2001年汇成文集出版。《21世纪中国电影的展望》，见《今天：二十一世纪中国电影电视发展高级论坛》，6000字，2002年6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关于中国电影产业开发的几点想法》，中国文化产业论坛会议论文，5000字，2002年5月于南京。《论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电影文化的价值实现》，北京市文联举办的《论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5000字，2002年5月于北京怀柔。《是否实行电影分级制之我见》，发表于《现代艺术》2003年5月号。全文3000字。《21世纪中国美学发展学理构架之我见》发表于《人文杂志》2004年4期。全文6000字。《电影美学：从思考方式到理论形态》发表于《文艺研究》2005年1期。全文万余字。《世界电影110年：期待与向往》发表于《中国国际广播影视》2005年1期。全文1000余字。《新世纪电影学论丛》，编委会副主任，共12册，约400百万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译文《现代文化的冲突》和《柏拉图式的爱欲与现代的爱欲》，合计5万字，收入《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1994）一书。1993年参加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的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电影剧作艺术论》的研究（11万字）。

百年简史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05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中国电影史上的三次产业发展时期：第一个产业时期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在这个大浪淘沙过程中，“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构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号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终当仁不让占据着第一把交椅，将个人资本的运营方式发挥到了极致；1930年成立的“联华”拥有院线的先天条件，形成“影院业与制片业之最初的联合阵线”。罗明佑率先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实现了制—发—放一条龙，他的经营思想在现在看来都是先进的，他试图结束中国电影的个人资本经营时代，进入垄断金融资本的高级阶段。然而当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战争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体系时，只能是被描绘在纸上的美好前景，罗明佑成了一位悲剧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数量取胜的作风固然可圈可点，但它成功地开发了东南亚市场，发展到现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线之长足以独立支撑起一部私营公司发展脉络的活历史。与此同时，三大公司不同的制片策略也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不同的艺术形态，“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三大公司是电影产业链中上游制片业的代表，而与之同步发展的中、下游发行放映业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经营的，西班牙人雷玛斯的青莲阁是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随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院线”。到1926年雷玛斯离沪回国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相加总计不下百万，足以号称“电影大王”。雷玛斯告老还乡时，张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经理张长福终于等到时机，立即于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电影院，组成中央影戏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戏院为领衔戏院，又吸收了“中华”、“平安”，中央影戏公司直辖7家影院。这条国片院线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业的标志，同时中国电影的院线开始了新的划分。在北方，1918年开始经营北京真光电影公司的罗明佑将其属下3家影院，于1927年与经营西片的发行业务的英籍华人、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根属下的3家电影院合营，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1929年华北电影公司进入全盛时期。罗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轮、二轮中外影片上映外，还以平津为中心，在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青岛，乃至沈阳、哈尔滨拥有直接或间接管辖的院线，同时开展国内外影片的代理发行的业务，短短几年时间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经营的影院达二十多家，把曾垄断经营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为影院业名副其实的“华北王”。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回报，好莱坞八大公司纷至沓来，在上海和华北地区分别设有办事机构。关于当时电影的放映数量，有数字显示，美国电影以每年占进口影片数量平均80%以上的绝对优势控制着中国电影的放映市场，甚至决定着影院业的生计。尽管国产片的总生产量只是进口影片输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国的放映率和受众人群来说，国产片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以美国片为主的外国电影。第二个产业时期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

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主题深刻，寓意丰富，至少有以下几个：“得会议者得天下”、“开大会者事竟成”、“只要你会开的比我好、什么都难不倒”、“不要迷恋哥，哥只是爱开会”，以及“最恨你那么久都不来叫我开一次会，最爱你当台上传来你的发言。最容易想起，最难忘记，最想要得到，最害怕失去，最初的陪伴，最后的需要，最远的距离，最近的心跳”。 故事是这样的。正如西哲萨哈夫所言，每一次战争都是为了开好一次会，每一次会开不好都将引发战争。救亡战争胜利后，蓝营的张国立就邀请红营的唐国强前来，商量以后怎么开会的事情。本来，大家说好了，开大会，人人都能上台发言。但是蓝营内部有反对意见，认为这样人多嘴杂的，椅子也不够，开会不尽兴。张国立听从了这一派的意见，自己开会，不让红营参加。这还得了，不开大会，只开小会，唐国强答应，人民都不答应。那些粉红系的小营就更愤怒了，他们和蓝营红营不一样，手里没有枪，唯一的人生希望就是开大会，见者有份，他们才不会被落下。唐国强太了解他们的心思了，就向他们承诺：只要你们支持我把蓝营灭了，我主持会议，一定是人人有份，谁都能发言。这样一来，粉红系纷纷倒向红营，建立了“开大会”统一战线。很多学生上街，很多知识分子写文章，谴责蓝营“开小会”路线。蓝营内部也有分裂，对于张国立的小会作风多有不满，陈凯歌反在明处，王学圻和尤勇反在暗处。后来，外国两大营的态度都变了。美帝疏远蓝营，苏联力挺红营。此消彼长，红营掌握了局势，战场上节节胜利，会议也越来越多。从探讨辣椒和红烧肉，到争论队旗和校歌，话题广泛，气氛热烈。而在这一过程中，唐国强完全展示了他的天才，确切地说是开大会的天才，本来有不好意思参加的，都被他的魅力征服，统统前来鼓掌献花。最后是经典的大团圆结尾，唐国强主持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盛大会议，从室内搬到了广场。大会胜利，小会灭亡，人潮澎湃，举国若狂。 会议开不好，后果很严重。一部电影说出这样的道理不难，难就难在要说得有道理。韩三平做到了，他说的甚至不是道理，而是哲理。为什么蓝营实力强大，最后却惨败在红营手上？影片通过一系列细节对比，非常雄辩地告诉我们，这是历史的必然。对会议的态度不同，决定了成败。蓝营不是不开会，他们也开会，但都是坏会议，采用投票制，大家发言不踊跃，场面冷冷清清。红营就不同了，他们采取举手制，热热闹闹，争先发言，这是好会议。张国立性格不好，整天沉默寡言、愁眉苦脸，喜欢谈心散步，而不是开会。儿子陈坤也是这样，爱搞私访，开家庭小会。当然蓝营不爱开会，和他们的老婆比较辣有关系，下班必须回家慰妻。电影中有一幕，张国立的老婆去美使馆，门口的黑人士兵惊叹，她真辣！红营就大不相同了，绝大多数是单身汉，唐国强也是光棍，反正没见他爱人出镜。没有辣老婆，自然毫无牵绊，可以通宵达旦地开会。他们形式也搞得非常活泼，会前有人专门抓拍，会后一定合影留念。有时候开完会还会唱K，几个大男人喝完酒，抱在一起大唱《国际歌》，场面十分感人。和张国立相比，唐国强的性格真是太开朗了，完全是开会型的，谈笑风声，嘻嘻哈哈。他真是开会迷啊。有一次开会，蜡烛不够，他就吹灭了，说开黑会也要开。真的就像歌里所唱的“我最爱的就是那个会议，爱到可以去死，爱到整个世界灯全熄灭，最后还要给你体贴。” 还有一次，他开会太晚，第二天醒不来，敌人的战机来轰炸，他穿着睡衣就被担架抬走了，可是自己的炊事员，因为他没吃早餐，就留在厨房不肯走，被敌军炸死了。唐国强非常悲伤，想到那次会议被敌人利用，害死了厨子，就更加坚定了“枪杆子里出会议”的信念。这也像那首歌里唱的：“我最恨的就是那个会议，恨到可以去死，恨到快把自己的全部忘记，最后还要刺青铭记。” 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一部电影能把“会议”这个主题拍得如此深入。如果不是由一个擅长开会的人掌镜，恐怕根本就拍不出这么多神髓。完全可以肯定，没有人比韩三平更胜任此片导演——在官场里，他最艺术；在艺术里，他最会议。片中的演员表演也非常精彩，相对而言，港台明星逊色一些，演技有待提高，也许与他们平时缺少会议训练有关。但我们内地演员非常出色，每一次大会小会上需要的表情、动作和语气，他们全都演出来了。这里就不一一表扬了。但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最精华的表演都是在不收片酬的情况下做出的，可见金钱并非动力，而是对艺术的腐蚀。所以，我建议以后拍戏最好不要给他们发片酬，如果有意见，就让他们开会。中国的事情，只要开了会，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