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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赛典赤治滇》，《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3期。2、《赛典赤治滇评述》，载《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3、《元代云南至中南半岛北部的通道和驿站》，《思想战线》1987年3期。4、《元代云南站赤设置考》，载《史学论丛》第三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5、《元代云南驿传的特点及作用试探》，《思想战线》1988年1期。6、《从考古遗存看远古时代西南地区人们共同体的分布》，《思想战线》1989年增刊。7、《40年来我国西南民族史研究情况综述（上）》，《民族研究动态》1990年3期。8、《40年来我国西南民族史研究情况综述（下）》，《民族研究动态》1990年4期。9、《汉唐王朝的纳质制度》，《思想战线》1991年2期。10、《辽、西夏、金三王朝的水利》，载《史学论丛》第五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1、《百越在西南地区分布新议》，《思想战线》1993年6期。12、《先秦时期蜀、巴的民族关系》，《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6期。13、《巴蜀、西南夷地区大姓的异同及其形成的原因》，载《尤中教授从事学术活动40周年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4、《对中国人生育健康观变迁的历史考察》，载《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15、《元明时期云南的农业水利技术》，载《第三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云南科技出版社1996年。16、《明代云南地区的水利工程》，《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4期。17、《大理国里堠碑三通道考》，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8、《大理国时期云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3期。19、《我国西南古代居民的婚姻生育习俗》，载《传统文化与生育健康》，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年。20、《先秦时期濮越的民族关系》，载《中国西南文化研究》第三辑，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21、《云南境内外跨境民族的分布、来源及其对云南边疆稳定的影响》，载《中国边疆研究通报》，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22、《云南地区至邻国交通史略》，载《中国边疆研究通报》，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23、《南方古代少数民族婚育习俗》，《民族艺术研究》1999年1期。24、《论宋朝以大理国为外藩的原因及其“守内虚外”治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6期。25、《明代以前广西地区的交通》，载《2000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26、《蜀汉南中治策新论》，载《秦汉史论丛》第八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27、《清朝治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思想及举措》，《思想战线》2001年1期。28、《应重视研究古代治理与开发边疆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1期。29、《论唐朝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及对西南边疆的治策》，《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2期。30、《宋朝经营广西地区述论》，《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2期。31、《明朝统治者眼中的西南边疆》，载《史学论丛》第八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32、《西南疆域史研究综述》（1989－1998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4期。33、《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1期。34、《论南诏与唐朝关系的性质》，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二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35、《面向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思想战线》2002年6期。36、《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1期。37、《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整理实践》，《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1期。38、《论南诏的民族政策》，《思想战线》2003年3期。39、《南诏、吐蕃与唐朝三者间的关系》，《中国藏学》2003年3期。40、《西双版纳古代对外交通考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1期。41、《秦汉至隋代封建统治者眼中的西南边疆》，载《中国边疆史地论集续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42、《跨境民族与文化圈》，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三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43、《关于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几点建议》，载《面向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4、《大理国的民族治策和对外政策》，载《白族文化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2003年。45、《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载《亚洲民族论坛》，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46、《关于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与开发》，载《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47、《蒙元对贵州、广西与海南地区的统治和经营》，载《蒙古史研究》第七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48、《郑和下西洋所历诸国饮食文化考》，《中国饮食文化》2003年1期。49、《〈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辩》，《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3期。50、《元代云南行省的农业与农业赋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4期。51、《关于清史编撰体例的几点看法》，载《清史编撰体裁体例讨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52、《从赛典赤对云南的治策看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回族研究》2004年2期。53、《论南诏不是国家级政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5期。54、《古代南方民族的酒饮习俗》，《民族艺术研究》，2004年6期。55、《古代中国至老挝、泰国和柬埔寨的陆路交通》，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八辑，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56、《西南边疆史地研究》，载《2004—2005云南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研究前沿报告》，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57、《论南诏与唐朝关系的性质》，载《林耀华先生纪念文集》，民族出版社2005年。58、《论诸葛亮南中治策及其分类统治原则》，载《中国南方民族史研究文集》，群言出版社2005年。59、《南北方古代民族融合途径及融合方式之比较》，《烟台大学学报》2006年1期。60、《论两晋、南朝统治宁州及对宁州民族关系的影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1期。61、《古代治边观念的研究内容与主要特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1期。62、《云南特色饮食文化》，载《云南特色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63、《论中国古代治边的重北轻南倾向及其形成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3期。64、《边吏张虔陀与唐朝、南诏关系之破裂》，《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3期。65、为《云南日报文史哲》撰写以下15篇文章（1998年与2000年）：《沧海桑田话交通》，《石门清溪连滇川》，《抚今忆古话南昆》，《茶马古道源流长》，《影响超前的滇黔普安道》，《滇铜川盐水陆运》，《滇缅路系胞波情》，《滇越通道说今昔》，《临沧古道何处寻》，《古滇江湖水运忙》，《行千里如至邻家》，《山间铃响马帮来》，《版纳驿路何时有》，《汉朝至宋代的澄江》，《元明澄江史迹拾趣》；获《云南日报文史哲》优秀作者一等奖。66、为（泰国）《星暹日报》撰写以下4篇文章（2003年）：《元朝与中南半岛诸国关系考》，《南诏与大理国的文化》，《南诏与邻邦的关系》，《濮越民族的源流与分布》。67、《南越国的内外关系》，《中国壮学》第一辑，民族出版社2006年4月。68、《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3期。69、《红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构想》，《红河流域社会发展国际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70、《秦汉蜀晋南朝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开发》，《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71、《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2期。72、《从南诏与唐朝之关系看唐朝治边及其边疆官吏》，《法国汉学》（法国）第十二辑，2007年。73、《16至20世纪前期苗族的社会生活与习俗》，《民族学报》第六期，民族出版社，2007年。74、《云南境内外跨境民族的分布、来源及其特点》，《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6期。75、《古代治理边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构想》，《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2期。76、《试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5期。77、《论封建王朝治边的历史经验》，《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2期。78、《唐宋元明清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1期。79、《西南边疆史研究60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2期。80、《影响云贵高原开发的社会历史因素》，《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3期。81、《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学术探索》，2009年4期。82、《中原王朝的夷夏观及其治边》，《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11期。83、《清代云南普洱茶考》，《清史研究》，2010年4期。84、《唐宋两朝至中南半岛交通线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4期。85、《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2期。86、《历代治边与云南的地缘政治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9期。

（1956-1978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省边疆工作委员会专门起草报告，正式向云南省委请示建立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机构，经云南省委批准，1956年8月8日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时任云南省边委书记的孙雨亭兼任所长，时任省边委第三副书记、省委秘书长的侯方岳任常务副所长。研究人员有范义田、张凤歧、李文初、杨毓骧、杨毓才、王均、黄超凤、傅素裴、徐志远、高滋生等。1958年省委任命云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贾敦芳为所长，侯方岳为副所长。1962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与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合并。“文革”时中辍。 在中央访问团访问云南及进行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之后，收集了一些材料，但以往调查面有限，侧重点不同，可资利用的资料有限。党和政府急需较为详细的民族调查资料，以进一步研究各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问题，为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提供依据。于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作为一项极为重大的任务与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任务最初规定为，在4-7年内基本弄清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情况，并尽可能地搜集社会历史发展的资料和深入了解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从而对各民族各方面情况作系统的研究。按计划，在1956年起的七年内，有计划地派遣调查组，完成全国所有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调查；1958年完成各少数民族概况的编写；在此基础上，编纂各民族的民族志，到1962年完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全部工作。云南调查组分为六个调查分组：西双版纳傣族组、德宏傣族组、耿马傣族组、景颇族组（附阿昌族）、佤族组（附德昂族、布朗族）、傈僳族组，同时派出七个小组赴各地搜集资料。然后再组织力量开展对白族、彝族、普米族、纳西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的调查工作。自1956——1958年，调查组编写了许多调查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和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到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六个佤族村寨进行调查，分析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形态；对独龙族的调查材料被认为“对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有很重要的意义”，怒族、傈僳等民族的调查材料“为研究原始社会如何过渡到阶级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壮、苗、布依、傣等民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分析了其各自经济结构、阶级关系、上层建筑和其他社会现象的特点。结合田野调查，为更好地保存各少数民族社会改革前的资料，开始组织拍摄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等内容的科学纪录影片。通过第一阶段的调查，搜集到被视为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方面最主要、最典型的一些材料，为以后一个时期内许多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58年8月，第二阶段更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开始。在第二阶段的调查中，要求调查提纲与简史、简志的编写大纲基本统一。由于任务较紧，将更深入、全面的调查放在一边，而把力量集中在编写“民族问题三种丛书”上。“民族问题三种丛书”积累了大量资料，成为以后“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1960年冬以后，尽管还有一些补充调查，但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人员的主要注意力已经转向“民族问题三种丛书”，同时，随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的来临，经费上也出现了困难，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从总体上来说，即1964年基本告一段落。回顾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应当肯定调查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参与人数之多，调查地区之广，撰写资料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根据这次调查和文献研究，编辑出版了包括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各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三套丛书，形成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使人们更加了解了少数民族的状况。 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结束后，一些学者转入书斋中的研究工作，同时也进行一些个人的零星田野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联合组织的《彝族简史》编写组，于1960年写出《彝族简史》初稿，1961年5月，《彝族简史》初稿送交四川成都讨论会讨论。1963年马曜、缪莺和的《从西双版纳看西周》分三期在《学术研究》上发表，比较深入地对西双版纳傣族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进行研究。在社会历史调查中发现的有些现象，成为这一时期一些民族学家注意的焦点。宋恩常等人在云南宁蒗县调查时发现的母系制材料（宋恩常：《纳西族的母系家庭》，载《民族团结》1962年8期）披露后，受到民族学研究者的重视。1962年冬至1963年春，严汝娴、刘尧汉、詹承绪、宋兆麟、王承权、周裕栋到泸沽湖周边永宁盆地的母系制遗迹进行了考察，并为找到了论证典型的母系氏族的生产生活和婚姻形态的新例证而感到欣慰。在缩短战线和精简队伍的情况下，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继续进行社会历史调查的补充调查，到1966年夏，才被迫停止。1973年秋，受中共云南省委的委托，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马曜、汪宁生、王宏道、王叔武、易问耕、夏光甫、江应梁、尤中、邹启宇等人开始编写一部云南民族历史，即《云南各族古代史略》，1975年古代史部分交稿写成，分送省委领导及有关单位领导审阅。《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于1977年6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零星的调查也时而进行，如1976年夏，中央民族学院的张公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邵望平、云南的汪宁生等同赴西双版纳对傣族的历法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素以对云南少数民族田野调查见长的宋恩常“文革”前就做了许多调查，“文革”中大部分时间用于看书，“文革”结束后整理并出版了许多以前的调查报告。 （1979-1984年）1978年，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关于恢复重建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指示，开始筹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消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1979年1月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正式恢复。由省委宣传部、和省民委领导，云南民族学院主管，由副院长董子健担任所长，王叔武、汪宁生、魏德明任副所长。当时研究人员主要有宋恩常、王宏道、张凤歧、易问耕、王均、许鸿宝等人。1980年至1984年，又调入蔡家麒、高立士、杨德鋆、朱德普、傅于尧、杨均、刀世勋、王敬骝、刘光智、李和林、李子泉、和志祥、赵嘉文、王筑生、雷宏安、田敬国、邹世恒等人，并吸收从大专院校毕业的部分年轻人来所从事科研工作。1984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正式划归云南民族学院单独领导，设有民族学、民族史、语言、艺术、教育、考古、宗教、经济八个研究室。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继承了50年代以来的工作基础，继续保持以云南各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特点。中国民族学会于1980年10月成立，马曜教授担任副会长。此后在昆明、西宁、南宁、北京、四川乐山、吉林延吉、云南景洪等地分别召开了学术讨论会，黄惠焜也担任过副会长。本所汪宁生、宋恩常、蔡家麒、和少英等均是会员。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昆明工作站在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建立，主要人员有宋恩常、董绍禹和雷宏安，由宋恩常兼任站长。主要开展云南少数民族包括汉族在内的宗教文化的调查和研究，不定期以简报形式向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汇报有关科研情况。1984年，世界宗教研究所昆明工作站撤销，与本所宗教研究室合并。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谢剑博士访问云南，在我所王均的陪同下访问调查了昆明东郊的彝族撒梅人，事后，谢剑博士写成《昆明东部的撒梅人》一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82年5月至9月，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结合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规划”的任务，派出由蔡家麒、杨毓骧、赵嘉文、和志祥组成的调查组，前往怒江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族聚居地区，杨毓骧、和志祥又沿怒江上行，历经艰苦险危，到达西藏的察瓦龙、松岭和察隅等地，对独龙族、藏族、珞巴族和僜人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习俗、宗教、语言等进行了实地考察。这是本所1979年恢复之后组织的第一次集体性调查，调查之后，由蔡家麒、杨毓骧分别整理出《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滇藏高原考察报告》等。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恢复后，为集中反映本所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扩大本所的社会影响，创办编辑了以下几种刊物：《民族学报》于1981年经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批准而创办，并于1981、1982、1983年以年刊形式出版公开发行了三期。该刊发表了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及本所部分专家的学术论文，《民族学报》的出版发行，在国内民族学界影响巨大，赠与国外同行也引起广泛关注。《民族学报》与中国社科院的《民族研究》属当时国内最早的民族学研究期刊。《民族调查研究》和《民族研究译丛》、《民族考古译丛》均为本所内部刊物。《民族考古译丛》1981—1983年共编了3期；《民族研究译丛》从1981年—1989年共编辑11期。《民族调查研究》从1983年下半年编辑第一期起，直至1998年被迫停刊，共编辑出版了49期，刊发了所内外大批的民族类研究文章，在社会上具有较好的影响。 （1985-1995年）20世纪80年代初期，云南省民族研究所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少数民族》等辞书的撰写和编写。参加了《中国各民族原始资料集成》等项目、著作的撰写。开展了以下重要的集体性学术调查活动。 1979年1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规划会议，并成立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的整理研究和“民族问题三套丛书”的修订出版工作停顿下来，原来参加调查和编写的人员，有的遭迫害，有的已经改行，资料书刊大多散失，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此，拟继续编辑、修订、出版《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编辑、修订、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办公室即云南省编辑组设于民族研究所，由宋恩常、朱德普、高立士等人具体负责参与有关工作。从1980——1989年，先后编辑、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云南简史》以及25个少数民族的简史、语言简志丛书，出版了云南8个民族自治州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出版了涉及25个少数民族和有关尚未认定族别的族群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数十部。还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文物》、《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等资料文集。1989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对丛书的编写、出版工作进行了总结，标志着此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由中国民族学会与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全国民族学讲习班于1985年4月至6月在本所举行。这是继1983年在武汉举办首次全国民族学讲习班后再次举办，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22种民族的60多名学员参加了这次讲习班。担任这次讲习班教学任务的有中国民族学会会长秋浦以及林耀华、金天明、陈永龄、吴从众、李一夫、黄淑娉、何耀华、杜玉亭、李昆声、尤中、马曜、王叔武、宋恩常、黄惠焜、王敬骝、杨德鋆、蔡家麒、王筑生等专家教授。开设了《民族学》、《世界民族学概论》、《世界民族志》、《中国民族志·中国民族学概论》、《民族理论问题研究》、《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民族艺术》、《云南各族古代文化研究》、《民族学田野调查理论与方法》等共27门专题课程。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还以办讲习班形式，开展民族学人才的培训工作。1984年11月至12月，举办了“云南省第一期民族调查研究讲习班”，招收的学员都是云南省各地从事民族工作的干部，开设了民族学概论和侧重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课程。 、《典靖市民族志》的调研撰写1988年—1992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为完成曲靖地、市民族志的撰写组成两个调查组，傅于尧、鲁刚、雷宏安、刘刚、马世雯等人完成《曲靖市民族志》，傅于尧、雷宏安、蔡家麒、高立士、金少萍、张桥贵、白兴发、朱德普等人完成《曲靖地区民族志》。《曲靖地区民族志》于1996年7月由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 1984年，日本女学者横山广子到云南调查，由王均陪同，访问了昆明郊区彝族、路南石林的彝族撒尼人和大理的白族。1985年3月2日—9月，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山本英治（社会学）、福田一郎（民族植物学）、森山昭郎（政治学）、马场优子（文化人类学）组成的学术访问团应邀访问了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在此次学术交流中，中日双方作了如下报告：王叔武《云南少数民族概况》、王筑生《少数民族经济》、田敬国《少数民族与云南的植物》、宋恩常《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蔡家麒《中国民族学的动向》、杨德鋆《少数民族的艺术》，福田一郎《尼泊尔的植物与民族》、山本英治《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着重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例》、森山昭郎《日本的中国研究动向》、马场优子《阿伊努族的生活与问题》等报告。根据中国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王叔武与日本东京女子大学云南研究会代表山本英治于1985年3月8日在昆明签订的《关于学术交流的协议》，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王叔武、副所长王敬骝、助教刘刚以及云南民族学院副院长黄惠焜等一行4人，应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校长隅谷三喜男先生和该校云南研究会代表山本英治教授的邀请，于1986年1月15日至27日去日本进行学术访问。王叔武所长等去到了日本的东京、京都、大阪，参观访问了东京女子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早稻田大学、北方语言研究所、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东京历史博物馆、藤井斋成会有邻馆、NHK（日本国家广播电视台）东京总部和京都放送局、大阪放送局，会见了日本社会学关系者、日中留学协会有关人员，与有关单位和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此后，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与国外交往不断。1990—1991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接待了来访的美、日、德、泰等国和台湾及其他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十余批，先后举办了两次国际交流学术报告会和一次国际学术交流座谈会，即1991年初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petermetoaif 教授主讲《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变化和成就》，1991年6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Freddamon教授主讲《区域模式的研究和库拉交易圈》，1990年7月与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福田一郎、毛里和子教授举行中日合作考察“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学术座谈会。1992年，本所王均、刘光智等参加云南民族学院学术代表团访问了日本。 民族研究所的中青年学者在民族文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社会学、民族心理学、民族经济学、影视民族学、民族学系现代化、民族教育学、民族宗教、民族语言、跨境民族研究等学术领域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这些新学科的开辟崛起，很好地推动了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使本所成为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