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是省部共建的部属院校，属于重点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动物科学、法学、汉语言文学、旅游管理、金融学专业这几个专业都还是不错的，是国家级特色专业
邓启耀，中山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中文名： 邓启耀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中国云南省昆明市 出生日期： 1952年2月 职业： 大学教授 毕业院校： 云南大学 祖籍： 中国广东顺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云南大学和云南民族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探险协会人文及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副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特邀专家及中美合作“民族文化田野考察群”中方负责人。研究兴趣爱好： 民俗学，视觉人类学 教学情况 主要讲授课程： 中国民俗学 当代民俗学与文化问题探讨 民俗学理论与方法 影视人类学 摄影基础 南方少数民族文物 民族服饰 民间艺术 非常意识状态和非常意识形态 田野考察的设问及相关论域等（含调入中山大学前为国家文物局相关培训班及其他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的课程）。 主要著作：在国内外发表和出版研究成果，包括个人专著10余部、合著多部、论文百余篇、合作译著2部，影视人类学纪录片8部42集，其他艺术人类学和艺术创作图像作品数百件，主编丛书6种，杂志1种，个人参与组织和主持的国家级、省级和国际课题10余项。 现在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同时担任中山大学飞天创意工作室的指导老师。老人与海鸥的简介：课文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十多年前，老人在湖畔偶遇一群北方飞到昆明越冬的红嘴鸥。从此，老人与海鸥结下了不解之缘。每逢冬季来临，海鸥便成群结队地来到翠湖之畔，老人也像赶赴约会似的，每天到翠湖之畔去喂海鸥，风雨无阻。他视海鸥为儿女，给它们起名字，喂饼干，照顾伤病的海鸥。久而久之，海鸥与老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然而有一天，老人去世了。海鸥们在老人的遗像前翻飞盘旋，连声鸣叫，后又肃立不动，像是为老人守灵的“儿女”，不忍离开自己的亲人。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发展现状是形态各异的，这既有内在制度结构差异的原因，又有外在的社会交往情况、自然条件不同等原因。总体上看，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很难肩负起民族地区发展的重任，单一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也是难于解决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严重不足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的。云南省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云南省民族旅游开发已经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绩，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思考及对云南特色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理解是十分必要的；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路径及意义的考察以及未来发展需要注意问题的理解都是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也是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该课题组按原计划完成了公开发表三篇论文及一个研究报告的任务，就研究计划中提出的“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文化差异与文化产业”及“乡村文化业发展的道路”等三个问题做出深入研究，并公开发表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的三篇学术论文：（1）“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cssci来源期刊）2007年第6期；作者：马翀炜。（2）“‘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载《文化遗产》2009年第3期；作者：孙信茹。（3）“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cssci来源期刊）第6辑。作者：马翀炜、孙美璆、李德建。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该课题认为，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能够在近年来获得较快的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紧密相关的。基于此，要真正理解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问题就有必要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一文认为：追求自由的旅游与现代社会建构的强调控制以及牟利的旅游业之间的冲突是民族旅游中具有根本性的矛盾,民族文化符号在现代旅游中的重新编码是民族文化产生变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民族文化产品进入主流文化消费系统的意义则在于通过交往而使不同文化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文化价值的相互承认。改变现实交往活动中的不合理性的可能路径在于文化拥有者通过实践来提升自己的参与旅游业的行为能力,并参与到交往制度的修改与制定中。《“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一文以独具特色的“云南十八怪”文化现象及围绕“云南十八怪”进行的民族文化产品开发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云南十八怪”是外地人贬抑云南地方性文化的形象表达。近二十年来，“云南十八怪”以商品符号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云南十八怪”所包含的文化意蕴随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云南十八怪”文化符号效应经历的有轰动到平淡的变化过程中可以发现，地方性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有可能通过积极的参与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及主流经济活动的机会。而这些地方性文化以及以这些文化为核心价值的民族文化产品要改变其边缘性的地位，就必须努力使这些地方性文化逐步成为主流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结构性要素。《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一文从大量的田野调查材料的研究入手，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得出如下认识：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现已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在依托旅游业发展、开拓市场的过程中，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化逐步探索出了如下几种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品转化；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独特的民俗风情与优美的自然景观结合开发；传统民族艺术品转化为文化产品；传统的民居的开发利用等。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提高了村民参与市场经济的能力，而且使社区的组织结构得到了改善。乡村文化产业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报告《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在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介绍。认为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在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绩。到目前为止，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是旅游业发展带动了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这是对这一个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其次，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探索出了多样化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在走过了村民自发性参与、政府倡导发展和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发展的20年的乡村文化业发展历程后，乡村文化产业已经探索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产品的转化。云南少数民族的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因其具有较为浓厚的民族审美文化特色，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其实用功能逐步被审美功能所取代而开始转化为旅游工艺品；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利用特有的民族民俗风情，依托优美的自然景观开发乡村旅游；对传统民族艺术进行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引导这些艺术品走向市场是一些地区进行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方法；利用传统文化古镇、民居发展文化旅游业也是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第三，在乡村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渠道，培养乡土人才；第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第五，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改善了有形和无形基础设施建设。尽管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态势，但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也还存在投入不足，基础较为薄弱，规模不大，单打独斗，人才不够，缺乏管理经验以及精品不多，后劲不足等诸多问题。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策提出如下一些建议：一是以民族文化资源为基础，进一步挖掘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二是进一步找准乡村文化产业定位；三是加强乡村人才培养，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四是充分认识市场规律，整合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要素；五是采用政府授牌的方式，打造乡村文化产品品牌；六是延长产业链，联动产业资源，形成产业集群；七是以“政府引导、企业投资、村民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使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更多的动力来源。该课题研究从理论上对民族旅游、民族文化产业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思考，对民族传统文化对现实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进行了研究。并且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调查研究，研究基本呈现了云南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该成果对于扩大文化产业研究的领域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的。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十分丰富，传统文化正在以形态各异的方式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是需要大量的实地考察的。这也意味着更多的经费和更多的人力投入是不可缺的。这些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只能留待今后完成。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是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的民族学专业性集刊，创刊于2003年。2008年3月，经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评审并报教育部批准，被确定为全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来源（CSSCI）辑刊的86种之一
（1956-1978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省边疆工作委员会专门起草报告，正式向云南省委请示建立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机构，经云南省委批准，1956年8月8日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时任云南省边委书记的孙雨亭兼任所长，时任省边委第三副书记、省委秘书长的侯方岳任常务副所长。研究人员有范义田、张凤歧、李文初、杨毓骧、杨毓才、王均、黄超凤、傅素裴、徐志远、高滋生等。1958年省委任命云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贾敦芳为所长，侯方岳为副所长。1962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与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合并。“文革”时中辍。 在中央访问团访问云南及进行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之后，收集了一些材料，但以往调查面有限，侧重点不同，可资利用的资料有限。党和政府急需较为详细的民族调查资料，以进一步研究各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问题，为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提供依据。于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作为一项极为重大的任务与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任务最初规定为，在4-7年内基本弄清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情况，并尽可能地搜集社会历史发展的资料和深入了解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从而对各民族各方面情况作系统的研究。按计划，在1956年起的七年内，有计划地派遣调查组，完成全国所有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调查；1958年完成各少数民族概况的编写；在此基础上，编纂各民族的民族志，到1962年完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全部工作。云南调查组分为六个调查分组：西双版纳傣族组、德宏傣族组、耿马傣族组、景颇族组（附阿昌族）、佤族组（附德昂族、布朗族）、傈僳族组，同时派出七个小组赴各地搜集资料。然后再组织力量开展对白族、彝族、普米族、纳西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的调查工作。自1956——1958年，调查组编写了许多调查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和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到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六个佤族村寨进行调查，分析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形态；对独龙族的调查材料被认为“对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有很重要的意义”，怒族、傈僳等民族的调查材料“为研究原始社会如何过渡到阶级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壮、苗、布依、傣等民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分析了其各自经济结构、阶级关系、上层建筑和其他社会现象的特点。结合田野调查，为更好地保存各少数民族社会改革前的资料，开始组织拍摄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等内容的科学纪录影片。通过第一阶段的调查，搜集到被视为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方面最主要、最典型的一些材料，为以后一个时期内许多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58年8月，第二阶段更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开始。在第二阶段的调查中，要求调查提纲与简史、简志的编写大纲基本统一。由于任务较紧，将更深入、全面的调查放在一边，而把力量集中在编写“民族问题三种丛书”上。“民族问题三种丛书”积累了大量资料，成为以后“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1960年冬以后，尽管还有一些补充调查，但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人员的主要注意力已经转向“民族问题三种丛书”，同时，随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的来临，经费上也出现了困难，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从总体上来说，即1964年基本告一段落。回顾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应当肯定调查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参与人数之多，调查地区之广，撰写资料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根据这次调查和文献研究，编辑出版了包括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各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三套丛书，形成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使人们更加了解了少数民族的状况。 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结束后，一些学者转入书斋中的研究工作，同时也进行一些个人的零星田野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联合组织的《彝族简史》编写组，于1960年写出《彝族简史》初稿，1961年5月，《彝族简史》初稿送交四川成都讨论会讨论。1963年马曜、缪莺和的《从西双版纳看西周》分三期在《学术研究》上发表，比较深入地对西双版纳傣族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进行研究。在社会历史调查中发现的有些现象，成为这一时期一些民族学家注意的焦点。宋恩常等人在云南宁蒗县调查时发现的母系制材料（宋恩常：《纳西族的母系家庭》，载《民族团结》1962年8期）披露后，受到民族学研究者的重视。1962年冬至1963年春，严汝娴、刘尧汉、詹承绪、宋兆麟、王承权、周裕栋到泸沽湖周边永宁盆地的母系制遗迹进行了考察，并为找到了论证典型的母系氏族的生产生活和婚姻形态的新例证而感到欣慰。在缩短战线和精简队伍的情况下，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继续进行社会历史调查的补充调查，到1966年夏，才被迫停止。1973年秋，受中共云南省委的委托，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马曜、汪宁生、王宏道、王叔武、易问耕、夏光甫、江应梁、尤中、邹启宇等人开始编写一部云南民族历史，即《云南各族古代史略》，1975年古代史部分交稿写成，分送省委领导及有关单位领导审阅。《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于1977年6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零星的调查也时而进行，如1976年夏，中央民族学院的张公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邵望平、云南的汪宁生等同赴西双版纳对傣族的历法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素以对云南少数民族田野调查见长的宋恩常“文革”前就做了许多调查，“文革”中大部分时间用于看书，“文革”结束后整理并出版了许多以前的调查报告。 （1979-1984年）1978年，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关于恢复重建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指示，开始筹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消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1979年1月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正式恢复。由省委宣传部、和省民委领导，云南民族学院主管，由副院长董子健担任所长，王叔武、汪宁生、魏德明任副所长。当时研究人员主要有宋恩常、王宏道、张凤歧、易问耕、王均、许鸿宝等人。1980年至1984年，又调入蔡家麒、高立士、杨德鋆、朱德普、傅于尧、杨均、刀世勋、王敬骝、刘光智、李和林、李子泉、和志祥、赵嘉文、王筑生、雷宏安、田敬国、邹世恒等人，并吸收从大专院校毕业的部分年轻人来所从事科研工作。1984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正式划归云南民族学院单独领导，设有民族学、民族史、语言、艺术、教育、考古、宗教、经济八个研究室。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继承了50年代以来的工作基础，继续保持以云南各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特点。中国民族学会于1980年10月成立，马曜教授担任副会长。此后在昆明、西宁、南宁、北京、四川乐山、吉林延吉、云南景洪等地分别召开了学术讨论会，黄惠焜也担任过副会长。本所汪宁生、宋恩常、蔡家麒、和少英等均是会员。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昆明工作站在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建立，主要人员有宋恩常、董绍禹和雷宏安，由宋恩常兼任站长。主要开展云南少数民族包括汉族在内的宗教文化的调查和研究，不定期以简报形式向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汇报有关科研情况。1984年，世界宗教研究所昆明工作站撤销，与本所宗教研究室合并。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谢剑博士访问云南，在我所王均的陪同下访问调查了昆明东郊的彝族撒梅人，事后，谢剑博士写成《昆明东部的撒梅人》一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82年5月至9月，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结合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规划”的任务，派出由蔡家麒、杨毓骧、赵嘉文、和志祥组成的调查组，前往怒江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族聚居地区，杨毓骧、和志祥又沿怒江上行，历经艰苦险危，到达西藏的察瓦龙、松岭和察隅等地，对独龙族、藏族、珞巴族和僜人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习俗、宗教、语言等进行了实地考察。这是本所1979年恢复之后组织的第一次集体性调查，调查之后，由蔡家麒、杨毓骧分别整理出《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滇藏高原考察报告》等。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恢复后，为集中反映本所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扩大本所的社会影响，创办编辑了以下几种刊物：《民族学报》于1981年经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批准而创办，并于1981、1982、1983年以年刊形式出版公开发行了三期。该刊发表了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及本所部分专家的学术论文，《民族学报》的出版发行，在国内民族学界影响巨大，赠与国外同行也引起广泛关注。《民族学报》与中国社科院的《民族研究》属当时国内最早的民族学研究期刊。《民族调查研究》和《民族研究译丛》、《民族考古译丛》均为本所内部刊物。《民族考古译丛》1981—1983年共编了3期；《民族研究译丛》从1981年—1989年共编辑11期。《民族调查研究》从1983年下半年编辑第一期起，直至1998年被迫停刊，共编辑出版了49期，刊发了所内外大批的民族类研究文章，在社会上具有较好的影响。 （1985-1995年）20世纪80年代初期，云南省民族研究所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少数民族》等辞书的撰写和编写。参加了《中国各民族原始资料集成》等项目、著作的撰写。开展了以下重要的集体性学术调查活动。 1979年1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规划会议，并成立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的整理研究和“民族问题三套丛书”的修订出版工作停顿下来，原来参加调查和编写的人员，有的遭迫害，有的已经改行，资料书刊大多散失，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此，拟继续编辑、修订、出版《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编辑、修订、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办公室即云南省编辑组设于民族研究所，由宋恩常、朱德普、高立士等人具体负责参与有关工作。从1980——1989年，先后编辑、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云南简史》以及25个少数民族的简史、语言简志丛书，出版了云南8个民族自治州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出版了涉及25个少数民族和有关尚未认定族别的族群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数十部。还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文物》、《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等资料文集。1989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对丛书的编写、出版工作进行了总结，标志着此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由中国民族学会与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全国民族学讲习班于1985年4月至6月在本所举行。这是继1983年在武汉举办首次全国民族学讲习班后再次举办，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22种民族的60多名学员参加了这次讲习班。担任这次讲习班教学任务的有中国民族学会会长秋浦以及林耀华、金天明、陈永龄、吴从众、李一夫、黄淑娉、何耀华、杜玉亭、李昆声、尤中、马曜、王叔武、宋恩常、黄惠焜、王敬骝、杨德鋆、蔡家麒、王筑生等专家教授。开设了《民族学》、《世界民族学概论》、《世界民族志》、《中国民族志·中国民族学概论》、《民族理论问题研究》、《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民族艺术》、《云南各族古代文化研究》、《民族学田野调查理论与方法》等共27门专题课程。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还以办讲习班形式，开展民族学人才的培训工作。1984年11月至12月，举办了“云南省第一期民族调查研究讲习班”，招收的学员都是云南省各地从事民族工作的干部，开设了民族学概论和侧重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课程。 、《典靖市民族志》的调研撰写1988年—1992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为完成曲靖地、市民族志的撰写组成两个调查组，傅于尧、鲁刚、雷宏安、刘刚、马世雯等人完成《曲靖市民族志》，傅于尧、雷宏安、蔡家麒、高立士、金少萍、张桥贵、白兴发、朱德普等人完成《曲靖地区民族志》。《曲靖地区民族志》于1996年7月由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 1984年，日本女学者横山广子到云南调查，由王均陪同，访问了昆明郊区彝族、路南石林的彝族撒尼人和大理的白族。1985年3月2日—9月，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山本英治（社会学）、福田一郎（民族植物学）、森山昭郎（政治学）、马场优子（文化人类学）组成的学术访问团应邀访问了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在此次学术交流中，中日双方作了如下报告：王叔武《云南少数民族概况》、王筑生《少数民族经济》、田敬国《少数民族与云南的植物》、宋恩常《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蔡家麒《中国民族学的动向》、杨德鋆《少数民族的艺术》，福田一郎《尼泊尔的植物与民族》、山本英治《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着重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例》、森山昭郎《日本的中国研究动向》、马场优子《阿伊努族的生活与问题》等报告。根据中国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王叔武与日本东京女子大学云南研究会代表山本英治于1985年3月8日在昆明签订的《关于学术交流的协议》，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王叔武、副所长王敬骝、助教刘刚以及云南民族学院副院长黄惠焜等一行4人，应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校长隅谷三喜男先生和该校云南研究会代表山本英治教授的邀请，于1986年1月15日至27日去日本进行学术访问。王叔武所长等去到了日本的东京、京都、大阪，参观访问了东京女子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早稻田大学、北方语言研究所、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东京历史博物馆、藤井斋成会有邻馆、NHK（日本国家广播电视台）东京总部和京都放送局、大阪放送局，会见了日本社会学关系者、日中留学协会有关人员，与有关单位和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此后，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与国外交往不断。1990—1991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接待了来访的美、日、德、泰等国和台湾及其他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十余批，先后举办了两次国际交流学术报告会和一次国际学术交流座谈会，即1991年初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petermetoaif 教授主讲《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变化和成就》，1991年6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Freddamon教授主讲《区域模式的研究和库拉交易圈》，1990年7月与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福田一郎、毛里和子教授举行中日合作考察“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学术座谈会。1992年，本所王均、刘光智等参加云南民族学院学术代表团访问了日本。 民族研究所的中青年学者在民族文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社会学、民族心理学、民族经济学、影视民族学、民族学系现代化、民族教育学、民族宗教、民族语言、跨境民族研究等学术领域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这些新学科的开辟崛起，很好地推动了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使本所成为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
《边疆考古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辑的系列学术丛书。收录考古调查报告及研究论文，内容涉及中国边疆及毗邻地区的古代人类、古代文化与环境。可供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及高校考古、历史专业学生参考、阅读。虽非中文核心期刊，但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上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云南大学西边中心的主任是：方铁 联系方式还得你自己想办法。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发展现状是形态各异的，这既有内在制度结构差异的原因，又有外在的社会交往情况、自然条件不同等原因。总体上看，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很难肩负起民族地区发展的重任，单一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也是难于解决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严重不足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的。云南省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云南省民族旅游开发已经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绩，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思考及对云南特色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理解是十分必要的；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路径及意义的考察以及未来发展需要注意问题的理解都是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也是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该课题组按原计划完成了公开发表三篇论文及一个研究报告的任务，就研究计划中提出的“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文化差异与文化产业”及“乡村文化业发展的道路”等三个问题做出深入研究，并公开发表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的三篇学术论文：（1）“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cssci来源期刊）2007年第6期；作者：马翀炜。（2）“‘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载《文化遗产》2009年第3期；作者：孙信茹。（3）“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cssci来源期刊）第6辑。作者：马翀炜、孙美璆、李德建。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该课题认为，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能够在近年来获得较快的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紧密相关的。基于此，要真正理解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问题就有必要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一文认为：追求自由的旅游与现代社会建构的强调控制以及牟利的旅游业之间的冲突是民族旅游中具有根本性的矛盾,民族文化符号在现代旅游中的重新编码是民族文化产生变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民族文化产品进入主流文化消费系统的意义则在于通过交往而使不同文化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文化价值的相互承认。改变现实交往活动中的不合理性的可能路径在于文化拥有者通过实践来提升自己的参与旅游业的行为能力,并参与到交往制度的修改与制定中。《“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一文以独具特色的“云南十八怪”文化现象及围绕“云南十八怪”进行的民族文化产品开发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云南十八怪”是外地人贬抑云南地方性文化的形象表达。近二十年来，“云南十八怪”以商品符号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云南十八怪”所包含的文化意蕴随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云南十八怪”文化符号效应经历的有轰动到平淡的变化过程中可以发现，地方性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有可能通过积极的参与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及主流经济活动的机会。而这些地方性文化以及以这些文化为核心价值的民族文化产品要改变其边缘性的地位，就必须努力使这些地方性文化逐步成为主流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结构性要素。《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一文从大量的田野调查材料的研究入手，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得出如下认识：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现已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在依托旅游业发展、开拓市场的过程中，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化逐步探索出了如下几种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品转化；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独特的民俗风情与优美的自然景观结合开发；传统民族艺术品转化为文化产品；传统的民居的开发利用等。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提高了村民参与市场经济的能力，而且使社区的组织结构得到了改善。乡村文化产业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报告《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在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介绍。认为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在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绩。到目前为止，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是旅游业发展带动了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这是对这一个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其次，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探索出了多样化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在走过了村民自发性参与、政府倡导发展和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发展的20年的乡村文化业发展历程后，乡村文化产业已经探索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产品的转化。云南少数民族的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因其具有较为浓厚的民族审美文化特色，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其实用功能逐步被审美功能所取代而开始转化为旅游工艺品；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利用特有的民族民俗风情，依托优美的自然景观开发乡村旅游；对传统民族艺术进行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引导这些艺术品走向市场是一些地区进行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方法；利用传统文化古镇、民居发展文化旅游业也是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第三，在乡村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渠道，培养乡土人才；第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第五，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改善了有形和无形基础设施建设。尽管云南省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态势，但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也还存在投入不足，基础较为薄弱，规模不大，单打独斗，人才不够，缺乏管理经验以及精品不多，后劲不足等诸多问题。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策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一是 以民族文化资源为基础，进一步挖掘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二是进一步找准乡村文化产业定位；三是加强乡村人才培养，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四是充分认识市场规律，整合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要素； 五是 采用政府授牌的方式，打造乡村文化产品品牌；六是延长产业链，联动产业资源，形成产业集群；七是以“政府引导、企业投资、村民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使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更多的动力来源。该课题研究从理论上对民族旅游、民族文化产业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思考，对民族传统文化对现实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进行了研究。并且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调查研究，研究基本呈现了云南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该成果对于扩大文化产业研究的领域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的。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十分丰富，传统文化正在以形态各异的方式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是需要大量的实地考察的。这也意味着更多的经费和更多的人力投入是不可缺的。这些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只能留待今后完成。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发展现状是形态各异的，这既有内在制度结构差异的原因，又有外在的社会交往情况、自然条件不同等原因。总体上看，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很难肩负起民族地区发展的重任，单一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也是难于解决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严重不足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的。云南省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云南省民族旅游开发已经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绩，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思考及对云南特色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理解是十分必要的；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路径及意义的考察以及未来发展需要注意问题的理解都是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也是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该课题组按原计划完成了公开发表三篇论文及一个研究报告的任务，就研究计划中提出的“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文化差异与文化产业”及“乡村文化业发展的道路”等三个问题做出深入研究，并公开发表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的三篇学术论文：（1）“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cssci来源期刊）2007年第6期；作者：马翀炜。（2）“‘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载《文化遗产》2009年第3期；作者：孙信茹。（3）“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cssci来源期刊）第6辑。作者：马翀炜、孙美璆、李德建。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该课题认为，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能够在近年来获得较快的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紧密相关的。基于此，要真正理解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问题就有必要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一文认为：追求自由的旅游与现代社会建构的强调控制以及牟利的旅游业之间的冲突是民族旅游中具有根本性的矛盾,民族文化符号在现代旅游中的重新编码是民族文化产生变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民族文化产品进入主流文化消费系统的意义则在于通过交往而使不同文化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文化价值的相互承认。改变现实交往活动中的不合理性的可能路径在于文化拥有者通过实践来提升自己的参与旅游业的行为能力,并参与到交往制度的修改与制定中。《“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一文以独具特色的“云南十八怪”文化现象及围绕“云南十八怪”进行的民族文化产品开发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云南十八怪”是外地人贬抑云南地方性文化的形象表达。近二十年来，“云南十八怪”以商品符号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云南十八怪”所包含的文化意蕴随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云南十八怪”文化符号效应经历的有轰动到平淡的变化过程中可以发现，地方性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有可能通过积极的参与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及主流经济活动的机会。而这些地方性文化以及以这些文化为核心价值的民族文化产品要改变其边缘性的地位，就必须努力使这些地方性文化逐步成为主流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结构性要素。《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一文从大量的田野调查材料的研究入手，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得出如下认识：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现已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在依托旅游业发展、开拓市场的过程中，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化逐步探索出了如下几种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品转化；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独特的民俗风情与优美的自然景观结合开发；传统民族艺术品转化为文化产品；传统的民居的开发利用等。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提高了村民参与市场经济的能力，而且使社区的组织结构得到了改善。乡村文化产业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报告《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在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介绍。认为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在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绩。到目前为止，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是旅游业发展带动了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这是对这一个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其次，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探索出了多样化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在走过了村民自发性参与、政府倡导发展和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发展的20年的乡村文化业发展历程后，乡村文化产业已经探索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产品的转化。云南少数民族的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因其具有较为浓厚的民族审美文化特色，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其实用功能逐步被审美功能所取代而开始转化为旅游工艺品；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利用特有的民族民俗风情，依托优美的自然景观开发乡村旅游；对传统民族艺术进行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引导这些艺术品走向市场是一些地区进行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方法；利用传统文化古镇、民居发展文化旅游业也是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第三，在乡村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渠道，培养乡土人才；第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第五，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改善了有形和无形基础设施建设。尽管云南省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态势，但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也还存在投入不足，基础较为薄弱，规模不大，单打独斗，人才不够，缺乏管理经验以及精品不多，后劲不足等诸多问题。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策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一是 以民族文化资源为基础，进一步挖掘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二是进一步找准乡村文化产业定位；三是加强乡村人才培养，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四是充分认识市场规律，整合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要素； 五是 采用政府授牌的方式，打造乡村文化产品品牌；六是延长产业链，联动产业资源，形成产业集群；七是以“政府引导、企业投资、村民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使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更多的动力来源。该课题研究从理论上对民族旅游、民族文化产业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思考，对民族传统文化对现实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进行了研究。并且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调查研究，研究基本呈现了云南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该成果对于扩大文化产业研究的领域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的。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十分丰富，传统文化正在以形态各异的方式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是需要大量的实地考察的。这也意味着更多的经费和更多的人力投入是不可缺的。这些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只能留待今后完成。
1、，《苗学研究》（一），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2、《苗语中的汉语借词要规范化》，《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3、《谈谈汉语文的苗文翻译》，《民族工作》，1990年第2-3期合刊。4、《从江县地名谈》，《黔东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5、《苗语生态与苗文字的统一》，《黔东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6、《苗语状词在汉译苗中的运用》，《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7、《反切表意文字的初步研究》，《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该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第5期。8、《反切表意文字是汉藏语系诸语言的新一代理想文字》，1993年第1期。该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第6期。9、《苗族传统集市在当代市场中的价值》，《贵州省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第8集，1993年12月。10、《数词与苗歌》，《苗语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11、《古驿苗寨话烧灵》，《苗学研究》（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2、《苗语地名的文化内涵发微》，《苗学研究》（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3、《对当代原始农业的再认识》，《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获贵州省第三次社科优秀成果评奖四等奖14、《民族教育困境的实质》，《怀化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15、《<苗语古音构拟>补正：以甲定点为例》，《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该文被Colby Information Center of Science and Cultures收录。16、《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实质及其操作释解》，《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该文转载于《高校文摘》，1999年第3期。17、《关于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思考》，《民族教育》，2001年第3期。18、《苗族交鱼纹图案象征意义剖析》，《吉首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19、《云南丘北县冬瓜寨苗族服饰纹样制作工艺调查》，尹绍亭主编《田野调查报告》（中、老、泰、越苗族/蒙人服饰制作传统技艺传承国际研习班），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文化重构犹如凤凰涅槃：论传统文化利用的难点及化解手段》，方铁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1、《历史民族学多学科整合研究规范的初步探索》，《思想战线》，2002年第1期。转载《高校文摘》2002年第2期。22、《历史民族志研究方法探讨：以〈百苗图〉整理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23、《历史人类学与相关学科对话》，周大鸣主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24、《从〈百苗图〉所载婚俗看婚姻自由》，周大鸣主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25、《启动族际制衡是落实退耕还牧政策的关键》，《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26、《论文化适应的双重性与调适取向的多样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27．《古今“杨黄”异同考》，《贵州世居民族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28、《论婚姻理论歧义性之由来》，《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29、《婚姻的理论建构与遮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77页—88页。30、《人类学理论的批判、反思与自觉》，《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1、《民族调查通论》，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40余万字），独著。2、《〈百苗图〉疏证》，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30余万字)，独著。3、《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建构》，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28万字），合著。 1、《贵州省岑巩县注溪乡岑王村老屋基喜傩神调查报告》，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1995-10-00，30万字，合著。2、《贵州省晴隆县中营镇新光村硝硐苗族庆坛调查报告》，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1996-06-00，40万字，合著。3、《贵州省黎平县永从乡侗族九龙村寨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8万字，主编及作者。 1、非经济因素对民族教育的制约作用分析，鉴定验收合格，1994-07-05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主持人。2、经济转型条件下民族地区义务教育体制的模式研究，鉴定验收合格1997-12-19贵州省教委 主持人。3、武陵山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与多元文化互动研究，湖南省社科联1999-2000，主持人。4、《百苗图》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001年，批准号：01BMZ007，李汉林主持，本人为主要参与者之一。5、全国民族村调查：侗族调查，2003年—2004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云南大学211工程建设，子项目组组长。6、苗族调查基地，2004年—200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云南大学211工程建设，子项目组组长。7、晚清以来地方文化资源与乡村权力运作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2006年，批准号:06BMC026,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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