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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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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汝南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生平  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  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唤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宣言书。它带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华民族的凄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的小说,只有到了鲁迅那里,才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鲁迅同情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同情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些知识分子还在为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奋斗。  鲁迅对社会上的两类人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的,那就是那些权势者和伪君子。《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这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我们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我们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像,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纪处在一种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统治之下,只要挣脱了这种宗教文化的束缚和禁锢,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就有了发展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化则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都掺杂在了一起,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散文“温柔敦厚”美学风格的束缚,更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像,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他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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姗姗爱C

该校文、史、哲、外语、图书馆学科长期以来在学术上相互渗透,形成了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为中心的学术交流和协作关系,并且在楚文化研究和明清文化史研究方面形成一定的优势。鉴于这种情况,学校于1996年4月成立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这就是本申报机构--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前身。本中心为跨学科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涉及历史、哲学、文学等学科,下设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研究室、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楚文化与楚地出土文献研究室等机构,办有《人文论丛》辑刊。全中心现有专职科研教学人员15人,其中教授9人,副教授5人,讲师1人;校内兼职人员5名,其中教授3名,副教授2名。在校内专兼职人员中,共有16人分别从英国、德国、中国复旦、华中师大及武大获得博士学位。科研队伍年龄结构合理,以中青年为主,富有朝气和敬业精神,高职称和高学历者较多,科研能力强。这支队伍精明强干,善于深入学术前沿,从事综合性、创发性的研究。在人员配制上,我们注意突出中国文化研究的综合、交叉、边缘学科的优势和互补。我们聘请了国内外的知名专家担任我中心的兼职教授,如北京大学的陈来教授、复旦大学的王振忠教授、中山大学的李宗桂教授、荆州博物馆的彭浩研究员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工藤元男教授等。萧 父教授为我中心顾问。我们还聘请了十数名中外知名学者为顾问。 经过四年的努力,本中心的硬件设施具有相当规模。此次重新组建本中心,学校在用房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仍毅然腾出人文馆(逸夫楼)东侧五楼和七楼之全部及九楼之大部,专门供我中心做办公用房和资料用房,面积已逾500平方米。中心现有电脑 台,科研人员人手一台(均在家使用),已出现了办公自动化的趋势,办公室拥有电脑32台,传真机2台,打印机4台,扫描仪3台,复印机2 台,服务器2部,网络交换器1部,UPS10个,各专兼职人员均已上网,人均终端数为2个。除了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和文、史、哲三个资料室的图书资料外,本中心还购置了更加专业化的图书资料6100册,中文报刊71种,外文报刊34种,基本上能够满足需要。我中心在利用图书资料方面得天独厚。所在的人文馆(逸夫楼)有四个相当丰富、实用且又集中的图书资料库,它们分别是:(一)学校图书馆的分馆--国家教育部武汉大学文献信息中心,其中有西文原版书近38000册,现刊及报纸500余种,文科工具书4000余册港台报刊40余种;(二)哲学系资料室,其中有中文图书54550册,外文图书7140册;中文期刊677种;外文期刊224种;(三)历史系资料室,中外图书0000万册,中外港台期刊270种;(四)中文系资料室,中外图书6万册,合订本期刊1万册,港台书1000册。此外,距离人文馆不远处,还有校图书馆特藏部,其中有线装书 册。所有这些,使我中心专兼研究人员在借阅图书资料方面十分方便。如果本中心能够被批准为国家重点科研基地,将能使我中心的研究设施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迈向世界一流水平。我中心以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特别是其中的中国古代史博士点)、中国哲学博士点、中国语言与文字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为依托,培养中国文化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我中心主办的《人文论丛》辑刊(已出版四辑),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成果为主,并在研究中国人文精神和中国文化转型上独具一格,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一定的声望并具有一定的影响。 中心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重心。全中心相继承担国家、国家教育部和省级重点项目、国际资助重大科研课题、企业委托课题等45项(其中专职人员29项,兼职人员16项),如国家社科项目“战国时期楚系简牍的综合研究”、“近50 年出土之哲学文献与中国哲学史”、“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从国门打开到甲午战争前中日西学传入之比较”、“20世纪中国哲学学派与思潮”、“中国20世纪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等;教育部社科及教学研究项目9项,如“中国古代哲学与日本现代化”、“清代盐业管理与盐业政策研究”、“传统哲学的人文精神与人生智慧”等;省级重点项目4项,如“古今中西之间--中国文化及社会的近代转型”、“楚国简牍的综合研究”、“英国近代文化中的清教精神与英国的近代化”等;外资项目3项,如“近代日本人的禹域踏查研究”、“丸山真男的近世日本思想史研究”等。专兼职科研人员总计获得各项科研经费 万元。自1996年以来,全中心已正式出版学术著作58部(含合作完成,其中专职38部,兼职20部),萧 父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吹沙二集》、冯天瑜的《明清文化史散论》(第2版)、《人文论衡》、陈伟的《包山楚简初探》、郭齐勇与吴根友的《诸子学志》、陈锋等的《中国俸禄制度研究》、杨华的《先秦礼乐文化》、昌切的《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等专著出版后,引起了同行专家的称赞和关注。其中冯天瑜的《东亚智慧与可持续发展》、李工真的《德意志道路--德国现代化研究》还受到了国家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本中心以第一署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28篇,其中专职243篇,兼职85篇;其中国内刊物319篇,国外刊物9篇。萧 父、冯天瑜、郭齐勇、龙泉明等论文多次为《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有影响的二次文献转载;徐少华、彭富春、李少军等分别以英、德、日文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陈锋、张建民、陈文新、李维武、吴根友等在国内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深受同行专家的好评。截止2014年来,专兼职人员共有17项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其中专职人员获奖9项(省部级二等奖4项,三等奖2项,其他奖3项),兼职人员获奖8项(省部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4项,其他奖项1项),其学术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中心以学术研究为主,同时也进行高级人才的培养。为研究生、本科生开设了有关中国文化的各门课程,如冯天瑜教授为博士生开设的“中国文化史”、“元典精神与文化”、“明清文化史”及“文化史研究方法论”,郭齐勇教授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的“儒家哲学”、“哲学史方法论”,陈伟教授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的“楚地出土文献研读”、“先秦历史地理与文化研究专题”,徐少华教授为硕士生及博士生开设的“楚文化研究”,陈锋教授为硕士生及博士生开设的“清代经济史”、“清代财政史”,张建民教授开设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专题”、“区域社会史研究”,陈文新教授开设的“明清文学专题研究”,李维武教授开设的“人文科学概论”,谢贵安开设的“中国文化史史料介绍”,杨华开设的“先秦文化史”,等等。自1996年以来,本中心的专兼职研究人员(注:是否不包括校外兼职人员?另还需要加入招收的研究生)招收硕士83名(其中专职人员招收46名,兼职人员招收37人),博士研究生64名(其中专职人员招收33人,兼职人员招收31人),其中33名硕士(专职招收的23名,兼职招收的10名)和19名博士(专职招收的13人,兼职招收的6人)已经毕业并获学位,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如冯天瑜教授的博士生段超,已承担了国家民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传统教育思想及其在当今的应用”,并已于2000年9月出版了《土家族文化史》专著,受到了同行学者的好评。郭齐勇教授的博士生丁为祥的博士论文《张载哲学研究》、丁四新的《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均得到学术界好评,并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中心还接受了多名国内访问学者。事实说明,本中心正逐步成为国内培养中国文化高级专门人才和国内同行研习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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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肥狐狸

属于小系,人数较少。不是主打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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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丽888

水平及地位:  自昔至今,《奔流》和《莽原》无论是两刊并立还是合并之后,发表了许多有广泛社会影响或荣获全国优秀作品奖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如乔典运的《满票》、《乡魂》,张一弓的《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远去的驿站》二卷,李佩甫的《红蚂蚱,绿蚂蚱》、张宇的《活鬼》,二月河的《乾隆皇帝》获得国家级创作奖项和省级奖项;改编为电影的有6部,电视剧的有5部,广播剧的有2部,每年被国家级和省级权威报刊和国家数据库收录或转载率达30%,许多省内外作家都在此找到了展示个人创作才华的平台,许多省内外文学新人都以此为成长的园圃。一批批的作者从这里走向成熟,一代代的作家多得本刊之惠。  简介:  莽原社于1925年4月24日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鲁迅、高长虹、黄鹏基、尚钺、向培良、韦素园、韦丛芜等。因出版《莽原》周刊而得名。《莽原》周刊开始由鲁迅主编,提倡"撕毁旧社会的假面",注重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办此刊物的宗旨是"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后因内部发生矛盾,遂陷分裂。1926年以后改为半月刊,1927年12月《莽原》半月刊出至第2卷第24期停刊,莽原社也即停止活动。  现状:  在为新老作家作品提供刊发平台的同时,《莽原》也十分重视自身的建设,在编辑队伍的新老搭配、编校人员的素质建设等方面,都有新的进步,新的提高。正缘于此,连续获得社会好评,并荣获1984年全国期刊封面设计三等奖,1990年全国期刊展览整体设计奖,1993年全国报刊全国报刊博览会封面设计奖及河南省新闻出版局主办的质量奖项。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第一届、第二届、第四届、第五届优秀期刊奖,2000年1月被评入河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二十佳期刊;同年入选中国新闻出版署优秀期刊方阵,被评为国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效期刊",连续五次在河南省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检测中被评为一级期刊;2003年《莽原》被授予"河南巾帼文明示范岗"的荣誉称号。  在"三个代表"思想的照耀下,新时期的《莽原》本心依旧,办刊思路更加清晰明确。为大力培养文学新人,自2002年起特辟出《新作家》栏目,所发作品均有热情点评,缩短了编创双方的感情距离,激励和增强了青年作者创作的勇气和信心。至今已有十数名文学青年在本刊获奖。长期不懈的努力,使本刊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和审读专家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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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绿绿2014

真正就业的时候,单位其实是不管你是现当代还是古代还是外国文学,人家只认准你是中文系就可以了,你看见过哪个单位招人的时候明确说要“现当代文学”么?不可能的,人家只会说要中文系或者说汉语言文学的。中文系是万金油似的专业,就是很多工作都可以去应聘,比如:教师,图书出版、广告界相关的编辑或者文案、策划、记者,门户网站的内容编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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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井街的猫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简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注重学理研究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它主要是对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思潮予以重审,对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思潮流变、文学群体、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探讨文学与乡土文化、启蒙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以开阔的视野,结合新兴的研究方法,将传统的文学研究置于不断加剧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来思考,以此来认识和回应当代社会巨变所带来的新的文学、文化问题。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为国家重点学科。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儿童文学、戏剧影视文学、科幻文学、民间文学、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乡土文化等。所学课程: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国现代作家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争、现代台港文学史、现当代文学思潮史、文学经典导读、当代文学通论、当代各体文学专题等。参考书目:《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童庆炳,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文学史》袁行霈,高等教育出版社;《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新中国文学史略》刘锡庆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北京大学出版社。就业前景:一般就职于企业、高等院校、文化单位、新闻出版机构。推荐院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河南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报考热度:★★★★由于现当代文学招生人数多,时代感强,知识涵盖时间段较短,便于入门和复习,成为众多考生的首选。加之本专业继续深造的空间广阔,该专业的报考人数一直居高不下,近两年的情况尤为突出,2007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比例分别为6%、9%和7%,其热门程度由此可见。以上是我知道的,个人建议现当代文学选华东师大,我们专业考这个的有几个。请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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