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清复明惯一生，驱逐荷兰显威名。雄霸海上几十年，东南宝岛皆知君！家国大义心中藏，男儿热血铁骨行。时逢乱世造英雄，功败垂成泪满襟。反清复明，贯穿了你的一生。驱逐荷兰，收回台湾，开始显露你的威名。雄霸在海上，几十年，东南亚的地方，都知道你。家国大义，深深藏在心里面，男儿的热血，铁骨铮铮一生。乱世，成就了英雄，差一步，就成功实现梦想，泪流湿了衣衫！《郑成功》
一是概括文章的内容，抓住以下几个要点：(1)把握论文的要素，以写事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事，写人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样的人。(2)把握关键性语句，揣摩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人，事。(3)分析层与层之间的关系，理清文章脉络，然后概括。二是弄清论文和文学作品的结构特点及表现形式。掌握以下划分段落的方式：
陈尚君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还有千万别忘了 最经典的一部文献：唐诗三百首
童趣
如果是对诗词的名词解释，只能是注释如果你引用了另外作者对诗词的解释或者心得体会，算是参考文献。但要有文献的名称，出版社或者卷、期等信息。
古诗词可以不用古文传记要备注
引用分“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直接引用”引用的是诗句，一般应当注明。“间接引用”是引用原诗句的意思，则可注明或不注明。但重要的论文，通常也以注明为好。
我们一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原文化部的“古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五辑《出土文献研究》，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出版规划所列的出土文献等，都是用的广义的概念。王国维指出的对中国学术有重大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项发现是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和中国境内的外族遗文，还有内阁档案。这其中，除了内阁档案一般不包括在内，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献。——这是广义的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广义概念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独立的学科，像甲骨文；有的则成为其他学科的一部分，如金文，现在更多的把它作为器物——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像墓志、碑铭，则更多的被纳入传统的金石学的范畴里。可以看出，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概念，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学上的概念。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唐代大诗人 骆宾王 <<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 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鬓影， 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 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 谁为表予心。 在我国古代，蝉被视为高洁的象征，因为它高居 枝上，餐风饮露，与世无争。因此古代很多诗人咏蝉， 有的借以歌颂高洁的品格，有的寓意感慨身世的凄凉。 如“清心自饮露，哀响乍吟风。未上华冠侧，先惊翳 叶中。”（李百药《咏蝉》）“饮露非表清，轻身易知 足。”（褚澐《赋得蝉》）“ 烦君最相惊，我亦举家清。” （李商隐《蝉》），在不同身世经历的诗人笔下，平凡 常见的蝉各具性灵，仿佛是品格高尚的高士形象的化 身。而在历代鳞次栉比的咏蝉诗中，最受称颂、广为 流传的就数这道《在狱咏蝉》诗了。 《在狱咏蝉》诗，与一般的咏蝉诗不同，感情真 挚而充沛，不但没有无病呻吟，更非“贫士失职而志 不平”的平常慨喟。它抒写的是含冤莫辨的深切哀痛。 该诗是骆宾王于仪凤三年在狱中所作。他下狱的原因 尽管说法不一，然而多数认为是被诬陷的。例如有传 说，武后专政，排斥异己，严刑苛法，告密之风盛行。 骆宾王屡次上书讽谏，因此获罪撤了职，并以贪赃入 狱。也有人依据他的《狱中书情》，分析“三缄慎祸 胎”等语，认为他是言语不慎招来了莫须有的打击。 具有侠义性格的骆宾王蒙受如此不白之冤，就借咏蝉 来替自己的清白申辩，宣泄心中激愤之情。诗的序言 中他写道：“仆失路艰虞，遭时徽，不哀伤而自怨， 未摇落而先衰。闻蟪蛄之有声，悟平反（昭雪疑狱） 之已奏。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感而缀诗， 贻诸知己。”在狱中诗人触景生情作该诗，既向知己 的朋友诉说自己的冤屈，又表明了对昭雪信心不足。 序言的末尾说：“非为文墨，取代幽忧云耳。”由此可 见所写都是肺腑之言。 诗的首联点题，上句中的“西陆”，一方面表明 时令已是秋天，一方面又交待了诗人被囚禁的地点一 禁垣西。蝉声唱，指蝉的鸣叫。诗序里说：“余禁所， 禁垣西，是法曹厅事也。有古槐数株焉。每至夕 照低阴，秋蝉疏引，发声幽息，有切尝闻。岂人心异 于曩时，虫响悲乎前听？”诗人失去了自由，听了寒 蝉时断时续的鸣叫声，觉得异乎寻常，深感其中有一 种幽咽、凄楚的意味。这就自然地引出了下句：“南 冠客思侵”。蝉的哀鸣声唤起了诗人思念故乡的无限 惆怅与悲戚。这个“侵”字，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诗人 忧心忡忡的心境和情境。 次联“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是紧承上联 进一步抒发诗人悲苦烦忧的心情。诗人仿佛是在对蝉 倾诉，又仿佛是自言自语：我本来就够痛苦了，哪里 还受得了你不断地向我诉苦呢！正所谓以苦引苦，人 何以堪！ 三联“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表面是写蝉， 实际是抒写自己境况。秋季露水凝重，打湿了蝉的翅 膀，使它难以飞行；秋风频吹，使蝉的声音传不到远 方。此处以蝉的困厄处境比喻自己仕途曲折，蹉跎难 进；受谗言诽谤良多，身陷囹圄，辩词无以传递。诗 句委婉，意在言外。 尾联为一句深沉的慨叹：“无人信高洁，谁为表 予心？”现在世上无人看重“高洁”，又能指望谁来 替我平反昭雪呢！这声哀叹，仿佛对苍天呼吁，又象 是控诉奸佞，满腔愤懑倾泄而出。诗人并没有言过其 实，残酷的现实正像他所预料的，尽管“平反之已 奏”，却如泥牛入海一般杳无消息。直到调露元年， 高宗到东都大赦天下，骆宾王才得以出狱，但“坐赃” 的罪名却和他的“文名”连在一起永远地被载入史册 了。这愤恨如何能平消？到敬业起兵伐武，他积极参 与并起草了《讨武曌檄》，或许原因正在于此。 周颐曾经说过：“问咏物如何始佳？答：未易言 佳。先勿涉岂犬，一岂犬典故，二岂犬寄托，三岂犬 刻画，岂犬衬托。去此三者，能成词不易，矧复能佳， 是真佳矣。题中之精蕴佳，题外之远致尤佳。自性灵 中出佳，自追琢中来亦佳。”《在狱咏蝉》诗最为突出 的特点，正是“去此三岂犬”，用典贴切自然，比喻 精辟传神，寄情寓兴深远。这真正是深领题中之精蕴， 又兼得题外之远致，因此能够成为脍炙人口、千古传 颂的名篇。诗的首联，“西陆”对“南冠”，“蝉声” 对“客思”，“唱”对“侵”，对仗工整。次联则换以 流水对，上下连贯，前后两联错落有致。第三联含蓄 蕴藉，富于理趣。尾联用语犀利畅快。尽管有人认为 “未免太露”，但精通诗道的骆宾王却认为不如此难 以抒胸臆。这种“一吐为快”的风格，正是骆宾王诗 歌一贯的特色。陆时雍曾经说过：“照邻清藻，宾王 坦易。”这种“坦易”的诗风也表现了他倜傥不羁、 豪放脱俗的气质。骆宾王的诗虽然不能摆脱六朝遗习， 但不刻意追求形式。这首咏蝉诗，属对工整，句法善 变，语言精炼，音韵和美，格调深沉而不颓丧，给人 以整齐活泼的美感。
唐代 (618 -- 907) 的诗主要可为四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初唐 (618 -- 712)：初唐是唐诗的酝酿形成时期，主要的诗人有初唐四杰 (王勃、骆宾王、卢照邻、杨炯)、沈?期、宋之问、陈子昂。 1）诗境上：歌行在卢骆手里“从宫廷走到市井”（卢照邻《长安古意》）；五律在王杨手里“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杨炯《从军行》）。 （2）重视声律； （3）讲求骨气：如《从军行》慷慨豪迈；《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一洗悲酸之态，爽朗超脱；《在狱咏蝉》有寄托。 四杰有自觉的变革文风的意识，提倡刚健骨气的文风。杨炯《王勃集序》曰：“（龙朔变体）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在他们的诗中已出现壮大、慷慨的作品。杨炯《王勃集序》评王诗：“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认为王勃能以风骨充实作品，既壮健又有藻饰。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词旨华丽，固缘陈、梁之迹，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认为既有宫体诗华靡的一面，又有风骨。他们努力开拓诗歌境界，能够运用比较畅达的气势来去感驾文辞，将六朝的骈俪转化为流丽矫健。 杜甫《戏为六绝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盛唐 (712 -- 675)：盛唐时期是唐诗的黄金时代。当时优秀诗人如群星丽天，还出现了两位光耀千古的伟大诗人 -- 李白和杜甫。除李、杜外，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也是杰出的诗人。 初唐诗歌发展的脉络是从宫廷御用转向个人抒情。盛唐诗歌普遍的主题是社会政治主题，盛唐诗歌反映了唐人重视事功、富有理想、高度自信、胸怀开朗、热情豪迈的总体风貌。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上李邕》） 1）、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 2）、表现新的体验。即使是旧题材，也写出新体验。如边塞诗。 3）、大眼光、大格局。初唐诗歌精细，盛唐诗歌阔大。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凉州词》）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会须一饮三百杯……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将进酒》）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李白）王湾《次北固山下》：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4）、寒士阶层大量地走向诗坛。 中唐 (766 -- 835)：中唐的诗歌，不过是盛唐的延续。 中唐是唐诗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继盛唐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时期。至贞元、元和年间，由于出现了韩孟、元白两大风格迥异的流派和刘禹锡、柳宗元等风格独标的名家，唐诗又掀起了第二次高潮。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有三个高峰期，称为“三元”??开元、元和、元佑。主要的诗人有韦应物、柳宗元、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与盛唐时期诗歌相比，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呈现如下的特征： 1）、诗歌作者和作品数量多、远远超过盛唐时期 2）、追求新变。盛唐时期诗歌创作达到高峰，盛极难继，中唐诗人不得不另辟蹊径，追求新变。正如白居易所说：“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借用，实际白是专指唱和长律而言)。 3）、多元化。不同的诗人和创作群体有不同的新变追求，结果就形成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其表现就是创作个性更为鲜明突出，风格流派更为丰富多样。 晚唐 (836 -- 906)：晚唐时期是唐诗从盛转入衰微的时代，多数的诗人以摹仿前人为能事，气度不足，艺术成就不高。晚唐诗歌普遍带有衰飒悲凉的气氛，感伤色彩很浓。叶燮《原诗?外篇》： 论者谓晚唐之诗，其音衰飒。……盛唐之诗，春花也，……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美乎？ 余恕诚《唐诗风貌》把晚唐诗歌分为两大群体：一是穷士诗人，以贾岛、姚合、孟郊为代表，包括皮日休、陆龟蒙。风貌特点：收敛境界缩小、淡冷淡泊冷清的心理、着意写诗用心思。二是绮艳诗人，以“小李杜”、温庭筠为代表。风貌特点：悲怆、绮丽、委婉。 晚唐诗人以李商隐、温庭筠、杜牧三人为代表。 初唐约百年，诗人大约270人，诗歌2757首，其中心问题是要批判地继承六朝文学，融合南北文风，为诗歌发展开辟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 初唐百年诗歌的演进，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前后两个五十年。初唐的前五十年可说是宫廷诗的时代（2）。从作家来讲，初唐前五十年主要是以李世民为代表，包括李百药、虞世南、马周、许敬宗、杨师道、长孙无忌、魏征、上官仪、褚亮等人在内的作家群，而以“绮错婉靡为本”的“上官体”为这一时期的代表。初唐的后五十年是逐步突破旧的诗风，建立唐诗风范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坛上比较热闹，改革诗风的呼声与创作实践同样强烈，先是高宗武后时期，以“文章名天下”的初唐四杰登上诗坛，把诗歌的题材从宫廷移到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与塞漠，感情基调也清新健康起来，继之有沈?期、宋之问确立了律诗这种新形式。最后是陈子昂登高一呼，痛斥齐梁，高倡风骨，为唐诗开展健康地发展道路。总而言之，初唐诗歌虽未完全摆脱六朝的浮华和纤弱，诗歌的现实性和思想性尚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已透露了新的气息。 盛唐，是唐代诗歌达到繁荣的顶点时期，在短短的五十三年里，涌现出了十几位大诗人，他们以不相同的风格，投入到了盛唐之音的大合唱之中去。正如李白《古风》其一所说：“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在盛唐诗坛上，李白、杜甫无疑是两位最伟大的时代歌手。而以王维、孟浩然为首的一批诗人和以高适、岑参为首的另一批诗人分别以或宁静优美、或豪迈奔放的音符，弹奏出盛唐之音的不同音部。总体来说，这一代诗人大都具有宏伟的理想和抱负、蓬勃热烈的感情，他们的诗歌大都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的青春活力，这也就是后人所称道的盛唐之音。李白诗歌则是盛唐之音的典型代表。“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伟大的诗人杜甫，以他如椽巨笔，在诗中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代巨变。在诗歌史上，他既是盛唐之音的结束者，又是中唐诗歌的开启者，在整个唐代诗歌史上占据着继往开来的作用，也是整个中国古代诗史上一位杰出伟大诗人。 中唐诗人大约五百七十人，诗歌数量最多，约一万九千余首，诗歌流派也最多，所以高?称之为“中唐之再盛”。这时与安史之乱期间相比，虽然时局得到相对的稳定，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以及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使社会陷于严重的无法摆脱的危机之中。盛唐那积极浪漫主义的热情和理想退潮了，严峻、冷酷的现实使诗人们不得不倾向冷静的观察与思考，所以诗歌转向了现实主义道路。而盛唐诗歌在艺术上所达到的成熟完美的境界，也为中唐诗人在诗歌艺术的创新与开拓上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中唐诗歌无论在内容还是艺术上，都出现了竟相创新的局面，诗人及流派的创作“如危峰绝壑，深涧流泉，并自成趣，不相沿袭”（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中唐诗坛，大致有以下几派： （1）以白居易和元稹为首，包括李绅、王建、张籍等人在内，倡导新乐府的创作，要求“歌诗合为时而作文章和为事而著”，揭露中唐社会政治的各种弊端，反映时弊民疾，在诗歌形式上只要求浅显平易通俗，自然，他们的创作在当时乃至以后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一派诗人，从尚奇怪，重主观的创作主张出发，着力于探讨诗歌的新的艺术形式，并且通过个人的遭遇来反映社会的黑暗。这一派诗人除了韩孟之外，还有刘叉、卢仝、马异、贾岛、李贺等，其中韩、孟、李最为出色。 （3）韩、孟、元、白之前的中唐早期，尚有刘长卿、韦应物与大历十才子等诗人，带着对盛唐的依恋，以萧条、冷落的心境表现山林隐逸的生活情趣。 （4）柳宗元、刘禹锡等“元和贬谪”诗人，或借异乡山水以抒发贬谪之苦闷，或借历史古迹抒发千古兴亡之慨叹，柳的山水诗写得清淡秀丽，峻洁峭激，刘的咏史诗则豪迈畅朗。 晚唐七十年，是唐诗的晚秋时节，但并非一片萧瑟。总体来看，由于晚唐政治形势的恶化，人民生活更加贫困，所以现实主义诗歌在晚唐继续得到发展。李商隐、杜牧两位诗人为晚唐之翘楚，他们的诗歌，无论其内容还是艺术都具有杰出的成就。许浑、温庭筠、韦庄、司空图、韩?、郑谷等诗人，也都各有特色。而皮日休、杜荀鹤、聂夷中等人，继承了中唐元白新乐府的传统，在反映民生疾苦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由于晚唐时局如西风落照，士人深感回天乏力，故淡泊情怀与艳情绮思的主题在晚唐诗坛便十分流行。而艳情绮思的题材在词这一新起的艺术形式中表现的更为充分。到了五代时期，词这种形式迅速发展，为后来宋词的繁荣奠这个问题你可以从审美、诗歌形式和内容三个方面来看。唐代给我们的整体印象就是热情、乐观、进取，这与唐代的社会环境十分不开的。表现在诗歌里就是多慷慨激昂，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严重。当然杜甫以下及受杜甫影响的诗人们除外，他们关注现实，比较受同志们看好。但其实杜甫前期也是比较积极乐观的。即使他写丽人行啊什么的也是有积极入仕的想法。既然是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就不会在诗歌中过多议论，过多附带社会理想啊、儒家道德啊什么的。这也是唐诗与宋诗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唐诗强调风骨，也就是要言之有物，不能无病呻吟，不要空发感慨，要有内涵，这个是从陈子昂开始的。形式上嘛就是你说的，格律诗体制完备啊，各种修辞手法，结构等等都成熟啊，太多了，你多读点自然就明白了。内容上唐诗在山水诗啊、边塞诗啊、送别诗啊，还有杜甫、白居易等等开辟的现实主义诗歌啊都达到了巅峰，后来人只有学他们，再不可能超过他们了。你像及时现在一说唐诗那诗人是一溜啊，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翰、常建、崔颢、初唐四杰、文章四友，我还只举了初唐和盛唐的，以后也有很多。大概我们知道的唐代诗人比的上其他朝代诗人总和了，是吧。格律诗的特点嘛，我知道的也不多。一条就是字数，律诗绝句，每一联最后一个字要押韵，近体诗压平声韵，首联出句可压可不压都知道就不多说了。再就是黏式律，即上一联的对句（就是后面那半句）最后一个字与下一联的出句（就是前面那半句）第一个字要平仄相黏（也就是平仄相同），同一联中出句最后一个字和对句第一个字要平仄相对（就是平仄不同）。并要求这种规律贯通全篇。这是格律诗最重要的规律了。其实还有很多很细的地方。比如那些字是平声字，那些是仄声啊？当然和现在的不同了，不是阴平阳平的就是平声，上声去声的就是仄声。还有黏式律在什么地方必须严格，什么地方可以通融啊，什么叫失黏、失对啊，什么叫坳、救啊。我就知道这么多，还有问题再联系我吧。我尽力解答定了基础。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
1、到图书馆的人大复印资料那里，根据题目一篇一篇慢慢找，有关柳意象的论文，看看摘要，有时得看完原文，总结其中心思想、论点，然后归纳成文。但这是十几年前的方法了。2、到学校的电子图书馆，找到人大复印资料的信息库，同时可用的资料信息库还有很多，如维普、同方等，看你们学校买不买他的账号了。输入关键字，然后文章就出来了。再按照第一步来做。PS：关键字检索，除了选择关键字之外，还可以试试内容、摘要、题目检索等，这样才全面。
新旧唐书
高适是盛唐时期“边塞诗派”的领军人物，“雄浑悲壮”是他的边塞诗的突出特点。其诗歌尚质主理，雄壮而浑厚古朴。高适少孤贫，有游侠之气，曾漫游梁宋，躬耕自给，加之本人豪爽正直的个性，故诗作反映的层面较广阔，题旨亦深刻。高适的心理结构比较粗放，性格率直，故其诗多直抒胸臆，或夹叙夹议，较少用比兴手法。如《燕歌行》，开篇就点出国难当头，突出紧张气氛：“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结尾处直接评论：“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既有殷切期待，又有深切感叹，含蓄而有力。 高适诗歌的注意力在于人而不在自然景观，故很少单纯写景之作，常在抒情之时伴有写景的部分，因此这景带有诗人个人主观的印记。《燕歌行》中用“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勾划凄凉场面，用大漠、枯草、孤城、落日作排比，组成富有主观情感的图景，把战士们战斗不止的英勇悲壮烘托得更为强烈。高适在语言风格上用词简净，不加雕琢。如《别董大二首》之一：“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技巧上看来全不用力，词从意出，没有刻意辞彩修饰。 高适生平和创作可分四个时期: ①开元二十年前,谋事不成，困守宋中，是诗歌创作开始时期； ②开元二十年至天宝八载，首次出塞，浪游无成，为创作极盛时期； ③天宝八载至十四载，侧身下僚，从戎入幕，创作才能继续得到发挥； ④至德元载(756)后，仕途得意,虽然也写过一些佳作，但总的说来，较前三个时期逊色。 高适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现实性较强。主要有以下几类： ①边塞诗，成就最高。代表作如《燕歌行》、《蓟门行五首》、《塞上》、《塞下曲》、《蓟中作》、《九曲词三首》等，歌颂了战士奋勇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也写出了他们从军生活的艰苦及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并揭露了边将的骄奢淫逸、不恤士卒和朝廷的赏罚不明、安边无策,流露出忧国爱民之情。高适有些赞美不义战争、歧视少数民族的作品，如《李云南征蛮诗》等,是这类诗歌的糟粕。 ②反映民生疾苦的诗。这些诗比较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东平路中遇大水》等，真实地描写了广大农民遭受赋税、徭役和自然灾害的重压,对他们的困苦境遇表示同情,他还写过一些赞美“良吏”的诗，从“仁政”思想出发，提倡轻徭薄赋，在当时也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③讽时伤乱诗。大抵指斥弊政，对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有所批判，如《古歌行》、《行路难二首》等。还有一些诗作于安史乱后，对政局流露出忧虑和愤慨，如《酬裴员外以诗代书》、《登百丈峰二首》等。 ④咏怀诗，数量最多，思想内容比较复杂。象《别韦参军》、《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效古赠崔二》、《封丘作》等，抒写了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忧愤，对现实有所不满。 而像《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人日寄杜二拾遗》等,或抒发友情和别意,或向往隐居生活，情意真挚，颇有感染力。这类诗中也有一些企羡功名富贵和吹捧达官贵人之作，并无可取。此外，还有一些咏史之作如《宋中十首》，以及某些描写旅途景色的诗如《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赴彭州山行之作》，也颇有佳句。高适的诗在当时已享有声名。《新唐书·高适传》说他“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殷璠《河岳英灵集》也称许他“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王士祯指出高诗风格为“悲壮而厚”（《带经堂诗话》）。 感情深挚，意气骏爽，语言端直，笔力浑厚，是高适诗风的基本特点。以诗体而论，高诗古体胜过近体,尤以七古最为擅长。歌行长篇，波澜浩瀚,声情顿挫，最是沉雄激壮。五古质朴古直，接近汉魏古诗的气息。近体则以七律和七绝为优。高适作品的编集，原有天宝七载左右张九皋编、颜真卿作序的诗集，今佚。新、旧《唐书》著录其文集20卷，亦不存。今有《四库全书》所收明汲古阁影宋抄本《高常侍集》，凡诗8卷、文2卷。又有《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本8卷。另有明张逊业、许自昌等辑本，皆为2卷。明杨一统辑《高适集》1卷。敦煌《唐诗选残卷》、《高适诗集残卷》等，尚存部分佚诗。注本有今人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孙钦善《高适集校注》，皆附年谱。研究高适生平的著述有王达津《诗人高适生平系诗》、彭兰《高适系年考证》、周勋初《高适年谱》、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