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不是故事合集，而是“志”的合集，《诗经》中的诗篇很好地表达了“诗言志”的中国诗学思想，如首篇的《关雎》，就清楚地表达了“君子”思念、追求“淑女”的“志”，写得真切感人。
诗经里面并不一定都是真实故事，而且很多故事都是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只不过靠着人们的猜想。
诗经成书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
说真的，63诗经的历史还是比较多，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多吧，还是可以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诗经》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三百篇》。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约成书于春秋时期，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申培）、鲁（毛亨）、韩（韩婴）、毛（赵人毛苌）四家。东汉以后，齐、鲁、韩三家先后亡失，仅存《毛诗外传》。毛诗盛行于东汉以后，并流传至今。《诗经》约成书于春秋时期，到了汉代被儒家奉为经典。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东汉以后，齐、鲁、韩三家先后亡失，仅存《毛诗外传》。毛诗盛行于东汉以后，并流传至今。重要的注本有《毛诗正义》、宋朱熹的《诗集传》、清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清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今人程俊英的《诗经释注》[1] 、今人余冠英的《诗经选译》等。现今流传本有三百一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后来为方便，就称作“诗三百”。孔门弟子中，子夏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而如今世上只剩外传10卷。至于当今世上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作品来源：《诗经》的作者亦非一人，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体裁：《诗经》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时期大约五百多年的三百零五篇诗歌。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是地方民歌，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首；“雅”主要是朝廷乐歌，分大雅和小雅，共一百零五篇；“颂”主要是宗庙乐歌，有四十首。表现手法主要是赋、比、兴。“赋”就是铺陈（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就是类比（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就是启发（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经》思想和艺术价值最高的是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伐檀》、《硕鼠》就是“风”的代表作。包含“风”“雅”“颂”和修辞手法“赋”“比”“兴”，合称《诗经》的“六义”。风、雅、颂，是诗经的体裁，也是诗经作品分类的主要依据。“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可推断出诗产生于如今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毛诗序》中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修辞：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修辞。赋：反复铺陈。“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朱熹《诗集传》，赋即铺陈，也就是直接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打比方。“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诗集传》，比即比喻、打比方，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兴：起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兴即烘托、衬托，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兼有了比喻、象征、烘衬等的手法，但正因“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
兴”（去声）即起兴，就是联想，触景生情，因物起兴。有引起联想，烘托渲染气氛的作用。《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 西周初年至 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 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 南陔、 白华、华黍、由康、崇伍、 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 尹吉甫采集、 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 风》、《 雅》、《 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 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 周颂》、《 鲁颂》和《 商颂》。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 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 孟子、 荀子、 墨子、 庄子、 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是的，描述正确无误！《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 西周初年至 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
诗经》第一节《诗经》概说《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也就是黄河、长江、汉水、渭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第二节《诗经》的编集《诗经》的编集，在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历史上有广泛影响的“采诗”、“献诗”、“删诗”之说，透露了《诗经》作品来源和编定的一些消息。采诗：周代朝廷采诗、献诗以制作礼乐。班固《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动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种采诗制度的目的是观风察政。献诗：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国语·召公谏弭谤》：“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公卿列士所献之诗，既有自己的创作，也有采集来的作品。附：删诗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东汉王充《论衡·正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其重复，正而存三百五篇”。删诗说影响很大，至今有人坚持，但多数学者认为此说不确：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鲁乐公演奏十五国风，名称顺序与今本是《诗经》相同。当时孔子仅8岁。《史记》说孔子删诗是在“自卫返鲁”之后，但《论语》中孔子不止一次提到“诗”、“诗三百”。春秋时期诸侯宴飨和出使，常赋诗言志，所赋之诗多为《诗经》。而赋诗言志之风，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孔子曾骂过“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主张“放郑声”。但现本《诗经》郑卫民歌依然很多。可见，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孔子对“诗”可能作过“正乐”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对“诗”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第三节《诗经》的分类《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诗”最初都是乐歌，只是由于古乐失传，后人已无法了解风、雅、颂各自在音乐上的特色了。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即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31篇，是西周初期的诗。周颂不同于其他诗的体例，不是由数章构成，每篇只有一章。鲁颂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商颂5篇，大约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第四节《诗经》的应用和流传一、赋诗言志：《诗经》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广泛流传，《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事例，他们以“诗”来酬酢应对，出使专对，以赋诗来表情达意。称引“诗”句，来讽谏劝戒，评论抒情，在上层的人际交往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吴楚交战，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春秋左传·定公五年》）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二、四家诗：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汉儒传《诗》，使《诗》经学化，固然有对《诗经》的曲解、附会，但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不仅对《诗经》的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古代《诗经》研究简说：《诗经》的传授和研究，自汉以下，主要用于经学。经学是开始于汉代、绵延至清代的一门专攻儒家经典的学问，这门学问的宗旨，是为封建社会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建设服务，一般以“六经”注我的方式阐发学者的主观思想。《诗经》作为经学的一科，讲授和研究的主题，自然不是艺术形式而是思想内容。大致说来，汉学重“美、刺”，宋学重“义理”，清代“朴学”重“考据”。汉学：是汉、唐经学研究的主流。汉学研究《诗经》的典型著作有《毛诗序》、《毛诗郑笺》、《毛诗正义》。汉人在诗的标题下写一篇类似于题解的文字，称为毛诗序，《关雎》篇为大序，其余为小序。《诗大序》总论《诗经》，认为诗歌反映政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小序》则以史解诗，以诗证史。具体指出各篇的政治背景，或因某事而美某人，因某事而刺某人。所以清人程廷祚《诗论》说：“汉儒说诗，不出美刺二端”。到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集《诗经》汉学研究之大成，全面继承了汉儒“美刺”的说法，进一步肯定了《诗经》是一部美刺时政的政治诗集。应该说《诗经》中有一部分诗是与政治有关联的，具有美刺的性质。但不加区别地说每一首诗都是美刺，就过于拘泥了。宋学：是宋、元、明经学研究的主流。宋学不满汉学只讲美刺的毛郑诗学，集中批判毛诗序。苏辙《诗集传》、郑樵《诗辨妄》、王质《诗总闻》，代表性的是朱熹的《诗集传》，废序言诗，自由讨论。跳出汉学的窠臼，而讲出了宋学的特色。宋学以理说诗，主性情、主义理。“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四书集注》）这样《诗经》有汉学家的政治教科书变成了宋学家的“理学教科书”。宋学的功劳在于指出了《诗经》中存在着大量的与“美刺”无关的民间歌谣。“凡诗之所谓风者，所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诗集传》序）宋学的弊端在于指责这些民间歌谣是“恶为可诫”的淫奔之诗。宋学还有脱离训诂、随意穿凿的毛病。清代朴学：汉学复兴，宗汉而攻宋。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毛诗传疏》推崇毛传。其宗毛攻宋的武器就是发扬汉代“汉学”重视考据的朴实学风，认真地做音韵、文字和词义的工作，所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其字也，由字而通其词，由词而通其道”。（戴震）清代朴学的贡献在于：专心的考据，对于《诗经》训诂，贡献良多。但其弊端在于：只敢拿《诗经》做往古的学问，不敢拿《诗经》作当世的鞭策，背离了复兴“汉学”“引古筹今”，用之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顾炎武）的初衷。
中国历史的书分正史和杂记正史是历朝历代政府组织编写的。主要有史记 ( 汉·司马迁 ) ▪ 汉书 ( 汉·班固 ) ▪ 后汉书 ( 南朝宋·范晔 ) ▪ 三国志 ( 晋·陈寿 ) ▪ 晋书 ( 唐·房玄龄等 ) ▪ 宋书 ( 南朝梁·沈约 ) ▪ 南齐书 ( 南朝梁·萧子显 ) ▪ 梁书 ( 唐·姚思廉 ) ▪ 陈书 ( 唐·姚思廉 ) ▪ 魏书 ( 北齐·魏收 ) ▪ 北齐书 ( 唐·李百药 ) ▪ 周书 ( 唐·令狐德棻等 ) ▪ 隋书 ( 唐·魏征等 ) ▪ 南史 ( 唐·李延寿 ) ▪ 北史 ( 唐·李延寿 ) ▪ 旧唐书 ( 后晋·刘昫等 ) ▪ 新唐书 ( 宋·欧阳修、宋祁 ) ▪ 旧五代史 ( 宋·薛居正等 ) ▪ 新五代史 ( 宋·欧阳修 ) ▪ 宋史 ( 元·脱脱等 ) ▪ 辽史 ( 元·脱脱等 ) ▪ 金史 ( 元·脱脱等 ) ▪ 元史 ( 明·宋濂等 ) ▪ 明史 ( 清·张廷玉等 ) 合称二十四史。也有把民国 柯邵忞等编的▪ 新元史纳入合称为二十五史。正史虽然受到皇权的影响也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性，但绝大多数都是真实可信的。 还有一部分是为正史为基础，对正史的资料进行补充、修订，被称为注或者是传，如 ▪左传、 ▪三国志注，作为正史的研究和补充也被归位正史一类。 与正史相对的是野史、也称稗史、外史等属杂记。一般认为是指古代私家编撰的史书，与官修的史书不同的另一种史书，与“正史”相对而言。古代有“稗官野史”的说法，稗官者，采录民俗民情的小官也。野史中所写的人物和事件大多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刘鹗 ▪老残游记云：“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虚证诸实在。” 相比较而言，正史的史料更可靠，更权威也更可信，但由于封建的正统观念及其他种种原因，也删去了一些本该记入正史的事情。这些事情，便给野史留下了广阔天地。 还有一些古代奇文异事录，如 ▪山海经 ▪水经之类的，也可作为杂记一类。 看历史主要还是应该看正史，比较可信；野史杂记虽然相对粗鄙，但有时可以作为参考。其他的比如演义之类，属文学作品，不能作为历史凭据。
《春秋》: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光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 《国语》: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 第一部断代体史书是《汉书》(东汉·班固) 二十四史 史记 (汉·司马迁) 汉书 (汉·班固) 后汉书 (范晔、司马彪) 裴注三国志 (晋·陈寿) 晋书 (唐·房玄龄等) 宋书 (南朝梁·沈约)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 梁书 (唐·姚思廉) 陈书 (唐·姚思廉) 魏书 (北齐·魏收) 北齐书 (唐·李百药)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 隋书 (唐·魏徵等) 南史 (唐·李延寿) 北史 (唐·李延寿) 旧唐书 (后晋·沈昫等) 新唐书 (宋·欧阳修、宋祁) 旧五代史 (宋·薛居正等) 新五代史 (宋·欧阳修) 宋史 (元·脱脱等) 辽史 (元·脱脱等) 金史 (元·脱脱等) 元史 (明·宋濂等) 明史 (清·张廷玉等) 二十四史，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公元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纪传体编写。
军事《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六韬》、《三略》。合称为《武经七书》。医学《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伤寒杂病论》。文化《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尚书》、《诗经》、《易经》、《礼记》、《左氏春秋》合称“五经”。还有《韩非子》。春秋三传的价值也很大（《公羊专》《谷梁传》《春秋》）还有很多名著之类。历史《二十四史》，这个自己细查吧，不点了，除了各国历史之外，里面比较著名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地理《山海经》、《水经注》、《徐霞客游记》科学《天工开物》、《齐民要素》、《梦溪笔谈》。四库全书（经史子集）、《永乐大典》。
1、正史、史料类：《春秋》《尚书》《史记》《汉书》《三国志》2、通史类：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白寿彝《中国通史》3、通俗史类：个人很喜欢《明朝那些事儿》系列，好看且基本都是有趣的正史
我只想说一句，现在韩国人领结婚证，结婚证上的签名是汉字
谚文（朝：언문／谚文，今名：朝：조선글／朝鲜글、朝：한글／韩글），现在的韩国称其为“韩字”（朝：한글）[1]，以区别于历史上的名称“谚文”（朝：언문／谚文）。其俗称“韩文字母”、“朝鲜字母”、“音文”、“训民正音”等，是朝鲜语所使用的表音文字。15世纪，在李氏朝鲜（1392年－1910年）第四代君主世宗国王（1418年－1450年在位）的倡导下，其由一批学者创造完成。在创造这些简单的音标以前，朝鲜人主要借用汉字来纪录他们的语言。
韩国人在古代用的是中国字，后来韩国人又造了字，以为可以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很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无法解决，于是就有了你说的这种情况。
秦汉的时候 为了躲避战乱 有更多的中国人逃到朝鲜半岛 历朝历代的移民 是他们把汉文化带过去的 再有就是韩国很早以前就是咱们的附属国 年年进贡 岁岁来朝 官方那个时候的接触的官方语言就是我们的汉语 整个朝鲜半岛自古就是我们中国的
一、联系 档案与文件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档案是有价值并经过归档保存的文件材料的集合体。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文件的归宿。 档案和资料都是知识的载体，都是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不可缺少的资源条件，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相互转化。二、区别 1、同本单位实践活动关系不同。凡是直接记述和反映本单位活动并应归档保存的属档案；资料则是为了工作参考的目的而收集购买来的材料。 2、对本单位所发挥的作用不同。档案是本单位活动的直接记录，因此它具有历史的查考作用和凭证作用。而资料则是收集或利用各种手段索取来的材料，对本单位的活动不具有凭证作用文。文件是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产生的记录"文件"并不能等同于”档案“，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具有保存价值以及是否具备原始记录的性质。如果两者都具备，则可以称之为”档案“，否则只能算作文件。虽然两者有很大的交集，但绝不能等同。
历史档案一般是指机构（特别是官僚化了的机构，以政府最为典型）在运作的“当时”所留下的比较正式的公文、备忘录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文件。而一般说来，史料就是比较泛泛地指“当时”（也就是历史的“过去”）留下的资料，尤其是文献资料。这个不但包括档案在内，而且还包括了所研究时段的所有类似报纸新闻、时人回忆录与日记、编订的当代史等等。与之形成最大区别的概念就是后世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不过，对于资料比较贫乏的时代（比如中世纪早期），对可用史料所记载事件的“当时”性的要求便放宽了许多。也就是说，某时代的档案是在后世是属于史料的一种。因此说，档案记载所包含的内容比史料记载所包含的内容在来源上要狭小一些。
目前学术界关于档案的定义还不统一。一般地，档案是指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原始记录性是它的本质属 。我国古代的档案，在各个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商代称为“册”，周代叫做“中”，秦汉称作“典籍”，汉魏以后谓之“文书”、“文案”、“案牍”、“案卷”、“簿书”，清代以后多用“档案”，现统一称作“档案”。 档案是直接形成的历史纪录。“直接形成”说明档案继承了文件的原始性，“历史纪录”说明档案在继承文件原始性的同时，也继承了文件的记录性，是再现历史真实面貌的原始文献。正因为档案继承了文件原始记录性，具有历史再现性，所以档案才具有凭证价值的重要属性，并以此区别于图书情报资料和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