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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红，简单实用
美国具百年历史著名的传媒行业杂志《variety》，是美国权威电影杂志，美国在电影方面是目前世界最好的国家，能在美国称上权威的电影杂志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1、企业规模扩大导致管理层次增多2、企业发展的途径已从集中化转化为多样化3、企业的社会责任在迅速化提高4、企业之间的竞争加速
从广告的最早出现来看，到底是起源于何时何地，这个问题是广告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就目前我们接触到的资料来看，应该是在东方和西方几乎同时出现了广告现象。但是，现代广告的发源地为西方国家，这是无容置疑的。 一、西方广告形式 人们现在所见到的最早的广告，是现存于英国伦敦博物馆内的一张写在羊皮纸上的广告。据考证，它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古埃及的一张寻找一个出走佣人（奴隶）的广告。据记载，古罗马的独裁统治者儒略·凯撒面对即将来临的战争，经常通过散发各种传单来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以便获得民众的支持。可见，传单广告形式在西方被最早使用。 西方广告形式曾经陆续存在过招贴广告、声响广告、演奏广告。作为演奏广告在中国广告史上往往是盲艺人采用的广告形式，并不被普遍采用。而在西方社会中，以演奏形式影响、招徕顾客则变较普遍。此方式起源于1141年的法国的贝里州，12个人组成的口头广告团体，经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的特许，在特定的酒店里吹笛子，招徕顾客，从而对光顾的客人进行推销宣传。 西方国家最主要的广告形式构成了现代广告形式的体系。西方国家主要广告形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并不断完善，成为了现代社会中主要的广告形式。 1．报纸广告 在欧洲国家，报纸历史十分久远。l 5世纪末叶，在欧洲国家出现了印有新闻的小报，时称“新闻书”，为对折四开的印张，被视为报纸的直接起源。美国早期的报纸有《纽约太阳报》、《美国先驱报》、《纽约时报》等。《纽约太阳报》白1833年9月3日由B·H·戴的人创立以后，很快在美国掀起了便士报运动，即“只要花一便士就可以买一份报纸”，从而开创了美国历史上的“报刊宣传活动”(Pressagentry)，在美国报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便士报运动开展之后，由于报纸售价低廉。人人都可以买得起，因此报纸发行星大增，随即广告费也迅速上涨，十是有些企业为了节省广告费，便雇佣专门人员来制造煽动性新闻，以此扩大影响。尽管这一时期在美国传播历史上被称为“最不光彩的时期”，但毕竟推动了美国报刊业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以后，报纸广告发展更为迅速。随着广告刊载数量的增多，一份报纸的版面越来越多，报纸广告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信息的传播，一直到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如订婚、嫁娶、求职、供职、租房、家教、育儿、计点工等等。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有的报纸的周末版上信息容量竟然达五六十万字，而其中有很大部分的为广告信息以及与广告有关的宣传信息。报纸广告在西方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与作用可窥其一斑了。 2．广播广告 广播的出现，是人类传播领域最大的突破之一，由此产生了不受时间、地点以及复杂制作工艺限制的广播广告。1920年，美国首家商业广播电台创立，1926年出现了全国性广播电台，广播电台便成了前所未有的主要广告媒介。随后，世界上各个国家纷纷建立自己的电台。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在电台广播领域，有的国家政府明今限制或禁止电台广播广告。但是就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广播电台而言，广播广告是电台经费开支的重要来源之一。 3．电视广告 1936年英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1939年美国创办了美洲第一家电视台，但正式开办商业电视台是1941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电视传播事业迅速发展，各国电视台相继建立。其中许多电视台都经营电视广告业务，从而使电视广告迅速发展。 4．杂志广告 1731年英国出版的《绅士杂志》，最早用“magazlne”(杂志)一词称呼期刊。对之有过如此描述：“每月成集，锦文荟萃，如杂志”。“magazine”一词是由阿拉伯文的“makhzan”变化而来，原词意是“仓库”的意思，也许就此转用知识的仓库，把后来刊登论文、小说等文字的期刊都叫作了杂志。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杂志才逐渐被普遍重视。杂志的大发展是在二战以后；世界处于稳定发展之时，各个专业领域和综合性领域的发展，客观上需要进行交流和传播所导致的。像德国的《明镜》，美国的《时代》，日本的《读卖周刊》等杂志都成为世界性的重要杂志。同时，大量趣味性、知识性、娱乐性—的杂志不断出现，并且与广告传播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现代杂志广告。 5．其他广告 户外广告。户外广告在国外17世纪以后出现并发展。在1870年，户外广告的收入占到商业广告的30％，到20世纪初，随着交通工具的改进，尤其是汽车的普及，公路建设的发展，户外广告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户外广告多以图画为主，目的是加深人的印象。户外广告的种类有广告牌、海报、建筑广告等。 空中广告。空中广告是以空中飘浮物和飞行物做媒介，垂挂或书写广告，以引起大众的注意和兴趣的广告形式。早期的空中广告是以风筝形式来表现的。1913年，英国皇家空军J·c·萨维奇少校开始组织烟雾空中广告实验。1922年在英国举行了首次表演，飞机在空中利用烟雾写下了“Daily Mail”(《每日邮报》)的字样。后来美国人发明了空中投光广告，给人以宏伟壮观的感受。在1991年海霓虹灯广告。世界上第一例霓虹灯广告是由法国人克劳特安装在巴黎皇宫上的。随后英国人开始效仿。本世纪20年代，才进入美国。霓虹灯广告的普及运用是在本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之后，到50年代霓虹灯广告随着新技术新材料的发明及使用，变得多种多样。到90年代之后，其形式更是繁华多彩。霓虹灯广告成为了一个地区经济繁荣与否的重要显示。 直邮广告。直邮广告是采取将产品宣传资料直接邮寄给消费者的广告形式，此形式广告在西方某些国家所占比重很大，甚至被喻为取代杂志的四大媒介之一。 二、广告职业化和专业化 广告活动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是从美国开始的，并由美国传到欧洲许多国家。 1869年，在美国的费城，N·w·艾耶父子创立了具有真正专业广告公司意义的广告公司，即“艾耶父子广告公司”。该公司经营的重点从单纯的报纸版面转到为客户服务，为客户制作广告，帮助客户制定广告策略，并注重广告效果。 20世纪初期，广告专业公司的发展十分迅速。美国广告业自开始便首当其冲，引导广告专业公司发展大潮，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广告公司。在2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广告公司做了大量工作，对使美国工商企业摆脱经济萧条起到了极其重要伪作用。因此；在世界上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广告公司行业群体。 美国广告业的发展带动了世界范围的广告业的活跃和发展。从广告业态势来看，从二战以后，在世界上出现了以美国为核心领导，西欧和日本为重要主体的世界广告业的大发展。 三、广告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广告学的产生 广告学之所以出现，存在着三个原因，即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客观推动，心理学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和学科分化的必然。 第一，客观基础。20世纪初，专业广告公司的迅速发展，推动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又给广告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在广告理论上将广告实践中的经验加以总结和提高，以便进一步推动广告事业的发展。正是由于商品经济在本世纪初的大发展，才形成了广告理论研究的客观基础。 第二，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自1879年德国的冯特教授在莱比锡大学创立第一家心理学实验室之后，从实证角度展开了对心理机制和心理活动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从而使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现代心理学的产生和进一步发展对消费心理学和广告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心理学理论每一次发展和突破都导致广告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新理论的产生。 第三，学科独立大潮的必然。20世纪初期，是社会科学学科分化的时期。随着社会科学18世纪形而上学地发展和19世纪在学科经验和萌芽概念上的积累，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领域开始出现了分化现象。从而产生了一大批的20世纪新学科。就广告而言，它是适应这一学科大综合和大分化的客观形势，把原属新闻、传播、营销和心理活动中的概念、范畴加以综合、抽象和分离出来，并找出其中内在逻辑，进行新的结构组合，从而构建出了独立的广告学理论体系。 (二)国外广告学的发展 国外广告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创立、成熟和创新。 1．创立阶段 从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30年代为广告学的创立阶段。 1900年，美国心理学家哈洛·盖尔(Har]ow Gale)在多年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广告心理学》一书，强调商品广告的内容应该使消费者容易了解，并应适当运用心理学原理以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和兴趣。1901年美国西北大学校长、社会心理学家瓦尔特·狄尔·斯科特(WalterD513Scott)在西北大学做报告时，系统提出心理学如何应用于广告宣传诸要点。随后，他连续发表有关论文12篇，并整理成册出版《广告论》(又译为《广告原理》)一书。1903年问世的《广告沦》认为心理学应用十分广泛，不仅在广告业范围，各种产业莫不可行，为广告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席克斯编著了《广告学大纲》，对广告活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广告论》和《广告学大纲》被视力世界上最早的广告学著作。 1908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撰写了《社会心理学》一书，分析并研究群体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其中大量涉及与消费心理有关的直接和间接因素，对广告学的建立起到理论背景的支持作用。1912年德国心理学家敏斯特伯格发表《心理学与经济生活》一书，重点研究工业心理学诸问题，在部分章节中明确提出广告效果和橱窗陈列等和消费心理相关的问题。1902—1905年期间，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密西根大学和西北大学都开始讲授有关广告学方面的课程。 自l 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研究广告的理论出现，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个时期广告理论研究的特点是提出问题，简单论证，理论比较零散，未形成完整学科体系。但是，广告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出现。 2．成熟时期 自本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为广告学成熟发展时期。 在本世纪20年代，传播学和市场学开始出现，尤其是市场营销活动的开展及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推动了广告学的进一步成型。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大萧条，客观上对广告学提出了理论要求。因而，此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广告专家和学者，研究现实问题，利用广告影响和推动现实经济的发展。 一批广告理论研究人员在使广告理论成熟化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产生了许多广告理论流派。本世纪前期美国最有影响的文案撰稿人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创立了情理广告派，他为广告定下了“纸上推销员”的著名定义。克劳德·霍普金斯发展了约翰·肯尼迪的情理广告，成为情理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广告之于商品，犹如戏剧之于人生，它既是商品，又高于商品。他写过无数著名的广告文案，使不少商品成为名牌。他的著作《科学的广告》一书是美国修学广告的学生的必读书。李奥·贝纳建立和发展了“芝加哥广告学派”，在广告表现上“我们力求更为坦诚而不武断。我们力求热情而不感情用事”。罗瑟·瑞夫斯（Tosser Reeves）首创了广告是“独具特点的销售说辞”（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的理论。明确“广告的艺术是用可能最低的费用把一项讯息灌注到最大多数人的心中”。威廉·伯恩巴克（William Bernbach）提出广告写作一定要有创造力，在广告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有独创性（original）与新奇性（fresh），“你写出的每一件事情，在印出的广告上的每一件东西、每一个字、每一个图表符号、每一个阴影，都应该有助于你所要传达的讯息的功效”。大卫·奥格威（David Ogilvy）创立了“形象设计”理论，被誉为“形象设计时代的建筑大师”，他的《一个广告人的自白》一书。总结了自己从事广告实务的经验和体会，自1962年出版至今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在美国国内它的销量已逾30万册。此书在欧美专修广告的学系中，是学生必读的参考书，其中既有广告的创作，也涉及到诸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理论。乔治·葛里宾(George Gribbin)将罗必凯学派系统化，他认为“写好广告与写其他任何东西的要点，都是写作者要做到了解别人，对别人洞察入微，并对他们有同情心。”在广告中，要使对方连续不断地去读文案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直到看完广告的最后一字。他明确指出广告人员一定是阅读广泛的人，不仅撰文人员甚至一切与创作广告有关的人都应如此广告撰文和创作，应该不断修改，使其完善。广告要贴近生活，文案写作人员应该对商品有深刻的了解，去了解未来的顾客，去了解你的商品，才能创造出好的广告。 这一时期，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区的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 Me)，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广告公司总部，因而，这条街道成为了美国广告业的代名词。 3．创新时期 70年代以后，随着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使广告的现代化手段及技巧有了大幅度的革新，广告调研预测技术、媒体策划技术、广告表现技术出现电脑化趋势，广告理论出现了不断创新的趋势。 60年代末70年代初艾·里斯（AL Rise）和杰·特劳特(Jack Trout)提出“定位”(Positioning)概念，并写了一系列名为“定位时代’’(Positioing Age)的文章。广告定位理论迅速传播到许多国家。最近，杰·特劳特在总结25年来的经验基础之上出版了《新定位》(The New positioning)一书，提出了更符合时代要求定位策略。与此同时，广告媒体的研究、广告心理的研究、广告运动策略、广告经济学、广告社会学、广告文化学与传播学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出现，丰富、促进了广告学基本理论，又同时推动了广告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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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摄影师手里买的，现在很注意版权问题的
《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法）马特拉）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 提取码：jhn4 书名：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作者：（法）马特拉译者：陈卫星豆瓣评分：6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年份：2005-2页数：336内容简介：《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当今世界，从信息工业的跃进到媒介产业的发展，都足以证明传播对现代社会的渗透是一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不断地产生信息，不断地进行信息循环，再不断地生成新的信息。从有线电波到通信卫星，从通讯社到数据库，传播网络和传播流量的国际化和增量速度不停地改变着世界。 信息传播的“国际化”或“全球化”是如何形成的？信息传播在世界现当代历史的演进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就是西方著名学者阿芒·马特拉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试图解释的问题。 作为法国著名左翼学者，阿芒·马特拉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走出欧洲，观察国际风云变幻后面的传播脉络。30多年来著作累累，论题涉及到文化、政治、大众媒介和传播历史及理论。马特拉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一书中提出了三个观点。 首先是战争对传播具有推动作用。战争对信息传播的功能性需求，先是缩短时空距离的需要（比如，手机的前身是摩托罗拉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的步话机；五角大楼作战指挥系统的计算机网络诞生了后来的因特网），同时战争期间对鼓舞士气的要求也促进了宣传鼓动的发展，甚至衍生出心理战这个专门学科。 其次是发展主义的神话使金融资本走向经济全球化，从而模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最终是跨国的信息传播新网络按照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分配重新分割世界。 第三，信息文化尤其是视听文化的全球流动引发了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在商品的标签下，跨国传媒集团用工业化方式推广的文化，成了普遍的文化消费资料，而“消费者权利”成了文化传播的动力。 马特拉着力观察和批判了传播强国的跨国媒体集团为了主宰其他民族的、地方的或群体的文化，而在强制性传播中掀起的一场全球化运动。他认为，文化同化的恐惧和文化认同的希望自从传播工业化以后就成为了国际关系的要素，但文化同时要受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文化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跨国媒体集团所标榜的所谓“现代化的取舍”，虽然看似重视了信息接受者的权利，但却忽视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真正的信息传播应该是接受者和传播者之间的互动的对话过程。而在信息交流的不平等背后，马特拉预言了人类将面临着重重危机。作者简介：阿芒・马特拉，西方著名学者，巴黎第八大学信息传播学教授。1936年生于比利时，巴黎大学法学博士。长期以来从事媒介运动、文化策略和传播理论的研究和教学，著有（包括与人合作）30余本学术专著，其主要著作被译为英语等15种文字出版。马特拉从70年代以来致力于传播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开创性研究，是当今传播学批判理论的代表性人物。
《论STP战略在杂志专门化中的运用》可以吗 [营销参考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传媒市场的不断成熟，媒介个体日益作为一种特殊企业进入市场，成为整个市场体系的特殊组成部分。市场细分作为媒介市场化的必然结果，不少媒体开始将目标读者集中于具有特殊消费需求的“小众”，媒介产品出现专门化和专业化趋势。市场营销战略中的STP战略也被广泛运用于媒介市场中，锁定特定的分众市场。本文将以湖北知音传媒集团下的《打工》杂志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市场分析，探讨STP战略在杂志专门化中如何运用，怎样决定杂志定位以及所带来的市场成效。 关键词：STP战略 杂志专门化市场细分 《打工》 STP战略是市场营销学中的重要概念，S（Segment）即市场细分，T（Target）即目标市场策略，P（Position）即市场定位。其中市场细分是确定目标市场的前提，也是企业进行市场定位，消费者定位的依据。 随着传媒市场细分的不断成熟，杂志市场也相应呈现专门化趋势。杂志经营单位根据杂志市场的内在规律和读者的特定需求，以一种杂志为单位进行内容定位划分，使其内容和风格能够集中地满足某些特定领域受众的需求。 《打工》杂志是隶属于湖北知音传媒集团下的一份面向全国发行的子刊，它的创办是对《知音》部分读者群的细分，依托《知音》品牌和资源优势，因而能够迅速打开市场局面，受到读者的欢迎。2000年11月《打工》创刊，其创刊号发行量就达到10万份，仅办了两期后，即2001年1月就改为半月刊，月发行量达到30万份。目前月发行量近60万册，成为知音期刊集团下仅次于《知音》杂志的第二品牌。创办这份期刊杂志社总共投入50万元，现在年实现利润达到370余万元。 《打工》杂志的目标市场营销策略基本遵循了STP营销。第一部S是市场细分（market segmentation）,第二步T是市场目标化（market targeting）,第三步P是市场定位（market position） 一、S战略(market segmentation) 武汉区域内期刊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不仅有知音杂志社、幸福杂志社、今古传奇杂志社、爱情婚姻家庭杂志社等专业杂志出版机构，还有包括长江出版集团、湖北日报报业集团、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诸多杂志，都在争夺有限的读者市场。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不得不将期刊市场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把期刊市场分成具有相似欲望和需求的市场或子市场。 按照人口统计变量划分：《打工》杂志的目标读者年龄应在16周岁——45周岁，以女性读者稍多。文化层次集中于高中、中职、大一大二的学历水平。 他们应是城市中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的打工族、下岗族和创业族，他们的收入不高，对致富信息有强烈的兴趣，对财富有急切的追逐。他们属于经济文化状况的较低层，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进入小康或者富裕阶层，也常常有一夜致富的梦想。 按照地理变量划分：《打工》杂志的目标读者应是集中在特大、以及大中城市中的打工族、下岗族和创业族。他们中很多人是从农村来到城市中寻求致富之路的流动人口，对城市有莫大的好奇和向往。 《打工》杂志面向全国发行，但是主要的读者群还是集中在华中地区，尤其以武汉区域市场为主。 按照心理变量划分：《打工》杂志本身定位的目标读者，按照陆学艺划分的中国十大社会阶层来看，他们属于拥有很少量组织、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底层三个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按李强的利益群体的社会分层范式，属于利益相对受损者。 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虽然较低，无法拥有社会的决策权，但因其这些人数量众多，整个群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生存状况，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治安的稳定，是社会问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行为变量划分：目标读者中，他们的日常收入的消费主要用于生活必需品，对文化产品这一类精神层面物品的消费在其开支中所占比例很小。他们大多没有读报、读书的急切需求和固定习惯。因为《打工》杂志是面向低端市场的杂志，个体的购买力较差，但是受众数量大，通常一份杂志在多人中传阅率较高，因此反复使用率高。 在这些市场细分中，目标读者的规模、购买力和特征是可以统计调查得到的。具有可衡量性。《打工》杂志也具有能有效进入和满足细分市场的能力，因此有可获得性。因目标受众人数众多，虽消费能力有限，但仍具有可收益性。《打工》杂志针对自己的目标受众，可以确定用稿标准，提供丰富的就业信息，因此也具有可行动性。 二、T战略（market targeting） 针对读者市场进行了细分后，选择适合自己办刊风格的目标受众，并具体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制定出一套完整详实的方案，是将目标市场营销战略付诸实际的下一步措施。 《打工》杂志的出现是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后遗留下了大量下岗工人安置问题，进城务工的人口迁移浪潮以及中国入世的社会背景相契合的。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以及社会下层民生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打工人群的生存状态被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如何帮助他们走出经济上的困境，如何创建更为公平合理的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如何为他们在这个信息社会的生存提供有利的信息资源，如何为打工族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和倾诉的平台……都成为了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知音传媒集团敏锐得认识到城市中存在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他们年龄介于16周岁——45周岁，具有高中、中职的文化水平，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虽然收入不高，但对财富有强烈的追求欲望，日常消费习惯中对文化产品的消费比例不高。这些人的社会身份大多被定义成打工族、下岗族和创业族。他们的人数占据了我国人口比例中的绝大部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越来越受到社会决策层的关注。创办专门面向打工族的一份期刊是具有前瞻性，并且是与时代的脉搏相契合。 但是另一方面，目前国内专门针对这一特殊人群的期刊很少，市场还处于一种真空状态，潜力巨大，前景可观。依托知音传媒集团业已取得的巨大影响力，创办一份专门针对打工族、下岗族和创业族的杂志无疑是具有巨大的利益空间的。 《打工》杂志即采取了补缺定位，定位于市场“空白”地带或市场缺口。 在《打工》杂志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力的面向打工族的杂志，只有广东佛山文艺的《打工族》。但是《打工族》的主要题材是以小说等文艺题材为主，更加突出文学性，因此它所针对的读者群所要求的文化水平更高，与《知音》杂志的目标读者群有所差别。知音集团则在《打工》创刊之初就提出了，要依托《知音》杂志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编辑队伍，将知音的品牌资源最大化得延伸，实现规模化的经营。因此，《打工》杂志走了以纪实性特稿为主，突出新闻事件的真实性的办刊道路，避免了与《打工族》这个资历更老的杂志的正面竞争，即突出了本集团的办刊风格，也避免了与《打工族》争夺相同的读者市场。 此后，2003年8月，又由全国妇联主管，中国妇女报主办了一份市场更为细分化的《打工妹》，主要针对流动人口中女性群体，关注农村进城务工青年和城际间流动务工青年在工作、生活、基本权利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反映他们的心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有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完善；增进他们与城里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和融合，为他们提供具体的心理指导和实际的帮助。这与《打工》杂志在某些地方是十分相似的，而且对读者市场进行了更细的划分。无疑对《打工》杂志提出了挑战。 此外，由于打工族由于收入较低，文化水平不高，因此他们大多没有迫切的阅读需求和固定的阅读习惯。要想使这个人数众多的读者群规模最大化，《打工》杂志还应当致力于培养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不断提高他们对于杂志的忠诚度。杂志的重复使用率高，虽然一方面限制了杂志的售卖量，但另一方面通过人人传阅的方式，很好得取得了宣传和广告的作用，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培养潜在的读者群。 三、P战略（Market positioning） 媒介定位战略是在众多的市场机会中，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寻求具有竞争力和差异化的品牌与产品特点。通过适当的传播手段，使品牌在消费者心理占据理想地位的一种市场战略。 《打工》杂志要取得市场上的成功，必须识别并选择自身的竞争优势，确定自己的市场角色定位战略。 《打工》杂志依托知音传媒集团，这个大型传媒集团总资产达36亿元、净资产14亿元、利税38亿元、上缴税收6473万元，下属9种期刊（月发行总量达800万份）、2份子报、4个子公司、1个网站、1所学院，品牌杂志《知音》现月发行量达636万份，居世界综合性期刊排名第五位，多次被评为全国读者最喜爱的十大名刊、双十佳期刊，两次荣获中国期刊奖，入选中国期刊方阵“双高期刊”。 因此，《打工》杂志在创刊时就确立了与相似细分市场争夺读者市场时，要靠背后的“知音”这座大靠山。在多品牌战略中实行了优生优育的滚动发展模式。当其主打刊物《知音》形成知名品牌后，知音传媒集团旋即利用自身所占有的人才、发行、广告等资源优势作为新的子刊的孵化器。《打工》杂志创刊的编辑均是从《知音》杂志调动过去，可以说《打工》办刊内容风格与《知音》一脉相承，素有“小知音”之称。借助《知音》杂志的巨大影响力，《打工》杂志一经推出，迅速占据广阔的读者市场，其创刊号发行量就达到10万份。 但另一方面，《打工》杂志在初步开拓市场后，必须注意与母刊《知音》杂志的差异化竞争。知音集团给旗下的《打工》杂志提供了相对独立的编写空间，在总体办刊风格的指导下，给予了充分的办刊自由。《打工》杂志一方面坚持《知音》杂志“人情美，人性美”的总路线，以纪实性的新闻稿件为主。用最精彩的平民创业故事，启迪读者改变命运的财商；以最新锐的现代生活理念，激发读者再战人生的胆魄；以最动人的百姓真情故事，慰藉贫寒中渴望心灵甘露的人们；以最传奇的打工、下岗人物的奋斗经历，树立天下漂泊者和创业者前进的榜样。 此外，《打工》杂志的一大特点是，它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也注重为打工族提供丰富有效的打工信息，追求信息性。希望杂志能够承担起“一刊多用”的社会功能，尽可能为打工族服务。“打工城镇推荐榜”集中为打工族和创业族提供招工信息和投资信息。 由于打工族、下岗族受条件所限，其社会参与程度很低，但他们同样渴望有展示自己才华和交友的机会与平台。为了帮助他们实现梦想，《打工》杂志引进电视媒体的经验，开设了“打工玫瑰之约”、“打工群星灿烂”、“祝福中转站”栏目，专门免费供打工青年征婚、交友之用，每月均吸引逾千人报名参加。 通过网络增加与读者的直接联系也是《打工》杂志所采取的市场战略。2006年1月5日，《打工》编读往来QQ吧产生，并又通过知音技术部和《打工》美编室人员协助，在知音网创建了《打工》论坛，后又与TOM公司合作建立手机评刊方式。通过一系列整合营销策略进一步开拓市场。 《打工》杂志同《知音》杂志及其旗下的多份期刊共同创建追求“人情美，人性美”的文化品牌，确立传媒集团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打工文学”生存样态初探——兼考察几家打工文学杂志的文学生产》 周航 《当代文坛》2009年01期 《媒介营销——理论·方法·案例》 包国强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品牌资源延伸与规模化经营——解读“知音”发展之路》 胡勋璧《出版发行研究》2004年10期 《<知音>杂志发展的三大战略探讨》 文心 李艳华《编辑之友》2005年01期 （作者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6级新闻学专业） 希望参考意见能帮助您
回答 1、背景调查是什么？ 背景调查指的是企业在面试应聘者的同时，对应聘者的资历信息进行调查核实的过程，通俗来讲，就是HR通过调查来佐证你在面试中的回答以及简历上的信息。 对于企业来说，招聘一个新员工可能会遇到很多风险：胜任力风险、法律风险、职业操守风险以及成本风险。一份完整的背调报告可以为企业规避风险，节省不必要的花销。 值得关注的是，背调可以从多方面对员工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核实，帮助企业挑选出最可靠的人才。它所呈现出来的事实不仅关乎候选人信息准确度，还可以帮助企业为候选人的道德、诚信提供建立判断的一个依据。 2、什么情况下会进行背景调查？ 在外资企业和国内大型企业里，对于候选人的背景调查是非常普遍的。即便是中小型企业，对于一些关键性的岗位，都会采用背景调查，只不过调查的深度不一样。 那么，有哪些职位是企业普遍愿意进行背景调查的呢？ （1）与金钱有关的专业岗位。比如会计、出纳等等，出于对资金方面的安全考虑，企业会对这些岗位的员工进行背调，来了解这写员工的工作能力以及有无犯罪记录和职场诚信状况。 （2）能接触到核心技术的岗位。比如技术总监、研发团队的成员等等。企业在招聘这类人员时都会很谨慎，宁可花费一定的费用也要对拟录用者进行犯罪记录、诚信状况等进行背调。 （3）中高层管理岗位。这些人员涉及到企业运营策略，以及核心客户资源的客户，比如销售总监、客户主管等等，他们对于企业的日常运营甚至企业未来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大多数企业都会对中高层岗位求职者做背景调查。 在实际案例中，大型企业对于求职者背调的关注点有不同的侧重方向： 一家大型互联网企业，对于候选人的个人道德与违法记录方面的信息比较关系，一旦求职者存在及记录在案的违法事实，入职就会泡汤；另一家软件公司则对个人履历的完整性比较苛刻，对于任何形式的隐瞒或者履历美化都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大部分的中小型企业关注的点则集中在基础信息的真实性，比如学历、证书。可以说，只要没有明显的简历造假行为，背景调查不会对求职过程产生过多的干预。 更多11条
做背景调查中的证明人访谈不要以为只是打一个电话这么简单哦，其实里面也有技巧，比如开场与证明人的沟通，怎样说会更容易让对方接受你的背调，以及访谈时用怎样的提问方式，才能尽可能获得客观真实的评价，都需要在每次背调的过程中总结经验。这里先提一些我们总结出来的小技巧，希望有帮助：要找准切入口，这个切入口就是确认身份真实的HR。因为HR的身份真实与否，对我们这次背调的最终质量其实是起关键性的作用的。所以从证明人访谈的顺序上来讲，我们建议优先去访谈HR证明人，再去访谈业务证明人。如果大家采用候选人提供的HR证明人，我们建议大家要先去验证一下他的身份是否是真实的，如果身份是真实之后，我们再去验证一下HR的电话号码跟候选人所提供的姓名是否是直接匹配的。一般情况下企业的HR自己在做背调的时候，其实可利用的真实资源还是比较受限的，但也有一些渠道，比如咱们HR因为群居性比较强，平时都会在一些HR社群中，可以通过HR圈子的力量去找到对的人。就比如我们i背调自己就建立了一个比较庞大的HR互助联盟，逐步在把各种小圈子整成一个大圈子，可以帮助大家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快的速度找到真实的HR证明人。 我们在收集候选人提交给我们的证明人信息的时候，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是建议大家至少收集两个或以上的证明人的，因为交叉验证，在背调技术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刚刚也有提到我们先要去验证HR身份真实与否，如果已经验证通过这个HR身份是真实的，并且电话号码是实名匹配的，这时候我们就会进入到访谈的环节。我们去访谈的时候，除了核实我们想要核实的信息以外，我们需要多一步地去交叉验证候选人提供的另外的证明人的身份，看看是不是跟HR这边的回答是对得上的。以上。
大部分是offer后，入职之前。发offer后候选人比较有安全感，知道可以入职了，被原公司知道自己找工作的信息，也不太有所谓了。入职之前是公司有安全感，如果背调真有问题，入职之后再开除，还是比较麻烦的。HR可积极与候选人进行沟通，争取获得候选人的理解，并且及时回答候选人的疑问。比如先进行已经离职的工作履历的背调，在职的工作履历暂时不开展背调。特殊情况也有的，比如在offer之前，这种一般是不专业的HR/公司做的。再比如这职位很着急进人，那就马上入职，再背调，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其他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所以不管是入职前还是入职后做背景调查，我们都要保证我们提供给企业的信息都是真实的。通常OFFER上都有说明，是在保证简历所述真实，提供的资料真实的情况下OFFER才视为有效。工作经历通常不要误差超过三个月。要知道专业的第三方背景调查公司都是可以直接和各企业HR联系的，找到你的之前入职信息很简单，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第一阶段是冷战美苏对峙，美国主要采取防守反击，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基地，以经济辅以军事恫吓拖垮苏联，而苏联的先军政策等于自杀，最后苏联解体也是经济发展乏力，社会矛盾突出导致的，其次才是美国的策反。值得强调的是美国的盟友都是有钱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苏联搞全球援助和低贷帮扶，最后把自己搞虚脱。二战后按协议曰本被美苏中欧分制，而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把其他势力理论控制范围收归一体，并协助曰本统一和经济发展，建立自卫队等，为曰本日后成为其亚洲根基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苏联解体美国独霸。这个阶段美国仍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其支点，欧洲有传统兄弟英国，亚洲有扶植的曰本仆从，使其具有对全球重要地区的秩序干扰和控制能力。这个时期也就是90年代至今，美国主要采取合众连横、挑拨离间的方式，通过在每个地区树造所谓世界公敌，然后拉此地区盟友联合对抗，并设法通过宣传等手段使中立国家感受到美国亲手树造的“公敌”莫须有的威胁，软性的迫使这些中立国加入美国的阵营，这样做有2个好处：一是使美国在“外忧”的虚拟压力下达到一定程度的内部团结和奋进；二是制造美国之外全球地区间紧张甚至混乱，拖累其他地区经济和社会建设，无限延长美国政治军事经济绝对优势，并保证战火远离美国本土。这一切政策和方针都是国家利益至上和民族主义的产物。霸权主义是毛创造的说法，其定义是一国凭借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优势，在全世界或个别地区破坏、控制他国主权，谋求统治地位的政策。这个定义对比来看非常符合美国现在的行为模式。任何国家实力发展到一定高度都会转为这种行为模式，这样可以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仅此而已。其他国家目前口口声声反对霸权主义仅仅因为自己不是老大而已，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再说任何2个国家，相对实力强的一方必定会对相对弱的一方在某些方面使用所谓霸权主义的行为模式，任何2个国家！所以不要被政治家们玩弄的文字游戏蒙蔽了双眼。国家间的较量就是实力对比。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观。21世纪频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际信息传播曲线从疾病信息开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信息传播。与此同时，国内对于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体的挑战，也在传言处置逻辑中出现若干的翻转。这种翻转通过大量信息的对冲现象逐步让事态的发展获得受众更多的理解与共情。当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与病毒传播恐惧情绪下激发的种族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并随着疾病的蔓延产生越来越清晰的影响。这种影响范围虽然小，但是也是专业理性不得不反复面对的整体性挑战的一部分。理解、共情与认同疫情提供了一个看似全新的国际传播场域。面对这些场域，国家治理实践与媒介信息传播实践总体上呈现了一个相对理性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总体面向之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民族主义的情绪、传言的问题等。疫情中，国际传播实践也突破了原有的媒介视阈，在多部门联合实践中，在更广泛意义上试图赢得世界的理解、共情与认同。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很难摆脱一种病态心理：试图从外界的积极肯定中获得某种慰藉，甚至急于从西方新闻话语中挑出积极话语，让他者话语服从于一个康复者的心情，从而落入封闭的、不自信的状态。中国的疫情危机应对真正开始于1月20日钟南山正式宣布“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此后武汉经历了封城隔离、撤换官员、集中治疗、全国支援。这使得中国在外交层面赢得了世界普遍赞誉，主要包括“牺牲精神”“负责任大国”“速度、力度和透明度”等。形象总是在关系中建构的，维护自我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必须在对话关系中进行。如果只是单向收集形象传播的效果，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不自信的形象。逐渐摆脱恐慌的我们唯一应该展现的形象就是开放、对话，乐于向世界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也不回避中国抗疫的困难、矛盾和问题，直面外界对中国理解与不理解的种种维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的独特性的框架下，让中国人的遭遇和想法联通各国人的遭遇和想法，以包容的心态重建全球人际互动、互惠机制、信任关系、合作互动、价值共享。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暴发了两次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尽管“传染性疾病将会是全球未来的共同敌人”这个判断是一个科学共识，而且疫情最终在中国得到了控制，但是某些境外媒体对于中国疫情和应对疫情的报道对外界形成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全球传播图景并没有突发性转向。17年前的记忆成为新一轮质疑的基础，也是中国在疫情问题的传播上面对的全球难题。值得肯定的是，疫情暴发初期，由于我们1月12日就主动而积极地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合作，以及中国科学家迅速确定病毒鉴定和测序，并及时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的基因序列，从而在全球科学界和公共卫生健康领域里赢得了支持与尊重。在以科学家、流行病专家以及病毒学家为主要采访对象和信息来源的疫情暴发早期，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很大提升，积极正向的评价较多。世卫组织的专家在其中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再三向世界解释了中国在疫情信息透明公开方面与2003年的表现显著不同，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本次疫情危机体现出了中国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全球公信力水平与专业水准。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全球新闻媒体进入疫情核心区域即湖北各地报道的人员有限。这就为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全球新闻媒体通过观察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获得疫情发展相关的权威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新闻提供者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获取疫情的信息补充，传递疫情全貌。在这两个舆论战场上，一方面考验着我们与全球新闻媒体对话的专业主义能力与表现，另一方面也检视着我们是否有通人性的沟通方式，能够以有人情味的故事将中国民众的牺牲与苦难正常示人，获得族群间的共情与体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迅速成立专门应对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密集部署，并配合相关国家做好人员撤离工作。这些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肯定。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看到了中国为避免传染扩大展开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时向其他国家通报有两国间流动记录人员的确诊信息。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中国日报网撰文称：“中国医务人员和公民为应对这个事件而做出的勇敢努力，考验了城市的医疗基础设施的能力，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英雄主义，只有在战争中才能看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Danilo Türk）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果断而系统的反应。世界各研究中心之间的科学合作显著加强。”当然其他的声音也不少，如夏威夷大学马诺阿主校(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亚洲研究助理教授克里斯蒂·戈维拉(KristiGovella)分析说：“与中国有关的广泛政治、经济对峙和忧虑加剧了某些仇外心理，这些情绪与最近对传染病的担忧交互在一起成为国际舆论的表征之一。”传播偏向与专业理性危机时刻的全球传播状态是一面镜子，各种常态与非常态都可能在这个时候清晰呈现。面对疫情不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状况，全球涉华信息的景观也很像一个万花筒。然而，从我们常规对所谓西方媒体的观察实践来看，信息依旧受到刻板印象、传统偏见的影响，并与所谓的专业理性之间生产了足以成为经验性材料的紧张空间。狭义来看，疫情的发生往往涉及两方面的传播实践，一个是危机传播，一个是科学/健康传播。而一次规模如此广泛的疫情，又是一次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的实践场域，是检验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大考的一部分。 病毒传播没有国界，世界各国都被卷入了这场大考，而无法做到对他者隔岸观火。疫情发展至今，对疫情中的中国报道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中国向全球揭示疫情发生至武汉宣布封城；第二个阶段: 从武汉宣布封城开始至李文亮医生去世；第三个阶段：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全球各地宣布发现首例社区人传人病例，疫情向全球蔓延。在第一个阶段里，西方媒体尚能接受科学界对科学的不确定性的认知逻辑，对疫情的报道相对集中在对病情发展的追踪，媒体报道框架多在传染病报道的健康传播框架内，“病毒测序”“疫苗”“有效药”等方面的讨论成为主要话题。在第二个阶段，即封城之后，由于采取了传染病防控的围堵措施，西方媒体仅有少数记者能进入疫情核心区域进行报道，而且一旦离开湖北地区记者又被迫居家隔离，因此与疫情相关的现场报道基本消失。西方媒体成为国内媒体报道的观察员以及中国社会化媒体内容的“搬运工”。由于封城行为史无前例，且缺少直接观察者，西方媒体在这一阶段的报道由于缺少历史经验判断与比照对象而较为谨慎。然而，自武汉中心医院发布李文亮医生死讯，及其生前被训诫的事实被报道之后，西方媒体迅速找回了其故有的报道中国的政治框架与话语——极权主义国家。关于疫情的报道转向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极权国家言论自由问题的尖锐批评。在这个转向下，中国前期建立的良好形象被反转，“中国的数据不可信，中国人不可信”作为一种集体形象，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第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胶着状态。此时对中国的疫情报道正逐步让位给其他新暴发疫情国家。在此阶段，中国往往被作为一个对照国家进行比较分析。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是否能够翻转还未可知。从对2003年非典新闻报道的分析来看，前几个阶段的报道框架将基本决定这个阶段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例如有学者对西方媒体中对中国和越南在非典期间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由于前期疫情信息不公开，造成对中国的报道负面形象显著，而越南的正面形象居多。这次的西方媒体报道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例外。西方的中国疫情报道依然没有偏离一些固有的模式，如冲突模式（偏向于呈现疫情中的社会冲突）、平衡呈现模式（在场地呈现中国抗疫的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比较模式（与历史事件比较、与新兴民主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比较）、异端模式（如视社会主义体制为异端）等。但中国主流媒体习惯性地选择报道西方媒体的积极话语来表达中国形象，我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制造了西方传媒正面报道中国的幻象，另一方面表现的“要面子”心态也很难得到世界的理解。最能表现中西对话姿态的方式应该是，以西方的专业理念来解读西方媒体的报道，弄清楚西方新闻话语是否为某种偏见所主导，在何种程度上脱离了新闻专业主义轨道。然而，我们也应关注西方媒体对种族主义偏见的反思，并由此寻找对话的可能性。如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都报道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的反华情绪。相比之下，路透社的报道更有气度，它援引人类学家的观点揭示反华情绪的根源，“东方主义假设、政治不信任和健康问题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组合”，警示人们不要对中国人抱有歧视（路透社，2020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征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华人的经历与感受，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呈现出他们对疫情的看法，有人在开学在即无法成行；有人被房东要求赶快退房；有人飞往东南亚逃难；也有人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应对已非常有力（《纽约时报》，2020年3月1日）。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看，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这次疫情发生巨大的改变——仍然是真实与偏见并存。诚如一位在伦敦求学的华裔加拿大人所言：“西方媒体总是以一种狭隘的视角报道中国。这种叙事来自冷战时期，把每个非民主国家都视为威胁。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也陷入了这种模式。”在政治上，西方仍然指责中国信息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权得不到保障。如《纽约时报》一直在批评中国的宣传控制。在经济方面，唱衰中国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如《纽约时报》2月11日发表题为《“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认为，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种族主义与污名化与其他的全球性危机不同，病毒因为其可能的与饮食、族群、生物之间的关联，而使得其带有流行病学意义上的溯源的需求。实际上，这一话题在科学层面始终无法研究和阐述清楚所带来的一种连锁反应是，个别政治人物利用其现存的模糊性，煽动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情绪，进而引发了针对疫情最早暴发地中国的“污名化”问题。由此人们期待，大家能够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分歧。这种期待是理想主义的，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次重大疫情发生，首发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对污名化的威胁，如艾滋病的全球传播造成人们对非洲人的歧视。正如中国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所预测的，这次疫情的发展必然带来“COVID-19=武汉=中国=中国人=华人=亚洲人”的国际反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伊始，就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呼吁警惕因疫情带来的针对华人和其他亚裔的种族歧视与骚扰。一些研究也显示，由于此次新冠肺炎暴发于武汉，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推特在#武汉肺炎#标签下的内容多为恐慌性谣言和视频，含有大量负面虚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状病毒#标签下多为客观中立的报道。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说，在疫情面前，“种族主义妄想”的作用显著。其中用地名来命名疾病的污名化现象是疾病报道中首先要警惕并尽力去除的。世卫组织为了避免以地名命名疾病为族群带来的污名化后果，很快采用COVID-19命名新型冠状病毒，并在全球推广。国际媒体基本上迅速进行了采用。但是在华语社区，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疾控中心依然称新型冠状肺炎为“武汉肺炎”。这一称谓依然被华人的自媒体刻意使用，可见疾病的传播确实会增强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与偏见。齐泽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应该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处只想着如何隔离中国人的我们所有人。”他道出了这些疫情危机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文化偏见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的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势，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前副议长、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翁诗杰（ONG TEE KEAT）说得好：“零和思维的政客们长期以来一直痴迷于遏制中国的战略，以维护自己国家的霸权地位。但现在面对这样一种致命的病毒，遏制的目标应该是病毒本身，而不是国家和人民。在这方面，常识和人道主义意识必须占上风。”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需要的是相互协助。在这次危机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积极的现象，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日本捐赠抗疫物资上的诗词最近刷屏、刷圈，让很多国人对日平添好感。在东京街头许多店铺的广告牌都写着“武汉加油”的字样；韩国总统文在寅公开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这些感人的事，注定将会以生命至上、人性之善等正面字样载入历史。同样，由40位知名法国音乐剧演员共同演绎的抗疫歌曲《在路上》（Together）和由19个国家50位外国音乐人翻唱的《在路上》（Together）在网络上热播，传递了爱的力量。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传播景观与地方化传播景观相互呈现，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国家利益优先等现象日益凸显。一个心里装着“敌对势力”的人是走不出狭隘的传播空间的，相对而言，我比较认同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2月6日新闻发布会上具有对话性的演讲，他表示近来关于疫情的相关情况受到了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许多媒体都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报道，高度赞扬了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或是给出了合理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到，仍有部分媒体报道存有偏见、恶意和不实信息，而这一切都被他置于可沟通性的话语中加以讨论，即：“谣言和恐慌比病毒更可怕，信心和决心才能战胜疫情。”事实上，疫情发展到后来，两百多个国家遭遇新冠病毒袭击，人们终究明白，抗疫不再是地域性任务，而是人类的共同任务，只能共同面对。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世界将会形象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民心相通与跨文化合作，面向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传播图景。
经济武力施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