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是冷战美苏对峙，美国主要采取防守反击，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基地，以经济辅以军事恫吓拖垮苏联，而苏联的先军政策等于自杀，最后苏联解体也是经济发展乏力，社会矛盾突出导致的，其次才是美国的策反。值得强调的是美国的盟友都是有钱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苏联搞全球援助和低贷帮扶，最后把自己搞虚脱。二战后按协议曰本被美苏中欧分制，而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把其他势力理论控制范围收归一体，并协助曰本统一和经济发展，建立自卫队等，为曰本日后成为其亚洲根基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苏联解体美国独霸。这个阶段美国仍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其支点，欧洲有传统兄弟英国，亚洲有扶植的曰本仆从，使其具有对全球重要地区的秩序干扰和控制能力。这个时期也就是90年代至今，美国主要采取合众连横、挑拨离间的方式，通过在每个地区树造所谓世界公敌，然后拉此地区盟友联合对抗，并设法通过宣传等手段使中立国家感受到美国亲手树造的“公敌”莫须有的威胁，软性的迫使这些中立国加入美国的阵营，这样做有2个好处：一是使美国在“外忧”的虚拟压力下达到一定程度的内部团结和奋进；二是制造美国之外全球地区间紧张甚至混乱，拖累其他地区经济和社会建设，无限延长美国政治军事经济绝对优势，并保证战火远离美国本土。这一切政策和方针都是国家利益至上和民族主义的产物。霸权主义是毛创造的说法，其定义是一国凭借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优势，在全世界或个别地区破坏、控制他国主权，谋求统治地位的政策。这个定义对比来看非常符合美国现在的行为模式。任何国家实力发展到一定高度都会转为这种行为模式，这样可以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仅此而已。其他国家目前口口声声反对霸权主义仅仅因为自己不是老大而已，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再说任何2个国家，相对实力强的一方必定会对相对弱的一方在某些方面使用所谓霸权主义的行为模式，任何2个国家！所以不要被政治家们玩弄的文字游戏蒙蔽了双眼。国家间的较量就是实力对比。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观。21世纪频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际信息传播曲线从疾病信息开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信息传播。与此同时，国内对于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体的挑战，也在传言处置逻辑中出现若干的翻转。这种翻转通过大量信息的对冲现象逐步让事态的发展获得受众更多的理解与共情。当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与病毒传播恐惧情绪下激发的种族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并随着疾病的蔓延产生越来越清晰的影响。这种影响范围虽然小，但是也是专业理性不得不反复面对的整体性挑战的一部分。理解、共情与认同疫情提供了一个看似全新的国际传播场域。面对这些场域，国家治理实践与媒介信息传播实践总体上呈现了一个相对理性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总体面向之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民族主义的情绪、传言的问题等。疫情中，国际传播实践也突破了原有的媒介视阈，在多部门联合实践中，在更广泛意义上试图赢得世界的理解、共情与认同。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很难摆脱一种病态心理：试图从外界的积极肯定中获得某种慰藉，甚至急于从西方新闻话语中挑出积极话语，让他者话语服从于一个康复者的心情，从而落入封闭的、不自信的状态。中国的疫情危机应对真正开始于1月20日钟南山正式宣布“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此后武汉经历了封城隔离、撤换官员、集中治疗、全国支援。这使得中国在外交层面赢得了世界普遍赞誉，主要包括“牺牲精神”“负责任大国”“速度、力度和透明度”等。形象总是在关系中建构的，维护自我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必须在对话关系中进行。如果只是单向收集形象传播的效果，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不自信的形象。逐渐摆脱恐慌的我们唯一应该展现的形象就是开放、对话，乐于向世界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也不回避中国抗疫的困难、矛盾和问题，直面外界对中国理解与不理解的种种维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的独特性的框架下，让中国人的遭遇和想法联通各国人的遭遇和想法，以包容的心态重建全球人际互动、互惠机制、信任关系、合作互动、价值共享。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暴发了两次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尽管“传染性疾病将会是全球未来的共同敌人”这个判断是一个科学共识，而且疫情最终在中国得到了控制，但是某些境外媒体对于中国疫情和应对疫情的报道对外界形成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全球传播图景并没有突发性转向。17年前的记忆成为新一轮质疑的基础，也是中国在疫情问题的传播上面对的全球难题。值得肯定的是，疫情暴发初期，由于我们1月12日就主动而积极地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合作，以及中国科学家迅速确定病毒鉴定和测序，并及时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的基因序列，从而在全球科学界和公共卫生健康领域里赢得了支持与尊重。在以科学家、流行病专家以及病毒学家为主要采访对象和信息来源的疫情暴发早期，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很大提升，积极正向的评价较多。世卫组织的专家在其中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再三向世界解释了中国在疫情信息透明公开方面与2003年的表现显著不同，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本次疫情危机体现出了中国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全球公信力水平与专业水准。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全球新闻媒体进入疫情核心区域即湖北各地报道的人员有限。这就为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全球新闻媒体通过观察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获得疫情发展相关的权威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新闻提供者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获取疫情的信息补充，传递疫情全貌。在这两个舆论战场上，一方面考验着我们与全球新闻媒体对话的专业主义能力与表现，另一方面也检视着我们是否有通人性的沟通方式，能够以有人情味的故事将中国民众的牺牲与苦难正常示人，获得族群间的共情与体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迅速成立专门应对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密集部署，并配合相关国家做好人员撤离工作。这些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肯定。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看到了中国为避免传染扩大展开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时向其他国家通报有两国间流动记录人员的确诊信息。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中国日报网撰文称：“中国医务人员和公民为应对这个事件而做出的勇敢努力，考验了城市的医疗基础设施的能力，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英雄主义，只有在战争中才能看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Danilo Türk）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果断而系统的反应。世界各研究中心之间的科学合作显著加强。”当然其他的声音也不少，如夏威夷大学马诺阿主校(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亚洲研究助理教授克里斯蒂·戈维拉(KristiGovella)分析说：“与中国有关的广泛政治、经济对峙和忧虑加剧了某些仇外心理，这些情绪与最近对传染病的担忧交互在一起成为国际舆论的表征之一。”传播偏向与专业理性危机时刻的全球传播状态是一面镜子，各种常态与非常态都可能在这个时候清晰呈现。面对疫情不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状况，全球涉华信息的景观也很像一个万花筒。然而，从我们常规对所谓西方媒体的观察实践来看，信息依旧受到刻板印象、传统偏见的影响，并与所谓的专业理性之间生产了足以成为经验性材料的紧张空间。狭义来看，疫情的发生往往涉及两方面的传播实践，一个是危机传播，一个是科学/健康传播。而一次规模如此广泛的疫情，又是一次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的实践场域，是检验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大考的一部分。 病毒传播没有国界，世界各国都被卷入了这场大考，而无法做到对他者隔岸观火。疫情发展至今，对疫情中的中国报道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中国向全球揭示疫情发生至武汉宣布封城；第二个阶段: 从武汉宣布封城开始至李文亮医生去世；第三个阶段：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全球各地宣布发现首例社区人传人病例，疫情向全球蔓延。在第一个阶段里，西方媒体尚能接受科学界对科学的不确定性的认知逻辑，对疫情的报道相对集中在对病情发展的追踪，媒体报道框架多在传染病报道的健康传播框架内，“病毒测序”“疫苗”“有效药”等方面的讨论成为主要话题。在第二个阶段，即封城之后，由于采取了传染病防控的围堵措施，西方媒体仅有少数记者能进入疫情核心区域进行报道，而且一旦离开湖北地区记者又被迫居家隔离，因此与疫情相关的现场报道基本消失。西方媒体成为国内媒体报道的观察员以及中国社会化媒体内容的“搬运工”。由于封城行为史无前例，且缺少直接观察者，西方媒体在这一阶段的报道由于缺少历史经验判断与比照对象而较为谨慎。然而，自武汉中心医院发布李文亮医生死讯，及其生前被训诫的事实被报道之后，西方媒体迅速找回了其故有的报道中国的政治框架与话语——极权主义国家。关于疫情的报道转向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极权国家言论自由问题的尖锐批评。在这个转向下，中国前期建立的良好形象被反转，“中国的数据不可信，中国人不可信”作为一种集体形象，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第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胶着状态。此时对中国的疫情报道正逐步让位给其他新暴发疫情国家。在此阶段，中国往往被作为一个对照国家进行比较分析。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是否能够翻转还未可知。从对2003年非典新闻报道的分析来看，前几个阶段的报道框架将基本决定这个阶段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例如有学者对西方媒体中对中国和越南在非典期间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由于前期疫情信息不公开，造成对中国的报道负面形象显著，而越南的正面形象居多。这次的西方媒体报道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例外。西方的中国疫情报道依然没有偏离一些固有的模式，如冲突模式（偏向于呈现疫情中的社会冲突）、平衡呈现模式（在场地呈现中国抗疫的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比较模式（与历史事件比较、与新兴民主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比较）、异端模式（如视社会主义体制为异端）等。但中国主流媒体习惯性地选择报道西方媒体的积极话语来表达中国形象，我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制造了西方传媒正面报道中国的幻象，另一方面表现的“要面子”心态也很难得到世界的理解。最能表现中西对话姿态的方式应该是，以西方的专业理念来解读西方媒体的报道，弄清楚西方新闻话语是否为某种偏见所主导，在何种程度上脱离了新闻专业主义轨道。然而，我们也应关注西方媒体对种族主义偏见的反思，并由此寻找对话的可能性。如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都报道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的反华情绪。相比之下，路透社的报道更有气度，它援引人类学家的观点揭示反华情绪的根源，“东方主义假设、政治不信任和健康问题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组合”，警示人们不要对中国人抱有歧视（路透社，2020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征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华人的经历与感受，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呈现出他们对疫情的看法，有人在开学在即无法成行；有人被房东要求赶快退房；有人飞往东南亚逃难；也有人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应对已非常有力（《纽约时报》，2020年3月1日）。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看，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这次疫情发生巨大的改变——仍然是真实与偏见并存。诚如一位在伦敦求学的华裔加拿大人所言：“西方媒体总是以一种狭隘的视角报道中国。这种叙事来自冷战时期，把每个非民主国家都视为威胁。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也陷入了这种模式。”在政治上，西方仍然指责中国信息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权得不到保障。如《纽约时报》一直在批评中国的宣传控制。在经济方面，唱衰中国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如《纽约时报》2月11日发表题为《“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认为，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种族主义与污名化与其他的全球性危机不同，病毒因为其可能的与饮食、族群、生物之间的关联，而使得其带有流行病学意义上的溯源的需求。实际上，这一话题在科学层面始终无法研究和阐述清楚所带来的一种连锁反应是，个别政治人物利用其现存的模糊性，煽动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情绪，进而引发了针对疫情最早暴发地中国的“污名化”问题。由此人们期待，大家能够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分歧。这种期待是理想主义的，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次重大疫情发生，首发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对污名化的威胁，如艾滋病的全球传播造成人们对非洲人的歧视。正如中国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所预测的，这次疫情的发展必然带来“COVID-19=武汉=中国=中国人=华人=亚洲人”的国际反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伊始，就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呼吁警惕因疫情带来的针对华人和其他亚裔的种族歧视与骚扰。一些研究也显示，由于此次新冠肺炎暴发于武汉，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推特在#武汉肺炎#标签下的内容多为恐慌性谣言和视频，含有大量负面虚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状病毒#标签下多为客观中立的报道。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说，在疫情面前，“种族主义妄想”的作用显著。其中用地名来命名疾病的污名化现象是疾病报道中首先要警惕并尽力去除的。世卫组织为了避免以地名命名疾病为族群带来的污名化后果，很快采用COVID-19命名新型冠状病毒，并在全球推广。国际媒体基本上迅速进行了采用。但是在华语社区，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疾控中心依然称新型冠状肺炎为“武汉肺炎”。这一称谓依然被华人的自媒体刻意使用，可见疾病的传播确实会增强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与偏见。齐泽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应该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处只想着如何隔离中国人的我们所有人。”他道出了这些疫情危机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文化偏见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的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势，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前副议长、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翁诗杰（ONG TEE KEAT）说得好：“零和思维的政客们长期以来一直痴迷于遏制中国的战略，以维护自己国家的霸权地位。但现在面对这样一种致命的病毒，遏制的目标应该是病毒本身，而不是国家和人民。在这方面，常识和人道主义意识必须占上风。”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需要的是相互协助。在这次危机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积极的现象，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日本捐赠抗疫物资上的诗词最近刷屏、刷圈，让很多国人对日平添好感。在东京街头许多店铺的广告牌都写着“武汉加油”的字样；韩国总统文在寅公开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这些感人的事，注定将会以生命至上、人性之善等正面字样载入历史。同样，由40位知名法国音乐剧演员共同演绎的抗疫歌曲《在路上》（Together）和由19个国家50位外国音乐人翻唱的《在路上》（Together）在网络上热播，传递了爱的力量。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传播景观与地方化传播景观相互呈现，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国家利益优先等现象日益凸显。一个心里装着“敌对势力”的人是走不出狭隘的传播空间的，相对而言，我比较认同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2月6日新闻发布会上具有对话性的演讲，他表示近来关于疫情的相关情况受到了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许多媒体都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报道，高度赞扬了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或是给出了合理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到，仍有部分媒体报道存有偏见、恶意和不实信息，而这一切都被他置于可沟通性的话语中加以讨论，即：“谣言和恐慌比病毒更可怕，信心和决心才能战胜疫情。”事实上，疫情发展到后来，两百多个国家遭遇新冠病毒袭击，人们终究明白，抗疫不再是地域性任务，而是人类的共同任务，只能共同面对。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世界将会形象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民心相通与跨文化合作，面向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传播图景。
经济武力施压
目前国内比较权威的有两种版本。一是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简称中信所）每年出一次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以下简称《引证报告》）；另一种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编辑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要目总览》）。《要目总览》不定期出版， 1996 年出版了第二版， 2000 年出了 2000 版2004年出了2004版。《要目总览》收编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种学科类别的中文期刊。
直译为：全球目录《全球目录》的诞生始于一个小念头。1968年3月，布兰德的父亲去世。在回家的航班上，他偶然意识到，自己有不少熟人正在纷纷离开城市，去到公社生活——从1965年到1972年，美国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公社，其中不少是由反对中产阶级生活的嬉皮士创建的，他们希望这可以逐渐将美国变成一个由基于共同信念的人人平等的小型社区联结而成的王国。想到人们在别处开始新生活，布兰德就想到生活中常见的、方便人们一口气买下一堆东西的购物目录。经过几个月筹备，当年7月，布兰德携妻子开着一辆道奇皮卡开始了“公社之旅”。他印了一份涵盖约120种商品、6页纸的油印目录，并在车上堆满了商品。一个月间，他们大约卖掉了价值约两百美元的商品，效率不高。回家之后，他把卡车商店停驻于门洛帕克镇，名之为“全球卡车商店”，然后将精力转到这一想法的衍生产物上：那6页纸的油印目录变成了《全球目录》，于1968年秋天正式出版。准确地说，这并非一本杂志，只是是一本产品分类目录。第一本《全球目录》只有61页，所涉98件商品都是布兰德亲自挑选的各色书籍。有别于杂志，《全球目录》并不每期更换内容，而只将合适的商品和内容增添进去。到1971年的《最后的全球目录》，它厚至448页，包括1072件商品，书目几乎没有变化，所多的近千件商品大多由读者推荐并撰写评论。和宜家等商店的产品目录相同，它试图推荐一种生活方式。和宜家目录不同，它志不在于引导消费。布兰德之志，见于他为《全球目录》撰写的序言：“我们就是上帝，我们也许能做好这个角色。到目前为止，遥不可及的权力系统（例如政府、大型企业、教育体系和教堂）造成的问题基本把它们的益处抵消掉了。与此困境及其收益相对应的是，一种属于个人的、私人的力量正在崛起——一种个体实现自我教育、获得启迪、塑造属于自己的环境，并将他的冒险经历与有兴趣者分享的力量。《全球目录》愿寻找并推广能促进此进程的工具。”短短百余字，是布兰德人生理念的浓缩。而这本刊物，也堪称其之前十年游历所获的知识结构的倾囊相赠。恰好，它成为了学院里的科研人员、青睐技术的艺术家、公社里的嬉皮士们的书目单和工具箱。全书包括七部分：理解完整的系统、房屋和土地利用、工业和手工艺、通讯、社区、游牧、学习。除了第一部分，其他大多由实用性知识及如何获得相关工具构成：从如何识别野生动植物到怎么给绳子打结，从领养婴儿到怎样记帐，到怎样建造风车、采购水力采煤泵和电据，再到从香港邮购廉价相机，不一而足。通常，布兰德会寻找一本此领域的最佳著作，配上一些相关公司的联络方式。而本书的第一部分，“理解完整的系统”，是一份布兰德列下的书单。正如其标题所概括的，它充分彰显了布兰德的雄心：理解整个世界是怎样运转的，并让它们为自己所用。它多少代表了一批人的知识构成：－麦克卢汉－巴克敏斯特·富勒－诺波特·维纳－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及其他人类学著作－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安东尼奥·高迪和洛埃德·怀特的建筑－保罗·埃尔利希的人口生物学－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讲设计方法的《形式综合论》－斯班瑟·布朗用数学解释哲学理论的《形式的规律》－DW汤普森讲生物进化规律的《论生长和生物形式》－《道德经》－各种关于地球的地图和照片，以及关于如何改造地球的书籍……读布兰德为他推荐的图书撰写的推荐语，可以想见他并不试图猛烈的将书中观点销售出去。比如开篇第三页关于富勒著作的介绍，只简单的说：“富勒的洞见造就了《全球目录》”，而关于《形式综合论》的介绍是：“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是个常被其他设计师引用的设计师。本书试图谈当下设计的问题的本质，所涉领域远远超越常人所知及所能融会贯通。”但读者相信其品味。当施乐帕罗奥多研究中心（Xerox PARC）成立图书馆时，其员工艾伦·凯直接把图书管理员带到了《全球目录》的卡车商场，把那里陈设的书每样都买了一本——日后施乐发明了图形操作界面和鼠标，而艾伦·凯被视为科技业最重要的思想者。此外，《全球目录》所影响的人还包括乔布斯、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和维基百科创始人吉姆·威尔斯。约略可以想象，那些把《全球目录》中涉及的著作逐一读过的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或者，看看乔布斯就可略知一二：《全球目录》反对人们成为国家机器的齿轮，宣扬人和社会都应找到其真正的存在意义，而乔布斯正是因为不能在大学里学到“如何度过一生”而辍学；而在对科技充满敌意与恐惧的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期，《全球目录》是最早视科技为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提升创造能力的工具的媒体，由此不难理解苹果公司为何将其使命定为“为那些有能力改变世界的人提供工具”；《全球目录》是当时唯一横跨科技与东方宗教、神秘主义、公社社会理论的刊物，而将科技与人文的结合，正是苹果一直以来的基础理念。甚至，某种意义上，乔布斯正是布兰德推崇的巴克敏斯特·富勒在1963年的著作中描绘的“综合设计师”（Comprehensive Designer）：“一个新兴的综合人才，他既是艺术家、发明家和机械师，又是客观的经济学家和有发展观念的策略家”，一个并非专家，却能在更高的角度审视专家们创造的技术和创意，并将它们变为供大众使用的工具的人。远不到开花结果时，随着美国公社运动逐渐止息，布兰德于1971年宣告《全球目录》告一段落。他甚至为此举办了一个休刊派对，当着邀请来的500名读者和朋友，他拿出两万美元，希望它成为新的工具。之后的一个多小时里，50多人走上前台，提出使用这笔钱的各种方法，而布兰德将他们逐一记在了黑板上……其后《全球目录》诞生于1968年，休刊于1971年，并不长寿。正刊仅出版过六期，算上各种增刊及1971年之后的增补本，也只不过34本。在那之后，布兰德辗转于不同的新兴领域。他在1972年就开始关注黑客的兴起，在1970年代末开始畅想太空移民，并将此视为当年公社运动的延续，1982年，布兰德受邀与人合办《全球软件目录》，为个人电脑用户们寻找并推荐最好的“工具”，而在1985年，他又被邀请以《全球目录》的思路创办一个网络社区，“全球网络链接”（WELL）。如果布兰德下定决心，这个1985年即告诞生且汇聚了海量高质量用户的网络社区足以在日后网络泡沫时成为一支明星股——它的活跃用户包括软件大亨米奇·卡泊尔、黑客凯文·米特尼克、感恩而死乐队成员和大量主流媒体的记者，这让它看起来像是Twitter诞生20年前的Twitter，而包括美国在线和微软都曾仔细研究WELL是如何设计系统以支撑大量用户同时在线的——但他早早淡出了WELL的具体运营，随后又因为在论坛中被其他用户攻击而干脆退出社区。很难预言如果布兰德细心经营，曾与美国在线分庭抗礼的WELL会不会改变互联网的走向。但很显然，1990年代之后，布兰德的时代已经过去。在他的时代，有对于权力的激烈反抗，和对于整个世界的充沛好奇，更有普通人的自我重塑。那个时代并不舒适，但足够刺激。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科技从被人们抗拒的力量，变成了人类自我进化的工具。但显然令布兰德、麦克卢汉和乔布斯们始料未及的，科技顺流而下，最终变成了大众消费品，以及软化我们心智的新式迷幻药。1980年代初，乔布斯率领团队研发麦金塔电脑时，曾想将这台电脑命名为“自行车”，取其帮人类大脑跑得更远之意。但麦金塔最终败给了PC，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开放的PC系统上拥有更多的游戏。而当乔布斯东山再起，无论听音乐的iPod、刷微博的iPhone还是打《愤怒的小鸟》的iPad，都成了新的娱乐首选。这让不改初衷的布兰德在今天像个孤独的探索者。而他依然像20多岁时一样，游历于不同领域。除了万年钟，他还在参与几个项目：一个是罗塞塔计划，取“罗塞塔石碑”之意，试图保存世界上那些面临灭绝命运的语言；另一个则是利用DNA样本把已经灭绝的物种复活。为什么做这些浪漫而不实用的工作？布兰德的答案是：“我认为我们变得太过短视了。所有东西都变动得非常快，所有人都在同时干多件事情。投资也是为了获得短期的回报，民主政体也是被短暂的选举交替的循环所主导。快速的进步是好的，但它也是过于投机取巧了。当一切都是在快速变动的时候，未来看上去就像明天一样。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十年或一百年之后的未来。”而在万年钟的官方主页上，在万年钟所在的内华达州的山脉的照片之上，压着TS艾略特的一段诗：“我们不应该停止探索 / 我们所有的探索 / 最终将回到我们的起点 / 并第一次了解该处。”这是个来自布兰德的万年宣言。
不是学术期刊而是杂志，是国家级正规刊物，可以用于职称发布。
环球采购杂志社 都已经倒闭了```订的杂志都没有发出来。
文字不同
读者定位:1．公共采购领域（包括政府部门及采购中心、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2．央企负责公共采购的工作人员； 3．采购代理机构（包括集中采购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专业人员； 4．企业采购领域的采购总监、主管及采购人员； 5．国内相关行业组织以及从事采购研究与教学工作的人员； 6．广大的供应商。 让《全球采购》杂志成为公共采购领域的首选专业媒体；成为企业采购领域采购总监、采购经理人案头必备期刊和专业用书；成为企业经理人发展事业的首选贴心媒体；成为供应商塑造企业品牌的重要载体。客户定位：广大供应商，以及部分采购中介组织和研究机构。 《全球采购》杂志主要报道公共采购和企业采购等专业领域的发展状况和趋势，重点介绍采购领域的实践经验、行业内的领军人物、优秀企业的经典范例，介绍采购领域先进的理论和运作技巧，发布采购领域最新资讯动态，旨在为我国的采购事业提供先进的实践标杆和理论支持，从而推动中国采购事业的有序发展。 栏目内容应体现前瞻性和权威性，从市场角度出发，体现内容的可读性和报道的深度。 栏目设置有：“焦点观察”、“专题报道”、“经典案例”、 “精英专栏” 、 “人物专访” 、“权威发布”、 “PMI 解读” “供应与采购信息”、“公共采购”、“全球资讯”、“专家视角”、“采购经理人 Club” 、“采购讲坛”等。重点栏目、内容定位及分工：“焦点观察” ：国内外公共采购与企业采购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 “专题报道”：通过采访相关专家和企业人士，专题报道采购领域的策略、技巧。 “经典案例”：对企业采购和公共采购运作案例进行介绍和分析。 “精英专栏” ：每期邀请 3-5 名采购领域专家介绍实践经验和优秀研究成果。 “人物专访” ：配合会议、活动招商，采访采购领域风云人物。 “权威发布”：充分利用采购委的专家资源和行业权威优势，发布调查报告、市场分析、数据等，包括 PMI 解读、行业报告、市场调查等。 “供应与采购信息”：架设企业供需信息平台。 “采购讲坛”：传播采购知识，推广采购先进理念和采购技巧、策略。 “全球资讯”：采购领域信息、会展信息、企业信息等。 “公共采购”：关注和探讨公共采购领域的政策动态和管理模式创新。 “理论前沿”：作者投稿，专家的研究论文。 “PMI 解读”：对我国 PMI 指数以及美国、英国等有关机构发布的 PMI 指数，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解读分析。 “采购经理人 Club”： 与各采购经理人俱乐部建立合作关系，介绍其活动内容，增强采购行业的交流与互动。 “职业发展”：介绍和推广采购领域的相关培训、认证活动，为采购经理职业生涯提供导向服务。 地 址：北京月坛北街 26 号恒华国际商厦 C 座 1008 室 邮 编：100045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观。21世纪频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际信息传播曲线从疾病信息开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信息传播。与此同时，国内对于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体的挑战，也在传言处置逻辑中出现若干的翻转。这种翻转通过大量信息的对冲现象逐步让事态的发展获得受众更多的理解与共情。当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与病毒传播恐惧情绪下激发的种族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并随着疾病的蔓延产生越来越清晰的影响。这种影响范围虽然小，但是也是专业理性不得不反复面对的整体性挑战的一部分。理解、共情与认同疫情提供了一个看似全新的国际传播场域。面对这些场域，国家治理实践与媒介信息传播实践总体上呈现了一个相对理性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总体面向之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民族主义的情绪、传言的问题等。疫情中，国际传播实践也突破了原有的媒介视阈，在多部门联合实践中，在更广泛意义上试图赢得世界的理解、共情与认同。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很难摆脱一种病态心理：试图从外界的积极肯定中获得某种慰藉，甚至急于从西方新闻话语中挑出积极话语，让他者话语服从于一个康复者的心情，从而落入封闭的、不自信的状态。中国的疫情危机应对真正开始于1月20日钟南山正式宣布“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此后武汉经历了封城隔离、撤换官员、集中治疗、全国支援。这使得中国在外交层面赢得了世界普遍赞誉，主要包括“牺牲精神”“负责任大国”“速度、力度和透明度”等。形象总是在关系中建构的，维护自我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必须在对话关系中进行。如果只是单向收集形象传播的效果，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不自信的形象。逐渐摆脱恐慌的我们唯一应该展现的形象就是开放、对话，乐于向世界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也不回避中国抗疫的困难、矛盾和问题，直面外界对中国理解与不理解的种种维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的独特性的框架下，让中国人的遭遇和想法联通各国人的遭遇和想法，以包容的心态重建全球人际互动、互惠机制、信任关系、合作互动、价值共享。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暴发了两次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尽管“传染性疾病将会是全球未来的共同敌人”这个判断是一个科学共识，而且疫情最终在中国得到了控制，但是某些境外媒体对于中国疫情和应对疫情的报道对外界形成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全球传播图景并没有突发性转向。17年前的记忆成为新一轮质疑的基础，也是中国在疫情问题的传播上面对的全球难题。值得肯定的是，疫情暴发初期，由于我们1月12日就主动而积极地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合作，以及中国科学家迅速确定病毒鉴定和测序，并及时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的基因序列，从而在全球科学界和公共卫生健康领域里赢得了支持与尊重。在以科学家、流行病专家以及病毒学家为主要采访对象和信息来源的疫情暴发早期，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很大提升，积极正向的评价较多。世卫组织的专家在其中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再三向世界解释了中国在疫情信息透明公开方面与2003年的表现显著不同，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本次疫情危机体现出了中国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全球公信力水平与专业水准。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全球新闻媒体进入疫情核心区域即湖北各地报道的人员有限。这就为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全球新闻媒体通过观察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获得疫情发展相关的权威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新闻提供者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获取疫情的信息补充，传递疫情全貌。在这两个舆论战场上，一方面考验着我们与全球新闻媒体对话的专业主义能力与表现，另一方面也检视着我们是否有通人性的沟通方式，能够以有人情味的故事将中国民众的牺牲与苦难正常示人，获得族群间的共情与体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迅速成立专门应对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密集部署，并配合相关国家做好人员撤离工作。这些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肯定。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看到了中国为避免传染扩大展开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时向其他国家通报有两国间流动记录人员的确诊信息。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中国日报网撰文称：“中国医务人员和公民为应对这个事件而做出的勇敢努力，考验了城市的医疗基础设施的能力，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英雄主义，只有在战争中才能看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Danilo Türk）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果断而系统的反应。世界各研究中心之间的科学合作显著加强。”当然其他的声音也不少，如夏威夷大学马诺阿主校(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亚洲研究助理教授克里斯蒂·戈维拉(KristiGovella)分析说：“与中国有关的广泛政治、经济对峙和忧虑加剧了某些仇外心理，这些情绪与最近对传染病的担忧交互在一起成为国际舆论的表征之一。”传播偏向与专业理性危机时刻的全球传播状态是一面镜子，各种常态与非常态都可能在这个时候清晰呈现。面对疫情不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状况，全球涉华信息的景观也很像一个万花筒。然而，从我们常规对所谓西方媒体的观察实践来看，信息依旧受到刻板印象、传统偏见的影响，并与所谓的专业理性之间生产了足以成为经验性材料的紧张空间。狭义来看，疫情的发生往往涉及两方面的传播实践，一个是危机传播，一个是科学/健康传播。而一次规模如此广泛的疫情，又是一次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的实践场域，是检验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大考的一部分。 病毒传播没有国界，世界各国都被卷入了这场大考，而无法做到对他者隔岸观火。疫情发展至今，对疫情中的中国报道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中国向全球揭示疫情发生至武汉宣布封城；第二个阶段: 从武汉宣布封城开始至李文亮医生去世；第三个阶段：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全球各地宣布发现首例社区人传人病例，疫情向全球蔓延。在第一个阶段里，西方媒体尚能接受科学界对科学的不确定性的认知逻辑，对疫情的报道相对集中在对病情发展的追踪，媒体报道框架多在传染病报道的健康传播框架内，“病毒测序”“疫苗”“有效药”等方面的讨论成为主要话题。在第二个阶段，即封城之后，由于采取了传染病防控的围堵措施，西方媒体仅有少数记者能进入疫情核心区域进行报道，而且一旦离开湖北地区记者又被迫居家隔离，因此与疫情相关的现场报道基本消失。西方媒体成为国内媒体报道的观察员以及中国社会化媒体内容的“搬运工”。由于封城行为史无前例，且缺少直接观察者，西方媒体在这一阶段的报道由于缺少历史经验判断与比照对象而较为谨慎。然而，自武汉中心医院发布李文亮医生死讯，及其生前被训诫的事实被报道之后，西方媒体迅速找回了其故有的报道中国的政治框架与话语——极权主义国家。关于疫情的报道转向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极权国家言论自由问题的尖锐批评。在这个转向下，中国前期建立的良好形象被反转，“中国的数据不可信，中国人不可信”作为一种集体形象，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第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胶着状态。此时对中国的疫情报道正逐步让位给其他新暴发疫情国家。在此阶段，中国往往被作为一个对照国家进行比较分析。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是否能够翻转还未可知。从对2003年非典新闻报道的分析来看，前几个阶段的报道框架将基本决定这个阶段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例如有学者对西方媒体中对中国和越南在非典期间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由于前期疫情信息不公开，造成对中国的报道负面形象显著，而越南的正面形象居多。这次的西方媒体报道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例外。西方的中国疫情报道依然没有偏离一些固有的模式，如冲突模式（偏向于呈现疫情中的社会冲突）、平衡呈现模式（在场地呈现中国抗疫的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比较模式（与历史事件比较、与新兴民主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比较）、异端模式（如视社会主义体制为异端）等。但中国主流媒体习惯性地选择报道西方媒体的积极话语来表达中国形象，我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制造了西方传媒正面报道中国的幻象，另一方面表现的“要面子”心态也很难得到世界的理解。最能表现中西对话姿态的方式应该是，以西方的专业理念来解读西方媒体的报道，弄清楚西方新闻话语是否为某种偏见所主导，在何种程度上脱离了新闻专业主义轨道。然而，我们也应关注西方媒体对种族主义偏见的反思，并由此寻找对话的可能性。如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都报道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的反华情绪。相比之下，路透社的报道更有气度，它援引人类学家的观点揭示反华情绪的根源，“东方主义假设、政治不信任和健康问题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组合”，警示人们不要对中国人抱有歧视（路透社，2020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征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华人的经历与感受，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呈现出他们对疫情的看法，有人在开学在即无法成行；有人被房东要求赶快退房；有人飞往东南亚逃难；也有人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应对已非常有力（《纽约时报》，2020年3月1日）。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看，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这次疫情发生巨大的改变——仍然是真实与偏见并存。诚如一位在伦敦求学的华裔加拿大人所言：“西方媒体总是以一种狭隘的视角报道中国。这种叙事来自冷战时期，把每个非民主国家都视为威胁。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也陷入了这种模式。”在政治上，西方仍然指责中国信息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权得不到保障。如《纽约时报》一直在批评中国的宣传控制。在经济方面，唱衰中国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如《纽约时报》2月11日发表题为《“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认为，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种族主义与污名化与其他的全球性危机不同，病毒因为其可能的与饮食、族群、生物之间的关联，而使得其带有流行病学意义上的溯源的需求。实际上，这一话题在科学层面始终无法研究和阐述清楚所带来的一种连锁反应是，个别政治人物利用其现存的模糊性，煽动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情绪，进而引发了针对疫情最早暴发地中国的“污名化”问题。由此人们期待，大家能够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分歧。这种期待是理想主义的，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次重大疫情发生，首发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对污名化的威胁，如艾滋病的全球传播造成人们对非洲人的歧视。正如中国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所预测的，这次疫情的发展必然带来“COVID-19=武汉=中国=中国人=华人=亚洲人”的国际反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伊始，就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呼吁警惕因疫情带来的针对华人和其他亚裔的种族歧视与骚扰。一些研究也显示，由于此次新冠肺炎暴发于武汉，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推特在#武汉肺炎#标签下的内容多为恐慌性谣言和视频，含有大量负面虚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状病毒#标签下多为客观中立的报道。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说，在疫情面前，“种族主义妄想”的作用显著。其中用地名来命名疾病的污名化现象是疾病报道中首先要警惕并尽力去除的。世卫组织为了避免以地名命名疾病为族群带来的污名化后果，很快采用COVID-19命名新型冠状病毒，并在全球推广。国际媒体基本上迅速进行了采用。但是在华语社区，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疾控中心依然称新型冠状肺炎为“武汉肺炎”。这一称谓依然被华人的自媒体刻意使用，可见疾病的传播确实会增强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与偏见。齐泽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应该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处只想着如何隔离中国人的我们所有人。”他道出了这些疫情危机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文化偏见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的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势，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前副议长、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翁诗杰（ONG TEE KEAT）说得好：“零和思维的政客们长期以来一直痴迷于遏制中国的战略，以维护自己国家的霸权地位。但现在面对这样一种致命的病毒，遏制的目标应该是病毒本身，而不是国家和人民。在这方面，常识和人道主义意识必须占上风。”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需要的是相互协助。在这次危机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积极的现象，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日本捐赠抗疫物资上的诗词最近刷屏、刷圈，让很多国人对日平添好感。在东京街头许多店铺的广告牌都写着“武汉加油”的字样；韩国总统文在寅公开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这些感人的事，注定将会以生命至上、人性之善等正面字样载入历史。同样，由40位知名法国音乐剧演员共同演绎的抗疫歌曲《在路上》（Together）和由19个国家50位外国音乐人翻唱的《在路上》（Together）在网络上热播，传递了爱的力量。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传播景观与地方化传播景观相互呈现，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国家利益优先等现象日益凸显。一个心里装着“敌对势力”的人是走不出狭隘的传播空间的，相对而言，我比较认同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2月6日新闻发布会上具有对话性的演讲，他表示近来关于疫情的相关情况受到了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许多媒体都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报道，高度赞扬了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或是给出了合理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到，仍有部分媒体报道存有偏见、恶意和不实信息，而这一切都被他置于可沟通性的话语中加以讨论，即：“谣言和恐慌比病毒更可怕，信心和决心才能战胜疫情。”事实上，疫情发展到后来，两百多个国家遭遇新冠病毒袭击，人们终究明白，抗疫不再是地域性任务，而是人类的共同任务，只能共同面对。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世界将会形象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民心相通与跨文化合作，面向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传播图景。
社会中的常见战略是实施乡村战略。
所谓的组织结构战略是指根据企业总体经营战略要求、经营环境、方针以及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模式的发展变动所作的长期性策划。
学术堂整理了一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技巧,供大家参考: 1、投稿要对路 每个刊物都有自己的办刊方针以及刊文方向在投稿之前必须做到心中有数,首先要了解刊物的发文方向,如果刊物是社科类的期刊,那么你发数学、物理、生物这些就有点不太合适了 其次还要了解刊物的出版周期,出版周期有双月刊、季刊、月刊……有的作者可能认为出版周期是小事,是编辑部的事情,跟我们投稿有什么关系呢?这样想就打错特错了,出版周期越长说明文章见刊的时间越长,文章的录用率可能会更低一些,如果是评职称用的话,一定要参考一下出版周期,这决定了你的准备时间 再次,了解刊物的栏目栏目决定了刊物的发文方向,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栏目是固定不变的那么你在发文章的时候就可以根据栏目去投稿了,比较有针对性二、栏目是变动的,比如说今年是建国七十周年,大部分刊物会出建国的专栏,你可以根据这个栏目进行专项写稿变动的栏目一般都在年初的时候再刊物上做一个预告,如果你有意向投稿,一定要去关注一下,避免写出来的稿件与刊物方向不符,导致退稿 最后,在投寄时最好在信封上注明栏目名称,以便于编辑人员及时准确地处理稿件 2、注意把握时机 教研论文按时效性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时效性强,与教学进度配合(例如《中学化学教学参考》的新教材教学参考,各种同步练习等),另一类时效性不强,与教学进度无关 后者什么时候投稿都行,而前者必须掌握一定的提前量,到底提前多长时间投稿,一般报刊都会通过报刊启示提醒读者和作者正常情况下,如果报刊没有规定,与教学进度配合的稿件,双月刊、月刊应提前4-6个月总的说来,新闻类稿件越及时越好,报刊发行周期越短,提前量相应要小些 论文发表就像是新闻报道,越新的选题越近的时间越容易被录用但是学术期刊毕竟不是"日报",就出版周期而言,滞后性太强,你投稿的时候还是一个热点,等到出刊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话题度了 3、注意格式要规范 现在大部分都是邮箱投稿,需要形成电子版文档,建议投稿之前先观察一下刊物的排版习惯,最好能够将格式调整成刊物的标准格式如果刊物没有提供参考格式,也一定要整理一下,最起码要美观、可读 编辑部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稿件,如果每一篇文章格式都是乱的,极不方便编辑审稿,如此一来,被退稿也是很常见的建议一定要规范格式,另外如果有基金一定要带上,提高录用率 当然,这些并不是投稿被录用的决定性因素关键还是要看稿件的质量,提高命中率的根本还在于稿件质量 4、适当控制字数 不同的刊物,对论文字数的要求不同,而且差别很大,有的喜欢长篇大论,有的喜欢短小精悍,投稿时应对各刊物发表的文章进行研究,总结归纳出一些规律,这样投稿才有针对性一般说来,寄给报刊发表的文章,应尽量短些,选题最好小一点,内容实用些,可操作一些,让别人看了能受到启发教育或拿过来就可以用;而参加评选的论文,理论性应强些,选题可稍大点,字数亦应适当多一些,这样才能将问题说清说透通常组织论文评选的部门下通知或发启示时,对论文选题、格式、字数都有明确要求,撰写时应充分注意,如果没有要求,笔者以为参加评选的论文字数以3000- 5000字为宜,一般不要少于3000字,也不要多于7000字,根据选题只要论述清楚了就行,不必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字数多少上 不论哪类文章,在控制字数的同时应十分注意文章的科学性和可读性所谓科学性是指文章的观点不能出错,引用的论据资料应准确无误,论证过程应经得住推敲;所谓可读性主要是指文字表述要让人喜闻乐读,一看题目就想看内容,一看内容就让人爱不释手,非一口气读完不可,当然这不是一日之功,需要长时间磨炼,文字功底是练出来的 5、讲究投稿策略 刚开始投稿的人,将稿子投出后总希望尽快得到编辑部的回音事实上,由于编辑部每天要处理的稿件无以数计,所以,不少刊物收到稿件后常常连收稿通知都懒得发,这挫伤了不少作者的积极性还有个别刊物大量地照顾"关系稿件",眼睛只盯住几个"名人",结果使很多新人退避三舍 但应该承认,任何刊物都会考虑自己的信誉,真正有生命力的刊物在用稿上一定会坚持认稿不认人的原则,只要稿件对路时机合适,质量属于上乘之作,任何编辑部都没有舍优求次的道理
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毕业论文是大学生才华的第一次显露，是向祖国和人民所交的一份有份量的答卷，是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报到书。一篇毕业论文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才华，也不一定能对社会直接带来巨大的效益，对专业产生开拓性的影响。实践证明，撰写毕业论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出好人才的重要措施。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要求，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要求。提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提高全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还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都要求我们的干部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在经济建设中，作为领导人员和机关的办事人员，要写指示、通知、总结、调查报告等应用文；要写说明书、广告、解说词等说明文；还要写科学论文、经济评论等议论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信号，是传达信息的方式。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收集、信息的储存、整理、传播等等都离不开写作。
美国具百年历史著名的传媒行业杂志《variety》，是美国权威电影杂志，美国在电影方面是目前世界最好的国家，能在美国称上权威的电影杂志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1、企业规模扩大导致管理层次增多2、企业发展的途径已从集中化转化为多样化3、企业的社会责任在迅速化提高4、企业之间的竞争加速
从广告的最早出现来看，到底是起源于何时何地，这个问题是广告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就目前我们接触到的资料来看，应该是在东方和西方几乎同时出现了广告现象。但是，现代广告的发源地为西方国家，这是无容置疑的。 一、西方广告形式 人们现在所见到的最早的广告，是现存于英国伦敦博物馆内的一张写在羊皮纸上的广告。据考证，它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古埃及的一张寻找一个出走佣人（奴隶）的广告。据记载，古罗马的独裁统治者儒略·凯撒面对即将来临的战争，经常通过散发各种传单来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以便获得民众的支持。可见，传单广告形式在西方被最早使用。 西方广告形式曾经陆续存在过招贴广告、声响广告、演奏广告。作为演奏广告在中国广告史上往往是盲艺人采用的广告形式，并不被普遍采用。而在西方社会中，以演奏形式影响、招徕顾客则变较普遍。此方式起源于1141年的法国的贝里州，12个人组成的口头广告团体，经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的特许，在特定的酒店里吹笛子，招徕顾客，从而对光顾的客人进行推销宣传。 西方国家最主要的广告形式构成了现代广告形式的体系。西方国家主要广告形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并不断完善，成为了现代社会中主要的广告形式。 1．报纸广告 在欧洲国家，报纸历史十分久远。l 5世纪末叶，在欧洲国家出现了印有新闻的小报，时称“新闻书”，为对折四开的印张，被视为报纸的直接起源。美国早期的报纸有《纽约太阳报》、《美国先驱报》、《纽约时报》等。《纽约太阳报》白1833年9月3日由B·H·戴的人创立以后，很快在美国掀起了便士报运动，即“只要花一便士就可以买一份报纸”，从而开创了美国历史上的“报刊宣传活动”(Pressagentry)，在美国报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便士报运动开展之后，由于报纸售价低廉。人人都可以买得起，因此报纸发行星大增，随即广告费也迅速上涨，十是有些企业为了节省广告费，便雇佣专门人员来制造煽动性新闻，以此扩大影响。尽管这一时期在美国传播历史上被称为“最不光彩的时期”，但毕竟推动了美国报刊业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以后，报纸广告发展更为迅速。随着广告刊载数量的增多，一份报纸的版面越来越多，报纸广告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信息的传播，一直到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如订婚、嫁娶、求职、供职、租房、家教、育儿、计点工等等。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有的报纸的周末版上信息容量竟然达五六十万字，而其中有很大部分的为广告信息以及与广告有关的宣传信息。报纸广告在西方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与作用可窥其一斑了。 2．广播广告 广播的出现，是人类传播领域最大的突破之一，由此产生了不受时间、地点以及复杂制作工艺限制的广播广告。1920年，美国首家商业广播电台创立，1926年出现了全国性广播电台，广播电台便成了前所未有的主要广告媒介。随后，世界上各个国家纷纷建立自己的电台。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在电台广播领域，有的国家政府明今限制或禁止电台广播广告。但是就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广播电台而言，广播广告是电台经费开支的重要来源之一。 3．电视广告 1936年英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1939年美国创办了美洲第一家电视台，但正式开办商业电视台是1941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电视传播事业迅速发展，各国电视台相继建立。其中许多电视台都经营电视广告业务，从而使电视广告迅速发展。 4．杂志广告 1731年英国出版的《绅士杂志》，最早用“magazlne”(杂志)一词称呼期刊。对之有过如此描述：“每月成集，锦文荟萃，如杂志”。“magazine”一词是由阿拉伯文的“makhzan”变化而来，原词意是“仓库”的意思，也许就此转用知识的仓库，把后来刊登论文、小说等文字的期刊都叫作了杂志。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杂志才逐渐被普遍重视。杂志的大发展是在二战以后；世界处于稳定发展之时，各个专业领域和综合性领域的发展，客观上需要进行交流和传播所导致的。像德国的《明镜》，美国的《时代》，日本的《读卖周刊》等杂志都成为世界性的重要杂志。同时，大量趣味性、知识性、娱乐性—的杂志不断出现，并且与广告传播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现代杂志广告。 5．其他广告 户外广告。户外广告在国外17世纪以后出现并发展。在1870年，户外广告的收入占到商业广告的30％，到20世纪初，随着交通工具的改进，尤其是汽车的普及，公路建设的发展，户外广告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户外广告多以图画为主，目的是加深人的印象。户外广告的种类有广告牌、海报、建筑广告等。 空中广告。空中广告是以空中飘浮物和飞行物做媒介，垂挂或书写广告，以引起大众的注意和兴趣的广告形式。早期的空中广告是以风筝形式来表现的。1913年，英国皇家空军J·c·萨维奇少校开始组织烟雾空中广告实验。1922年在英国举行了首次表演，飞机在空中利用烟雾写下了“Daily Mail”(《每日邮报》)的字样。后来美国人发明了空中投光广告，给人以宏伟壮观的感受。在1991年海霓虹灯广告。世界上第一例霓虹灯广告是由法国人克劳特安装在巴黎皇宫上的。随后英国人开始效仿。本世纪20年代，才进入美国。霓虹灯广告的普及运用是在本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之后，到50年代霓虹灯广告随着新技术新材料的发明及使用，变得多种多样。到90年代之后，其形式更是繁华多彩。霓虹灯广告成为了一个地区经济繁荣与否的重要显示。 直邮广告。直邮广告是采取将产品宣传资料直接邮寄给消费者的广告形式，此形式广告在西方某些国家所占比重很大，甚至被喻为取代杂志的四大媒介之一。 二、广告职业化和专业化 广告活动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是从美国开始的，并由美国传到欧洲许多国家。 1869年，在美国的费城，N·w·艾耶父子创立了具有真正专业广告公司意义的广告公司，即“艾耶父子广告公司”。该公司经营的重点从单纯的报纸版面转到为客户服务，为客户制作广告，帮助客户制定广告策略，并注重广告效果。 20世纪初期，广告专业公司的发展十分迅速。美国广告业自开始便首当其冲，引导广告专业公司发展大潮，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广告公司。在2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广告公司做了大量工作，对使美国工商企业摆脱经济萧条起到了极其重要伪作用。因此；在世界上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广告公司行业群体。 美国广告业的发展带动了世界范围的广告业的活跃和发展。从广告业态势来看，从二战以后，在世界上出现了以美国为核心领导，西欧和日本为重要主体的世界广告业的大发展。 三、广告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广告学的产生 广告学之所以出现，存在着三个原因，即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客观推动，心理学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和学科分化的必然。 第一，客观基础。20世纪初，专业广告公司的迅速发展，推动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又给广告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在广告理论上将广告实践中的经验加以总结和提高，以便进一步推动广告事业的发展。正是由于商品经济在本世纪初的大发展，才形成了广告理论研究的客观基础。 第二，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自1879年德国的冯特教授在莱比锡大学创立第一家心理学实验室之后，从实证角度展开了对心理机制和心理活动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从而使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现代心理学的产生和进一步发展对消费心理学和广告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心理学理论每一次发展和突破都导致广告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新理论的产生。 第三，学科独立大潮的必然。20世纪初期，是社会科学学科分化的时期。随着社会科学18世纪形而上学地发展和19世纪在学科经验和萌芽概念上的积累，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领域开始出现了分化现象。从而产生了一大批的20世纪新学科。就广告而言，它是适应这一学科大综合和大分化的客观形势，把原属新闻、传播、营销和心理活动中的概念、范畴加以综合、抽象和分离出来，并找出其中内在逻辑，进行新的结构组合，从而构建出了独立的广告学理论体系。 (二)国外广告学的发展 国外广告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创立、成熟和创新。 1．创立阶段 从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30年代为广告学的创立阶段。 1900年，美国心理学家哈洛·盖尔(Har]ow Gale)在多年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广告心理学》一书，强调商品广告的内容应该使消费者容易了解，并应适当运用心理学原理以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和兴趣。1901年美国西北大学校长、社会心理学家瓦尔特·狄尔·斯科特(WalterD513Scott)在西北大学做报告时，系统提出心理学如何应用于广告宣传诸要点。随后，他连续发表有关论文12篇，并整理成册出版《广告论》(又译为《广告原理》)一书。1903年问世的《广告沦》认为心理学应用十分广泛，不仅在广告业范围，各种产业莫不可行，为广告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席克斯编著了《广告学大纲》，对广告活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广告论》和《广告学大纲》被视力世界上最早的广告学著作。 1908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撰写了《社会心理学》一书，分析并研究群体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其中大量涉及与消费心理有关的直接和间接因素，对广告学的建立起到理论背景的支持作用。1912年德国心理学家敏斯特伯格发表《心理学与经济生活》一书，重点研究工业心理学诸问题，在部分章节中明确提出广告效果和橱窗陈列等和消费心理相关的问题。1902—1905年期间，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密西根大学和西北大学都开始讲授有关广告学方面的课程。 自l 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研究广告的理论出现，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个时期广告理论研究的特点是提出问题，简单论证，理论比较零散，未形成完整学科体系。但是，广告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出现。 2．成熟时期 自本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为广告学成熟发展时期。 在本世纪20年代，传播学和市场学开始出现，尤其是市场营销活动的开展及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推动了广告学的进一步成型。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大萧条，客观上对广告学提出了理论要求。因而，此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广告专家和学者，研究现实问题，利用广告影响和推动现实经济的发展。 一批广告理论研究人员在使广告理论成熟化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产生了许多广告理论流派。本世纪前期美国最有影响的文案撰稿人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创立了情理广告派，他为广告定下了“纸上推销员”的著名定义。克劳德·霍普金斯发展了约翰·肯尼迪的情理广告，成为情理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广告之于商品，犹如戏剧之于人生，它既是商品，又高于商品。他写过无数著名的广告文案，使不少商品成为名牌。他的著作《科学的广告》一书是美国修学广告的学生的必读书。李奥·贝纳建立和发展了“芝加哥广告学派”，在广告表现上“我们力求更为坦诚而不武断。我们力求热情而不感情用事”。罗瑟·瑞夫斯（Tosser Reeves）首创了广告是“独具特点的销售说辞”（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的理论。明确“广告的艺术是用可能最低的费用把一项讯息灌注到最大多数人的心中”。威廉·伯恩巴克（William Bernbach）提出广告写作一定要有创造力，在广告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有独创性（original）与新奇性（fresh），“你写出的每一件事情，在印出的广告上的每一件东西、每一个字、每一个图表符号、每一个阴影，都应该有助于你所要传达的讯息的功效”。大卫·奥格威（David Ogilvy）创立了“形象设计”理论，被誉为“形象设计时代的建筑大师”，他的《一个广告人的自白》一书。总结了自己从事广告实务的经验和体会，自1962年出版至今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在美国国内它的销量已逾30万册。此书在欧美专修广告的学系中，是学生必读的参考书，其中既有广告的创作，也涉及到诸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理论。乔治·葛里宾(George Gribbin)将罗必凯学派系统化，他认为“写好广告与写其他任何东西的要点，都是写作者要做到了解别人，对别人洞察入微，并对他们有同情心。”在广告中，要使对方连续不断地去读文案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直到看完广告的最后一字。他明确指出广告人员一定是阅读广泛的人，不仅撰文人员甚至一切与创作广告有关的人都应如此广告撰文和创作，应该不断修改，使其完善。广告要贴近生活，文案写作人员应该对商品有深刻的了解，去了解未来的顾客，去了解你的商品，才能创造出好的广告。 这一时期，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区的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 Me)，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广告公司总部，因而，这条街道成为了美国广告业的代名词。 3．创新时期 70年代以后，随着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使广告的现代化手段及技巧有了大幅度的革新，广告调研预测技术、媒体策划技术、广告表现技术出现电脑化趋势，广告理论出现了不断创新的趋势。 60年代末70年代初艾·里斯（AL Rise）和杰·特劳特(Jack Trout)提出“定位”(Positioning)概念，并写了一系列名为“定位时代’’(Positioing Age)的文章。广告定位理论迅速传播到许多国家。最近，杰·特劳特在总结25年来的经验基础之上出版了《新定位》(The New positioning)一书，提出了更符合时代要求定位策略。与此同时，广告媒体的研究、广告心理的研究、广告运动策略、广告经济学、广告社会学、广告文化学与传播学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出现，丰富、促进了广告学基本理论，又同时推动了广告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