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要智库一览 布鲁金斯学会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成立于1927年。作为美国著名的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致力于对经济、外交事务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的研究，立场相对中立，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该学会主要得到美国东部财团的支持，洛克菲勒财团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系民主党人。学会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的研究，集中了包括卜睿哲、李成、李侃如等一批中国问题专家。 外交关系协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成立于1921年，主要受洛克菲勒、摩根等东部财团控制。协会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主要任务为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力，并主办《外交事务》杂志，乔治·科南的“遏制理论”最早就是在该杂志上发表。其现任主席理查德·哈斯曾在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ndowment for lnternational Peace 成立于1910年，以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并致力于推动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宗旨，是美国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尤其注重分析促成全球性变化的经济、政治和技术力量。主要通过四大部门的活动——全球性政策项目、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中国项目以及《外交政策》杂志，来协助制定关于传统和新兴问题的政策辩论内容。中国研究由其总裁杰西卡·马修斯亲自领军。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成立于1981年，致力于研究债务及发展、全球化、国际金融及宏观经济、国际贸易与投资及美国经济政策。2006年4月11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联合出版《中国：决算表》一书，讨论中国崛起和美国对策。 传统基金会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成立于1973年，是一个兼有教育性和研究性的智囊团，是美国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其理念包括主张小政府，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捍卫个人自由；捍卫传统价值；强调美国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其主要活动包括：每年公布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系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出版各类研究报告；发表成员的每周评论；筹办青年领袖计划。 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成立于1943年，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曾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美国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有“保守的布鲁金斯”之称。该所主要得到摩根财团等东部财团的支持，与共和党渊源较深，共和党尼克松、福特政府下台后，许多重要官员纷纷加入该所，故舆论界又称它为共和党的“流亡政府”、“影子内阁”。近年来，有向中间摆动的趋势，对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强。该所的高级研究员纽特·金里奇曾任美国众议院主席，在1999年还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成立于1977年，其理念深植于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主张减少政府对于国内社会和经济的干预，并且减少在国际上的军事和政治干预。所提倡的政策包括了废止最低工资管制、改革反毒品政策、废止企业补助和贸易壁垒、减少联邦政府对市场运作以及地方州政府的干预、深化自由学校选择制度、废止政府实行的族群歧视政策等。其成员多为学界知名人物，包括哈耶克、詹姆斯·M·布坎南等。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成立于1968年，是一个教育型的智库，研究领域覆盖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尤其以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为重点。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美国在世界的角色、美国和世界面临的长远挑战等。威尔逊中心没有直接影响美国政府行政和立法的议程和目标，主要以广播节目、公开会议、出版物、电子服务等形式影响社会公众。 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成立于1919年，素以研究共产主义和反苏反共著称，有“右翼思潮的智库”之称。该所的研究和收藏主要围绕着“战争、革命与和平”3个主题。其经费大部分由保守团体和大公司捐助，像埃克森·美孚、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宝洁等都是研究所的捐助大户，另外，斯坦福大学的资助占总预算的15%。 史汀生中心 The Stimson Center 成立于1989年，是与美国国会和政府联系紧密的自由派智库，专注于区域安全、跨国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与和平问题的研究，并以浓重的军事背景为其鲜明特征。自1995年以来，史汀生中心加强了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海问题的研究。 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成立于1962年，主要从事包括评估美国的政策风险，分析欧盟、东盟等地区性事务，研究国际安全与稳定以及建立国家长期战略等研究活动，是美国具有保守色彩的重要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和“冷战思想库”之称。定期出版物有《华盛顿季刊》、《华盛顿文集》和《重要问题丛刊》。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是美国的非政府机构，类似于一个社团，里面汇集了全美国最智慧的外交研究人员。经费由卡耐基和洛克菲勒两大基金提供，很多人在美国新政府选举结束后就被请到白宫当国务卿之类的
“萨德”系统全名为“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THAAD)，是目前唯一能在大气层内和大气层外拦截弹道导弹的陆基高空远程反导系统，总承包商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萨德”系统于1989年提出计划，并开始一系列验证试验。2000年“萨德”系统转入工程研制阶段，并于2008年完成了第一套系统的部署。“萨德”系统是美国新导弹防御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针对高空导弹进行拦截，采用卫星、红外、雷达三位一体的综合预警方式。该系统由拦截弹、车载式发射架、地面雷达，以及战斗管理与指挥、控制、通信、情报系统等组成。“萨德”采用的技术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动能杀伤弹(KKV)的“动能杀伤技术”。这是从“星球大战”计划就开始发展的一种新型技术，其破坏机理是“碰撞-杀伤”，破坏威力大。这种方式看似简单，却对末制导和空间机动的矢量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难度不亚于“子弹打子弹”。此前防空和反导导弹一般都采用高能炸药破片杀伤方式，依靠成千上万片碎片破坏目标导弹或弹头，往往只能实现所谓的“任务破坏”而非“导弹破坏”，一般不会完全摧毁弹头，而只是使其偏离原定轨道，弹头内的爆炸物或生化战剂仍会散落到地面。对于核弹头和生物弹头来说，也许偏离原定轨道会使得弹头无法落在原定目标的头上，但是如果弹头的最终落点还是敌对国的话，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枚弹头还是完成了对敌国的杀伤任务的——因为没人能保证新落点不是敌对国的人口密集地区或者是大工业区。而“碰撞一杀伤”可以高速撞击目标弹头，从而在高空引爆弹头或利用高速撞击产生的高热使生化战剂失效。“动能杀伤技术”的另一个优点是其战斗部很小，甚至可以没有专门的杀伤部分，只依靠制导或末机动部件的质量就可以达成“碰撞一杀伤”的效果，这大幅度减小了战斗部质量。例如，在“萨德”系统的早期计划E21中，其动能杀伤飞行器(KKV)的质量就从从前的“大气层内高空防御拦截弹”的200千克降低到了40千克，而“萨德” 系统的拦截器包括保护罩在内质量也只有40～60千克，这使导弹增加拦截高度成为可能。名为“保护” 实为“威慑”“名义上，韩国部署‘萨德’是针对朝鲜;实际上，瞄准的是中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任卫东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韩国前统一部长官丁世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韩美决定将“萨德”部署在庆尚北道，而非首都圈地区，恰恰证明了“萨德”部署的目的并非是为应对朝鲜的核及导弹威胁，而是美国企图维持东亚地区霸权地位而采取的军事性、技术性措施。诸多分析都指出，如果仅仅是针对朝鲜，“萨德”反导系统远超其需求。从地理上来分析，朝鲜半岛东西宽360公里，南北长1000公里，这一区域如果需要导弹覆盖，射程在1000公里以内的短程弹道导弹足够，根本不需要“萨德”这样主要打击射程在3500公里以上的中远程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而且，“萨德”的雷达具有长达2000公里的探测距离。前沿部署和末段部署两种部署模式转换只需要8个小时。如果美军从部署第二天起就24小时开动2000公里探测雷达，远东地区和中国的军事活动都将可能暴露在美国人的眼里。在谈到俄罗斯和中国对于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反应时，特罗菲姆丘克说：“众所周知，北京和莫斯科在官方层面已对这一事件进程表示关注。然而，与此同时，仍应注意美国在欧盟的一些东欧国家部署反导系统的经验。因为经验表明，仅在口头上表示关注，对终止部署反导系统不会有本质的影响，甚至反而会加快其进行”，“即使朝鲜领导人在军事技术研究领域没有表现自己的实力，华盛顿大概也会找到其它借口，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亚洲屡见不鲜。”特罗菲姆丘克建议，阻止萨德事件升级，不应仅局限于一些官方的声明，而是要采取一系列深思熟虑的具体行动。他说：“应当在问题出现之处将其解决，因此发展朝鲜与韩国的对话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同一民族不同地区人民间的对话中潜藏着巨大的潜力，然而这种潜力尚未被充分利用。朝鲜半岛的人民需要和平，而不是战争，而这也正是我们的出发点。”“萨德”入韩 还有后患对于美韩部署“萨德”系统，中方多次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称将考虑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地区战略平衡。俄方日前也表示，为应对“萨德”入韩，不排除将加快恢复南千岛群岛军事基地的可能性。朝鲜半岛的局势也可能因为“萨德”入韩更加紧张。朝鲜7月多次发射导弹予以回应，并警告一旦美韩确定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位置和场所，朝方将采取“物理性措施”予以应对。美国全球策略信息华盛顿办公室主任威廉·琼斯还指出：“‘萨德’不会起作用，这也被美国方面从事该导弹系统研究几十年的相关人员所批判，他们指出‘萨德’可能难以让韩国抵御来自朝鲜的导弹攻击，反而会因导致朝鲜作出更为激进的举动。”专家指出，“萨德”入韩让“新冷战”的幽灵游荡在东北亚上空。正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尔盖·卢贾宁所说的，美韩两国推动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近几年来发生在东北亚最严重的军事挑衅，根本就是在制造新的紧张气氛。
美国智库（think tank），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或“智慧库”。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27年。作为美国著名的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致力于对经济、外交事务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的研究，立场相对中立，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该学会主要得到美国东部财团的支持，洛克菲勒财团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系民主党人。学会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的研究，集中了包括卜睿哲、李成、李侃如等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外交关系协会成立于1921年，主要受洛克菲勒、摩根等东部财团控制。协会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主要任务为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力，并主办《外交事务》杂志，乔治·科南的“遏制理论”最早就是在该杂志上发表。其现任主席理查德·哈斯曾在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以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并致力于推动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宗旨，是美国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尤其注重分析促成全球性变化的经济、政治和技术力量。主要通过四大部门的活动——全球性政策项目、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中国项目以及《外交政策》杂志，来协助制定关于传统和新兴问题的政策辩论内容。中国研究由其总裁杰西卡·马修斯亲自领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致力于研究债务及发展、全球化、国际金融及宏观经济、国际贸易与投资及美国经济政策。2006年4月11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联合出版《中国：决算表》一书，讨论中国崛起和美国对策。传统基金会成立于1973年，是一个兼有教育性和研究性的智囊团，是美国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其理念包括主张小政府，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捍卫个人自由；捍卫传统价值；强调美国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其主要活动包括：每年公布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系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出版各类研究报告；发表成员的每周评论；筹办青年领袖计划。美国企业研究所成立于1943年，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曾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美国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有“保守的布鲁金斯”之称。该所主要得到摩根财团等东部财团的支持，与共和党渊源较深，共和党尼克松、福特政府下台后，许多重要官员纷纷加入该所，故舆论界又称它为共和党的“流亡政府”、“影子内阁”。近年来，有向中间摆动的趋势，对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强。该所的高级研究员纽特·金里奇曾任美国众议院主席，在1999年还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卡托研究所成立于1977年，其理念深植于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主张减少政府对于国内社会和经济的干预，并且减少在国际上的军事和政治干预。所提倡的政策包括了废止最低工资管制、改革反毒品政策、废止企业补助和贸易壁垒、减少联邦政府对市场运作以及地方州政府的干预、深化自由学校选择制度、废止政府实行的族群歧视政策等。其成员多为学界知名人物，包括哈耶克、詹姆斯·M·布坎南等。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成立于1968年，是一个教育型的智库，研究领域覆盖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尤其以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为重点。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美国在世界的角色、美国和世界面临的长远挑战等。威尔逊中心没有直接影响美国政府行政和立法的议程和目标，主要以广播节目、公开会议、出版物、电子服务等形式影响社会公众。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成立于1919年，素以研究共产主义和反苏反共著称，有“右翼思潮的智库”之称。该所的研究和收藏主要围绕着“战争、革命与和平”3个主题。其经费大部分由保守团体和大公司捐助，像埃克森·美孚、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宝洁等都是研究所的捐助大户，另外，斯坦福大学的资助占总预算的15%。史汀生中心成立于1989年，是与美国国会和政府联系紧密的自由派智库，专注于区域安全、跨国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与和平问题的研究，并以浓重的军事背景为其鲜明特征。自1995年以来，史汀生中心加强了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海问题的研究。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于1962年，主要从事包括评估美国的政策风险，分析欧盟、东盟等地区性事务，研究国际安全与稳定以及建立国家长期战略等研究活动，是美国具有保守色彩的重要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和“冷战思想库”之称。定期出版物有《华盛顿季刊》、《华盛顿文集》和《重要问题丛刊》。
TIME时代 美国1923年创刊 即便是它在今年的美国“国家期刊奖”中一个提名也没有获得，话语惯性与品牌传统以及以红框构成的各式封面积累仍然维系着《时代》的地位。的确，品质沉淀是这本至尊杂志的最可贵底蕴，每年年底的“年度风云人物”评选也许永远都是其最荣耀的时刻。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杂志 美国1888年创刊 财力物力惊人并不是造就《国家地理杂志》殿堂的根本，不懈的职业态度与拓展性极大地推动了这本超级王牌杂志发展，国家地理频道以及众多衍生产品共同织造着其殿堂的不断扩充。新作“泳衣百年”特刊，显示其锐意改革切合时下市场的难得新派作风。FORTUNE 财富美国 1930年创刊 为全球人熟知的两个杂志运营品牌“财富论坛”和“500强”仍然在继续维持着它们在财经领域的话语霸权。杂志本体操作得仍然让人看不出其有任何老态，即便是在前些年那些锐意改变一切的新经济杂志面前，《财富》仍然保持着可贵的新鲜。VOGUE 美国1892年创刊 老牌VOGUE的时尚集团地位已不容置疑，在学者中，VOGUE亦已化身为时尚影像历史的代表物。VOGUE在意大利获得更值得称道的发展，结合ITALY人的时尚与热情诞生了时尚杂志超级模范，VOGUE ITALIA发展至今已经建立了5本同样出色的子刊，昭示着VOGUE的惊人魅力。The Economist 经济学家 英国1843年创刊 其严谨作风已使其成为这个时代最值得信赖的政经观察家。在全球范围内搭建的观察员队伍素质超群，并在其每年年初发布的全年预测中组成强大的战线；组建各种研究工作机构监测各个经济地区的营商环境和人居环境，都在散布着这本杂志的话语权。PLAYBOY 花花公子 美国1952年创刊 仍然是知名度极高的老牌杂志，有着51年历史的成人杂志，如今更有改版做主流男人杂志的决心，值得尊重的传奇创始人海夫纳是否在考虑PLAYBOY品牌难得，资源优势不应是耗在与《阁楼》以及新兴的MAXIM上？应该更明确地去追逐主流广告商？VANITY FAIR 名利场 美国1913年创刊 依然出色地扮演着“从新星到巨星”的全球最华贵舞台提供者的角色，更让人佩服的是，它在国家杂志评奖中在最佳杂志、摄影、专栏、随笔和评论上均获提名。这种浮于华丽世界中却扎实经营杂志本体的内容建设的用心值得称颂。Newsweek 新闻周刊 美国1933年创刊 相信没有人会忽视这本新闻杂志这两年在新闻报道上作出的富有开拓性的贡献，独家、周密、侧击、旁敲、独到、新知等各种报道模式层出不穷，市场上更积极地开拓着远东市场，学术上在美国期刊奖中屡有斩获，影响力正飞跃提升。ELLE 法国1945年创刊 国际版本达70份的惊人扩充能力，代表着法国桦榭集团的最强实力。相对于VOGUE与Bazaar的较年轻作风，以及贴近时下年轻女性的时尚需求，加上“女性都向年轻看齐”的心理暗合自然法则，ELLE全球开花的经济效益策略正日见其影响力。WIRED 连线 美国1993年创刊 曾经被视为是新经济杂志一员的《WIRED》如今证明了它更重大的贡献在于培养了一大帮“技术派”，这本杂志崇尚无线技术及数码并长期坚持此道，实在值得大批数码热血青年的热烈追捧，文化评论家已经把它等同于1960年代由《滚石》带动的一代。FHM 男人帮 英国1985年创刊 近年全球杂志界扩展速度最神速的杂志之一，英国Emap杂志集团的先锋，凭借最畅快淋漓的编辑思路迅速拉拢男性读者的兴趣，俨然成为男人阅读市场这两年来最叱咤风云的新力军。宛如电视传播方式的全新杂志编辑思路如今已经深受追捧。THE FACE 脸孔 英国1980年创刊 uk 以颠覆效果著称的英国青年时尚文化杂志，在1980年到2003年间坚持不懈地在青年文化运动中作着The Face式的发言。今年更在Neil Stevenson领导下进行改版试验，显示这本最代表英伦风格的杂志应对时尚全球化的全新编辑思路。ROLLINGSTONE 滚石 美国1967年创刊 曾是一代热爱摇滚文化左派分子的代言杂志，代表了杂志媒体在音乐领域的权威声音。今年挖来FHM杂志原主编埃德·尼达姆酝酿改版调整以适应新阅读趣味的策略，可见其要维系《滚石》作为文化代表之心不息。The New Yorker 纽约客 美国1925年创刊 它精于透析文化动脉，在政治、文学、艺术各领域中充当思潮流行的先驱角色，其杰出之处是以长久的文学品格与知识分子气质的坚持换取全球大多数欣赏者的崇敬之心，尽管从没有推出其他语种的海外版本，却总会有人来为之作免费杂志文化理念宣传。Forbes 福布斯 美国1917年创刊 以人为报道造榜之脉的Forbes，一个“富豪榜”足以让这本杂志大吃四方。其近年最惹人注目的是在亚太地区声音的增强，热衷于“中国富豪榜”的发布及“全球CEO（首席执行官）会议”，瞄准香港更显示其司马昭之心。PEOPLE 人物 美国1974年创刊 全球定位最精确又最有效的杂志之一，聚焦主流的风云人物，八卦而不媚俗，强调短小文章迎合时代阅读习惯，由于其编辑方向的精确，便被封为最适合在厕所阅读的主流杂志，足见《人物》阅读适应性之广。i-D 英国1980年创刊 i- 杂志领域标识性最强的刊物，一直坚持的半闭眼封面已成为杂志界之佳话。虽近来编辑思路稍嫌堕入自身之俗套，但仍然以扎实的时尚摄影报道功底与在青年文化之中的敏锐触角占据着最优质青年文化时尚杂志之一的江湖地位。Business Week 商业周刊 美国1928年创刊 仍然是商业界最权威的声音，前几年最杰出的贡献是创造了“新经济”的“伟大”概念。《商业周刊》作为美国工商界的最权威刊物，不可避免地与工商界之命运联系起来共荣共辱，也许正是因为经济的低迷导致杂志自身声音的微弱。Wallpaper* 墙纸 英国1996年创刊 这本代表建筑室内设计尖端品位，以前专注于建筑家具的圣经杂志在经历了创办人Brule离开事件后,决意改版，成为一本更全面的时尚品位杂志。方针转移后的Wallpaper，本来可以在本榜占据更高的位置，可惜。Brutus Casa 日本 jp 日本杂志资讯搜集能力的升级版：添加了主题运作之方略。每期无处不在的搜刮技能和无微不至的主题编辑思路加上取经Wallpaper*的全球“设计感报道领域”同盟的策略，Brutus Casa已经在亚太地区建造最受建筑界、设计界、时尚界和出版界瞩目的杂志。还有很多，请参考：-magazines-top-100/篇幅所限，还有80多个呢，就不在这里列出了！看了这个之后，你应该对美国甚至全球的杂志和网站有个很好的了解了！希望这有所帮助！
《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 亨利·基辛格）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3fQ 提取码: q84b书名：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作者：[美国] 亨利·基辛格豆瓣评分：2出版社：海南出版社出版年份：2009-10页数：301内容简介：《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内容简介：现在全球经济体系特有的危机和惊人地增长率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自1980年以来，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每一次危机都比前一次更严重，更具有向他地区蔓延的危险性；每一次危机都在其高峰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迅速制服，每一次危机都显示，国际经济体系也许并不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但却具有恢复活力的能力。
1．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 第一阶段，美国全球扩张时期的“遏制”战略和“和平”战略。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末，美国的经济、军事力量称霸于整个世界，其全球战略具有鲜明的扩张性、进攻性、侵略性。历经杜鲁门（1945-1953年）、艾森豪威尔（1953-1961）和肯尼迪（1961-1969）三个时期。第二阶段，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时期的尼克松主义与人权外交。1969年尼克松开始实行战略收缩，提出以"伙伴关系"为核心、以实力为后盾、以谈判为手段，作为美国全球外交三原则，形成了所谓“尼克松主义”。卡特时期（1977-1981年），“人权外交”得到发展，恢复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号召力，为美国在国际社会里的形象增添道义色彩。第三阶段，美国对苏“转守为攻”时期的"以实力求和平"战略和“超越遏制”战略。里根政府（1981-1989年）以增强实力为核心，提出"星球大战计划"，企图压倒苏联。布什政府（1989-1992年）针对苏东改革和两极格局瓦解的形势，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其要点是在美国领导下用美国的价值观来改造整个世界。2．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1）克林顿政府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其内容和主要做法：（1）构建“美国主导下的大国合作”的世界秩序。（2）调整地区战略部署，防范的主要对象是对美国不利的地区性大国。（3）提升“经济安全”的战略地位，甚至一度将其置于全球战略的首位。（4）在政治上以扩大西方民主、普及西方价值观作为重要的战略出发点，并突出美国外交中的“软因素”。（5）在军事上，提出“塑造”、“反应”和“准备”三位一体的军事安全战略。（2）小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2001年，布什政府推出“先发制人”战略，其主要内容是：1）将维护美国的军事安全置于对外战略的首位，将恐怖主义作为首要威胁，确定所谓“邪恶轴心”，追求军事绝对优势和国家绝对安全。这意味着美国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更富于扩张性、侵略性和冒险性，其对外军事干涉将更加肆无忌惮，因而被认为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发生重大转变的重要标志。先发制人战略也被称为“布什主义”。2）采取“点菜式的多边主义”，一方面利用多边主义达到目的，另一方面坚决摆脱多边机制与多边合作对其权势与行动的限制，经常一意孤行地采取单边主义政策。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美国积极利用联合国、北约等多边机制，并与欧盟、俄罗斯、中国等大国进行协调合作。但对于国际军控机制和国际环境机制，布什政府的态度相当冷淡，特别是在西欧盟国极力反对和表示忧虑的情况下，仍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反对国际社会为推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效的议定书，并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冲击了美国与其传统的西方盟友的关系，其突出表现是法国和德国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而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则称法、德为“老欧洲”。3）调整全球地缘战略，构建国际安全新框架。阿富汗战争以后，继续坚持欧洲第一，但相对降低欧洲的中心地位；重视增强在亚洲应对未来挑战，大幅度提升中东和西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通过鼓励日本向海外派兵从而为美军事行动赢得实质性支持，借在东南亚开辟反恐第二战线而加大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改变中亚地区地缘政治面貌和军事力量平衡，这些已经使亚洲安全体系的天平向有利于美国的一方倾斜。3．美国全球战略的特点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内在连续性十分突出，那就是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从未改变。霸权战略并非为美国所独有，但战后美国的霸权战略与历史上列强争夺或征服世界的模式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美国特色。（1）联盟战略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处于关键地位。联盟内部权力关系的本质是霸权而不是平等。不过美国建立和维持联盟体系的方式仍具有较为灵活的特点。（2）美国竭力赋予其霸权以某种道义的或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同时注意将霸权目标与国家的实力统一起来。美国的道义外交是实用主义的；同时，美国霸权战略的一个关键性课题仍是实现其野心勃勃的全球“义务”与有限能力之间的平衡。（3）文化战略是美国霸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文化战略攻势以及挟经济科技优势而形成的文化强势，使得美国霸权也表现在文化领域，形成所谓“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霸权”。美国霸权战略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既使我们看到美国霸权得以建立和保持的原因，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美国霸权所蕴涵的内在矛盾。不管霸权的样式多么文明、巧妙，它所蕴涵的统治与控制的根本内核都是无法长久和不可接受的。%C0%E4%D5%BD%3B%BA%F3%3B%C3%C0%B9%FA%3B%B5%C4%3B%C8%AB%C7%F2%3B%D5%BD%C2%D4%3B%B5%C4%3B%D6%F7%D2%AA%3B%C4%DA%C8%DD&url=http%3A//blog%2Esina%2Ecom%2Ecn/u/54846976010007cu&p=882a9e2985cc42bc46fcd0264e&user=baidu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是一本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学期刊，它的成功得益于成功的品牌策略。为了拓宽市场，该杂志采取品牌延伸策略，并向海外输出版权，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发行上寻求多元化渠道，实行独特的会员制订阅方式。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成功证明，中国的期刊要想赢得市场，必须在品牌建设上多下功夫。【关键词】《国家地理》杂志；品牌策略拥有百年历史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是一家以普及地理知识为宗旨的科技类期刊。目前，它在美国的发行量仅次于《电视指南》和《读者文摘》，并拥有20种文字的海外版本,在全美300强期刊排行榜上始终位居前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成功在于其卓有成效的品牌策略。它向世人证明，品牌策略是期刊赢得市场的必要手段。品牌策略之一：准确、清晰的市场定位。所谓品牌，是指“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运用，其目的是借以辨认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同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区别开来。”①媒介具有商品属性，同样地追求经济利润。因此，同企业为产品打造品牌一样，为了能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媒介也要实行品牌经营。一个成功的品牌是媒介重要的无形资产，它可以为媒介带来经济的和社会的双重效益。市场定位是媒介品牌建构的第一步，即媒介创造一定的特色，树立一定的市场形象，以求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一种特殊的偏爱。而其中的读者定位是媒介市场定位的第一要素。创办于1888年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最初只是一本学术性很强的不定期刊物，其定位是“适合在已具有地理知识的人士中间传播地理知识。”②它的读者仅限于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165位会员。后来，杂志的创始人贝尔决定，将办刊宗旨确定为向所有人普及地理知识。这样一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便从最初的小众市场逐渐走向大众市场，满足了广大地理爱好者及普通读者的需要，拓展了杂志的生存空间。目标读者确定之后，媒介要做的就是内容和风格定位。在信息时代，差别意味着价值，一种品牌只有拥有独一无二的属性和特色，才具有市场竞争力。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于内容的打造可以用“包罗万象、精雕细刻”八个字来形容。每期杂志由五到七个专题组成，涉及领域包括地质地貌、考古、天文、野生动物、异域文化等。从雪地冰川的阿拉斯加到湿热多雨的亚马逊河、从埃及的古文物到中国的藏羚羊，关注点呈现出一种全球性视角。刊登的文章不仅视野广阔，而且内容深厚。既有细腻的描写，也有深度的分析，信息量十分丰富。在专题策划方面，该杂志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外。以往的科学杂志仅限于介绍知识而少有时间观念。而美国《国家地理》却巧妙地把时效性引入了杂志中，以读者关心的事件为由头，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进行深入剖析。2003年春天，美国发动对伊战争之后，《国家地理》杂志在当年10月份策划了一期名为“抢救伊拉克文物”的专题。文章的作者——两位考古学家，深入动荡不安的伊拉克，追寻被当地暴民掠夺的珍贵文物的下落。专题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主题：战争对人文和自然的无情破坏。它使读者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从政治层面深入到文化领域，体现出一本主流科普杂志的独特视角与使命感。又如前段时间，美国宇航局开始对火星进行科学考察。《国家地理》杂志便以此为由头，策划了一期介绍火星的专题。这种“事件+知识”的文本模式，巧妙地将读者兴趣与知识传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杂志的贴近性。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100多年来延续了相同的风格，散发出大气、尊贵、权威、厚重的气质。凭借这种气质，美国《国家地理》在同类杂志中鹤立鸡群，一枝独秀。虽然名为地理杂志，但其内容却远远超出了地理学的范畴，涉及到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等多种人文学科的知识，杂志将立足点放在自然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给人一种思辩之美。一般科普杂志多有说教味浓的弊病，而美国《国家地理》则异于同类散文游记的体例。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将细腻的个人感受融合在旅途见闻中，既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又在无形中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心理距离。文章平和朴实，没有太多专业词汇，读者可以像看小说一样，轻松读完整本杂志，而没有任何艰涩生硬之感。此外，杂志还设立了供读者发表意见的讨论专栏，增强杂志与读者的互动，让读者感到，他们和杂志之间是一种平等交流的朋友关系。除了精美充实、内涵深刻的文字以外，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另一个特色是图片的运用。杂志在创办之初没有图片的，面目十分严肃。1899年，23岁的中学教师格罗夫纳就任总编辑之后，对杂志的风格进行了大胆革新，将摄影图片大量地引入到杂志的页面设计中，从而形成了杂志唯美华丽的风格。色彩斑斓、视觉冲击力极强的照片带给读者一种酣畅淋漓的阅读享受，同时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加深对知识的印象。相关的可以去看看这个网页。 记得采纳啊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观。21世纪频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际信息传播曲线从疾病信息开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信息传播。与此同时，国内对于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体的挑战，也在传言处置逻辑中出现若干的翻转。这种翻转通过大量信息的对冲现象逐步让事态的发展获得受众更多的理解与共情。当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与病毒传播恐惧情绪下激发的种族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并随着疾病的蔓延产生越来越清晰的影响。这种影响范围虽然小，但是也是专业理性不得不反复面对的整体性挑战的一部分。理解、共情与认同疫情提供了一个看似全新的国际传播场域。面对这些场域，国家治理实践与媒介信息传播实践总体上呈现了一个相对理性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总体面向之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民族主义的情绪、传言的问题等。疫情中，国际传播实践也突破了原有的媒介视阈，在多部门联合实践中，在更广泛意义上试图赢得世界的理解、共情与认同。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很难摆脱一种病态心理：试图从外界的积极肯定中获得某种慰藉，甚至急于从西方新闻话语中挑出积极话语，让他者话语服从于一个康复者的心情，从而落入封闭的、不自信的状态。中国的疫情危机应对真正开始于1月20日钟南山正式宣布“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此后武汉经历了封城隔离、撤换官员、集中治疗、全国支援。这使得中国在外交层面赢得了世界普遍赞誉，主要包括“牺牲精神”“负责任大国”“速度、力度和透明度”等。形象总是在关系中建构的，维护自我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必须在对话关系中进行。如果只是单向收集形象传播的效果，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不自信的形象。逐渐摆脱恐慌的我们唯一应该展现的形象就是开放、对话，乐于向世界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也不回避中国抗疫的困难、矛盾和问题，直面外界对中国理解与不理解的种种维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的独特性的框架下，让中国人的遭遇和想法联通各国人的遭遇和想法，以包容的心态重建全球人际互动、互惠机制、信任关系、合作互动、价值共享。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暴发了两次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尽管“传染性疾病将会是全球未来的共同敌人”这个判断是一个科学共识，而且疫情最终在中国得到了控制，但是某些境外媒体对于中国疫情和应对疫情的报道对外界形成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全球传播图景并没有突发性转向。17年前的记忆成为新一轮质疑的基础，也是中国在疫情问题的传播上面对的全球难题。值得肯定的是，疫情暴发初期，由于我们1月12日就主动而积极地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合作，以及中国科学家迅速确定病毒鉴定和测序，并及时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的基因序列，从而在全球科学界和公共卫生健康领域里赢得了支持与尊重。在以科学家、流行病专家以及病毒学家为主要采访对象和信息来源的疫情暴发早期，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很大提升，积极正向的评价较多。世卫组织的专家在其中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再三向世界解释了中国在疫情信息透明公开方面与2003年的表现显著不同，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本次疫情危机体现出了中国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全球公信力水平与专业水准。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全球新闻媒体进入疫情核心区域即湖北各地报道的人员有限。这就为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全球新闻媒体通过观察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获得疫情发展相关的权威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新闻提供者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获取疫情的信息补充，传递疫情全貌。在这两个舆论战场上，一方面考验着我们与全球新闻媒体对话的专业主义能力与表现，另一方面也检视着我们是否有通人性的沟通方式，能够以有人情味的故事将中国民众的牺牲与苦难正常示人，获得族群间的共情与体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迅速成立专门应对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密集部署，并配合相关国家做好人员撤离工作。这些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肯定。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看到了中国为避免传染扩大展开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时向其他国家通报有两国间流动记录人员的确诊信息。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中国日报网撰文称：“中国医务人员和公民为应对这个事件而做出的勇敢努力，考验了城市的医疗基础设施的能力，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英雄主义，只有在战争中才能看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Danilo Türk）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果断而系统的反应。世界各研究中心之间的科学合作显著加强。”当然其他的声音也不少，如夏威夷大学马诺阿主校(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亚洲研究助理教授克里斯蒂·戈维拉(KristiGovella)分析说：“与中国有关的广泛政治、经济对峙和忧虑加剧了某些仇外心理，这些情绪与最近对传染病的担忧交互在一起成为国际舆论的表征之一。”传播偏向与专业理性危机时刻的全球传播状态是一面镜子，各种常态与非常态都可能在这个时候清晰呈现。面对疫情不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状况，全球涉华信息的景观也很像一个万花筒。然而，从我们常规对所谓西方媒体的观察实践来看，信息依旧受到刻板印象、传统偏见的影响，并与所谓的专业理性之间生产了足以成为经验性材料的紧张空间。狭义来看，疫情的发生往往涉及两方面的传播实践，一个是危机传播，一个是科学/健康传播。而一次规模如此广泛的疫情，又是一次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的实践场域，是检验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大考的一部分。 病毒传播没有国界，世界各国都被卷入了这场大考，而无法做到对他者隔岸观火。疫情发展至今，对疫情中的中国报道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中国向全球揭示疫情发生至武汉宣布封城；第二个阶段: 从武汉宣布封城开始至李文亮医生去世；第三个阶段：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全球各地宣布发现首例社区人传人病例，疫情向全球蔓延。在第一个阶段里，西方媒体尚能接受科学界对科学的不确定性的认知逻辑，对疫情的报道相对集中在对病情发展的追踪，媒体报道框架多在传染病报道的健康传播框架内，“病毒测序”“疫苗”“有效药”等方面的讨论成为主要话题。在第二个阶段，即封城之后，由于采取了传染病防控的围堵措施，西方媒体仅有少数记者能进入疫情核心区域进行报道，而且一旦离开湖北地区记者又被迫居家隔离，因此与疫情相关的现场报道基本消失。西方媒体成为国内媒体报道的观察员以及中国社会化媒体内容的“搬运工”。由于封城行为史无前例，且缺少直接观察者，西方媒体在这一阶段的报道由于缺少历史经验判断与比照对象而较为谨慎。然而，自武汉中心医院发布李文亮医生死讯，及其生前被训诫的事实被报道之后，西方媒体迅速找回了其故有的报道中国的政治框架与话语——极权主义国家。关于疫情的报道转向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极权国家言论自由问题的尖锐批评。在这个转向下，中国前期建立的良好形象被反转，“中国的数据不可信，中国人不可信”作为一种集体形象，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第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胶着状态。此时对中国的疫情报道正逐步让位给其他新暴发疫情国家。在此阶段，中国往往被作为一个对照国家进行比较分析。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是否能够翻转还未可知。从对2003年非典新闻报道的分析来看，前几个阶段的报道框架将基本决定这个阶段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例如有学者对西方媒体中对中国和越南在非典期间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由于前期疫情信息不公开，造成对中国的报道负面形象显著，而越南的正面形象居多。这次的西方媒体报道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例外。西方的中国疫情报道依然没有偏离一些固有的模式，如冲突模式（偏向于呈现疫情中的社会冲突）、平衡呈现模式（在场地呈现中国抗疫的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比较模式（与历史事件比较、与新兴民主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比较）、异端模式（如视社会主义体制为异端）等。但中国主流媒体习惯性地选择报道西方媒体的积极话语来表达中国形象，我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制造了西方传媒正面报道中国的幻象，另一方面表现的“要面子”心态也很难得到世界的理解。最能表现中西对话姿态的方式应该是，以西方的专业理念来解读西方媒体的报道，弄清楚西方新闻话语是否为某种偏见所主导，在何种程度上脱离了新闻专业主义轨道。然而，我们也应关注西方媒体对种族主义偏见的反思，并由此寻找对话的可能性。如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都报道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的反华情绪。相比之下，路透社的报道更有气度，它援引人类学家的观点揭示反华情绪的根源，“东方主义假设、政治不信任和健康问题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组合”，警示人们不要对中国人抱有歧视（路透社，2020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征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华人的经历与感受，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呈现出他们对疫情的看法，有人在开学在即无法成行；有人被房东要求赶快退房；有人飞往东南亚逃难；也有人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应对已非常有力（《纽约时报》，2020年3月1日）。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看，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这次疫情发生巨大的改变——仍然是真实与偏见并存。诚如一位在伦敦求学的华裔加拿大人所言：“西方媒体总是以一种狭隘的视角报道中国。这种叙事来自冷战时期，把每个非民主国家都视为威胁。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也陷入了这种模式。”在政治上，西方仍然指责中国信息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权得不到保障。如《纽约时报》一直在批评中国的宣传控制。在经济方面，唱衰中国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如《纽约时报》2月11日发表题为《“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认为，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种族主义与污名化与其他的全球性危机不同，病毒因为其可能的与饮食、族群、生物之间的关联，而使得其带有流行病学意义上的溯源的需求。实际上，这一话题在科学层面始终无法研究和阐述清楚所带来的一种连锁反应是，个别政治人物利用其现存的模糊性，煽动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情绪，进而引发了针对疫情最早暴发地中国的“污名化”问题。由此人们期待，大家能够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分歧。这种期待是理想主义的，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次重大疫情发生，首发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对污名化的威胁，如艾滋病的全球传播造成人们对非洲人的歧视。正如中国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所预测的，这次疫情的发展必然带来“COVID-19=武汉=中国=中国人=华人=亚洲人”的国际反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伊始，就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呼吁警惕因疫情带来的针对华人和其他亚裔的种族歧视与骚扰。一些研究也显示，由于此次新冠肺炎暴发于武汉，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推特在#武汉肺炎#标签下的内容多为恐慌性谣言和视频，含有大量负面虚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状病毒#标签下多为客观中立的报道。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说，在疫情面前，“种族主义妄想”的作用显著。其中用地名来命名疾病的污名化现象是疾病报道中首先要警惕并尽力去除的。世卫组织为了避免以地名命名疾病为族群带来的污名化后果，很快采用COVID-19命名新型冠状病毒，并在全球推广。国际媒体基本上迅速进行了采用。但是在华语社区，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疾控中心依然称新型冠状肺炎为“武汉肺炎”。这一称谓依然被华人的自媒体刻意使用，可见疾病的传播确实会增强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与偏见。齐泽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应该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处只想着如何隔离中国人的我们所有人。”他道出了这些疫情危机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文化偏见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的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势，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前副议长、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翁诗杰（ONG TEE KEAT）说得好：“零和思维的政客们长期以来一直痴迷于遏制中国的战略，以维护自己国家的霸权地位。但现在面对这样一种致命的病毒，遏制的目标应该是病毒本身，而不是国家和人民。在这方面，常识和人道主义意识必须占上风。”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需要的是相互协助。在这次危机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积极的现象，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日本捐赠抗疫物资上的诗词最近刷屏、刷圈，让很多国人对日平添好感。在东京街头许多店铺的广告牌都写着“武汉加油”的字样；韩国总统文在寅公开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这些感人的事，注定将会以生命至上、人性之善等正面字样载入历史。同样，由40位知名法国音乐剧演员共同演绎的抗疫歌曲《在路上》（Together）和由19个国家50位外国音乐人翻唱的《在路上》（Together）在网络上热播，传递了爱的力量。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传播景观与地方化传播景观相互呈现，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国家利益优先等现象日益凸显。一个心里装着“敌对势力”的人是走不出狭隘的传播空间的，相对而言，我比较认同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2月6日新闻发布会上具有对话性的演讲，他表示近来关于疫情的相关情况受到了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许多媒体都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报道，高度赞扬了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或是给出了合理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到，仍有部分媒体报道存有偏见、恶意和不实信息，而这一切都被他置于可沟通性的话语中加以讨论，即：“谣言和恐慌比病毒更可怕，信心和决心才能战胜疫情。”事实上，疫情发展到后来，两百多个国家遭遇新冠病毒袭击，人们终究明白，抗疫不再是地域性任务，而是人类的共同任务，只能共同面对。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世界将会形象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民心相通与跨文化合作，面向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传播图景。
三大文献检索数据库是以下三个： 1、SCI(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1961年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其覆盖生命科学、临床医学、物理化学、农业、生物、兽医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综合性检索刊物。 2、EI(工程索引 )：(EngineeringIndex，EI),1884年创刊，由美国工程信息公司出版，报道工程技术各学科的期刊、会议论文、科技报告等文献。 3、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 ) 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Index to Scientific & TechnicalProceedings，ISTP)，也是由ISI出版，1978年创刊，报导世界上每年召开的科技会议的会议论文。
回答 您好，很高兴为您解答。疫情中，最安全国家排名前10的国家和地区 瑞士 德国 以色列 新加坡 日本 奥地利 中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韩国 您好，很高兴为您解答哦。中国排名第七 在亚洲，有5个国家进入最安全国家前10名，其中中国在疫情安全度上排名第7，超过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家。 疫情中，最安全国家排名前10的国家和地区 瑞士 德国 以色列 新加坡 日本 奥地利 中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韩国 抗疫成功却不“嚷嚷”的国家——瑞士和德国，排名前两位 瑞士和德国这两个国家，排名第一和第二，主要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弹性以及基于事实和科学来规定疫情期间规则，在恰当时间解禁，以及经济冻结规定等谨慎的处理方式，最少的牺牲公共健康安全，有效平衡健康与经济。 当意大利宣布伦巴第10个小镇“封城”（2月23日）后，英国并没有紧随其后； 在美国宣布禁止疫情严重国入境（2月29日）后，英国也没有关上国门； 当意大利、西班牙、美国、法国（3月4—17日）纷纷关闭学校、采取强制性居家措施甚至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时，英国仅宣布延迟举行大型体育与娱乐活动（3月13日），并推出了震惊世界的“群体免疫”政策。 祝您生活愉快，希望我的回答对您有所帮助哦，爱你爱你爱你哦[微笑][微笑][微笑] 更多28条
你排的不错！与你自己的观点都一致，充分说明了你的喜好！加油！！！
第一阶段是冷战美苏对峙，美国主要采取防守反击，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基地，以经济辅以军事恫吓拖垮苏联，而苏联的先军政策等于自杀，最后苏联解体也是经济发展乏力，社会矛盾突出导致的，其次才是美国的策反。值得强调的是美国的盟友都是有钱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苏联搞全球援助和低贷帮扶，最后把自己搞虚脱。二战后按协议曰本被美苏中欧分制，而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把其他势力理论控制范围收归一体，并协助曰本统一和经济发展，建立自卫队等，为曰本日后成为其亚洲根基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苏联解体美国独霸。这个阶段美国仍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其支点，欧洲有传统兄弟英国，亚洲有扶植的曰本仆从，使其具有对全球重要地区的秩序干扰和控制能力。这个时期也就是90年代至今，美国主要采取合众连横、挑拨离间的方式，通过在每个地区树造所谓世界公敌，然后拉此地区盟友联合对抗，并设法通过宣传等手段使中立国家感受到美国亲手树造的“公敌”莫须有的威胁，软性的迫使这些中立国加入美国的阵营，这样做有2个好处：一是使美国在“外忧”的虚拟压力下达到一定程度的内部团结和奋进；二是制造美国之外全球地区间紧张甚至混乱，拖累其他地区经济和社会建设，无限延长美国政治军事经济绝对优势，并保证战火远离美国本土。这一切政策和方针都是国家利益至上和民族主义的产物。霸权主义是毛创造的说法，其定义是一国凭借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优势，在全世界或个别地区破坏、控制他国主权，谋求统治地位的政策。这个定义对比来看非常符合美国现在的行为模式。任何国家实力发展到一定高度都会转为这种行为模式，这样可以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仅此而已。其他国家目前口口声声反对霸权主义仅仅因为自己不是老大而已，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再说任何2个国家，相对实力强的一方必定会对相对弱的一方在某些方面使用所谓霸权主义的行为模式，任何2个国家！所以不要被政治家们玩弄的文字游戏蒙蔽了双眼。国家间的较量就是实力对比。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观。21世纪频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际信息传播曲线从疾病信息开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信息传播。与此同时，国内对于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体的挑战，也在传言处置逻辑中出现若干的翻转。这种翻转通过大量信息的对冲现象逐步让事态的发展获得受众更多的理解与共情。当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与病毒传播恐惧情绪下激发的种族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并随着疾病的蔓延产生越来越清晰的影响。这种影响范围虽然小，但是也是专业理性不得不反复面对的整体性挑战的一部分。理解、共情与认同疫情提供了一个看似全新的国际传播场域。面对这些场域，国家治理实践与媒介信息传播实践总体上呈现了一个相对理性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总体面向之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民族主义的情绪、传言的问题等。疫情中，国际传播实践也突破了原有的媒介视阈，在多部门联合实践中，在更广泛意义上试图赢得世界的理解、共情与认同。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很难摆脱一种病态心理：试图从外界的积极肯定中获得某种慰藉，甚至急于从西方新闻话语中挑出积极话语，让他者话语服从于一个康复者的心情，从而落入封闭的、不自信的状态。中国的疫情危机应对真正开始于1月20日钟南山正式宣布“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此后武汉经历了封城隔离、撤换官员、集中治疗、全国支援。这使得中国在外交层面赢得了世界普遍赞誉，主要包括“牺牲精神”“负责任大国”“速度、力度和透明度”等。形象总是在关系中建构的，维护自我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必须在对话关系中进行。如果只是单向收集形象传播的效果，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不自信的形象。逐渐摆脱恐慌的我们唯一应该展现的形象就是开放、对话，乐于向世界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也不回避中国抗疫的困难、矛盾和问题，直面外界对中国理解与不理解的种种维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的独特性的框架下，让中国人的遭遇和想法联通各国人的遭遇和想法，以包容的心态重建全球人际互动、互惠机制、信任关系、合作互动、价值共享。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暴发了两次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尽管“传染性疾病将会是全球未来的共同敌人”这个判断是一个科学共识，而且疫情最终在中国得到了控制，但是某些境外媒体对于中国疫情和应对疫情的报道对外界形成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全球传播图景并没有突发性转向。17年前的记忆成为新一轮质疑的基础，也是中国在疫情问题的传播上面对的全球难题。值得肯定的是，疫情暴发初期，由于我们1月12日就主动而积极地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合作，以及中国科学家迅速确定病毒鉴定和测序，并及时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的基因序列，从而在全球科学界和公共卫生健康领域里赢得了支持与尊重。在以科学家、流行病专家以及病毒学家为主要采访对象和信息来源的疫情暴发早期，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很大提升，积极正向的评价较多。世卫组织的专家在其中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再三向世界解释了中国在疫情信息透明公开方面与2003年的表现显著不同，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本次疫情危机体现出了中国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全球公信力水平与专业水准。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全球新闻媒体进入疫情核心区域即湖北各地报道的人员有限。这就为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全球新闻媒体通过观察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获得疫情发展相关的权威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新闻提供者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获取疫情的信息补充，传递疫情全貌。在这两个舆论战场上，一方面考验着我们与全球新闻媒体对话的专业主义能力与表现，另一方面也检视着我们是否有通人性的沟通方式，能够以有人情味的故事将中国民众的牺牲与苦难正常示人，获得族群间的共情与体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迅速成立专门应对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密集部署，并配合相关国家做好人员撤离工作。这些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肯定。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看到了中国为避免传染扩大展开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时向其他国家通报有两国间流动记录人员的确诊信息。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中国日报网撰文称：“中国医务人员和公民为应对这个事件而做出的勇敢努力，考验了城市的医疗基础设施的能力，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英雄主义，只有在战争中才能看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Danilo Türk）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果断而系统的反应。世界各研究中心之间的科学合作显著加强。”当然其他的声音也不少，如夏威夷大学马诺阿主校(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亚洲研究助理教授克里斯蒂·戈维拉(KristiGovella)分析说：“与中国有关的广泛政治、经济对峙和忧虑加剧了某些仇外心理，这些情绪与最近对传染病的担忧交互在一起成为国际舆论的表征之一。”传播偏向与专业理性危机时刻的全球传播状态是一面镜子，各种常态与非常态都可能在这个时候清晰呈现。面对疫情不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状况，全球涉华信息的景观也很像一个万花筒。然而，从我们常规对所谓西方媒体的观察实践来看，信息依旧受到刻板印象、传统偏见的影响，并与所谓的专业理性之间生产了足以成为经验性材料的紧张空间。狭义来看，疫情的发生往往涉及两方面的传播实践，一个是危机传播，一个是科学/健康传播。而一次规模如此广泛的疫情，又是一次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的实践场域，是检验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大考的一部分。 病毒传播没有国界，世界各国都被卷入了这场大考，而无法做到对他者隔岸观火。疫情发展至今，对疫情中的中国报道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中国向全球揭示疫情发生至武汉宣布封城；第二个阶段: 从武汉宣布封城开始至李文亮医生去世；第三个阶段：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全球各地宣布发现首例社区人传人病例，疫情向全球蔓延。在第一个阶段里，西方媒体尚能接受科学界对科学的不确定性的认知逻辑，对疫情的报道相对集中在对病情发展的追踪，媒体报道框架多在传染病报道的健康传播框架内，“病毒测序”“疫苗”“有效药”等方面的讨论成为主要话题。在第二个阶段，即封城之后，由于采取了传染病防控的围堵措施，西方媒体仅有少数记者能进入疫情核心区域进行报道，而且一旦离开湖北地区记者又被迫居家隔离，因此与疫情相关的现场报道基本消失。西方媒体成为国内媒体报道的观察员以及中国社会化媒体内容的“搬运工”。由于封城行为史无前例，且缺少直接观察者，西方媒体在这一阶段的报道由于缺少历史经验判断与比照对象而较为谨慎。然而，自武汉中心医院发布李文亮医生死讯，及其生前被训诫的事实被报道之后，西方媒体迅速找回了其故有的报道中国的政治框架与话语——极权主义国家。关于疫情的报道转向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极权国家言论自由问题的尖锐批评。在这个转向下，中国前期建立的良好形象被反转，“中国的数据不可信，中国人不可信”作为一种集体形象，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第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胶着状态。此时对中国的疫情报道正逐步让位给其他新暴发疫情国家。在此阶段，中国往往被作为一个对照国家进行比较分析。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是否能够翻转还未可知。从对2003年非典新闻报道的分析来看，前几个阶段的报道框架将基本决定这个阶段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例如有学者对西方媒体中对中国和越南在非典期间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由于前期疫情信息不公开，造成对中国的报道负面形象显著，而越南的正面形象居多。这次的西方媒体报道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例外。西方的中国疫情报道依然没有偏离一些固有的模式，如冲突模式（偏向于呈现疫情中的社会冲突）、平衡呈现模式（在场地呈现中国抗疫的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比较模式（与历史事件比较、与新兴民主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比较）、异端模式（如视社会主义体制为异端）等。但中国主流媒体习惯性地选择报道西方媒体的积极话语来表达中国形象，我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制造了西方传媒正面报道中国的幻象，另一方面表现的“要面子”心态也很难得到世界的理解。最能表现中西对话姿态的方式应该是，以西方的专业理念来解读西方媒体的报道，弄清楚西方新闻话语是否为某种偏见所主导，在何种程度上脱离了新闻专业主义轨道。然而，我们也应关注西方媒体对种族主义偏见的反思，并由此寻找对话的可能性。如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都报道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的反华情绪。相比之下，路透社的报道更有气度，它援引人类学家的观点揭示反华情绪的根源，“东方主义假设、政治不信任和健康问题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组合”，警示人们不要对中国人抱有歧视（路透社，2020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征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华人的经历与感受，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呈现出他们对疫情的看法，有人在开学在即无法成行；有人被房东要求赶快退房；有人飞往东南亚逃难；也有人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应对已非常有力（《纽约时报》，2020年3月1日）。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看，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这次疫情发生巨大的改变——仍然是真实与偏见并存。诚如一位在伦敦求学的华裔加拿大人所言：“西方媒体总是以一种狭隘的视角报道中国。这种叙事来自冷战时期，把每个非民主国家都视为威胁。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也陷入了这种模式。”在政治上，西方仍然指责中国信息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权得不到保障。如《纽约时报》一直在批评中国的宣传控制。在经济方面，唱衰中国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如《纽约时报》2月11日发表题为《“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认为，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种族主义与污名化与其他的全球性危机不同，病毒因为其可能的与饮食、族群、生物之间的关联，而使得其带有流行病学意义上的溯源的需求。实际上，这一话题在科学层面始终无法研究和阐述清楚所带来的一种连锁反应是，个别政治人物利用其现存的模糊性，煽动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情绪，进而引发了针对疫情最早暴发地中国的“污名化”问题。由此人们期待，大家能够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分歧。这种期待是理想主义的，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次重大疫情发生，首发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对污名化的威胁，如艾滋病的全球传播造成人们对非洲人的歧视。正如中国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所预测的，这次疫情的发展必然带来“COVID-19=武汉=中国=中国人=华人=亚洲人”的国际反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伊始，就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呼吁警惕因疫情带来的针对华人和其他亚裔的种族歧视与骚扰。一些研究也显示，由于此次新冠肺炎暴发于武汉，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推特在#武汉肺炎#标签下的内容多为恐慌性谣言和视频，含有大量负面虚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状病毒#标签下多为客观中立的报道。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说，在疫情面前，“种族主义妄想”的作用显著。其中用地名来命名疾病的污名化现象是疾病报道中首先要警惕并尽力去除的。世卫组织为了避免以地名命名疾病为族群带来的污名化后果，很快采用COVID-19命名新型冠状病毒，并在全球推广。国际媒体基本上迅速进行了采用。但是在华语社区，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疾控中心依然称新型冠状肺炎为“武汉肺炎”。这一称谓依然被华人的自媒体刻意使用，可见疾病的传播确实会增强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与偏见。齐泽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应该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处只想着如何隔离中国人的我们所有人。”他道出了这些疫情危机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文化偏见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的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势，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前副议长、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翁诗杰（ONG TEE KEAT）说得好：“零和思维的政客们长期以来一直痴迷于遏制中国的战略，以维护自己国家的霸权地位。但现在面对这样一种致命的病毒，遏制的目标应该是病毒本身，而不是国家和人民。在这方面，常识和人道主义意识必须占上风。”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需要的是相互协助。在这次危机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积极的现象，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日本捐赠抗疫物资上的诗词最近刷屏、刷圈，让很多国人对日平添好感。在东京街头许多店铺的广告牌都写着“武汉加油”的字样；韩国总统文在寅公开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这些感人的事，注定将会以生命至上、人性之善等正面字样载入历史。同样，由40位知名法国音乐剧演员共同演绎的抗疫歌曲《在路上》（Together）和由19个国家50位外国音乐人翻唱的《在路上》（Together）在网络上热播，传递了爱的力量。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传播景观与地方化传播景观相互呈现，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国家利益优先等现象日益凸显。一个心里装着“敌对势力”的人是走不出狭隘的传播空间的，相对而言，我比较认同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2月6日新闻发布会上具有对话性的演讲，他表示近来关于疫情的相关情况受到了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许多媒体都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报道，高度赞扬了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或是给出了合理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到，仍有部分媒体报道存有偏见、恶意和不实信息，而这一切都被他置于可沟通性的话语中加以讨论，即：“谣言和恐慌比病毒更可怕，信心和决心才能战胜疫情。”事实上，疫情发展到后来，两百多个国家遭遇新冠病毒袭击，人们终究明白，抗疫不再是地域性任务，而是人类的共同任务，只能共同面对。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世界将会形象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民心相通与跨文化合作，面向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传播图景。
经济武力施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