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移向亚州；立足于同时打几个局部战争；大力开发空天战武器；继续遏制中、俄的发展，打击“危险国家”；保持强大军力并加强对某些国家的侦察，为下一步的空天战奠定基础。
读者定位:1．公共采购领域（包括政府部门及采购中心、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2．央企负责公共采购的工作人员； 3．采购代理机构（包括集中采购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专业人员； 4．企业采购领域的采购总监、主管及采购人员； 5．国内相关行业组织以及从事采购研究与教学工作的人员； 6．广大的供应商。 让《全球采购》杂志成为公共采购领域的首选专业媒体；成为企业采购领域采购总监、采购经理人案头必备期刊和专业用书；成为企业经理人发展事业的首选贴心媒体；成为供应商塑造企业品牌的重要载体。客户定位：广大供应商，以及部分采购中介组织和研究机构。 《全球采购》杂志主要报道公共采购和企业采购等专业领域的发展状况和趋势，重点介绍采购领域的实践经验、行业内的领军人物、优秀企业的经典范例，介绍采购领域先进的理论和运作技巧，发布采购领域最新资讯动态，旨在为我国的采购事业提供先进的实践标杆和理论支持，从而推动中国采购事业的有序发展。 栏目内容应体现前瞻性和权威性，从市场角度出发，体现内容的可读性和报道的深度。 栏目设置有：“焦点观察”、“专题报道”、“经典案例”、 “精英专栏” 、 “人物专访” 、“权威发布”、 “PMI 解读” “供应与采购信息”、“公共采购”、“全球资讯”、“专家视角”、“采购经理人 Club” 、“采购讲坛”等。重点栏目、内容定位及分工：“焦点观察” ：国内外公共采购与企业采购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 “专题报道”：通过采访相关专家和企业人士，专题报道采购领域的策略、技巧。 “经典案例”：对企业采购和公共采购运作案例进行介绍和分析。 “精英专栏” ：每期邀请 3-5 名采购领域专家介绍实践经验和优秀研究成果。 “人物专访” ：配合会议、活动招商，采访采购领域风云人物。 “权威发布”：充分利用采购委的专家资源和行业权威优势，发布调查报告、市场分析、数据等，包括 PMI 解读、行业报告、市场调查等。 “供应与采购信息”：架设企业供需信息平台。 “采购讲坛”：传播采购知识，推广采购先进理念和采购技巧、策略。 “全球资讯”：采购领域信息、会展信息、企业信息等。 “公共采购”：关注和探讨公共采购领域的政策动态和管理模式创新。 “理论前沿”：作者投稿，专家的研究论文。 “PMI 解读”：对我国 PMI 指数以及美国、英国等有关机构发布的 PMI 指数，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解读分析。 “采购经理人 Club”： 与各采购经理人俱乐部建立合作关系，介绍其活动内容，增强采购行业的交流与互动。 “职业发展”：介绍和推广采购领域的相关培训、认证活动，为采购经理职业生涯提供导向服务。 地 址：北京月坛北街 26 号恒华国际商厦 C 座 1008 室 邮 编：100045
冷战后美国做出的调整如下：重点移向亚州；立足于同时打几个局部战争；大力开发空天战武器；继续遏制中、俄的发展，打击“危险国家”；保持强大军力并加强对某些国家的侦察，为下一步的空天战奠定基础
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美国全球战略从开始酝酿到正式形成,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支离破碎到系统完整、从军事战略到全球战略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酝酿、初步形成、正式形成以及冷战后时期四个阶段这种阶段性划分的依据,是国际战略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的结果,更反映出美国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驱使下从本土扩张到海外扩张、从海外扩张到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法,深入探讨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对比研究了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从“冷战型”逐渐转向“冷战后型”的轨迹全球战略是指大国调动和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参与国际斗争,维护和增强本国利益,实现国家根本政治目的的方略在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全球性大国才可能形成全球战略美国全球战略大体上可分为酝酿(1783年到1898年)、初步形成(1898年至1945年)、正式形成(1945年到1990年)和冷战后期(从冷战结束迄今)四个阶段一、美国全球战略的源起和初步形成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略研究方面是西方国家中起步很晚的由于东西濒临两洋,南北相接弱国,美国从独立到19世纪末,安全上从未遇到过严重的威胁,也未出现过迫切需要到海外作战的情况美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保持“超然地位”,不卷入欧洲旧大陆的纷争；在发展商业关系的同时,美国尽可能避免同外国发生政治联系、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性同盟,以维护美国自身的独立、领土完整和选择自由因而,从1783年独立战争胜利到19世纪末这一百多年中,美国奉行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大战略,即：“西半球防御”,其根本目标就是防止东半球再入侵西半球,获得对北美的支配地位和对西半球的霸权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全球战略也进入初步形成阶段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美国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外部世界,决定到更大的国际舞台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形势发展推动着美国“有特定目标的干涉主义”形成,它从大陆扩张转为海外扩张彼得·特鲁博威兹曾指出：“美国在19世纪创建了一个大陆帝国,遂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边界”美国全球战略初步形成的动因和依据是：第一,美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为实行海外扩张政策奠定了物质基础内战中北方工业资产阶级的胜利,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跃居世界首位,接近于英、法、德三大强国的总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美国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提供了物质保障,此时美国的领土向西扩张到太平洋岸边同时,由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国崛起于世界舞台,英国开始走下坡路,按照新的力量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第二,美国拥有进行海外扩张的理论依据在列强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国际竞争愈演愈烈的同时,欧洲正在形成两大军事集团,准备用武力来打破原有的均势在此背景下,美国逐渐出现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公众舆论1896年布鲁克斯·亚当斯发表《文明与衰落的规律》一书,论证了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要求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赶快走上国际舞台,击败主要竞争者,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国际新秩序年轻的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马汉研究了世界海洋史特别是英国在全球的扩张之后,于1890年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明确提出著名的“海权论”马汉还撰写了一篇篇论文,用海权论解释新的国际秩序的蓝图他认为,一个国家若想在世界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就一定要掌握海权；控制海洋是海权的军事因素,利用海洋是海权的经济因素；美国要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强大的海军,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亚当斯与马汉从不同的角度对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与美国的地位加以论证,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成为公众舆论的主旋律,对众多美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尤其是先担任助理海军部长、后出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海权论”适应了美国渴望重新瓜分世界的政治需要,是美国对外战略发生转折的重要征兆第三,美国的军事战略已初露端倪美西战争是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准备最充分的一次战争,“予有准备”被认为是这次战争中采用的军事战略的最大特点早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就着手制定对西班牙的作战计划1896年海军军官威廉·金布尔在《与西班牙的战争》的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目标应是使古巴获得独立,夺取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主攻方向应是古巴和菲律宾；战争的关键是夺取制海权,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主要战争样式是海战,海军的行动将决定战争的进程战争开始后,美国政府基本是按照这一战略设想来指导战争的美国不以攻击西班牙本土为目标,而是以攻击西班牙几处海外殖民地为目标,作战方向和地区处于西班牙帝国势力范围的边缘因此,美国在美西战争中的战略被称为“外围战略”,即直接攻击西班牙帝国脆弱外围的战略第四,美国开始突破门罗主义的限制,将注意力从美洲转向其他大陆,走上海外扩张的道路1823年美国提出了指导在西半球进行扩张的“门罗主义”1898年4月,美国发动美西战争,夺取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等地,将触角伸进了太平洋地区1899年,美国务卿海约翰又两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与其他西方列强共享侵略中国的权利以美西战争和“门户开放”政策为标志,美国的对外政策进入了海外扩张的地区主义阶段二、美国全球战略的正式形成和发展一战前夕,著名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将目光投向辽阔的欧亚大陆,第一个区分了陆权与海权的观念他问道：从地理关系的某种一贯性看,世界政治的中枢地区难道不是欧亚之间那块广阔地区吗?于是,历史上就有了著名的麦氏三段论式的政治咒语：“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整个国际关系史和美国战略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近300年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欧洲曾长期位于世界政治的中心,维持以欧洲均势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二战打破了这个格局,英国和法国沦为二等强国,西德和意大利处于战败国地位,欧洲在国际事务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美国不仅走上了世界战略的大舞台,而且在战争中大大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美国凭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实力,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崛起为国际关系的力量中心于是,它彻底抛弃孤立主义政策,从国际关系的边缘走向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早在大战期间,罗斯福等人就设计了一套建立战后世界秩序、实现“美国世纪”的办法,通过主导成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签定“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为战后整个世界格局的确立奠定了基石美国和苏联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对立以及1945年4月杜鲁门接任总统,又加速了美国奉行全球主义、与苏联对抗的过程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取得二战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在苏联的影响下,社会主义阵营越出一国的范围,影响不断扩大苏联也不再囿于地理的限制,将影响扩展至欧洲在此情势下,美苏争夺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使美国“对国家安全、战争以及和平的传统看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得不寻求新的途径来保障国家的安全”为全面实施“遏制战略”,美国在欧洲推出“马歇尔计划”,建立北约,并重新武装西德在亚洲,美国先后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国签署了双边和多边条约,并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于1954年9月与相关国家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在东亚和东南亚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在中东,则推动英国主持建立了中央条约组织,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又推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斯皮克曼认为,美国这种对苏联(以及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遏制战略”,实质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以压制苏联向边缘地带突破,进而向西方海上力量挑战“遏制战略”的提出,标志着美国战略质的转变和飞跃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1)从战时与苏联结盟共同抗击德日意等法西斯国家,过渡到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和作战对象,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成为战后40多年美国贯彻始终的战略目标(2)从以美国本土为中心的美洲堡垒战略向真正的全球战略过渡,突破了长期以来一直以关注美国本土安全为主,对欧洲事务较少介入的“孤立主义”战略思潮,转而强调美国利益和美国安全的全球性,首次制定了积极干预世界事务、争夺世界主导权的较完整的全球战略从这一战略开始,美国战后至今各个时期的军事战略均具有明显的全球性和进攻性(3)从传统的常规战略开始向核条件下的现代战略体系转变虽然提出和实施“遏制战略”的初期,美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核战略,但是随着1945年8月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实战运用,美国已经开始研究运用核武器的理论,核战略的雏形正在形成(4)从步西欧后尘到走在世界前列二战以前,美国的军事战略思想基本上是对英、法等西欧国家传统军事理论的摹仿,国家政策中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一直存在脱节现象,从未出现过将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结合在一起的战略理论从“遏制战略”开始,美国一扫以往由于战略传统缺乏而呈现的战略思维贫乏,迅速掀起“战略热”,开创了美国现代战略研究的新局面,创立了具有美国特点的独立的战略体系,对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大国战略思想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遏制战略”既是杜鲁门政府的军事战略,同时也是其国家战略——“杜鲁门主义”的核心,奠定了战后美全球战略的基础这种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合二为一的情况,表明战后初期美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多层次的战略体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美国尚未建立统一的国际机构去规划和运筹统一的军事战略,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均由总统提出和制定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的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开始区别开来“新面貌”政策和“新新面貌”政策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大规模报复”是军事战略但由于这一时期美军事战略的制定基本上是由国防部以外的官员提出和制定的,从战略决策程序来看,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的“分家”尚未完成到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进一步理顺了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的关系,不但将“和平战略”作为国家战略,而且还一改过去由国务院官员提出和制定军事战略的先例,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提出了名为“灵活反应”的军事战略美军事战略的内容也愈加充实,层次日渐明晰,军事战略之下开始明确区分出核战略和常规战略从1969年到1982年的12年间,美国经历了尼克松、福特、卡特三届政府的变迁,发生了由共和党政府向民主党政府的更迭这个时期,由于美国深受“越战综合症”困扰,苏联乘机步步紧逼,美苏日欧中五大力量中心正在形成,美国不得不推行重视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三原则的“尼克松主义”,谨慎地走一条介乎世界警察和孤立主义两种极端政策之间的中间路线与国家战略相一致,美提出了“现实威慑”军事战略“尼克松主义”和“现实威慑战略”的内涵基本一致,核心都是推行“当地人打当地人”的方针,力避美军再次卷入越战式的局部战争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后,在国家战略上提出了“里根主义”,表示美国要在任何出现苏联侵略或苏联支持的侵略行动的地方进行抵制,力图将苏联的影响推回到苏联的国土范围之内作为“里根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根政府在军事上提出了“新灵活反应战略”“里根主义”和“新灵活反应战略”的提出和发展,标志着美全球战略跨越了战后对苏联单纯遏制的范畴,进入了一个主动进攻、灵活反击的新阶段三、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与趋向(一)布什政府时期8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执意倡导和推行“新思维”,全面自我否定,走全盘西化之路,结果非但未能扭转苏美争夺中的不利态势,反而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形势恶化,民族矛盾尖锐苏联的“彻底改革之风”波及中、东欧国家,中、东欧国家开始脱离苏联的轨道,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受自身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的影响,苏联被迫大幅度削减军费开支,实行收缩性的军事政策,在军备竞赛和地区争夺上已明显不是美国的对手苏联综合国力急剧衰落,国际影响日渐跌落面对迅猛变化的国际形势,美不能不对战后持续40多年的全球战略进行全面的根本性的调整,以寻找新的范式替代反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 1990年3月,布什向国会提交了他上台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提出,美国对苏联不能只是简单地进行遏制,而是要大胆地“超越”战后长期奉行的“遏制战略”他试图以比所有前任更大的抱负和雄心,通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将苏联作为一个有益的伙伴纳入国际体系中”,从而“开创一个超越遏制的新时代” 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还使美国感到在战略上需要确立一种由它领导和支配下的世界秩序,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扩展其在全球的利益1990年9月,在海湾危机爆发不久,布什即正式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构想之后,布什又多次对他的“世界新秩序”构想进行补充和进一步阐释“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内容有：(1)强调在美国的领导下,实现一个“和平和安全、自由和法治”的世界；(2)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强调“多边”合作,而不是“单边”行动,注重发挥盟国和联合国的作用；(3)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在世界上巩固和推进所谓“自由”与“民主”事业；(4)实施地区防务战略,重点防止和应对威胁美国利益的地区冲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构想,是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一个纲领,其基本目标是维护冷战后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应付美国面临的各种新的挑战,在世界上推进“民主”事业,从而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全球战略虽仍带有过渡色彩,未完全抛弃冷战期间的战略观念,但它第一次确定了冷战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总目标,勾画出美国新全球战略的一个粗略的轮廓,成为布什政府对美全球战略实施调整的总方针1993年1月13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提名听证会上提出,冷战后美国“需要设计一项新的战略”来保护美国利益：第一必须促进美国的经济安全,第二必须保持强大的防务力量,第三鼓励正在发生的全球民主化革命,并强调对国外民主和人权的支持能够而且应该是改善美国安全的一项中心战略原则1月18日,克林顿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世界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再次强调美国对外政策将建立在上述三个支柱的基础上1994年7月,克林顿政府发表上任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扩展战略”发展为“参与和扩展战略”,在“扩展”美国的利益、价值观和政经模式的同时,更加突出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介入和参与,反击退回“美国堡垒”的主张,坚称只有“参与”才能“扩展”(注：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July )“参与和扩展战略”的提出,表明冷战后美全球战略的理论框架最终确定,标志着美国全球战略基本完成了从“冷战型”向“冷战后型”的转轨“参与和扩展战略”可概括为：利用冷战后对美总体有利的国际形势,加强介入和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力度,“扩展自由世界”的疆界,实现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这几年中,美国在推行“参与和扩展战略”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步骤：第一,积极构筑美国主导、西方占优势的大国协调关系克林顿称：“美国及其盟友从冷战时代继承下来的安全关系对推进冷战后的议程是个关键”,“头等大事必须是加强和适应美国的伙伴关系来应付冷战后的挑战”但同时强调,“美国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国家有时候,美国,也只有美国,能在战争与和平、自由与压迫、希望与恐惧之间起决定作用”第二,强调经济优先,突出经济安全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各国都较前更为重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将“经济安全”作为美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为此,美国不但从战略高度重视对外出口,专门成立了“提倡出口办公室”,提出“新兴大市场”战略,推行咄咄逼人的对外经济政策,而且还积极推动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大力支持全球性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第三,维护军事安全,确保安全利益美1994年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在美国对外政策的三项原则中,安全是第一位的,从而改变了克林顿政府在执政的头一年把经济问题置于对外政策首位的做法第四,注意循序渐进地推进“全球民主化”克林顿政府上台之时,恰逢冷战结束、“历史终结论”躬逢其盛之时,于是正好继承老民主党人的衣钵,明确地将“全球民主化”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这表明美国决心以更大的力度和规模在全世界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经模式在第一任期内,克林顿政府虽然提出了“参与和扩展战略”,但其对外政策在国内外仍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很多人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缺乏战略意识,左右摇摆,前后不一,过份重视近期利益,美国成了对敌对友都既不可靠又难以预测的国家兰德公司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由于缺少一个得到广泛同意的大战略,许多方面遇到困难美国的主动性受到削弱,经常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在众多的威胁和挑战面前,更加难于分清轻重缓急并形成前后一贯的对策；许多问题上的方针往往自相矛盾、动摇不定或不能持久”(三)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这一阶段,美国开始对它在中、近期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世界主要力量的走向进行评估,并着眼于21世纪的大国竞争,制定了美国面向21世纪的全球战略这充分表现在美国先后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当中如：1997年5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前几年的报告相比,未使用“参与和扩展战略”名称,而代之以《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再次,首次明确提出2015年之后俄罗斯和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竞争对手,表明美国对保持独超地位的中长期前景有所担心最后,首次提出美国面临着严重的“不对称威胁”的直接挑战所谓“不对称威胁”,是指那些绝对军事实力与美国极不相称的敌对国家或敌对势力利用非常规手段给美国带来巨大危险的种种威胁,诸如恐怖主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信息战和环境破坏等新的形势下,美国全球战略的动向主要有：提出“塑造—反应—准备”(shape-respond-pre-pare)三位一体新战略构想,强调维护当前利益与应付未来挑战相结合1997年5月,美国发表了《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参与和扩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的全球战略新构想“塑造”意味着不是要消极地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应更积极主动地去改造国际环境,使之不断朝对美有利的方向发展；“反应”是指按照对美国利益威胁的性质和程度,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危机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准备”是指立即着手为不确定的未来作准备,以确保21世纪成为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的美国世纪(注：Samuel RBerger,“A Foreign Policy Agenda for the Second Term,”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Washington,DCMarch7,)“塑造—反应—准备”战略构想的提出,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过程中推出的一个重大举措,它既是对“参与和扩展战略”的有力补充,更意味着美国全球战略已完成了“冷战后”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转型,将着眼于21世纪,以更加灵活多样和富于进攻性的手法参与国际斗争加强对各地区事务的参与,进一步扩展美全球战略优势在欧亚大陆西端,加紧改造和更新北约,大力推动北约东扩,着力推动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并且在维护和平与繁荣方面与美合作的欧洲”世纪之交,美国在各主要地区的重大步骤,有着深远的战略考虑,就是要通过推行从东西两翼齐头并进的两洋战略,控制欧亚；通过加强在欧亚边缘地带的存在,掌握中东的石油资源,策应其两洋战略,对欧洲和俄罗斯等形成战略箝制和掣肘“东扩”、“西进”和“北拓”遥相呼应,是美国在欧亚大陆强化其优势地位的重要战略步骤此外,美还不断加强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影响近年来,美国一改冷战结束之初对这两个地区有所忽略的倾向,明显加大了对拉美和非洲的外交力度,克林顿在第二任期曾几次前往访问积极运筹大国关系,加强对“潜在对手”的防范和牵制面对世界多极化的加速发展,美为保持主导地位,更加注意运筹大国关系针对欧盟自身实力的增强、积极谋求成为世界独立的一极的情况,美国有意在一些问题上作出一定让步,使美欧联盟关系得以维系美国也注意多方缓解美日矛盾,加强与日本的安保合作1998年9月,“美日防卫合作指导方针”的制定,标志着两国军事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还首次提出,在2015年前后俄罗斯和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对手这表明,美国对俄、中两国的判断逐步趋于严峻,对两国的防范和牵制力度明显加大积极推行新干涉主义和“炮舰政策”冷战时期,美国以反共主义作为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对外干涉的理由近年来,美国又极力鼓吹“人道主义灾难”、“人权高于主权”和“国家主权有限”等谬论,不断为新干涉主义寻求法理基础美国为推行新干涉主义,还更加倚重军事力量国防部长科恩表示：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不只是为了对正在变化中的环境作出反应,而且还为了以符合我们利益的方式塑造这个环境”(注：《科恩称美安全政策重点将从应付冷战结束转向塑造新时代》,新华社华盛顿1997年1月22日英文电)据美方统计,从1990年至1997年,美军对外用兵共42次,年均用兵频率较冷战时期高出一倍1998年以后,美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3次对外直接使用武力更加轻视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府间组织,在维持世界和平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普遍的权威性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曾较为注意借重联合国的作用,但近年来绕开联合国加紧推进西方价值观念的霸气明显上升1998年12月美国绕开联合国,联合英国对伊拉克进行打击,试图弱化联合国在解决地区危机中的作用特别是1999年3月推动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空袭,是美国安全绕开安理会,操纵北约自行其是,而且把手伸进了另一常任理事国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甚至声称要重新考虑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运作和决策程序美国对联合国用则取、不用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严重削弱了联合国的权威,在国际社会创下了非常恶劣的先例在美国历史上,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大变动而对全球战略进行较大调整多是在战争结束后进行的,冷战后始于布什政府而由克林顿政府加速进行的全球战略调整则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的,新旧国际战略格局过渡期将经历较长的时间,中间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所提出的战略目标、指导原则及政策构想也不断发生变化总的来看,这次调整,涉及面广、幅度大、影响深远,是一次全面的、整体性的调整,在战后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布什政府时期是从冷战转向冷战后的大转变阶段,国际局势风云际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新旧格局激烈冲撞,虽然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但该战略仍带有过渡色彩,未完全抛弃冷战期间的战略观念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大国关系深入调整,国际战略格局轮廓初现,美国全球战略逐步完成了从“冷战型”向“冷战后型”的转轨,并确立了面向新世纪的全球战略的基本架构这个转变基本上是以1993年的“扩展战略”和1994年的“参与和扩展战略”为起点,结束于1997年的“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新战略构想面向新世纪的美国全球战略,成为克林顿政府留给小布什政府的最大的外交遗产,小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将在这项遗产的基础上发展下去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观。21世纪频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际信息传播曲线从疾病信息开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信息传播。与此同时，国内对于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体的挑战，也在传言处置逻辑中出现若干的翻转。这种翻转通过大量信息的对冲现象逐步让事态的发展获得受众更多的理解与共情。当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与病毒传播恐惧情绪下激发的种族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并随着疾病的蔓延产生越来越清晰的影响。这种影响范围虽然小，但是也是专业理性不得不反复面对的整体性挑战的一部分。理解、共情与认同疫情提供了一个看似全新的国际传播场域。面对这些场域，国家治理实践与媒介信息传播实践总体上呈现了一个相对理性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总体面向之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民族主义的情绪、传言的问题等。疫情中，国际传播实践也突破了原有的媒介视阈，在多部门联合实践中，在更广泛意义上试图赢得世界的理解、共情与认同。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很难摆脱一种病态心理：试图从外界的积极肯定中获得某种慰藉，甚至急于从西方新闻话语中挑出积极话语，让他者话语服从于一个康复者的心情，从而落入封闭的、不自信的状态。中国的疫情危机应对真正开始于1月20日钟南山正式宣布“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此后武汉经历了封城隔离、撤换官员、集中治疗、全国支援。这使得中国在外交层面赢得了世界普遍赞誉，主要包括“牺牲精神”“负责任大国”“速度、力度和透明度”等。形象总是在关系中建构的，维护自我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必须在对话关系中进行。如果只是单向收集形象传播的效果，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不自信的形象。逐渐摆脱恐慌的我们唯一应该展现的形象就是开放、对话，乐于向世界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也不回避中国抗疫的困难、矛盾和问题，直面外界对中国理解与不理解的种种维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的独特性的框架下，让中国人的遭遇和想法联通各国人的遭遇和想法，以包容的心态重建全球人际互动、互惠机制、信任关系、合作互动、价值共享。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暴发了两次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尽管“传染性疾病将会是全球未来的共同敌人”这个判断是一个科学共识，而且疫情最终在中国得到了控制，但是某些境外媒体对于中国疫情和应对疫情的报道对外界形成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全球传播图景并没有突发性转向。17年前的记忆成为新一轮质疑的基础，也是中国在疫情问题的传播上面对的全球难题。值得肯定的是，疫情暴发初期，由于我们1月12日就主动而积极地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合作，以及中国科学家迅速确定病毒鉴定和测序，并及时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的基因序列，从而在全球科学界和公共卫生健康领域里赢得了支持与尊重。在以科学家、流行病专家以及病毒学家为主要采访对象和信息来源的疫情暴发早期，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很大提升，积极正向的评价较多。世卫组织的专家在其中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再三向世界解释了中国在疫情信息透明公开方面与2003年的表现显著不同，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本次疫情危机体现出了中国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全球公信力水平与专业水准。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全球新闻媒体进入疫情核心区域即湖北各地报道的人员有限。这就为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全球新闻媒体通过观察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获得疫情发展相关的权威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新闻提供者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获取疫情的信息补充，传递疫情全貌。在这两个舆论战场上，一方面考验着我们与全球新闻媒体对话的专业主义能力与表现，另一方面也检视着我们是否有通人性的沟通方式，能够以有人情味的故事将中国民众的牺牲与苦难正常示人，获得族群间的共情与体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迅速成立专门应对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密集部署，并配合相关国家做好人员撤离工作。这些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肯定。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看到了中国为避免传染扩大展开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时向其他国家通报有两国间流动记录人员的确诊信息。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中国日报网撰文称：“中国医务人员和公民为应对这个事件而做出的勇敢努力，考验了城市的医疗基础设施的能力，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英雄主义，只有在战争中才能看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Danilo Türk）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果断而系统的反应。世界各研究中心之间的科学合作显著加强。”当然其他的声音也不少，如夏威夷大学马诺阿主校(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亚洲研究助理教授克里斯蒂·戈维拉(KristiGovella)分析说：“与中国有关的广泛政治、经济对峙和忧虑加剧了某些仇外心理，这些情绪与最近对传染病的担忧交互在一起成为国际舆论的表征之一。”传播偏向与专业理性危机时刻的全球传播状态是一面镜子，各种常态与非常态都可能在这个时候清晰呈现。面对疫情不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状况，全球涉华信息的景观也很像一个万花筒。然而，从我们常规对所谓西方媒体的观察实践来看，信息依旧受到刻板印象、传统偏见的影响，并与所谓的专业理性之间生产了足以成为经验性材料的紧张空间。狭义来看，疫情的发生往往涉及两方面的传播实践，一个是危机传播，一个是科学/健康传播。而一次规模如此广泛的疫情，又是一次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的实践场域，是检验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大考的一部分。 病毒传播没有国界，世界各国都被卷入了这场大考，而无法做到对他者隔岸观火。疫情发展至今，对疫情中的中国报道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中国向全球揭示疫情发生至武汉宣布封城；第二个阶段: 从武汉宣布封城开始至李文亮医生去世；第三个阶段：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全球各地宣布发现首例社区人传人病例，疫情向全球蔓延。在第一个阶段里，西方媒体尚能接受科学界对科学的不确定性的认知逻辑，对疫情的报道相对集中在对病情发展的追踪，媒体报道框架多在传染病报道的健康传播框架内，“病毒测序”“疫苗”“有效药”等方面的讨论成为主要话题。在第二个阶段，即封城之后，由于采取了传染病防控的围堵措施，西方媒体仅有少数记者能进入疫情核心区域进行报道，而且一旦离开湖北地区记者又被迫居家隔离，因此与疫情相关的现场报道基本消失。西方媒体成为国内媒体报道的观察员以及中国社会化媒体内容的“搬运工”。由于封城行为史无前例，且缺少直接观察者，西方媒体在这一阶段的报道由于缺少历史经验判断与比照对象而较为谨慎。然而，自武汉中心医院发布李文亮医生死讯，及其生前被训诫的事实被报道之后，西方媒体迅速找回了其故有的报道中国的政治框架与话语——极权主义国家。关于疫情的报道转向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极权国家言论自由问题的尖锐批评。在这个转向下，中国前期建立的良好形象被反转，“中国的数据不可信，中国人不可信”作为一种集体形象，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第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胶着状态。此时对中国的疫情报道正逐步让位给其他新暴发疫情国家。在此阶段，中国往往被作为一个对照国家进行比较分析。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是否能够翻转还未可知。从对2003年非典新闻报道的分析来看，前几个阶段的报道框架将基本决定这个阶段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例如有学者对西方媒体中对中国和越南在非典期间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由于前期疫情信息不公开，造成对中国的报道负面形象显著，而越南的正面形象居多。这次的西方媒体报道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例外。西方的中国疫情报道依然没有偏离一些固有的模式，如冲突模式（偏向于呈现疫情中的社会冲突）、平衡呈现模式（在场地呈现中国抗疫的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比较模式（与历史事件比较、与新兴民主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比较）、异端模式（如视社会主义体制为异端）等。但中国主流媒体习惯性地选择报道西方媒体的积极话语来表达中国形象，我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制造了西方传媒正面报道中国的幻象，另一方面表现的“要面子”心态也很难得到世界的理解。最能表现中西对话姿态的方式应该是，以西方的专业理念来解读西方媒体的报道，弄清楚西方新闻话语是否为某种偏见所主导，在何种程度上脱离了新闻专业主义轨道。然而，我们也应关注西方媒体对种族主义偏见的反思，并由此寻找对话的可能性。如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都报道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的反华情绪。相比之下，路透社的报道更有气度，它援引人类学家的观点揭示反华情绪的根源，“东方主义假设、政治不信任和健康问题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组合”，警示人们不要对中国人抱有歧视（路透社，2020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征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华人的经历与感受，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呈现出他们对疫情的看法，有人在开学在即无法成行；有人被房东要求赶快退房；有人飞往东南亚逃难；也有人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应对已非常有力（《纽约时报》，2020年3月1日）。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看，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这次疫情发生巨大的改变——仍然是真实与偏见并存。诚如一位在伦敦求学的华裔加拿大人所言：“西方媒体总是以一种狭隘的视角报道中国。这种叙事来自冷战时期，把每个非民主国家都视为威胁。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也陷入了这种模式。”在政治上，西方仍然指责中国信息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权得不到保障。如《纽约时报》一直在批评中国的宣传控制。在经济方面，唱衰中国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如《纽约时报》2月11日发表题为《“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认为，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种族主义与污名化与其他的全球性危机不同，病毒因为其可能的与饮食、族群、生物之间的关联，而使得其带有流行病学意义上的溯源的需求。实际上，这一话题在科学层面始终无法研究和阐述清楚所带来的一种连锁反应是，个别政治人物利用其现存的模糊性，煽动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情绪，进而引发了针对疫情最早暴发地中国的“污名化”问题。由此人们期待，大家能够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分歧。这种期待是理想主义的，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次重大疫情发生，首发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对污名化的威胁，如艾滋病的全球传播造成人们对非洲人的歧视。正如中国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所预测的，这次疫情的发展必然带来“COVID-19=武汉=中国=中国人=华人=亚洲人”的国际反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伊始，就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呼吁警惕因疫情带来的针对华人和其他亚裔的种族歧视与骚扰。一些研究也显示，由于此次新冠肺炎暴发于武汉，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推特在#武汉肺炎#标签下的内容多为恐慌性谣言和视频，含有大量负面虚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状病毒#标签下多为客观中立的报道。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说，在疫情面前，“种族主义妄想”的作用显著。其中用地名来命名疾病的污名化现象是疾病报道中首先要警惕并尽力去除的。世卫组织为了避免以地名命名疾病为族群带来的污名化后果，很快采用COVID-19命名新型冠状病毒，并在全球推广。国际媒体基本上迅速进行了采用。但是在华语社区，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疾控中心依然称新型冠状肺炎为“武汉肺炎”。这一称谓依然被华人的自媒体刻意使用，可见疾病的传播确实会增强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与偏见。齐泽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应该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处只想着如何隔离中国人的我们所有人。”他道出了这些疫情危机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文化偏见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的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势，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前副议长、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翁诗杰（ONG TEE KEAT）说得好：“零和思维的政客们长期以来一直痴迷于遏制中国的战略，以维护自己国家的霸权地位。但现在面对这样一种致命的病毒，遏制的目标应该是病毒本身，而不是国家和人民。在这方面，常识和人道主义意识必须占上风。”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需要的是相互协助。在这次危机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积极的现象，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日本捐赠抗疫物资上的诗词最近刷屏、刷圈，让很多国人对日平添好感。在东京街头许多店铺的广告牌都写着“武汉加油”的字样；韩国总统文在寅公开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这些感人的事，注定将会以生命至上、人性之善等正面字样载入历史。同样，由40位知名法国音乐剧演员共同演绎的抗疫歌曲《在路上》（Together）和由19个国家50位外国音乐人翻唱的《在路上》（Together）在网络上热播，传递了爱的力量。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传播景观与地方化传播景观相互呈现，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国家利益优先等现象日益凸显。一个心里装着“敌对势力”的人是走不出狭隘的传播空间的，相对而言，我比较认同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2月6日新闻发布会上具有对话性的演讲，他表示近来关于疫情的相关情况受到了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许多媒体都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报道，高度赞扬了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或是给出了合理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到，仍有部分媒体报道存有偏见、恶意和不实信息，而这一切都被他置于可沟通性的话语中加以讨论，即：“谣言和恐慌比病毒更可怕，信心和决心才能战胜疫情。”事实上，疫情发展到后来，两百多个国家遭遇新冠病毒袭击，人们终究明白，抗疫不再是地域性任务，而是人类的共同任务，只能共同面对。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世界将会形象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民心相通与跨文化合作，面向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传播图景。
三大文献检索数据库是以下三个： 1、SCI(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1961年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其覆盖生命科学、临床医学、物理化学、农业、生物、兽医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综合性检索刊物。 2、EI(工程索引 )：(EngineeringIndex，EI),1884年创刊，由美国工程信息公司出版，报道工程技术各学科的期刊、会议论文、科技报告等文献。 3、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 ) 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Index to Scientific & TechnicalProceedings，ISTP)，也是由ISI出版，1978年创刊，报导世界上每年召开的科技会议的会议论文。
回答 您好，很高兴为您解答。疫情中，最安全国家排名前10的国家和地区 瑞士 德国 以色列 新加坡 日本 奥地利 中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韩国 您好，很高兴为您解答哦。中国排名第七 在亚洲，有5个国家进入最安全国家前10名，其中中国在疫情安全度上排名第7，超过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家。 疫情中，最安全国家排名前10的国家和地区 瑞士 德国 以色列 新加坡 日本 奥地利 中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韩国 抗疫成功却不“嚷嚷”的国家——瑞士和德国，排名前两位 瑞士和德国这两个国家，排名第一和第二，主要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弹性以及基于事实和科学来规定疫情期间规则，在恰当时间解禁，以及经济冻结规定等谨慎的处理方式，最少的牺牲公共健康安全，有效平衡健康与经济。 当意大利宣布伦巴第10个小镇“封城”（2月23日）后，英国并没有紧随其后； 在美国宣布禁止疫情严重国入境（2月29日）后，英国也没有关上国门； 当意大利、西班牙、美国、法国（3月4—17日）纷纷关闭学校、采取强制性居家措施甚至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时，英国仅宣布延迟举行大型体育与娱乐活动（3月13日），并推出了震惊世界的“群体免疫”政策。 祝您生活愉快，希望我的回答对您有所帮助哦，爱你爱你爱你哦[微笑][微笑][微笑] 更多28条
你排的不错！与你自己的观点都一致，充分说明了你的喜好！加油！！！
美国主要智库一览 布鲁金斯学会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成立于1927年。作为美国著名的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致力于对经济、外交事务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的研究，立场相对中立，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该学会主要得到美国东部财团的支持，洛克菲勒财团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系民主党人。学会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的研究，集中了包括卜睿哲、李成、李侃如等一批中国问题专家。 外交关系协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成立于1921年，主要受洛克菲勒、摩根等东部财团控制。协会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主要任务为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力，并主办《外交事务》杂志，乔治·科南的“遏制理论”最早就是在该杂志上发表。其现任主席理查德·哈斯曾在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ndowment for lnternational Peace 成立于1910年，以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并致力于推动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宗旨，是美国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尤其注重分析促成全球性变化的经济、政治和技术力量。主要通过四大部门的活动——全球性政策项目、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中国项目以及《外交政策》杂志，来协助制定关于传统和新兴问题的政策辩论内容。中国研究由其总裁杰西卡·马修斯亲自领军。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成立于1981年，致力于研究债务及发展、全球化、国际金融及宏观经济、国际贸易与投资及美国经济政策。2006年4月11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联合出版《中国：决算表》一书，讨论中国崛起和美国对策。 传统基金会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成立于1973年，是一个兼有教育性和研究性的智囊团，是美国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其理念包括主张小政府，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捍卫个人自由；捍卫传统价值；强调美国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其主要活动包括：每年公布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系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出版各类研究报告；发表成员的每周评论；筹办青年领袖计划。 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成立于1943年，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曾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美国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有“保守的布鲁金斯”之称。该所主要得到摩根财团等东部财团的支持，与共和党渊源较深，共和党尼克松、福特政府下台后，许多重要官员纷纷加入该所，故舆论界又称它为共和党的“流亡政府”、“影子内阁”。近年来，有向中间摆动的趋势，对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强。该所的高级研究员纽特·金里奇曾任美国众议院主席，在1999年还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成立于1977年，其理念深植于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主张减少政府对于国内社会和经济的干预，并且减少在国际上的军事和政治干预。所提倡的政策包括了废止最低工资管制、改革反毒品政策、废止企业补助和贸易壁垒、减少联邦政府对市场运作以及地方州政府的干预、深化自由学校选择制度、废止政府实行的族群歧视政策等。其成员多为学界知名人物，包括哈耶克、詹姆斯·M·布坎南等。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成立于1968年，是一个教育型的智库，研究领域覆盖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尤其以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为重点。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美国在世界的角色、美国和世界面临的长远挑战等。威尔逊中心没有直接影响美国政府行政和立法的议程和目标，主要以广播节目、公开会议、出版物、电子服务等形式影响社会公众。 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成立于1919年，素以研究共产主义和反苏反共著称，有“右翼思潮的智库”之称。该所的研究和收藏主要围绕着“战争、革命与和平”3个主题。其经费大部分由保守团体和大公司捐助，像埃克森·美孚、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宝洁等都是研究所的捐助大户，另外，斯坦福大学的资助占总预算的15%。 史汀生中心 The Stimson Center 成立于1989年，是与美国国会和政府联系紧密的自由派智库，专注于区域安全、跨国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与和平问题的研究，并以浓重的军事背景为其鲜明特征。自1995年以来，史汀生中心加强了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海问题的研究。 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成立于1962年，主要从事包括评估美国的政策风险，分析欧盟、东盟等地区性事务，研究国际安全与稳定以及建立国家长期战略等研究活动，是美国具有保守色彩的重要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和“冷战思想库”之称。定期出版物有《华盛顿季刊》、《华盛顿文集》和《重要问题丛刊》。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是美国的非政府机构，类似于一个社团，里面汇集了全美国最智慧的外交研究人员。经费由卡耐基和洛克菲勒两大基金提供，很多人在美国新政府选举结束后就被请到白宫当国务卿之类的
“萨德”系统全名为“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THAAD)，是目前唯一能在大气层内和大气层外拦截弹道导弹的陆基高空远程反导系统，总承包商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萨德”系统于1989年提出计划，并开始一系列验证试验。2000年“萨德”系统转入工程研制阶段，并于2008年完成了第一套系统的部署。“萨德”系统是美国新导弹防御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针对高空导弹进行拦截，采用卫星、红外、雷达三位一体的综合预警方式。该系统由拦截弹、车载式发射架、地面雷达，以及战斗管理与指挥、控制、通信、情报系统等组成。“萨德”采用的技术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动能杀伤弹(KKV)的“动能杀伤技术”。这是从“星球大战”计划就开始发展的一种新型技术，其破坏机理是“碰撞-杀伤”，破坏威力大。这种方式看似简单，却对末制导和空间机动的矢量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难度不亚于“子弹打子弹”。此前防空和反导导弹一般都采用高能炸药破片杀伤方式，依靠成千上万片碎片破坏目标导弹或弹头，往往只能实现所谓的“任务破坏”而非“导弹破坏”，一般不会完全摧毁弹头，而只是使其偏离原定轨道，弹头内的爆炸物或生化战剂仍会散落到地面。对于核弹头和生物弹头来说，也许偏离原定轨道会使得弹头无法落在原定目标的头上，但是如果弹头的最终落点还是敌对国的话，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枚弹头还是完成了对敌国的杀伤任务的——因为没人能保证新落点不是敌对国的人口密集地区或者是大工业区。而“碰撞一杀伤”可以高速撞击目标弹头，从而在高空引爆弹头或利用高速撞击产生的高热使生化战剂失效。“动能杀伤技术”的另一个优点是其战斗部很小，甚至可以没有专门的杀伤部分，只依靠制导或末机动部件的质量就可以达成“碰撞一杀伤”的效果，这大幅度减小了战斗部质量。例如，在“萨德”系统的早期计划E21中，其动能杀伤飞行器(KKV)的质量就从从前的“大气层内高空防御拦截弹”的200千克降低到了40千克，而“萨德” 系统的拦截器包括保护罩在内质量也只有40～60千克，这使导弹增加拦截高度成为可能。名为“保护” 实为“威慑”“名义上，韩国部署‘萨德’是针对朝鲜;实际上，瞄准的是中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任卫东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韩国前统一部长官丁世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韩美决定将“萨德”部署在庆尚北道，而非首都圈地区，恰恰证明了“萨德”部署的目的并非是为应对朝鲜的核及导弹威胁，而是美国企图维持东亚地区霸权地位而采取的军事性、技术性措施。诸多分析都指出，如果仅仅是针对朝鲜，“萨德”反导系统远超其需求。从地理上来分析，朝鲜半岛东西宽360公里，南北长1000公里，这一区域如果需要导弹覆盖，射程在1000公里以内的短程弹道导弹足够，根本不需要“萨德”这样主要打击射程在3500公里以上的中远程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而且，“萨德”的雷达具有长达2000公里的探测距离。前沿部署和末段部署两种部署模式转换只需要8个小时。如果美军从部署第二天起就24小时开动2000公里探测雷达，远东地区和中国的军事活动都将可能暴露在美国人的眼里。在谈到俄罗斯和中国对于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反应时，特罗菲姆丘克说：“众所周知，北京和莫斯科在官方层面已对这一事件进程表示关注。然而，与此同时，仍应注意美国在欧盟的一些东欧国家部署反导系统的经验。因为经验表明，仅在口头上表示关注，对终止部署反导系统不会有本质的影响，甚至反而会加快其进行”，“即使朝鲜领导人在军事技术研究领域没有表现自己的实力，华盛顿大概也会找到其它借口，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亚洲屡见不鲜。”特罗菲姆丘克建议，阻止萨德事件升级，不应仅局限于一些官方的声明，而是要采取一系列深思熟虑的具体行动。他说：“应当在问题出现之处将其解决，因此发展朝鲜与韩国的对话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同一民族不同地区人民间的对话中潜藏着巨大的潜力，然而这种潜力尚未被充分利用。朝鲜半岛的人民需要和平，而不是战争，而这也正是我们的出发点。”“萨德”入韩 还有后患对于美韩部署“萨德”系统，中方多次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称将考虑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地区战略平衡。俄方日前也表示，为应对“萨德”入韩，不排除将加快恢复南千岛群岛军事基地的可能性。朝鲜半岛的局势也可能因为“萨德”入韩更加紧张。朝鲜7月多次发射导弹予以回应，并警告一旦美韩确定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位置和场所，朝方将采取“物理性措施”予以应对。美国全球策略信息华盛顿办公室主任威廉·琼斯还指出：“‘萨德’不会起作用，这也被美国方面从事该导弹系统研究几十年的相关人员所批判，他们指出‘萨德’可能难以让韩国抵御来自朝鲜的导弹攻击，反而会因导致朝鲜作出更为激进的举动。”专家指出，“萨德”入韩让“新冷战”的幽灵游荡在东北亚上空。正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尔盖·卢贾宁所说的，美韩两国推动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近几年来发生在东北亚最严重的军事挑衅，根本就是在制造新的紧张气氛。
美国智库（think tank），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或“智慧库”。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27年。作为美国著名的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致力于对经济、外交事务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的研究，立场相对中立，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该学会主要得到美国东部财团的支持，洛克菲勒财团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系民主党人。学会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的研究，集中了包括卜睿哲、李成、李侃如等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外交关系协会成立于1921年，主要受洛克菲勒、摩根等东部财团控制。协会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主要任务为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力，并主办《外交事务》杂志，乔治·科南的“遏制理论”最早就是在该杂志上发表。其现任主席理查德·哈斯曾在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以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并致力于推动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宗旨，是美国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尤其注重分析促成全球性变化的经济、政治和技术力量。主要通过四大部门的活动——全球性政策项目、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中国项目以及《外交政策》杂志，来协助制定关于传统和新兴问题的政策辩论内容。中国研究由其总裁杰西卡·马修斯亲自领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致力于研究债务及发展、全球化、国际金融及宏观经济、国际贸易与投资及美国经济政策。2006年4月11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联合出版《中国：决算表》一书，讨论中国崛起和美国对策。传统基金会成立于1973年，是一个兼有教育性和研究性的智囊团，是美国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其理念包括主张小政府，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捍卫个人自由；捍卫传统价值；强调美国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其主要活动包括：每年公布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系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出版各类研究报告；发表成员的每周评论；筹办青年领袖计划。美国企业研究所成立于1943年，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曾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美国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有“保守的布鲁金斯”之称。该所主要得到摩根财团等东部财团的支持，与共和党渊源较深，共和党尼克松、福特政府下台后，许多重要官员纷纷加入该所，故舆论界又称它为共和党的“流亡政府”、“影子内阁”。近年来，有向中间摆动的趋势，对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强。该所的高级研究员纽特·金里奇曾任美国众议院主席，在1999年还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卡托研究所成立于1977年，其理念深植于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主张减少政府对于国内社会和经济的干预，并且减少在国际上的军事和政治干预。所提倡的政策包括了废止最低工资管制、改革反毒品政策、废止企业补助和贸易壁垒、减少联邦政府对市场运作以及地方州政府的干预、深化自由学校选择制度、废止政府实行的族群歧视政策等。其成员多为学界知名人物，包括哈耶克、詹姆斯·M·布坎南等。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成立于1968年，是一个教育型的智库，研究领域覆盖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尤其以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为重点。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美国在世界的角色、美国和世界面临的长远挑战等。威尔逊中心没有直接影响美国政府行政和立法的议程和目标，主要以广播节目、公开会议、出版物、电子服务等形式影响社会公众。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成立于1919年，素以研究共产主义和反苏反共著称，有“右翼思潮的智库”之称。该所的研究和收藏主要围绕着“战争、革命与和平”3个主题。其经费大部分由保守团体和大公司捐助，像埃克森·美孚、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宝洁等都是研究所的捐助大户，另外，斯坦福大学的资助占总预算的15%。史汀生中心成立于1989年，是与美国国会和政府联系紧密的自由派智库，专注于区域安全、跨国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与和平问题的研究，并以浓重的军事背景为其鲜明特征。自1995年以来，史汀生中心加强了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海问题的研究。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于1962年，主要从事包括评估美国的政策风险，分析欧盟、东盟等地区性事务，研究国际安全与稳定以及建立国家长期战略等研究活动，是美国具有保守色彩的重要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和“冷战思想库”之称。定期出版物有《华盛顿季刊》、《华盛顿文集》和《重要问题丛刊》。
TIME时代 美国1923年创刊 即便是它在今年的美国“国家期刊奖”中一个提名也没有获得，话语惯性与品牌传统以及以红框构成的各式封面积累仍然维系着《时代》的地位。的确，品质沉淀是这本至尊杂志的最可贵底蕴，每年年底的“年度风云人物”评选也许永远都是其最荣耀的时刻。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杂志 美国1888年创刊 财力物力惊人并不是造就《国家地理杂志》殿堂的根本，不懈的职业态度与拓展性极大地推动了这本超级王牌杂志发展，国家地理频道以及众多衍生产品共同织造着其殿堂的不断扩充。新作“泳衣百年”特刊，显示其锐意改革切合时下市场的难得新派作风。FORTUNE 财富美国 1930年创刊 为全球人熟知的两个杂志运营品牌“财富论坛”和“500强”仍然在继续维持着它们在财经领域的话语霸权。杂志本体操作得仍然让人看不出其有任何老态，即便是在前些年那些锐意改变一切的新经济杂志面前，《财富》仍然保持着可贵的新鲜。VOGUE 美国1892年创刊 老牌VOGUE的时尚集团地位已不容置疑，在学者中，VOGUE亦已化身为时尚影像历史的代表物。VOGUE在意大利获得更值得称道的发展，结合ITALY人的时尚与热情诞生了时尚杂志超级模范，VOGUE ITALIA发展至今已经建立了5本同样出色的子刊，昭示着VOGUE的惊人魅力。The Economist 经济学家 英国1843年创刊 其严谨作风已使其成为这个时代最值得信赖的政经观察家。在全球范围内搭建的观察员队伍素质超群，并在其每年年初发布的全年预测中组成强大的战线；组建各种研究工作机构监测各个经济地区的营商环境和人居环境，都在散布着这本杂志的话语权。PLAYBOY 花花公子 美国1952年创刊 仍然是知名度极高的老牌杂志，有着51年历史的成人杂志，如今更有改版做主流男人杂志的决心，值得尊重的传奇创始人海夫纳是否在考虑PLAYBOY品牌难得，资源优势不应是耗在与《阁楼》以及新兴的MAXIM上？应该更明确地去追逐主流广告商？VANITY FAIR 名利场 美国1913年创刊 依然出色地扮演着“从新星到巨星”的全球最华贵舞台提供者的角色，更让人佩服的是，它在国家杂志评奖中在最佳杂志、摄影、专栏、随笔和评论上均获提名。这种浮于华丽世界中却扎实经营杂志本体的内容建设的用心值得称颂。Newsweek 新闻周刊 美国1933年创刊 相信没有人会忽视这本新闻杂志这两年在新闻报道上作出的富有开拓性的贡献，独家、周密、侧击、旁敲、独到、新知等各种报道模式层出不穷，市场上更积极地开拓着远东市场，学术上在美国期刊奖中屡有斩获，影响力正飞跃提升。ELLE 法国1945年创刊 国际版本达70份的惊人扩充能力，代表着法国桦榭集团的最强实力。相对于VOGUE与Bazaar的较年轻作风，以及贴近时下年轻女性的时尚需求，加上“女性都向年轻看齐”的心理暗合自然法则，ELLE全球开花的经济效益策略正日见其影响力。WIRED 连线 美国1993年创刊 曾经被视为是新经济杂志一员的《WIRED》如今证明了它更重大的贡献在于培养了一大帮“技术派”，这本杂志崇尚无线技术及数码并长期坚持此道，实在值得大批数码热血青年的热烈追捧，文化评论家已经把它等同于1960年代由《滚石》带动的一代。FHM 男人帮 英国1985年创刊 近年全球杂志界扩展速度最神速的杂志之一，英国Emap杂志集团的先锋，凭借最畅快淋漓的编辑思路迅速拉拢男性读者的兴趣，俨然成为男人阅读市场这两年来最叱咤风云的新力军。宛如电视传播方式的全新杂志编辑思路如今已经深受追捧。THE FACE 脸孔 英国1980年创刊 uk 以颠覆效果著称的英国青年时尚文化杂志，在1980年到2003年间坚持不懈地在青年文化运动中作着The Face式的发言。今年更在Neil Stevenson领导下进行改版试验，显示这本最代表英伦风格的杂志应对时尚全球化的全新编辑思路。ROLLINGSTONE 滚石 美国1967年创刊 曾是一代热爱摇滚文化左派分子的代言杂志，代表了杂志媒体在音乐领域的权威声音。今年挖来FHM杂志原主编埃德·尼达姆酝酿改版调整以适应新阅读趣味的策略，可见其要维系《滚石》作为文化代表之心不息。The New Yorker 纽约客 美国1925年创刊 它精于透析文化动脉，在政治、文学、艺术各领域中充当思潮流行的先驱角色，其杰出之处是以长久的文学品格与知识分子气质的坚持换取全球大多数欣赏者的崇敬之心，尽管从没有推出其他语种的海外版本，却总会有人来为之作免费杂志文化理念宣传。Forbes 福布斯 美国1917年创刊 以人为报道造榜之脉的Forbes，一个“富豪榜”足以让这本杂志大吃四方。其近年最惹人注目的是在亚太地区声音的增强，热衷于“中国富豪榜”的发布及“全球CEO（首席执行官）会议”，瞄准香港更显示其司马昭之心。PEOPLE 人物 美国1974年创刊 全球定位最精确又最有效的杂志之一，聚焦主流的风云人物，八卦而不媚俗，强调短小文章迎合时代阅读习惯，由于其编辑方向的精确，便被封为最适合在厕所阅读的主流杂志，足见《人物》阅读适应性之广。i-D 英国1980年创刊 i- 杂志领域标识性最强的刊物，一直坚持的半闭眼封面已成为杂志界之佳话。虽近来编辑思路稍嫌堕入自身之俗套，但仍然以扎实的时尚摄影报道功底与在青年文化之中的敏锐触角占据着最优质青年文化时尚杂志之一的江湖地位。Business Week 商业周刊 美国1928年创刊 仍然是商业界最权威的声音，前几年最杰出的贡献是创造了“新经济”的“伟大”概念。《商业周刊》作为美国工商界的最权威刊物，不可避免地与工商界之命运联系起来共荣共辱，也许正是因为经济的低迷导致杂志自身声音的微弱。Wallpaper* 墙纸 英国1996年创刊 这本代表建筑室内设计尖端品位，以前专注于建筑家具的圣经杂志在经历了创办人Brule离开事件后,决意改版，成为一本更全面的时尚品位杂志。方针转移后的Wallpaper，本来可以在本榜占据更高的位置，可惜。Brutus Casa 日本 jp 日本杂志资讯搜集能力的升级版：添加了主题运作之方略。每期无处不在的搜刮技能和无微不至的主题编辑思路加上取经Wallpaper*的全球“设计感报道领域”同盟的策略，Brutus Casa已经在亚太地区建造最受建筑界、设计界、时尚界和出版界瞩目的杂志。还有很多，请参考：-magazines-top-100/篇幅所限，还有80多个呢，就不在这里列出了！看了这个之后，你应该对美国甚至全球的杂志和网站有个很好的了解了！希望这有所帮助！
《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 亨利·基辛格）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3fQ 提取码: q84b书名：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作者：[美国] 亨利·基辛格豆瓣评分：2出版社：海南出版社出版年份：2009-10页数：301内容简介：《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内容简介：现在全球经济体系特有的危机和惊人地增长率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自1980年以来，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每一次危机都比前一次更严重，更具有向他地区蔓延的危险性；每一次危机都在其高峰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迅速制服，每一次危机都显示，国际经济体系也许并不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但却具有恢复活力的能力。
战后美国全球战略不变的目标是谋求“世界领导地位”和“按照美国的构想塑造世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被认为是阻碍美国实现上述两大目标的因素。因此，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主要围绕反共和争霸展开。但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和美国自身实力消长，美国反共和争霸世界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 ⑴ 杜鲁门政府(1945-1953年)的“遏制”战略 遏制战略是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变，表明美苏已由战时合作走向战后对立和对抗，它奠定了战后几十年美国称霸世界战略的基础。 遏制战略的主要内容有：①推行杜鲁门主义，对苏联实行冷战。②实行“马歇尔计划”，对西欧、日本推行扶植、援助和控制政策。③推行第四点计划，疯狂镇压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推行新殖民主义。帮助蒋介石在中国打内战，发动侵朝战争，企图在亚洲建立美国控制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发展。④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外交上不予承认的政策，妄图扼杀新生政权。⑤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把西欧、北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这个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是欧洲，主要对手是苏联，主要目标是在亚、非、拉扩张和控制西欧、日本。 ⑵ 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1年)的“解放”战略和“艾森豪威尔主义” 朝鲜战争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调整了美国全球战略：① 提出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解放”战略，其核心是力图用战争以外的手段，把社会主义国家“从共产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纳入到西方“自由世界”中。军事上，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② 在亚非拉地区，加紧扩张。针对东南亚和中东局势，先后提出了“多米诺骨牌理论”和“艾森豪威尔主义”。 ⑶ 肯尼迪、约翰逊政府(1961-1969年)的“和平战略” “一手拿箭，一手拿橄榄枝”的“和平战略”，其实质就是运用和平与战争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在亚非拉地区推行新殖民主义。在军事战略上，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实行“灵活反应战略”和针对苏联和中国的“两个半战争”。 ⑷ 尼克松、福特政府(1969~1977年)的“尼克松主义” 所谓“尼克松主义”是指60年代末、70年代初，尼克松在美国实力地位严重削弱，国际战略地位下降的情况下，为了保住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提出的一整套外交思想和对外战略。尼克松主义最初是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就美国的亚洲政策发表谈话时提出的。尼克松主义有三大支柱：“伙伴关系”、“实力地位”和“谈判”。尼克松主义的内容有：①把建立同盟国的“伙伴关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要求盟国在政策上协调一致，共同对付苏联；在经济上相互让步，帮助美国渡过难关；在军事上共同分担军费和防务责任。②以实力为后盾，以谈判为手段，通过谈判制约苏联，维持美苏之间的均势。③利用中国制约苏联，积极打开对华关系大门。④在第三世界缩短战线、加强重点。尼克松主义的实质：尼克松主义是美国霸权地位衰落的产物和表现。它是在美国处于战略守势的不利情况下提出的，目的是为了继续维护美国全球霸权。补充: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体现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转折。这与当时美国内外交困的处境有关：①是美国调整亚洲政策的需要。侵越战争的失败，导致国内反战运动风起云涌，美国希望尽快从越南脱身；②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变化。尼克松提出五大力量中心说，中国是其中之一，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有助于美国与苏联的争霸；③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丧失，美元危机的频频爆发，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最终崩溃，美国经济实力相对衰落。 ⑸ 卡特政府(1977-1981年)的“世界秩序战略”。 卡特政府初期延续尼克松主义，上台后提出了“世界秩序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① 加强日美欧三边合作关系。② 发展南北政治、经济关系，减少第三世界对美国的敌视，削弱苏联的影响。③ 把缓和东西方关系作为“首要目标”，强调以经济力量和道义力量对付苏联的扩张。④ 把美中关系作为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推进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谋求同中国建立对抗苏联的战略合作关系。⑤ 重视人权外交。1979年2月伊朗霍梅尼革命胜利、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沉重打击了卡特政府的对外政策。1980年1月，“卡特主义”出台，美苏关系再趋紧张。 ⑹ 里根政府(1981-1989年)“以实力求和平”的对外战略 里根是在美国内外交困的时刻上台的。里根放弃了前几任缓和和维持均势的战略，提出了 “重振国威”、“扩军抗苏”的口号，制定了以下几点政策：①1985年里根政府提出“星球大战计划”，谋求美国对苏联的战略优势，并且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和拖垮苏联。②对苏联推行强硬政策，在第三世界和军备上同苏联激烈争夺。③努力恢复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力图通过强有力的对外政策，使盟国服从于反苏的总战略。④里根执政初期，美中关系起伏波折，随后趋于平稳。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 ⑺ 老布什政府(1989-1993年)的全球战略 老布什总统任期内，跨越冷战前后两个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有了很大变化。①1989年初，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所谓“超越遏制战略”是指：在不放弃军事遏制的条件下，以济援助为诱饵，以“和平演变”为灵魂，抓住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开放的有利时机，通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等非军事手段，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模式，培养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亲西方的反对派，最终将苏联东欧纳入西方体系。②1989年底，提出了建立欧洲新格局的“新大西洋主义”：主张把北约、欧共体、欧安会三大机制作为建立欧洲新格局的基础，其实质是要在重塑欧洲格局的过程中保持和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确保美国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利益。③对中国推行既维持美中关系的基本框架，又诱压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两手方针。④更加重视第三世界的动荡对美国的影响，加强美国处理地区危机的能力。1991年实施沙漠风暴计划，打击伊拉克。⑤提出美国“世界新秩序”的主张，实质是要在美国的领导下按照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 ⑻ 克林顿政府(1993-2001年)的“参与和扩展”战略 “参与和扩展战略”有“一个目标”、“三个支柱”。所谓“一个目标”，就是在全世界巩固和扩大美国的“领导地位”，即美国的世界霸权。为此，美国提出要防止潜在的战略对手和新的超级大国，控制西欧、东亚、西南亚和前苏联地区，重点遏制有那些有潜力成为全球大国的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所谓“三个支柱”，是指经济安全、军事实力、民主人权。其内容是：①把经济问题放在对外政策的中心地位。②突出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外交中大力推行美国“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力图在全球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③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应付新的安全挑战。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一度摇摆不定，美国统治阶层陷入“遏制”还是“接触”中国的争论之中。经过反思，克林顿政府确立了对华“全面接触”政策，即希望通过接触而不是对抗保证美国战略利益的实现；通过与中国交往影响中国内外政策，改变中国；通过吸引中国参加国际体系，约束中国，使之按美国倡导的国际规则、规范从事。 ⑼小布什政府（2001年-2008年） 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采取的对外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奉行单边主义政策，谋求建立美国霸权地位。②强调军事优先，注重培植美国的军事实力。③注重美国本土安全。④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作为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任务。⑤美国的全球战略进一步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⑥2003年3月，美国未经联合国同意，发动针对伊拉克的战争，意在控制中东石油，在中东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塑造中东地区新格局，影响国际政治。⑦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对“无赖国家”和恐怖分子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⑽奥巴马政府（2009年-？） 奥巴马将在相当大程度上继承小布什总统的全球战略观念。事实上，小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已经对其全球战略作了相当大的调整，大大减少了单边主义色彩，也不那么强调先发制人战略。但是，人们对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所作所为印象过于深刻，以至于难以分辨奥巴马的"变革"口号的真正对象。因此，当奥巴马真正入主白宫时，其所需要做的"变革"并非根本性的，而是技术性的；换句话说，保持全球战略调整的平衡性和实施的可持续性将是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的重要风格。
直译为：全球目录《全球目录》的诞生始于一个小念头。1968年3月，布兰德的父亲去世。在回家的航班上，他偶然意识到，自己有不少熟人正在纷纷离开城市，去到公社生活——从1965年到1972年，美国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公社，其中不少是由反对中产阶级生活的嬉皮士创建的，他们希望这可以逐渐将美国变成一个由基于共同信念的人人平等的小型社区联结而成的王国。想到人们在别处开始新生活，布兰德就想到生活中常见的、方便人们一口气买下一堆东西的购物目录。经过几个月筹备，当年7月，布兰德携妻子开着一辆道奇皮卡开始了“公社之旅”。他印了一份涵盖约120种商品、6页纸的油印目录，并在车上堆满了商品。一个月间，他们大约卖掉了价值约两百美元的商品，效率不高。回家之后，他把卡车商店停驻于门洛帕克镇，名之为“全球卡车商店”，然后将精力转到这一想法的衍生产物上：那6页纸的油印目录变成了《全球目录》，于1968年秋天正式出版。准确地说，这并非一本杂志，只是是一本产品分类目录。第一本《全球目录》只有61页，所涉98件商品都是布兰德亲自挑选的各色书籍。有别于杂志，《全球目录》并不每期更换内容，而只将合适的商品和内容增添进去。到1971年的《最后的全球目录》，它厚至448页，包括1072件商品，书目几乎没有变化，所多的近千件商品大多由读者推荐并撰写评论。和宜家等商店的产品目录相同，它试图推荐一种生活方式。和宜家目录不同，它志不在于引导消费。布兰德之志，见于他为《全球目录》撰写的序言：“我们就是上帝，我们也许能做好这个角色。到目前为止，遥不可及的权力系统（例如政府、大型企业、教育体系和教堂）造成的问题基本把它们的益处抵消掉了。与此困境及其收益相对应的是，一种属于个人的、私人的力量正在崛起——一种个体实现自我教育、获得启迪、塑造属于自己的环境，并将他的冒险经历与有兴趣者分享的力量。《全球目录》愿寻找并推广能促进此进程的工具。”短短百余字，是布兰德人生理念的浓缩。而这本刊物，也堪称其之前十年游历所获的知识结构的倾囊相赠。恰好，它成为了学院里的科研人员、青睐技术的艺术家、公社里的嬉皮士们的书目单和工具箱。全书包括七部分：理解完整的系统、房屋和土地利用、工业和手工艺、通讯、社区、游牧、学习。除了第一部分，其他大多由实用性知识及如何获得相关工具构成：从如何识别野生动植物到怎么给绳子打结，从领养婴儿到怎样记帐，到怎样建造风车、采购水力采煤泵和电据，再到从香港邮购廉价相机，不一而足。通常，布兰德会寻找一本此领域的最佳著作，配上一些相关公司的联络方式。而本书的第一部分，“理解完整的系统”，是一份布兰德列下的书单。正如其标题所概括的，它充分彰显了布兰德的雄心：理解整个世界是怎样运转的，并让它们为自己所用。它多少代表了一批人的知识构成：－麦克卢汉－巴克敏斯特·富勒－诺波特·维纳－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及其他人类学著作－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安东尼奥·高迪和洛埃德·怀特的建筑－保罗·埃尔利希的人口生物学－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讲设计方法的《形式综合论》－斯班瑟·布朗用数学解释哲学理论的《形式的规律》－DW汤普森讲生物进化规律的《论生长和生物形式》－《道德经》－各种关于地球的地图和照片，以及关于如何改造地球的书籍……读布兰德为他推荐的图书撰写的推荐语，可以想见他并不试图猛烈的将书中观点销售出去。比如开篇第三页关于富勒著作的介绍，只简单的说：“富勒的洞见造就了《全球目录》”，而关于《形式综合论》的介绍是：“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是个常被其他设计师引用的设计师。本书试图谈当下设计的问题的本质，所涉领域远远超越常人所知及所能融会贯通。”但读者相信其品味。当施乐帕罗奥多研究中心（Xerox PARC）成立图书馆时，其员工艾伦·凯直接把图书管理员带到了《全球目录》的卡车商场，把那里陈设的书每样都买了一本——日后施乐发明了图形操作界面和鼠标，而艾伦·凯被视为科技业最重要的思想者。此外，《全球目录》所影响的人还包括乔布斯、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和维基百科创始人吉姆·威尔斯。约略可以想象，那些把《全球目录》中涉及的著作逐一读过的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或者，看看乔布斯就可略知一二：《全球目录》反对人们成为国家机器的齿轮，宣扬人和社会都应找到其真正的存在意义，而乔布斯正是因为不能在大学里学到“如何度过一生”而辍学；而在对科技充满敌意与恐惧的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期，《全球目录》是最早视科技为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提升创造能力的工具的媒体，由此不难理解苹果公司为何将其使命定为“为那些有能力改变世界的人提供工具”；《全球目录》是当时唯一横跨科技与东方宗教、神秘主义、公社社会理论的刊物，而将科技与人文的结合，正是苹果一直以来的基础理念。甚至，某种意义上，乔布斯正是布兰德推崇的巴克敏斯特·富勒在1963年的著作中描绘的“综合设计师”（Comprehensive Designer）：“一个新兴的综合人才，他既是艺术家、发明家和机械师，又是客观的经济学家和有发展观念的策略家”，一个并非专家，却能在更高的角度审视专家们创造的技术和创意，并将它们变为供大众使用的工具的人。远不到开花结果时，随着美国公社运动逐渐止息，布兰德于1971年宣告《全球目录》告一段落。他甚至为此举办了一个休刊派对，当着邀请来的500名读者和朋友，他拿出两万美元，希望它成为新的工具。之后的一个多小时里，50多人走上前台，提出使用这笔钱的各种方法，而布兰德将他们逐一记在了黑板上……其后《全球目录》诞生于1968年，休刊于1971年，并不长寿。正刊仅出版过六期，算上各种增刊及1971年之后的增补本，也只不过34本。在那之后，布兰德辗转于不同的新兴领域。他在1972年就开始关注黑客的兴起，在1970年代末开始畅想太空移民，并将此视为当年公社运动的延续，1982年，布兰德受邀与人合办《全球软件目录》，为个人电脑用户们寻找并推荐最好的“工具”，而在1985年，他又被邀请以《全球目录》的思路创办一个网络社区，“全球网络链接”（WELL）。如果布兰德下定决心，这个1985年即告诞生且汇聚了海量高质量用户的网络社区足以在日后网络泡沫时成为一支明星股——它的活跃用户包括软件大亨米奇·卡泊尔、黑客凯文·米特尼克、感恩而死乐队成员和大量主流媒体的记者，这让它看起来像是Twitter诞生20年前的Twitter，而包括美国在线和微软都曾仔细研究WELL是如何设计系统以支撑大量用户同时在线的——但他早早淡出了WELL的具体运营，随后又因为在论坛中被其他用户攻击而干脆退出社区。很难预言如果布兰德细心经营，曾与美国在线分庭抗礼的WELL会不会改变互联网的走向。但很显然，1990年代之后，布兰德的时代已经过去。在他的时代，有对于权力的激烈反抗，和对于整个世界的充沛好奇，更有普通人的自我重塑。那个时代并不舒适，但足够刺激。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科技从被人们抗拒的力量，变成了人类自我进化的工具。但显然令布兰德、麦克卢汉和乔布斯们始料未及的，科技顺流而下，最终变成了大众消费品，以及软化我们心智的新式迷幻药。1980年代初，乔布斯率领团队研发麦金塔电脑时，曾想将这台电脑命名为“自行车”，取其帮人类大脑跑得更远之意。但麦金塔最终败给了PC，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开放的PC系统上拥有更多的游戏。而当乔布斯东山再起，无论听音乐的iPod、刷微博的iPhone还是打《愤怒的小鸟》的iPad，都成了新的娱乐首选。这让不改初衷的布兰德在今天像个孤独的探索者。而他依然像20多岁时一样，游历于不同领域。除了万年钟，他还在参与几个项目：一个是罗塞塔计划，取“罗塞塔石碑”之意，试图保存世界上那些面临灭绝命运的语言；另一个则是利用DNA样本把已经灭绝的物种复活。为什么做这些浪漫而不实用的工作？布兰德的答案是：“我认为我们变得太过短视了。所有东西都变动得非常快，所有人都在同时干多件事情。投资也是为了获得短期的回报，民主政体也是被短暂的选举交替的循环所主导。快速的进步是好的，但它也是过于投机取巧了。当一切都是在快速变动的时候，未来看上去就像明天一样。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十年或一百年之后的未来。”而在万年钟的官方主页上，在万年钟所在的内华达州的山脉的照片之上，压着TS艾略特的一段诗：“我们不应该停止探索 / 我们所有的探索 / 最终将回到我们的起点 / 并第一次了解该处。”这是个来自布兰德的万年宣言。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观。21世纪频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际信息传播曲线从疾病信息开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信息传播。与此同时，国内对于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体的挑战，也在传言处置逻辑中出现若干的翻转。这种翻转通过大量信息的对冲现象逐步让事态的发展获得受众更多的理解与共情。当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与病毒传播恐惧情绪下激发的种族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并随着疾病的蔓延产生越来越清晰的影响。这种影响范围虽然小，但是也是专业理性不得不反复面对的整体性挑战的一部分。理解、共情与认同疫情提供了一个看似全新的国际传播场域。面对这些场域，国家治理实践与媒介信息传播实践总体上呈现了一个相对理性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总体面向之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民族主义的情绪、传言的问题等。疫情中，国际传播实践也突破了原有的媒介视阈，在多部门联合实践中，在更广泛意义上试图赢得世界的理解、共情与认同。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很难摆脱一种病态心理：试图从外界的积极肯定中获得某种慰藉，甚至急于从西方新闻话语中挑出积极话语，让他者话语服从于一个康复者的心情，从而落入封闭的、不自信的状态。中国的疫情危机应对真正开始于1月20日钟南山正式宣布“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此后武汉经历了封城隔离、撤换官员、集中治疗、全国支援。这使得中国在外交层面赢得了世界普遍赞誉，主要包括“牺牲精神”“负责任大国”“速度、力度和透明度”等。形象总是在关系中建构的，维护自我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必须在对话关系中进行。如果只是单向收集形象传播的效果，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不自信的形象。逐渐摆脱恐慌的我们唯一应该展现的形象就是开放、对话，乐于向世界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也不回避中国抗疫的困难、矛盾和问题，直面外界对中国理解与不理解的种种维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的独特性的框架下，让中国人的遭遇和想法联通各国人的遭遇和想法，以包容的心态重建全球人际互动、互惠机制、信任关系、合作互动、价值共享。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暴发了两次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尽管“传染性疾病将会是全球未来的共同敌人”这个判断是一个科学共识，而且疫情最终在中国得到了控制，但是某些境外媒体对于中国疫情和应对疫情的报道对外界形成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全球传播图景并没有突发性转向。17年前的记忆成为新一轮质疑的基础，也是中国在疫情问题的传播上面对的全球难题。值得肯定的是，疫情暴发初期，由于我们1月12日就主动而积极地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合作，以及中国科学家迅速确定病毒鉴定和测序，并及时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的基因序列，从而在全球科学界和公共卫生健康领域里赢得了支持与尊重。在以科学家、流行病专家以及病毒学家为主要采访对象和信息来源的疫情暴发早期，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很大提升，积极正向的评价较多。世卫组织的专家在其中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再三向世界解释了中国在疫情信息透明公开方面与2003年的表现显著不同，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本次疫情危机体现出了中国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全球公信力水平与专业水准。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全球新闻媒体进入疫情核心区域即湖北各地报道的人员有限。这就为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全球新闻媒体通过观察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获得疫情发展相关的权威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新闻提供者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获取疫情的信息补充，传递疫情全貌。在这两个舆论战场上，一方面考验着我们与全球新闻媒体对话的专业主义能力与表现，另一方面也检视着我们是否有通人性的沟通方式，能够以有人情味的故事将中国民众的牺牲与苦难正常示人，获得族群间的共情与体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迅速成立专门应对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密集部署，并配合相关国家做好人员撤离工作。这些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肯定。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看到了中国为避免传染扩大展开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时向其他国家通报有两国间流动记录人员的确诊信息。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中国日报网撰文称：“中国医务人员和公民为应对这个事件而做出的勇敢努力，考验了城市的医疗基础设施的能力，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英雄主义，只有在战争中才能看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Danilo Türk）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果断而系统的反应。世界各研究中心之间的科学合作显著加强。”当然其他的声音也不少，如夏威夷大学马诺阿主校(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亚洲研究助理教授克里斯蒂·戈维拉(KristiGovella)分析说：“与中国有关的广泛政治、经济对峙和忧虑加剧了某些仇外心理，这些情绪与最近对传染病的担忧交互在一起成为国际舆论的表征之一。”传播偏向与专业理性危机时刻的全球传播状态是一面镜子，各种常态与非常态都可能在这个时候清晰呈现。面对疫情不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状况，全球涉华信息的景观也很像一个万花筒。然而，从我们常规对所谓西方媒体的观察实践来看，信息依旧受到刻板印象、传统偏见的影响，并与所谓的专业理性之间生产了足以成为经验性材料的紧张空间。狭义来看，疫情的发生往往涉及两方面的传播实践，一个是危机传播，一个是科学/健康传播。而一次规模如此广泛的疫情，又是一次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的实践场域，是检验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大考的一部分。 病毒传播没有国界，世界各国都被卷入了这场大考，而无法做到对他者隔岸观火。疫情发展至今，对疫情中的中国报道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中国向全球揭示疫情发生至武汉宣布封城；第二个阶段: 从武汉宣布封城开始至李文亮医生去世；第三个阶段：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全球各地宣布发现首例社区人传人病例，疫情向全球蔓延。在第一个阶段里，西方媒体尚能接受科学界对科学的不确定性的认知逻辑，对疫情的报道相对集中在对病情发展的追踪，媒体报道框架多在传染病报道的健康传播框架内，“病毒测序”“疫苗”“有效药”等方面的讨论成为主要话题。在第二个阶段，即封城之后，由于采取了传染病防控的围堵措施，西方媒体仅有少数记者能进入疫情核心区域进行报道，而且一旦离开湖北地区记者又被迫居家隔离，因此与疫情相关的现场报道基本消失。西方媒体成为国内媒体报道的观察员以及中国社会化媒体内容的“搬运工”。由于封城行为史无前例，且缺少直接观察者，西方媒体在这一阶段的报道由于缺少历史经验判断与比照对象而较为谨慎。然而，自武汉中心医院发布李文亮医生死讯，及其生前被训诫的事实被报道之后，西方媒体迅速找回了其故有的报道中国的政治框架与话语——极权主义国家。关于疫情的报道转向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极权国家言论自由问题的尖锐批评。在这个转向下，中国前期建立的良好形象被反转，“中国的数据不可信，中国人不可信”作为一种集体形象，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第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胶着状态。此时对中国的疫情报道正逐步让位给其他新暴发疫情国家。在此阶段，中国往往被作为一个对照国家进行比较分析。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是否能够翻转还未可知。从对2003年非典新闻报道的分析来看，前几个阶段的报道框架将基本决定这个阶段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例如有学者对西方媒体中对中国和越南在非典期间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由于前期疫情信息不公开，造成对中国的报道负面形象显著，而越南的正面形象居多。这次的西方媒体报道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例外。西方的中国疫情报道依然没有偏离一些固有的模式，如冲突模式（偏向于呈现疫情中的社会冲突）、平衡呈现模式（在场地呈现中国抗疫的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比较模式（与历史事件比较、与新兴民主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比较）、异端模式（如视社会主义体制为异端）等。但中国主流媒体习惯性地选择报道西方媒体的积极话语来表达中国形象，我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制造了西方传媒正面报道中国的幻象，另一方面表现的“要面子”心态也很难得到世界的理解。最能表现中西对话姿态的方式应该是，以西方的专业理念来解读西方媒体的报道，弄清楚西方新闻话语是否为某种偏见所主导，在何种程度上脱离了新闻专业主义轨道。然而，我们也应关注西方媒体对种族主义偏见的反思，并由此寻找对话的可能性。如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都报道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的反华情绪。相比之下，路透社的报道更有气度，它援引人类学家的观点揭示反华情绪的根源，“东方主义假设、政治不信任和健康问题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组合”，警示人们不要对中国人抱有歧视（路透社，2020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征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华人的经历与感受，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呈现出他们对疫情的看法，有人在开学在即无法成行；有人被房东要求赶快退房；有人飞往东南亚逃难；也有人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应对已非常有力（《纽约时报》，2020年3月1日）。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看，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这次疫情发生巨大的改变——仍然是真实与偏见并存。诚如一位在伦敦求学的华裔加拿大人所言：“西方媒体总是以一种狭隘的视角报道中国。这种叙事来自冷战时期，把每个非民主国家都视为威胁。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也陷入了这种模式。”在政治上，西方仍然指责中国信息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权得不到保障。如《纽约时报》一直在批评中国的宣传控制。在经济方面，唱衰中国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如《纽约时报》2月11日发表题为《“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认为，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种族主义与污名化与其他的全球性危机不同，病毒因为其可能的与饮食、族群、生物之间的关联，而使得其带有流行病学意义上的溯源的需求。实际上，这一话题在科学层面始终无法研究和阐述清楚所带来的一种连锁反应是，个别政治人物利用其现存的模糊性，煽动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情绪，进而引发了针对疫情最早暴发地中国的“污名化”问题。由此人们期待，大家能够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分歧。这种期待是理想主义的，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次重大疫情发生，首发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对污名化的威胁，如艾滋病的全球传播造成人们对非洲人的歧视。正如中国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所预测的，这次疫情的发展必然带来“COVID-19=武汉=中国=中国人=华人=亚洲人”的国际反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伊始，就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呼吁警惕因疫情带来的针对华人和其他亚裔的种族歧视与骚扰。一些研究也显示，由于此次新冠肺炎暴发于武汉，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推特在#武汉肺炎#标签下的内容多为恐慌性谣言和视频，含有大量负面虚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状病毒#标签下多为客观中立的报道。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说，在疫情面前，“种族主义妄想”的作用显著。其中用地名来命名疾病的污名化现象是疾病报道中首先要警惕并尽力去除的。世卫组织为了避免以地名命名疾病为族群带来的污名化后果，很快采用COVID-19命名新型冠状病毒，并在全球推广。国际媒体基本上迅速进行了采用。但是在华语社区，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疾控中心依然称新型冠状肺炎为“武汉肺炎”。这一称谓依然被华人的自媒体刻意使用，可见疾病的传播确实会增强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与偏见。齐泽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应该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处只想着如何隔离中国人的我们所有人。”他道出了这些疫情危机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文化偏见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的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势，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前副议长、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翁诗杰（ONG TEE KEAT）说得好：“零和思维的政客们长期以来一直痴迷于遏制中国的战略，以维护自己国家的霸权地位。但现在面对这样一种致命的病毒，遏制的目标应该是病毒本身，而不是国家和人民。在这方面，常识和人道主义意识必须占上风。”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需要的是相互协助。在这次危机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积极的现象，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日本捐赠抗疫物资上的诗词最近刷屏、刷圈，让很多国人对日平添好感。在东京街头许多店铺的广告牌都写着“武汉加油”的字样；韩国总统文在寅公开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这些感人的事，注定将会以生命至上、人性之善等正面字样载入历史。同样，由40位知名法国音乐剧演员共同演绎的抗疫歌曲《在路上》（Together）和由19个国家50位外国音乐人翻唱的《在路上》（Together）在网络上热播，传递了爱的力量。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传播景观与地方化传播景观相互呈现，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国家利益优先等现象日益凸显。一个心里装着“敌对势力”的人是走不出狭隘的传播空间的，相对而言，我比较认同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2月6日新闻发布会上具有对话性的演讲，他表示近来关于疫情的相关情况受到了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许多媒体都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报道，高度赞扬了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或是给出了合理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到，仍有部分媒体报道存有偏见、恶意和不实信息，而这一切都被他置于可沟通性的话语中加以讨论，即：“谣言和恐慌比病毒更可怕，信心和决心才能战胜疫情。”事实上，疫情发展到后来，两百多个国家遭遇新冠病毒袭击，人们终究明白，抗疫不再是地域性任务，而是人类的共同任务，只能共同面对。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世界将会形象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民心相通与跨文化合作，面向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传播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