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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编辑部连锅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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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编辑部连锅端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我们夫妇同属学部;默存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一九六九年,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先是“集中”住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不过料想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不会长久,不日就该下放干校了。干校的地点在纷纷传说中逐渐明确,下放的日期却只能猜测,只能等待。  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工、军宣队后来管束稍懈,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那年十一月三日,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看见默存杂在人群里出来。他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声说:“耽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我着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  我们挤上了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十一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  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象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为什么你要先遣呢?”  “因为有你。别人得带着家眷,或者安顿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给你。”  干校的地点在河南罗山,他们全所是十一月十七号走。  我们到了预定的小吃店,叫了一个最现成的沙锅鸡块——不过是鸡皮鸡骨。我舀些清汤泡了半碗饭,饭还是咽不下。  只有—个星期置备行装,可是默存要到末了两天才得放假。我倒借此赖了几天学,在家收抬东西。这次下放是所谓“连锅端”——就是拔宅下放,好象是奉命一去不复返的意思。没用的东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宝贵的图书、笔记等等,全得带走,行李一大堆。当时我们的女儿阿圆、女婿得一,各在工厂劳动,不能叫回来帮忙。他们休息日回家,就帮着收拾行李,并且学别人的样,把箱子用粗绳子密密缠捆,防旅途摔破或压塌。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箱,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经受折磨,就叫锻炼;除了准备锻炼,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准备的衣服如果太旧,怕不经穿;如果太结实,怕洗来费劲。我久不缝纫,胡乱把耐脏的料子用缝衣机做了个毛毡的套子,准备经年不洗。我补了一条裤子,坐处象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龟壳。默存倒很欣赏,说好极了,穿上好比随身带着个座儿,随处都可以坐下。他说,不用筹备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于家人团聚,等几时阿圆和得一乡间落户,待他们迎养吧。  转眼到了十一号先遣队动身的日子。我和阿圆、得一送行。默存随身行李不多,我们找个旮旯儿歇着等待上车。待车室里,闹嚷嚷、乱哄哄人来人往,先遣队的领队人忙乱得只恨分身无术,而随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几双手。得一忙放下自己拿的东西,去帮助随身行李多得无法摆布的人。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起,我们可以放心。  得一掮着、拎着别人的行李,我和阿圆帮默存拿着他的几件小包小袋,排队挤进月台,挤上火车,找到个车厢安顿了默存。我们三人就下车,痴痴站着等火车开动。  我记得从前看见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的小火轮,送行者就把许多彩色的纸带抛向小轮船;小船慢馒向大船开去,那一条条彩色的纸带先后迸断,岸上就拍手欢呼。也有人在欢呼声中落泪;迸断的彩带好似迸断的离情。这番送人上干校,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决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断。  默存走到车门口,叫我们回去吧,别等了。彼此遥遥相望,也无话可说。我想,让他看我们回去还有三人,可以放心释念,免得火车驰走时,他看到我们眼里,都在不放心他一人离去。我们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车开,先自走了。几次回头望望,车还不动,车下还是挤满了人。我们默默回家;阿圆和得一接着也各回工厂。他们同在一校而不同系,不在同一个工厂劳动。  过了一两天,文学所有人通知我,下干校的可以带自己的床,不过得用绳子缠捆好,立即送到学部去。粗硬的绳子要缠捆得服贴,关键在绳子两头;不能打结子,得把绳头紧紧压在绳下。这至少得两人一齐动手才行。我只有一天的期限,一人请假在家,把自己的小木床拆掉。左放、右放,怎么也无法捆在一起,只好分别捆;而且我至少还欠一只手,只好用牙齿帮忙。我用细绳缚住粗绳头,用牙咬住,然后把一只床分三部分捆好,各件重复写上默存的名字。小小一只床分拆了几部,就好比兵荒马乱中的一家人,只怕一出家门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处去。据默存来信,那三部分重新团聚一处,确也害他好生寻找。  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队的辞儿,不称“所”而称“连”。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象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独身先退;一路回去,发现许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上班。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  我们等待着下干校改造,没有心情理会什么离忧别恨,也没有闲暇去品尝那“别是一般”的“滋味”。学部既已有一部分下了干校,没下去的也得加紧干活儿。成天坐着学习,连“再教育”我们的“工人师父”们也腻味了。有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小“师父”嘀咕说:“我天天在炉前炼钢,并不觉得劳累,现在成天坐着,屁股也痛,脑袋也痛,浑身不得劲儿。”显然炼人比炼钢费事;“坐冷板凳”也是一项苦功夫。  炼人靠体力劳动。我们挖完了防空洞——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建筑,就把图书搬来搬去。捆,扎,搬运,从这楼搬到那搂,从这处搬往那处;搬完自己单位的图书,又搬别单位的图书。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积尘三年的图书室去搬出书籍、书柜、书架等,要腾出屋子来。有人一进去给尘土呛得连打了二十来个嚏喷。我们尽管戴着口罩,出来都满面尘土,咳吐的尽是黑痰。我记得那时候天气已经由寒转暖而转热。沉重的铁书架、沉重的大书橱、沉重的卡片柜——卡片屉内满满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扛,贴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来。这又使我惊叹,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弱者总沾便宜;我只干些微不足道的细事,得空就打点包裹寄给干校的默存。默存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但更有价值的书信都毁掉了,又何惜那几封。  他们一下去,先打扫了一个土积尘封的劳改营。当晚睡在草铺上还觉[火奥]热。忽然一场大雪,满地泥泞,天气骤寒。十七日大队人马到来,八十个单身汉聚居一间屋里,都睡在土炕上。有个跟着爸爸下放的淘气小男孩儿,临睡常绕炕撒尿一匝,为炕上的人“施肥”。休息日大家到镇上去买吃的:有烧鸡,还有煮熟的乌龟。我问默存味道如何;他却没有尝过,只悄悄做了几首打油诗寄我。  罗山无地可耕,干校无事可干。过了一个多月,干校人员连同家眷又带着大堆箱笼物件,搬到息县东岳。地图上能找到息县,却找不到东岳。那儿地僻人穷,冬天没有燃料生火炉子,好多女同志脸上生了冻疮。洗衣服得蹲在水塘边上“投”。默存的新衬衣请当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就不见了。我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请人代洗,便赔掉几件衣服也值得。  在北京等待上干校的人,当然关心干校生活,常叫我讲些给他们听。大家最爱听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鱼的故事。当地竭泽而渔,食堂改善伙食,有红烧鱼。其芳同志忙拿了自己的大漱口杯去买了一份;可是吃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大家听完大笑,带着无限同情。他们也告诉我一个笑话,说钱钟书和丁××两位一级研究员,半天烧不开一锅炉水!我代他们辩护:锅炉设在露天,大风大雪中,烧开一锅炉水不是容易。可是笑话毕竟还是笑话。  他们过年就开始自己造房。女同志也拉大车,脱坯,造砖,盖房,充当壮劳力。默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几位“老弱病残”都在免役之列,只干些打杂的轻活儿。他们下去八个月之后,我们的“连”才下放。那时候,他们已住进自己盖的新屋。  我们“连”是一九七○年七月十二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  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  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  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钟书的名字,怒道:“胡说!你什么钱钟书!钱钟书我认识!”默存一曰咬定自已是钱钟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钟书的爱人。”默存经得起考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黄大夫还待信不信,不过默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就不再争辩。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她不禁大笑说:“怎么的,全不象了。”  我记不起默存当时的面貌,也记不起他穿的什么衣服,只看见他右下额一个红胞,虽然只有榛子大小,形状却峥嵘险恶:高处是亮红色,低处是暗黄色,显然已经灌脓。我吃惊说:“啊呀,这是个疽吧?得用热敷。”可是谁给他做热敷呢?我后来看见他们的红十字急救药箱,纱布上、药棉上尽是泥手印。默存说他已经生过一个同样的外疹,领导上让他休息了几天,并叫他改行不再烧锅炉。他目前白天看管工具,晚上巡夜。他的顶头上司因我去探亲,还特地给了他半天假。可是我的排长却非常严厉,只让我随人去探望一下,吩咐我立即回队。默存送我回队,我们没说得几句话就分手了。得一去世的事,阿圆和我暂时还瞒着他,这时也未及告诉。过了一两天他来信说:那个胞儿是疽,穿了五个孔。幸亏打了几针也渐见痊好。我们虽然相去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却各有所属,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经常只是书信来往,到休息日才许探亲。休息日不是星期日;十天一次休息,称为大礼拜。如有事,大礼拜可以取消。可是比了独在北京的阿圆,我们就算是同在一处了。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是这样地区别语言和语言游戏这两个概念的:语言包括语词或句子,这些概念都是工具;而语言游戏,则是语言概念即语词或句子工具的具体使用。 关于语言,维特根斯坦列出了名词,颜色词,数词等概念,以及关于语词的组合即字词组合和意象组合之类的词组或句子概念。对于后者,维特根斯坦列举了一般人的观点,即仿佛可以这么认为,字词语言允许无意义的字词组合,但意象语言却不允许无意义的意象。维氏本人却不以为然,他说,当我们认为这种语词组合没有意义,就仿佛把它排除在了语言之外,并由此界定了语言的范围;但是这种界定范围即划出一条界线,却即可以用粉笔在地上轻轻一划,也可以只是用手大致指着“你就差不多停在这儿”,而只需听到这话的人明白大致在什么地方停就行。也就是说,所谓语词、语词组合或意象组合等语言的界限,是难以真正划出来的,这完全取决于语言实际使用的需要。 而关于语言的使用,也因此相应地分为语词的使用和句子的使用两种。但是语词的使用又不是和句子的使用截然分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谈论语词的使用就是谈论语词在句子中的使用,而谈论句子的使用则是谈论语词如何组合成句子,以及语词的使用如何影响句子的使用等内容。 语言游戏的概念是语词使用和句子使用的最佳融合。也就是说,只有在语言游戏的场合,我们谈论语词的使用和句子的使用才是有意义的,否则,空洞地谈论语词或句子,只能是空洞,即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语言游戏是个极简单而又富于灵活性的概念。说它简单,是因为它说到底就是一个句子,因为只有句子我们才会用来说事,只有句子才是可以表达完整意义的载体;说它灵活,是因为句子可长可短,有时可以仅由一个字构成(如“水!”),有时又可以由一串话构成。 语言游戏的多样性是由语言的多样性直接决定的,但是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却又远远超出语言的多样性本身。也就是说,语言游戏的多样性最终根源于语言对现实世界、人类生活的无穷创造性。关于语言游戏的种类,《哲学研究》只是列举了十来种,如下达命令,以及服从命令等,实际上,就语言创造的无限潜力而言,语言游戏何止千万种。 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反之,只要人类创造思想、创造生活的脚步永不停止,那么语言就意味着推陈出新,永远不停止变化。 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一种新的看待生活、世界的方式。语言是对人类生活、思想的表达与描述,而一种新语言的产生,则意味着发现了一种新的说话方式,一个新的比喻,一种新的画法,或一种新节奏,一种新曲式。比如,维特根斯坦设想的“视觉房间”就是一种这样的新语言,“视觉房间”是一个新的表达方式,它所描述的对象就是一个虚构的风景:视觉房间是一个没有拥有者的房间,你不可能在里面走来走去,因为它里里外外都没有主人,维氏为此还作了一个比喻,即设想一幅风景画,风景画里有一所房子,有人问,这房子是谁的?一种可能的回答是,坐在屋前长凳上的农夫的,不过这个农夫却走不进他的房子,等。由上,“视觉房间”表达式就是对所设想的视觉房间的描述,而设想的视觉房间就相当于人类所创造的某种思想方式、或生活形式之一,同时人类在进行这种创造的时候,也创作出了一个新的名词,新的表达方式,即“视觉房间”。 想象的语言来自于人类的创造,它们表达同样来自于人类的创造的想象的思想、生活等,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语言、语言游戏的多样性的最佳诠释。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记载、表现自己思想、生活的变化历程,其中语言方式是最主要的表达方式之一;除此之外,还有音乐、绘画、建筑等表现方式。所有这些表现方式背后所反映的历史,就是人类思想、生活的发展史;而同时,我们也知道,不仅人类思想、生活的发展史反映在语言里,即使就语言本身的演变历史,音乐、绘画、建筑的历史,等等,也同样反映在我们的语言表达方式里。所以,语言表达方式本身就是反映包罗人类思想、生活、文化等所组成的万象世界的,正因为这样,语言、语言游戏的庞大组织才会呈现今天这样汪洋大海的气势,而就新语言、新的表达方式的产生及层出不穷而言,这个汪洋大海还在继续蔓延着;而这恰恰就反映了人类创造语言的语言本质所在! 但是语言游戏又是一个相当难以辨认的复杂的东西。比如说“水!”有时你可以看作是一种呼叫,有时你可以看作是孩子们在学习水这个字的读法的一种语言游戏,有时你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指物定义游戏,等等。所以,维特根斯坦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一种语言游戏。 确认一种语言游戏是针对解释一种语言游戏的概念而提出的,维特根斯坦说,解释一种语言游戏意味着你在作出各种形形色色的假设,而这些假设是可以被证伪的,因此,解释一种语言游戏的后果可能就最终导致否定这种语言游戏,这就是解释一种语言游戏的自相矛盾之处。而确认一种语言游戏则不同,它是纯粹描述性的语言分析活动,它强调把语言游戏和语言游戏的所有相关背景都作为一种原始事实接受下来,因为,语言游戏本身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是一个和其他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概念,而确认一种语言游戏就是确认该语言游戏以及所有相关背景。所以,确认就是描述,确认就是分析,确认就是语言的语法注释。 维特根斯坦说,虽然并没有单独的一种哲学方法,但确有哲学方法,就像有各式各样的治疗法。而维氏所一再强调的哲学方法,即语言分析。 维氏还说,我们所追求的清晰当然是一种完全的清晰。而确认一种语言游戏的过程同时也是使语言清晰化的过程,这也就是说,当我们确认一种语言游戏,也就等于理解了该语言游戏,也就等于知道了我们要用一个这样的语言游戏来描述什么样的人类活动方式。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语言游戏是用来反映人类思想、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观念的。而确认一个语言游戏,就意味着使抽象的语言向人类的思想、生活、文化等现象的复原;所以确认一个语言游戏,就意味着复认包括该语言游戏在内的人类思想、生活、文化背景之和。 以上可以看成是从宏观方面来分析语言以及语言游戏。但是从微观方面来讲,我们在使用语言,我们在用语言进行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这从根本上还依赖于我们对语言用法的理解,依赖于我们对语言用法涉及的语词、句子等概念作出精致入微的区分与辨别。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对某语词、句子等概念的分析或语言的语法注释;这些区分辨别有时是非常困难的,对此我们几乎要对这些语词或句子所有的出现场合进行合理的设想以及反复的比较,为此,维特根斯坦提出,要综观语词或句子用法的全貌。维氏还说,一大团哲学的云雾凝聚成一滴语法(即一种分析),由此可见,概念的区分是多么的不容易。我在想,《哲学研究》的篇幅之所以那么长,主要原因就在于维特根斯坦不辞辛劳地想对尽可能多的语词、句子等概念作出精细入微的区分。下面让我们通过具体的例子来看看维特根斯坦是如何从微观上区分各种各样具体的语词和句子概念的。我们先从语词或词组谈起: 1、意图的自然表达“什么是意图的自然表达?——看看猫怎样悄悄地接近一只鸟;看看一只想要逃脱的野兽。”在这里,维特根斯坦通过举例子、比喻的方式,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了“意图的自然表达”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东西。 2、什么是随意行为“考察一下对随意行为的如下描述:‘我决定五点钟的时候敲钟;五点了,我的手臂做出了这个动作。’……人们愿这样来补足前一种描述:‘五点了,看哪!我的手臂抬起来了。’”在以上的例子里,有两种对随意行为的描述,即“我决定五点钟的时候敲钟;五点了,我的手臂做出了这个动作”和“……五点了,看哪!我的手臂抬起来了”。而就后一种描述而言,维特根斯坦批评说,这个“看哪”恰恰是这里用不上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们在用语言描述随意行为如“我举起我的手臂”时,并不在前面加一个“看”字,即不说:“看,我的手臂抬起来了!”所以,如果我们确认了一个表达随意行为的语言游戏,我们就不需要在该语言游戏的相关表达式前面画蛇添足地加一个“看”字。维特根斯坦最后总结出随意行为的用法特点:随意动作的特点是惊奇的阙如。 3、关于“非要”、“尝试”等词的用法例如有人说“我非要到达这所房子不可。”维特根斯坦分析说,如果这里没有任何的困难,你就不能说,“我能够试图非要到达这所房子吗?”这也就是说,“试图”,“试图非要”,“非要”等词出现的场合,往往和某种困难联系在一起。再比如,如果我的手臂健康得很,通常我们就不说“我正尝试把手臂举起来”。以上讨论的主要是语词的用法,或叫语词概念的精密分析、区别;同样,对于句子的精密分析,维氏也举了不少生动的例子。 4、“语言的目的是表达思想”有人说,“语言的目的是表达思想。”如果那是说,每个句子的目的都是表达一个思想,那么,这就大大悖谬了。诸如,像“下雨了”这样的句子表达的是什么思想呢?在这里,维氏通过建立反例的方法,轻而易举地反驳了“语言的目的是表达思想”这一带有独断性质的一面之辞。 5、“椅子自己想道:……”“椅子自己想道:……在哪儿想?在它的某个部分?还是在它的体外:在它周围的空气里?抑或不在任何地方?那么这把椅子的内在语言和它旁边的那把椅子的内在语言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那么,人的情况又怎样:他在哪儿对自己讲话?除了这个人在对自己讲话这种地点规定之外,难道不再需要其他的地点规定?——怎么一来,这个问题就似乎没有意义?而同时,椅子在哪儿和自己讲话这个问题却似乎索求一个回答。——原因是:我们想知道椅子在这儿会是怎样被比拟成一个人的;例如,它的头是不是在椅背的顶端,等等。” 从以上这段探讨“椅子自己想道:……”这个句子的用法里,维特根斯坦不厌其烦地提出了很多近似于诡辩似的问题。其实,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就能够把该句子的使用场合不费吹灰之力地想象出来。比如说,在童话故事里,在孩子们的话语里,椅子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人进行比较,才获得了生动形象的特征。 而从对“椅子自己想道:……”这个句子的使用分析出发,维特根斯坦还提出了对另一个相似句子即“人怎样对自己讲话”的比较分析。对后一个句子,维氏的评论相当简短:“在心里对自己讲话是个什么样子;这时发生的是什么?——我该怎么解释?就按你怎么能教会一个人‘对自己讲话’这句话的含义那样做。”在“对自己讲话是个什么样子?”这个问题里,维氏的回答是“就按你怎么能教会一个人‘对自己讲话’这句话的含义那样做”。也就是说,你怎么教会一个人“对自己讲话”这句话的含义,就意味着人对自己讲话是个什么样子。而且,按照维特根斯坦“使用即含义”的观点,教会一个人“对自己讲话”这句话的含义,我们当然得诉诸这句话具体的使用;这也就是说,凡是对“对自己讲话”这个句子运用得当的地方,就是这个句子的含义所在。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维氏不管是分析语词,还是分析句子,都是根据该语词或句子的具体使用场合来作出判断的。而语词和句子的具体使用,又形成了一个个表达人类现象的语言游戏;或者换句话说,维氏区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语词或句子概念,正是在表达人类现象的语言游戏背景之中展开的。 就语言分析的特征而言,维氏并不承认有一个确定的终极分析,他称自己所谈论的分析,其实是就某种程度而言的分析,也就是说,一个语言游戏可以被分析到什么程度,这完全取决于人的不同经验以及人们对语言游戏本身不同程度的理解,如果把“经过分析”的形式看作是“没被分析”的形式的根据,那么“可靠的根据是看来可靠的根据”。 但是,维特根斯坦还说,在哲学里不推演出结论,哲学只确认人人认可的东西。这也就是说,从另一种意义而言,语言分析又都是有终极的。语言分析的最终目标也就是哲学的目标即确认人人认可的东西。 关于“人人认可的东西”,正是语言表达式所描述的根本内容。语言的本质或意义,是对万象世界、人类生活的表达、描述。也就是说,从语言到语言的分析,表面上看只是一种语言形式对另一种语言形式的替换与改写,但是被替换后的语言形式却是更加清晰和更加容易接受的表达形式,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被替换后的语言形式的更加清晰和更加容易接受,恰恰因为它们是对人类思想、生活形式、文化等原始现象的描述。 也就是说,语言分析的最终结果,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人类世界如其所是的最基本的思想、生活、文化等共同认可的物质、精神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 比如,报道天在下雨这个事实的语言游戏揭示了“报道”这种普遍的人类活动方式和“下雨”这样普遍的自然现象。其中,“报道”活动和“下雨”就是该语言游戏所揭示的终极即“人人认可的东西”。 当我们通过语言分析的方式抵达了“人人认可的东西”这一属原始现象层面的内容,也就再也没有问题可以问了,因为人人都认可,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关于语言的哲学问题到此已经完全消失。由上可知,哲学问题完全消失正是建立在对语言的分析的完全清晰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维氏的哲学问题应当完全消失又不仅仅是指语言问题,我们知道,语言问题的最后归结是人类最终人人认可的思想观念、活动方式以及文化背景之和。而任何具体哲学命题首先是用语言形式表达的,所以哲学命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语言表达式本身,而对语言表达式可以问的问题,同样也对哲学命题有效,因此,关于语言表达式的追问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关于哲学命题的追问,如果说关于语言表达式的追问最后有一个终极,那么关于哲学命题的追问也同样有一个终极,而不管其最后的终极是什么,但它必定也是某种最简单的东西,而这种最简单的东西,则可以看作是具体某种哲学的初始命题或出发点。 下面让我们我们用例子来说明以上观点,比如说尼采哲学。无疑,我们所说的“尼采哲学”正是一个这样具体的哲学命题。而对于这个命题,我们可以设问如下:你所说的尼采哲学究竟指什么?一种可能的回答是悲观主义哲学。我们进一步设问如下:那么什么是悲观主义的哲学呢?一种回答可能是悲观主义的哲学指的是关于人生痛苦、无聊等的人生观哲学。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问:那么人生痛苦、无聊指什么?一种可能的回答是某种情绪、心理状态。为什么人生会有痛苦、无聊这些情绪?因为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欲望是什么?欲望指的是人对某种得不到或还不具有的东西的欲求。等等。如此追问下去,我们会发现,最终我们会问无可问。比如说,你继续问:那么你所说的情绪、心理状态指什么?要么你回到上一层,情绪、心理状态指的是人生痛苦、无聊等的情绪,但是这等于什么也没有回答,因为你在这里是在进行循环说明;要么你扮演喜怒哀乐等情绪,比如说眉头紧锁、一脸倦容等。这就是分析的终极。维特根斯坦说,如果到这里他还不理解,“这时我们只好摇摇头,把他的话当作一种稀奇的反映,不知拿这种反应怎么办才好”。也就是说,任何问题都有分析的终极,而当它抵达最普遍的人类行为、生活形式、文化习俗等层面,那就再也问无可问了。而这些问无可问的东西,则是一切具体哲学命题的基本出发点,当然也是语言表达式的分析终极即“人人认可的”东西。 为此,维特根斯坦有一段精彩的评论阐述他的哲学考察的意义:“我们的考察是从哪里获得重要性的?——因为它似乎只是在摧毁所有有趣的东西,即所有伟大而重要的东西(就像摧毁了所有建筑,只留下一堆瓦砾);(其实,笔者加)我们摧毁的只是搭建在语言地基上的纸房子,从而让语言的地基干净敞亮。”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论,“语言的地基”就是那些关于人类思想、行为方式、文化习俗等原始现象的东西,而其他一切的构造、建筑包括传统哲学、文学艺术、具体的社会科学等都只是建立在该地基之上的虚构。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从本质上来讲,通篇都是在讨论语言问题,以及由语言问题引发的各种哲学问题。而语言问题,说到底就是关于语言的使用问题,而关于语言的使用问题,实际上就是语言的语法问题。语法概念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重要概念,该概念对于其后期哲学的重要地位相当于其前期所倡导的“逻辑”概念在其前期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本质内涵上进一步包含了“逻辑”的概念。维氏说,把什么不把什么称作(逻辑上)可能的,就完全依赖于我们的语法啦,即那无非是语法允许或不允许的东西。也就是说,后期维特根斯坦讲述语法可能,其本质就是在阐述语言的逻辑可能;只要语言的语法允许的东西,就是语言的逻辑可能性。很明显,维氏这里所谈的逻辑,显然是比其前期狭义的“逻辑”概念更大、更具包容性的东西。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是站在更高的视界,把他前期受限的“逻辑”概念,进一步扩充到“语法”概念。那么,这一扩充究竟有何意义呢? 我们知道,《逻辑哲学论》把语言归结为逻辑,从而也就把语言使用限定在逻辑规则限定的范围,也就是说,语言的正当使用即要有所说必须在逻辑规定的范围内说,而在逻辑规定的范围之外,只能保持沉默(P88);这就是《逻辑哲学论》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而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归结为语法,而语法又是一个关于语言实际使用的泛规则概念,因为语法毕竟是从语言的实际使用中归纳出来的,也就是说,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形决定语法规则,这意味着语法规则并不是死的“逻辑规则”,而是可以根据语言的具体使用不断进行扩充、完善、修正、乃至放弃的活规则。维氏之所以强调语言游戏之为一种游戏,不仅仅因为游戏“有规则”约定,更因为游戏“也有旨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逻辑规则”是严格限定的,而语法规则则是任意的。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语法规则又不是一种任意的规则,语法大可以从语言实践中归纳出来,但是同时它又反过来指导我们的具体语言实践。这也就是说,从语言实践中归纳出来的语法规则,反过来也规定哪些语言的使用是正当的,而哪些语言的使用是不正当的。这就是维特根斯坦“语法”概念的约定内涵。 就《哲学研究》而言,对语言所展开的所有考察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称为语言的语法考察:第一章是语言的语法类型考察,第二章是语言的本质特征考察,第三章是语言的活动方式考察,第四章是语言诸概念工具的语法分析,第五章、第六章是语言的语法分析的终极目标。综上,语言的语法实际上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语言诸概念工具的比较、区别问题,当然这种比较、区别,只能是建立在语言具体使用基础上的比较、区别,而不是语言固有含义(即字典含义)上的比较、区别,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前者以后者为基础或依据;二是语言同人类世界、人类生活的联系问题,当然这种联系,也是在语言的具体使用中建立起来的,它不是在静态中以某种固定方式(即狭义的“逻辑”方式)和人类所在的“实在世界”一一对应,而是在动态中以不断变化的方式(即语法方式)表现人类所在的世界以及其之上的所有思想、生活、文化之和。对第一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常说的话是“我在寻找语法上的区别”;对于第二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常用的表达是“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P221,P136) 由上,我们可知,《哲学研究》的内容虽然斑驳陆离,但是其内在的线索却是明朗清晰。遗憾的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本人由于多种考虑,既放弃了生前出版此书的构想,也放弃了使本书系统化、线索化的努力。他说,“我本愿奉献一本好书,结果不曾如愿,可是能由我来改善它的时辰已经逝去。”时光荏苒,但是,历史已经充分证明,那仍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宏篇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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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的重要的代表性著作。  维特根斯坦(1889~1951)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对现当代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哲学家的哲学家”。学术界通常认为,近现代哲学曾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向,一次是由早期的本体论研究转向认识论研究,另一次则是由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前一次转向的关键人物是康德,而后一次转向则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其核心人物便是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语言哲学问题,在他看来,哲学就是语言分析,哲学史上的争论大多是由于误用了语言所致。哲学的任务在于澄清语言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早期曾写过一部名为《逻辑哲学论》的影响深远的哲学著作,而《哲学研究》则是阐明他后期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其中阐述了与《逻辑哲学论》大异其趣的思想,从而使其哲学思想明显地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虽都关注于语言,但前期的他倾向于人工语言,后期则倾向于日常语言。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分别启发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哲学学派,并对哲学思想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他前期的思想对逻辑经验(实证)主义等有着深远的影响,后期的思想则开“日常语言学派”之先河。  由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的自我否定,故对其思想的把握更应侧重于《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如“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意义即用法”等。这些也是我们阅读此书时应主要关注的内容。  -------------------------------------------------  --------------------------------------------------------------------------------  《哲学研究》 (2007-04-05 16:55:41)  刊物名:哲学研究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院哲学研究所  出版单位:哲学研究杂志社  创刊时间:1955年  刊期:月刊  刊物简介:  本刊是全国性的哲学专业刊物,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基础理论研究的原则,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本刊发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外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自然辩证法、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和无神论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反映国内外哲学动态,对重要的哲学问题开展讨论。  主编与编辑部简介:  主编: 陈筠泉 编审  常务副主编:刘奔 编审  副主编: 王生平 编审  编辑部:  主任: 方军 副编审  副主任: 杨桂青 编辑  其他成员:  朱葆伟 副编审  苏晓离 副编审  李登贵 副编审  冯国超 编辑  田立年 编辑  张智彦 编审(待退)  王玉恒 编审(待退)  王 敬 技术编辑  主要栏目简介:  近期内,特别是有关“改革开放中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问题”、“社会科学、科技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发展与全球性问题”、“全球化与价值冲突”、“市场经济与道德进步”、“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真理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研究和把握传统文化的方法论问题”、“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近代和现代哲学研究”、“国学研究与意识形态”、“阶级分析方法与当代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美学的哲学基础”、“伦理学的哲学基础”、“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国内学术动态分析”、“国外学术动态分析”,以及对各种现实问题的哲学反思、探讨方面的稿件与栏目。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国内统一刊号:CN11—CC40/B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0-0216  单价:(2000年)00元,全年60元。  发行单位和联系方法:  国内:北京报刊发行局,全国邮局订阅  国外: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本杂志社也办理邮购手续。

《哲学研究》创刊时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双重领导,1978年后改由哲学研究所领导。历任主编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陈筠泉、李景源。历任编辑部主任为:林聿时、张岱、王玉恒、方军、王生平、鉴传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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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导刊》 主管主办: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国内统一刊号:CN 42-1795/N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4-6813邮发代号:38-290上旬:时评、专访、热点、前沿、高教、普教、职教、师资、德育、调研、心理、管理、就业、论坛中旬:科教视点、社会科学教学(教研、教改)、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哲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管理学研究、心理学研究、法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体育学研究、文学研究、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新闻传播学研究、艺术学研究、历史学研究、军事学研究) 编辑部征稿,联系人严编辑,投稿邮箱:v

哲学科研经费之所以主要源于政府部门的基金,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一般认为,哲学学科,包括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主要靠学者的内省和经验,在人类和世界本源等抽象问题上进行哲学探讨。比如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身体与心灵、知识与行动等等。这些问题往往需要学者在书斋中自我思辨,并不需要做实验,即使是哲学界所谓的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也并不需要昂贵的实验设备和实验材料,自然是花不了多少钱的。很大程度上,传统的哲学确实如此。比较花钱的可能也就是出版著作和学术交流了。但是在学科体系或者我们常见的科学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中没有抽象的科学,比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这些实证的学科都有严格划定的范围,而且各学科基本都有自己的学科假设,比如经济学就有“理性经济人”假设,但生活实际中人并不总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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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的重要的代表性著作。  维特根斯坦(1889~1951)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对现当代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哲学家的哲学家”。学术界通常认为,近现代哲学曾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向,一次是由早期的本体论研究转向认识论研究,另一次则是由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前一次转向的关键人物是康德,而后一次转向则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其核心人物便是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语言哲学问题,在他看来,哲学就是语言分析,哲学史上的争论大多是由于误用了语言所致。哲学的任务在于澄清语言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早期曾写过一部名为《逻辑哲学论》的影响深远的哲学著作,而《哲学研究》则是阐明他后期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其中阐述了与《逻辑哲学论》大异其趣的思想,从而使其哲学思想明显地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虽都关注于语言,但前期的他倾向于人工语言,后期则倾向于日常语言。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分别启发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哲学学派,并对哲学思想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他前期的思想对逻辑经验(实证)主义等有着深远的影响,后期的思想则开“日常语言学派”之先河。  由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的自我否定,故对其思想的把握更应侧重于《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如“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意义即用法”等。这些也是我们阅读此书时应主要关注的内容。  -------------------------------------------------  --------------------------------------------------------------------------------  《哲学研究》 (2007-04-05 16:55:41)  刊物名:哲学研究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院哲学研究所  出版单位:哲学研究杂志社  创刊时间:1955年  刊期:月刊  刊物简介:  本刊是全国性的哲学专业刊物,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基础理论研究的原则,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本刊发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外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自然辩证法、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和无神论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反映国内外哲学动态,对重要的哲学问题开展讨论。  主编与编辑部简介:  主编: 陈筠泉 编审  常务副主编:刘奔 编审  副主编: 王生平 编审  编辑部:  主任: 方军 副编审  副主任: 杨桂青 编辑  其他成员:  朱葆伟 副编审  苏晓离 副编审  李登贵 副编审  冯国超 编辑  田立年 编辑  张智彦 编审(待退)  王玉恒 编审(待退)  王 敬 技术编辑  主要栏目简介:  近期内,特别是有关“改革开放中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问题”、“社会科学、科技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发展与全球性问题”、“全球化与价值冲突”、“市场经济与道德进步”、“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真理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研究和把握传统文化的方法论问题”、“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近代和现代哲学研究”、“国学研究与意识形态”、“阶级分析方法与当代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美学的哲学基础”、“伦理学的哲学基础”、“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国内学术动态分析”、“国外学术动态分析”,以及对各种现实问题的哲学反思、探讨方面的稿件与栏目。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国内统一刊号:CN11—CC40/B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0-0216  单价:(2000年)00元,全年60元。  发行单位和联系方法:  国内:北京报刊发行局,全国邮局订阅  国外: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本杂志社也办理邮购手续。

冯国超,1965年10月出生。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中国哲学史专业硕士学位。1986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及宗教学研究方面稿件的编辑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辑,负责中国哲学史及宗教学研究等方面稿件的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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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5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曾先后担任《财经科学》杂志常务副总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副总编,现为《经济学家》编辑部主任、博导,四川省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具有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理论功底,已在《经济研究》(2篇)、《哲学研究》(7篇)、《社会学研究》、《学术月刊》(6篇)、《文史哲》、《经济学动态》、《财贸经济》、《光明日报》(9篇)、《真理的追求》、《江汉论坛》、《江海学刊》、《经济参考报》等发表论文200多篇;著有《走近权力》、《中国莫回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制论》等书;有数十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书摘》、《文摘报》、《报刊文摘》转载或摘编;信仰马克思主义,在收入分配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等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相关专业学术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评价。

南昌大学哲学系其前身为创办于1958年的江西大学哲学系,是江西大学建校时较早创办的专业之一,办学历史较为悠久,师资队伍结构较为合理。现有专职教师22人,其中教授11人,副教授11人,教师中有博士学位15人。现有本科专业1个即哲学专业,1个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点,6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拥有江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右哲学研究中心”,具校级独立建制研究所2个即道德与人生研究所、哲学研究所。 近年来,本系教师承担了省级教学改革课题3项,教学成果获校级以上奖励5项,“江西省高校教学名师”获得者1人。在科研方面共出版学术专著6部,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1篇,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论文120余篇。完成或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省级科研项目35项,“江西省社会科学文库出版资助”项目2项。获省级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10项。 南昌大学哲学系部分优秀校友(排名不分先后) 孙刚 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分管着全省的教育工作。江西大学78级哲学系学生。1951年12月生,天津蓟县人。1972年7月入党,1968年8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培训部在职研究生毕业,哲学学士。 胡宪 男,汉族,1954年6月生,江西高安人。197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11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哲学学士,现任南昌市委副书记、市长。 刘宗华 吉安市政府副市长 1979年在江西大学哲学系就读本科。 杨宪萍 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江西大学哲学系学习,1981年底大学毕业后获哲学学士,分配在萍乡市委宣传部工作。2006年11月 中共江西省鹰潭市委书记。 王国炎 1982 年毕业于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哲学系, 1987 年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曾任南昌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政法学院院长,江西师范大学政法系主任、政法学院院长、教务处长、新区办主任、校长助理,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刘立云 作家 江西宁冈人。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江西大学哲学系。1972年应征入伍,历任32731部队一营营部书记,江西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干事,江西省军区东乡县人民武装部副科长,《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编辑、主任,主编。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绿色风采》丛书(参与撰写)获1997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篇报告文学《生死簰洲湾》(合作)获1998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抗洪题材优秀作品奖,诗集《沿火焰上升》获全军新作品一等奖等。 何玉长 1953年11月生于江西湖口。1982年1月毕业于江西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1997年6月毕业于厦门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分配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1999年6月晋升为教授。先后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副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兼经济学系主任、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现任校教务处处长、校党委委员。担任本科生“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西方经济学”课程;博士、硕士研究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产权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原著研读”等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产权经济学。担任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曾庆红 女,1962年4月生,江西兴国人。9-8江西大学哲学系马列基础理论专业学生。12萍乡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郑洲 男,中共党员。1983年8月毕业于江西大学哲学系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任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副教授。 王晓东 男,汉族,1960年1月出生,江西信丰人,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1979年9月至1983年8月,在江西大学哲学系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专业学习。2007年6月起,任贵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东同志是十六大、十七大代表,十届贵州省委委员。 余建红 男,1968年1月生,江西省南昌县人。1990年7月毕业于江西大学哲学系,获哲学专业学士学位。同年被分配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研究工作。1996年9月,被安排到社科院、社联图书馆工作。1997年9月,受聘图书馆馆员。1998年,任图书流通部副主任。2003年12月,受聘图书资料专业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邓小平理论、图书馆学。 挂一漏万,还请各位领导老师、校友、同学继续添加,不胜感激!(玮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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