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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编辑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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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编辑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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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是这样地区别语言和语言游戏这两个概念的:语言包括语词或句子,这些概念都是工具;而语言游戏,则是语言概念即语词或句子工具的具体使用。 关于语言,维特根斯坦列出了名词,颜色词,数词等概念,以及关于语词的组合即字词组合和意象组合之类的词组或句子概念。对于后者,维特根斯坦列举了一般人的观点,即仿佛可以这么认为,字词语言允许无意义的字词组合,但意象语言却不允许无意义的意象。维氏本人却不以为然,他说,当我们认为这种语词组合没有意义,就仿佛把它排除在了语言之外,并由此界定了语言的范围;但是这种界定范围即划出一条界线,却即可以用粉笔在地上轻轻一划,也可以只是用手大致指着“你就差不多停在这儿”,而只需听到这话的人明白大致在什么地方停就行。也就是说,所谓语词、语词组合或意象组合等语言的界限,是难以真正划出来的,这完全取决于语言实际使用的需要。 而关于语言的使用,也因此相应地分为语词的使用和句子的使用两种。但是语词的使用又不是和句子的使用截然分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谈论语词的使用就是谈论语词在句子中的使用,而谈论句子的使用则是谈论语词如何组合成句子,以及语词的使用如何影响句子的使用等内容。 语言游戏的概念是语词使用和句子使用的最佳融合。也就是说,只有在语言游戏的场合,我们谈论语词的使用和句子的使用才是有意义的,否则,空洞地谈论语词或句子,只能是空洞,即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语言游戏是个极简单而又富于灵活性的概念。说它简单,是因为它说到底就是一个句子,因为只有句子我们才会用来说事,只有句子才是可以表达完整意义的载体;说它灵活,是因为句子可长可短,有时可以仅由一个字构成(如“水!”),有时又可以由一串话构成。 语言游戏的多样性是由语言的多样性直接决定的,但是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却又远远超出语言的多样性本身。也就是说,语言游戏的多样性最终根源于语言对现实世界、人类生活的无穷创造性。关于语言游戏的种类,《哲学研究》只是列举了十来种,如下达命令,以及服从命令等,实际上,就语言创造的无限潜力而言,语言游戏何止千万种。 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反之,只要人类创造思想、创造生活的脚步永不停止,那么语言就意味着推陈出新,永远不停止变化。 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一种新的看待生活、世界的方式。语言是对人类生活、思想的表达与描述,而一种新语言的产生,则意味着发现了一种新的说话方式,一个新的比喻,一种新的画法,或一种新节奏,一种新曲式。比如,维特根斯坦设想的“视觉房间”就是一种这样的新语言,“视觉房间”是一个新的表达方式,它所描述的对象就是一个虚构的风景:视觉房间是一个没有拥有者的房间,你不可能在里面走来走去,因为它里里外外都没有主人,维氏为此还作了一个比喻,即设想一幅风景画,风景画里有一所房子,有人问,这房子是谁的?一种可能的回答是,坐在屋前长凳上的农夫的,不过这个农夫却走不进他的房子,等。由上,“视觉房间”表达式就是对所设想的视觉房间的描述,而设想的视觉房间就相当于人类所创造的某种思想方式、或生活形式之一,同时人类在进行这种创造的时候,也创作出了一个新的名词,新的表达方式,即“视觉房间”。 想象的语言来自于人类的创造,它们表达同样来自于人类的创造的想象的思想、生活等,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语言、语言游戏的多样性的最佳诠释。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记载、表现自己思想、生活的变化历程,其中语言方式是最主要的表达方式之一;除此之外,还有音乐、绘画、建筑等表现方式。所有这些表现方式背后所反映的历史,就是人类思想、生活的发展史;而同时,我们也知道,不仅人类思想、生活的发展史反映在语言里,即使就语言本身的演变历史,音乐、绘画、建筑的历史,等等,也同样反映在我们的语言表达方式里。所以,语言表达方式本身就是反映包罗人类思想、生活、文化等所组成的万象世界的,正因为这样,语言、语言游戏的庞大组织才会呈现今天这样汪洋大海的气势,而就新语言、新的表达方式的产生及层出不穷而言,这个汪洋大海还在继续蔓延着;而这恰恰就反映了人类创造语言的语言本质所在! 但是语言游戏又是一个相当难以辨认的复杂的东西。比如说“水!”有时你可以看作是一种呼叫,有时你可以看作是孩子们在学习水这个字的读法的一种语言游戏,有时你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指物定义游戏,等等。所以,维特根斯坦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一种语言游戏。 确认一种语言游戏是针对解释一种语言游戏的概念而提出的,维特根斯坦说,解释一种语言游戏意味着你在作出各种形形色色的假设,而这些假设是可以被证伪的,因此,解释一种语言游戏的后果可能就最终导致否定这种语言游戏,这就是解释一种语言游戏的自相矛盾之处。而确认一种语言游戏则不同,它是纯粹描述性的语言分析活动,它强调把语言游戏和语言游戏的所有相关背景都作为一种原始事实接受下来,因为,语言游戏本身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是一个和其他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概念,而确认一种语言游戏就是确认该语言游戏以及所有相关背景。所以,确认就是描述,确认就是分析,确认就是语言的语法注释。 维特根斯坦说,虽然并没有单独的一种哲学方法,但确有哲学方法,就像有各式各样的治疗法。而维氏所一再强调的哲学方法,即语言分析。 维氏还说,我们所追求的清晰当然是一种完全的清晰。而确认一种语言游戏的过程同时也是使语言清晰化的过程,这也就是说,当我们确认一种语言游戏,也就等于理解了该语言游戏,也就等于知道了我们要用一个这样的语言游戏来描述什么样的人类活动方式。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语言游戏是用来反映人类思想、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观念的。而确认一个语言游戏,就意味着使抽象的语言向人类的思想、生活、文化等现象的复原;所以确认一个语言游戏,就意味着复认包括该语言游戏在内的人类思想、生活、文化背景之和。 以上可以看成是从宏观方面来分析语言以及语言游戏。但是从微观方面来讲,我们在使用语言,我们在用语言进行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这从根本上还依赖于我们对语言用法的理解,依赖于我们对语言用法涉及的语词、句子等概念作出精致入微的区分与辨别。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对某语词、句子等概念的分析或语言的语法注释;这些区分辨别有时是非常困难的,对此我们几乎要对这些语词或句子所有的出现场合进行合理的设想以及反复的比较,为此,维特根斯坦提出,要综观语词或句子用法的全貌。维氏还说,一大团哲学的云雾凝聚成一滴语法(即一种分析),由此可见,概念的区分是多么的不容易。我在想,《哲学研究》的篇幅之所以那么长,主要原因就在于维特根斯坦不辞辛劳地想对尽可能多的语词、句子等概念作出精细入微的区分。下面让我们通过具体的例子来看看维特根斯坦是如何从微观上区分各种各样具体的语词和句子概念的。我们先从语词或词组谈起: 1、意图的自然表达“什么是意图的自然表达?——看看猫怎样悄悄地接近一只鸟;看看一只想要逃脱的野兽。”在这里,维特根斯坦通过举例子、比喻的方式,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了“意图的自然表达”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东西。 2、什么是随意行为“考察一下对随意行为的如下描述:‘我决定五点钟的时候敲钟;五点了,我的手臂做出了这个动作。’……人们愿这样来补足前一种描述:‘五点了,看哪!我的手臂抬起来了。’”在以上的例子里,有两种对随意行为的描述,即“我决定五点钟的时候敲钟;五点了,我的手臂做出了这个动作”和“……五点了,看哪!我的手臂抬起来了”。而就后一种描述而言,维特根斯坦批评说,这个“看哪”恰恰是这里用不上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们在用语言描述随意行为如“我举起我的手臂”时,并不在前面加一个“看”字,即不说:“看,我的手臂抬起来了!”所以,如果我们确认了一个表达随意行为的语言游戏,我们就不需要在该语言游戏的相关表达式前面画蛇添足地加一个“看”字。维特根斯坦最后总结出随意行为的用法特点:随意动作的特点是惊奇的阙如。 3、关于“非要”、“尝试”等词的用法例如有人说“我非要到达这所房子不可。”维特根斯坦分析说,如果这里没有任何的困难,你就不能说,“我能够试图非要到达这所房子吗?”这也就是说,“试图”,“试图非要”,“非要”等词出现的场合,往往和某种困难联系在一起。再比如,如果我的手臂健康得很,通常我们就不说“我正尝试把手臂举起来”。以上讨论的主要是语词的用法,或叫语词概念的精密分析、区别;同样,对于句子的精密分析,维氏也举了不少生动的例子。 4、“语言的目的是表达思想”有人说,“语言的目的是表达思想。”如果那是说,每个句子的目的都是表达一个思想,那么,这就大大悖谬了。诸如,像“下雨了”这样的句子表达的是什么思想呢?在这里,维氏通过建立反例的方法,轻而易举地反驳了“语言的目的是表达思想”这一带有独断性质的一面之辞。 5、“椅子自己想道:……”“椅子自己想道:……在哪儿想?在它的某个部分?还是在它的体外:在它周围的空气里?抑或不在任何地方?那么这把椅子的内在语言和它旁边的那把椅子的内在语言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那么,人的情况又怎样:他在哪儿对自己讲话?除了这个人在对自己讲话这种地点规定之外,难道不再需要其他的地点规定?——怎么一来,这个问题就似乎没有意义?而同时,椅子在哪儿和自己讲话这个问题却似乎索求一个回答。——原因是:我们想知道椅子在这儿会是怎样被比拟成一个人的;例如,它的头是不是在椅背的顶端,等等。” 从以上这段探讨“椅子自己想道:……”这个句子的用法里,维特根斯坦不厌其烦地提出了很多近似于诡辩似的问题。其实,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就能够把该句子的使用场合不费吹灰之力地想象出来。比如说,在童话故事里,在孩子们的话语里,椅子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人进行比较,才获得了生动形象的特征。 而从对“椅子自己想道:……”这个句子的使用分析出发,维特根斯坦还提出了对另一个相似句子即“人怎样对自己讲话”的比较分析。对后一个句子,维氏的评论相当简短:“在心里对自己讲话是个什么样子;这时发生的是什么?——我该怎么解释?就按你怎么能教会一个人‘对自己讲话’这句话的含义那样做。”在“对自己讲话是个什么样子?”这个问题里,维氏的回答是“就按你怎么能教会一个人‘对自己讲话’这句话的含义那样做”。也就是说,你怎么教会一个人“对自己讲话”这句话的含义,就意味着人对自己讲话是个什么样子。而且,按照维特根斯坦“使用即含义”的观点,教会一个人“对自己讲话”这句话的含义,我们当然得诉诸这句话具体的使用;这也就是说,凡是对“对自己讲话”这个句子运用得当的地方,就是这个句子的含义所在。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维氏不管是分析语词,还是分析句子,都是根据该语词或句子的具体使用场合来作出判断的。而语词和句子的具体使用,又形成了一个个表达人类现象的语言游戏;或者换句话说,维氏区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语词或句子概念,正是在表达人类现象的语言游戏背景之中展开的。 就语言分析的特征而言,维氏并不承认有一个确定的终极分析,他称自己所谈论的分析,其实是就某种程度而言的分析,也就是说,一个语言游戏可以被分析到什么程度,这完全取决于人的不同经验以及人们对语言游戏本身不同程度的理解,如果把“经过分析”的形式看作是“没被分析”的形式的根据,那么“可靠的根据是看来可靠的根据”。 但是,维特根斯坦还说,在哲学里不推演出结论,哲学只确认人人认可的东西。这也就是说,从另一种意义而言,语言分析又都是有终极的。语言分析的最终目标也就是哲学的目标即确认人人认可的东西。 关于“人人认可的东西”,正是语言表达式所描述的根本内容。语言的本质或意义,是对万象世界、人类生活的表达、描述。也就是说,从语言到语言的分析,表面上看只是一种语言形式对另一种语言形式的替换与改写,但是被替换后的语言形式却是更加清晰和更加容易接受的表达形式,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被替换后的语言形式的更加清晰和更加容易接受,恰恰因为它们是对人类思想、生活形式、文化等原始现象的描述。 也就是说,语言分析的最终结果,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人类世界如其所是的最基本的思想、生活、文化等共同认可的物质、精神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 比如,报道天在下雨这个事实的语言游戏揭示了“报道”这种普遍的人类活动方式和“下雨”这样普遍的自然现象。其中,“报道”活动和“下雨”就是该语言游戏所揭示的终极即“人人认可的东西”。 当我们通过语言分析的方式抵达了“人人认可的东西”这一属原始现象层面的内容,也就再也没有问题可以问了,因为人人都认可,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关于语言的哲学问题到此已经完全消失。由上可知,哲学问题完全消失正是建立在对语言的分析的完全清晰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维氏的哲学问题应当完全消失又不仅仅是指语言问题,我们知道,语言问题的最后归结是人类最终人人认可的思想观念、活动方式以及文化背景之和。而任何具体哲学命题首先是用语言形式表达的,所以哲学命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语言表达式本身,而对语言表达式可以问的问题,同样也对哲学命题有效,因此,关于语言表达式的追问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关于哲学命题的追问,如果说关于语言表达式的追问最后有一个终极,那么关于哲学命题的追问也同样有一个终极,而不管其最后的终极是什么,但它必定也是某种最简单的东西,而这种最简单的东西,则可以看作是具体某种哲学的初始命题或出发点。 下面让我们我们用例子来说明以上观点,比如说尼采哲学。无疑,我们所说的“尼采哲学”正是一个这样具体的哲学命题。而对于这个命题,我们可以设问如下:你所说的尼采哲学究竟指什么?一种可能的回答是悲观主义哲学。我们进一步设问如下:那么什么是悲观主义的哲学呢?一种回答可能是悲观主义的哲学指的是关于人生痛苦、无聊等的人生观哲学。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问:那么人生痛苦、无聊指什么?一种可能的回答是某种情绪、心理状态。为什么人生会有痛苦、无聊这些情绪?因为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欲望是什么?欲望指的是人对某种得不到或还不具有的东西的欲求。等等。如此追问下去,我们会发现,最终我们会问无可问。比如说,你继续问:那么你所说的情绪、心理状态指什么?要么你回到上一层,情绪、心理状态指的是人生痛苦、无聊等的情绪,但是这等于什么也没有回答,因为你在这里是在进行循环说明;要么你扮演喜怒哀乐等情绪,比如说眉头紧锁、一脸倦容等。这就是分析的终极。维特根斯坦说,如果到这里他还不理解,“这时我们只好摇摇头,把他的话当作一种稀奇的反映,不知拿这种反应怎么办才好”。也就是说,任何问题都有分析的终极,而当它抵达最普遍的人类行为、生活形式、文化习俗等层面,那就再也问无可问了。而这些问无可问的东西,则是一切具体哲学命题的基本出发点,当然也是语言表达式的分析终极即“人人认可的”东西。 为此,维特根斯坦有一段精彩的评论阐述他的哲学考察的意义:“我们的考察是从哪里获得重要性的?——因为它似乎只是在摧毁所有有趣的东西,即所有伟大而重要的东西(就像摧毁了所有建筑,只留下一堆瓦砾);(其实,笔者加)我们摧毁的只是搭建在语言地基上的纸房子,从而让语言的地基干净敞亮。”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论,“语言的地基”就是那些关于人类思想、行为方式、文化习俗等原始现象的东西,而其他一切的构造、建筑包括传统哲学、文学艺术、具体的社会科学等都只是建立在该地基之上的虚构。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从本质上来讲,通篇都是在讨论语言问题,以及由语言问题引发的各种哲学问题。而语言问题,说到底就是关于语言的使用问题,而关于语言的使用问题,实际上就是语言的语法问题。语法概念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重要概念,该概念对于其后期哲学的重要地位相当于其前期所倡导的“逻辑”概念在其前期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本质内涵上进一步包含了“逻辑”的概念。维氏说,把什么不把什么称作(逻辑上)可能的,就完全依赖于我们的语法啦,即那无非是语法允许或不允许的东西。也就是说,后期维特根斯坦讲述语法可能,其本质就是在阐述语言的逻辑可能;只要语言的语法允许的东西,就是语言的逻辑可能性。很明显,维氏这里所谈的逻辑,显然是比其前期狭义的“逻辑”概念更大、更具包容性的东西。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是站在更高的视界,把他前期受限的“逻辑”概念,进一步扩充到“语法”概念。那么,这一扩充究竟有何意义呢? 我们知道,《逻辑哲学论》把语言归结为逻辑,从而也就把语言使用限定在逻辑规则限定的范围,也就是说,语言的正当使用即要有所说必须在逻辑规定的范围内说,而在逻辑规定的范围之外,只能保持沉默(P88);这就是《逻辑哲学论》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而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归结为语法,而语法又是一个关于语言实际使用的泛规则概念,因为语法毕竟是从语言的实际使用中归纳出来的,也就是说,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形决定语法规则,这意味着语法规则并不是死的“逻辑规则”,而是可以根据语言的具体使用不断进行扩充、完善、修正、乃至放弃的活规则。维氏之所以强调语言游戏之为一种游戏,不仅仅因为游戏“有规则”约定,更因为游戏“也有旨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逻辑规则”是严格限定的,而语法规则则是任意的。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语法规则又不是一种任意的规则,语法大可以从语言实践中归纳出来,但是同时它又反过来指导我们的具体语言实践。这也就是说,从语言实践中归纳出来的语法规则,反过来也规定哪些语言的使用是正当的,而哪些语言的使用是不正当的。这就是维特根斯坦“语法”概念的约定内涵。 就《哲学研究》而言,对语言所展开的所有考察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称为语言的语法考察:第一章是语言的语法类型考察,第二章是语言的本质特征考察,第三章是语言的活动方式考察,第四章是语言诸概念工具的语法分析,第五章、第六章是语言的语法分析的终极目标。综上,语言的语法实际上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语言诸概念工具的比较、区别问题,当然这种比较、区别,只能是建立在语言具体使用基础上的比较、区别,而不是语言固有含义(即字典含义)上的比较、区别,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前者以后者为基础或依据;二是语言同人类世界、人类生活的联系问题,当然这种联系,也是在语言的具体使用中建立起来的,它不是在静态中以某种固定方式(即狭义的“逻辑”方式)和人类所在的“实在世界”一一对应,而是在动态中以不断变化的方式(即语法方式)表现人类所在的世界以及其之上的所有思想、生活、文化之和。对第一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常说的话是“我在寻找语法上的区别”;对于第二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常用的表达是“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P221,P136) 由上,我们可知,《哲学研究》的内容虽然斑驳陆离,但是其内在的线索却是明朗清晰。遗憾的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本人由于多种考虑,既放弃了生前出版此书的构想,也放弃了使本书系统化、线索化的努力。他说,“我本愿奉献一本好书,结果不曾如愿,可是能由我来改善它的时辰已经逝去。”时光荏苒,但是,历史已经充分证明,那仍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宏篇巨著!

不知道楼主学习哲学到什么阶段了,这本书一般是“骨灰级”才会去专门研究的。。这本书是他死后别人整理成的,比较难(主要是没有一定的连贯体系,都是看上去支离破碎的语录),我一开始直接看也看不太懂,建议先看一些导读性的书(比如哲学史里的介绍),这里简单说下:关键是要搞懂这本书区别于他前期思想里的“人工语言”(《逻辑哲学论》)的地方,《逻辑哲学论》主要是解构,让哲学成为语言学问题,哲学必须直面语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哲学无非是把问题讲清楚。《哲学研究》这本书强调日常语言、语言游戏说。就是从认识论转向了语言哲学,又把哲学回归哲学,在解构之后是建构。创造一套严格的可以表述哲学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因为日常生活的语言是生生不息的,这是哲学的基础和源泉,所以哲学的本质应该在日常生活解决,在“游戏”中理解游戏。

哲学研究编辑部周丹

个人荣誉 马佩1990年被河南省委、省政府命名为优秀专家,1993年获曾宪梓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1994年被列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撰写的《有成就的人》,1995年被列入《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第2卷人物志。2006年9月获得全国“先进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光荣称号。主要作品 马佩在50年代就参加了我国的逻辑学大论战,先后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了《与周谷城先生商榷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形式逻辑有阶级性吗?》、《论形式逻辑的对象和客观基础》等文章。其中第一、三两篇文章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再次与周谷城先生商榷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均被选入《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的《逻辑问题讨论集》。马佩撰写的《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以及他与郑毅男合著的《形式逻辑讲义》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批专著和大学逻辑教材。因此,从50年代起他一直是我国逻辑界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马特教授和复旦大学的马兵先生有“逻辑界三马”之称。撰写或参与编写的专著、教材有28本,论文73余篇。他参加了国家教委统编的我国高教文科逻辑学教材《普通逻辑》的编写,该书迄今已发行4版300万册,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他的论文《论思维形式与语言形式》、《论虚概念》等,都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其中《论虚概念》一文获河南省优秀论著二等奖。辩证逻辑是马佩多年来研究的重要课题。他先后主编和参加主编了《辩证逻辑纲要》和《辩证逻辑教程》(后者是国家教委统编大学教材),出版了专著《辨证思维研究》,发表了《论辩证逻辑的对象》(获河南省优秀论著二等奖)、《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逻辑的基本规律》等论文。他的观点在我国辩证逻辑学界代表着一个学派的观点。他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逻辑哲学。他主编的专著《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哲学探析》,被誉为“具有开拓意义的逻辑哲学著作”,获河南省优秀论著二等奖。此外在语言逻辑的研究方面也有建树。他主编的专著《语言逻辑基础》获得河南省优秀论著二等奖。马佩近年来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玄奘研究”的研究工作,他主编的《玄奘研究》获河南省优秀论著一等奖。他除了忙于教学和科研外,还历任中国逻辑学会理事,语言逻辑、辩证逻辑、形式逻辑、符号学四个专业委员会的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和理事,河南省逻辑学会会长等。

试列举几位研究《易经》比较有名的名人,我学习《易经》也是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很多精华。潘雨廷(已故)潘雨廷(1925—1991),著名道教学者,易学专家,上海人,生前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道教协会副会长。潘老寿66岁,与著名易学家邵雍一样,其易学造诣,也是现当代数一数二的。潘老曾经师从师从周善培、唐文治、熊十力、马一浮、杨践形、薛学潜等诸多国学大家研究中西学术,专心致志于学问数十年,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其治学特点是旁征博引、触类旁通,著有《周易表解》、《周易虞氏易象释》、《周易参同契考证》等著作,可谓是解放后集易学大成者。其弟子记述的《潘雨廷谈话实录》里面有许多潘先生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也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潘老可惜的是生在兵荒马乱,中国衰弱的年代,不可避免有种向西方科学学习的倾向,试图用周易结合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设想伟大,但可行性有待商榷。傅佩荣傅佩荣(1950年12月16日—),汉族,祖籍上海,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师从余英时),专攻宗教哲学。曾任比利时鲁汶大学和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所教授。傅佩荣教授师从一代哲学宗师方东美先生,方东美先生也是位杰出的爱国诗人,被誉为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的“东方诗哲” 、现代著名哲学家,新儒学八大家之一。傅佩荣教授西方哲学功底很深,40岁后再转向东方哲学,能从两者比较的出发点,发掘很多前人不曾注意的《易经》的另一面,另外傅佩荣教授对儒家思想的认识也指导了他对《易经》的研究,其提出的“主宰之天、 主宰之天、 自然之天、造生之天、审判之天”的看法,是之前研究《易经》的学者所没有的独树一帜的新观点,值得探讨。曾仕强现任台湾智慧大学校长,台湾交通大学教授,台湾兴国管理学院校长;曾仕强学历: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哲学荣誉博士、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博士、美国杜鲁门大学行政管理硕士、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著有《胡雪岩的启示》、《易经的奥秘》、《家庭教育》、《孙子兵法与人力自动化》等。很多人认识曾仕强教授是通过百家讲坛上他的节目《易经的奥秘》,说实话曾教授的口才是一流的,讲话幽默风趣,把《易经》这部深奥的书讲的深入浅出,非常生动有趣。同时曾教授在讲课时,还穿插着介绍管理理论和方法,也让人耳目一新。曾仕强教授对于《易经》经传的掌握也是很深入的,他深讲的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令人记忆深刻的特点。如果说傅佩荣教授是堂堂正正的儒家式易学,那么曾仕强教授就带有一定纵横家特点的易学。东汉马援评价过李广和程不识:效程不识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效李广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我这里大胆的评价一句,学傅佩荣不得,尤为忠厚之士;学曾仕强不得,陷为浮滑之人。希望大家可以注意。黄鉴黄 鉴,男 1944年10月生,湖南浏阳市人。黄鉴先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易经》进行了长期研究,在学习、应用、弘扬和普及易学上取得了巨大成果,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国内外知名的易学理论家、实战家。如果说前三位都是易学的理论派代表的话,那么黄鉴先生就是易学的实战派代表。其周易预测、解读的能力是国内外首屈一指的,而且黄鉴先生有教无类,广收学徒,培养了众多的周易高手,其弟子马万成、贾双萍等都是水平非常高的周易预测专家,更为奇特的是贾女士学易时已经年过50,以如此高龄尚能学而有成,足以证明黄鉴先生教学双长的独特魅力。黄鉴先生已将自己的易学思维创建为《易魂-时空网络学》学术体系。该学术的核心是:人们只要任意截取时空中的一点作信息源,就可以获取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人与事物的全部信息,乃至与此相关的人与事物的所有信息。认为时空中没有错误的信息,只有判断错的信息结论。这一观点,也运用在黄鉴先生代表性的“终生卦”中,能通过随机所起的一卦,来断出求测人的一生境遇,甚至周遭环境及长相,可谓是神技。笔者也曾经运用黄鉴老师的“终生卦”分析过不少人的一生,均有不同程度的应验,可见其理论是扎实可行的。介绍了以上四位现当代《易经》的名人学者,希望对大家学习《易经》、掌握《易经》的精髓和预测方法,有一定的帮助! 赞同399143条评论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是这样地区别语言和语言游戏这两个概念的:语言包括语词或句子,这些概念都是工具;而语言游戏,则是语言概念即语词或句子工具的具体使用。 关于语言,维特根斯坦列出了名词,颜色词,数词等概念,以及关于语词的组合即字词组合和意象组合之类的词组或句子概念。对于后者,维特根斯坦列举了一般人的观点,即仿佛可以这么认为,字词语言允许无意义的字词组合,但意象语言却不允许无意义的意象。维氏本人却不以为然,他说,当我们认为这种语词组合没有意义,就仿佛把它排除在了语言之外,并由此界定了语言的范围;但是这种界定范围即划出一条界线,却即可以用粉笔在地上轻轻一划,也可以只是用手大致指着“你就差不多停在这儿”,而只需听到这话的人明白大致在什么地方停就行。也就是说,所谓语词、语词组合或意象组合等语言的界限,是难以真正划出来的,这完全取决于语言实际使用的需要。 而关于语言的使用,也因此相应地分为语词的使用和句子的使用两种。但是语词的使用又不是和句子的使用截然分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谈论语词的使用就是谈论语词在句子中的使用,而谈论句子的使用则是谈论语词如何组合成句子,以及语词的使用如何影响句子的使用等内容。 语言游戏的概念是语词使用和句子使用的最佳融合。也就是说,只有在语言游戏的场合,我们谈论语词的使用和句子的使用才是有意义的,否则,空洞地谈论语词或句子,只能是空洞,即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语言游戏是个极简单而又富于灵活性的概念。说它简单,是因为它说到底就是一个句子,因为只有句子我们才会用来说事,只有句子才是可以表达完整意义的载体;说它灵活,是因为句子可长可短,有时可以仅由一个字构成(如“水!”),有时又可以由一串话构成。 语言游戏的多样性是由语言的多样性直接决定的,但是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却又远远超出语言的多样性本身。也就是说,语言游戏的多样性最终根源于语言对现实世界、人类生活的无穷创造性。关于语言游戏的种类,《哲学研究》只是列举了十来种,如下达命令,以及服从命令等,实际上,就语言创造的无限潜力而言,语言游戏何止千万种。 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反之,只要人类创造思想、创造生活的脚步永不停止,那么语言就意味着推陈出新,永远不停止变化。 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一种新的看待生活、世界的方式。语言是对人类生活、思想的表达与描述,而一种新语言的产生,则意味着发现了一种新的说话方式,一个新的比喻,一种新的画法,或一种新节奏,一种新曲式。比如,维特根斯坦设想的“视觉房间”就是一种这样的新语言,“视觉房间”是一个新的表达方式,它所描述的对象就是一个虚构的风景:视觉房间是一个没有拥有者的房间,你不可能在里面走来走去,因为它里里外外都没有主人,维氏为此还作了一个比喻,即设想一幅风景画,风景画里有一所房子,有人问,这房子是谁的?一种可能的回答是,坐在屋前长凳上的农夫的,不过这个农夫却走不进他的房子,等。由上,“视觉房间”表达式就是对所设想的视觉房间的描述,而设想的视觉房间就相当于人类所创造的某种思想方式、或生活形式之一,同时人类在进行这种创造的时候,也创作出了一个新的名词,新的表达方式,即“视觉房间”。 想象的语言来自于人类的创造,它们表达同样来自于人类的创造的想象的思想、生活等,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语言、语言游戏的多样性的最佳诠释。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记载、表现自己思想、生活的变化历程,其中语言方式是最主要的表达方式之一;除此之外,还有音乐、绘画、建筑等表现方式。所有这些表现方式背后所反映的历史,就是人类思想、生活的发展史;而同时,我们也知道,不仅人类思想、生活的发展史反映在语言里,即使就语言本身的演变历史,音乐、绘画、建筑的历史,等等,也同样反映在我们的语言表达方式里。所以,语言表达方式本身就是反映包罗人类思想、生活、文化等所组成的万象世界的,正因为这样,语言、语言游戏的庞大组织才会呈现今天这样汪洋大海的气势,而就新语言、新的表达方式的产生及层出不穷而言,这个汪洋大海还在继续蔓延着;而这恰恰就反映了人类创造语言的语言本质所在! 但是语言游戏又是一个相当难以辨认的复杂的东西。比如说“水!”有时你可以看作是一种呼叫,有时你可以看作是孩子们在学习水这个字的读法的一种语言游戏,有时你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指物定义游戏,等等。所以,维特根斯坦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一种语言游戏。 确认一种语言游戏是针对解释一种语言游戏的概念而提出的,维特根斯坦说,解释一种语言游戏意味着你在作出各种形形色色的假设,而这些假设是可以被证伪的,因此,解释一种语言游戏的后果可能就最终导致否定这种语言游戏,这就是解释一种语言游戏的自相矛盾之处。而确认一种语言游戏则不同,它是纯粹描述性的语言分析活动,它强调把语言游戏和语言游戏的所有相关背景都作为一种原始事实接受下来,因为,语言游戏本身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是一个和其他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概念,而确认一种语言游戏就是确认该语言游戏以及所有相关背景。所以,确认就是描述,确认就是分析,确认就是语言的语法注释。 维特根斯坦说,虽然并没有单独的一种哲学方法,但确有哲学方法,就像有各式各样的治疗法。而维氏所一再强调的哲学方法,即语言分析。 维氏还说,我们所追求的清晰当然是一种完全的清晰。而确认一种语言游戏的过程同时也是使语言清晰化的过程,这也就是说,当我们确认一种语言游戏,也就等于理解了该语言游戏,也就等于知道了我们要用一个这样的语言游戏来描述什么样的人类活动方式。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语言游戏是用来反映人类思想、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观念的。而确认一个语言游戏,就意味着使抽象的语言向人类的思想、生活、文化等现象的复原;所以确认一个语言游戏,就意味着复认包括该语言游戏在内的人类思想、生活、文化背景之和。 以上可以看成是从宏观方面来分析语言以及语言游戏。但是从微观方面来讲,我们在使用语言,我们在用语言进行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这从根本上还依赖于我们对语言用法的理解,依赖于我们对语言用法涉及的语词、句子等概念作出精致入微的区分与辨别。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对某语词、句子等概念的分析或语言的语法注释;这些区分辨别有时是非常困难的,对此我们几乎要对这些语词或句子所有的出现场合进行合理的设想以及反复的比较,为此,维特根斯坦提出,要综观语词或句子用法的全貌。维氏还说,一大团哲学的云雾凝聚成一滴语法(即一种分析),由此可见,概念的区分是多么的不容易。我在想,《哲学研究》的篇幅之所以那么长,主要原因就在于维特根斯坦不辞辛劳地想对尽可能多的语词、句子等概念作出精细入微的区分。下面让我们通过具体的例子来看看维特根斯坦是如何从微观上区分各种各样具体的语词和句子概念的。我们先从语词或词组谈起: 1、意图的自然表达“什么是意图的自然表达?——看看猫怎样悄悄地接近一只鸟;看看一只想要逃脱的野兽。”在这里,维特根斯坦通过举例子、比喻的方式,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了“意图的自然表达”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东西。 2、什么是随意行为“考察一下对随意行为的如下描述:‘我决定五点钟的时候敲钟;五点了,我的手臂做出了这个动作。’……人们愿这样来补足前一种描述:‘五点了,看哪!我的手臂抬起来了。’”在以上的例子里,有两种对随意行为的描述,即“我决定五点钟的时候敲钟;五点了,我的手臂做出了这个动作”和“……五点了,看哪!我的手臂抬起来了”。而就后一种描述而言,维特根斯坦批评说,这个“看哪”恰恰是这里用不上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们在用语言描述随意行为如“我举起我的手臂”时,并不在前面加一个“看”字,即不说:“看,我的手臂抬起来了!”所以,如果我们确认了一个表达随意行为的语言游戏,我们就不需要在该语言游戏的相关表达式前面画蛇添足地加一个“看”字。维特根斯坦最后总结出随意行为的用法特点:随意动作的特点是惊奇的阙如。 3、关于“非要”、“尝试”等词的用法例如有人说“我非要到达这所房子不可。”维特根斯坦分析说,如果这里没有任何的困难,你就不能说,“我能够试图非要到达这所房子吗?”这也就是说,“试图”,“试图非要”,“非要”等词出现的场合,往往和某种困难联系在一起。再比如,如果我的手臂健康得很,通常我们就不说“我正尝试把手臂举起来”。以上讨论的主要是语词的用法,或叫语词概念的精密分析、区别;同样,对于句子的精密分析,维氏也举了不少生动的例子。 4、“语言的目的是表达思想”有人说,“语言的目的是表达思想。”如果那是说,每个句子的目的都是表达一个思想,那么,这就大大悖谬了。诸如,像“下雨了”这样的句子表达的是什么思想呢?在这里,维氏通过建立反例的方法,轻而易举地反驳了“语言的目的是表达思想”这一带有独断性质的一面之辞。 5、“椅子自己想道:……”“椅子自己想道:……在哪儿想?在它的某个部分?还是在它的体外:在它周围的空气里?抑或不在任何地方?那么这把椅子的内在语言和它旁边的那把椅子的内在语言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那么,人的情况又怎样:他在哪儿对自己讲话?除了这个人在对自己讲话这种地点规定之外,难道不再需要其他的地点规定?——怎么一来,这个问题就似乎没有意义?而同时,椅子在哪儿和自己讲话这个问题却似乎索求一个回答。——原因是:我们想知道椅子在这儿会是怎样被比拟成一个人的;例如,它的头是不是在椅背的顶端,等等。” 从以上这段探讨“椅子自己想道:……”这个句子的用法里,维特根斯坦不厌其烦地提出了很多近似于诡辩似的问题。其实,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就能够把该句子的使用场合不费吹灰之力地想象出来。比如说,在童话故事里,在孩子们的话语里,椅子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人进行比较,才获得了生动形象的特征。 而从对“椅子自己想道:……”这个句子的使用分析出发,维特根斯坦还提出了对另一个相似句子即“人怎样对自己讲话”的比较分析。对后一个句子,维氏的评论相当简短:“在心里对自己讲话是个什么样子;这时发生的是什么?——我该怎么解释?就按你怎么能教会一个人‘对自己讲话’这句话的含义那样做。”在“对自己讲话是个什么样子?”这个问题里,维氏的回答是“就按你怎么能教会一个人‘对自己讲话’这句话的含义那样做”。也就是说,你怎么教会一个人“对自己讲话”这句话的含义,就意味着人对自己讲话是个什么样子。而且,按照维特根斯坦“使用即含义”的观点,教会一个人“对自己讲话”这句话的含义,我们当然得诉诸这句话具体的使用;这也就是说,凡是对“对自己讲话”这个句子运用得当的地方,就是这个句子的含义所在。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维氏不管是分析语词,还是分析句子,都是根据该语词或句子的具体使用场合来作出判断的。而语词和句子的具体使用,又形成了一个个表达人类现象的语言游戏;或者换句话说,维氏区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语词或句子概念,正是在表达人类现象的语言游戏背景之中展开的。 就语言分析的特征而言,维氏并不承认有一个确定的终极分析,他称自己所谈论的分析,其实是就某种程度而言的分析,也就是说,一个语言游戏可以被分析到什么程度,这完全取决于人的不同经验以及人们对语言游戏本身不同程度的理解,如果把“经过分析”的形式看作是“没被分析”的形式的根据,那么“可靠的根据是看来可靠的根据”。 但是,维特根斯坦还说,在哲学里不推演出结论,哲学只确认人人认可的东西。这也就是说,从另一种意义而言,语言分析又都是有终极的。语言分析的最终目标也就是哲学的目标即确认人人认可的东西。 关于“人人认可的东西”,正是语言表达式所描述的根本内容。语言的本质或意义,是对万象世界、人类生活的表达、描述。也就是说,从语言到语言的分析,表面上看只是一种语言形式对另一种语言形式的替换与改写,但是被替换后的语言形式却是更加清晰和更加容易接受的表达形式,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被替换后的语言形式的更加清晰和更加容易接受,恰恰因为它们是对人类思想、生活形式、文化等原始现象的描述。 也就是说,语言分析的最终结果,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人类世界如其所是的最基本的思想、生活、文化等共同认可的物质、精神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 比如,报道天在下雨这个事实的语言游戏揭示了“报道”这种普遍的人类活动方式和“下雨”这样普遍的自然现象。其中,“报道”活动和“下雨”就是该语言游戏所揭示的终极即“人人认可的东西”。 当我们通过语言分析的方式抵达了“人人认可的东西”这一属原始现象层面的内容,也就再也没有问题可以问了,因为人人都认可,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关于语言的哲学问题到此已经完全消失。由上可知,哲学问题完全消失正是建立在对语言的分析的完全清晰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维氏的哲学问题应当完全消失又不仅仅是指语言问题,我们知道,语言问题的最后归结是人类最终人人认可的思想观念、活动方式以及文化背景之和。而任何具体哲学命题首先是用语言形式表达的,所以哲学命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语言表达式本身,而对语言表达式可以问的问题,同样也对哲学命题有效,因此,关于语言表达式的追问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关于哲学命题的追问,如果说关于语言表达式的追问最后有一个终极,那么关于哲学命题的追问也同样有一个终极,而不管其最后的终极是什么,但它必定也是某种最简单的东西,而这种最简单的东西,则可以看作是具体某种哲学的初始命题或出发点。 下面让我们我们用例子来说明以上观点,比如说尼采哲学。无疑,我们所说的“尼采哲学”正是一个这样具体的哲学命题。而对于这个命题,我们可以设问如下:你所说的尼采哲学究竟指什么?一种可能的回答是悲观主义哲学。我们进一步设问如下:那么什么是悲观主义的哲学呢?一种回答可能是悲观主义的哲学指的是关于人生痛苦、无聊等的人生观哲学。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问:那么人生痛苦、无聊指什么?一种可能的回答是某种情绪、心理状态。为什么人生会有痛苦、无聊这些情绪?因为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欲望是什么?欲望指的是人对某种得不到或还不具有的东西的欲求。等等。如此追问下去,我们会发现,最终我们会问无可问。比如说,你继续问:那么你所说的情绪、心理状态指什么?要么你回到上一层,情绪、心理状态指的是人生痛苦、无聊等的情绪,但是这等于什么也没有回答,因为你在这里是在进行循环说明;要么你扮演喜怒哀乐等情绪,比如说眉头紧锁、一脸倦容等。这就是分析的终极。维特根斯坦说,如果到这里他还不理解,“这时我们只好摇摇头,把他的话当作一种稀奇的反映,不知拿这种反应怎么办才好”。也就是说,任何问题都有分析的终极,而当它抵达最普遍的人类行为、生活形式、文化习俗等层面,那就再也问无可问了。而这些问无可问的东西,则是一切具体哲学命题的基本出发点,当然也是语言表达式的分析终极即“人人认可的”东西。 为此,维特根斯坦有一段精彩的评论阐述他的哲学考察的意义:“我们的考察是从哪里获得重要性的?——因为它似乎只是在摧毁所有有趣的东西,即所有伟大而重要的东西(就像摧毁了所有建筑,只留下一堆瓦砾);(其实,笔者加)我们摧毁的只是搭建在语言地基上的纸房子,从而让语言的地基干净敞亮。”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论,“语言的地基”就是那些关于人类思想、行为方式、文化习俗等原始现象的东西,而其他一切的构造、建筑包括传统哲学、文学艺术、具体的社会科学等都只是建立在该地基之上的虚构。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从本质上来讲,通篇都是在讨论语言问题,以及由语言问题引发的各种哲学问题。而语言问题,说到底就是关于语言的使用问题,而关于语言的使用问题,实际上就是语言的语法问题。语法概念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重要概念,该概念对于其后期哲学的重要地位相当于其前期所倡导的“逻辑”概念在其前期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本质内涵上进一步包含了“逻辑”的概念。维氏说,把什么不把什么称作(逻辑上)可能的,就完全依赖于我们的语法啦,即那无非是语法允许或不允许的东西。也就是说,后期维特根斯坦讲述语法可能,其本质就是在阐述语言的逻辑可能;只要语言的语法允许的东西,就是语言的逻辑可能性。很明显,维氏这里所谈的逻辑,显然是比其前期狭义的“逻辑”概念更大、更具包容性的东西。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是站在更高的视界,把他前期受限的“逻辑”概念,进一步扩充到“语法”概念。那么,这一扩充究竟有何意义呢? 我们知道,《逻辑哲学论》把语言归结为逻辑,从而也就把语言使用限定在逻辑规则限定的范围,也就是说,语言的正当使用即要有所说必须在逻辑规定的范围内说,而在逻辑规定的范围之外,只能保持沉默(P88);这就是《逻辑哲学论》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而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归结为语法,而语法又是一个关于语言实际使用的泛规则概念,因为语法毕竟是从语言的实际使用中归纳出来的,也就是说,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形决定语法规则,这意味着语法规则并不是死的“逻辑规则”,而是可以根据语言的具体使用不断进行扩充、完善、修正、乃至放弃的活规则。维氏之所以强调语言游戏之为一种游戏,不仅仅因为游戏“有规则”约定,更因为游戏“也有旨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逻辑规则”是严格限定的,而语法规则则是任意的。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语法规则又不是一种任意的规则,语法大可以从语言实践中归纳出来,但是同时它又反过来指导我们的具体语言实践。这也就是说,从语言实践中归纳出来的语法规则,反过来也规定哪些语言的使用是正当的,而哪些语言的使用是不正当的。这就是维特根斯坦“语法”概念的约定内涵。 就《哲学研究》而言,对语言所展开的所有考察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称为语言的语法考察:第一章是语言的语法类型考察,第二章是语言的本质特征考察,第三章是语言的活动方式考察,第四章是语言诸概念工具的语法分析,第五章、第六章是语言的语法分析的终极目标。综上,语言的语法实际上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语言诸概念工具的比较、区别问题,当然这种比较、区别,只能是建立在语言具体使用基础上的比较、区别,而不是语言固有含义(即字典含义)上的比较、区别,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前者以后者为基础或依据;二是语言同人类世界、人类生活的联系问题,当然这种联系,也是在语言的具体使用中建立起来的,它不是在静态中以某种固定方式(即狭义的“逻辑”方式)和人类所在的“实在世界”一一对应,而是在动态中以不断变化的方式(即语法方式)表现人类所在的世界以及其之上的所有思想、生活、文化之和。对第一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常说的话是“我在寻找语法上的区别”;对于第二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常用的表达是“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P221,P136) 由上,我们可知,《哲学研究》的内容虽然斑驳陆离,但是其内在的线索却是明朗清晰。遗憾的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本人由于多种考虑,既放弃了生前出版此书的构想,也放弃了使本书系统化、线索化的努力。他说,“我本愿奉献一本好书,结果不曾如愿,可是能由我来改善它的时辰已经逝去。”时光荏苒,但是,历史已经充分证明,那仍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宏篇巨著!

哲学研究编辑

(⊙o⊙)…,非要通俗的讲就是维特根斯坦从结构上论证了哲学与语言的一致性,换句话说哲学与语言在结构上是一样的,那么他之前所有的所谓的哲学就都是语言,再换句话说就是所谓的哲学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语言,那么一来他就碉堡了,他把所有之前西方哲学统统推翻了,够通俗吧

哲学研究编辑部

哲学研究  《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的重要的代表性著作。  维特根斯坦(1889~1951)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对现当代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哲学家的哲学家”。学术界通常认为,近现代哲学曾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向,一次是由早期的本体论研究转向认识论研究,另一次则是由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前一次转向的关键人物是康德,而后一次转向则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其核心人物便是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语言哲学问题,在他看来,哲学就是语言分析,哲学史上的争论大多是由于误用了语言所致。哲学的任务在于澄清语言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早期曾写过一部名为《逻辑哲学论》的影响深远的哲学著作,而《哲学研究》则是阐明他后期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其中阐述了与《逻辑哲学论》大异其趣的思想,从而使其哲学思想明显地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虽都关注于语言,但前期的他倾向于人工语言,后期则倾向于日常语言。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分别启发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哲学学派,并对哲学思想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他前期的思想对逻辑经验(实证)主义等有着深远的影响,后期的思想则开“日常语言学派”之先河。  由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的自我否定,故对其思想的把握更应侧重于《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如“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意义即用法”等。这些也是我们阅读此书时应主要关注的内容。  -------------------------------------------------  --------------------------------------------------------------------------------  《哲学研究》 (2007-04-05 16:55:41)  刊物名:哲学研究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院哲学研究所  出版单位:哲学研究杂志社  创刊时间:1955年  刊期:月刊  刊物简介:  本刊是全国性的哲学专业刊物,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基础理论研究的原则,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本刊发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外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自然辩证法、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和无神论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反映国内外哲学动态,对重要的哲学问题开展讨论。  主编与编辑部简介:  主编: 陈筠泉 编审  常务副主编:刘奔 编审  副主编: 王生平 编审  编辑部:  主任: 方军 副编审  副主任: 杨桂青 编辑  其他成员:  朱葆伟 副编审  苏晓离 副编审  李登贵 副编审  冯国超 编辑  田立年 编辑  张智彦 编审(待退)  王玉恒 编审(待退)  王 敬 技术编辑  主要栏目简介:  近期内,特别是有关“改革开放中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问题”、“社会科学、科技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发展与全球性问题”、“全球化与价值冲突”、“市场经济与道德进步”、“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真理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研究和把握传统文化的方法论问题”、“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近代和现代哲学研究”、“国学研究与意识形态”、“阶级分析方法与当代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美学的哲学基础”、“伦理学的哲学基础”、“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国内学术动态分析”、“国外学术动态分析”,以及对各种现实问题的哲学反思、探讨方面的稿件与栏目。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国内统一刊号:CN11—CC40/B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0-0216  单价:(2000年)00元,全年60元。  发行单位和联系方法:  国内:北京报刊发行局,全国邮局订阅  国外: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本杂志社也办理邮购手续。

《哲学研究》创刊时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双重领导,1978年后改由哲学研究所领导。历任主编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陈筠泉、李景源。历任编辑部主任为:林聿时、张岱、王玉恒、方军、王生平、鉴传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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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导刊》 主管主办: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国内统一刊号:CN 42-1795/N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4-6813邮发代号:38-290上旬:时评、专访、热点、前沿、高教、普教、职教、师资、德育、调研、心理、管理、就业、论坛中旬:科教视点、社会科学教学(教研、教改)、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哲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管理学研究、心理学研究、法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体育学研究、文学研究、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新闻传播学研究、艺术学研究、历史学研究、军事学研究) 编辑部征稿,联系人严编辑,投稿邮箱:v

哲学科研经费之所以主要源于政府部门的基金,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一般认为,哲学学科,包括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主要靠学者的内省和经验,在人类和世界本源等抽象问题上进行哲学探讨。比如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身体与心灵、知识与行动等等。这些问题往往需要学者在书斋中自我思辨,并不需要做实验,即使是哲学界所谓的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也并不需要昂贵的实验设备和实验材料,自然是花不了多少钱的。很大程度上,传统的哲学确实如此。比较花钱的可能也就是出版著作和学术交流了。但是在学科体系或者我们常见的科学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中没有抽象的科学,比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这些实证的学科都有严格划定的范围,而且各学科基本都有自己的学科假设,比如经济学就有“理性经济人”假设,但生活实际中人并不总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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