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报告
首先，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尚未超出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其次，大量商品不是供不应求而是供大于求。物价上涨是在前几年物价长期负增长或零增长的基础上涨价，是一种恢复性上涨，是我们几年来治理通货紧缩要达到的目的。第三，能源或原材料等基础行业除了电力、钢铁等供给暂时比较紧张外，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全面供给紧张，目前在建的基础行业供给能力很快便足以缓解暂时供给压力。第四，资产“价格泡沫”也仅在局部地区的房地产有一定的体现，在政府一系列措施调控后，形势已开始好转。全国房地产价格上涨只约为5%，股市则已低迷两年半。
新华社北京８月４日电（新华社记者 刘铮）在世界经济低迷不振的不利环境中，中国经济增速在二季度画出一道漂亮的上行线。如何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下一步应采取怎样的宏观调控政策？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信息中心的专家们近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经济回升的态势基本确立 “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经济回升的态势基本形成和确立。”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指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刺激下，我国成功扭转了去年四季度以来经济增速快速下滑的趋势。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７．１％，特别是二季度主要经济指标呈上升态势，经济增速回升到７．９％，比一季度增速提高了１．８个百分点，扭转了２００７年三季度以来连续七个季度同比增速下滑的势头。 王一鸣认为，综合起来看，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基本触底，二季度由“前低”向“后高”转换。随着一揽子计划逐步落实到位，经济回升的态势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确立。 当前，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快速增长是经济回升的主要驱动力，农业和农村形势良好对稳定全局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标志着供给面出现了积极变化，就业形势逐步走出谷底。 随着经济形势的向好，市场预期和信心正在回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５个月超过５０％的临界点，股市继续呈上行走势，房地产销售快速增长。王一鸣指出，这预示着市场驱动作用逐步增强。 在经济回升过程中，一些结构性问题有所改善。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认为，投资、工业、区域协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进展。 祝宝良指出，从投资结构上看，农业、基础设施、水利、环境和第三产业投资增长较快，为增强经济增长的后劲奠定了基础；在工业内部，高耗能行业增速放缓，高技术行业、抗周期行业增速较快，制造业结构有所调整；从区域结构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东部；从收入分配结构上看，上半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跑赢了”ＧＤＰ增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仍面临不确定因素不能盲目乐观 “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我持谨慎乐观态度。回升态势比较明显，但显然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准的程度，还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不能盲目乐观。”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速是９．８％。而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７．１％的数据看，与历史平均水平还是有明显差距的。更重要的是，与上一轮经济上升期外需强劲的环境相比，如今的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 牛犁认为，世界经济情况不仅直接影响中国出口，还影响中国经济中为出口服务的相当一部分产业。如果没有新的意外发生，国际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世界实体经济负增长的程度也有所缓解，但世界经济的状况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显著改善，需要时间调整。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持续攀升，会明显减弱这些国家的消费能力和需求，对中国经济长期形成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式构成严峻挑战。 中国经济内部的问题与矛盾也需要消化解决。祝宝良指出，突然的外需严重不足，使得这一轮产能过剩的矛盾比亚洲金融危机时要深刻得多。过去一个时期外需主导型发展形成的很多产能并不属于落后产能，调整起来是相当困难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虽然市场驱动作用正逐步恢复，但经济回升的内生动力仍显不足。王一鸣认为，当前经济回升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依靠政府扩大投资带动，内生动力还不够强。 通胀预期明显上升也是一个不确定因素。王一鸣指出，虽然年内出现通胀可能性非常小，但货币信贷的迅速扩张和资产价格的迅速上升，强化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在经济还没有复苏的情况下，通胀预期上升使宏观政策同时面临促进经济稳定回升和防范通胀风险的双重压力。 推动经济进入稳定回升的通道 正处于企稳回升“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下一步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专家们认为，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巩固和发展经济回升的好势头。 “要推进经济进入稳定回升的通道，形成一个不可逆转的经济平稳增长趋势。在当前内生动力还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坚持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个基本立场不能动摇。”王一鸣强调。 他同时也指出，短期政策对扭转经济下滑趋势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实现经济根本复苏和持续平稳增长，必须把短期政策与中期调整战略结合起来，下一步要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为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期创造条件。 对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通胀预期和货币信贷供应量问题，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认为，未来通胀压力虽有所增强，但不必过度担心。 宋立说，上半年７万多亿元的信贷总量虽然比较大，但要看到去年贷款偏紧了一些，今年上半年有恢复补偿的性质，尤其是危机时期需要一定的“超额”货币信贷供应。通胀预期对经济复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通胀预期和现实通胀压力比较难把握。总体来看，既有货币信贷造成的上行因素，也有产能过剩的下行因素，两种因素抵消之后的现实通胀压力不会太大，因此，不宜过度渲染通胀。 宋立建议，下一步在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结构调整，推动经济的自主增长，同时消除可能存在的泡沫。还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加对中小企业、非公经济、中西部地区的贷款支持。 对于增强未来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方面，祝宝良建议，要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未来消费增长的关键领域，还是在住和行方面。同时，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得农民工能够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这将开拓出巨大的消费增长空间。 王一鸣建议，从深层次上解决扩大消费的动力问题，还要推进形成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上要加大对新兴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支持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通信等对未来竞争力有重要影响的产品研发和产业化。而无论是收入分配结构调整，还是产业转型升级，都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
近日，在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报纸上看到一篇阐述我国发展状况的文章，该文作者把我国归入了初等发达国家的行列，笔者看后心潮澎湃，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与自豪。这么多年以来，我国一直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现在我国成了发达国家，哪怕是初级的，这能不让13亿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吗？然而我们是发达国家吗？愚以为非也。不错自改革开放以来，神州上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7位，每年GDP的上升也在10％左右，航空航天事业居世界前列，钢铁产量、煤炭产量居世界第一。可这就能说明我国已是初等发达国家了吗？中国西部有多少失学儿童？别忘了中国1/3的人刚刚脱贫，8千万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发达的地区也就4个直辖市和海岸线边的沿海省份。初二的地理课上，老师在讲“苏锡常三角经济带”时，说：“西藏一年全省的产值和苏州一样多，甚至有时还不及苏州。”这句话让每个江苏人都感到自豪，让每个中国人都感到心酸。一个是全国最大的省，一个是以小巧玲珑著称的“中国威尼斯”。诺大的西藏竟和小小的苏州不分伯仲（令人心寒的是有时还不如苏州），尽管苏州的GDP增长率已超过广州，上升为全国第一。历史上的吴国等国也以此为自己的都城，当时有一句俗语：“苏杭熟，天下足。”更是反映了苏州的富饶。这么大的贫富差异也能说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不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到如此地步！列位看官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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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可以体现作者的总体思路。提纲是由序码和文字组成的一种逻辑图表，是帮助作者考虑文章全篇逻辑构成的写作设计图。其优点在于，使作者易于掌握论文结构的全局，层次清楚，重点明确，简明扼要，一目了然。[2] 第二，有利于论文前后呼应。有一个提纲，可以帮助我们树立全局观念，从整体出发，在检验每一个部分所占的地位、所起的作用，相互间是否有逻辑联系，每部分所占的篇幅与其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相称，各个部分之间的比例是否恰当和谐，每一字、每一句、每一段、每一部分是否都为全局所需要，是否都丝丝入扣、相互配合，成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能为展开论题服务。经过这样的考虑和编写，论文的结构才能统一而完整，很好地为表达论文的内容服务。 第三，有利于及时调整，避免大返工。在毕业论文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作者的思维活动是非常活跃的，一些不起眼的材料，从表面看来不相关的材料，经过熟悉和深思，常常会产生新的联想或新的观点，如果不认真编写提纲，动起笔来就会被这种现象所干扰，不得不停下笔来重新思考，甚至推翻已写的从头来过;这样，不仅增加了工作量，也会极大地影响写作情绪。毕业论文提纲犹如工程的蓝图，只要动笔前把提纲考虑得周到严谨，多花点时间和力气，搞得扎实一些，就能形成一个层次清楚、逻辑严密的论文框架，从而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返工。另外，初写论文的学生，如果把自己的思路先写成提纲，再去请教他人，人家一看能懂，较易提出一些修改补充的意见，便于自己得到有效的指导。
这个很简单
中国经济形势我能写
论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 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 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得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酉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者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 洋务运动从发生、发展到政治上破产的过程，大体上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堂堂天朝“受制于小夷”，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因此，首先引起人们注意并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与军事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大办造船、制炮等新式军事工业，开始改变了中国军队专恃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落后状况，井培育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和科技人材。随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学习西方的经济设施被提上了日程。开矿藏、办工厂、架电线、修铁路，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开始逐渐成长起来。再后，当人们认识到西方的经济设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成效的时候，也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时候，洋务运动也就濒临政治上破产之日了。洋务派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之苗是不能在封建主义根基之上茁壮成长的，不是苗的枯萎便是根基的破裂，而这一点，却是封建性十分浓厚的洋务派所始终无法理解的。事与愿违，恰好说明洋务运动在这方面的客观进步作用。 洋务派不仅封建性十分浓厚，而且对外往往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们作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力量非常软弱。和广大人民处于对立地位，是他们本身软弱无力的根源。上有深恐大权旁落的专制朝廷的压力，下有盘根错节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牵制，洋务运动声势不小，成效甚微。李鸿章对比明治维新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辗，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所以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1。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李鸿章虽然企图勉力支撑，挽回颓势，但他鉴于朝廷内外阻力重重，所以缺乏信心，甚至感到前途茫茫，危机四伏，把当时的中国描述为“敝絮塞滑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的惨象，发出了“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足恃”的悲鸣。软弱必然产生妥协．每当帝国主义肆意欺凌的时候，千方百计地避免和外国兵戎相见，成为李鸿章外交政策的特色，并因此招来“卖国贼”的恶谥。但是，妥协避战和图强御侮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避战属于外交，图强属于内政，两者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积极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谋求保护利权，都很明显地具有图强御侮的意义。至于成效大小，则受着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单纯以成败评论是非功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失败，岂可归咎于洋务运动的兴办?从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至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所谓“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以为只要国家富强了，外患就自然可以消除，并因自身的软弱而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公开声明：“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第3页)。这不正是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侵略特权吗?明白这一点，对李鸿章所说的“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居今日而日攘夷，日驱逐出境”，纯属“虚妄之论”，也就可以理解了。怎么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尚且不能达到的高度去要求洋务派呢? 洋务运动时期尚处于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欧美列强还没有完全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军事政治力量，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还没有形成．因此，把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定性为“买办官僚”，把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定性为“官僚资本”，都是需要重新进行深入研究的。至于引用甲午战争以后的某些材料来证明洋务运动的买办性，井由此肯定它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运动，那就更加难以令人首肯了。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所有进步人士都支持和拥护洋务运动，即使有所批评，也属于条陈和建议的性质，其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搞得更好一些，而反对洋务运动的大都是封建顽固派．甲午战争期间，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李鸿章怯战求和，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声名狼藉．但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虽然反对李鸿章，却不反对张之洞，革命振首领孙中山等则直到1900年还对李鸿章抱着某种幻想。此中消息，是值得参酌的。 清朝初年，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谓“经世派”，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他们有鉴于明末农民战争，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批判理学家的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改革时弊，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唯恐这个学振不利于爱新觉罗一姓的统治，采用提倡理学、奖励考据，编纂群书以及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斩断了这个学振的流传。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的．鸦片战争前后，面临历史的大变局，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又拾起顾、黄、王的余绪，并把富国强兵之道引为向西方学习。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远承顾、黄、王，近继林、龚、魏，兴起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他们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严重弱点和局限性，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乃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办实事、空谈礼义而且对办事者多方掣肘、挑剔细故的封建顽固派，实在是更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评价历史人物，只能把他们和前人及同时代的人相比较，否则便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难免流于苛求。 洋务运动当然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洋务摄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 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的几个主要表现。这些探索和斗争统统失败了，但也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影响。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不能因为它是地主阶级学习西方的运动而抹煞它的历史意义。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代理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代理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代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代理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代理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代理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代理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代理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代理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首先，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尚未超出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其次，大量商品不是供不应求而是供大于求。物价上涨是在前几年物价长期负增长或零增长的基础上涨价，是一种恢复性上涨，是我们几年来治理通货紧缩要达到的目的。第三，能源或原材料等基础行业除了电力、钢铁等供给暂时比较紧张外，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全面供给紧张，目前在建的基础行业供给能力很快便足以缓解暂时供给压力。第四，资产“价格泡沫”也仅在局部地区的房地产有一定的体现，在政府一系列措施调控后，形势已开始好转。全国房地产价格上涨只约为5%，股市则已低迷两年半。
这个很简单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时常发生冲突。我们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 一、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是发展经济的本质要求。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我国发展经济是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我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化程度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矛盾普遍存在。保护环境包括保护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在城市存在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工业对居民生活产生不良影响的情况，在农村更是存在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问题。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发展过程中因破坏环境影响人民生活，违背了发展经济的本意。 二、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要在这里生活。我们发展经济破坏了环境，有些破坏是无法弥补的，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现在世界各国都已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大力发展绿色工业，无公害产业。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大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更应该重视环境保护，为子孙后代留下美好的生活空间。 三、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是自然规律的要求。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自然环境受到了严重损害，那么我们将受到自然的严厉惩罚。重大的洪涝灾害都是破坏环境造成的必然结果。在抗洪救灾中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务恐怕已超过了牺牲环境的经济发展成果。自然规律是无情的，谁侵犯了它谁将受到它的报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发展经济过程中保护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四、解决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我们不能因为发展经济而失去对环境的保护，更不能因为以保护环境为由在发展经济问题上畏缩不前。出路还在于发展经济。要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开动脑筋。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并不是必然矛盾。相反，发展经济应该促进环境保护。广泛多发展科技水平高，无公害的绿色工业。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了，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会进一步得到加强。人们不但有能力保护环境，还可以改造环境。将沙漠改造成良田。发展经济是保护环境的出路。 五、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问题。目前许多地方、许多部门都存在着牺牲环境而发展经济的情况。这有历史和现实原因，但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人们会更加深刻认识发展经济过程中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各级领导都应该树立环保意识，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问题，立足全局，统筹兼顾，在保护好环境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总之，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是不矛盾的。发展经济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护环境。
消费稳定增长，投资增速略有回落，净出口增速放慢，总体影响是社会总需求的强劲自发扩张势头稍稍减弱，如果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与目前的估计基本一致，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正常显现，将使得2008年经济增速呈现高位趋稳、小幅回落的态势，GDP增速将从2007年的增长4%回落到2008年8%，下降6个百分点左右 人口问题: 劳动力过剩,人口素质的提高的比较慢， 人均GDP低，人均收入太低，人口增长快，使得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低! 人民币因为美圆贬值从而被动升值: 使得出口企业大多数陷入困境或是倒闭。 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得很多企业很难贷到款，大多陷入困境的出口企业就是因为很难贷到款而纷纷倒闭。 失业率升高:由于很多出口企业陷入困境或是已经倒闭，使得最近工人阶级日子有点难熬。 通货膨胀:由于人民币快速甚至是疯狂的升值和央行的高存款利率导致大量国际上的热钱大量流入中国引起通货膨胀最终导致物价升高 考虑到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继续发展，“三过”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尽管正在或逐步接近经济周期的顶部区域，但地方政府的内在投资冲动仍十分强，另外受政府换届效应及对奥运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等因素的作用，2008年经济增长可能会进一步高涨，因此，在继续保持总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健性和连续性下，要适当加大货币政 策的紧缩力度，特别是要防止实体经济偏热与虚拟经济偏热的相互强化，形成全面过热的风险。具体的政策建议为: 续抑制投资 结构性调整 要认识到继续抑制投资增长的重要性。2005年之前出口增长是以外部拉力为主，而2006年以来出口增长是以推力为主，强大的推力和拉力的结合是导致2006年以来出口顺差过大的主要原因，推力增大主要是因为投资增长持续偏热，导致工业产能的集中释放，外部失衡是因为内部失衡。抑制投资增长是解决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的关键。要通过继续小幅升息和发行中长期公共债券的措施抑制房地产和工业的投资;完善信贷结构性调整政策，加大对房地产及相关高耗能产业的信贷收缩力度，同时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 价格调控 价格调控的重点是房价而不是物价，同时加强物价监管和调节。今年二季度以来的价格大幅回升是结构性的，并不会导致全面的通货膨胀，影响经济增长稳定和金融危险的价格因素主要是房价的长期过快增长，而不是物价，对股市过热的调控也相对容易，将产业升级与资本市场加快发展结合起来，并配合以合适的金融调控政策，股市会保持稳健增长。价格调控的重点是房价，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主要是要调整房地产政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住房基本政策是只鼓励家庭拥有一套住房，而对投资性住房采取较严厉的抑制政策，同时限制外籍人员购买住房;二是加大税收调节作用，尽快出台征收不动产税政策，促进“卖房”;三是对购买第二套以上住房采取严厉的金融抑制政策，将购买第二套以上住房的首付提高到40%以上，并将其利率调整大幅提升，以抑制住房的投资需求。同时，要加强物价的监管和调节。严肃查处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三类不正当价格行为，有关政府部门要及时监测国内外粮油等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同时做好粮、油、肉、蛋、奶等主要食品的生产、供应和价格稳定工作。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等价格的大幅上涨对城乡低收入居民形成较大的支出压力。要建立对困难群体补贴的长效机制，可以将对困难群体的生活补贴分成两块，一是常规部分，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二是根据基本生活品非正常价格变动情况，对困难群体进行相应的直接补贴。 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流动性过剩，为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了十分好的条件。央行主要是管基准利率的稳定及其合理变化，其他利率逐步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应逐步缩小存贷款利息差，减弱商业银行利润对利差和贷款规模的依赖，从而有效地抑制商业银行过强的贷款扩张冲动，同时，鼓励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要打破目前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减弱人民币升值固化的预期是金融政策最迫切的任务。 继续调低出口退税率 继续调低出口退税率，加快外资政策的合理调整。建议进一步降低总体出口退税率水平，重点是降低加工贸易出口退税率，鼓励一般贸易中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出口，总体原则是鼓励出口的政策应与鼓励产业升级的政策一致，重点鼓励升级型的重化工业品出口。加快转变引资观念，逐步减弱地方政府的“引资偏好”，淡化对引资的数量考核指标，促进引资从行政引资、追求外资规模，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引资转变。尽快取消外资在各地享受的各种“超国民待遇”，统一内外资政策，加快形成内外资企业政策一致、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对外资的政策优惠要与产业政策紧密结合，应把实行普遍优惠转变为实行差异优惠，制定和实施优惠政策的权限应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鼓励引入技术辐射能力强、吸收就业能力强、资源节约型的外资企业，鼓励外资投向农业、高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环保和服务业等产业，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
这个很简单
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中国零售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随着外资的大举进入，零售业发展表现为规模迅速提升、新旧业态并存发展、市场集中度和零售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但是，中国零售业仍然存在规模偏小、快速膨胀式扩张等问题。今后，中国零售业的发展趋势体现为走规模化经营道路、新型零售业态进一步发展等。关键词：对外开放特点问题发展趋势中国零售业发展现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流通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中国零售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到2003年，批发零售业商品零售额达到37693亿元，比1991年增长5倍，年平均增长15%；到2003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5842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5倍。在行业规模迅速提升的同时，中国零售业的业态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单一的百货商店为主导的业态结构，发展为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仓储商店、专业商店并存的多元化业态结构。自2004年12月11日开始，我国零售业市场全面开放，这也使得外资零售企业大量进入我国，这直接影响着中国零售企业积极引进、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治理方法和经营理念，使中国零售业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具体看来，中国零售业的特点表现为：零售业规模迅速提升200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5842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5倍。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29777亿元，年均增长17%；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16065亿元，增长13%。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37693亿元，增长15%；餐饮业零售额6066亿元，增长123%；其他行业零售额2083亿元，增长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部分商品的零售额增长十分迅猛，成为零售市场上的一些亮点。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销售额中，汽车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5%，通信器材类增长9%，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3%，家具类增长2%。从零售百强企业来看，商品销售额和商品销售的平均规模快速增长。与2001年的相比，2002年百强零售企业的商品销售总额增长6%，商品零售额增长8%，零售增长速度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3%。2002年零售企业百强平均每家企业商品销售总额为95元人民币，零售额为13亿元，比2001年分别高53亿元和1亿元。新旧业态并存发展对外开放以前，中国零售市场长期保持着百货商店一统天下的单一格局，百货商店的市场份额达到60%以上。对外开放以来，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和零售市场竞争的加剧，大型综合超市、超级市场、便利店、专业店、专卖店、家居中心、仓储商店等新型零售业态得到快速发展，成为中国零售业规模扩大的主要动力。在2003年零售企业百强中，以超级市场、专业商店等新型零售业态为主的零售企业已占47%，其商品销售总额同比增长2%，比以百货店业态为主的零售企业的增速高4％。尽管受到新型零售业态的巨大冲击，百货商店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了一个调整和转型期，并继续保持着中国零售市场的主要业态地位。百货店将原有的中低档商品和五金家电等商品会分流出去，专注做精品化、品牌化、高毛利、低周转的百货，体现百货公司的层次感、时尚感，引领时尚变化的潮流。百货零售企业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仍在稳步增加，其发展的绝对速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在2003年中国零售百强企业中，百货类企业仍占53%，百货商店仍然是中国零售业的重要力量。市场集中度提高对外开放以来，中国零售百强企业迅速成长，市场份额逐步向优势企业集中。2001年，零售百强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06%，2002年提高了87个百分点，达到93%。2003年中国零售百强企业实现销售额达8亿元，比2002年提高2%，占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比2002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2002年排名前十位零售企业商品销售总额占零售企业百强商品销售总额的比重为8%，比2001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零售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不仅发挥了稳定市场的作用，还将带来工业、商业、消费者三者关系的调整。零售业现代化水平提高近年来，中国零售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除了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零售业态发展较快外，更重要的是先进流通经营与治理技术得到快速推广。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推广先进流通经营与治理技术，发展现代流通，大中型商场90%以上都建立了销售时点治理系统，50％以上大中型商场应用了条形码技术，一大批零售企业建立了治理信息系统，积极应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和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治理水平，降低了流通费用。一批现代化水平较高的零售企业应运而生。外资大举进入据统计，从1992年开始，截至2003年9月，全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约30亿美元，批准设立外资商业企业264家，分店2200多个，分布在国内20多个省市，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世界前50名大型零售商大多数已在中国占领了一席之地，知名的零售业巨头如美国的沃尔玛、法国的家乐福、德国的麦德龙、日本的伊藤洋华堂等，已经逐步在我国形成了一定的网络规模。1998年，外资零售企业的零售额占全国零售总额的比重大约为5%，2000年增长至3%左右。
08年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从全球通胀升温不止到华尔街金融风暴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世界经济出现二战以来首次负增长，贸易出现大幅度下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正日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容忽视。正确认识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势，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与力度，增强政策的弹性和灵活性，对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形势2010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养精蓄锐、调整力量的转折点，在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和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下，世界经济复苏势头较为强劲，发达国家探底企稳，发展中和新兴国家稳步回升。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进步继续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发达经济体财政赤字攀高，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严峻、迪拜及希腊债务危机等也一再表明：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2011年，尽管国际经济环境短期向好，但是各国经济刺激计划基本结束，世界经济、贸易和工业生产难以保持2010年的反弹性增长，增速可能明显放缓；就业、债务、通胀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可能继续释放，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也可能进一步分化。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不足，发达经济体私人需求乏力，美国继续受失业困扰，欧元区面临财政紧缩压力，日本则继续面临通缩压力，发展中经济体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对于我国而言，这些新变化、新格局都意味着新的挑战，同时也蕴含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其一，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我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随着金融危机缓解和世界经济复苏，国际社会在危机之初所展现的协作精神有所动摇，一些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观点和做法日益凸显，有的国家口头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行动上则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经济体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脱离全球经济，单靠自身力量来求得发展，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世界经济还比较脆弱，就业机会还不多，失业率比较高，如果各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格局将发生重大改变，世界经济复苏面临危机，我国对外贸易受到巨大挑战。其二，我国产业结构受到了来自美欧国家的高端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低端挤出。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欧洲等国家是靠金融扩张来支持赤字消费的，他们出口高科技产品，然后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老百姓靠信贷消费。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大于国内需求，生产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只能依赖出口。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去杠杆化，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由此减少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加大了我国出口压力。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洪都拉斯、越南、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也纷纷打入欧美市场，他们利用比我国更加低廉的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比我国成本更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替代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势头，就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替代“亚洲四小龙”一样。其三，我国面临着经济下行和通胀压力上升并存的局面。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比较平稳，投资仍是经济增长的主力，但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由松趋紧、出口增速回落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同去年相比，经济增速呈现出小幅回落的趋势，GDP同比增速“前低后高”。而且从去年底开始，我国国内食品价格涨势接连启动，直至目前为止，推动物价上涨的诸多因素依然存在：货币持续超发；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输入型通胀压力和“热钱”流入不减。这将使得通货膨胀呈现出长期化趋势。据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透露，经过金融危机的调整，我国的货币存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居全球首位，货币存量与GDP的比重达到200%。他还表示，货币供应超量将导致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形成泡沫，一旦形成的泡沫突然间破裂，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其四，我国就业的总量性和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骤然爆发，异常尖锐。作为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交汇到一起，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再加上金融风暴的侵袭，企业岗位大量流失，大批农民工失去原有的工作，新增劳动力就业渠道堵塞，加剧了大学生及其他群体的就业困难。不仅如此，应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局面，常态下解决就业的措施明显不足，必须依靠宏观与微观、应急和长效、直接与间接等多种组合性政策措施和渠道来解决。三、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首先，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仍是我国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同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短缺资源则可以通过国际交换而得到弥补。而且一国要发展经济不应只注重其经济总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追求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变革，参与全球化就使得我国可以直接利用较先进的科技成果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在较高的起点上发展经济，绕过传统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发挥“后发优势”，在建立现代经济结构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绿色产业在全球的兴起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契机。发展新兴绿色产业不仅有利于我国保护环境、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和推动产业升级，而且由于其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为我国赶上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发展步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供了良好契机。此外，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的发展潜力巨大，为我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市场需求创造了机会。最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然而，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仍然不高，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长期处于被动地位。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此消彼长，主要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而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还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这有利于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实现长远发展目标。四、结语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下，我国面临的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准确判断未来走势，增强忧患意识，从变化着的形势中捕捉和把握难得的发展机遇，在逆境中发现和培育积极因素，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变经济波动期为发展机遇期，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其实我也需要这个文章！但是照抄零分啊！！！怎么破？
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随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大战前的军事争夺，转向全方位的竞争、协调与合作。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呈现相当稳定的状态。尽管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依然存在，但这种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矛盾和斗争不再表现在军事领域，而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因此，战争可以避免。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出现了相对缓和的状态。二战后，新科技的重大发明与发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改良措施，增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所有这些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段时期内难以实现。再次，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随着前者的独立和解放而出现了新的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已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矛盾。世界基本矛盾和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而深刻变化使得时代主题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战后世界矛盾的发展变化。二战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两种制度、三种类型的国家。他们之间关系的问题构成了当今世界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这三类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国家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第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和全球战略部署没有完成，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竞相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从总体上看，双方势均力敌，并且都大到了足以毁灭对方多次的杀伤力水平，从而形成了“核恐怖均势”状态。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不会有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世界各国人民再也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战争，渴望世界永久和平。因此，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强烈愿望。二战后出现的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四、科学技术已取代战争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二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另外，科技革命还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创造了大量新产业。二战后的国家现实表明，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所获取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通过战争获取的经济利益。第五、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问题。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共同的利益的存在推动着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发展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它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随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大战前的军事争夺，转向全方位的竞争、协调与合作。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呈现相当稳定的状态。尽管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依然存在，但这种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矛盾和斗争不再表现在军事领域，而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因此，战争可以避免。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出现了相对缓和的状态。二战后，新科技的重大发明与发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改良措施，增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所有这些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段时期内难以实现。再次，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随着前者的独立和解放而出现了新的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已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矛盾。世界基本矛盾和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而深刻变化使得时代主题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战后世界矛盾的发展变化。二战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两种制度、三种类型的国家。他们之间关系的问题构成了当今世界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这三类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国家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第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和全球战略部署没有完成，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竞相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从总体上看，双方势均力敌，并且都大到了足以毁灭对方多次的杀伤力水平，从而形成了“核恐怖均势”状态。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不会有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世界各国人民再也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战争，渴望世界永久和平。因此，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强烈愿望。二战后出现的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四、科学技术已取代战争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二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另外，科技革命还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创造了大量新产业。二战后的国家现实表明，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所获取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通过战争获取的经济利益。第五、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问题。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共同的利益的存在推动着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发展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它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