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收入古书3461种，79309卷，装订成36000余册，历时10年，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编成，是我国最大的一部文献丛书。另外还编有《四库全书》考证100卷，《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该书内容广博，保留了不少古代典籍，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
《四库全书》涵盖的范围超级广，包括了史、哲、理、工、农、医等，是当时的文化的一种总结。因为这本书囊括了3000多种书，工程量太大了，在当时的印刷技术下，还需要多人同时抄写。
台湾商务印书馆于上世纪80年代曾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据此本在内地印行。文渊阁《四库全书》印出后，确为教学、研究带来很大的方便，特别是《四库全书》中保存的300多种《永乐大典》辑佚本，能面于世，就更有用。现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这确是新世纪一件浩大的出版工程。鉴于已有文渊阁本出版，可能会有读者提出：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如何？我们现在出版这样一部大书，有何实际文化意义？ 按《四库全书》的编纂，于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提出，第二年二月正式建立四库全书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底，第一部《四库全书》，即文渊阁本，正式修成，历时九年。此后，又陆续缮写三部，即文溯阁本（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文源阁本（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文津阁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可以注意的是，文津阁本是北方四阁本最后一部抄成的，且距第一部文渊阁本成书有三年之久，这其中当会有所正补（参见后所举数例）。 另可注意的是，《四库全书》在成书后，曾作过两次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的起因都是从文津阁本开始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清高宗在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本贮藏地），于消闲时翻检此书，发现有讹误，于是下令全面复查。五十六年（1791）七月，高宗在避暑山庄又发现已经复查的文津阁本，扬雄《法言》卷一首篇竟有空白二行，大为生气，又再次下令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文津阁本都是由总纂官纪晓岚（昀）亲自带领有关人员进行的。 除北方四阁本外，乾隆又下令再抄写三份全书，分别庋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应当说，这七部书，保存最稳妥的还是文津阁本。藏于圆明园的文源阁本，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烧毁圆明园，文源阁本也即全部毁灭。太平天国战事起，扬州文汇阁本、镇江文宗阁本全部焚烧，杭州文澜阁本也烧、散大半。其他如文溯阁本、文渊阁本则有几次搬迁，唯独文津阁本自1914年迁至北京，后藏于京师图书馆，80年代移至北京图书馆新馆，长时期未经移动。正因如此，也就引起重视，其他三阁本曾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抄补。如1917年，时尚贮存于清内务府的文渊阁本，经检查，有9种书缺佚，共缺23卷，就据文津阁本补抄。1934年，藏于沈阳的文溯阁本，也发现有缺卷，就特地派人到北京，据文津阁本补抄了《挥麈录》等三书。至于杭州文澜阁，被毁后，则据文津阁本补了更多。可见文津阁本在历史上已起了相当大的文献补辑作用。 也正因如此，20世纪前期，文津阁本就受到学者的重视。1920年，前辈知名学者陈垣就曾亲自对文津阁本进行清查，统计全部收书3462种，列有103架，6144函，36277册，2291100页。陈垣先生还细阅文津阁本所收书的提要，发现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不少差异，因此与几位学者共同撰写《景印四库全书提要缘起》一文，建议将文津阁本的提要汇集影印出来。这可以说是提议影印文津阁本的首例，至今已有八十多年。 遗憾的是，文津阁本以善本贮存于图书馆，不对外开放，一般研究者无法借阅，因此长时期来对文津阁本，只能仰而慕之，不能阅而研之。好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杨讷先生提议并主持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原书核对录异的工作，核对从集部开始，后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共15册，二百余万字。据该书统计，文渊阁本集部共收书1273种，其中与文津阁本有差异的有788种，而宋代诗文集，文渊阁本失收、可据文津阁补入的，有1160条，涉及118种书。后台湾研究宋史的学者黄宽重，曾据此《补遗》一书，撰写一文：《文津阁本宋代别集的价值及其相关问题》。黄氏仔细将《补遗》与影印文渊阁本核对，发现《补遗》也有疏忽，提出《补遗》所收的宋人诗文，实际上有些已收于文渊阁本，不过卷次不同，而为编者重复收录。但他认为《补遗》所辑的大部分，确是文渊阁本所缺的，因此以为：“文津阁本宋代文集的部分，保留了不少各书作者个人生平事迹及诗文的评论资料，对研究各文集的作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讯；此外文中也保留许多对研究宋代史事有所助益的史料，显示文津阁本的史料价值。” 在举宋人例子以前，我想先举两个唐代的例子，从这两个例子，人们确可看出，文渊阁本的确有疏漏。如晚唐时与李商隐齐名的诗人杜牧，其《樊川文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集部别集类，著录为二十卷，另外集一卷、另集一卷，并注云“内府藏本”，文渊阁本的《樊川文集》提要，与《总目》同。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于1978年出版陈允吉点校本，其卷次也与《总目》同，所据为《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本，可见自宋流传以来各本均大致相同。但现在印出的文渊阁本，《樊川文集》却只有十七卷，外集、别集也没有，杜牧的诗全部失收，杜牧文未收的也有七篇。前面说过，《四库全书》在乾隆时曾复查过两次，而文渊阁本这两个明显的缺失却未经查出。又如，中晚唐诗人许浑，《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诗集《丁卯集》，为正集二卷、续集二卷、续补一卷、集外遗诗一卷，注谓“江苏巡抚采进本”。文津阁本所收与《总目》同（参《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附录一，热河总管世纲等所奏文津阁本书目）。但文渊阁本所收只正集二卷、补遗一卷。与此类似的，《四库全书总目》于集部诗文评类著录有唐司空图《诗品》一卷，但文渊阁本无此书。现经查核，文津阁本也无，这种编纂疏失也值得研究。 宋人文集，文津阁本可补的就更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这里只举几个明显有史料价值的例子，如吕陶《净德集》，《宋史·艺文志》载为六十卷，后失传，修《四库》时据《永乐大典》辑佚为三十八卷。今文津阁本的《净德集》有《周居士墓志铭》，记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之父周原的生平事迹，从中可了解周邦彦的家世及周邦彦本人的行事，很有史料价值，但此文却为文渊阁本失收。也正因此，现在人所编的有关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也未收周原，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及现代学者关于周邦彦的传记著作也都未涉及。这是很可惜的。又如与欧阳修同撰《新唐书》的宋祁，其所著《景文集》，也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据杨讷等所辑《补遗》，其收录的诗文，有481篇为文渊阁本失收，这是宋人文集中较为突出的。尤可注意的是，前些年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全宋文》，曾据文渊阁本所有辑录，但当时还未能检阅文津阁本。据台湾学者黄宽重复核，《全宋文》宋祁文失收的还有394篇。又据黄氏校核，文津阁本还可补正1984年出版的孔凡礼校辑本汪元量《湖山类稿》22条。可见文津阁本对我们现代从事古籍整理与专题研究，将提供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 文津阁本可补正文渊阁本，文渊阁本也可补正文津阁本的。文溯阁本当也有自己的特点。以后文津阁本全部印出，必将再次推动四库学的研究。望采纳
因为《四库全书》非常重要,乾隆要动用四千余人进行编修才来得及制作。 《四库全书》非常重要,它的文献价值独一无二。
台湾商务印书馆于上世纪80年代曾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据此本在内地印行。文渊阁《四库全书》印出后，确为教学、研究带来很大的方便，特别是《四库全书》中保存的300多种《永乐大典》辑佚本，能面于世，就更有用。现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这确是新世纪一件浩大的出版工程。鉴于已有文渊阁本出版，可能会有读者提出：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如何？我们现在出版这样一部大书，有何实际文化意义？ 按《四库全书》的编纂，于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提出，第二年二月正式建立四库全书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底，第一部《四库全书》，即文渊阁本，正式修成，历时九年。此后，又陆续缮写三部，即文溯阁本（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文源阁本（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文津阁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可以注意的是，文津阁本是北方四阁本最后一部抄成的，且距第一部文渊阁本成书有三年之久，这其中当会有所正补（参见后所举数例）。 另可注意的是，《四库全书》在成书后，曾作过两次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的起因都是从文津阁本开始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清高宗在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本贮藏地），于消闲时翻检此书，发现有讹误，于是下令全面复查。五十六年（1791）七月，高宗在避暑山庄又发现已经复查的文津阁本，扬雄《法言》卷一首篇竟有空白二行，大为生气，又再次下令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文津阁本都是由总纂官纪晓岚（昀）亲自带领有关人员进行的。 除北方四阁本外，乾隆又下令再抄写三份全书，分别庋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应当说，这七部书，保存最稳妥的还是文津阁本。藏于圆明园的文源阁本，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烧毁圆明园，文源阁本也即全部毁灭。太平天国战事起，扬州文汇阁本、镇江文宗阁本全部焚烧，杭州文澜阁本也烧、散大半。其他如文溯阁本、文渊阁本则有几次搬迁，唯独文津阁本自1914年迁至北京，后藏于京师图书馆，80年代移至北京图书馆新馆，长时期未经移动。正因如此，也就引起重视，其他三阁本曾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抄补。如1917年，时尚贮存于清内务府的文渊阁本，经检查，有9种书缺佚，共缺23卷，就据文津阁本补抄。1934年，藏于沈阳的文溯阁本，也发现有缺卷，就特地派人到北京，据文津阁本补抄了《挥麈录》等三书。至于杭州文澜阁，被毁后，则据文津阁本补了更多。可见文津阁本在历史上已起了相当大的文献补辑作用。 也正因如此，20世纪前期，文津阁本就受到学者的重视。1920年，前辈知名学者陈垣就曾亲自对文津阁本进行清查，统计全部收书3462种，列有103架，6144函，36277册，2291100页。陈垣先生还细阅文津阁本所收书的提要，发现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不少差异，因此与几位学者共同撰写《景印四库全书提要缘起》一文，建议将文津阁本的提要汇集影印出来。这可以说是提议影印文津阁本的首例，至今已有八十多年。 遗憾的是，文津阁本以善本贮存于图书馆，不对外开放，一般研究者无法借阅，因此长时期来对文津阁本，只能仰而慕之，不能阅而研之。好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杨讷先生提议并主持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原书核对录异的工作，核对从集部开始，后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共15册，二百余万字。据该书统计，文渊阁本集部共收书1273种，其中与文津阁本有差异的有788种，而宋代诗文集，文渊阁本失收、可据文津阁补入的，有1160条，涉及118种书。后台湾研究宋史的学者黄宽重，曾据此《补遗》一书，撰写一文：《文津阁本宋代别集的价值及其相关问题》。黄氏仔细将《补遗》与影印文渊阁本核对，发现《补遗》也有疏忽，提出《补遗》所收的宋人诗文，实际上有些已收于文渊阁本，不过卷次不同，而为编者重复收录。但他认为《补遗》所辑的大部分，确是文渊阁本所缺的，因此以为：“文津阁本宋代文集的部分，保留了不少各书作者个人生平事迹及诗文的评论资料，对研究各文集的作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讯；此外文中也保留许多对研究宋代史事有所助益的史料，显示文津阁本的史料价值。” 在举宋人例子以前，我想先举两个唐代的例子，从这两个例子，人们确可看出，文渊阁本的确有疏漏。如晚唐时与李商隐齐名的诗人杜牧，其《樊川文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集部别集类，著录为二十卷，另外集一卷、另集一卷，并注云“内府藏本”，文渊阁本的《樊川文集》提要，与《总目》同。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于1978年出版陈允吉点校本，其卷次也与《总目》同，所据为《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本，可见自宋流传以来各本均大致相同。但现在印出的文渊阁本，《樊川文集》却只有十七卷，外集、别集也没有，杜牧的诗全部失收，杜牧文未收的也有七篇。前面说过，《四库全书》在乾隆时曾复查过两次，而文渊阁本这两个明显的缺失却未经查出。又如，中晚唐诗人许浑，《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诗集《丁卯集》，为正集二卷、续集二卷、续补一卷、集外遗诗一卷，注谓“江苏巡抚采进本”。文津阁本所收与《总目》同（参《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附录一，热河总管世纲等所奏文津阁本书目）。但文渊阁本所收只正集二卷、补遗一卷。与此类似的，《四库全书总目》于集部诗文评类著录有唐司空图《诗品》一卷，但文渊阁本无此书。现经查核，文津阁本也无，这种编纂疏失也值得研究。 宋人文集，文津阁本可补的就更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这里只举几个明显有史料价值的例子，如吕陶《净德集》，《宋史·艺文志》载为六十卷，后失传，修《四库》时据《永乐大典》辑佚为三十八卷。今文津阁本的《净德集》有《周居士墓志铭》，记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之父周原的生平事迹，从中可了解周邦彦的家世及周邦彦本人的行事，很有史料价值，但此文却为文渊阁本失收。也正因此，现在人所编的有关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也未收周原，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及现代学者关于周邦彦的传记著作也都未涉及。这是很可惜的。又如与欧阳修同撰《新唐书》的宋祁，其所著《景文集》，也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据杨讷等所辑《补遗》，其收录的诗文，有481篇为文渊阁本失收，这是宋人文集中较为突出的。尤可注意的是，前些年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全宋文》，曾据文渊阁本所有辑录，但当时还未能检阅文津阁本。据台湾学者黄宽重复核，《全宋文》宋祁文失收的还有394篇。又据黄氏校核，文津阁本还可补正1984年出版的孔凡礼校辑本汪元量《湖山类稿》22条。可见文津阁本对我们现代从事古籍整理与专题研究，将提供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 文津阁本可补正文渊阁本，文渊阁本也可补正文津阁本的。文溯阁本当也有自己的特点。以后文津阁本全部印出，必将再次推动四库学的研究。望采纳
说到百科全书，想必大家都非常了解，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百科全书，那便是编撰于明朝永乐年间的典籍——《永乐大典》。这本书囊括了我国的天文、地理、戏剧和工艺等多方面的文化典藏，可谓是一部集古代文化典籍于大成的旷世著作。然而，不幸的是，《永乐大典》正本尚不能确定是否存世，并且，副本遗存不到十分之一。相较大家所熟知的《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的知名度显然更高，但是，这两本无疑都是中国古代最具知名度的百科全书。今天，就来聊一聊，它们在古代书籍的保护和流传工作中，都发挥了什么作用。明成祖统治时期，曾下令编撰《永乐大典》，并命解缙和姚广孝作为主要的编撰人，参与修订。作为中国第一部内容较为完备的百科全书文集，这本书包括目录在内共有22937卷，11095册，约7亿字，汇集了我国古代七八千种图书。正因为这部典籍的制定，使得我国明朝之前的文献，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其中，包括14世纪之前的文学、地理和宗教等相关文献。而这，也使得中国古代的光辉文化成就，得以被世人所见证。《永乐大典》的编制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从永乐二年正式开启编制工作后，仅定稿就耗费了三年，而到永乐六年才完成了整本的编撰工作。另外，参与编制的人员数量，也非常巨大，从朝廷的文官到宿学的大儒学家，共计16万人。可见，编制这部大典工作之繁琐。据史料的记载，永乐年间虽然完成了整套的编撰工作，但是，却一直没有抄录副本。一直到嘉靖年间，《永乐大典》才有了如今为人所知的副本。可见，这部大典的内容之繁杂。但是，如此耗费人力财力的《永乐大典》，却在明朝末年遗失了。而仅存的副本，也在战火中丢散。如今，只剩下流散于世界各地的副本。而这本书，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上拥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国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曾在其“百科全书”类条目中，记载了中国明朝的《永乐大典》，还盛赞其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可见，其影响之深远。而如今，同样为人所知的《四库全书》，则是在清朝年间被编撰完成的。当时，乾隆命令由纪昀及三百多位大臣和学者负责编著。另外，还下令3800多人负责抄写，共编撰了近十三年。所以，这本书耗费的人力和钱财，可以说是与《永乐大典》相当的。《四库全书》的整套，分为了经、史、子、集四部分，使得这部典籍，也因此得名为“四库”。全书总计3500多册，共计9万卷，囊括的字数约为8亿字，比之前的《永乐大典》更甚。之前，所说的《永乐大典》正本，在明末就已经遗失。可能因为此事的影响，所以，当时的乾隆皇帝就命人抄录了7部《四库全书》。而且，全部被分开在全国各地保存，这样便避免了遗失的问题。当时，这部分抄录的《四库全书》副本中，有4部都分别被存放在了紫禁城、辽宁沈阳、圆明园，以及河北承德。而后边抄录的3部，则被储存在了扬州、镇江和杭州，使得这7部所存放的地方，也被称为“北四阁”和“南三阁”。因为乾隆皇帝对典籍的保护，如今流传下来的副本，就有三套半之多。但是，令人惋惜的是，因为乾隆皇帝的缘故，文史大臣在整理古代文献资料的时候，销毁了很多对清朝不利的文献，而且，一些含有政治敏感词语的典籍，也被纂改得面目全非。所以，编撰《四库全书》的过程，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毁书”的过程。因此，这部典籍也被笑称为“四库毁书”。除此之外，这部典籍中呈现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希望我们能看到的，并不能完全作为研究古代文献的参考典籍。当然，仅仅纂改古籍还不够，乾隆还对那些遗存的文献进行了销毁。在编撰过程中销毁的书籍，差不多有一万三千多卷，而焚毁的书籍数量，则达到了十五万册。可见，其为了删除对清朝不利的历史记载，乾隆可谓是绞尽了脑汁。当时，清朝的文史大臣还在乾隆的命令下，对明朝遗存的档案，进行了系统性的销毁。其中，主要为天启和崇祯时的兵部档案，以及少量关于洪武、宣德以及万历年间的官方文书。最后，导致关于明朝的1000万份历史档案全部灭失。当然，除了销毁当时遗存的档案之外，清朝还对残余的书籍进行了纂改。所以，乾隆编制《四库全书》在一定程度上，断送了中国古代的部分文化遗产。另外，乾隆当时销毁的不仅有关于清朝的不利言论，甚至将涉及契丹、女真和蒙古等的文字，都进行了纂改。当时，在编撰《四库全书》的高压背景下，全国当作禁书被缴获的书籍就达到了三千多种，共计十五万多部。并且，采用焚毁方式清除的书籍超过了七十万部，以至于，销毁的书籍与编撰《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数量相当，真不知是中华文化的幸还是不幸。在乾隆皇帝领导下的《四库全书》编撰工作，也因为篡改而出现了许多的笑话。诸如：辛弃疾在《永遇乐·千古江山》中本是“人道寄奴曾住”，最后，竟被文史大臣们改成了人道“宋主曾住”。当时，大臣们觉得“寄奴”二字太像“奴才”了，所以，站在自己的角度，以别扭的名义给改掉了。而这，足以见其对历史的“传承”，已经到了随意纂改的地步，根本毫无尊重可言。如今，《四库全书》还保留的特别完好，但是，其呈现给我们的中华历史文化，几乎如同上了“滤镜”一般，虽可鉴赏，但是，却千万不能当作真实的历史文献去研究和评鉴。而《永乐大典》则不同，其在编撰修订古籍文献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如实写入。所以，对当代社会来说具有更高的历史参考价值。说到这里，大家对这两部典籍，就有了非常全面的认识。其中，谁在保护古代文献，谁又在毁灭历史的真实面貌，想必已经明了。
我认为永乐大典的价值更高一些，永乐大典编纂过程中是对以前文化的专一种整理保护发属扬，而四库全书我认为就是乾隆皇帝的政绩工程，虽然号称也保护了以往文化，但你可以看看，为了编纂这部书，毁了多少经典，有多少是稀世孤本，为了达到皇帝要的效果，里面有多少东西进行了篡改，与其说是发扬、整理以前的经典，还不如说是一场文化灾难
《四库全书》非常重要，它的文献价值独一无二。乾隆要动用四千余人进行编修才来得及制作，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此举。这本书囊括了3000多种书，在当时的印刷技术下，还需要多人同时抄写。
”。《四库全书》收入古书3461种，79309卷，装订成36000余册，历时10年，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编成，是我国最大的一部文献丛书。另外还编有《四库全书》考证100卷，《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该书内容广博，保留了不少古代典籍，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的规模庞大的百科丛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编排，并以唐玄宗于两都(长安及洛阳)分建四库贮藏四部典籍而定名。它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前期的历代主要典籍，共收书3461种、79309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15类；“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05类。总共44类。《四库全书》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 《四库全书》的编纂从乾隆三十八年 (公元1773年) 二月开始后，乾隆四十六年 (公元1781年) 十二月第一部修成（即为后世之文渊阁本），到乾隆五十二年 (公元1787年) 六月，先后完成七部，历时十五年，以后校对错误缺漏，补充一批书籍入内，乾隆五十八年 (公元1793年) 编纂工作全部告竣。 《四库全书》是世界文明历史上最博大、最宏伟的宝藏之一，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四库全书》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弘扬大业的“传世国宝”。 为了纂修《四库全书》，由皇帝“御批监制”，由乾隆第六子永瑢统领，官员多达三百六十人，包括总裁于敏中、总纂官纪昀（纪晓岚）及陆锡熊、总校官陆费墀及著名学者如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及姚鼐等。四库馆另有抄胥三千八百多人。他们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 《四库全书》成书后，乾隆帝对其存藏十分重视。他决定仿效 “天一阁”规制，修建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共七座藏书楼。先行缮录的四套《四库全书》分别送藏于紫禁城文华殿后的文渊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史称“内廷四阁全书”（亦称“北四阁”），北四阁《四库全书》专为御览，仅供乾隆帝随时调阅，外人无缘得见。后来，乾隆帝考虑到文人学子读书需要，命将续缮的三套《四库全书》分别送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史称“江浙三阁全书”（亦称“南三阁”）。南三阁《四库全书》均对外开放，而且鼓励文人学子入阁阅览。 《四库全书》庋置各阁不久，清王朝就步入到多灾多难的历史时期。至今的两百年间《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各阁《四库全书》因此经历了坎坷曲折的历史命运。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攻陷镇江，火烧文宗阁，《四库全书》损失惨重。后镇江文宗阁与扬州文汇阁的《四库全书》又毁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兵火。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虽然免遭兵火厄运，但其中册次也大量散佚。后经补抄，才基本配全，今藏浙江图书馆。内廷四阁的《四库全书》也没能逃过战争的浩劫。 1860 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化为灰烬，翰林院的《四库全书》底本也多被毁坏、流失。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翰林院残存的四库底本被劫掠出境，散藏于英、法各国图书馆中。 1948 年底到 1949 年初，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全面溃败，文渊阁《四库全书》被运往台湾。北四阁《四库全书》饱经苍桑，只有文渊、文津、文溯三阁的藏本基本完整，留存至今。目前它们分别珍藏在台湾省，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 《四库全书》作为完整的一部丛书，它清晰统一的体例，规模的宏大，收罗的全面，资料的丰富，都是其它图书难以比拟的。几乎收罗了从上古至乾隆时代所有的典籍资料，分经史子集详细罗列，有了它，几乎无需再阅读其它文献，就可以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一个全面而且细致的了解。因此，从收罗文献之历史跨度来说，《四库全书》是所有丛书中最长的，因而就单部的丛书来说，它的历史意义也最为深远。 在保存图书方面，《四库全书》亦功不可没。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典籍，至《四库全书》而得以全面地涵盖整理。尤其是相当多已经散佚的图书，因它而有了书名存目，这对全面保存中国文化典籍和保持历史原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还有，《四库全书》辑录并保存了大量散佚民间的《永乐大典》中的图书，且收入时仍保持其原貌，这对我们了解和认识《永乐大典》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库全书》的编纂和问世增强了当时各民族成员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传统的认同度，强化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传统对当时各民族成员的思想整合力。 《四库全书》汇集了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遗产，是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宝库。 《四库全书》最大的价值和功用，就在于保存典籍，传承文化，为学者研究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供完整的文献资料。而研究、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乾隆搞文字狱时令人编撰的，按经史子集四分法分为四部，故称《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收入古书3461种，79309卷，装订成36000余册，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子永瑢负责,任命内阁大学士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三千六百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三千八百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征收准则以阐明性学治法、考核典章、九流百家之言为优先，族谱、尺牍、屏障、寿言、唱酬诗文等等则不在考虑之列。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当时乾隆还规定，凡从坊肆来的，应该付给一定的费用；若是家藏图书，则装裱印刷；如未曾刊刻，则抄本存留。这些书筛选后按“着录书”及“存目书”分别收入，其中“存目书”不录全书，只摘部分内容，而“着录书”则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誊写完成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最后收录的图书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 《四库全书》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黄色。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套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7部，分别贮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有经、史、子、集四部，是乾隆耗时十三年主持编成的丛书。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在清高宗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36000余册，约八亿字 。规模是《永乐大典》的三倍半。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稿完成，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全部完成。乾隆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四库全书》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扩展资料：历史背景文化源流传统学术自身的延续及发展，也在迫切要求当时的目录著作承担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责任，以经学为主的中国学术，历经了近二千年的发展历程，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直到清代汉学，期间渊源流变、兴衰利弊，都需要作出恰当评价。《四库全书》既然要囊括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那么，对传统学术的总结也就责无旁贷，因为传统目录学正是将典籍按照一定的体系加以排纂编次，进而通过文献典籍本身以及分类、编目、序录等方式来反映学术发展历史的。因此，编排历代典籍，总结评判传统学术，就成了《四库全书》编纂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四库全书总目》也就由此应运而生。时代风气四库修书之前，出版业高度发达，典籍充分积累，藏书兴盛，文献整理工作全面展开，汉学成为主流学风。在时代学风下，学者们需要阅读大量藏书，以及许多完整的原著，以征引材料，考证学术源流。而对于自明末以来进入中国的西学，如何对待，到自觉检讨并总结以引导臣民认识西学，确立西学政策的时候了。在这种形势下，需要更大规模的行动，来做一次彻底全面的学术文化总结，也必得政府亲自出面主持方能完成这个任务。而拥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雄才大略的乾隆帝，希冀超迈前人，并且他自己也完全有能力识断、调理文化。 [5] 皇帝自身乾隆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清朝呈现出盛世景象。思想学术文化亟待总结的要求，政治经济的保障，以及乾隆个人的喜好，学术界的呼声，使中国传统的盛世修书在这个时候又展示出巨大魅力，催生出继顺康雍之后再次修纂大型书籍的态势。盛世的宏阔是需要鸿篇巨制来充实的，而清政府也需要完成时代留给自己的使命。四库修书就表面而言，起于三方面。一是周永年自明末曹学佺再倡儒藏说，提倡集合儒书，与释藏、道藏鼎足而立。二是乾隆下诏直省督抚学政征求遗书，汇送京师。三是朱筠、王应采奏请校办《永乐大典》，辑佚书籍。但实际上是学术文化发展到总结时期，以及学术与政治的合力的需要。当然，乾隆想超越父、祖修书之功，尤其是超越祖父《古今图书集成》的私意也是不可忽视的。主要内容《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分经、史、子、集四部分，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编纂人员任职人员：历任正总裁官（16人） 爱新觉罗·永瑢、爱新觉罗·永璇、爱新觉罗·永瑆、刘统勋、刘纶、舒赫德、阿桂、于敏中、英廉、程景伊、嵇璜、福隆安、和珅、蔡新、裘曰修、王际华历任副总裁官（10人） 梁国治、曹秀先、刘墉、王杰、彭元瑞、金简、董诰、曹文埴、钱汝诚、沈初总阅官（15人） 德保、周煌、庄存与、汪廷玙、谢墉、达椿、胡高望、汪永锡、金士松、尹壮图、李绶窦、光鼎、倪承宽、李汪度、朱珪总纂官（3人） 纪昀（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1人） 陆费墀翰林院提调官（22人） 梦吉、祝德麟、刘锡嘏、王仲愚、百龄、张焘、宋铣、萧际韶、德昌、黄嬴、元曹城、瑞保、陈崇本、五泰、运昌、章宝传、冯应榴、孙永清、史梦琦、刘谨之、蒋谢庭、戴衢亨武英殿提调官（9人） 陆费墀、彭绍观、査莹、刘种之、韦谦恒、彭元珫、吴裕德、关槐、周兴岱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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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永乐大典的价值更高一些，永乐大典编纂过程中是对以前文化的专一种整理保护发属扬，而四库全书我认为就是乾隆皇帝的政绩工程，虽然号称也保护了以往文化，但你可以看看，为了编纂这部书，毁了多少经典，有多少是稀世孤本，为了达到皇帝要的效果，里面有多少东西进行了篡改，与其说是发扬、整理以前的经典，还不如说是一场文化灾难
说到百科全书，想必大家都非常了解，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百科全书，那便是编撰于明朝永乐年间的典籍——《永乐大典》。这本书囊括了我国的天文、地理、戏剧和工艺等多方面的文化典藏，可谓是一部集古代文化典籍于大成的旷世著作。然而，不幸的是，《永乐大典》正本尚不能确定是否存世，并且，副本遗存不到十分之一。相较大家所熟知的《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的知名度显然更高，但是，这两本无疑都是中国古代最具知名度的百科全书。今天，就来聊一聊，它们在古代书籍的保护和流传工作中，都发挥了什么作用。明成祖统治时期，曾下令编撰《永乐大典》，并命解缙和姚广孝作为主要的编撰人，参与修订。作为中国第一部内容较为完备的百科全书文集，这本书包括目录在内共有22937卷，11095册，约7亿字，汇集了我国古代七八千种图书。正因为这部典籍的制定，使得我国明朝之前的文献，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其中，包括14世纪之前的文学、地理和宗教等相关文献。而这，也使得中国古代的光辉文化成就，得以被世人所见证。《永乐大典》的编制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从永乐二年正式开启编制工作后，仅定稿就耗费了三年，而到永乐六年才完成了整本的编撰工作。另外，参与编制的人员数量，也非常巨大，从朝廷的文官到宿学的大儒学家，共计16万人。可见，编制这部大典工作之繁琐。据史料的记载，永乐年间虽然完成了整套的编撰工作，但是，却一直没有抄录副本。一直到嘉靖年间，《永乐大典》才有了如今为人所知的副本。可见，这部大典的内容之繁杂。但是，如此耗费人力财力的《永乐大典》，却在明朝末年遗失了。而仅存的副本，也在战火中丢散。如今，只剩下流散于世界各地的副本。而这本书，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上拥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国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曾在其“百科全书”类条目中，记载了中国明朝的《永乐大典》，还盛赞其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可见，其影响之深远。而如今，同样为人所知的《四库全书》，则是在清朝年间被编撰完成的。当时，乾隆命令由纪昀及三百多位大臣和学者负责编著。另外，还下令3800多人负责抄写，共编撰了近十三年。所以，这本书耗费的人力和钱财，可以说是与《永乐大典》相当的。《四库全书》的整套，分为了经、史、子、集四部分，使得这部典籍，也因此得名为“四库”。全书总计3500多册，共计9万卷，囊括的字数约为8亿字，比之前的《永乐大典》更甚。之前，所说的《永乐大典》正本，在明末就已经遗失。可能因为此事的影响，所以，当时的乾隆皇帝就命人抄录了7部《四库全书》。而且，全部被分开在全国各地保存，这样便避免了遗失的问题。当时，这部分抄录的《四库全书》副本中，有4部都分别被存放在了紫禁城、辽宁沈阳、圆明园，以及河北承德。而后边抄录的3部，则被储存在了扬州、镇江和杭州，使得这7部所存放的地方，也被称为“北四阁”和“南三阁”。因为乾隆皇帝对典籍的保护，如今流传下来的副本，就有三套半之多。但是，令人惋惜的是，因为乾隆皇帝的缘故，文史大臣在整理古代文献资料的时候，销毁了很多对清朝不利的文献，而且，一些含有政治敏感词语的典籍，也被纂改得面目全非。所以，编撰《四库全书》的过程，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毁书”的过程。因此，这部典籍也被笑称为“四库毁书”。除此之外，这部典籍中呈现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希望我们能看到的，并不能完全作为研究古代文献的参考典籍。当然，仅仅纂改古籍还不够，乾隆还对那些遗存的文献进行了销毁。在编撰过程中销毁的书籍，差不多有一万三千多卷，而焚毁的书籍数量，则达到了十五万册。可见，其为了删除对清朝不利的历史记载，乾隆可谓是绞尽了脑汁。当时，清朝的文史大臣还在乾隆的命令下，对明朝遗存的档案，进行了系统性的销毁。其中，主要为天启和崇祯时的兵部档案，以及少量关于洪武、宣德以及万历年间的官方文书。最后，导致关于明朝的1000万份历史档案全部灭失。当然，除了销毁当时遗存的档案之外，清朝还对残余的书籍进行了纂改。所以，乾隆编制《四库全书》在一定程度上，断送了中国古代的部分文化遗产。另外，乾隆当时销毁的不仅有关于清朝的不利言论，甚至将涉及契丹、女真和蒙古等的文字，都进行了纂改。当时，在编撰《四库全书》的高压背景下，全国当作禁书被缴获的书籍就达到了三千多种，共计十五万多部。并且，采用焚毁方式清除的书籍超过了七十万部，以至于，销毁的书籍与编撰《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数量相当，真不知是中华文化的幸还是不幸。在乾隆皇帝领导下的《四库全书》编撰工作，也因为篡改而出现了许多的笑话。诸如：辛弃疾在《永遇乐·千古江山》中本是“人道寄奴曾住”，最后，竟被文史大臣们改成了人道“宋主曾住”。当时，大臣们觉得“寄奴”二字太像“奴才”了，所以，站在自己的角度，以别扭的名义给改掉了。而这，足以见其对历史的“传承”，已经到了随意纂改的地步，根本毫无尊重可言。如今，《四库全书》还保留的特别完好，但是，其呈现给我们的中华历史文化，几乎如同上了“滤镜”一般，虽可鉴赏，但是，却千万不能当作真实的历史文献去研究和评鉴。而《永乐大典》则不同，其在编撰修订古籍文献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如实写入。所以，对当代社会来说具有更高的历史参考价值。说到这里，大家对这两部典籍，就有了非常全面的认识。其中，谁在保护古代文献，谁又在毁灭历史的真实面貌，想必已经明了。
1． 规模亘古未有。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2． 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孤本书籍。“四库“馆臣先后共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500余种，其中380余种收入《全书》，120余种列为《存目》。 对图书分类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乾嘉以后，凡编纂书目者，无不遵循其制度。4． 开创了多层次的古籍编撰和保存工程。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种珍本秘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书》。开馆之初，命馆臣从应抄诸书中撷其精华，编纂《四库全书荟要》。建造南北七阁，大力倡导藏书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尊严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