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体制改革是政改的核心问题要从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和预算开支开始,构建公开、透明、民主和法治的政府财政预算制度。法治民主的核心和骨架是“预算民主”。原来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民主政治,其核心是税收问题,是民主预算问题,或简单说来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要受到民选代表的实质性审议和制约问题。如果我们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宪政目标,而仅仅把政治民主化进程想象为只是在形式上采取一些西方国家通行的“普选制”,这将不能保持我们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的长期增长。
近年来，愈益严峻的“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整体推进的最大“瓶颈”约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适时解决“三农”问题己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进入21世纪以来，政府的确采取了大量的政策调整和改革措施，朝着解决“三农”问题的方向不断的努力。勿庸讳言的是，虽然有局部缓解，但从总体上看，“三农”问题并没有出现根本好转的势头。并且，就在我们花大力气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城乡收入差距还不合理的扩大了。这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为解决“三农”问题所进行的所有政策调整和改革措施是否存在重大偏差和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目前的“三农”问题己经和过去的农业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过去的农业问题主要表现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的诸如粮食产量、农业产业等问题的话，则现在的“三农”问题己经从单纯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演变成一个以收入分配、公平待遇为核心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不是主要由供求关系等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是主要由政策偏差和政府行为的不良偏好所决定的。建国初至今的财政政策偏差是“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农民的末等公民地位是农业和农村不景气的深层原因。只有转变观念，打破城乡藩篱，取消“一国两策”，取消任何形式的身份歧视，给农民以同等的国民待遇，改革不平等的财政体制，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从长远和全局看，要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有必要将尚未彻底完成的农村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降低和取消农业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调节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可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可以发挥财政有效调节资源配置作用；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可以促进农村科技、教育等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村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我国现行的政府预算收支分类体系，是参照原苏联财政管理模式设计的，是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建设型财政管理体制相适应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共财政
“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行为。在国家与财政之间，存在着同生死、共存亡的密切联系。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任何财政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也没有任何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不是财政。由国家所代表的双重身份（即政治权力行使者和国有生产资料所有者）及其双重职能（即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所决定，国家所进行的财政活动局限于两大领域之内:一是提供国家从事行政事务所需要的财力，并且提供社会公众不能有效提供的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产品或服务，两者实际上共同构成了西方财政理论中所指的“公共产品”；二是对国家自身所拥有的经营性财产——国有资本进行宏观价值管理并参与收益分配。前者称为“公共财政”，后者则称为“国有资本财政”，二者之间在活动目的、运作方式和收支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由国家这个共同的财政主体所决定，它们有时又融合于一体，表现出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事实上，公共财政古已有之，财政的“公共性”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从国家和财政的起源和形成上看，财政一开始就是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集团的分配活动，并且服务于该集团的利益，集团的“集体性”或“公共性”首先赋予了财政区别于财务的“私人性”。更为根本的还在于，国家在建立政权以后，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必然要介入社会经济领域，参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一方面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提供社会公众所不愿提供、无力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而由于这些活动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公共需要的，因此，服从于这类活动需要的财政行为就天然具有了“公共性”。在任何社会形态下，国家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资源和财产，即国有资产。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国家或者直接参与经营管理，或者参与间接管理和收益分配活动。不过，国家参与其中一些或全部国有资产的运营，有时并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而是为了提供私人无法有效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弥补私人经济活动的不足，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这种财政活动仍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比如，古今中外由国家或政府组织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就属于这一类。但在此之外，国家对另外一些国有资产进行直接或间接管理，以及参与其中的收益分配活动，则是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国家的这种财政活动领域事实上是私人企业也愿意进入、且能够有效运作的领域；同时这种财政活动在运作方式和作用机制上与私人财务活动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我们称之为“国有资本财政”，以表明其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为目的。应当指出，如果说财政的“公共性”是财政的一般属性的话，那么财政的“盈利性”则只是财政的特殊属性。换句话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公共财政”是国家或政府行为的天然组成部分，“国有资本财政”则并没有在各种社会形态下都存在。比如，西方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模式（或类型）只是单一的“公共财政”，而几乎不存在“国有资本财政”。此外，“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作为理论上的划分，其在社会经济实践中的界限有时还不是十分明晰，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国有经济进行着全面的介入和控制，当时不仅国家财政与国有（营）企业财务没有明确的区分，而且财政的“公共性”也消融于财政的“盈利性”之中，“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融为一体，既要满足全社会的公共需要，又要试图达到国有资产经营上的保值和增值。以财政在分配依据、活动范围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差别为标准，“国家分配论”把财政区分为“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两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财政作为一个整体在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上所显现的各种特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区分历史上由于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不同而采用的不同的财政类型。但是，从财政本质上看，任何财政活动都反映了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一般地，财政本质体现着“国家分配论”的核心和灵魂，而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财政则都反映着财政活动这一现象及其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因此，“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所反映的分别是本质层次和现象层次上的问题，“国家分配论”中也涵盖着公共财政所反映的基本内容，二者之间从根本上说并不相互排斥。
因为这是财政学的基本问题，只有清楚了政府行为的边界，才好进一步去探讨财政的具体内容。这么说吧，就是先明白了“干什么”，才能再讲“怎么干”
财政支出是否有效的调节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
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行为。在国家与财政之间，存在着同生死、共存亡的密切联系。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任何财政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也没有任何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不是财政。由国家所代表的双重身份（即政治权力行使者和国有生产资料所有者）及其双重职能（即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所决定，国家所进行的财政活动局限于两大领域之内:一是提供国家从事行政事务所需要的财力，并且提供社会公众不能有效提供的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产品或服务，两者实际上共同构成了西方财政理论中所指的“公共产品”；二是对国家自身所拥有的经营性财产——国有资本进行宏观价值管理并参与收益分配。前者称为“公共财政”，后者则称为“国有资本财政”，二者之间在活动目的、运作方式和收支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由国家这个共同的财政主体所决定，它们有时又融合于一体，表现出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事实上，公共财政古已有之，财政的“公共性”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从国家和财政的起源和形成上看，财政一开始就是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集团的分配活动，并且服务于该集团的利益，集团的“集体性”或“公共性”首先赋予了财政区别于财务的“私人性”。更为根本的还在于，国家在建立政权以后，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必然要介入社会经济领域，参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一方面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提供社会公众所不愿提供、无力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而由于这些活动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公共需要的，因此，服从于这类活动需要的财政行为就天然具有了“公共性”。在任何社会形态下，国家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资源和财产，即国有资产。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国家或者直接参与经营管理，或者参与间接管理和收益分配活动。不过，国家参与其中一些或全部国有资产的运营，有时并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而是为了提供私人无法有效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弥补私人经济活动的不足，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这种财政活动仍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比如，古今中外由国家或政府组织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就属于这一类。但在此之外，国家对另外一些国有资产进行直接或间接管理，以及参与其中的收益分配活动，则是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国家的这种财政活动领域事实上是私人企业也愿意进入、且能够有效运作的领域；同时这种财政活动在运作方式和作用机制上与私人财务活动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我们称之为“国有资本财政”，以表明其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为目的。应当指出，如果说财政的“公共性”是财政的一般属性的话，那么财政的“盈利性”则只是财政的特殊属性。换句话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公共财政”是国家或政府行为的天然组成部分，“国有资本财政”则并没有在各种社会形态下都存在。比如，西方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模式（或类型）只是单一的“公共财政”，而几乎不存在“国有资本财政”。此外，“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作为理论上的划分，其在社会经济实践中的界限有时还不是十分明晰，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国有经济进行着全面的介入和控制，当时不仅国家财政与国有（营）企业财务没有明确的区分，而且财政的“公共性”也消融于财政的“盈利性”之中，“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融为一体，既要满足全社会的公共需要，又要试图达到国有资产经营上的保值和增值。以财政在分配依据、活动范围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差别为标准，“国家分配论”把财政区分为“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两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财政作为一个整体在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上所显现的各种特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区分历史上由于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不同而采用的不同的财政类型。但是，从财政本质上看，任何财政活动都反映了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一般地，财政本质体现着“国家分配论”的核心和灵魂，而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财政则都反映着财政活动这一现象及其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因此，“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所反映的分别是本质层次和现象层次上的问题，“国家分配论”中也涵盖着公共财政所反映的基本内容，二者之间从根本上说并不相互排斥。
财政体制改革是政改的核心问题要从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和预算开支开始,构建公开、透明、民主和法治的政府财政预算制度。法治民主的核心和骨架是“预算民主”。原来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民主政治,其核心是税收问题,是民主预算问题,或简单说来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要受到民选代表的实质性审议和制约问题。如果我们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宪政目标,而仅仅把政治民主化进程想象为只是在形式上采取一些西方国家通行的“普选制”,这将不能保持我们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的长期增长。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行为。在国家与财政之间，存在着同生死、共存亡的密切联系。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任何财政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也没有任何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不是财政。由国家所代表的双重身份（即政治权力行使者和国有生产资料所有者）及其双重职能（即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所决定，国家所进行的财政活动局限于两大领域之内:一是提供国家从事行政事务所需要的财力，并且提供社会公众不能有效提供的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产品或服务，两者实际上共同构成了西方财政理论中所指的“公共产品”；二是对国家自身所拥有的经营性财产——国有资本进行宏观价值管理并参与收益分配。前者称为“公共财政”，后者则称为“国有资本财政”，二者之间在活动目的、运作方式和收支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由国家这个共同的财政主体所决定，它们有时又融合于一体，表现出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事实上，公共财政古已有之，财政的“公共性”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从国家和财政的起源和形成上看，财政一开始就是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集团的分配活动，并且服务于该集团的利益，集团的“集体性”或“公共性”首先赋予了财政区别于财务的“私人性”。更为根本的还在于，国家在建立政权以后，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必然要介入社会经济领域，参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一方面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提供社会公众所不愿提供、无力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而由于这些活动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公共需要的，因此，服从于这类活动需要的财政行为就天然具有了“公共性”。在任何社会形态下，国家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资源和财产，即国有资产。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国家或者直接参与经营管理，或者参与间接管理和收益分配活动。不过，国家参与其中一些或全部国有资产的运营，有时并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而是为了提供私人无法有效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弥补私人经济活动的不足，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这种财政活动仍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比如，古今中外由国家或政府组织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就属于这一类。但在此之外，国家对另外一些国有资产进行直接或间接管理，以及参与其中的收益分配活动，则是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国家的这种财政活动领域事实上是私人企业也愿意进入、且能够有效运作的领域；同时这种财政活动在运作方式和作用机制上与私人财务活动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我们称之为“国有资本财政”，以表明其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为目的。应当指出，如果说财政的“公共性”是财政的一般属性的话，那么财政的“盈利性”则只是财政的特殊属性。换句话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公共财政”是国家或政府行为的天然组成部分，“国有资本财政”则并没有在各种社会形态下都存在。比如，西方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模式（或类型）只是单一的“公共财政”，而几乎不存在“国有资本财政”。此外，“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作为理论上的划分，其在社会经济实践中的界限有时还不是十分明晰，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国有经济进行着全面的介入和控制，当时不仅国家财政与国有（营）企业财务没有明确的区分，而且财政的“公共性”也消融于财政的“盈利性”之中，“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融为一体，既要满足全社会的公共需要，又要试图达到国有资产经营上的保值和增值。以财政在分配依据、活动范围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差别为标准，“国家分配论”把财政区分为“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两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财政作为一个整体在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上所显现的各种特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区分历史上由于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不同而采用的不同的财政类型。但是，从财政本质上看，任何财政活动都反映了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一般地，财政本质体现着“国家分配论”的核心和灵魂，而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财政则都反映着财政活动这一现象及其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因此，“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所反映的分别是本质层次和现象层次上的问题，“国家分配论”中也涵盖着公共财政所反映的基本内容，二者之间从根本上说并不相互排斥。
财政体制改革是政改的核心问题要从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和预算开支开始,构建公开、透明、民主和法治的政府财政预算制度。法治民主的核心和骨架是“预算民主”。原来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民主政治,其核心是税收问题,是民主预算问题,或简单说来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要受到民选代表的实质性审议和制约问题。如果我们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宪政目标,而仅仅把政治民主化进程想象为只是在形式上采取一些西方国家通行的“普选制”,这将不能保持我们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的长期增长。
定义：为促进就业水平提高，减轻经济波动，防止通货膨胀，实现稳定增长而对政府支出、税收和借债水平所进行的选择，或对政府收入和支出水平所作的决策。范围：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政府收入包括税收、公债：政府支出包括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分类：分为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祝你好运。
财政体制改革是政改的核心问题要从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和预算开支开始,构建公开、透明、民主和法治的政府财政预算制度。法治民主的核心和骨架是“预算民主”。原来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民主政治,其核心是税收问题,是民主预算问题,或简单说来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要受到民选代表的实质性审议和制约问题。如果我们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宪政目标,而仅仅把政治民主化进程想象为只是在形式上采取一些西方国家通行的“普选制”,这将不能保持我们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的长期增长。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含义财政政策工具也称财政政策手段，是指国家为实现一定财政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各种财政手段和措施，它主要包括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财政支出、国债和政府投资。财政政策工具有收入政策工具和支出政策工具。收入政策工具主要是税收。支出政策工具分为购买性支出政策和转移性支出政策，其中，购买性支出政策又有公共工程支出政策和消费性支出政策之别。种类(1)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重要形式，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固定性、权威性等特点。税收促进财政目标实现的方式即是灵活运用各种税制要素。1)适当设置税种和税目，形成合理的税收体系，从而确定税收调节的范围和层次，使各种税种相互配合。2)确定税率，明确税收调节的数量界限，这是税收作为政策手段发挥导向作用的核心。3)规定必要的税收减免和加成。因此，税收可以通过调整税率和增减税种来调节产业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通过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来调节个人收入和财富，实现公平分配。(2)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是政府为满足公共需要的一般性支出(或称经常项目支出)。它包括购买性和转移性支出，这两类支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有不同之处。购买性支出从最终用途看，行政管理支出、国防支出、文教科卫等财政支出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开支，政府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方向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转移性支出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特别是调节社会总供求平衡的重要工具。例如，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补贴在现代社会里发挥着“安全阀”和“润滑剂”的作用，在经济萧条失业增加时，政府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补贴，增加社会购买力，有助于恢复供求平衡；反之，则减少相应这两种支出，以免需求过旺。(3)国债国债是国家按照信用有偿的原则筹集财政资金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实现宏观调控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国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三种效应上：一是排挤效应。即通过国债的发行，使民间部门的投资或消费资金减少，从而起到调节消费和投资的作用。二是货币效应。这是指国债发行所引起的货币供求变动。它一方面可能使“潜在货币”变为现实流通货币，另一方面可能将存于民间的货币转移到政府或由中央银行购买国债而增加货币的投放。三是利率效应。这是指通过国债利率水平的调整以及对资本市场的供求变化来影响市场利率水平，从而对经济产生扩张或紧缩效应。在现代信用条件下，国债的市场操作是沟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主要载体，同时也是它们的藕合点。因此，国债作为财政政策工具实施时，除了与其它财政政策手段协调外，还特别要与货币政策相协调。(4)政府投资政府投资是指财政用于资本项目的建设性支出，它最终将形成各种类型的固定资产。政府的投资项目主要是指那些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外部效应大、产业关联度高，具有示范和诱导作用的基础性产业、公共设施，以及新兴的高科技主导产业。这种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且具有乘数作用。所谓投资的乘数作用是指每增加1元投资所引起的收入增长的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