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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明显,一个是纸质发行,一个是网络版(没有纸质)。《文学遗产通讯》上的作品能在《文学遗产》上发表吗?这个问题我想基本上是不能的。因为好的文章发表在好的杂志上。不好的文章发表在好的杂志上,是不是影响刊物的质量啦,编辑部不会这样做的

张剑,1971年5月,河南遂平人。199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获文学博士学位。1998年起,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任教,2004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 2005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现任编审、《文学遗产》副主编,编辑部副主任。编辑之余,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及明清文学文献整理工作。

一、传记、小说金缕鞋,高阳,中国友谊,1984年10月一版,11月初刷李后主评传,高兰、孟祥鲁,齐鲁书社,1985年9月词魂——南唐李后主,赵梦昭、李问理,湖北人民,1994年1月李煜传,田居俭,当代中国,1995年12月风流李后主,杨书案历史小说长廊,杨书案,四川文化,1996年3月罗衾哀怨——李后主,李玉、熊秋良,四川人民,1996年9月南唐后主李煜传,杨军,吉林文史,1997年7月情种天子——李后主,江山美人系列,司马长风,远方,1999年2月李后主演义,帝王演义丛书,任崇岳,湖南,1999年12月绝代君王——李后主,罗宗阳,二十一世纪,2001年4月,3000册千古词魂——李后主,赵梦昭、李问理,湖北人民,2001年10月李后主,顶尖人物书系,徐枫,中州古籍,2004年5月初刷,5000册一江春水向东流,(汉英对照),中国古代爱情故事,徐飞 著,保尔·怀特 译,新世界,2004年8月李煜·陈叔宝,中国皇帝皇后百传,远方,2005年9月,28元,302页李后主帝业兴衰话南唐,任崇岳,河南人民,2007年3月,32元才华横溢的薄命君王——李煜传,田居俭,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二、作品集南唐二主词校订,王仲闻,人民文学,1957年6月李璟·李煜词,詹安泰,人民文学,1958年3月一版,1998年3月新一版李璟·李煜词赏析集,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蔡厚示 主编,巴蜀书社,1988年9月,3690册李璟·李煜词赏析集,名著名家赏析丛书,蔡厚示 主编,巴蜀书社,1996年8月二版南唐二主词析释,傅正谷、王沛霖,天津古籍,1988年12月,2600册南唐二主词(64K),词林集珍,上海古籍,1989年2月李煜词评释,纪国盛、施平,金陵书社,1992年9月南唐李后主词诗全集,柯宝成、操戈、胡成佳,山西高校联合,1995年12月,5000册南唐二主词诗文集译注,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刘孝严,吉林文史,1997年1月南唐二主词全集,蒲仁、梅龙,中国文联,1997年8月李煜词选注,诗仙词圣精品文库,文东,吉林文史,2000年1月李煜诗词合编,新世纪·焦点文丛,九天老(万顺昌),中国文联,2001年11月李璟·李煜全集,辑校汇笺集传,吴颖、吴二持、李来涛,汕头大学,2002年10月,2000册南唐二主词(线装,巾箱本,64K),书韵楼丛刊·第三函,上海古籍,2002年12月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杨敏如 主编,中国书店,2003年1月李煜集,中国家庭基本藏书·名家选集卷,王晓枫,山西古籍,2004年1月为谁和泪倚阑干——李璟·李煜(40K) ,人间词画,白巍,中华书局,2004年5月李煜词选(图文典藏本),许渊冲,河北人民,2006年1月三、合集李煜·李清照词祥解,靳及苍,四川人民,1985年8月南唐二主词·鱼玄机诗(64K),袖珍古典诗词丛书之二,天津古籍,1992年3月温庭筠·韦庄·冯延已·李煜诗词精选180首,唐宋诗词30家,朱鉴珉,山西古籍,1995年10月一版,11月初刷千家诗·南唐二主词,中国古代诗文经典选本,刘丽长,华夏,1998年1月温庭筠·李煜,月亮文库·中国古代十大词人精品全集,文白、张西平,大连,1998年3月南唐二主及冯延巳词传,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词传,黄拔荆、蔡厚示 主编,吉林人民,2005年7月二版初刷,1000册中国古代十大词人作品选(上),洪柏昭,花城,2000年4月李煜·李清照词祥解,注释学系列丛书,靳及苍,山西古籍,2002年1月南唐二主·冯延已词选,绝妙好词丛书,王兆鹏,上海古籍,2002年6月南唐二主及冯延巳词传,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词传,黄拔荆、蔡厚示 主编,吉林人民,2005年7月二版,1000册李煜·李清照,杨义、邵宁宁,岳麓书社,2005年8月四、研究李煜词讨论集,文学遗产编辑部,作家,1957年1月南唐先主李升年谱,诸葛计,江苏古籍,1987年4月,2000册南唐二主词研究,詹幼馨,武汉,1992年6月,2000册李后主的诗词艺术,中国帝王的艺术世界丛书之五,鲍菉芜、周广全,人民中国,1993年6月南唐李后主词研究,新加坡:谢世涯,学林,1994年4月浪漫人生——李后主的人生哲学,中国人生丛书,李中华,华夏,1997年9月一版,10月初刷李璟·李煜,插图中国文学小丛书40,杨海明,春风文艺,1999年1月李煜·秦观词研究,王晓枫,山西人民,2001年宿命错位——隋炀帝·李后主与宋徽宗放谈,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王定璋,济南,2002年10月五、其他南唐李后主墨迹(12K,影印,样书),天津古籍,1989年6月李煜诗词,历代名家诗词钢笔字帖2,柳长忠,上海人民美术,2004年7月六、南唐十国春秋(第一卷),清:吴任臣,中华书局,1983年12月南唐演义,朱仲玉,江苏古籍,1985年5月南唐书, 宋:马令南唐书,宋:陆游江南别录·江南志,丛书集成初编3850,中华书局,1991年新一版南唐史,东北师大文库,任爽,东北师大,1995年9月,1000册南唐历史与文化,南京文物丛书,邹劲风,四川大学,2000年2月,2000 册南唐史略,杜文玉,陕西人民教育,2001年3月南唐国史,邹劲风,南京大学,2003年3月沉浮:一江春水——李氏南唐国史论稿,何剑明,南京大学,2007年4月参考资料: _html

南唐史研究对五代十国史和江南社会发展史的研究都具有特殊价值,然而南唐史料颇乏,传世文献屈指可数。今日我们所能看到的较为完整的南唐史著,即入清之时尚存者,幸赖《四库全书》全部收入。个别残篇亦有存目,为今日南唐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据。 《四库全书》所收南唐史著,计有陈彭年《江南别录》;郑文宝《江表志》、《南唐近事》;龙衰《江南野史》;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不著撰人的《钓矶立谈》、《江南余载》;以及明陈霆《唐余纪传》和清王先舒的《南唐拾遗记》。此外尚有无名氏《五国故事》和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叙及南唐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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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长城的一些资料。 它的总长有一万三千多里,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 现在保存得最好的一段长城修筑在八达岭上,大多数已经倒塌了,原因是有一些村民在堡垒上建个梯子,让游客爬上去,长城天天让人扶,加快了腐蚀的速度还有些游客把长城的石头砌下来,作为纪念品。 更可耻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扔垃圾不捡起来,反而让外国游客来帮我们捡。他们不认为这只是中国人的财产,是全世界人的观赏景物。 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在保护区内建起了许多与长城不协调的建筑物,加速了长城周围自然景观的破坏。

长城名列世界新七大奇迹榜首庆典 中国,万里长城,世界新七大奇迹!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五千年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具体象征。2007年7月7日,在葡萄牙里斯本容纳5万名观众的光明体育场,由全世界超过一亿民众自由评选出的 “世界新七大奇迹”的最终结果在辉煌盛宴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万里长城,约旦佩特拉古城,巴西里约热内卢基督像,秘鲁马丘比丘印加遗址,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墨西哥奇琴伊察玛雅城邦遗址和印度泰姬陵成为世界新七大奇迹。 八达岭代表万里长城和中国长城学会代表出席了盛会由中国长城学会和八达岭特区举办的“长城名列世界新七大奇迹榜首庆典暨长城保护系列宣传活动启动仪式”7月20日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举行。来自中国长城学会,北京市旅游局,延庆县政府,八达岭特区的领导,以及长城沿线相关领导、驻华使节、媒体、企业、来自全国的学生和社会各界代表共计五百多人出席此盛会,长城保护义务宣传员、著名歌唱家张也、戴玉强、幺红受邀与会,共庆长城成功入选世界新七大奇迹。 庆典活动由主持人重点介绍了中国长城学会和八达岭特区在长城入选世界新七大奇迹推广活动中所做的一系列工作。作为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友谊的纽带,历史上规模最为浩大的建筑工程,人类最伟大的奇迹,万里长城自入选以来,就受到了最广泛的关注。北京是新七大奇迹环球旅行亚洲的第一站,2006年11月9日,八达岭代表万里长城以大鼓,狮子,唢呐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表演形式演绎长城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展示万里长城的风采和文化内涵。2007年5月28日,在八达岭长城上,又组织了媒体的新闻发布会,号召更多民众参与到世界新七大奇迹的活动中来。此后,经过全国各行各业人士的努力,长城最终以票数最高位居世界新七大奇迹榜首! 作为中国悠远历史长河中独一无二的见证,长城一直被誉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符号及象征,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尤其是长城成功如选世界新七大奇迹,更提高了长城的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但是长城的宣传及保护工作还面临诸多挑战。长城保护宣传系列活动的全面启动,就旨在保护长城,宣传长城,弘扬民族文化长城精神,并呼吁更多有着同样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媒体和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加入到保护长城的阵营中来! 系列活动有:在全国少年儿童中开展长城知识的普及教育、组织编纂《长城志》、组织“纪念长城加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20周年暨田景丽长城瓷板画展”、建设国际长城网、出版《长城》画册、组织长城中华行、拍摄大型纪录片《话说长城》、组织“天地人和,长城颂歌”公益主题晚会、组织“长城带经济合作论坛”、 编辑出版长城丛书《我的长城》等,希望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各项活动的进展。 此外,中国长城学会和八达岭特区一起对参与新七大奇迹评选推广活动的优秀媒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中国长城学会国际交流部、八达岭特区宣传中心获得了荣誉功勋称号,凤凰卫视、中国妇女旅游网、乐途旅游网、南京大学学术与文化交流协会为最佳合作伙伴,中国传媒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本052-053党支部等中国百所学校个人获得了其他等各项荣誉。最后,中国著名长城瓷板画家田景丽先生向八达岭特区赠送了为长城当选世界新七大奇迹创作的长城瓷板画-“长城之魂”。

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各地摩崖造像群的总称,到目前为止,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75处,其中全国文物保护单位5处,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4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66处。大足石刻雕凿始于初唐,兴于晚唐,盛于两宋,续及明清,前后绵延1200余年。造像题材以佛教为主,兼有道教、儒教,共50 000余躯,铭文10余万字。它是中国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石窟艺术中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最为辉煌壮丽的篇章,代表了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最高成就,被誉为中国古代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丰碑。早在1986年,国家文物局就将大足石刻列入申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1993年又列入申报推荐名单,但由于当时条件尚未成熟而推迟申报。1996年,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正式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大足石刻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工作,于1996年12月20日成立了“重庆市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市申报委领导和成员实地考察了大足石刻环境整治和文物保护工作情况,先后召开了两次工作会。市政府还专门召开常务会议,研究申报方案,落实申报资金。为确保申报一次性成功,1997年6月17日,中共大足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大足县申报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工作指挥部,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宣传组、环境整治组和申报文本编辑制作组,为大足石刻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作了大量工作。按照国家文物局对大足石刻文物区的保护要求,大足县拆迁了不利于石刻保护的机关、学校和单位18个,居民125户,拆迁总面积31 921平方米,新征、收回土地333亩;完成了圣迹池清淤12 850立方米,修建排水沟3 465米,清除拆迁废弃物28 000立方米,开挖各种土方8 343立方米,修建道路2 449米、堡坎3 769立方米、石栏杆515米、石梯2 840米;完成绿化面积104 600平方米,栽植乔灌木44 230多株,种植草坪4 800多平方米;完成了宝顶、北山文物区停车场建设、宝顶排污管网铺设,电力、通讯、广播电视线路改造等;修建了宝顶、北山环境监测站,宝顶游客接待中心,博物馆综合业务楼,石门山、石篆山管理用房等。通过大规模整治,使大足石刻的保存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为按时、高质量地完成《文本》的编辑制作工作,文本编辑制作组的全体人员遵照“高标准,严要求,出精品”的要求,1998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本》五易其稿且经国家文物局专家三次审定,业已定稿的基础上,又提出新的文本格式。为此,文本编辑制作组又对《文本》进行重新编写。3月,国家文物局在大足召开专家论证会,对《文本》提出修改意见。4月,《文本》定稿。6月5日,《大足石刻申报文本》(包括幻灯片、电视片、软盘)正式呈报国家文物局,经国务院批准推荐,报送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7月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通知,大足石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已注册,编号为912号。1999年7月5日至11日,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主席团会议,世界遗产中心协调员亨利克利尔根据到大足石刻现场考察的情况,向主席团会议作报告时指出:①大足石刻是天才的艺术杰作,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②佛、道、儒三教造像能真实地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哲学思想和风土人情;③大足石刻的造型艺术和宗教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大足石刻的保护和管理水平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申报文本能充分反映大足石刻的基本情况。会议一致通过将大足石刻推荐给缔约国代表大会进行最后表决。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全委会于1999年11月26日至12月5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市召开。12月1日,全会一致同意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足石刻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重庆惟一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给重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异彩,对于进一步发展重庆文化、旅游产业,提高重庆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增进国际问文化交流与合作,扩大重庆对外开放,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十三陵举世闻名的十三陵,是明朝十三个皇帝的陵墓。坐落在北京西北郊昌平区境内的燕山山麓的天寿山。据京城约五十公里,总面积一百二十余平方公里。这里自永乐七年(1409)五月始作长陵,到明朝最后一帝崇祯葬入思陵止,其间230多年,先后修建了十三座金碧辉煌的帝王陵墓、七座妃子墓、一座太监墓。共埋葬了十三位皇帝、二十三位皇后、二位太子、三十余名妃嫔、一位太监(世系表)。是当今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2003年明十三陵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五百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 为什么十六帝只有十三陵? 明朝历经十六帝,为什么叫十三陵呢?这要追述一下明朝的历史。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于南京,死后葬于南京钟山之阳称“明孝陵”。第二帝朱允文(建文帝)因其叔父朱棣以“靖难”(为皇帝解除危难)为名发兵打到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有人说出家当了和尚,总之是下落不明(这在明朝历史上是一个悬案),所以没有陵墓。第七帝朱祁钰,因其兄英宗皇帝被瓦剌所俘,宫中无主,在太后和大臣的旨意下即了帝位。后英宗被放回,在心腹党羽的策划下,搞了一场“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又坐了皇帝。朱祁钰被害死,英宗不承认他是皇帝,将其在天寿山区域内修建的陵墓也给捣毁了。而以“王”的身份将他葬于北京西郊玉泉山。这样,明朝十六帝有两位葬在别处,一位下落不明,其余十三位都葬在天寿山,所以称“明十三陵”。 自己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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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 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的出版机构之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初系合资经营,资本二万五千元,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1913年设编辑所,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等杂志和大型汉语工具书《中华大字典》。1915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办印刷所,增设发行所;翌年资本增至一百六十万元,职工达千余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1917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几至停业。经多方设法,营业重获发展。此后,除编印出版教科书和各种图书杂志外,还于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文具仪器;1932年扩充印刷所,1933年在九龙新建印刷分厂,1935年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购置先进印刷设备,既印本版图书,也承印地图、邮票、香烟壳子以及政府的有价证券、钞票、公债券等。到1937年春,资本扩充至四百万元,在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开设四十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一千万元,进入全盛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陆费逵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维持营业。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九龙病逝。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核心内迁,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此间,仍然印制教科书,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迁回上海,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从创立至1949年的三十七年间,先后编印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饮冰室合集》等重要书籍,卢梭《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等重要译著,以及几十种杂志,在学术界颇有声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着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历经20年时间,组织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古本小说丛刊》、《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大藏经》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陆续推出的重点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着译丛”、“中华史学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理学丛书”、“学术笔记丛刊”、“古逸丛书三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古典名着译注丛书”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本典籍。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垣、王力、钱钟书等着名学者的学术着作;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文史类期刊《文史》、《文学遗产》、《书品》等,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近年来,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方面,中华书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先后出版了《左传译文》、《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庄子今注今译》、白话《资治通鉴》、白话《续资治通鉴》、《通鉴故事百篇》、《新编千家诗》、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简体横排增订本《全唐诗》、《全宋词》,以及1981年创刊的《文史知识》、1998年复刊《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高中版、初中版、小学版)等,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尽一份力。在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方面,中华书局拥有雄厚的人才资源,已故着名专家学者如陈乃乾、徐调孚、宋云彬、杨伯峻、马宗霍、金灿然、赵守俨等,在中华书局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现有工作人员中,高级职称占27%,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人,绝大多数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其中周振甫、李侃、傅璇琮、程毅中等先生在古籍整理及学术研究上均卓有建树。中华书局以她一流的作者、一流的编辑出版人才和高质量的出版物享誉海内外,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着作出版水准的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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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繁难文字字库,由范子烨博士编纂。王永吉先生增订。范博士现供职于哈尔滨市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文学遗产》编辑部。王永吉先生履历不祥。特向此二人表示致意。使用方法:在部首检索中,按住Ctrl健,点击相关部首即可找到该部首下之繁难文字。注:此处所收繁难字符不包括方正超大字符集中之字符,如在本文档中不能查询到所需字符,仍需查阅方正超大字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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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清楚,唯一清楚的就是,她们貌似是有提成分制的哦。底薪嘛,应该也不低,和一般白领差不多吧。加上提成什么的,比白领要高。

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俱兴,伴随著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科学文化事业也提上了日程,古典文学研究呈现出一派生机。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54年,经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以及何其芳、冯雪峰、聂绀弩等人倡议、组织,由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办,在《光明日报》以周刊的形式创办了一个学术副刊——《文学遗产》,它和当时《光明日报》的《史学》、《哲学》等副刊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新开辟的第一批学术园地。1954年3月1目,《文学遗产》第一期出版,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运用科学的观点与方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对我们的文学遗产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同时也指出:“容许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并不要求每一篇文章都成为最后的结论。我们希望有些重要的问题,能够在这个刊物上展开活泼的自由论辩。”陈翔鹤先生出任第一任主编,创刊的筹备工作由他一人全力承担。1956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撤消,《文学遗产》改由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主办,陈翔鹤继续担任主编。以后文学研究所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文学遗产》自此隶属学部文学研究所领导,仍以《光明日报》副刊的形式出版。除主编陈翔鹤以外,《文学遗产》最初只有金玲、白鸿两名编辑及秘书曹道衡,后来才增加了张白山、劳洪、卢兴基等人,成立了编辑部。为了保证刊物的学术质量。组建了编委会。第一任编委有:陈翔鹤、余冠英、陈友琴(以上文学研究所)、谭丕模、钟敬文(以上北京师大学)、吴组缃、浦江清、季镇淮、游国恩(以上北京大学)等。后来又陆续增朴了林庚(北京大学)、刘盼遂、郭预衡(以上北京师范大学)、王任叔(巴人)、赵其文(以上人民文学出版社)、范宁、吴晓铃(以上文学研究所)等人为编委。为了加强与全国各地学者的联系,《文学遗产》在各地重点高等院校中征聘了通讯员,这些人后来成为我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科研的骨干力量,如陈贻惞(北京大学)、聂石樵、牛仰山(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冯其庸(中国人民大学)、王运熙(复旦大学)、郭维森(南京大学)、袁世硕(山东大学)、宁宗一(南开大学)、黄天骥(中山大学)、胡国瑞(武汉大学)等。通讯员的任务是提供学术信息,推荐论文稿件,反映各地对刊物的意见和建议。《文学遗产》副刊每周日出刊,每期近一万字,由于当时稿件多,而报纸的篇幅有限,一些较长的论文和以资料、考据为主的文章,就另编入《文学遗产增刊》出版。自创刊到1963年,《文学遗产》共发表了近两千篇文章。其中一些有影响的文章又辑入《文学遗产选刊》。此外,还开展了一系列专题讨论,如关于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如何辩证统一地批判和继承文学遗产?”“文学遗产是不是上层建筑?”“新的文学史如何编写?”“关于‘中间作品’的评价及古代作品的社会意义”;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有关于《红楼梦》,关于王维、孟浩然的田园山水诗,关于陶渊明的诗文,关于李贺、李商隐、杜牧的诗歌,关于李煜、李清照、姜夔的词,关于《长恨歌》、《琵琶记》、《胡笳十八拍》的讨论。这些讨论所产生的文章后来大多结集出版,如:《陶渊明讨论集》、《李煜词讨论集》、《胡笳十八拍讨论集》等。从1954年3月1日创刊到1963年6月停止出刊,《文学遗产》副刊共出刊463期。一年后从464期开始,《文学遗产》改由《光明日报》主办,文学研究所不再参与编刊事务,内容也从古典文学研究变为包括中外文学研究的综合性文学研究。通过《文学遗产》这块园地,许多研究人才被注意并得到了积极的扶植和鼓励。直至今天,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工作着的骨干力量,大多曾与《文学遗产》有过程度不同的文字交往关系。《文学遗产》这样一个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并有着广泛影响的刊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即被迫停刊。“文革”十年中,中国的学术园地备受摧残,大批学者蒙受了屈辱和折磨。陈翔鹤先生在1969年春含恨逝世。“文革”以后,学术再度复兴,经过多方筹备,《文学遗产》于1980年正式复刊(《光明日报》在“文革”后,应读者强烈要求亦曾一度恢复《文学遗产》副刊,双周出版,1981年出刊,1984年停刊)。复刊后的《文学遗产》实现了当初创办者的愿望,不再是报纸的副刊,而成为一份定期出版的学术杂志。自1980年夏季起,《文学遗产》以季刊的形式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全国发行。《文学遗产增刊》也同时恢复编辑、出版。编辑部仍由文学研究所领导,余冠英先生出任第二任主编。原先的编辑人员也都回来继续工作,又增加了张展、王学泰等人。重新组建的编委会包括:余冠英、张白山、曹道衡、范宁(以上文学研究所)、陈贻焮、费振刚(以上北京大学)、郭预衡(北京师范大学)、冯其庸(中国人民大学)、程毅中(中华书局)、廖仲安(北京师范学院)等人。通讯员网络也得到恢复。《文学遗产》期刊面世以后,以全国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刊物受到瞩目,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学界新人通过《文学遗产》被介绍给海内外学术界。1985年,徐公持接任主编,编委会也有所增补。为了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增加信息量,刊物于1987年改为双月刊,还增加了“论文摘编”、“博士新人谱”、“学者研究”、“雪鸿录”、“海外学术信息”等栏目。为了加强与各地学者的联系,编辑部除编辑期刊外,还与一些院校联合主办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如:1982年在开封(河南师大)召开的“近代文学研讨会”、1983年在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召开的“清诗讨论会”、1985年在成都召开的“宋代文学学术研讨会”、1987年在杭州大学召开的“宏观文学研究会”、1989年在信阳召开的“四十年古典文学研究回顾反思研讨会”、1990年在桂林召开的“文学史观研讨会”,以及1989、1991年间召开的一系列古典文学专题研究回顾与反思研讨会、1994年在曲阜召开的“儒学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些会议活跃了学术空气,交流了研究方法,提高了文学研究的理论层次,也加强了学者间的联系,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物价不断上涨而经费又不断紧缩等各种经济原因,《文学遗产》和其它学术刊物一样面临着财政上的困境,乃至一度濒于停刊,为此不得不在出版、发行方面做了多次改变,先后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理出版事务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文学遗产增刊》十八期等。1992年与江苏古籍出版社签约并合作出版至今。但《文学遗产增刊》终于停止出版。四十年来,《文学遗产》得到广大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关心和支持。自首任主编陈翔鹤先生起,本刊编者与作者关系向来十分密切,这已成为传统。四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一流专家,几乎都在本刊发表过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茅盾、郑振铎、何其芳、李一氓、郭绍虞、罗根泽、夏承焘、唐圭璋、俞平伯、沈从文、游国恩、陆侃如、冯沅君、冯至、余冠英、吕叔湘、姜亮夫、刘大杰等一批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已成名的古典文学研究权威,他们的支持,使刊物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高起点上,并始终保持高水准。《文学遗产》编辑部自创建初始,即在陈翔鹤同志的领导下建立并逐步完善了一整套工作制度,文革后也仍能继续保持和发扬。作者的来稿,无论长短、无论是否熟人或熟人推荐的,首先进行严格的登记编号,并随即将编号通知作者,以便查询。每份稿件都要经过责编的仔细审读。不能利用的都有退稿信通知投稿者本人;如通过一审认为有可能利用的稿件,还要送二审阅定,有时提出修改意见,责编即会提供给作者商讨;最后,通过二审的稿子还要由主编三审定夺。有些稿件,还要请编委多次阅定。总之,每一篇刊用的稿件,都倾注了编辑的心血,都是对作者完全负责的。作为《文学遗产》的编辑人员,必须一贯保持严谨细致的态度,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同时,还须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与专家学者保持紧密的联系,多方收集学术信息和注视学界和学人的动态,加强自身的修养。因此,《文学遗产》在学界建立了良好的声誉,获得了学者们的信任。《文学遗产》通过四十年所做的各种工作,对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一份具有权威性的刊物。国内学人以能够在《文学遗产》上登载论文为荣,不少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也以在《文学遗产》刊登文章作为考核中青年学者科研成果的重要标准以及晋升学术职称的依据。国外学界,更以《文学遗产》作为了解中国大陆古典文学研究现状的主要窗口。总之,由四十年的历史及在当前学术界的地位所决定,《文学遗产》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核心刊物。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过去的兴衰荣辱与《文学遗产》联系在一起,今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将来的繁荣和发展也将与《文学遗产》这一份刊物的存在密切相关,不可分离 。

文学遗产 创刊于1954年,与几代学者共同前进,许多老一辈古典文学专家都视本刊为最可靠的朋友,常将他们的得意之作首先投给本刊;而年轻一代优秀学者,也以在本刊发表其处女作而倍感光荣。本刊将继续加强与老中青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学术交流与联系。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方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时代性、科学性、建设性原则,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生动活泼的文风。本刊不仅为专业人士研究、教学工作所必需,而且适合于一般古典文学爱好者阅读 。《文学遗产》以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文学成就和经验为基本任务,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重要参照。 对学科前沿问题特别予以关注。半个世纪以来,本刊曾讨论过学界普遍感兴趣的诸多问题,通过争鸣讨论,形成学术热点,推进学科向深广发展,提高研究的总体水平。本刊又着重对20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学科发展作多方面多层次的回顾研究,深入总结百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并对新世纪学科的前景作了有意义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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