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藏经洞里藏着各个朝代的文献以及经书，被很好的收藏着
敦煌的藏经洞里一定是藏了历史的文献这都很珍贵的
这9件写经是从敦煌石窟密室流出的国家级文物，距今1500多年；9月10日前可去湖南图书馆免费观赏用副本古籍换来敦煌真经 2011年9月8日昨日，湖南图书馆展出的9件敦煌写经之一——《妙法莲华经》。本版摄影/记者张轶 展出的《大智度论》为南北朝写本，是目前湖南图书馆馆藏最早的文献。提要 上世纪60年代，湖南图书馆用一批副本古籍，从北京的中国书店换回了包括敦煌写经在内的400多本善本（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 今年8月，借全国古籍文献普查的机会，湖南图书馆将敦煌写经拿出来，交由普查专家鉴定，经鉴定，9件敦煌写经竟是从敦煌石窟密室流散出来的国家级文物，距今已有1500多年。 昨日，这批敦煌写经在湖南图书馆公开展出，即日起至9月10日，市民可以前去免费观赏。 本报记者徐海瑞 通讯员喻乐 长沙报道 取经 用副本古籍，换回一批敦煌写经 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之一，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数以万计，其价值不可估量，但由于遭到列强的盗窃掠夺，绝大部分敦煌遗书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目前国内收藏的敦煌遗书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大多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和河西走廊诸省的文博单位，其他地区十分罕见，尤其是南方。 那么，这次展出的9卷敦煌写经，是如何传至湖南的？据省图历史文献部副主任刘雪平介绍，早在上世纪60年代，这批写经就被该馆收藏，“当时是馆里面用馆藏副本古籍，与北京的中国书店换来的。”至于当年交换的具体情况，刘雪平坦言，“时间太久了，负责古籍工作的领导也换了几届，大家都很少了解当时的情形。” 不过，令刘雪平意外的是，得知这次展览的消息，已经八十高龄的湖南图书馆原历史文献部主任刘志盛赶到了展厅。当年，正是他亲手将这批敦煌写经接到湖南。 1963年，刘志盛就前往北京中国书店交换古籍一事，向时任湖南文化局长的胡清波进行了请示，之后，刘来到了北京中国书店。“湖南馆有很多副本古籍，这些副本刚好是中国书店需要的，而我们正好缺少敦煌写经，就这样达成了古籍交换的意见。”据刘志盛回忆，1963年至1965年，湖南图书馆共进行过3次古籍交换，分别与中国书店交换过两次，还有与上海古籍书店交换过一次，“我们用的都是副本，包括《万有文库》、《丛书集成》、《四部备要》等，共计两万多册，换回了包括敦煌写经在内的400多本善本。” 藏经 “写经放在哪里，只有我知道” 刘志盛告诉记者，与中国书店达成了敦煌写经的交换意见之后，为了使写经免遭长途跋涉。他特意采用了当时较为昂贵的航空挂号方式，将写经寄回湖南图书馆。而在邮寄之前，他也格外小心，将写经包裹得严严实实，以尽量减少邮寄途中的损坏。 在刘志盛看来，9件敦煌写经是他在图书馆任职期间，收得的最为珍贵的文献之一。为此，他对写经的保管也格外谨慎。“写经被放在善本书库，具体放在哪个位置，只有我才知道。”刘志盛说，当年善本书库共有两片钥匙，一片由他保管，另一片由书库管理员保管，而不管任何人，想进入书库，必须经过馆长签字同意。在当时的保存条件下，刘志盛还将敦煌写经放在特制的樟木箱内，并在箱中置放樟脑丸，以防潮湿和虫蚀。 鉴定 敦煌石窟密室流出的国家级文物 此后，刘志盛多次邀请有关专家对写经进行观摩和鉴定。据他回忆，早在1973年和1975年，故宫博物院鉴定小组成员刘九安就两次到湖南图书馆看过写经，认为这批写经极具价值。1980年，时任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的杨新还专门率5人专家组抵达湖南对写经进行鉴定，并确定了写经的真实性。 “当时的专家之所以鉴定为真，主要是根据写经的纸张和字迹，都是用的当时特有的经黄纸，字体也是写经习惯采用的正楷。”刘志盛说。 1995年，刘志盛从湖南图书馆退休。他坦言，在工作期间，馆内的一些专家也对这批敦煌写经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这种质疑在他退休之后，一直没有间断。 对此，湖南图书馆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寻霖表示，之所以有人怀疑敦煌写经的真实性，一是因为写经很少在南方出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9件写经的纸张质地极其坚韧，让人不敢相信是1500年前的文献。 出于上述考虑，湖南图书馆一直没有将敦煌写经公诸于众。直到今年8月，借全国古籍文献普查的机会，该馆将写经拿出来，交由普查专家方广锠和李际宁鉴定，“他们都是国内古典文献的权威专家，特别是在敦煌写经方面，他们说是真的，那就绝对可信了。”寻霖说。 经过鉴定，两位专家一致认为，这9件敦煌写经正是从敦煌石窟密室流散出来的国家级文物，分别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大智度论》等，抄写年代分别为公元5世纪末（南北朝时期）和9至10世纪（唐朝），均用当时特有的经黄纸抄写，颜色有黄褐和白色，略有绵性，质地厚硬。书法为楷体，线条流畅优美，笔锋遒劲秀丽。 两位专家的判断，打消了寻霖的顾虑。他表示，敦煌写经使湖南图书馆馆藏最早的文献追溯到5世纪下半叶，在时间上向前推进了超过400年。 展出 为了让更多市民能够一睹写经真容，湖南图书馆将9件敦煌写经与北宋《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等文献一同展出。 即日起至9月10日，市民可前往该馆历史文献部鉴赏室免费观赏。寻霖表示，此次展出文献极为珍贵，在这次展出之后，考虑到保护文献的要求，敦煌写经等将有可能不再公开展出。 [相关链接] 敦煌遗书概观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个叫王圆篆的道士在敦煌发现了藏经洞，在这个长7米，宽5米，高约333米的洞窟内，堆着许许多多的经卷和抄本书籍，还有画着佛像的绢帛、织物、法器等。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遗书。 据调查研究，这批文物的总数在5万件以上，年代从西凉到北宋，历经10个朝代，500余年，文字有汉、藏、西夏、突厥文等，分属经、史、子、集及官府文牒、百姓函启等，从文书形式看，有数量浩大的手写本，也有稀世罕见的雕版印刷，还有少量拓本。 藏经洞中的文书内容歧杂丰富，包括佛教文书、道教文书、景教文书、摩尼教文书、袄文书、经史子集四部书等。其中佛教文书要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凡重要的佛家典籍几乎全能找到，特别是早已失传的佛典要籍，如《三阶佛法卷二》、《无尽藏法略说》等三百多种。 数量高达几万卷的这些写经真本，极为难得，是中国书法资料宝库。这种“敦煌写经体”中体现出中国中古时期各时代的书法体例，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上尤为珍贵的资料。 目前全世界收藏的敦煌遗书大约有6万多号，主要散落在：英国大约收藏15000号，法国约7000号，俄国约19000号，中国国家图书馆16000多号，中国国内公私藏三四千号，其他分散在美国、芬兰、瑞典、奥地利、土耳其、韩国等地的国外散藏1000多号。整理/记者徐海瑞
自从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以来，敦煌就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之一，往来客商和政府驻军使敦煌辉煌了一千余年之久。到赵匡胤建立宋朝的时候，由于宋朝软弱无能，没有能够收复河西走廊。此时敦煌由唐末以来的地方割据政权归义军所控制，面临着回鹘和西域的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此时敦煌称沙州。宋咸平五年（1002年）归义军内部发生兵变，归义军领袖曹延禄与其弟曹延瑞被迫自杀。延禄的族子曹宗寿在众人推举下掌握了归义军政权，宋朝政府遂任命曹宗寿为归义军节度使。战争和内乱使曹氏归义军政权迅速衰落，而沙州地区的回鹘势力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与归义军政权抗衡的重要力量。此时，归义军政权已不堪一击，任何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骚乱都足以使其倾覆。这使得在归义军政权庇护下的沙州佛教势力感到极度恐慌。景德三年（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这个消息很可能被从沙州寺院东逃的于阗人得知，在佛教像法灭尽思想的影响和穆斯林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一些重要的经卷和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收藏在原来存放各寺剔除的经卷、外典、过时文书、旧幡画、佛像的洞窟中（今编号为第17窟），并将该窟洞口封闭起来，做了必要的掩饰。以后，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逐渐离开人世，藏经洞的情况也就不再为世人所知。敦煌石窟密洞中，所藏遗书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成为多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价值尤为珍贵。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之一。
中国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24日披露，该所自2006年起整理出版流失在海外的敦煌古藏文文献，目前完成英藏9册、法藏22册(每册336页左右)，并正在推动古藏文文献的数字化建设，有望完成具备智能检索功能的数据库。这些文献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经洞藏文文献首次以出版形式回归故里。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珍贵古代文献文物流落海外。在这批流失的珍贵文物中，包括1万件左右的藏文文献，以及相当数量的回鹘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梵文、希伯来文等写本。目前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藏文文献，是流失海外最大宗、最重要的民族古文字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据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才让介绍，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文献中，古藏文文献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系第二大类古文献。才让说，与国内相比，珍藏在英、法、美、日、俄等国家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内容十分丰富，除了佛教文献外，还有法律、社会契约、历史、医学、伦理、民间故事、语言等方面的文献。此外，还有译自梵文、汉文的文史类著作，比如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汉语古代著作如《战国策》片段的译文，也有儒家著作的翻译。据才让介绍，该所整理出版英藏9册、法藏22册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历时13年，而这项工作还未结束，最终计划整理出版英藏15册、法藏30多册。此后，还将出版其他国家所藏古藏文文献。“有些文献只剩残存断片，文字模糊，内容解读会有一定困难。我们在仔细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与传世的佛教文献进行比对，然后对文献拟名。”才让说，由于按照英法对文献编号的顺序出版，每册所涉及的内容较为繁杂，并非单一文献。下一步，将对文献分类辑录，更便于研究。该所目前完成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影印本，也是英藏、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首次完整出版。这将有利于研究公元8至11世纪吐蕃的历史文化及当时的民族文化交流史。来源：中国新闻网
心经简介：全称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称般若心经。汉传佛教通行版为玄奘译。这部经在佛教三藏中的地位殊胜，就相当于释迦牟尼佛的心脏一样。收于大正藏第八册。心（梵hrdaya ），指心脏，含有精要、心髓等意。本经系将内容庞大之般若经浓缩，成为表现‘般若皆空’精神之简洁经典。全经举出五蕴、三科、十二因缘、四谛等法以总述诸法皆空之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语，即是出自本经。般若。智慧也。波罗蜜。到彼岸也。多。定也。经。径也。言此经乃定心之径路也。此经以单法为名。实相为体。观照为宗。度苦为用。大乘为教相。此五者。经中所说之旨也。单法者。即般若波罗蜜多也。实相者。即诸法空相也。观照者。即照见五蕴皆空妄也。度苦者。即度一切业报苦厄也。大乘者。即菩萨所行甚深般若也。六祖慧能对清净心的概述何期自性，本自清净。（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何期自性，本不生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何期自性，本自具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心经思想心经《心经》全名《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它的中心思想就在经名体现出来。充分流露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以达到我们学习的榜样。一：摩诃，大也。菩萨教授我们要有广大心量，有包容的心。二：般若，智慧也。菩萨教授我们用智慧去办事，用智慧去利益人民。三：波罗蜜多，到彼岸也。度生死苦海，到涅槃彼岸。菩萨教授我们做事要有头有尾，才会圆满。要帮助苦难的人，从苦难此岸带到快乐彼岸。四：心，自性，如来德性也。菩萨教授我们要从心地远离贪嗔痴等烦恼，学习如来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五：经，契机契理也。菩萨教授我们自学或教人，要符合佛菩萨的道理，也要有观机说法的方便。使大家都得益安乐。(方海权著)
《心经》是所有佛经中翻译次数最多，译成文种最丰富，并最常被念诵的经典。有广本及略本两种本子。广本具有序分、正宗分、流通分。普巴先生完成了科学、国学、宗教的大融合，并揭谛了“心灵密码、领导密码、决策密码、管理密码、执行密码、模式密码、组织密码和系统密码”。用《科学说心经》重新诠释了心经，在他的解释中，无无明 在全文中的意思是超越了错误、执着，不再一根筋，放下了小我，因为自己的内心已经远离了错误的纠缠。
西北民族大学并不是一个211大学，只是一个重点本科院校
西北民族大学在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新村1号（城关校区）还有兰州市榆中新校区，两校区有直通学校大巴很方便。
不是211院校
西北民族大学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本部在兰州市，新校区在榆中。
宁可（1928-），湖南浏阳人，1947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55年到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学、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论著：《宁可史学论集》、《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合作）、《敦煌的历史与文化》（合作），主编和参加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隋唐五代经济史》、《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中华文化通志》、《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和《统一国家的最终形成（元、明、清）》等论文。宁可女儿宁欣，现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
《敦煌的历史和文化》（宁可）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_mRBB1bxpoYONd89g 提取码: bhde 书名：敦煌的历史和文化作者：宁可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出版年份：1993-12页数：164作者简介：宁司，男，1928年出生，湖南浏阳人。中共党员。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文史杂志》顾问。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学、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论著有：《宁可史学论集》、《史学理论研讨讲义》、《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合作)、《敦煌历史与文化》(合作)，主编和参加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隋唐五代经济史》、《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中华文化通志》、《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等，在《历史研究》、《红旗》、《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郝春文，北京通州人，1955年生，历史学博士、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主编。承担或主持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多项，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多项：曾十多次应邀到英、法、美、日、俄等国讲学、研究或参加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出版《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至7卷）、《中古时期社邑研究》等著作10多种：发表《从冲突到兼容——中古时期传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等论文和书评100多篇。
敦煌写卷，即敦煌下寺窟“藏经洞”的手抄本经文，诗歌等手写文物书卷。“写为卷”与“印为本”，合称为“书籍”。当代人统称“敦煌遗书”。敦煌写卷是研究“藏经洞”晋，十六国，北宋书写风格的实物依据。敦煌写卷的字体，绝大多数为楷书(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