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这两个是最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
宋庆龄 邓颖超
秋瑾，何香凝，唐群英，宋庆龄，宋美龄，吴贻芳，邓颖超，史良，林巧稚，金学曙，何泽慧，冰心，张爱玲，唐丽玲，吕碧城，丁玲，林徽因，萧红，郑毓秀，周璇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20位杰出女性
多了去了
答案会计学（Accounting）是以研究财务活动和成本资料的收集、分类、综合、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形成协助决策的信息系统，以有效地管理经济的一门应用学科，可以说它是社会学科的组成部分，也是一门重要的管理学科。会计学的研究对象是资金的运动。“会计学原理”不仅是一门基础性的学科，也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在会计学科的大厦中，它当之无愧是极为重要的基础，可以从下面的两个方面去理解。1．它是学好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基础在会计学分类部分，已介绍了会计学按其研究内容的分类。在这种分类中，会计学原理所阐述的财务会计的基本原理，是中级会计与高级会计学的基础。不掌握会计学原理的知识，很难学懂中级会计学和高级会计学，更不要说管理会计与成本会计了。2．它可以用来指导会计学的研究和会计工作“会计学原理”所研究的是人们运用会计来反映和控制经济活动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只要精通和掌握了一般规律的知识，就可以运用它来进行其他会计学的研究。“会计学原理”主要阐述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程序与方法，而这些方面都是从会计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带有共性的知识。因此，人们在具体的会计工作中就必须依据会计一般的规律作为自己工作的基本指南，否则，会使自己在会计工作中“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建国方略》（孙中山）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提取码: 58up 书名：建国方略作者：孙中山豆瓣评分：0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年份：2011-8页数：323内容简介：《建国方略》是孙中山的重要著作之一，由《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和《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三种著作汇编而成，是孙中山关于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方面的代表作。《民权初步》，原名《会议通则》，由上海中华书局于1917年4月初版发行，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作者简介：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我国近现代民主革命家。本名孙文，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他在流亡日本时，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化名“中山樵”，因此人们惯称他为孙中山。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发动一系列反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发起反袁的二次革命。1921年，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任非常大总统。1924年，发起第一次国共合作。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终年59岁。1940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早年接受教会教育，对世界局势具有深刻的认识。他是最早提倡以暴力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的革命者之一，“起共和而终帝制”。他提出的“三民主义”等政治纲领亦影响深远。晚年推动联俄容共、国共合作政策，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迅速发展，是海峡两岸都备受敬重的革命先行者。
回答 亲，您好，中国著名作家有张爱玲、钱钟书、冰心、巴金、林语堂等。 张爱玲（30—9），中国现代女作家，原名张煐，笔名梁京，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 钱钟书（1910年-1998年），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钱”。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女，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中国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笔名冰心取自“一片冰心在玉壶”。 更多2条
当人类进入男性“菲勒斯”（phallus）中心主义时代，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制造出来的”：“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于是，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1>这一版本的造人说中，女人只是男人的一根肋骨而已。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女性逐渐丧失了其作为“人”的主体性。换言之，“人”其实只是“男人”（man），而人类繁衍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性别“女人”（woman），其存在的意义仅限于“男人的配偶”，是处于沉默失语的、被历史所遮蔽的缺席者。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性别压迫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女性反抗压迫、争取话语权力的努力也从未停息，它们如涓涓细流汇成江河，从星星点点到轰轰烈烈，女性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就是不懈抗争的硕果之一。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植根于西方后现代反主流文化的土壤，以当代西方女权运动为社会政治基础，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她”的波澜<2>。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也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坚持认为“从男权统治走向女性崛起”将成为未来的八大趋势之一。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新闻传播学也自然不可避免的受到女性主义思潮的冲击，这同时也推动了新闻传播学研究向一个更高的理性深度和理论深度发展。但是，我们将女性主义批判引入新闻传播学研究时，不能忽视二者所共处的文化语境——全球范围内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对人类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改造。处于转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可以说是社会成员思想态度与价值取向转型的集中体现，女性主义思潮和新闻传播学研究都在这一语境中变化发展，而我们所观照的正是两条动态曲线的交汇点——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 本论文在历史回顾和显示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选取1994年以来关于媒介与女性的相关研究文章116篇为分析文本，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关注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女性主义思想的历史可以一直溯源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古代希腊（被誉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女诗人萨福，就曾在爱琴海中一个名叫Lesbian的小岛上开办女子学校、创作具有女同性恋色彩的诗歌），但直至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才开始在欧洲兴起。而女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则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了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在父权社会的种种典章制度中牢牢地确立起来。中国文化在构造阶级等级的同时确立了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的本体论和价值观。周易和易传的哲学就是从天地、日月、阴阳、乾坤的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的尊卑、内外、刚柔、贵贱的关系；儒学的创始人孔孟的重“人道”的伦理主义把这种秩序人道化和具体化了；到了汉儒那里，从天人合一、感应出发，论证“天不变，道也不变”的秩序的永恒性，从阴阳五行来求证“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宋代理学家从“太极”、“天理”来论证“三纲五常”的普遍性和“灭人欲”以“存天理”的必要性，到了封建帝国后期，儒释道合流，多重文化构设将性别制度的不平等论证成天经地义的永恒真理。 对于中国来说，女性主义的确是“欧风美雨”下的泊来品。封建社会中，由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的纲常伦理思想对女性的极大束缚，中国没有女性主义思想产生的先天土壤。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男尊女卑的观念在父权社会的种种典章制度中牢牢地确立起来，但是中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几千年以来，“慈母”与“严父”这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孝”这一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也赋予了作为母亲形象的女性以相当的家庭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中, 女性的才智和创造力只能体现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中,发挥着“静能制动”,“柔能胜刚”,“无为而无不为”的家庭关系协调员的作用。但是，在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女性地位问题带有较大的模糊性和隐蔽性,中国男权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是复杂的,决非是卑微与低贱或至高无上所能涵盖的。中国的父权制性别制度作用下的两性关系呈复杂态势：父权制既有压迫、压抑妇女的一面，又有给妇女以生存空间甚至有妇女发挥能动性的机制的一面。因此，很难用一句话来断言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高低。 此外，中国文化中的女性并没有背负上类似西方文化中夏娃那样深重的原罪，她们在男权社会中被当作一个卑弱的群体来看待。加之中国文化在众多学者那里属于阴柔与内倾的性质，在中国不太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纯粹、极端的女权主义思想。在女性主义自西方传入中国以后，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这一中国传统的思想的中庸改造。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积极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的中国的革命者，始终维持着“西学东渐”的局面，“向外国学习”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所以，虽然当时社会动荡，民生无计，但较为开明的学术思想为国外各种“思想”和“理论”的传入提供了必要的头脑空间。此外，清朝末年，民族危机的上升使得民族主义逐渐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强调“女子”在尽传统家庭责任的同时，还需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公民责任。这些，为中国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活动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外国女性主义思潮初入中国之时，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扫荡封建桎梏的思想解放运动。20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为暗流汹涌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不少新鲜空气。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各种“主义”，经由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其中就有以“男女平等”为核心内容的女性主义思想。它好比一个不大不小的石块，落入古井水中，激起圈圈涟漪。在它直接影响下，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响应“个性解放”口号，塑造了许多从旧的封建牢笼里脱身而出的新女性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印着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烙印。 从当时妇女报刊的兴起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新思想呼应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1905年8月20日创刊的《北京女报》是我国最早的妇女报纸，它以“开女智、开民风”为宗旨，前后出版了近三年半，共1216期。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创刊于1907年1月，该报以妇女为主要读者对象，以争女权、争独立、争解放为宗旨，影响较大。这一时期，中国妇女报刊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范围也相当广泛，主要包括：“妇女解放的启蒙、妇女解放的实行、妇女问题的探讨、妇女生活的指导、妇女状况的调查与描绘、世界妇女的报道与介绍，以及妇女文学的表现等。” <5> 从1905年《北京女报》创刊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妇女报刊一直是中国出版界的重要阵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地区这一时期的妇女报刊就有110种之多。虽然，这些妇女报刊涛生涛灭，存在的时间一般都较短<6>，但它们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之时所激起的女性热情。 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在经历了民族民主革命之后，就开始了特殊的“本土化”的变异，很长一段时期，女性主义沿着一种抹煞性别的“中性化”方向畸形发展，偏离了它的初衷。 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并不是由独立的女权运动带来的，而是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它是由整个中国的社会运动带来的。也就是说，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斗争的对立面不是强大的男女不平等的男性政治、经济、文化霸权，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全体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因此，中国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并不是中国妇女自己，而是她们的性别对立者——男性。中国近现代的女性解放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男人摆脱封建桎梏而寻求解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中国女性则是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的“受惠者”。与其说是妇女解放运动，不如说是男人们的解放妇女运动，或是女性借助于进步男性的力量为处于弱势群体的自己呐喊一番而已。“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妇女解放成为从属于阶级斗争的议题，中国革命未能打破妇女受压迫的根基，从而也未能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 <7> 这一时期，男性是女性主义思潮的主要领军人物。比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为全体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同时，也在为全体女性同胞的解放而努力。当时在解放区以“婚姻自由”为标志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家庭口号就给千万妇女带来崭新的命运。但是，当男性领导者积极倡导妇女解放的时候，女性自然以这些领导人为楷模，以男性倡导的思想武装自己。在不知不觉间，以男性的眼光来衡量自身的存在，以男性的尺度来测度自身的解放程度。这样就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初衷相背离，女性的主体意识还是没有被激活。此外，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女性也没有时间去认真反思，在她们取得“男女平等”的同时，实际上忽略了女性自身特殊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 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将“男女平等”写入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注重妇女的社会性解放、无性别差异的平等权利，但是几十年“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掩蔽了历史上形成的性别不平等制度和观念，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女性新闻人物也大多是一些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铁姑娘”、“女强人”。 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弱势地位。而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在有关妇女的法律法规中则又更多地强调妇女的生理、生育的特点和作为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法律法规里种种对女性的特别“点名”，将妇女与儿童并列为受保护的对象，无形中又加深了女性作为弱者的印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与世界重新接轨，加入到全球化格局之中。“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趋利倾向：一方面削弱了公众对性别歧视现象的敏感和批判能力，另一方面则潜移默化地强化了部分人群‘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 <8>中国的新闻媒介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仍然存在着男性话语权主宰的话语环境特征，且表现出性别角色表达传统化、社会角色展现外型化、审美评价相对模式化、群体位置弱势化等问题。妇女对传播媒介的掌控可能与男性相比十分有限，而传媒对妇女的形象表现和传播几乎一直处于误导状态。同时，妇女经由政策和法律所得到的权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又在逐步失去。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束缚，社会上，包括妇女自身，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存在一种简单化的认识，即将前者理解为“向男看齐”，将后者片面地等同于妇女走上社会参加工作，担任公职，等等。此类观点的产生源于政府常年实行的以男子的状况为基准的对妇女加以保护的政策，它所导致的妇女自立能力差、依赖性强、女性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薄弱等问题在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放松的情况下逐渐暴露。 当代中国女性不容乐观的生存状态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随着国门再次渐渐打开，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女性主义思想很快便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此时，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的高潮已近尾声，但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声音日趋洪亮，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业已显露无疑。中国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又一场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两性平等”也走出沉重的政治意义，女性的生存状况就像女性时装一样，摆脱了千篇一律的“蓝蚂蚁”（Blue Ants）。 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来，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研究一样，中国国内许多高校相继成立了许多妇女问题研究机构，如杭州大学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人民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等等，女性主义思想也与其他许多学科相融合，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女性主义”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简单的模拟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的流变过程：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来自西方，因而许多研究的理论依据出自西方学者；但与同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其他思想一样，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近百年的起伏过程里，也被烙上了明显的“中国印”。 女性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是作为一种边缘的、非主流的思想而存在的，加之中国缺乏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文化背景，又造成了今天的这样一种悖论：虽然新中国的成立携带着妇女浮出历史的地表，宣布了妇女的“解放”，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思想还未深入人心。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强化使妇女的受压抑合法化甚至制度化，长期被压抑、受歧视的地位使不少妇女自然形成了对自己性别角色的茫然和抗拒，相当多的妇女至今仍未明白从性别的角度接受解放意味着什么，而一个对于自身解放缺乏足够认识和心理准备的群体来说是很难建立起真正的主体意识来的。参考资料下面网址：
中国妇女的地位问题 作者：xiashiru综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主张男女平等、倡导女权主义的思潮已有一两百年，如以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为标志，则有160年。国际社会公认的为凸显妇女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的节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迄今也已历经了98个年头。在中国，随着一代伟人毛泽东半个世纪前发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了。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等重视妇女地位及作用的最强音，特别是1954年我国《新婚姻法》颁布执行后，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以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男人与女人似乎真的可以平分秋色，各顶半边天了。可惜的是，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却因中国社会政坛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鼓吹官僚特权、趋从封建等级等而中断了。特别是随着无序的商业化市场化社会的形成和“一切向钱看”思潮的泛滥，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变得日趋严重，好像又回到了半个多甚至一个多世纪前了。如不信，请看事实： 中国政治生活中男女官员基本上不成比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和部门中，女性领导所占的份额微乎其微，实际上只是一种点缀。女性担任党政一把手的更是一种“万一”，就像“唐朝女皇武则天——千古只此一帝”； 中国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就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中国公民违规超生的现象一直存在，原因是“生女不如生男”，大家都想生儿子。在这些“超生游击队”中，既有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有失掉“铁饭碗”的城市下岗工人，还有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不过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私营企业主、暴发户、黑社会组织的成员以及各类“名人”等有钱有势的新兴阶层或者说“新贵”，违规超生更是肆无忌惮，十分猖獗； 中国社会近年来的买卖婚姻日趋严重。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更是无买卖不成婚姻，且价码动辄七、八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高得离谱离奇，娶妻者由此落下的债务几代人都还不清。一些地方如本省赣州地区的不少农户，就靠出卖女儿赚钱； 中国贪腐官员卖官鬻爵存在着明显的性别歧视。求官者如是男性可花钱买，这叫权钱交易。倘若求官者是女性，则要拿“身子”来换，这叫权色交易。当今社会流行一种价值观，那就是作为成功的男人，不仅要拥有身价百万、千万甚至亿万的家产，而且还要看养了多少个“二奶”、“情妇”。有人说，在当今社会，成功男子的人生有三大幸事，即少年得志，中年丧妻，老年得子！与之相对应，作为成功的女性，就要看她嫁的老公或者说依靠的男人有没有钱、有没有势； 中国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取缔的“色情场所”又借“改革开放的春风”兴盛于城乡各地，各类“三陪女”、娼妓或者说“性工作者”穿梭于忽明忽暗的世界，过着出卖肉体和灵魂的生活，并诱发出一个经济效益颇为壮观的新兴产业——娱乐业（包括色情业、博弈业等等）。有的党政官员认为，搞经济建设，就需要这些“润滑剂”的行当，无“鸡”不活、无“娼”不富。公、检、法等执法部门的一些人还说，有了“妓院”等色情业，强奸犯就少多了，这对保持社会秩序稳定有好处。无比悲哀的是，妇女在上述那些“观念创新”的“开放者”眼中已不是“人”了，地位不地位的根本就无从谈起； 中国近十几年来的影视作品特别是影视广告，为了追求收视率或票房价值，竟也“创造”性地履行“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职责，对中国妇女地位滑坡大大起了一番推波助澜的作用。君不见那些连年热播的影视作品是何等的欣赏封建男尊女卑糟粕：“女人是祸水，诱惑男人犯错误；女人是陪衬，烘托男人高大无比；女人是青菜，按时论价，中年进入风雨飘摇的弃妇期、爱情乞丐期”。“李双双”过时了，“小花”凋谢了。为适应商业化、市场化社会的需求，中国妇女们大量退居家庭、娱乐场所、后宫甚至青楼。在那些拳头加枕头、离奇加怪异的影视作品中，人们发现男人生而为社会的主宰、赚钱高手，他们天然地被女人追逐、仰仗、供奉，成为女人们争风吃醋、斗智斗勇的生活“明君”、爱情“统帅”或神奇“情圣”…… 总之，由于目前中国社会尚处于腐败高发期、多发期和易发期，因此，现今中国社会尽管“妻管严”的现象屡见不鲜，但中国妇女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提升，相反，还呈日趋严重下降趋势。概括起来讲，与男人相比，目前中国女人的地位是这样的：社会的主宰或者说中心是男人，男人第一性，女人第二性；男人决定女人，是女人的根基；女人依附于男人，是男人的属性、机能和反映。
《史学月刊》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不过好像只有学校内部可以流通，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已发一篇，看能不能用。
摘要：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近代山东中小农户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同时，在雇工经营发展不充分，租地经营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户际互助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在具体的土地经营中，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还无法真正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而且，从山东各阶层农户对劳动互助的“选择”来看，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随着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劳动互助在农民土地经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关键词：土地经营；互助合作；劳动集约型农业；雇佣关系；租佃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劳动互助是农民土地经营中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农民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农民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在以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人们都将视线集中在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上，而对农户之间自发的劳动互助关系重视不够，甚至完全将其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因此，本文拟将土地占有与土地经营有机联系起来，以生产力和所有制关系为中心，就近代山东农民在土地经营中自发的劳动互助作一番考察。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与生产要素的分配不均同时并存 近代山东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为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山东农村开始普及两年三熟制的耕作模式，同时配合引种高产的美洲作物，经过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种植次序的合理调整，山东土地的复种指数和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一些地区的平均复种指数达到了152左右的高水平，这就相当于原有的耕地面积扩大了52倍。甘薯、花生等美洲作物的引种也将农作物的亩产量提高了几倍，民国时期山东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甘薯单产平均达到1289斤/亩，折干后（三斤折一斤）还是其他作物的2-3倍，花生单产平均达到5斤/亩，而同期的大豆平均单产只有8斤/亩。[参考文献[1] 章之凡,王俊强20世纪中国主要作物生产统计资料汇编[M]王宝卿著明清以来山东种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以美洲作物引种推广为中心[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p148) 近代山东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模式的调整，是在农业技术停滞的条件下，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人投入实现的。这种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增强了小土地分散经营的能力和中小农户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催生了中小农户对生产工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需求。然而，在近代山东农村，生产要素分配不均的状况十分普遍，广大中小农户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生产资料短缺的窘境： 耕畜和农具的拥有程度是农民阶层区分的重要标志。大部分富农拥有比较完备的农具和牲畜配置，而中贫农户的生产工具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乏。卜凯调查表明，华北的小农无役畜比重达62%，中等耕地的农户无役畜者占40%，大农户只有4%无役畜。[[2] 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p195)在即墨县浮山后村、胶州湾口薛家岛的大洼村一带的中、贫、佃农只能用构造简单的三角“铁铲”耕地或播种。解放前后浮山村350户人家只有四架耧，而统统归地主富农所有，一般中、贫农户“土地少（只有三至五，七至八亩），不值得买，也买不起”。[[3]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3](p305-p306)在山东惠民县,耕地规模在10亩以下的小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仅有038，经营耕地在40-30亩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有53头，经营耕地50亩以上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由8头。[[4]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一）——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M]昭和][4] 从各阶层农户土地经营所需的劳动力来看，劳力的需求与土地经营面积有很大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富农的经营面积“超出了每个家庭的劳动标准（就是说每个家庭能靠自家劳动耕种的土地数量）”，对劳动力有一定的需求。而中小农户的拥有的土地有限，家庭劳动力充足甚至过剩。但随着近代山东劳动集约型农业和农作物商品化的发展，农田耕作的劳动强度增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的种植，需要较多的劳动人手，中小农户也出现了自有劳动力不足的情况。1935年，在山东每亩小麦一年用人工15个，大豆12个，高粱18个，小米21个，花生24个，棉花60个，烟草135个。[[5] 方行清代山东农村的劳动力市场[M]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p389）经济作物的用工量明显高于粮食作物。棉花和烟草是近代山东大力发展的两大经济作物，是劳动节约化程度较高的作物。棉花每亩人工投入在二十个左右，在鲁西北棉区，中耕除草的次数达六次，间苗一次，摘心作业达两次。烟草种植不需要畜力，所需的人力更多。在山东，种烟的人工一般约为种玉米的四倍。[[6] 胡德琳等济宁直隶州志,清乾隆50年（1785年）刻本][6](卷二，卷三十二)随着山东二年三熟制的发展，复种指数的提高，农民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尤其是五月和九月的“双抢”季节，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很大的，许多即使平时家庭劳力充足的中等农户，在农忙季节也缺乏劳动力。据抽样调查，华北个农业区“与收获时劳力不足者，约占三分之二，栽种时劳力过少者，占四分之一，灌溉时缺乏劳力者，约占八分之一”。[[7] [美]卜凯中国土地利用[M]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7](p405) 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中小农户之间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二、雇工经营、租地经营对户际互助的影响 农户的雇工经营主要是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近代山东农村的雇工经营发展得并不充分，富农和中农多以自耕为主，雇工为辅。莒县三个区13个村的典型调查，在富农经营中家工占劳动总数的7%，雇工占88%；中农雇工占劳动力总数的52%，家工占48%。这大致是山东地区雇工经营的一般水平。[[8] 华东局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编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山东省农村调查[M]][8](p32)在一些雇佣关系不发达的地区，富农连长工也不雇佣，如流坡坞村富农主要生产是自己劳动，农忙时才雇短工。在雇佣关系发达的地区，富农的家工与雇工的数量大致相当，如海阳泊村，战前富农自有劳力19人，雇工16名。由于雇工经营发展的不充分，农户所拥有的劳动力常常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要量。如1937年以前，盐山魏桥村富农的人力，以户平均计算，则缺一半以上，……虽然劳力不足，但二十四户富农仅有五家雇佣长工，有的还雇的是半长工，共雇入三个半长工”。[[9] 唐至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9](p751)胶东的海阳泊村，富农的土地实需劳力7人，其自有劳力和雇工加起来共35名，还缺7名劳力；中农阶层尚缺劳力7人。鲁北的北隋村，中农劳力盈亏相当，富农缺少劳力5-5个[9](p753)。所以，在雇工经营还无法充分满足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劳动互助就成为补充劳动力的有效办法。 随着近代山东农业耕作环境条件的恶化，分散的小生产无力抗拒和防止灾荒，为了保证小农的“生存权利”，分成租制逐渐兴盛起来。《获邑审编册》统计，1930年代，山东的分成租制比例占到27%。[[10] 获邑编审册[J]平淮学刊，1985,(1)][10]另据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统计，在1935年分成租制的比例达到50%左右。[[11] 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1](p538-p539)由于佃农贫困，许多分成租是由主佃双方共出农本的，所以说分成制也具有调剂生产资料作用。山东分成租的种类相当复杂，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均由地主出，佃户必须吃份子粮，吃一斗在公堆上还三斗至四斗，其余粮食按对半或佃四业六分劈，草全部或大部归地主，是为佃种地；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由佃户出，有的地主也出一部分农本。有的份子粮，粮草多为平分，牛草归牛，是为分种地。由此来看，在分成租下，除了土地条件之外，农本是决定主佃双方分成比例的重要因素。佃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少，所受的超经济剥削很重；分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多，超经济剥削就较差或没有。因此，为减轻对地主所出农本的依赖，佃农之间也开始开展互助合作，调剂生产资料的余缺。 三、近代山东农村户际互助的形式与规则 （一）经济状况基本对等条件下的劳动互助协作——合伙使用生产工具和搭套 合伙使用生产工具，是指有的农户之间采取共有农具、共同饲养役畜的互助形式弥补生产工具的不足。在潍县，小农为了配齐役畜、车和犁，往往几家联合，共同购买，共同使用。张姓买牛，王姓买马，李姓买农具，赵姓买大车，在生产中形成合作关系。在山东惠民县孙家庙村，地主阶层不负担任何大牲畜的饲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只能在耕地充分的条件下才能单独饲养牲畜。孙家庙村有9户自耕农单独拥有牛，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骡，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驴。自耕农单独拥有牲畜达15户，3户半自耕农拥有牛。由于役畜的不足，牲畜共同占有的习惯在自耕农中十分盛行。半自耕农多3户共有，自耕农多2户共有。[4](p124-p129,p146-p149,p167-p196)合伙喂养牲畜的农户一般是平摊购买和饲养牲畜的费用，轮流饲养和使用牲畜，如历城县路家庄的陈姓叔侄每人各出资七十五元，购买耕牛一头。平时两户轮流饲养、使用耕牛，十天一换；农忙时，则改为一天或三天一换。在恩县后夏寨村还有另外一种平摊“伙养”费用的方式，如有三家共同拥有畜役，其中2人出购入费，1人担负饲养费[[12] 中国农村惯性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M]东京:岩波书店,][12](第四卷，p460)。 “搭套”也叫“合犋”，“插犋”等，是农户以一定的人力和畜力与其他农户的人力、畜力共同组成二牛或三牛犋，共同耕种的劳动组合形式。这种搭套的劳动互助组合是“华北平原农作的普遍现象”，清代《登州府志》载：“耕者有春耕，有秋耕，用牛四，谓之一犋。穷民有至四五家合一犋者”[[13] 施闰章修,杨奇烈\任浚纂登州府志[Z],清康熙33年（1694年）刻本][13](卷八)，《莱阳县志》也说：“民有三四家合一犋者耕”[[14] 万邦维修,卫元爵等纂莱阳县志[Z],清康熙17年（1678年）刻本][14](卷二)。在《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一书中，作者也介绍过类似的情况，他说：“小农有时两、三家‘搭伙’合并牲口和劳力来耕田”[[15]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5](p155)。 上述两种劳动互助都需要互助双方在经济条件和土地经营规模上大致相当。这种经济条件上的对等原则在上述两种互助形式中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随着近代山东农村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小农的生活不像过去那样宽裕了，这使他们在日常的生产经营中不得不斤斤计较。搭犋时，如果两家的经济条件相差太远的话，那么条件较差的一方会因自己“吃亏”而心生不满，这时互助关系往往就会出现问题。正像后夏寨村民的李令义说的那样：“大体是土地相当的人家合犋。这样相互间没有不满，要不然土地少的人家就有不满了”。当然，所谓的“经济条件对等”，也不是绝对的相等。后夏寨的王廷章说：“有同等数量土地的农家才能进行合犋。土地差个二三亩也没有事”，李令义说：“有十亩的农家与只有两亩地的农家不可能一起合犋，这差距太大了。如果我有10亩地，你有5亩的话，你就不想合犋。因为我地里的活很多，比你多出了一倍”。当被问起为什么他和王廷章家各有30亩和20亩土地，仍然在一起合作和很多年，李令义解释说：“双方间的性格、秉性合不合也是很重要的。感情很好，就不在乎土地亩数的差距的事例也有，但很少。比如两家差7、8亩地，也可以。主要是双方没意见，两家人很对脾气，觉得背点理，吃点亏，就不论了。计较这些就不在一处干了”。[[16] 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思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6](p170-p171)可见，在劳动互助中，农民心中对彼此之间的“经济差距”都有一个心理上的承受范围，合具双方彼此的感情好，可能他们所能接受的“差距”就越大；而一旦双方之间“差距”超过了他们“合理计算”的范围，即使双方感情再好，互助关系也不能成立。 从参与上述两种互助协作的农民群体来看，大部分地区的富农拥有齐备的农具和牲畜，参与劳动互助的相对较少；较为贫困的贫农和雇农缺少参与互助的条件；只有中农，既有合具的条件，也有合具的必要。如在历城县冷水沟村，拥有、耕种大亩约20亩以上土地的农家，一般都有齐备的役畜、农具，没有和别人合具的必要。另外不到五亩的农家，因为没有足够的农具和役畜，够不上合具的对象。所以一般是拥有10亩左右耕地的农家寻找合适的对象从事合犋”。在路家庄“没有牲口的人家不能合伙”。[12](第四卷，p257)不过，由于山东各地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同，各阶层农民的富裕程度也不同，山东有的地区的富农和贫农也参与“搭犋”或“伙养”。1943年，在莒南、赣榆两县13个村落的调查中，调查者就注意到抗战之前贫农参与搭犋和“伙养”的情况：“地主、富农的耕畜多为大牛大驴，而中农、贫农则多系小牛小驴，同时多是数家一个牲口或各有一个不成牛犋的牲口，因此农民之间就产生了简单的变工互助组织，如搭犋、或养牛，或以剩余劳力来换取地主、富农剩余畜力”[10](p27)。在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的惠民县文化区于韩村，甚至是“地主”也要与别家进行互助合作。在村中占地10亩以下的农户一般无力饲养耕畜，一般的中农占地在10-20亩之间者，大多不能独立养一头牛，有的只能自家养一头驴或两家甚至四家伙养、伙使一头牛。全村仅有的两户地主中，只有韩友奎家拥有全套大农具，一牛一驴的搭配也可以组成独立耕作的耕犋；另一个所谓的“地主”韩太臣家，虽拥有一头牛，但仅拥有大农具的一般，显然要与别家搭套耕种[[17] 于韩村土地浮财分配登记表[M]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济南:齐鲁书社][17](p154-p155)。（二）带有雇工性质的劳动互助——换工和帮工带地 “换工”简单的说就是“以人力换牛力”，那些贫困无耕畜户，常用这种方式向富裕地主换取役畜的使用权。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资料，山东地区的换工只在农忙期进行，持续的时间不长，且规模不大，只是两户农家之间的农耕组合。村民在换工过程中，秉持着“对等交换”的公平原则，在“合理地计算”田亩、劳力和牲畜之间换算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换、互助活动。虽然这种计算不是很精确，但最后的结果都能令双方满意。不过，在人力与畜力换工的场合，这种所谓的“公平”背后隐藏的是畜力占有者对借用者的劳动剥削。而且在“换工”过程中，无耕畜户不但要以劳力来换取役畜的使用，而且在耕种时还要受制于役畜的主人，往往是满足了牛主家的土地耕作需要后，才能耕种自家土地。在莒南县的官地村“一个十二亩的农户用人家的牲口耕地，除支付自己所产全部牛草、帮六个工以外，自己地的耕种还要在牛主之后”[[18] 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官邸村农业劳动合作调查[M]1944年11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C],第13辑][18](p190)。“帮工带地”的互助形式在近代山东农村也是普遍存在的。“带地佣工系农民耕地不足，人工有余，又不愿或不能将其耕地出租于人，而自己专当普通长工，乃与居住附近之较大农户商订，为其长年雇工，附带耕种自己所有之田地，而享有其出产。其每年工资之多少与其所带田之多少成反比例。带地佣工的民间惯行在各县又有细微差别，“博兴县雇主对于庸工所带田地之耕种，一如其自己田地之耕种。雇工所带田地出产，全为庸工所有。雇工长年工资照最高价付给，惟扣除其所带田地之全年耕种费。嘉祥县之雇主所扣除之全年耕种费，大约每亩一元五角，所带田地之耕种费达到其工资限度，则不另支付工资。肥城之佣工以不耽误雇主之工作为原则，饮食须自备。清平县雇工所带之田地一切作业概由雇主负担，所出粮食归雇主所有，惟柴草须随所用耕畜为转移。若用雇主之耕畜，柴草归雇主，若非雇主之耕畜，则不归雇主所有。该处壮农每年能耕二十九亩，雇工带地耕种不能超过 10 亩，高唐县之情形与此相仿。东平县佣工所带地之作业亦同于雇主之地，带地多者不要工资。莱阳县、恩县亦有此带地佣工之办法，莱阳县俗称此种庸工为 ‘打裏’”[[19]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供需状况[M]，中山文教馆,1935年][19](p37-p38)。 换工和带地帮工带有雇工经营的性质。在这两种互助形式下，拥有生产资料的富农或地主处于主导地位，而缺少生产资料的小农则处于从属地位，合作双方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上述各种劳动互助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但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无法真正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农户之间自发的互助合作，一般只有两三户人家参与，规模很小，且缺乏稳定性。第二，互助协作调配的资源大都仅限于劳力、牲畜、农具等传统的生产要素，缺乏先进的技术因素的支持。在农业技术基本停滞的情况下，农户之间的互助协作只能通过追加劳力和资本来提高农田产量，其发展的方向是农业发展的“过密化”，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农业增长的规模经济。第三，农户的互助多集中于生产环节，缺乏农业销售、加工等环节的合作。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较小农地经营规模很脆弱，其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非常有限，为抵御经济风险，农民应当开展产前、产后方面的合作。然而，近代山东农户的土地经营较为分散，商品经济意识不强，同时也无法承担农业产业化需要的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这就使他们之间的互助仅限于生产领域，并不可避免地深陷于“自己自足的陷阱”之中。四、近代山东各阶层农民对劳动互助的“选择” 各阶层农民对在土地经营中对劳动互助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经济实力以及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经营逻辑。 在土地经营中，富农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者，他们力求在土地经营中选择一种最经济的生产方式，合理地进行劳力和生产工具的配置，以提高农业收入。近代山东的富农生产资料比较充足，但由于雇工经营发展得不充分，他们所拥有的农业劳动力不足。为补足劳动力，富农常“利用互助劳动以提高劳动效率”[24](p756)：畜力充裕的富农多与缺乏畜力的农户“换工”，在补充劳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牲畜的使用效率；畜力和农具缺乏的富农，也多参与合犋、伙养等劳动互助。 中农是追求稳妥地经营者。他们一方面追求利润，积极向富农阶层靠拢；另一方面又要保障生产，防止沦为贫农。山东的中农以自耕为主，拥有的生产资料量介于富农和贫农之间。与雇工经营水平比自己高，生产工具比自己齐全的富农相比，中农更有劳动互助的必要；与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的贫农相比，中农在经济条件上具备开展劳动互助的优势。中农的经济地位还决定了他们多倾向于选择不需要太多资金投入且没有超经济剥削的劳动互助，来补充劳力和生产工具的不足。《惯行调查》资料中提到的冷水沟村和后夏寨村，均是中农占多数的村庄[ 后夏寨村自耕农占3%，冷水沟村自耕农4%，中农是自耕农的主体，因此，这两个村中的中农占多数]。在这两个村中，搭犋是最普遍的互助形式。后夏寨村“（村民）大部分都合具，一多半。个人解决不了……就得想这个法，差不多90%农家合具”[16](p96)。历城县冷水沟村在20世纪40年代有合具组合八、九十组[12](第四卷，p26)。 对于贫农来说，与追逐利益相比，生存是第一位的。近代山东的贫农拥有的生产资料严重不足，但劳力过剩，他们是雇工和佃农的主体。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贫农参与劳动互助的机会比较少，而且常常是带有救济性互助的受益者或是雇佣性互助下的受剥削者。 随着近代山东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山东农村结构逐渐呈现出“中农化”的趋势。在1937年以前，山东的富农占总人口的5%，占总户数的3%，中农占总人口的98%，占总户数的63%，贫农占57%，雇农占24%。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贫雇农约占70%左右[[20] 段国卿,岳海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农民运动简论[J]，山东史学集刊,1983,(1)][20]。总的来看，在山东各阶层农户所占的比例中，中农的比例最大，富农和中农比例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土地改革时，中共山东分局对山东274个典型乡村的统计，贫农占总户数的44%，中农占8%，富裕中农占63%，富农占64%，地主占35%。这表明山东的中农还在上升。如上所述，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21]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计划司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M]北京：中华书局,][21](p224)。所以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更加凸显了劳动互助在山东农民土地经营中的重要性。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中要的地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正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同时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不惧怕战争的可贵品质，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石。同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圆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看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无不倍感自豪与骄傲。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在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 当然，放眼今朝，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
最突出的是 丁玲，冰心，张爱玲 另外还有 萧红，石评梅，苏雪林，庐隐，陆小曼，林徽因，三毛 凄苦红尘萧红，她的一生是反封建的勇士的一生，但在个人生活却是一个弱者。“我是一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萧红去了，她的一生留下了无数闪光的文字，也留下了无数个迷，正是“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 风流才女石评梅 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杯净土掩风流。 石平梅是“五*四”时期活跃于北京文坛的著名女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她的诗歌和散文尤其为人称道。她26年的短暂生涯中，不仅留下了独特的文学作品，也留下了深沉的ai情乐章。 “石平梅的一生，是一部催人泪下的凄艳的长诗，是一部恸人魂魄的哀怨的悲剧，是坎坷悲艳的一生。” 学林人瑞苏雪林 “我是只蝴蝶，恋爱应该是我全部的生命，偏偏我在这个上仅余一页空白。”苏学林漫长的一生，曾因为婚姻的不幸而痛苦过；也曾因为研究的的成果而欣喜过。 她做学问的的四大原则： 要承认世界文化同出一源； 要用一贯之的方法，将古今中外许多文化单位贯通起来。 要经史子集打成一片； 要明间文化、官方文化并重。 因为坚持了自己独到的治学方法，苏学林才有了善于“发现”的眼光，才能揭开一个个文学史上的千古之迷，从而被称为“学术界的福尔摩斯。” 浪漫作家庐隐 李大钊说：“她那顽强的反抗精神是可贵的，如果用于革命多好啊！” 在“五*四”女作家中，庐隐是创作小说最多的一位。而且她的创作速度非常快，从不打底稿。所以在她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她以旺盛的热情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小品文、游记和杂文等等。 虽然庐隐主观上是要求前进的，虽然她具有男人的气质，但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她对现实的认识是模糊的，因此她找不到希望，最终带着对人世间的失望而魂归天国，去寻找她理想中的庐山隐。 与爱同行冰心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如果说有谁在漫长的一生中始终拥有一颗如冰雪般晶莹剔透、不染丝毫杂质的心，那么这个人就非冰心莫属了。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路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哀。”这就是冰心一生的哲学——她终身在身体力行的哲学。冰心之所以用爱来回馈社会，是因为她生活在爱的世界里。 传奇才女张爱玲 名动上海滩，不染红尘焦火气的传奇作家张爱玲。有一种人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一部小说来写，高潮迭起，异彩纷呈。而张ai铃，这个迷一般的作家，她的一生则是一部传奇，是她告诉历史，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而随着这部传奇的悄然落幕，40年代的旧上海也沉入了历史，这是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城市的陨落，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乱世倾情丁玲 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革命文学家。1951年其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艺奖。 丁玲曾说：“人生道路是曲折的，像在长江上行船，从四川到上海，中间要碰多少礁石险滩。。。。。。我的一生是坎坷的。” 丁玲的一生坎坷的一生，但总有许多人关心丁玲的遭遇，对丁玲的逝世，许多国外知名人士都极为关注。法国作家苏珊娜*贝尔娜的唁函是：“她永远在那里！” 是的，丁玲不会死，她永远在人民的心里。 才艺双全陆小曼 徐志摩曾描述她： 一双眼睛在说话 晴光里漾起 心泉的秘密 刘海粟全面而准确地评价说：“她的古文基础很好，写旧诗的绝句，清新俏丽，颇有明清的特色；写文章，韵籍婉转，很美，又无雕凿之气。她的工笔花卉和淡墨山水，颇见宋人院本的传统。而她写的新体小说，则诙谐直率。。。。。。” 近代第一才女 林徽因既是诗人、作家、又是教授、建筑学家，不但风华迷倒众人，学究深厚也令钦佩不已，她的很多思想深入到了文学、艺术、建筑乃至于哲学思考中，自30年代以来，她在诗坛和建筑界便双负盛名。 她所学并非文学，却对语言艺术有着天然的敏感，使其诗文皆能感人所未感，另辟一番新意。徐志摩视她为“唯一灵魂伴侣。”著名的哲学家金岳霖形容她宛如“人间四月天”，可见其才貌出众，人间罕有。 流浪者三毛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为了寻找故乡，寻找梦中的橄榄树，三毛找遍了全世界。 短暂的一生中，三毛向来不觉得自己是芸芸众生里的一分*子，她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将心固定下来的地方，她常常要跑出一般人生活的轨道，做出解释不出原因的事情来。 不过三毛有这样一句话：“人生苦短，不喜平淡。” 的确，三毛是过得极不平淡，甚至可以说是惊世骇俗。她逃学、苦恋、远走高飞、遁入沙漠。。。。。。以及最后自断生命，她大喜大悲、有泪有笑。
龙应台（台湾散文作家），毕淑敏，萧红，林海音，林徽因，林白，亦舒（香港人，主写言情小说，亦舒的作品以情节取胜，故事往往跌宕起伏，环环相扣，结局受欧·亨利的影响，常常出乎意料，富有传奇色彩。在语言形式上，亦舒小说都是以一、两句话为一个段落：跳跃性大，节奏感强，这各香港惜时如金的紧张生活很吻合。）须兰（多历史小说，如《仿佛》《红檀板 》《宋朝故事 》《武则天》）琼瑶： 琼瑶，原名陈 吉吉 ，1938年出生于四川，后随家人来到台湾。琼瑶是言情小说界名家，在华人读者中享有盛名。 虽然已经过了看琼瑶的年龄，并且开始难以忍受老年琼瑶的媚俗，但我却无法否认在少年时自己曾经迷恋过她的童话爱情世界，并且曾经为《窗外》而流泪。因此，我不愿全盘否定琼瑶，正如我不愿全盘否定过去的自己。 三毛： 原名陈平，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现已辞世。其作品介于自传性散文与小说之间，描写一个女子在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及在异域的生活，将传奇的浪漫与别样的面对世界的态度结合一处，吸引许多读者的关切。三毛的世界也许带有某种虚幻的成分，但她带给读者的却是真实的阅读乐趣，而穷究作品内容是否真实，也实在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 席慕容 席慕蓉，著名诗人、散文家、画家。一位来察哈尔盟明安旗的蒙古姑娘，是蒙古族王族之后，外婆是王族公主。她于一九八一年出版第一本新诗集《七里香》，在台湾刮起一阵旋风，其销售成绩也十分惊人。一九八二年，她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成长的痕迹》，表现她另一种创作的形式，延续新诗温柔淡泊的风格。 张晓风 张晓风，1941年生，江苏铜山人，生于浙江金华。八岁后赴台，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并曾执教于该校及他处，现任台湾阳明医学院教授。她笃信宗教，喜爱创作，小说、散文及戏剧著作有三、四十种，并曾一版再版，并译成各种文字。六十年代中期即以散文成名，1977其作品被列入《台湾十大散文家选集》，编者管管称“她的作品是中国的，怀乡的，不忘情于古典而纵身现代的，她又是极人道的。”。余光中也曾称其文字“柔婉中带刚劲”，将之列为“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又有人称其文“笔如太阳之热，霜雪之贞，篇篇有寒梅之香，字字若璎珞敲冰。”皆评价甚高
庐隐，丁玲，张爱玲，冰心，林徽音。
我懂了这是生命的安排相聚那刻告诉自己不要流泪先生别求婚我不嫁你我落生时父亲岁母亲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