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月刊》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不过好像只有学校内部可以流通，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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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在唐朝就开始有报纸，当时称为“进奏院状报”、“报状”、“邸报”或“杂报”，是一种由官府发行的公报。北宋起，民间开始有报纸，称为“小报”或“新闻”，但受到当时官府的查禁。明朝中叶以后，北京、南京等地获准成立民办报房，选录内阁发布的官文报，印刷成册，公开出版，称为“京报”。这些报纸除照录上谕、奏折、皇帝起居及官吏任免奖惩消息外，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没有评论、广告及其他副刊文字，不同于近代的报刊。中国近代形式的报刊诞生于鸦片战争前夕。到1911年止，共出版约五百种报刊，出版地点遍及全国各地。外国人创办的近代报纸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报纸和最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报纸，都是外国人首先办起来的。19世纪，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出版了一百多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一半以上。外国人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办人是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和米怜（1785～1822），月出一册，一些外国人相继在中国办报。1827年创办了《广州纪录报》，1833年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前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后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均在广州出版。其主编人德国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01～1861）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中国通”。
《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创刊于东京，是一个大型月刊，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创办于辛亥革命时期。前身为宋教仁在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支那》，因第二期因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等文，尚未发行即遭日本政府没收，杂志被查封。同盟会成立后，将其改为《民报》作为会刊。孙中山为其撰写发刊词，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该报的创办及其宣传壮大了革命派的声势，也壮大了同盟会的队伍，成为进步舆论的中心，但是其宣传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过分强调了排满而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后期该报大谈佛法，进步性锐减。该报最高发行量达到7万份，第6至24期由章太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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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报刊业发展始于十九世纪初，即清朝的嘉庆年间。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近代中国的第一份中文报刊的创始人竟然是外国人。1815年8月5日（嘉庆二十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考》（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这份月刊以介绍基督教的教义和宣扬基督教为目的，当然其中也有少量的介绍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它是近代以来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它揭开了中国期刊史的序幕，在中文报刊史上它的出现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而且它的地位也是非常之高的。在《察世俗每月统计考》出版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人也开始了自办报刊，但国人办的报刊却一直未曾出现在国人的眼前，相反在华外报一直是中国报刊业的主角。自《察世俗》之后，像《天下新闻》、《万国公报》、《依湿杂说》、《各国消息》、《新闻报》等等的外报一直占据着中国报刊业的市场。作为早期的华文报刊，它们为后来中国人自办报刊提供了范例，但庆幸的是它们并未影响到未来中国报刊业的走势。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外报中不乏好的期刊，比如众所周知的《申报》就是在华外报的杰出代表，由于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申报》被誉为中国现代报纸的开端和标志。至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直到19世纪60年代它们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最早的几份国人自办的报刊都出现在香港。要说中国人最早创办的报纸当属《中外新报》，它的前身是1857年11月创办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大约在1865年初改名为《中外新报》。作为国人创办的近代第一份报纸，《中外新报》算是发行比较长的报纸，直到1919年才停刊。在《中外新报》出版后的第七年，即1872年4月，香港又出现了一家华人主办的报纸----《华文日报》，这份由陈霭亭先生创办的报纸以向国人灌输世界新知识、让侨胞了解国内政俗为目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该报成为香港众所周知的大报。此后的1874年2月，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该报以政论见长，十九世纪末，更形成了争论报刊主流。它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宣传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报纸，因而《循环日报》成为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出版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报纸之一。除香港外，国人在内地也创办了一批报纸，诸如广州的《羊城采新实录》（1872年创刊）、《西国近事汇编》（1873年创刊）、汉口的《昭文新报》（1873年创刊）、上海的《汇报》（1874年6月16日由容闳创办）、《述报》（1884年创刊）、《广报》（1886年创刊）等等的一系列报纸，其中的《西国近事汇编》是清末最早的官办近代报刊。在随后的维新运动中近代中国报刊创办更是达到了第一个高潮。由于报刊对于扩大维新变法的思想、推动改良运动的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在1894年至1898年间，在北京、天津、上海、长沙、香港等许多城市出现了百余种报刊，而属于改良派和支持改良运动的报纸就达70多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中外纪闻》、《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新报》《湘报》、《国闻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在维新运动之后的革命与运动中，也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报刊，这些报刊的出现极大的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增长了人们的见识，这也为之后各个革命的成功和抗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舆论基础。1900年到1910年间，《选报》、《外交报》、《东方杂志》、《时报》、《政论》等等的报刊层出不穷；1911年到1920年间，以《中华民国公报》《新青年》《晨报》《每周评论》《新潮》《银行周刊》等等报刊较为著名，影响较大；1920年到1930年间，《政治周报》《楚光日报》《热血日报》《汉口民国日报》《中央日报》《中国青年》《世界日报》等等报纸闻名遐迩。这一系列的报刊杂志，成为了中国近代舆论界的主力军，指引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到大革命时期，我国的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也基本定型，中国的新闻界的发展也逐渐步入了正轨。在后期的抗战中，我国舆论界的发展日臻完善并在鼓舞抗日将士的士气，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也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新闻舆论界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此我国的新闻舆论的发展朝着实时、真实、准确的方向发展，而且慢慢的步入了世界报刊业的行列，让国人更好地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让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融入到了世界这个大的交流圈，促进了我国的全面发展。求采纳，答案我私信发给你了
夏泽网应该有这年鉴，或者去大型 的图书馆
先读《史记》交好 一定要对比的看结合当时背景因为有的史书是有冲突的 也要根据著者来看书
1、呈现文学史相关脉络最明显的例子是《新小说社征文启》。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以来，学界在讨论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时，都会联系到《儒林外史》。虽则评价有高下之别，却一致认定《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在小说结构与讽刺笔调上深受《儒林外史》的影响。而“谴责小说”尽管也被归入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并成为其中最突出的品类，不过，像李伯元、吴趼人这样先已活跃在上海小报界的作家，其创作与远在日本的梁启超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一直很难落实。在研究者心目中，倒是更容易将李、吴等人的小说题材与风格看作是一种自主的选择与摹仿。而我1997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新民丛报》第十九号初版本上，发现了一则《新小说社征文启》，足以对以上疑问作出确凿的解答。这一写于《新小说》发刊前的启事，应该是出自杂志创办者梁启超之手，其中提示了“谴责小说”文体发生的线索以及此类写作与“小说界革命”的密切联系。1902年10月刊出的这则广告特别强调：本社所最欲得者为写情小说，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亦佳构也。如此可见，大约1903年5月起开始在《世界繁华报》连载的《官场现形记》，以及同年10月起开始在《新小说》陆续刊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正是对此一征稿最及时的回应。并且，吴趼人后来写作的《恨海》与《劫余灰》，虽为写情小说，开篇却都要在“儿女之情”外，另外讲出一番光明正大的“情”之理。如《恨海》以“儿女私情”为“痴”与“魔”，更看重“与生俱来的情”，认为其“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 1 ] ( P3) ，此亦不脱《新小说》“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的要求。正可以用“如响斯应”来形容《征文启》与李伯元、吴趼人创作之间的关系。此例可以说明征文类广告对于标明杂志主旨、引导作者写作，甚至酿成一种文学风气上所可能发挥的功能。2、考证作品本来面目最有名的例子当属对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总体构思的揭示。由于近代小说与古代小说的发表途径不同，报刊连载使得作者不必等待全书完成才发表，而可以随写随刊，所谓“朝脱稿而夕印行”。由此带来的弊病，除了“明知疵累百出，亦无暇修饰”，也有如钟骏文(寅半生)所指出的：“甚有草创数回即印行，此后竟不复续成者，最为可恨。”而其特别提到的，即为“共推文豪之饮冰室主人”所撰《新罗马传奇》与《新中国未来记》[ 2 ] ( P182) ，可见梁作未完在当时已让人痛惜。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刊载于《新小说》的《新中国未来记》，“楔子”之外，还有五回。小说所要讲述的主体，即中国六十年维新史才刚刚开了个头，主人公仍在争论是应该改良还是革命。以前的研究所能依据的文本仅此而已，晚清小说研究的开山祖师阿英也未能提供更多的文献。这个情况在国内最初的改变，是黄霖与韩同文选注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的出版，其中选录了《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此文是为了1902年11月《新小说》的创刊，先行在8月份的《新民丛报》第14号登载的一则长篇广告。其中于“政治小说”栏开列了三部小说，第一部就是《新中国未来记》，并且概略介绍了情节：此书起笔于义和团事变，叙至今后五十年止，全用幻梦倒影之法。而叙述皆用史笔，一若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者然，令读者置身其间，不复觉其为寓言也。其结构，先于南方有一省独立，举国豪杰同心协助之，建设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与全球各国结平等之约，通商修好。数年之后，各省皆应之，群起独立，为共和政府者四、五。复以诸豪杰之尽瘁，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东三省亦改为一立宪君主国，未几亦加入联邦。举国国民戮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寻以西藏、蒙古主权问题，与俄罗斯开战端，用外交手段联结英、美、日三国，大破俄军。复有民间志士以私人资格暗助俄罗斯虚无党，覆其专制政府。最后因英、美、荷兰诸国殖民地虐待黄人问题，几酿成人种战争。欧美各国合纵以谋我，黄种诸国连横以应之，中国为主盟，协同日本、非律宾等国，互整军备，战端将破裂。匈加利人出而调停，其事乃解。卒在中国京师开一万国平和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人权利平等、互相亲睦种种条款，而此书亦以结局焉。有此自陈，足以让我们了解梁启超理想中的建国方略。这则广告的重要性还在于，其不只叙述了梁启超已着手写作的《新中国未来记》的故事梗概，而且也对梁氏系列政治小说的创作计划作了预告。《旧中国未来记》“叙述不变之中国，写其将来之惨状”；《新桃源》(一名《海外新中国》)是专从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的经历着眼，想像二百年前有一批中国先民，在海外一个大荒岛上创建了新国家，现在又把这套制度移植到内地。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写作有着巨大的热情。而假如没有见到这则《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的广告，关于《新中国未来记》以及其余三部政治小说的整体构思都将埋没，这当然是梁启超研究的重大损失。3、确认作者真实身份晚清作者发表作品，常常使用笔名或化名。其中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如传统观念的遗留，写作小说、戏曲、弹词一类俗文学作品时多不用本名；也有这一时期特殊的考虑，比如政治禁忌，被政府通缉的作者或嘲骂官府的作品，都不便直署真名；男性作者在女报出现，为使女读者感觉亲切，也会刻意改变性别，像柳亚子之取名“松陵女子潘小璜”等。并且，笔名固然有长期使用者，亦不乏临时起意，一人多名成为晚清作家发表作品的常态。这无疑给后来的研究者造成巨大困扰，且不利于深入解读作品。以我处理的一则个案为例。1903年11月梁启超游历美洲归来，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38、39号合本， 10，实为11月以后出版)与《新小说》(7 - 16号， 9，实为 1 - 5出版)上，便接连出现了对于“珠海梦余生”(间署“外江佬”)《粤讴新解心》的推介与刊载，并发表了署名“春梦生”的作者创作的戏曲《团匪魁》与《学海潮传奇》(《新小说》8号、《新民丛报》46 - 48合本与49号) ；直到1906年，在《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还在评述名为“忏余生”和“忏广”的作者新写的两组诗作《纪古巴乱事有感》与《湾城竹枝词》(《新民丛报》85号) 。单看这几个名字，彼此似不相干。梁启超也有意隐瞒其身份，《饮冰室诗话》或则说：“乡人有自号珠海梦余生者，热诚爱国之士也，游宦美洲。今不欲著其名。”或则说：“乡人忏余生，以使事驻美洲之古巴。”[ 3 ]就是不肯透露其真实姓名与官职。不过，因“珠海梦余生”与“忏盦”这两个别号，民国以后作者还在使用，可以据以查知其人即为曾任清政府驻古巴总领事(1903 - 1907)的廖恩焘。但“春梦生”为何许人则不得解。 由于“春梦生”除上述两部戏曲外，尚有一本单行的《维新梦》，故研究晚清戏曲的学者对其人也相当关注。梁淑安与姚柯夫编著的《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率先将《学海潮传奇》的作者著录为周祥骏后[ 4 ] ( P106 - 109) ，左鹏军在《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中亦承袭此说[ 5 ] ( P225) 。实则周祥骏平生从未出国，而《学海潮》乃以1871年发生在古巴的一场学生运动为题材，《维新梦》的作者在《序》中更明言其创作时“适客海外”[ 6 ] ，因此，其人与周氏的履历全不相干。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北大图书馆借到了几册初版本的《新小说》，发现第7号中有一张《新出班本〈黄萧养回头〉上套、京调〈维新梦〉成套合刻》的广告：欲开大多数人之智，改良班本其急务矣。举国中不读书、不看报之人十居其八、九，而未有不看戏者。欧西、日本多注重于是，故士大夫皆不惜纡尊降贵，亲演其事。而我国则鄙此道为下流，至不屑与平民伍。此强弱智愚之所由分也。迩来倡改良班本之议者颇不乏人，其有见乎此矣。以上强调戏曲改良重要性的议论固然精彩，但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此则广告提供了追考《维新梦》作者的线索：又《维新梦》一套，乃演戊戌变法前后时事，句句皆道实；而其结构之佳，腔调之熟，又不在《黄萧养回头》之下。作者为春梦生，即卅八、九号《新民丛报》《饮冰室诗话》所称之“珠海梦余生”其人也。据此，“春梦生”即为“珠海梦余生”，乃廖恩焘为撰写戏曲作品专门使用的笔名。而《学海潮》之取材于古巴历史，因之也有了着落。本人为此写作了《晚清外交官廖恩焘的戏曲创作》(刊《学术研究》2007年3期)一文，以《维新梦》等剧作为例，说明驻外使节与清廷的离心离德可能已超出我们过去的想像，并希望由此见出晚清“文学改良”的倡导者与响应者如何互动的周边情况(可参见笔者《近代外交官廖思焘诗歌考论》，刊《中国文化》2006年23期) 。4、搜集作者散佚篇什辑录佚文的正途当然是翻检与作者有关系的报刊，但广告栏也不应轻易放过。因为对于作者而言，广告文字最容易散失，因其往往被忽略。 我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时，对此深有体会。如取自1904年《新民丛报》第44、45号合本的《辨妄广告》与《辨诬再白》，以及第49号之《辨妄再白》，均以香港《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等革命派报刊为批驳对象，实为梁启超1906年与《民报》论战的前奏，值得重视。其驳斥两报将刊载于日本《东邦协会会报》第110号的李宝森上副岛种臣书，移花接木，改作梁启超上伊藤博文书等事，称：且今日何时耶，国亡之不暇! 民间若诚有志者，各尽其力所能及者而自勉焉。方针不同，我败焉，犹望人之成；苟其可成，成之何必在我! 真忧国者不当如是耶? 堂堂正正以政见相辨难，犹可言也；若造谣诬谤，含沙射人，斯亦不可以已耶? 鄙人不能不为该两报惜之。[ 7 ] ( P157)此言可见梁启超当时的争辩立场。至于民国以后，梁氏登载于报刊的私人启事更多，此处不赘。另外可以一篇秋瑾佚诗的发现为例。长春师范大学的郭长海教授是国内较早关注与使用晚清报刊文献的学者。他在1985年发表的《秋瑾研究资料的新发现》(《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1985年4期》中，公布了一首秋瑾诗作：女中今又见卢和，救世心真一片婆。广为后生开觉路，常闻脱手起沉疴。杏林春好颜都驻，兰室尘无梦屡过。灵药刀圭应赠我，炉杯擎出活人多。下署“俚句戏博廖太夫人哂政，秋闺瑾就正稿”，所用正是秋瑾留学前的闺名。这首七律之前，尚有一段文字称：“昨承湘中王部郎夫人雅赠诗什(王君住绳匠胡同，敝处未详其名字) ，谬荷推誉，谨此致谢。”而我按照郭文的提示，翻查1903年10月15日的《大公报》，看到这篇包含秋瑾佚诗、总题为《京师卫生女学医院敬谢赠诗》的文字，竟然是一则广告。这让我对郭教授读报之细大为钦佩。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重印的《秋瑾集》中，这首诗也优先于其他研究者发现的众多佚作，被正式编辑入集。显然，出版方对其出自秋瑾毫不怀疑，因为刊载此作的当年的报纸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5、确定杂志刊行时间晚清的杂志与报纸不同，时常会发生延期出版问题。原因也多样，有时是经费短缺，有时是主事者出门或身故，也有政治干扰等情况。刊物在脱期后，一般会采用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或写明实际的出版日期，或按照约定的周期标记，或干脆不署刊行时间。后二者较为常见，因其可制造杂志表面正常的假象，以取得读者的信任。而这种不正确的出版信息造成的混乱，则会影响学者研究的可信度。在晚清两位著名的小说家李伯元与刘鹗之间，曾发生过一起“抄袭”事件。根据最早发现此事的魏绍昌的说法，“《老残游记》发表至第十三回就中断了，中断的原因是《绣像小说》擅自删去了原稿第十一回”；“可是到《绣像小说》第五十五期发表《文明小史》第五十九回的时候，前半回‘论革命幕府纵清谈’中，李伯元却将刘铁云所写痛诋‘北拳南革’的一番玄理， ??连续一千五百多字，一古脑儿照原样全抄”[ 8 ] 。这让魏绍昌无法理解。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不是李伯元抄袭刘鹗，而是刘鹗抄袭了李伯元(如汪家熔)。在诸种论证中，我觉得日本学者樽本照雄解决此疑案的方法最可取，因而结论也最可靠。他做了一张《〈绣像小说〉刊行一览》表，主要根据《世界繁华报》、《大公报》、《中外日报》、《申报》与《东方杂志》5家报刊的出版广告，逐一列出了每期《绣像小说》在各个报章广告刊出的时间。由此可以清楚看出，自第13期开始不再标明出版时间的杂志，实际已不断延后刊行。樽本不但据此打破了阿英以来即将《绣像小说》的停刊与李伯元的去世相系连的说法——因李伯元病逝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按照《绣像小说》为半月刊的推算，第72期的刊行日期恰好应该是三月十五日——证明其实际终刊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而且，其所排出的刊行表亦明白显示出，登载有抄自《老残游记》第11回内容的《绣像小说》55期，乃是李伯元去世以后发行，因此可以肯定，这起抄袭事件的主角是李的朋友欧阳钜源，而不可能是已经去世的李氏本人[ 9 ] ( P42 - 63) 。此外，在《新小说》的停刊时间上同样存在疑问。该刊从第4号起，也开始脱期。不过，自第9号到第2年第5号(17号)为止，不管间隔长短，杂志基本还是按照实际出刊日期作了标示。但自第2年第6号(18号)以后，这项标识取消，而在为研究者信赖的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中，仍依据月刊的出版周期加上了时间。这样，学界一般都认定，总共24期的《新小说》停刊于1906年1月。2002年7月，郭浩帆在樽本照雄主编的《清末小说通讯》第66号上发表了《〈新小说〉创办刊行情况略述》一文，其中引用了《月月小说》第3号与第6号(1906年12月和1907年3月)刊登的广告，称该刊“特聘我佛山人、知新室主人为总撰、译述。二君前为横滨新小说社总撰、译员，久为海内所欢迎。本社敦请之时，商乞再三，始蒙二君许可，而《新小说》因此暂行停办”；到第6期更声言，吴趼人、周桂笙二人“自本社延聘后，《新小说》因此停刊，久已不出”。对于这些出自《月月小说》总理汪庆祺的文字，郭氏评论说：“由于《新小说》第二卷最后各期没有标出出版年月，人们通常推断它的停刊时间在1906年1月，而此时距离《新小说》的停刊已经达十个月之久，所以大家不大相信《月月小说》所说的话，认为其中或许有利用《新小说》的巨大影响做广告的嫌疑。”郭氏虽然肯定《月月小说》的广告“并非无稽之谈”，但又表示，要说明吴、周二人的加盟《月月小说》“与《新小说》停刊之间的具体因果关系，尚需要新的证据”。而樽本照雄随后补充发表的《〈新小说〉的出版日期和印刷地点》[ 9 ] ( P207 - 217) ，即提供了郭文所需要的新证据。樽本引用了1906年11月13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时报》关于第2年第12期“《新小说》亦到”的广告，证明该刊终止时间“是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左右。比定论所说的‘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晚了整整十个月”。这个时间恰好能与1906年11月1日创刊的《月月小说》相接续，可见汪庆祺并未吹牛。其实，更早一些，在1906年11月30的《月月小说》第2期上，已刊出过一则汪庆祺署名的《本社紧要广告》：本社所聘总撰述南海吴趼人先生、总译述上海周桂笙先生，皆现今小说界、翻译界中上上人物，文名藉甚，卓然巨子。曩者日本横滨《新小说》报中所刊名著，大半皆出二君之手，阅者莫不欢迎。兹横滨《新小说》业已停刊，凡爱读佳小说者，闻之当亦为之怅怅然不乐也。继起而重振之，此其责，舍本社同人其谁与归? 爰商之二君，自三号以后，当逐渐增多自撰自译之稿，以餍读者诸君之雅。考虑到《新小说》自第8号起，吴趼人即在该刊大量发表作品，诸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电术奇谈》、《痛史》、《新笑史》等各类小说全面铺开，立刻跃升为杂志第一作者，周桂笙的译作也差不多是每期必见；因此，无论是因二人出走而造成《新小说》停刊，抑或是由于《新小说》计划停刊而二人移席别就，总之，没有了吴趼人与周桂笙的《新小说》原本难以撑持。而这中间的细节原委，也是经由广告透露出来。此外，报刊广告在考察近代稿费制度的逐步建立、由稿酬标准所体现出的文类等级变化以及小说分类的出现与依据等诸多方面，都堪称大有可为。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就此作过探讨，成果可观，此处不再详言。总而言之，报刊广告是一块有待有心人开发的富矿，其在文学史以外的利用价值更是多多。竹头木屑也可派上大用场，这里需要的是发现的眼光。夏晓虹：晚清报刊广告的文学史意义来源：2008年12月第4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本文为作者2008年6月13日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举办的“文学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我给你的不是直接的答案，但你可以从这边论述详细的论文中总结出想要的答案，这对你学习也是一种帮助。
检点一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小说的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无疑是文学史图像中最抢眼的景观。而八十年代以来，力求打通近、现、当代的时段划分，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把握的新思路的建立，则使“回到晚清”成为具有合理性的历史叙述方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热心穿越“五四”的边界，到受冷落多年的晚清寻找新文学的源头，并确实收获甚丰。研究者已经发现并论证，小说观念的改变、创作的繁荣，均始自晚清。这当然主要是以文学创作的主体文人社群为考察对象得出的结论。在这一场文学变革中，“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说法的流行起了重要的作用。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忽而身价百倍，竟然在文学殿堂中高踞第一把交椅。小说写作也成了名利双收的事业，赢得众多知识者的青睐。 晚清小说的兴盛肇端于梁启超的倡导，是当事人提供的一个重要证词。而其描状小说创作与翻译的繁盛景况，虽穷形尽态，却无夸张失实。不过，那毕竟只是同时代人的感性记述，尚不足以作为精确研究的依据。小说林社的主将徐念慈倒是有心人，曾经调查一九○七年的小说出版情况，制成一表，统计所得，为一百二十二本。但此乃徐氏“以一人耳目所及”(《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不免漏略；且仅止一年，无法涵盖全体，晚清小说的总数仍不可知。最早致力于晚清小说研究的阿英，资料收集既富，并尝编纂《晚清戏曲小说目》，所言应最具权威。他对晚清小说的保守估计是，“到现在我们还能知道的印成单行本的小说，至少在两千种以上”。他很看重这个基数，认为：“这是我们研究晚清小说应有的一个基本概念。”(《略谈晚清小说》)这已经较其一九三七年刊行的《晚清小说史》估量的数字，“至少在一千五百种以上”高了许多。不消说，数目的增长标示着研究的深入。 作为文学史家，阿英自是言必有据。可惜，一九六三年，当他重新估计晚清小说单行本数量以后，未能有机会再次修订初版于一九五四年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假如根据一九五七年增订本计算，其中的《晚清小说目》所收录的创作与翻译作品，共有一千一百零七种，离两千种之数尚相距遥远。这不禁让我们慨叹，用心之专、用功之勤如阿英者，以一人之力，欲厘清晚清小说总量，亦有所不及，则此项工作之艰难可想而知。当然，由于“文革”这样的突发事件，打断了研究的进程，使阿英终于无法将原目增补完备，也令人备感遗憾。 正当国内研究中断之际，远在日本的樽本照雄先生却选定晚清小说研究作为毕生事业。不仅个人专心致志，而且有鉴于研究对象的庞杂、研究者的分散，立意创办专门的学术刊物，以集结力量，集中展示学界的最新成果。一九七七年十月，取名为《清末小说研究》(第八号起改名《清末小说》)的年刊创刊号出版。在《编者手记》中，樽本先生明确地界定了刊物的性质：“本刊发行的目的有二：其一，是为我们这些清末小说的研究者提供发表文章的园地；其二，是包括了基本资料的整理。”起初，杂志的作者尚限于日本一隅；而从第三号开始，中国学者亦加入其中，并且，撰稿人的范围不断扩大，以致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稿件传来，使这本刊物真正具有了国际性。至今，《清末小说》已出满二十期。此外，与之相配套，《清末小说特别通讯》(《清末小说きまぐれ通信》，不定期)与《清末小说通讯》(《清末小说ガグ》，季刊)也先后面世。前者始行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共出五十期；后者接踵而至，改为定时出版，篇幅扩充，自一九八六年八月发刊，今年一月印行的已是第四十八期。与《清末小说》之刊载长篇论文、考证、辑佚及资料编目相区别，通讯类简报多半以短论、会议报导、资料发现及考证、书评、近期研究目录(包括大陆、港、台与日本、韩国)为主。这些刊物虽然均署作“清末小说研究会”的出版物，而实为樽本照雄先生一人包办，从约稿、编辑、排版一直到邮寄，无不如此。二十年来，一以贯之，尤为难能可贵。台湾学者魏仲佑评论樽本，称“其对清末小说之研究用心之苦，付出力量之多，研究之勤劳当今世上不做第二人想”(《清末小说的研究在日本》)，确为中肯之言。 凡自认为有研究能力的学者，总愿意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个人的著述，而尽量减少分身之务。樽本照雄先生却不然，在频频发表论文，并结集出版了《清末小说闲谈》(一九八三年)与《清末小说论集》(一九九二年)的同时，不但肯以一己之财力支撑两种刊物，而且乐意在“为他人作嫁衣裳”一类的事务上大力投入，亦属难得。编杂志一节已见其精神，编资料在他也是当仁不让。 不言而喻，基本资料的掌握为任何研究的基础。在进入某一专题时，研究者总是希望有相关的工具书可以查阅，以发现线索，因为无论如何博览，一人所见终归有限。因而，工具书的相对齐备，也可视为衡量学科发展水平的一项指标。不过，编纂提供基本资料的工具书，费时费力，也不易讨好，遗漏、错讹在所难免。何况，资料公开，方便了众人，个人便不再享有独得之秘的专利，或竟有益于人而不利于己，身在其中的研究者未必无所顾虑。辛辛苦苦得到的材料、考证的结果，别人随意引用，却连注释也不加一个，这在学界并非罕见。有此种种考虑，资料类工具书于是成为千呼万唤而少有作者的学术工程，我们毕竟还生活在需要计算投入与产出比值的经济社会里。晚清小说目录的长期无人续修，也可于此中得到解释。 因而，当我看到樽本照雄先生独力编成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一巨册时，既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者汗颜，又为学界从此拥有了一本可资参考的工具书而庆幸。樽本作此书，可谓数十年磨一剑。初版刊行于一九八八年三月，经十年之积累，一九九七年十月，又出版了修订本《(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在该编新序中，樽本照雄先生明确地将一九○二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作为划时代的界标，因此，前后两本目录均以一九○二—一九一八年间发表的小说为主。把清末与民初小说视作一个整体，符合历史的实际，也反映了目前学界的体认。自从梁启超在《新小说》第一号刊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倡“小说界革命”，众多文人学者跻身小说家之列，翻译、创作如火如荼，一如吴趼人所描述。而民初小说的日益商业化，看似与清末的政治化殊途，实则仍有内在联系。梁氏为论证小说有益于社会革新而提出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在提升小说等级、用作启蒙工具的同时，也使小说的著译与出版成为有利可图的行当。辛亥革命后，帝制推翻，民国建立，小说作者原有的政治激情消解，写作与翻译的娱乐性普遍加强，出版的商业色彩于是更加凸显。以致一九一五年，梁启超总结十余年来的创作历程时，竟厉斥“小说界革命”的产物“新小说”为害社会：“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此“新小说”并未达致梁氏当年的期望而走向堕落，虽令其痛心，而将“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这游戏文的“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指认为“新小说”之流亚(《告小说家》)，却并不含糊。据此，清末与民初小说原是一脉相承，在当事人已认作自然的事实，尽管评价可以有高低。而将民初纳入视野，则使《(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在小说类工具书中独树一帜，比之此前问世的《晚清小说目》(阿英)、《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提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之截止于一九一一年的时限，又加拓展，有补阙之功。 若就编辑体例而言，樽本照雄之小说目录与阿英的最大不同处，在于兼收杂志上发表的短篇。为适应社会的多样需求，近代报刊除连载情节曲折的长篇说部“放长线，钓大鱼”，以招徕读者、扩大销量外，也推出一次刊毕的短篇小说，慰藉急于知晓“后事如何”、不耐烦总是等待“下回分解”的看客。见于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申报》(该报创刊于同年四月三十日)上的《一睡七十年》，即属早期此类作品中的一例。短篇小说于是脱颖而出，在清末民初的报章中地位日形重要。阿英的《晚清小说目》虽也收录短篇小说集，毕竟数量微少，如初版《晚清小说目》收创作四百六十二部，其中注明为短篇集的不足十种，自不能反映其时小说写作的全貌。作为书籍流通的小说与报刊登载的作品原有不同的读者期待。近代短篇小说情节简单，多半经不起反复阅读，不能满足一卷在手、过瘾解闷的大众需要，短篇之不见好于小说书局，确有其特殊的理由。但如果据此得出短篇小说在近代创作萧条的结论，则是明显地以偏概全。有鉴于此，《(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主要借助上海图书馆编纂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大量录入初次发表于杂志的短篇小说，便使此编资料更为齐备，利用价值更高。而编目数量之所以达到一万六千零一十四件之巨，也与此一编辑方法大有关系。 在卷首《本书的使用方法》一文中，樽本照雄先生开列出的参考文献计达一百五十五种。在如此丰厚的基础上成书，因采集众长而一枝独秀，其优胜地位自是十分明显。而依靠广取博观，及时吸纳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则是《(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得以处于学科前沿的保证。研究近代、尤其是晚清小说，最常发生的困惑，便是作者真实身份的确认。大部分作品在发表时，所署均为笔名，尤以创作为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是沿袭旧习，仿古代文人“游戏笔墨”之意，以作小说为“小道”，不肯现出真身；或是抱深忧，怀大志，嘲讽世相，痛言改革，以致鼓吹革命，“笔无藏锋”，恐怕招来麻烦，落入牢狱，不得不隐去真名。更有一种特殊的情况，男性作者在涉及妇女题材的写作时，为酿造感同身受的亲切氛围，也乐于托名女士，令人不辨雄雌。而这些泛滥成灾的化名，无异为今日的研读设置了重重障碍。因无法判定作者姓甚名谁，是男是女，缺乏最基本的相关资料，研究工作往往会陷入迷途。特别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盛行的时代，考证作者更成为立论的基础。因而，辨明作者作为晚清小说考证的要项，一向受到研究界重视。不过，由于线索散漫，资料湮没，考求需要耐心与敏感，有所发现实属不易。郭长海可谓此道中具备硬功夫的少数学者之一。他从报刊文献人手，仔细爬梳，屡有收获。如自《新闻报》、《申报》的广告与诗作中考察出，第一部长篇翻译小说《昕夕闲谈》的译者“蠡勺居士”本名蒋子让，重译者“藜床卧读生”为管斯骏；晚清重要的“社会小说”《黄绣球》的作者“颐琐”真名为汤宝荣，评点者“二我”乃陈其渊。又如，供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马泰来先生，以考证“林译小说”原本而见重于国内近代文学研究界。其所撰《林纾翻译作品原著补考》发表在《清末小说》第十六号，新勾稽出《天囚忏悔录》、《柔乡述险》、《怪董》、《俄宫秘史》、《九原可作》等六部林译原本。这些九十年代的考证成果，也很快纳入新编的小说目录中。 而我以为，《(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最可取处，在于其大量著录了翻译小说的日文原本情况。借途日本，学习西方，是近代中国寻求现代化的特殊之路。加之，中日两国有所谓“同文之便”，也加固了日本作为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小说翻译也不例外，晚清有中译本的日文小说数量空前绝后，译者争相角逐。即便是西方小说，此时也往往经由日本，转译为中文。已有的工具书，于注明译本源流上多有欠缺。在中国学界，为力所不及，情有可原。而唯一一本由香港与日本学者合作编纂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实藤惠秀监修、谭汝廉主编、小川博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年)，虽对此缺失有所弥补，但因两地资料有限，所录晚清著作，不少均未能标明具体出版年代，更大的遗憾，则是日文原作多半查无出处。应该说，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如在发刊之初的《清末小说研究》连载《清末侦探小说史稿》的中村忠行先生，即于此用力甚勤。身处当年文学传送站的日本，樽本照雄先生也自觉对澄清此段历史因缘责无旁贷。在占有地利优势之外，他更以自身坚实的研究功底，使这一工作日趋完善。由于汇聚了日本学者抉发考稽的大批日方原著版本，该编因而在资料翔实方面远远突过前人，领先学界。 不妨略举数例，以作说明。初刊于一九○二年《新小说》杂志的《二勇少年》，阿英《晚清小说目》列入“创作之部”；《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已知其误，改正为“(日)樱井彦一郎(译)；南野浣白子(重译述)”，所注刊本为上海广智书局一九○五年版；《(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则将杂志与单行本一并录入，又开列出日文译作的版本：樱井鸥村译《世界冒险谭》第三编所收同名小说。再如署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的《(社会小说)巴黎繁华记》，《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失收，《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北京图书馆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置于“国别不明的文学作品”之列，樽本所编目录则详注出：原作为法国Fortune Du Boisgobey所著“Porte Close”，英译本名“The ClosedDoor”，日本黑岩泪香译作《玉手箱》，三友社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九日出版发行。而有关吴趼人(我佛山人)译述之《电术奇谈》的考证，尤能显示樽本先生的功力。此作首刊于《新小说》，署名一项所记颇繁复：日本菊池幽芳氏元著，东莞方庆周译述，我佛山人衍义。吴氏自承：“此书原译，仅得六回，且是文言。兹剖为二十四回，改用俗话，冀免翻译痕迹。”(《<电术奇谈>附记》)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据此断言：吴书“已非翻译性质”。樽本照雄先生经过仔细查考，发现了菊池幽芳的原作。这部发表于一八九七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大阪每日新闻》的报章连载小说，总共七十五回，原名《卖报人》(《新闻壳子》)；一九○○年，大阪堂又分前、后两编，刊行了该作单行本，而依照时间推算，方庆周应是据此本译出。经过认真比较，樽本判定，吴趼人之作虽有添改，但仍大体忠实于原著(见氏著《吴研人<电术奇谈>の方法》，《清末小说》第八号)。有此底蕴，目录中的相关注记自是确凿可信。 具备如许优点，《(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之为研治中国近代文学者必须参考的工具书，已不待言。而既为研究者的必读书，便当以精益求精的标准衡量之，于是尚觉此编有若干可商榷处，一并提出讨论。 关于著录体例，该编尽量收集了截止到一九九七年五月出版的各种清末民初小说版本，意在提供详备的资料；但由于除再版外，重排及影印本亦单独标目列出，便有眉目混淆之嫌，不利于准确把握此期小说生产的实况。如前些年使用一九八八年版《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时，虽知其收录近万件，却苦于统计确数之不易，曾发函求教于樽本先生本人，日后得其惠赐之《清末民初小说的种类》一文，已计算出一八四○—一九一八年的小说品种实收七千七百九十二，差额的数目，即大抵因重版而出。以新版为例，吴趼人的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屡经翻印，故著列有三十九条之多；苏曼殊行迹浪漫，多才多艺，二十年代以降，其书几度热销，《断鸿零雁记》因占四十一目。二种固为特例，却可见分列之病。窃以为，目录的编排可以采取同项合并的办法，而依发表顺序排列报刊及各单行本的版次，系于该书目之下。如此，则能令人一目了然(顺便提及，各种《苏曼殊全集》也可不必再单独列目)。自然，因书商的贪图赢利或作者的流亡身份、内容的涉及时忌，同书异名者亦时有发生，判定归属诚非易事。此则有待众多研究者的努力，而不能专责于樽本先生。 与体例相关的，还有对“小说”的定义。晚清的“小说”概念包含甚广，戏曲、弹词亦在其内，内涵大体与叙事类文学相等。梁启超等人作《小说丛话》，即起因于梁氏撰写的十余条读《桃花扇》笔记；李伯元编《庚子国变弹词》，也自称所用为“小说体裁”。(《庚子国变弹词·例言》)二者在分类日趋精细的今日，已剔除于小说之外。而《(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既著录了《庚子国变弹词》，也列载出赢宗季女的《六月霜》与觉佛的《女英雄传奇》(均见于阿英所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等，却又并未将其时行世的弹词与戏曲尽数收入，不免显得体例不一。 此外，也有个别非叙事类作品掺杂其中。如梁启超节录的《松阴文钞》，乃日本幕末时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吉田松阴的汉文选；金一所著《女界钟》(目录中未注出作者及版本)，为晚清阐发女权理论的代表作；人尹郎编辑的《徐锡麟》，系汇集当年报纸刊载的徐锡麟一案有关报导、供词等而成。之所以误收小说目录中，推想缘由，或因沿袭前人之说，《徐锡麟》与《六月霜》二书，《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便已录入；或因其人也作过小说，李伯元、梁启超、金一即属此列，故牵连而及。又有传记杂人的情况，像武林印刷所印行、未题撰人的《女豪杰》，实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传记”栏发表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的翻印本，似应除外。此目亦因《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提要》收录在先而致误。 另有《女子救国美谈》一种也值得一说。此书在编目中分置两项，《女子救国美谈》项下注为“热诚爱国人编”，《贞德传》项下作者写明为“冯自由”，又有一参照目列出《女子救国美谈》一名《贞德传》，而前者标作翻译作品，后者则为创作，显然视为不相干的两本书。实则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所言，《贞德传》作者即冯氏本人，初刊于庚子即一九○○年。该书“又名《女子救国美谈》，系章回本小说，由《开智录》逐期登出。只刊全书四分之一，而《开智录》停刊，在上海有单行本”。因而，编目应将其合为一种，仍当归人创作类。 而以近代出版物数量之巨，凭个人之力，实难遍览无遗。间有差错，本可谅解；偶然漏失，也属正常。即如成都昌福公司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松岗小史》，便未见录载。此书为一长达三百七十页、四十回的创作小说，安素《读<松岗小史>所感》对其赞誉备至，许以“是最妙之政治小说”，“最妙之立志小说”，“最妙之家庭小说”，“最妙之军事小说”，“最妙之教育小说”，“最妙讽劝社会之小说”，“最妙之言情小说”，“最妙之实业小说”，“最妙之历史小说”。作者自署“觉奴”，据吴虞所撰序文，可知其本名刘长述。八十年代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时，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一见。 目录书欲求完善，原赖众力，故亦奉献一得之见，以答谢樽本照雄先生求全责备之诚。 一九九八年二月六日于京北西三旗 (《(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樽本照雄编，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一九九七年十月版)
1．二次文献是（ A ） A．检索性工具书 B 参考性工具书 按结构原理划分,主题语言以可细分为( abcd ) A 标题词语言 B 单元词语言 C 关键词语言 D 叙词语言 按文献的出版形式划分,以下( abcdefghi )是特种文献。 科技报告 会议文献 专利文献 学位论文 标准文献 政府出版物产品说明书 技术档案 i．手册4．三次文献包括（ ac ） A 年鉴 B 手册 C 百科全书 D 辞书5． 在INSPEC光盘数据库中,逻辑非的表达方式是( ab )A not B - C and not6．常用的计算机信息检索技术有哪些？( abcd )A．布尔逻辑 B截词技术 C位置算符 D字段限制7．书目数据库主要提供的是（ b） A 一次文献 B二次文献 C三次文献 D零次文献手册的基本特点是（ ad ） A侧重揭示文献内部特征 B内容新颖，连续出版 C著录内容标明出处 D所收资料侧重基础知识，注重实用性 年鉴的基本特征是( abcd )A信息密集 B连续出版 C材料准确 D内容新颖10．利用选定的检索工具由近及远地逐年查找，直到查到所需文献为止的检索方法是（ A ） A倒查法 B顺查法 C追溯法 D抽查法查本学科重要专业期刊的最佳工具书是（ d ） A《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 B《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C《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 D《中国期刊大全》
foreign policy 是经典~觉得那个不错。。。现代国际关系好像那个英文版的发行的挺少的，我在学校图书馆都没找到。。。。
《现代国际关系》(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中央级综合性学术月刊，每月20日出版。1981年10月创刊，1986年定为季刊，1992年改为双月刊，1993年起始为月刊。1992年以来，连续三次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列为外交和国际关系类、国际经济类核心期刊，在外交和国际关系类中一直名列前茅，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2002年荣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成为此届国家期刊奖三个等级奖项中唯一一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类获奖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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