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悠久，珍贵古籍灿若星河，但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近百年，由于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外国的劫掠等原因，古籍遭受巨大损失。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采取多种措施积极进行保护，为以后古籍的保护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古籍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认识水平、管理漏洞以及有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等诸多原因，使许多珍贵的古籍被破坏、散佚甚至卖到国外，这是国家与民族的重大损失，针对当时的情况党和政府在1949-1957年间曾采取了多种积极保护措施。1、党和国家对古籍保护的政策指导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军政委员会、地方人民委员会等部门都曾发布政令、通告、指示，制定条例、办法等为古籍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导。1、保护古籍图书，避免古籍散佚、毁坏的政策1、规定古籍的范围，并要求对古籍进行认真保护、保管1951年5月5日，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下达保护文物的补充指示，其中第五点：“图书：古版及各种珍贵版本、孤本、绝本、抄本、金石拓本与不常见书籍、碑版、图书版片、简牍、档案、志书、年检、佛经、名人书法、墨迹等应负责征集，妥为保护与保管[1]。”1951年8月西南区制定《西南区土地改革期间保护民族文物暂行条例》，将报刊、杂志、图书档案均列入必须严密加以保护的范围[1]。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关于古籍、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方法》[1]。1951年9月1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向各地发出《关于健全各级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加强保护历史文物图书手迹的通知》[1]。1951年11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通告，指出：“历史文物包括古代金石、碑帖、书籍、字画……应很好地收集保管。”1951年，川西人民行政公署第17次行政会议通过《川西区保护历代古籍文物暂行办法》第四条指出：“各种珍贵版、孤本、绝本、抄本与不常见之书籍……近代具有价值之中外图书、仪器、报章、杂志、图表，均应妥为保管，不得毁损[1]。”1956年，四川省文化局指示各地“注意保护古旧图书资料”(以文社〈56〉第210号文件发出)。2、禁止将古旧书籍作为造纸原料1951年3月28日，中南军政委员会通令中指出“造纸纸浆工厂、作坊今后不得再行收购古书故纸为造纸原料，否则以破坏民族文物论处”[1]。1951年12月，为了加强古旧图书的搜集与保护工作，中央文化部和轻工业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用旧版书做纸浆材料的指示》[1]。3、避免珍贵古籍散佚1950年12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通知西南各省人民政府在减租退押时期应注意部分地主借口完成这一任务，将其所藏古书、字画贱价出售，分散破坏的行为[1]。1951年1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通令各级人民政府密切注意查禁将有历史价值之文物、图书、碑板任意破坏，零散出售，以及各寺庙僧道退押，售卖庙中各种宝贵经典[1]。1955年湖北人民委员会为保护图书文物，防治散佚损坏，向各市县发出通知，指出“土改中没收地主之书籍文物，均为国家财产……为各机关团体收藏者需进行一次清理登记，防止散佚损坏”[1]。4、禁止珍贵古籍流向国外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1]。1951年6月，文化部颁布关于“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对一些图书要经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才能运往国外展览、交换、赠予，发给准许执照者准许出口
建国初期国家古籍文献保护研究建国后,各地纷纷搜集古籍文献,避免其散落、遗失。如:1956年7月内蒙古人民委员会颁发了蒙文社梁字第160号《关于征
《蔡和森毛泽东建党通信》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向井冈山转移，与毛泽东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鉴于革命斗争形势不断加剧，红四军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1929年，在红四军的英勇战斗下，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相继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吸收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员，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革命队伍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党和军队关系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1929年4月，毛泽东收到来自中央的“二月来信”，信中对在农村割据中红四军的前途较为悲观，并要求红四军在大敌当前时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转入民间。针对“二月来信”，毛泽东愤怒地说：瞎搞，不切实际的指挥。这是要把这支部队葬送掉。我不离开！拿轿子抬我也不走！鉴于当时革命斗争的严峻形势，红四军内部并未形成清晰统一的思想认识和觉悟。因此，毛泽东感到加强党和军队思想建设必须提上日程。1929年8月下旬，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8月29日政治局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经过1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一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实质。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更加扎实地把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二要迅速兴起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热潮。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我们要按照学明白、想明白、说明白、做明白的要求，迅速兴起学习宣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三要紧密联系实际，切实抓好各项工作。办好事情的关键在于党，关键在广大党员干部。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努力推动好各项工作。
公开发表的就可以，但要注明出处
本人在做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方面的课题研究，有意可以探讨一下！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向井冈山转移，与毛泽东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鉴于革命斗争形势不断加剧，红四军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1929年，在红四军的英勇战斗下，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相继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吸收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员，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革命队伍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党和军队关系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1929年4月，毛泽东收到来自中央的“二月来信”，信中对在农村割据中红四军的前途较为悲观，并要求红四军在大敌当前时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转入民间。针对“二月来信”，毛泽东愤怒地说：瞎搞，不切实际的指挥。这是要把这支部队葬送掉。我不离开！拿轿子抬我也不走！鉴于当时革命斗争的严峻形势，红四军内部并未形成清晰统一的思想认识和觉悟。因此，毛泽东感到加强党和军队思想建设必须提上日程。1929年8月下旬，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8月29日政治局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经过1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伟大领袖的著作，以及研究伟大领袖的著作，历届党代会形成的文件，党史，党章等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蔡和森毛泽东建党通信》
庆祝建党90周年资料：建党历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 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继失败了。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发展到200万人左右。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共产主义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建党思想，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各地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 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维经斯基回国不久，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 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蔡和森毛泽东建党通信》
百度百科目录词条推荐关于中国革命的四篇经典文献导读《关于中国革命的四篇经典文献导读》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图书。书名关于中国革命的四篇经典文献导读ISBN9787503562518页数130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1-01快速导航目录 作者简介内容简介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些重要举措毋庸置疑都彰显了党的历史上形成的政治传统，蕴藏于经典文献中的光辉思想至今仍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才溪乡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写下的重要著作，其中的理论思想和对中国问题的初探，都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持续广泛的影响。[1]目录引言 第一章《古田会议决议》导读 一、党的建设相关问题 二、加强军队政治工作 第二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导读 一、革命的首要问题 二、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 三、工农武装割据 第三章《才溪乡调查》导读 一、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 一、发展合作社经济 二、扩大红军力量 第四章《反对本本主义》导读 一、对调查工作的理论总结 二、调查研究及其方法 三、刨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后记作者简介徐浩然，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理论、国家与社会治理。先后出版专著《解读中国民主》《人民国家——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改造我们的世界：从闽两苏维埃运动看中国道路的历史经验》，参与编写《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永葆朝气》等图书10余部。[1]参考资料[1] 关于中国革命的四篇经典文献导读．京东 [引用日期2020-04-28
《蔡和森毛泽东建党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