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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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孔子几十年的工作，他亲手完成了六种古籍的整理和编纂。(一)《诗》：后称《诗经》，包括“颂”(周、鲁、宋的宗庙祭祀乐歌)、“雅”(贵族创作的歌诗)、“风”(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歌诗)，编集了距今两千五百年至三千年之间的歌诗共305篇。这是中国由口头文学转化为书写文学的第一部诗集，被称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与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并称世界古代三大文学名著。孔子不但对这本诗集的歌诗进行收集、整理、校勘，还进行正乐(校正音律)和语言规范化的处理。《论语》中有他教学生读《诗》以及他用《诗》和讲《诗》的记录。(二)《书》：即《尚书》，又称《书经》，是夏、商、周三代历史档案文献。《尚书》就是上古的书，上起尧舜，止至东周，是中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记录了距今四千年到两千六百年间的若干政事活动，涉及政治、军事、哲学、宗教、法律、地理、历法等诸多领域，是研究古史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资料。据《纬书》说，《尚书》原有3240篇，经孔子辑佚整理，得120篇；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时还有100篇，经魏晋南北朝又有散佚，现仅传58篇，包括《虞书》5篇、《夏书》4篇、《商书》17篇、《周书》32篇。(三)《易》：即《周易》。原本是卜筮用书，但它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也有许多社会史料和文学资料。孔子不迷信鬼神，也从不占卜。他五十岁时钻研《周易》，发现了它的哲学价值。《论语述而》第十七章记录：“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读《易》曾“韦编三绝”。据说，他为讲解《易》，写了《周易大传》，发掘《易》的哲学内涵，孔子是第一位把《易》作为哲学来读、来讲的学者，从而确定了这部文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四)《礼》：又称《礼经》，实际指《仪礼》17篇。(后来“十三经”中的三《礼》，指《仪礼》、《周礼》、《礼记》。《周礼》是战国人编的，《礼记》是汉代人编的礼学论文集。)这17篇，全是周代礼仪的详细记录，记录婚、冠、丧、祭等礼节仪式的过程及其具体安排，其中保留了我们民族原始礼仪的若干成分。《仪礼》是孔门弟子从事司礼活动的依据，其中若干成分一直沿袭到现代的礼俗活动之中。(五)《乐》：又称《乐经》。孔子特别爱好音乐，也精通音律。他认为音乐的功用是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情感。如何运用音乐，既关系人的意志，也影响社会风气和国运兴衰，所以他推重一些乐曲，也坚决反对一些乐曲。《乐经》是他推崇的乐曲的曲谱，也有一部分理论说明文字。到汉代时，《乐经》已经失传。(六)《春秋》：《春秋》本来是鲁国历代史官逐年逐月大事记的名称，孔子依据鲁国的史记，参考其他国的史册，以鲁国纪年及十二公年次为序，进行整理修纂，记载了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共242年间各国史事1800多条。因为孔子编著的这本书，中国历史分期便把这个时期称为春秋时期。孔子将其作为教学用书，就是当时的近代史教材。它用的鲁国纪元，记的是这一历史大变革时期的各国之事，书中记的都是原始记录，经后人考证，所记的天象一一符合现代的科学推算，再验证出土文物和他国史书，记事可作为可信的历史资料。孔子编修《春秋》，并非只是抄集各国的史官记事，也非单纯记述史事，而是“以述代作”，在记述中表现出他的政治主张。司马迁《史记》说：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后人把书中表现的政治思想，称为“春秋大义”；把他一字不苟、字寓褒贬的严谨笔法，称为“春秋笔法”；《春秋》的义理和笔法，都对后世影响深远。《春秋》文字简约，最长的一条记事，也只有23字，读《春秋》必须有“传”、“记”作解释和补充，才能够明了。通行的传记有《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后世将经和传合编，《春秋》三传均列入“十三经”。学者孔丘整理编修以上六种古籍，为中华民族保存了珍贵的上古文献，而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成绩巨大的古文献整理专家。教师孔丘用这种教材教授学生，用《诗》作文学和语言教材，用《书》作政治教材，用《易》作哲学教材，用《礼》作礼仪教材，用《乐》作音乐教材，用《春秋》作近代史教材。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辑佚学是中国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与校勘学、注释（传注、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等属同位类、同性质的学科。古籍辑佚历史悠久，但是辑佚问题受到学术研究者的关注，把其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加以研究总结则始于本世纪初，把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理性探讨和学科构建，则是近十余年间的事情。辑佚学研究恰好与20世纪相伴而生，历时百年，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已基本形成，是20世纪中国古文献学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1）根据文献内容的特点进行归类，对其做专类研究，所见如《谶纬的散佚和明清时期的辑佚》是也。此类研究的论文还太少，可作的文章还很多，如经注、小学、霸史、别传、地理、农书、医书、传奇小说、诗话等类型佚书及其辑本的综合性研究。（2）根据文献佚书遗的特点——亡佚、缺佚、脱佚、漏佚、散佚、佚书目等类型，对其做专类研究。此类的切题论文尚未有见，基本属于空白。（3）根据辑本整理形式上的特征——辑编性、辑存性、辑复性、辑证性、辑增性、辑合性等类型，对其做专类研究。_html~type=v5_one&label=rela_nextarticle
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 ）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4]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 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 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1,p9]。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1,p9]而后在这些初始元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
辑佚学是中国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与校勘学、注释（传注、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等属同位类、同性质的学科。
就是无才或者是江郎才尽的文人翻草纸堆里的稗官野史，偶有所得并欣喜若狂自称孤寡,再著书立说且能迎合群众猎奇心态的一种东西
您好，我是历史文献学专业的硕士，学的是秦汉简牍。不好就业，主要都当老师考公务员，考博士了。学科也很枯燥，需要下大工夫。学了这个专业 要做好思想准备
高亨先生一生在教书和研究的岁月中，时刻与读书、写书相辅相行。从少年时代起，他就要求自己不但要读得多，而且要读得精，读得仔细认真。在治学上，他注重实事求是，从来一丝不苟。对于历代旧说，博览众家，不拘守一派，自己写出论文或专书，无不有根有据有经有纬，力求有所创见。坚持以文字的形音义及考据作为基础，来阐明发挥古代文化典籍的意蕴，走出了自己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途径。他博通经子，淹贯众家。每作议论文章，必从实质问题探索底蕴，借助文字声韵之学，论列是非，字斟句酌，古朴省净。故能言之有据，令人叹服。高亨先生毕生致力于“三书”，日孜孜不倦，常兀兀以穷年，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从研究《说文》入手，逐步研究金石甲骨文字，用了十数年的功力，写成《金石甲骨文字通笺》，稿本装订为十四册，凡几十万字，这是一部有助于研究中国古文字学的参考书，不幸在抗战时期丢失，至今未能寻回。结合教学的需要，他最先致力于先秦诸子的研究，特别是《老子》一书，他对于其中字句的训释，思想的分析，以及老子生平事迹的考索，俱臻精到，为世所珍。以后又转入对《周易》、《诗经》、《尚书》三部古经的研究。由于《诗经》中“雅、颂”部分难点最多，阻力最大，高亨惟恐中国古典文化精华无人继承，故不辞劳苦深入浅出地介绍给青年一代，完成了《诗经选注》、《诗经今注》。攻罢《诗经》，便攻《周易》，他在《周易》的研究上下功夫最多。《周易》是一部中国最难懂的古代典籍，其中有象数之说，带有神秘色彩，没有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熟练的文字学功夫，很难会通全书。高亨勇于负重，知难而进，常说：“我不攻此难关，将留给谁?”故宵衣旰食，一意攻坚，义无反顾。终以十年之功，打破重重困难，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周易古经》及《周易大传》进行考释与论述，写出了解析《周易》专书四种，把《周易》的研究构建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上，端正了研究方向。此外，他还有《楚辞选》、《上古神话》、《文字形义学概论》、《古字通辞典》等一些著作及论文。他在中国古籍文献的整理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高亨先生教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每课前都写成详细的讲稿，堂上声调爽朗，语言稳重，字字句句都能送入学生之耳。讲解清晰，深入浅出，虽文辞古奥哲理深邃的先秦经典诸子之文，一经他的讲解分析，取譬论证，便可使学生精力集中，久不疲倦。他一贯教书育人，以身作则，言行正直，不同流俗。凡受过他的教育的，都能感到在学问人品双方所给予的深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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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图书馆 访问入口：《中国基本古籍库》(全文网络版) （校内服务器，无需登录出校）(自己百度，给你地址是跳出的，会被贴吧屏蔽) 简要介绍：《中国基本古籍库》是综合性大型古籍数据库，共收录自先秦至民国（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20世纪初）历代典籍及各学科基本文献1万种、16万余卷，选用版本12,500个、20万余卷。每种典籍均制成数码全文，并附所据版本及其它重要版本之原版影像。合计全文17亿字、影像1千万页，数据总量约320G。其收录范围涵盖全部中国历史与文化，是世界目前最大的中文数字出版物，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代典籍总汇。 利用《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系统，用户可通过多个检索路径进行全方位的快速海量检索，完成校勘、标注、分类、版面调整、编辑、拷贝、打印等多项数字化古籍整理作业。 特别提示： 下载与安装客户端安装程序： 用户在首次使用时需安装 客户端软件。 方法是：下载后解压缩、安装，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点击桌面上的客户端应用程序，输入用户名称和密码即可使用。 用户名称：thlib 密码：thlib 服务器IP地址：208 《中国基本古籍库》当前只有5个并发用户数，请检索后尽快退出，以便其他用户登录。 适用于中、英、日、韩等多语种Windows2000/2003/XP/Vista/2008/Windows7操作系统。要求1024×768×16以上显示模式。 在使用过程中可以点击“帮助”了解各功能的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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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用的notefirst，但感觉一般，后来改成了EN和NE，现在两个一起用，挺好用的
（1）首先，学习古典文献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整理古籍，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着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是一项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最起码的一点是，灿烂的中华文化可以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这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因此，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更多的人能看懂。（2）其次，学习古典文献学是专业学习的需要。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古代历史和哲学的人来说，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重要的必修课，是为专业课的学习服务的一门基础课。由于在学习中要涉及大量的文献典籍，因此，有必要学习和掌握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以便使自己在学习中能顺利地找到材料，正确地运用材料，进而分析批判材料，得出科学的结论。总之，系统地学习和掌握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知识，才能为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在科学研究中有所成就。
有把锈针漫与人——学习古文献的一点体会 ---------摘自韩山书院 说实话，论坛里藏龙卧虎，谈这个话题，只会献丑，不过也是自己的浅显心得，就当是抛砖引玉吧，希望对初学者，有些许启发。学习古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选择了一条寂寞而艰难的路，具体不用我多说，所以，如果真的有强烈的兴趣，那就耐住寂寞，艰难地走，如果没有多少兴趣，还是趁早放弃。先说些我认为学习古文献的基础。首先是要有一些古籍阅读能力，通文字音韵训诂。谁也不能说自己掌握得多好，不过基本的一些，还是要懂，否则无法进行下去。学习的方法，无非多读，多看。具体说：1、会一些篆文。甲骨文之类的，太专业，就算了。但得识一些篆文，因为藏书印之类的，篆文多。方法：看《说文解字》，不能通读的话，看五百四十部首也行。2、会一些草书。许多材料，是稿本、钞本，用草书、行书写成，有些刻印的书，序跋之类的，也是行书、草书。不识一些草书，无法阅读。学习方法：找本《草书千字文》，或孙过庭《书谱》。多看。3、会一些俗字，敦煌卷子固然有很多俗字，许多世俗材料也有俗字，钞本、稿本也有俗字，许多刻印的书，也有俗字。不误俗字，有的书就读不下去。方法：《干禄字书》、《龙龛手镜》、《碑别字新编》或黄征老师的《敦煌俗字典》等。其次，要会查工具书。可以看一看《文史工具书举要》之类的，介绍文史工具书使用法，不仅要学会，更要时时用。要知道有哪些工具书，什么情况下，可以去查哪个工具书，如何去查。具体的，就不用多说了。我常常看到有些朋友，有个什么问题，到处问人，不得其解。其实只要知道有应该查什么工具书，一检便得的。再次，要知道如何找材料。我要研究一个什么问题，得需要查哪些材料，心里得有数，这需要一些目录学的知识。然后是如何去查，像清人的集子，可以看《清人别集总目》之类，上面列有馆藏，可以到处跑跑。材料又分纸质材料、电子材料。有些材料，数典、龙腾、爱如生，包括我们韩山书院，能够下载，也就免得东奔西跑。具体的古文献研究，方向很多，千差万别，但我觉得有些基础的，应该掌握。我建议大家花半年到一年时间，做一个个案研究，即研究某一个作家或学者。不宜太著名的，二、三流的就可以了，主要是锻炼自己，不求出多少成果。可以做的工作很多：生平考、家世考、交游考、著述考、某一著作的版本考……然后尝试整理其著作，涉及到版本考察、校勘、标点等。然后可以作此人的年谱，辑录其佚文佚作、辑录生平资料、辑录评论资料、辑录交流唱和的诗词……经过这一轮的尝试，应该对古籍整理有了粗略的认识。以后看到别人一篇文章，也知道从哪些角度进行评价了。具体研究的方法，因人而异，因方向而异。我很惭愧，在南师大学习六年，没有很好的学到老师的方法，只是在瞎混，不过就自己所熟悉的，举三个例子：我导师赵生群教授，研究《史记》、《春秋》，《史记》一百三十卷，加上三家注，得有二百万字左右，据赵老师讲，他前后通读过几十遍，零星查找不算，所以我们课上提一个什么问题，他基本都能背出原文来，来龙去脉很清楚。这是需要花很多工夫的。但能够做到这样，就会精熟，许多问题就会浮出来，得到解决。每再读一遍，都会发现一些新问题的。当然，不仅仅是看《史记》一书，相关的《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汉书》……，也自然要熟悉。这是一条路子。黄征教授，研究敦煌语言文字，简单看，就是识字，但请不要小看这识字之术，许多敦煌学研究者，有的还是很著名的敦煌文学、敦煌文字的大家恰恰缺乏这一基本能力，因此误读原卷，在错误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错得就更加离奇，这种情况以前可谓广泛，现在也不少见。所以识别敦煌俗字，看似简单，其实是一门大学问，黄征老师又将这上升为理论，著述很多。具体方法我没有尝试过，所知道的大概是，多看原卷（不是去法国、英国看敦煌卷子，是指看图版，上古等出的几套，或者实在不行，《敦煌宝藏》也可将就），对照他人录文。最好是拿着《敦煌变文校注》，边读边核对原卷，一篇一篇读，注意其校注，这样大半本读下来，一般的俗字，就都认识了。如果无法找到原卷，那看黄老师《敦煌俗字典》，也可以，不过效果不如对原卷好，没有直观印象。坚持一年，就掌握了一个大概，再去看一些学者的敦煌学研究，就会发现真的是“讹火满纸”了。江庆柏教授，清代文献研究、四库学研究。江老师可以说是我见过最勤奋的老师，近年所出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清代进士题名录》，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肯定，可见先生扎实的学风和过硬的功力。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所收几万人，一一去图书馆查找原始资料，进行详细的考证，前后看过的资料，有数万种之多，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方法，让人钦佩，值得所有研究古文献的学习。说得有点乱，以后再整理修改，希望大家也多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者谈谈自己熟悉的学者治学的方法。
第一，高度切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实际。本书的初稿草创于1995年，12年来，编著者每年都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两个专业的研究生讲授该门课程，并在课堂讲授、师生讨论和课外作业的基础上，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反复修订。可以说，本书凝聚着编著者十多年的教学与研究的心得，也凝聚着十多届研究生的学习心得，是师生教学互动的产物。第二，充分体现编著者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想。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是以古籍整理与研究为基本对象的学科，而古籍整理与研究应该包括文献形态、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编纂、检索等相关的组成部分，由此构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因此古典文献形态学、古籍版本学、古籍校勘学、古籍目录学、古籍注释学、古籍考证学、古籍编纂学和古籍检索学等，便构成本书自成体系的结构内容。本书对上述各个学术板块的内容进行了科学的整合，使全书具有较为严整的逻辑体系和独特的理论色彩。书中将传统的辨伪学并入古籍考证学，辑佚学并人古籍编纂学，也体现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第三，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整体构架中偏重于文学文献学的内容。文献学在现有的学科体制中属于二级学科，设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称为“中国古典文献学”，设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称为“历史文献学”。虽然“文史不分家”，但在学科传统中，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还是有所区别的，前者侧重于语言文学文献，后者侧重于历史文献。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一直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两个二级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生基础课，在研究生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作为研究生学术入门的基础。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和需要，本书在讲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前提下，偏重于介绍文学文献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书中列举了大量的文学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实例。当然，本书所说的“文学”，不是指20世纪以来界定的“纯文学”，而是指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大文学”或“泛文学”，而这也是适合古典文献学自身的时代特征的。同时，遵照启功先生制定的基本方针，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也始终坚持以整理为基础，以研究为导引，古籍整理与古籍研究并重、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贯通、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结合的学术特色，这一点在本书的撰述中也有所体现。第四，重视传授具体而实用的研究方法，有意识地引导研究生进行科研实践。中国古典文献学既是一门理论课程，也是一门实践课程，正如王欣夫在《文献学讲义》开篇所说的：“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因此研究方法应该在这门课程中占据核心地位，并贯穿于教材的各个章节，成为教材的主干部分。比如版本鉴定、古籍校勘、目录编撰、诗文注释、史实考证等，本书大都加以较为详细的介绍，以期为研究生提供学术研究之梯航。而本书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相关理论的解析，也格外注重以实践为基础，以实践为对象，以具体而实用的实例作为理论的支撑。本书在每一节后还设计了一些“思考与练习”的题目，可供学生进行学术实践时参考、选择。